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一年发表多少论文

科学院神经所已经在所有顶尖杂志有多篇论文:《细胞》(饶毅、张旭实验 室各一篇)、《科学》(郭爱克实验室两篇、何仕刚一篇)、《自然》(袁晓兵 实验室)。多篇《自然神经科学》(分别是蒲慕明、周专、段树民、鲁白实验 室)、《自然细胞生物学》(分别来自蒲慕明、袁小兵、段树民)、《神经元》 (分别来自蒲慕明、张旭、李朝议、周专、段树民)，其中郭爱克已经因为前几 年第一篇《科学》当选院士，周专和段树明今年院士入围。 紧追神经所的是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细胞》(饶子和)、《自然》(常文 瑞)、《科学》(唐世明、陈霖各一篇)，陈霖因此当选院士，常文瑞今年院士 入围。 清华:《细胞》(饶子和)、《科学》(孟安明，今年院士入围)，清华的 饶子和前两年因为发过多篇PNAS、 JBC当选院士。 复旦大学:《科学》、《自然》各一篇(金力，今年院士入围) 科学院基因组所:《科学》两篇、《自然》一篇(杨焕明，今年院士入围) 科学院上海国家基因研究中心:《自然》(韩斌，今年院士入围)、《科学》 (赵国屏，今年院士入围)各一篇 科学院上海生化细胞所:《科学》一篇(张永莲，已经因此当选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自然遗传学》(贺林，今年院士入围) 协和医科大学:《自然遗传学》(沈岩，已经当选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自然免疫学》(曹雪涛) 个人发表两篇以上的人: 蒲慕明在中国自己的实验室发表顶尖论文是个人最多(至少五、六篇)，这 些都不包括他在UC Berkeley的论文 基因组所杨焕明发两篇《科学》、一篇《自然》 神经所郭爱克研究员发两篇《科学》 复旦大学金力发《科学》、《自然》各一篇 神经所张旭发《细胞》、《神经元》、PNAS各一篇 神经所周专发《自然神经科学》、《神经元》、PNAS各一篇 唐世明在神经所以博士后身份发一篇《科学》、在生物物理所以研究员身份 发一篇《科学》 科学院上海健康科学中心孔祥银发《自然遗传学》两篇 学生里面两次以上在顶尖杂志做第一作者两人:神经所张成(周专的学生) 发《自然神经科学》和《神经元》各一篇，神经所蒋辉(饶毅的学生)发一篇 《细胞》原始论文、一篇《自然神经科学》评论 在同一个研究所有两个以上独立实验室发表多篇顶尖论文的目前只有神经所 一个，其它单位有一个实验室发表过多篇的(如基因组所、复旦、生物物理所)， 但是没有多个实验室能够发表多篇 以上有三篇是同学们在BBS上宣布正式接受的论文，杂志还没有出来的，其 它是都发表了的。正式待发表的三篇:神经所郭爱克的第二篇《科学》、清华/ 生物物理所饶子和的《细胞》、神经所张旭的《细胞》。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专栏·熊丙奇 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近日在其博客贴出一篇书面发言（这篇发言是写给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专题研讨会”的，但被研讨会“留中不发”），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并列出一名领导做博士后以来的20年中，每年发表SCI论文的统计，其中2003年高达51篇。郝院士认为，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甚至根本没有看过稿子的文章上署名，而且官做得越大，每年所出文章越多，是目前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 按理说，官做得越大，做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少，发表的文章会越少，而且真正搞过学术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全身心投入研究，一年能发表三五篇论文就相当不错了。某些领导能一周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要这些领导认识并检讨自己的“不端行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些领导会认为自己是占据别人的劳动果实吗？今天，主动把领导作为自己论文和研究的第一作者和第一完成人的群体，规模不小。这个群体，大致包括领导所带硕士、博士(其实大多是以领导名义招收、由其他教师所带)，领导所在学科的教授、副教授，下级研究人员，等等。领导没有参与的论文、成果，一些学者、专家却署上领导的大名，显然等于变相的学术行贿。 这些领导会认为自己没有为研究“作出贡献”吗？不会。领导都会认为自己对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作用巨大，因为正是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为学者、专家获得项目、课题、经费，这不就是贡献么？也正是他利用自己与企业界、科技界的交往，为本学科、本部门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这不也是贡献么？至于参加立项会、开题会、座谈会等，那更是直接的研究行为了。 学者、专家会检举这些领导的“不端”，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侵吞，人格尊严被践踏么？他们深知“靠着大树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办事”的道理，得到领导的赏识，树起领导的大旗，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否则便立项难，论文发表也难。领导在外通过自己的权力争取资源，学者在内做好研究，把领导放在论文作者首位，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均沾，何乐而不为呢？ 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行政导向的学术资源配置体制和学术行政化评价机制，让领导和学者、专家们紧密配合、“各取所需”。如果学术资源的配置权不在行政领导手中，如果学术评价权不被行政领导所掌控，那么，行政领导就不可能在学术圈里左右逢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放弃尊严，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替他们做学问、写论文。所以，只有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专心做自己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把学术资源配置权、评价权交给学者、专家，才能解决以上问题。 在国外，即便担任大学校长，不管此前有多大学术成就，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往往就做职业校长，不再从事科学研究。原因之一便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允许有额外的精力去搞研究，而校董事会(理事会)对其的业绩评价，是校长当得怎样，而非学问做得如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再做科学研究，难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获取学术资源谋求方便。既担任行政领导，又能获得更多学术资源、取得更大“学术成就”，不导致学术的严重行政化，不出现严重的学术腐败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