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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名钓誉不会长久，这个我是同意的。

但我认为，因为有一些缺点就把于丹蒙曼说成是文化小丑，是言语过于偏激。她们并非沽名钓誉，只是人无完人而已。人人都是有缺点的，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不可能避免。

于丹

墨子就曾经在《墨子·非儒》书中批评孔子的一次虚假。孔子周游列国因缺乏路费被困于陈蔡之间时，见到能吃的东西不管好坏都得吃。但刚回到鲁国境内，鲁哀公立刻宴请了他。这时他却只吃那些最好的菜，一般的菜根本就不看一眼，在鲁哀公面前故意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所以说，即使是圣贤也会有缺点的。

于丹和蒙曼都是取得了很高成就的文化学者。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和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由于丹主讲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她的著作《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在国内非常畅销，而且在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以2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

于丹

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五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大隋风云、唐玄宗和杨贵妃等节目，收到观众的大量好评。他还出版了十多本历史类书籍。

就是这两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和作家，却因为几个小事就被批评为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

于丹被抨击的原因是，于丹后来在一次受邀在英国参加文化活动时，因为嫌弃待遇不好，要求更换了三次房间，还对助理大发脾气。还有一次是2012年参加北京大学昆曲讲座时，对昆曲很有研究的于丹代表观众向昆曲演员表示感谢。但有四五个观众却以为他是个昆曲的外行，在台下起哄，于丹只好走下了台。

蒙曼被批评的原因是，她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文化嘉宾，在解读古诗《悯农》、《春夜喜雨》等时产生了一些偏差。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中描写的烈日下的农民辛勤地除草，解释成是春日农民在播种等。

有些相关专家认为，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和蒙曼对古诗词的解释有很多偏差或者比较肤浅，这也仅仅是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典籍有不同的理解而已。

蒙曼

也有些人认为，于丹在嘴上讲着仁义礼智信，但在国外却有如此的表现，说明她为人虚伪。但实际上，于丹在生活中的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行为确实是有不少的，只是她身上仍然有一些缺点。而这只是人无完人而已，就此就把一位学者说成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对蒙曼也是只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她对诗词的解说有一些偏差或者比较肤浅，就被说成是文化小丑，也并不客观。

