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陈玮博士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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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施士元 核物理学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笔者走近了他。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他首创了我国原子核物理专业。他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他的学生吴健雄则被誉为“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锕系核谱工作的学者。他第一次提出了“原始粒子”猜想，并预言第一个实验证明“原始粒子”存在的人将获得诺贝尔奖。 他先是核物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成为高能物理学家，晚年又成为一名油画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施士元，今年93岁高龄。初见居里夫人 1908年3月18日，施士元降生在上海崇明岛。父亲施禹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位骑兵军官后因负伤解甲归里，他对施士元要求很严。 1920年，施士元进享有盛誉的浦东中学，当时中学是6年制的，可施士元却只读了5年。1925年，他以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满分10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1929年，施士元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而后又通过了江苏省举行的官费留学考试，考入闻名世界的巴黎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蜚声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 1929年底，在巴黎大学注册时，施士元收到了一沓教授名册打印件，那上面排列着数十位法国学者和各国科学家的名字。看着这份长长的导师名单，施士元突然有一种无从下手之感。对他来说，眼前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足可仰视的高山。 在仔细的翻阅中，施士元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他兴奋得几乎不敢相信的名字— ———居里夫人！ 在那一刹那间，施士元心里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她！于是，他提起笔尊敬地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星期三发出的，星期五施士元就接到了居里夫人的回信，约他在星期六上午8时去她的镭研究所面谈。 那次会晤距今已有70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一直还清晰地印在施老的脑海里。居里夫人约有1·60米高，瘦弱的身躯套着一件显得宽大的浅黑色的外套，满头银发，脸色显得苍白，一双浅褐色的眼睛，额头比较突出。居里夫人显得坚定、简朴、冷静，施士元说，这种感觉与科学给他的感觉很相似。 居里夫人看见施士元进来，露出浅浅的微笑，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施先生。” “夫人，十分荣幸见到您。”施士元恭敬地说。 随后，施士元将清华大学校长写的推荐信交给了她。居里夫人仔细地看过后问道：“你是通过中国的官费考试来法国学习的？”施士元点头称是。于是，她慢慢地说：“按规定，到我研究所的人必须经过考试，但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免考直接来工作了。”她回过头征求女儿的意见。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对着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伊伦娜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是母亲的好助手。 就这样，施士元成了居里夫人的一名中国学生。受教于居里夫人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另一个是学化学的。 回到住处后，施士元心潮难平。他知道居里夫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跨两个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惟一一个两次（1903、1911）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有史以来存在过的100多亿人口的人类所发现的一百零几种化学元素中有两个是她发现的。她首创放射学，为人类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她也是被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推崇为“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惟一一个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细微处见精神 镭研究所是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它于1919年左右建成后交付使用，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1·5克的镭、很强的射钍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而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的惟一手段。 施士元暗下决心，要从做人、做学问两方面拜居里夫人为师，学到真东西。 来到镭研究所后不久，施士元就发现居里夫人做事认真，要求严格。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颜色已发黄的纸条，上面用法文写着：“任何材料不允许带出室外。”她规定：在离开实验室之前，必须把实验台面和仪器整理好，凡是从某一地方取出来的东西必须放回原来的地方。有一次，居里夫人发现图书室中有一本杂志不见了，她就在全所查询：“是谁取走了这本杂志，为什么没有在借书簿上登记？”后来发现，只是有人不小心插错了地方。这些小事，给施士元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从中领悟到科学需要严谨的作风。 在施士元做实验时，居里夫人经常站在他的身边，用略带严厉又近乎固执的口吻，反复地提醒必须注意的事项：一是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要用镊子去夹取，否则手指尖会被灼伤，变得僵硬甚至发炎；二是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要屏住呼吸，以防把放射性气体吸入体内。居里夫人再三告诫他，这是非常关键的。 