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中心内参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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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省级期刊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部门、委办、厅、局、所，省级社会团体和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主办，在新闻出版部门有登记备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私：六零16四八26四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

这几天最大的生态新闻莫过于咸海的干涸。这个地处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面积曾经达68,00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6米，最深处水深69米，总水量1,100立方公里的咸水湖1960年曾被评为世界第四大湖。美国宇航局拍到咸海东部河床已经无水——这个拥有550万年历史的内陆咸水湖很快就会从地球上完全消失。消失后的咸水湖是什么？逐渐沙漠化！12年前，一个比咸海小得多，仅仅80平方公里咸水湖，地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格勒盟阿巴嘎旗的查干诺尔湖完全干涸。查干诺尔（蒙语：白湖）干涸形成的干盐湖面积达80平方公里。湖盆积聚了大量的盐碱粉尘，大风下便形成盐碱尘暴。盐碱尘暴不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它还会形成化学污染，其腐蚀性、毒性污染空气、环境、土壤和水源，危害草原、庄稼、植被，引发人畜疾病，腐蚀设备，比一般沙尘暴具有更大危害，也是生态治理的难点。盐碱尘暴不但破坏其他地区的生态，其源头也会发生植被退化消失、风蚀、沙丘堆积……查干诺尔干湖盆将逐渐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沙漠。郑柏峪，这个当年在阿巴嘎旗插队，看到并享受过查干诺尔（白湖）的北京老知青也由此开始了他“与天奋斗”的历程。郑柏峪的“与天奋斗”并不是逆天意而行，而是在科学家的支持下，仔细研究了当地沙化的成因，同时吸取了中国苏北沿海治理滩涂的经验，进行了4年的科学实验，找到了种植碱蓬，积沙压碱这个治理干盐湖的技术道路。通过他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人工种植以后，这些一年生的先锋植物碱蓬已经在那里自然繁殖多年，取得大面积推播种的经验。查干诺尔是2002年彻底消失的。郑柏峪从2003年开始试种碱蓬，到2012年，他和企业合作，已经种植碱蓬75000亩。查干诺尔干湖盆原是一片白茫茫的死寂世界，没有生命。大面积碱蓬出现以后，湖盆的生态发生显著变化：大量堆积的沙土改变了湖盆土壤的结构，盐碱度降低，；碱蓬种植改善了小气候，增加了当地的降雨，小气候和雨水的增多及碱蓬的出现，引发其他植物的“入侵”，次生植物出现，蚊虫开始大量滋生，蜥蜴、昆虫也多了起来，鸟类经常光顾，甚至还发现了鼠类、狐狸……碱蓬地出现了生机，生态系统开始恢复了！到2012年，消失10年的查干诺尔湖水又重新出现。夏天的碱蓬郑柏峪找到了“顺天意”这个“与天奋斗”的途径，也享受到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意境。这些，在他的新书《查干诺尔》中都有描述。但此时，郑柏峪一个人的治沙也遇到了他早该遇到的问题：资金没有了。资金缺失问题其实是一系列问题的结果，它反映出来的却是在中国一个人治沙必然要遇到的人文环境的困难。资金郑柏峪走在街上你绝不会多看一眼。他年过65，又曾经罹患癌症，但他的样子既不像电影中的干部，也不像大家印象中的知识分子，虽然他曾经是干部，也是一个有高等学历的人。他外表就是一个职业不详的中年人。也许他原来没有想到他压碱治沙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成规模。因此，他只是一个人在干湖盆里熬。他从2003年熬到2008年，六年，他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这就是从东海之滨引种碱蓬到查干诺尔压碱治沙。这期间他的环保活动完全是自费。我没有勇气问他自己花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这个钱无论多少都是他个人微薄的积蓄，是他一生的辛苦钱——是原本应该由国家或国家某一个部门出的钱。