评价一个人贵在全面地分析观察。如果仅凭几个事就作出结论，往往就是草率了。

一、观念艺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艺术观，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丰富了艺术表现的语言 观念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审美中心主义，审美中心主义是古典艺术和形式主义艺术的要旨。古典艺术认为，艺术就是要表现和谐、典雅，表现理想美。西方现代艺术认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丑，是怪诞，似乎可以通过“丑”的形象对抗异化的现实。而当代的观念艺术的态度是中和的，艺术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美、丑与艺术并没有什么天然的固定关系。观念艺术也不注重个人风格的流露，在文化形态上，观念艺术应属于后现代的范畴。它只是通过生活中不同材料的组合形成一种观念，表现一种感受。当然观念应以与日常语言方式有异的方式呈现，因此进入艺术语言状态体现出一个差异结局，有一个“陌生化”的处理过程。艺术也因此将自己与哲学和其他文化表达方法相区别。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观念艺术方式的影响不仅在绘画上，更多在新出现的媒体如装置、行为、视像等其他综合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观念艺术将艺术从传统的“架上”绘画解放了出来，排除传统艺术的造型性，打破了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装置应该说是与绘画的平面方式，三度空间的雕塑方式并称的第三种方式。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是艺术家用各种美术材料来塑造形体，而装置则主要用现成品的拼装来表达观念，体现艺术家个人感受。艺术实体完全消失了，转移到艺术的“意会”上，观念艺术不仅取消了造型艺术的形象、色彩、结构，而且还取消了绘画、雕塑本身，它运用不同于传统的多种媒体和形式来表达，强调了艺术作品背后的作者思想和观念。因而西方学者把观念艺术定义为“哲学之后的艺术”。美国学者阿瑟·丹托认为“随着艺术时代的哲学化的到来，视觉性逐渐散去了”，“因为艺术的存在不必非得是观看的对象”。当艺术不是被人看时，艺术必然走向终结，艺术将终结在观念里、哲学里。另外，观念艺术非常强调观众的参与。观念艺术家认为，他们作品中传达的观念只有传达到观众的心灵之后，才是成功的艺术，而且，只有经过观众参与之后形成的观念，才是完整的观念。创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观众参与活动的组织者。 二、观念艺术的批判功能 观念艺术的批判功能首先包括了对现实生活、历史、道德的批判。观念艺术创作目的不只是解构主义式的游戏与嬉戏，也不同于西方形式主义所说的“艺术是永远独立于生活”，“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通过艺术的“自律”排斥艺术的“他律”。观念艺术家始终坚持“生活即艺术”的观念，将作品走向生活，走进观众。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来讲，观念艺术与传统艺术是契合的。不过，观念艺术毕竟属于后现代的艺术范畴，它经过了解构主义、后现代的洗礼，他的批判方式和目的已表现出与传统艺术的差异。观念艺术并不表现为传统艺术的宏大叙事、深刻的批判功能，更多的是借用西方的波普艺术和装置艺术的手段与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文化符号相结合，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或视觉冲击力。王劲松的摄影《百拆图》通过拍摄众多的城市拆迁时留下的各种拆字来表达的他感受。“拆迁”伴随着希望，“拆迁”伴随着破坏，甚至伴随着暴力，在艺术家的作品中，画了圈的“拆”字是一种强势话语。王庆松的数码观念摄影作品《我能与你合作吗?》就是利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步辇图》的构图方式，将皇帝改为洋人，旁边的小姐手中的华盖成了可口可乐、麦当劳的广告牌。队伍前面原图中几个小一号的人则是摄影记者。该作品极大地批判了当今以西方为时尚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对传统中的主从地位进行了讽刺。作品体现出的批判方式明显带有后现代的调侃式的喜剧心态，这种批判并不让人感到“痛定思痛”，而是哂笑之后的轻松。王广义将“文革”图像与当代社会流行的商品图像并列在一起处理的《大批判》，是真的在“拿起笔，作刀枪”，批判跨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霸权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纯粹的玩笑?王广义似乎给于观众以嗳昧的回答。观念艺术批判功能还表现为对传统思想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反思。观念艺术认为，文字、绘画、装置、影象、行为等媒介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思维存在本身，大脑某一瞬间的思想和观念本身就是艺术，并不一定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美国观念艺术大师索尔·勒维特在《关于观念艺术的短评》一文中说：“在观念艺术之中，观念或概念是作品最为重要的方面。当一个艺术家使用了艺术的一种观念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一切计划和决定都已事先完成，而其实施则只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工作。观念成为创作艺术的机器”。这种思想与克罗齐的艺术观倒有某种相似，不同的是克罗齐认为艺术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象，观念艺术家认为艺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至于需要不需要媒介将头脑中的意象或观念表现出来已经不重要了。艺术家王强的作品《两个无意义的空白》，他在水中放置了两个四边形，一个是固定形体的四边对角木边框，另一个是用绳子围绕的同等大小四边对角形。前者坚挺而后者颓软。似乎给人们某种提示：我们感受到的物的存在是依托它的背景的质地。正如美国著名艺术史家拉塞尔所说，“艺术不仅仅存在于所理解的物体中，而且还存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方法中”。再看王鲁炎的装置作品《改造后的自行车》作者将普通自行车的链条与飞轮的传动关系加以改造，当人骑上去向前蹬时它却向后退，给每个亲身实践者和观众一种启示：“欲前则后”或“背道而驰”。观念艺术家似乎教导我们：传统是以“诗意”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是用“观念”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呈现，也不与意义，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在现实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是移情式的情感的呈现，而是一种观念的呈现，艺术家是通过意义进行工作，而非形状、颜色或材质。观念艺术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加深了艺术“去分化”的趋势。观念艺术注重“意义”的同时将传统艺术中的审美与情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冷冰冰的观念材料组织而已。 三、观念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当代艺术沟通对话的重要中介 观念艺术不管在国内还是西方，是当代艺术重要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观念艺术采用了西方波普，装置艺术的形式，与中国大众熟悉的文化符号相结合，产生一种新的观念和感受，从而策略性地引出中国现代艺术文化身份问题。