开始，施士元有些不解：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老是说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原来在他来镭研究所之前，曾有一个法国青年在这儿工作。居里夫人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用内转换电子能谱来解决γ射线谱，当时用的是镭系的放射性沉淀物，其中氡是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惰性气体。这个法国青年本来身体强壮，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为没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后来患了急性肺炎，不幸死去。他的死给充满爱心的居里夫人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从此，每当居里夫人不厌其烦地提醒施士元时，一股暖意就会在他全身弥漫。 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实验课题正是那个法国青年未完成的。但施士元认为，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居里夫人就在长期的实验中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当然也应避免无谓的牺牲。由于施士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苦练游泳，进行实验操作时屏住气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镭研究所工作的4年中，由于不断得到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施士元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也可算是一大奇迹。 居里夫人在学术上对大家要求十分严格，但她为人充满爱心。她总是对学生倾注慈母般的爱。有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施士元的生活情况，问有没有困难，有些生活琐事都能想得很周到。有时候，施士元正在专心实验，居里夫人会忽然出现，轻声地说：“我想实验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说着就熟练地示范起来。毕业与告别 在留学期间，施士元全方位地接受了居里夫人的影响，他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治学需要的求索精神。在几年间，施士元对钍B的β射线磁谱的文章于1932年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他还完成了钍C＋C′＋C〃的β射线的磁谱工作、对锕系元素锕C＋C′＋C〃做β射线磁谱工作，这些都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则在1933年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施士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举行了施士元的博士论文答辩。巴黎大学任命居里夫人、P·拜冷和A·特比扬主持答辩。这3位主考官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评委阵容精干而豪华。 在答辩会上，施士元认真自信地宣读了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放射性同位素钍的放射性沉淀物的β能谱》，副论文题目是《β能谱通过物质时的变化》。他的论文均是在居里夫人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宣读完论文后，3位大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提问。作了充分准备的施士元侃侃而谈，发挥十分出色。 施士元的同学帮他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这是居里夫人留给施士元的惟一纪念。 如今，这张被放大了的珍贵照片就挂在施士元的书房里。照片中施士元胸有成竹地站在讲台前，居里夫人坐在教室侧面3人评审小组的中间位置，她扬着头，在认真地聆听着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得意弟子娓娓而谈，露出满意的神情。 论文答辩结束后，居里夫人宣布休会20分钟。一会儿，3位大师从会议室出来，居里夫人高兴地宣布：“论文通过，很好。”她向施士元伸出热情的手，祝贺他答辩成功，获得博士学位。 第二天，居里夫人专门为施士元举行了酒会。在镭研究所充满欢声笑语的草地上，居里夫人首先致词：“请大家举起酒杯，为祝贺施先生完成论文而干杯！ ”席间居里夫人来到施士元的身边，小声地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施士元委婉地说：“我们公费学习的期限是4年。”居里夫人善解人意地说：“不用担心，以后的工作与生活费用我来想办法。”面对居里夫人充满期待的眼神，施士元沉默了。他想：留下来确实很好，这里有居里夫人这样世界一流的大师指导，有世界上最好的实验设备，在这里或许能取得更好的学术成就。但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驱动着他，施士元想起当年留学前学成报国的宿愿，还是决定回国工作。 那是一次朴素的酒宴，那是一次告别的聚会，那也是一次等待重逢的离别。 1933年的夏天，施士元取道苏联，回到了祖国。 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因大半生接触放射性物质，患恶性贫血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疗养院逝世，享年67岁。以她的满腔热情，宏大胸襟和远大抱负，无疑是英年早逝。临死的时候，这位女科学家的双手被镭烧伤了，遍布着疤痕，射线渗入骨血。 得知噩耗的施士元，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镭研究所草地上举行的美好聚会竟成了他与居里夫人的永别。 再到法国看看的心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直到1978年，施老应邀到德国参加有关原子核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才有机会圆他的“法国梦”，昔日的镭研究所已成了居里夫人博物馆。走着，看着，想着，施老眼眶湿润了：居里夫人不在了！当年同在镭研究所的其他人员都离开了人世！执教大学 1933年，施士元通过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的聘试，成为该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教学、科研的国内生活。回想到这个人生的坐标点时，施老自豪地说：“我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教授吧。” 在受聘仪式上，发生了一件别有意味的事：一同受聘的人中，有一位是施士元的中学老师，但聘的只是讲师。当施士元热情地与他寒暄时，这位老师喃喃几句，说不出什么话来。第二天，这位老师不辞而别。 施老从此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呆就是60年，精心培育物理学的栋梁之材，他的学生中有12名院士，有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还有相当一批人成为我国“两弹”研制的骨干力量，他们为我国核物理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央大学已西迁重庆。