秋天的碱蓬2006年，韩国环境保护组织“生态和平亚洲”人士朴祥镐等和郑柏峪进行了接触，到查干诺尔进行了考察和调研。2008年，郑柏峪通过“生态和平亚洲”争取到韩国“现代汽车”的支持，成功实施了5年查干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种植碱蓬75000亩，覆盖湖盆2/3的面积。“现代汽车”积极参与查干诺尔治理，每年出300万人民币的费用，查干诺尔项目费用全部列支在广告费项目里，明显有其商业目的。它五年全部投资为1500万元，其中用于韩国大学生来查干诺尔活动为1000万元，科学研究约100万元，直接用于治理项目的费用约为400万元。科研加治理的费用占1/3，公共关系费用为2/3。“现代汽车”这样做，更重要的目的是树立环保形象。根据朴祥镐先生讲，在项目进行的5年里，现代汽车在韩国民众的满意度由7%上升到11%。在“现代汽车”查干诺尔项目启动之前，它在全世界共资助了五个类似的环保项目。查干诺尔项目启动后，其他项目都不甚好，已经中止。因为查干诺尔项目非常成功，见效快，效益明显，符合“现代汽车”广告和公共关系利益。韩国有主导亚洲荒漠化科学研究的欲望，争夺治沙成果和科研话语权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对荒漠化的研究比较肤浅、问题不少，甚至有明显的错误，因此韩国学术界积极参与查干诺尔项目，每年都有学者来查干诺尔考察研讨，发表论文。2012年查干诺尔开始重新见水。由于政策问题，郑柏峪与“现代汽车”的合作不得不于这一年结束。治理项目停止带来严重问题。查干诺尔干湖区尚未治理的面积实际还有约15%；碱蓬是一年生植物，靠种子繁殖，如果不能持续在上风方播种，在风的吹动下，碱蓬会逐渐向下风方退缩，最终将使前十年的努力前功尽弃。那么，压碱治沙需要多少钱呢？按郑柏峪这个完全的志愿者的算法，每亩直接治理费用平均只要53元！其中种子费20元，劳务费约25元，杂费（例如管理人员往来交通食宿、种子仓储等）约8元。如果再加上五年的养护费用，每亩地一共只需要80元就可以做到自然更新了。按2008至2012的压碱治沙成本计算，如果10年内有资金750万元，不但可以继续维持和深化查干诺尔项目，而且还可以完成两个相当5万亩的干湖盆新开发项目。750万，在北京拿不下一个中等面积的豪宅，买不了一辆豪车，现在一个处级贪官贪污的钱都可能比这个多。但郑柏峪就是筹不到。募集资金有许多法律问题。另外就是体制问题了。防风治沙一直是历届政府的重要任务，国家投的钱不可谓不多，下的力量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是重要国策。但政府部门对查干诺尔项目一直不投资，这就牵涉和暴露了我们管理体制上的许多问题。首先是种碱蓬压碱是不是治沙这个理论问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植树造林的钱怎么会给你种草呢？”理论查干诺尔项目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首要原因是：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传统理论，认为湖泊干涸并非治沙问题的主要方面；其次，我国传统理论划定150毫米降雨线以下的地区为荒漠区，但是查干诺尔咸水湖不在这个范围内；三是，主管部门认为荒漠化问题的对策是“防沙治沙”，沙尘暴发源于沙漠，手段以植树造林挡风拦沙为主。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沙漠、沙地是沙尘暴的发源地，植树造林当然是最佳的手段。但是这个理论本身有缺陷，甚至可以说有错误，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十分严重和巨大。郑柏峪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他没有“人定胜天”的豪情，他一开始就想找到一条针对查干诺尔地区形成干湖的具体原因和治本的路子。早在2002年，郑柏峪就请专家到查干诺尔考察。与韩国合作的五年间，他委托地科院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做了多项与查干诺尔直接相关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家通过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国东部的沙尘暴实质是含有盐碱物质的尘暴，发源自查干诺尔这样的干盐湖”。这个观点来源于现场的直接观察和学术上的研究，它直面目前学术界和舆论中的一个错误认识，即所谓我国京津、华北及东部地区的沙尘暴发源自沙漠的论断。真理始于实践。