观念艺术已经成为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代化和国际化转换的重要催化剂。有人认为，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在国际艺术大展中频频亮相，只是国际艺术拼盘上的一道“春卷”。西方感兴趣的只是中国的“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并不是从内心对中国文化意蕴和艺术精神的折服，而是内窥的快感。这种说法我认为不是没有道理，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家所困惑的：“我们面对国际政治拼盘，春卷是一个文化策略，是个政治，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政治?事实上如果他们需要的是春卷，那么你不做春卷，我就做我自己的东西，你爱选不选，我大可以不走向国际，可以自得其乐。但如果我们要走向国际的话，就要认清一件事：他只要春卷，这在所谓国际舞台上是没有办法的事”。当代国际艺术大展确实是一个牌局，更重要的是这个牌局的规则是西方人定的，你要加入这个牌局，就必须打中国牌，这是没错的。关键的是，我们打什么样的中国牌，难道真的就应该像栗宪庭所说的，艺术只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大灵魂”?显然，栗宪庭这里将策略与“大灵魂”对立起来了，难道成就一种文化策略就得以牺牲艺术的“大灵魂”为代价吗?“大灵魂”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种策略，国际艺术的拼盘中的“春卷”。应该以“大灵魂”为馅，而不是索然无味的“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将中国某一历史阶段的落后与愚昧的文化符号)如“大跃进”与“文革”中的一些政治符号)展示给人看，是反思?是批判?是调侃?还是迎合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心理?先锋艺术家们的心态恐怕是复杂的。将自身置于“被看”的地位，本身就是对本土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中国观念艺术中的文化符号应该体现中国文化意蕴和艺术精神，应该体现中国的“大灵魂”，这才是中国观念艺术走向国际舞台的文化策略。中国观念艺术真正摆脱西方人的“被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观念艺术关注的不是材料与形式，而是其背后的观念和意义。观念艺术是一种艺术的探索，也是一种探索性的艺术。它开辟了艺术的新领域，拓展了我们的艺术视野，丰富了艺术表现的语言。观念艺术不是一种风格，也不可能被局限在一个狭隘的历史时期。它是一种基于批判精神的传统，尽管使用“传统”这个词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大量的观念艺术所反对的正是传统的观念。观念艺术不管是对现实生活、历史还是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都表现为一种后现代式调侃的喜剧心态。一个新生艺术类型的产生一定有它的必然性，中国观念艺术究竟选择一种什么样文化策略，才能真正走向国际艺术舞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童年早已不甚遥远，但童年的琐事依旧不为岁月的尘土掩盖，心灵深处，依旧存在着那一份对童年的眷恋。印象中的鲁迅眉宇间透着一股超俗的刚毅，傲骨中散出“举世皆浊吾独清”的气度，阅罢《朝花夕拾》，方知走下“神坛”的鲁迅，就像你、我、他一样也是个普通人。 他也曾是一个玩童。不错的，孩提时，谁能舍得跳出“玩”这个字眼呢？百草乐园贯穿了他的大半童年。也曾与那高大的皂荚树为伴，也曾幻想拔出人形的何首乌因此而弄坏了围墙，也曾摘了那紫色的桑葚攒成球。在夏夜里倾听油蛉的低吟，蟋蟀的弹奏；在冬日里搓着红红的小手，塑起雪罗汉。哪怕是伏在菜花上的一只肥胖的黄蜂，哪怕是一片碧绿的菜畦，哪怕是墙角那如珊瑚珠般的覆盆子，也能让他着迷。惊异于鲁迅的一双慧眼，惊异于他的文笔细腻，也惊异与他的童年探险般的经历，却仍不失他那略带稚嫩、幼小的心灵。也难怪，在惜别百草园时，会发出那一声声包含着无奈与留恋的“Ade”的叹息。 然而，仅仅是对百草园的“探究”，是无法造就日后的大文豪的。于是，三味书屋中留下了他最初时稚嫩的童音。即便是那样威严的地方，在他的眼中，也同样能找到别样的情趣。“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古板的老人，却是鲁迅十分敬重的寿镜吾先生。那读到极好的文章，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动作却也十分有趣。不知道，在私塾整日里念着“仁远乎哉”的日子是怎样熬过去的，正午习字傍晚对课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枯燥无味？最起码，还有去花坛折腊梅花的机会，最起码还有在地上寻蝉蜕的，捉苍蝇喂蚂蚁的可能。再不然，就是描绣像的意外收获。然而，这看似有趣的生活，看似广泛的兴趣果真是发自内心的吗？或许是对枯燥的私塾一种解脱吧，或许是潜意识里对封建腐朽的一种反抗吧，再或许，是对逝去童年的一种寄托与祭奠吧！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启蒙老师”竟有一位目不识丁的连姓名也未曾知晓的女佣。她常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些什么，还会竖起第二个手指，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便是长妈妈了。在睡觉时摆成“大”字，许多繁琐的规矩，这与百草园中那个讲叙“美女蛇”的神秘故事的长妈妈实在是不相称了。“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看似普通的一句话，话语中却又饱含着多少复杂的辛酸。一位大字不识的普通百姓，竟能对我无意间说的“山海经”一词念念不忘。从走进书店到成功买书，这期间又受了多少白眼，遭受了多少辛酸。很难想象，诺大的书店里，长妈妈大着嗓门涨红着脸向店主“讨书”时的情形，一番嘲讽之后，终于丢出一本书。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缓缓拿起书走出书店的大门又得有怎样的勇气。难怪接书的那一刻，鲁迅会觉着仿佛遇着了一个霹雳，致使全身都震悚起来。也难怪，在他的心灵深处，会有“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样的仰天长啸。 他也曾彷徨过。留学日本，身处异国他乡的他眼望着中国留学生的堕落倍感寂寥。本想求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不想却见得一个个堕落着的“将头发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学生，仿佛惟有那样才能宣告自己是“清国留学生”。眼见着本国的爱国人士将要被日本人所枪毙，竟还拍掌欢呼高喊“万岁！”正当一个个不公正的待遇让他陷入迷茫与惆怅之时，一位日本教师走进了他的生活。“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这便是藤野先生了。这似乎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老师，但对鲁迅心灵却着实震撼了。他的严谨，他的一丝不苟的教风，对日后的鲁迅恐怕有了很大的影响吧。或许对于“我”，他并不是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却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名教师。或许，也正因为受到了藤野先生忘乎国界般的感染，才使得鲁迅从“彷徨”走向“呐喊”吧！ 平实的语言，流水般的真情，鲁迅用亲历唤醒了多少人对童年生活的向往，《朝花夕拾》中又存有多少当代青年美好的梦哦！朝花已谢，只待残阳下拾捡，珍藏这份永久的情感，珍惜这份美好的记忆吧！