许多人向施士元提出：“什么是原子弹？为何原子弹有这么大的威力？”施士元根据他掌握的核物理知识，通俗地作了介绍。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披露后，一些机关如资源委员会及军事部门，纷纷邀请施士元作报告。蒋介石闻讯，令其侍从室人员要求施士元作一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书。1945年9月底，教育部令王书林到南京办个临时大学，王约施到临大工作。于是他俩在白市驿机场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回南京。后施士元忙于教课和系主任工作，此事不了了之。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施士元负责筹建物理系。当时，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地下党活动中心就在物理系内。施士元表面不过问，内心却表示理解和支持。1949年初，淮海战役迫使国民党败退之势已成定局，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当时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将两只木箱送到物理系，准备把实验仪器装运往台湾。施见此木箱，暗笑周的无知，命令其实验员高成功将原版德文图书装箱，从科学馆沿水泥楼梯从二楼推移至一楼，木箱粉身碎骨。当理学院讨论是否搬迁台湾时，施士元将木箱一事公开，会上决定理学院不去台湾。当时中央大学有很多院系，理、文、工、医、农、林、化工、航空等。理学院不迁，工学院闻讯也不迁，其他学院也不迁。只有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三人带了一笔巨款去了台湾。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央大学师生迎接解放。理学院带了头，保存了一大批师资力量，这对后来的南大、南工、南航、南化等大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1952年院系调整时，中央大学文理两院加上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大学文理教师组成南京大学。施士元负责基础物理教研组。 50年代，为了配合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施士元受命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当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开过以后，苏联将一些图片资料送来中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至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苏联专家作报告，翻译人员口译，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听者茫茫然。为了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要施士元的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过后多年，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知道，这书依旧是他们的入门教材。 施老通过自己几十年的不懈追求，在学术上取得喜人的成就。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锕系元素核谱工作的学者，他和居里夫人及其助手罗森勃隆一起发现了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意味着原子核有转动状态的存在，而原子核转动状态理论的建立则是在20多年以后。 70年代，施老转入高能物理理论研究，他“发现”了原始粒子的存在，原始粒子的质量是37·5兆电子伏特，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由原始粒子构成的。 施老说，70年代，他把有关原始粒子的论文寄给国内外学术刊物，但都被退了回来，因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被证明的“原始粒子”。施老肯定地说：“如果谁能第一个在实验上证明原始粒子的存在，他将获得诺贝尔奖！我真希望国内能出这样的人！”得意弟子吴健雄 施老对自己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很欣慰，他们都是教授，各有所成。但他特意提到了得意弟子吴健雄。吴健雄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曾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被称为“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从恩师居里夫人，到自己，到学生吴健雄，施老显得十分感慨：“一个人，从师很重要，得到好学生也很重要！” 吴健雄第一次引起施老注意的，是她漂亮的中文字。吴是施老1933年所教的10多名学生中的一位。慢慢地，施老注意到吴不但字好，成绩好，而且做学问的劲头和方法都很好。于是施老给予这位聪慧的学生以更多的关注，在教学、科研过程中，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吴健雄曾经说过，真正把她领进物理学的人是施士元教授。 此后，无论是吴健雄毕业后到中研院，还是到浙江大学，到美国加州大学，直至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一起，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之间一直音讯不断。 1957年，当施士元得知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一方面为炎黄子孙深感自豪，另一方面为他的学生吴健雄没有获奖略感惋惜。吴健雄是世界上实验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个命题（而这是获奖命题）的第一人。论贡献，吴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由于种种因素，吴与这项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大奖交错而过。以色列得知情况后，为了表达对吴的敬意，专门为她颁发了一个奖，奖金与诺贝尔奖数额相当。 1978年，历经磨难的中国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离开祖国几十年的吴健雄，从美国风尘仆仆地扑到母亲的怀抱。征尘未洗，她马上赶到恩师施士元家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那以后，吴健雄基本上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必到施老家中拜访，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1999年，吴健雄因病在美国去世。施老得此消息，悲痛异常，身体一度恶化。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把她的骨灰从美国送回家乡江苏太仓时，曾专程看望了施老。谈起心爱的学生离开人世，施老潸然泪下…… 施老认为，21世纪开头的50年是中国十分关键的时间段，他相信科学界、物理学界的水平能够从整体上提上去。施老也挚望中国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圆他们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梦想。图晚年施士元