多大颗粒度的沙子、在多大风速下能够刮多远有详细的实验数据，有清晰的计算公式。对我国各大沙漠里的沙子的颗粒度大小也有明确的测量数值。实验说明，沙漠里的沙粒由于颗粒度比较大，只能随风蠕动，最多不过几百米，很难随风飘移上千公里扬到北京来。因此，结论只能是：所谓京津、华北及东部地区的沙尘暴实质上只能是尘暴。对于沙尘暴发源地，权威部门认为“京津地区的风沙主要起源于周边的农牧交错区、农耕区、退化草场、沙地以及河谷区……干湖确实是沙尘的源头之一，但与广大的沙漠和沙地比起来，就要小得多。”参与查干诺尔项目的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北京理化分析研究中心对北京沙尘的研究都证实粉尘主要来源于干涸盐渍湖盆区。他们在对北京尘暴源区27万平方公里的研究结果是：干盐湖的分布面积仅占本区域总面积的1.3％，可是来自干盐湖的粉尘却占总降尘量的30%；全部降尘中常温水溶盐含量高达2.36％，其中96%来自干盐湖。干盐湖很小的面积却能提供巨大的粉尘量和盐碱物质量，这个区域内的尚未完成演化的湖盆沉积区才是沙尘暴的发源地。地质科学院的结论：一是京津、华北的沙尘暴实质是尘暴；二是这种尘暴是含有相当多盐碱物质的；三是干盐湖是我国东部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这个结论并不是地质科学院一家的理论。支持这个结论的科学论据很多。已故的地质学家、原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名誉所长刘东生院士早就指明了沙漠的沙、黄土高原的土、东部的尘的发源地都在西部的荒漠区的大盆地，是风选的过程将它们分离，按照颗粒物的大小、有次序的沉降在不同的地点。颗粒度大的留在湖盆成为沙漠，中等颗粒飘散到较远地区成为黄土高原，细微的粉尘飘扬到东亚成为黏土、或者进入大气环流。按照这个描述，沙漠是风选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尘暴的源头。已经形成的沙漠不可能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的，只有积存大量盐碱物质的干盐湖才是，这些干盐湖包括我国西北的几大大盆地，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古海洋干涸的产物，查干诺尔不过是一个新的表现而已。咸海的干涸将是另一个例证。查干诺尔的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个理论。种植耐盐碱植物碱蓬，覆盖湖盆，积沙压碱，改良土壤，植物替代，人为控制定向转化，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盐碱干湖盆转化成新草地。由于碱蓬是一年生植物，以多年生植物替代碱蓬，形成植物替代才是目的，在这个链条中，碱蓬被称为“先锋植物”。查干诺尔压碱治沙的实践表明，现在碱蓬的面积已经非常可观了，植物演替的过程要比原先预计的快很多，面积增长快……小气候改变，局部雨量增加，动物生存环境也得到了改善。碱尘明显减少！由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查干诺尔治理项目路线正确，技术可行，圆满成功。查干诺尔治理项目成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把如此大面积的干盐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绿化，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首次。韩国人机敏地从这些科研项目中看到了缝隙，拿我们的观点和实践结果在韩国大加宣传，甚至整版的报纸报导查干诺尔的信息和科学价值，企图在荒漠化研究中占领导席位。但这些并没有触动我国的相关部门。在中国，照理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从宏观上进行管理，尤其是应该掌握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或争论，将科研结果转化成行政管理的方向。但实际上它们很少有所作为。例如，防治荒漠化的工作由国家防沙办负责，但是他们对理论性的问题几乎毫无兴趣。虽然在防止沙化和沙尘暴方面的争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一些科学家提出过尖锐的意见，仅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对植树造林防风拦沙的做法提出异议已经十多年，且有学者出书赞同他的观点；我们查干诺尔项目的专家提出的“京津华北的沙尘暴实际是尘暴、发源地在干盐湖”也已经十多年，但是防沙办始终不予理睬，仍然坚持按“沙漠是沙尘暴发源地”这样陈旧的观点办事，主要工作还是放在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那些治标不治本的项目资金分配上。