具有很高名气的文化偶像有很多，但能够真正内敛自己的本性，做到自己的本职的文化偶像少之又少。说起文化偶像，大家应该第一个想起的是高晓松。于丹于1965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己的父亲也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也许是在自己父亲的熏陶下，于丹对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于丹在自己高考结束以后，成功的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继续探索国学的奥秘。一年又一年，时间来到了于丹30岁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她起步比别的小孩更早。于丹在30岁如此年轻的情况下，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讲师。

曾几何时，于丹借助于《百家讲坛》平台，完美地实现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变现的可能。试想过去的学术象牙塔就是冷板凳，又有多少人愿意问津。电视和网络的双重平台，把她从之前的默默无闻，直接推上了前台。

然而成也平台，败也平台。一旦被推上万人瞩目之处，身处聚光灯下，不但自己的一言一行被全部看到，还会因为镁光灯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于丹本身就因为聚光灯的效应，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最终，也彻底败在了真实面前。

作为曾风光无限的一名国学大师，于丹却慢慢的背负着众多的质疑，甚至在2012年受邀参加北大的昆曲讲座之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她竟然被一众北大学子轰下了台！这样的事情发生，无疑是给于丹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北大学子为何会将国学大师轰下台呢？其实，这跟于丹之前的行为有关。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于丹是一位谦和有礼、满腹经纶的才女，是为读书人所敬仰的对象。然而在2009年之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伦敦事件，却在一时间将于丹推上了风口浪尖，让人们心中对她的形象完全颠覆了。

