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研究期刊投稿要求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鲁迅年历 鲁迅文言1881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逝世，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以比目鱼对寿先生的独角兽。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树人。 1899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名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 二十七岁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岁 研究佛经。 1915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1918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 1919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1920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1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随后鲁迅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递诉状，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 四十六岁 一月，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二月，平政院开会作出裁决，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诉胜。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许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周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 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修书一封，托内山完造请医，此为绝笔。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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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凭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1923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161—164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账。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账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1912—1936）》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1923．8—1926．2）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1926．9—1927．12）》，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时，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他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8块银圆的路费（当时1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银洋，即今人民币30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2两银子（当时1两＝一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合同上注明千字2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他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5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500元）。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一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陈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200多圆，后来增加到300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1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时间长达14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60银圆，不久 月薪定为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发给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2.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1927年9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 3.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490两，相当于今人民币44万元，平均每年11万元左右。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1932年初被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4.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1912—1926） 周树人于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31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24年一贯（1922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涵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账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1912年，5—12月共收入11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60圆；8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125圆，到10月定为月俸220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137．5圆。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2586圆，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后薪俸增为240圆，但到12月仅发给九成即216圆。平均每月收入215．5圆。 1914年共收入3146圆，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发给九成，7月恢复全薪240圆，8月以后月薪增加为280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圆。 1915年共收入3263．1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6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271．93圆。1916年共收入3276．4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3月以后月薪增为300圆。（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为母亲60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11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100元＝银洋75圆，甚至最 低到60圆。） 1917年共收入3650圆（其中11月发给银洋150圆，兑换券200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100元＝银洋75圆）。平均每月收入304．2圆。 1918年共收入3600圆，平均每月收入3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1） 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2） 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2月1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100元兑换券＝银洋59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圆。月薪300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1银洋＝1．6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圆。 1920年共收入2640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220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88圆，教育部薪俸2490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32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214．83圆。 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1922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1921年6月七成210圆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圆，共计456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圆（其中稿酬69圆占3％，讲课费141圆占6．1％；两者合计占9．1％，教育部薪俸2094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192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其间7月7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100圆，8月3日收讲课费并川资200圆。）本年共收入2611．78圆，其中讲课费826．5圆占32．5％，稿酬版税703．28圆占26．9％，教育部薪俸应得3600圆，实得1095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圆。 1924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56％，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44％，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圆，占58％，讲课费705．5圆占25％，稿酬475圆占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9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圆，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圆，占13．6％，稿酬1177．3圆，占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401．82圆，占9．4％，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2100圆，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1926年8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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