报纸上报道的种树的面积不断加大，报纸上也不断呼吁重视沙化面积的不断增加——此间的面积差额到底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植树造林的钱怎么会给你种草呢？”体制郑柏峪是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他不是推石头上坡的息息法斯，不是无效追日的夸父，也不是为取悦自己想象中的情人达辛尼娅而勇斗风车的唐﹒吉珂德。他一个人治沙也好，和“现代汽车”合作也好，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郑柏峪曾千方百计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2003年初，郑柏峪联络十几名科学家在中青网上发表文章，证明他们通过在查干诺尔的调查认为北京的沙尘暴实质是尘暴。这篇文章在学术界、舆论界引起广泛反响。刘淇同志批示“组织专家论证”。但是主管部门没有找提出问题的专家，只找了几个坚持传统结论的人讨论。紧接着，几名领导和专家的文章便见诸报端：国家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认为，干涸湖泊并非京津沙尘暴的祸首。京津地区的风沙主要起源于周边的农牧交错区、农耕区、退化草场、沙地以及河谷区。其中河谷区就包含了干涸湖泊。但是，干湖只是风沙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非问题的主要矛盾。京津周围的干涸湖泊问题并不是很明显。北京市气象台台长郭虎说，认为肆虐京津的是尘暴而非沙尘暴这一结论不太准确。气象专家张明英认为，干湖确实是沙尘的源头之一，但与广大的沙漠和沙地比起来，就要小得多。2004年，郑柏峪他们发《内参》，讲述了一年的实验成果，请求国家支持。曾培炎副总理作出了批示给了发改委，发改委约见郑柏峪和参与项目的科学家，确定在国家林业局2005年科技支撑项目中予以安排。但是第二年，项目被取消了。2006年，沙尘暴肆虐。郑柏峪联系了10多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呼吁召开专家论证会。6月下旬温总理亲自主持专家座谈会，查干诺尔项目科学家韩同林参加，第一个发言说明了观点，温总理在总结中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但是最后还是无实质结果。之后，受国家林业局贾局长指示，主管部门曾经听取过郑柏峪他们的汇报和意见，但是还是毫无结果。究其原因，根源还是在主管部门。主要是认识问题。主管部门认为湖泊干涸并非防沙治沙问题的主要方面。沙尘暴发源于沙漠，解决荒漠化问题以植树造林为主要手段；其次是行政规定死板。我国传统理论划定150毫米降雨线以下的地区为荒漠区，但是查干诺尔咸水湖不在这个范围内。因此从理论上讲，查干诺尔地区不属于他们负责的范围。按照林业部三北局一位处长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植树造林的钱怎么会给你种草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片已经形成的沙漠有人管，但基本上属于在沙漠边植树造林，沙进人退，被动防御；我国不同程度盐渍化或次生盐渍化的地区28.8亿亩，占国土面积的20%，其中有6亿亩盐碱地的治理已经纳入农业部的工作范畴；但像查干诺尔这样的1.5亿亩干盐湖区虽然危害巨大，但通过治理可以重新恢复植被和水源地地区，目前尚无管理机关。更有趣的是，郑柏峪他们压碱治沙取得阶段性成功时，查干诺尔湖区的所有权问题也浮现了出来。查干诺尔原来有水时属于国营，归水利局管。没有水了，水利局也不管了。十年后又有了水，他们就又回来说查干诺尔是小湖泄洪地区，管理权在水利局。草原监理部门这时说了，既然种了碱蓬，查干诺尔就是草原。林业局种碱蓬是治沙，证明这里是荒漠，因此管理权是林业局。土地部门说查干诺尔是国有土地。嘎查大队说是牧民草场。有些农牧民干脆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无论政府、集体和个人都看到了查干诺尔的好光景，他们说查干诺尔应该归自己。但自从2004年至今，这些现如今主张自己权利的单位和个人，对查干诺尔的治理没有任何投资和支持。郑柏峪显然不是这里的管理者。过去，他只是一个保护环境的志愿者，一个沙尘和盐碱化土地的治理者——现在，成果有了，但他既无权继续，也无钱继续了。咸海的消失不是偶然的。气候变暖，导致雪线上升；斯大林时期将其上游牧场改为农耕，用行政手段推广种麦，种棉花等需要大量用水的农作物；修运河截水；咸海周围人口剧增四倍……这些都是原因。