文化讲究传承，但是几千年来，传播平台的限制，使得文化以及真理，始终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文化对于大众和草根相当遥远，即便生活处处都蕴含着文化的真理，可惜诠释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有文化的人手里。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平台扩展之后，才有了一股解读文化的热潮。

所谓解读文化本身，就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广远传播的趋势。于丹最初的走红，就是从解读《论语》开始的。因为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这种隔阂和断代，导致大多人对于传统经典的认知是一片空白，而一个"解读人"的存在，正好起到了桥梁的连接作用。

在演讲的过程中，北大的学子发现，于丹其实对于《论语》的理解真的非常的浅。而整个讲座的中心并不是她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一些鸡汤故事，这让许多北大学子非常的不满意。

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位国学大师在打自己的脸。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愤怒，更让人感觉到的是可惜。明明都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为何会搞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名利让他们红了眼，让他们无法更加专注于国学本身，变得浮躁起来。这是导致许多问题的原因，但他们却浑然不知。

相比之下， 蒙曼比于丹水平要高得多。于丹的专业是现代传媒 ， 而蒙曼是文史学科的科班出身。于丹没有扎实的文科根底，但在语言的‘’游走‘’上下过一番功夫。细听她的讲解，大部分是废话和赘话，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人，可能会觉得于丹讲得字正腔圆、阴阳顿挫，那架势、那风范，能把一般讲师，盖过几条街。但不了多少有点文学根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正儿八经、华丽的胡说八道！

反观蒙曼老师的讲课 ，清新自然亲切可信，给人感觉有一种亲和力， 绝对没有卖弄、哗众取宠的意味。而且论述的幽默风趣，其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不用多讲， 大家都会觉得蒙曼是一位学富五车，充满书卷气的学者。听她的课，如沐春风，让人心情愉悦。看看于丹的拿腔拿调，就能体会到蒙曼的学风可贵。

蒙曼是老师倒是真的，是做学问的人。前一段看蒙曼的职称是副教授，更加感觉她是一个有真学问，不沽名钓誉的人。为人师表不需要浓妆艳抹，不需要名饰名包，传道授业解惑即是良师。

于丹相比较而言更像个演员，胸有点墨就忘乎所以，拿耍大牌当个性，恰似被一群弱智观众惯坏了的蹩脚演员。于丹又像一个厨师，收来食材加工一下卖给大众。类似的厨师很多，智商高的做西餐，像高晓松；有真知灼见的做佛跳墙，如梁宏达。而于丹充其量会做个汉堡，绝对到不了披萨的水平。

蒙曼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诗词大会，表现不俗。赢得多数观众的喝彩！蒙曼尽管学富五车，但很谦逊低调。余以为评价一位学者，首先看他的讲话是不是有根有据，是不是见解独到，且能指导别人，能代领人走出某团迷雾，其它的都是表象。

很多人喜欢国学，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都是宣传国学的，他们在一些文化类节目中出彩，让大家记住了她们，但是，她们在一些场合中有不一样的见解，让大家觉得她们名不符实。最终，她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一、从红极一时到形象崩塌

于丹，北师大的教授，她擅长的是主持，而不是文化解读。但是，她却凭着解读《论语》火了，于丹用现代的思维方式解读了《论语》，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感觉就跟《明朝那些事》的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古籍典章，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愿意品读下去。

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惊艳四座。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很高，让于丹老师感受到火。她不仅出书，还四处演讲，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她当老师。可能也是这种经历，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一位商人。

作为商人，就要谋利，到北大演讲的时候，只是告诉学生们一些鸡汤，引发学生不满，这是于丹老师没有想到的。

在商业环境下，可以说鸡汤，虽然这些鸡汤，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有毒的。于丹老师觉得，这样的解读，没有问题。

让她备受质疑的，是她的行为。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她对酒店不满意，就要求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以后，她生气了，骂了助理和翻译，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竟然会当众骂人，哪怕是助理做错了，也不能当面骂，因为这会让助理很丢脸。

