中国亲缘关系论文发表

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疏球人种的琅峤人。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某（此字打不出来）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一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始出现台湾的名称。进入17世纪之后，汉人在台湾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l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目前中国大陆已基本完成加入WTO的谈判，预计在今年11月份将正式加入WTO。按事先约定，台湾将随中国大陆之后入世。两岸先后加入WTO，将对两岸经贸交往带来更多有利因素，两岸应抓住这个契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进而促使两岸关系全面改善加强。 一、 加入WTO有利于两岸利用经济的互补性促进两岸产业的分工合作。 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经济上的互补性，源自于经济的差异性，即两岸在资金、资源、技术、人才、劳动力、市场、管理等经济要素方面有所差异，从而产生地域间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发挥这些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对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台湾是个地域和人口有限的海岛，岛内市场狭窄，经济上主要仰赖出口市场、祖国大陆十二亿人口的市场十分广阔，这二十多年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发展的潜力已经令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大企业瞩目、垂涎；台湾的电子、化工、机械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当的地位。电子工业中，计算机主机板、监视器、半导体芯片、扫描器、终端机、集线器等产品的产值居世界市场首位；笔记本电脑、集成块设计、集成块封装、CD——ROM、液晶显示器、绘图片、网路卡等产品的产值居世界市场第二位。化学工业中，聚酯丝、ARS树旨、PU人造革、热塑性弹性体等产品的产值居世界市场首位，对苯二甲酸、尼龙纤维、聚氯乙烯等产品的产值居世界市场第二位。机械工业中，鼓风机、风扇、制鞋皮革机械、木工工具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也有重要的位置。这些产业完全可以与大陆资源和市场相结合，寻求未来的发展。台湾岛资源相对贫乏，土地紧缺更成为制约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祖国大陆在资源和土地方面固然不十分丰富，但比起台湾岛仍有着明显的优势。同时祖国大陆预计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工资成本仍将较低，十二亿五千人口是一个庞大的劳力库，如果把祖国大陆的资源、土地、劳动力与台湾加工工业技术、开发能力和营销相结合，两岸的互补将大大增加加工工业的出口量。大陆也有些长项企业，可以赴台湾投资设厂。两岸的互补将使整个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占据更大的份额，近十几年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所取得的成效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两岸的农业合作有利于降低农产品成本。台湾农业在种植业、养殖业的品种选育和技术改进等方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些成果有助于祖国大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然条件与台湾相似的东南沿海地区。近几年大量新品种的农产品随投资的台商带入大陆，已经为大陆市场增色，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入WTO后，台湾农业面临农业发达国家的冲击，只有和祖国大陆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加强两岸之间的家产品互通，才能增加对发达国家农产品竞争的抵御力。实际上，近几年已经有不少台湾农民携带资金、种苗、技术到福建、广东、海南等地举办大大小小的农场，尽管大陆农产品价格低于台湾，绝大多数农场以大陆市场为对象，经营还都十分成功。由于“三通”直航尚未实现，现在还难以实现对台湾的农产品反馈，如果产品销往台湾，经济效益将更好。 两岸金融、保险业合作的前景也很广阔，为了抵御大跨国银行对两岸金融业的冲击，为了给相互之间的投资和贸易提供金融支持，两岸互设金融、保险机构和开展金融、保险合作是金融业取得双赢的重要机遇。当前两岸金融合作至少可以有以下内容：一是为机构互设提供便利，两地金融当局应就机构审批和监管方面的问题达成一致，包括在互设机构审批问题上相互协调，大陆赴台金融机构接受台湾金融当局同一标准的审批和监管，而台湾的金融机构在大陆则除享受外资银行的各种优惠，还可以首先享受国民待遇；二是证券市场的合作，双方上市公司可以有选择地到对方证券市场上市，可以在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双方基金进入对方证券市场，同时协调两地证券市场的监管方式，以利于处理跨境的违规行为；三是开放两岸的直接货币汇兑，有利于两岸的经济往来和人员往来。 此外，祖国大陆和台湾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更何况两岸之间还有许许多多人缘、亲缘关系，商务、投资、探亲、访友也是旅游业的重要客源，相信旅游业的合作同样是前景广阔。 二、 在WTO架构下，两岸贸易往来将进一步发展。 WTO是当代规范与协调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的最权威组织，其宗旨是追求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精神，积极促进各成员经由协商、共同承担关税、降低或解除非关税贸易障碍，消除歧视待遇，提供平等及互惠互利的环境，以扩大国际贸易，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为达成这些目标，WTO要求各成员必须遵守其条例规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原则，关税约束与递减原则，公开贸易与自由竞争原则等。