这种种长期不顾自然环境的掠夺性的开发，造成了今天咸海的消失。我的疑问是：那些用掠夺性开发造成查干诺尔成为干盐湖，现在又用掠夺性手段企图占有郑柏峪治理成果的部门、集体和个人，会立地成佛，爱护这片土地吗？郑柏峪想趁自己还能动，再承包查干诺尔1000亩干盐湖地种碱蓬。但没有一个政府单位肯出这50万元区区小钱支持他。建议北京800公里半径内的几大咸水湖正在陆续干涸。其中，乌拉盖高毕面积230平方公里，2004年干涸；查干诺尔80平方公里，2002年干涸；安固里诺尔面积70平方公里，2004年干涸；黄旗海面积110平方公里，2010年干涸；一些小咸水湖，如阿尔肖特、乌兰诺尔、九连城诺尔早已干涸。面积230平方公里的达里诺尔湖也出现了危机，水面下降很厉害。目前类似查干诺尔的干湖盆还有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东乌旗的乌拉盖戈壁，230平方公里，它的边缘地区已经有大面积的碱蓬，利于项目实施；另一个重要的地点在新疆的西北部，主要是艾比湖，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干湖盆；还有相当多的中小湖盆。资料显示，PM2.5和荒漠化也密切相关。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太空管理局( NASA )发布的“全球PM2.5浓度地图”上，清楚地表明了北非-欧亚荒漠区是PM2.5的重点发生区，我国荒漠区及东南沿海是最重的地区。郑柏峪用自己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了治理查干诺尔理论路线正确，技术可行，成绩圆满。查干诺尔这个干盐湖治理项目成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如此大面积的干盐湖成功绿化，开始复水，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首次。毫无疑问，查干诺尔的治理经验有重要的示范价值，将查干诺尔治理项目继续下去也是十分必要、且有重大意义的事业：——到2013年，实际尚未治理的面积还有约15%；——碱蓬是一年生植物，靠种子繁殖，如果不能持续在上风方播种，在风的吹动下，碱蓬会逐渐向下风方退缩，最终将前功尽弃；——由单纯碱蓬到植物多样性、再到普通草地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维护，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治理项目出资支持的与查干诺尔相关的科学研究，也需要延续；特别是，大面积干盐湖在耐盐碱植物出现以后的植物演替是世界上无人做过的科研课题，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必要继续进行。应该强调的是：压碱治沙这个环保项目不仅有其生态价值、而且有其经济效益。以咸水作为荒漠化生态修复和建设的资源条件，在荒漠化地区种植盐生或耐盐碱植物、养殖盐生或耐盐碱水生动物，构建并形成农林牧副渔和谐共存的咸水复合生态农业的生产系统，不但可以达到荒漠化地区生态修复的目的，还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碱蓬本身就是牧区牲畜过冬的必要补充饲料。尤其是大雪覆盖草原，碱蓬是牲畜补充盐分的最好植物。压碱治沙如果能够和产业开发相结合，产业开发支持生态治理，农牧民自然有积极性治理和开发干盐湖，项目就可进入良性持续发展的道路。苏北盐城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关的耐碱性植物种植、加工和利用的经营链条。如果按每治理10万亩干湖盆，十年需要资金1040万元计算；如果国家投入1亿元，坚持10年，国家将可以将100万亩的干盐湖转化成草地。如果国家能组织对压碱治沙理论认真的科学研讨，在此基础上设立干盐湖治理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不出几年，在治沙和压制尘暴方面的成绩可能就会超过林业部门。这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观念的调整和投资原则的调整。有了这个调整，郑柏峪一个公民的治沙就会变成全民的治沙，从过去一贯的被动防沙变成将来持续的主动治沙，从边缘治沙变成腹地治沙，从种树挡沙暴变成压碱治尘暴……这个账，无论怎么算都是值得的。这个曾患癌症，已经坚持治碱十二年，种碱蓬75000亩，今年六十七岁的郑柏峪想趁自己还能动，再承包查干诺尔1000亩干盐湖地种碱蓬。他能找到这笔资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植树造林的钱怎么会给你种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