作为一个文人，素质应该很高，不应该有如此不雅的行为。看看郭德纲，他被传与王梦婷有关系，虽然这个事情被王梦婷辟谣了，但郭德纲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幅字：大年初五，捏小人嘴。

面对别人的诽谤，他无意争辩，也不愿多说。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很有文化。

于丹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她的行为却没有文化。可能当时很生气，但这样做的结果却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于丹老师没有在公众场合解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但她的做法，与《论语》中的谨言慎行相违背。

不仅是她，还有蒙曼老师。蒙曼老师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她在《百家讲坛》里讲课，是问题导入式的，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答，引起共鸣。

二、从解读者到跌落神坛

蒙曼老师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她从小也颇有文化修为，每年都给自己开了个50本书的书单，对于经典的书籍，也不会放过。

也是这些阅读，让她沉淀了文化素养，也是这些努力，成就了她。在《百家讲坛》里，她先讲的是武则天，抛出各种问题，再加以解读，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

因为《百家讲坛》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她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知识传播开来，让大家耳目一新。

当她讲课的时候，几乎是座无虚席。她成为《百家讲坛》的名讲师，也让她火出圈了。很多节目请她到现场点评，这其中就有《中国诗词大会》。

在这个文化类节目中，蒙曼老师也是点评得头头是道，让大家欣赏佳作的同时，还欣赏了她的幽默。但是，她在点评《悯农》时出现了问题。

她说《悯农》是在种庄稼，这个是不是错误呢？锄禾日当午，这个锄禾，应该是除杂草，跟种庄稼好像不搭边。要说种庄稼包括种植、除草等行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解读是四川人吃火锅，就有点牵强了。虽然四川人喜欢吃火锅，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是作者对天下的关怀之情，这种情怀，是比较大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乌衣巷》的解读，就有点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燕子飞到的是变革之家。

刘禹锡身处的环境，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时逢乱世。他主要表达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湮灭的过程，与变革有关，但不是变革之家。

大家对蒙曼老师的崇敬之情减少了，觉得她对诗词的解读，口水化了。文化解读，是不是可以口语化？可以的，但是过于口语化了，就有点烂俗了。

蒙曼老师的人气，逐渐下降了，大家对文化人的认知，提升了。她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她们将文化知识的水准，拉低了，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文化解读，因人而异。不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就以为大众也是这样的审美。她们的行为，被人唾弃，是可以想见的。

三、对文化的理解，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对文化的解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是她们的名气太大了，大家对她们的期望太高了，不允许她们有一点瑕疵。当她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容忍，最终她们跌落神坛。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一视同仁的。可能是的，但需要有相关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于丹和蒙曼的文化储备很好，也能解读很多文化知识，但与大众的认知有偏差，可能就不理解了。

例如马未都曾说，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我们熟悉的床，而是马扎。这让很多人疑惑，难道当时的老师，是自己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司马光砸缸，很多人认为，这个缸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但是，马未都先生表示，按照出土文物，缸在南宋才出现，北宋出现的，应该是瓮。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

这些知识，需要相当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知道，就不能自主理解。虽说于丹和蒙曼等文化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千人千面，自己也愿意解读文化知识。

有人会说，没有文化储备的解读，可能是望文生义。错了不害怕，更不丢人，大家指出来，自己改正，也是一个促进作用。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文化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是于丹和蒙曼老师能够好好解读文化，让我们雅俗共赏，也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选择了口语化的解读，还说了一些不大对的知识，这样就有点误导大家了。至于她们私下里会不会道歉，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于丹和蒙曼的形象坍塌，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知识的误读，要是普通人误读，是可以的。但她们不行，因为她们的形象是文化的传播者。

她们应该有虔诚之心学习文化知识，踏实的心进行宣讲，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名气，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路上，会传播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写在最后：

文化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于丹老师的言行不一，导致她的形象受损；蒙曼老师对诗词的解读，出现了瑕疵，让她跌落神坛。这样出名的文化人，都能出错，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懂文化，学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高。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当文化小丑，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