因此，海峡两岸加入WTO的实质意义是双方都与WTO成员相互减少甚至消除贸易壁垒，进一步开发市场，在WTO的国际经贸规范下从事自由公平的经济竞争。这将大大促进两岸贸易的往来与发展。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大陆货品的进口有严格限制，目前仍有四成六的大陆产品不能入台。台湾历来从大陆获得大量贸易顺差：1994年获得顺差118.4亿美元，1995年116.86亿美元，1996年为133.80亿美元。大陆已经成了台湾平衡国际收支的主要财源。两岸加入WTO以后，台湾将撤除禁止大陆产品进岛的措施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从而刺激台湾对大陆的各种采购活动，导致大陆对台湾出口额的增加，改变目前两岸贸易极不平衡状态。入WTO后，台将有8000多项农工产品必须执行降税承诺，首波调整降关税的产品，降幅至少超过30%以上，而农业则首当其冲。台湾已承诺入关后第一年将农产品税从目前的20.6%降为14.1%，降幅达31%；承诺除少部分农产品降税期限延至2004年，其余则最迟在2002年前要将税率下调41%。另外，台湾还承诺入世后，将取消香蕉、花生等40多项产品的进口限制。若两岸同时入世，由于大陆在地理、品种、价格等到方面的优势，蔬果鲜品及冷冻调制加工的农产品，将先行进入台湾市场。这样，两岸贸易就能稳定迅速增长。同时，台湾业者为因应加入WTO，一方面将争取大陆农工原料、半成品和某些工业制成品更多反销台湾，在台湾进行经营上的整合，利用大陆产品成本低（大陆劳动力成本仅为台湾的50%），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将台湾半成品运至大陆进行加工、装配，再申请大陆产地证，利用大陆享受的关税优惠进行外销。 三、 以加入WTO为契机，化解两岸政治僵局，促时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在WTO的架构下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势必要求两岸建立隐定正常的政治关系作为保障，这无疑是为两岸政治关系的突破创造了契机，为两岸于本世纪之初在政治关系定位上确定一个稳定的框架提供了机遇。 加入WTO对两岸关系而言，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贸问题，因为在解决有关两岸经贸的一系列经贸政策问题时，如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投资领域、“国民待遇”、“三通”等问题。从台湾方面目前的意向来看，台湾期望以对等WTO成员身份，用WTO的机制或框架来规范两岸经贸关系，在此架构下用进一步开放大陆经贸政策的“善意”来换取大陆的政治“回报”。显然，在两岸之间缺少互信的现状下，台湾方面的思路难免不让大陆警觉其有借加入WTO之机，把两岸经贸关系界定为实质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以此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朝着“两国论”所谓的准国际关系转化的政治意图，对此大陆方面无疑是持坚决反对的立场。 今年元旦，台湾当局提出了从“经济统合”走向“政治统合”的论调。实质上，“经济统合”的提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经济整合理论概念，因为它没有特定的内涵，是指要素无障碍流动的自由贸易，或是包括经济政策一致性的经济一体化，概念不甚清晰。因此台湾当局所谓两岸“经济统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具操作性的空洞概念，其用意在于回避“一个中国”原则。随着加入WTO时间的临近，台湾当局一方面希望利用WTO的机制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衍生出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缓解台湾经济困境；另一方面则可借机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企图借双方共同加入WTO，而谋求对等政治地位，甚至将一些属于两岸关系的问题，上升为国际关系问题。事实上，“一个中国”问题决不会因两岸共同入世而淡化，任何想利用入世而回避、拖延解决一中问题或绕过一中问题而改善与发展两岸经贸或全面关系的图谋者都是不现实，不可行的。 最后一段时期台湾许多人士就如何在WTO框架下，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进行了许多探讨。3月26日，现任国民党副主席肖万长发起成立了“两岸共同市场”，肖提出，两岸加入WTO后，应搁置政治争议，以经济为“最大公约数”参照欧盟模范式推动“两岸共同市场”，全面开放“三通”，调整“急戒用忍”政策，逐步促进两岸货物、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并以经济整合作为政治整合的第一步。应该说，此构想意在打破两岸政治僵局，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目前条件下，缺乏现实可行性，其症结仍在于是否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事实上，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两岸经贸交往乃至“三通”都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尽管由于目前两岸尚未统一，因而在具体做法上，两岸交流有别于大陆各省区之间的交往，但一个中国的前提是必须明确的，否则，如果回避这一点，而去推动“共同市场”，就有可能使两岸出现一个新的“欧洲联盟”，甚至可能被人利用成以主权国家间“共同市场”概念来定们未来两岸经贸关系的架构。不久前，台湾“行政院长”张俊雄曾表示，将于WTO及APEC架构下，与中国大陆签订投资互保协定，建立两岸共同市场。这其中，都不由得使我们警惕，台湾当局是否要借支持“两岸共同市场”来达到既可回避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缓和在此问题上的压力；又可通过此途径让台湾得到实际经济利益，以争取民心，巩固政权。 随着两岸加入WTO时间的临近，台湾民众要求台湾当局解除“戒急用忍”，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呼声越来越高。台湾当局应从台湾民众的福祉着想，尽快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最大限度地开放大陆政策，以加入WTO为契机，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从而使台湾经济起出困境，迈向繁荣。

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