学院拥有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及2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农业水土工程，生物系统工程，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蛋白质工程，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安全等10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及包括上述专业及机械设计及理论、发酵工程在内的1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农业机械化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食品科学、农业机械化工程为农业部及浙江省重点学科，生态农业环境工程与智能化装备为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学院现有生物系统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2个本科专业，其中生物系统工程为国内高校中率先自主设立并被列为国家A类特色专业的本科专业，拥有3门国家精品课程。学院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310人、研究生218人，其中硕士研究生99人，博士研究生119人，外国留学生10人，有在站博士后9人。2008年，毕业研究生一次就业率为98.6%，应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100%、考研录取(出国)率达38%。2008年，学院有1位博士生获学校最高奖--竺可桢奖学金，1位博士生获浙江省十佳大学生荣誉称号；1位博士生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位博士生被推荐参加2009年全国优博论文的评比。2008年度研究生发表科研论文258篇，其中SCI论文116篇。目前我院共有教职工96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69人）。教学科研队伍中具有正高级人员20人（其中2位分别为加籍、澳籍专家），副高级人员33人，高级职称人数占学院教师总人数的81.5%。教师中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人，获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1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者3人，省级教学名师1人，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员2人，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4人、第二层次3人，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人，省自然科学基金人才基金1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1人。1位教授任TOP期刊《Transaction of the ASABE》副主编，1位教授任SCI期刊《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APJCN》》主编，1位教授任英文期刊《Biolog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副主编，4位教授任多本杂志的国际编委，1位教授获亚太临床学会年度杰出贡献奖，1位教授任教育部学科评议组成员，1位教授任国家“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技术委员会委员，1位教授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位教授分别担任省重大专项工程农业技术和农产品（食品）精深加工技术专家组组长。另外，学院还聘请光彪学者1人、光彪特聘教授1人，包玉刚特聘教授1人，还聘请了2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学院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学院院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教授。学院现承担科研课题25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5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国家“863”计划项目1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1项），省部级项目80余项（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1项，省重大项目13项，重点项目10项），横向重大项目12项。2008年，学院到位经费2930万元，教师人均科研经费42.5万元。2008年，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作为第二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全年共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中，TOP期刊论文50篇，SCI收录论文127篇、EI收录论文72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获发明专利19项。两个一级学科的人均SCI论文数、人均科研经费数等继续保持全国同类学科前列。学院十分重视国际交流工作，2006年10月学院成功承办了“国际营养科学联盟（IUNS）第八届临床营养学大会暨第五届亚太临床营养学会(APCNS)大会”。目前学院已经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近20所知名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单独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系统与农业工程系签署了关于我院优秀本科生3+1及3+1+1联合培养的交流合作协议。2008年，学院共接待了63批104人次境外专家来访、交流，并先后接待了来自美国农业部，Nebraska大学林肯分校，佛罗里达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及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多个考察访问团的来访。2008年，学院共有46人次前往美、澳、德、加、韩、瑞士等10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考察访问、合作研究或留学进修，其中：教师出访21人次，研究生、本科生出国、出境交流达25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