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天书考古论文发表

红崖天书捶拓事件：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 涂知州当然不会亲临拓贴，按官场惯例，上命下达，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这位土著的民团首领，倒颇有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的气概，带领人马上山，准备雷厉风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可是到达天书崖前方知此行任务非同寻常。何故？天书虽然称之为碑，可惜非镌非刻，了无雕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团练虽为武官，罗首领倒还有几分儒将风度。审岩度势，立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从此，天书的面目即为翟鸿锡本所示，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成为了千夫唾弃的罪人。尽管如此，清未还是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在筑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还有其题咏景物的石刻诗。（有专家认为草书虎字，乃周达武所为 ，权当一说吧。）自从红崖天书捶拓事件发生后，世传的红崖天书摹刻本就被分为古来、今本两类：古本六种：1、咸丰之年吴振或<；摹刻红崖字>；缩刻本；2、吕伶孙缩刻张春潭本；3、吕伶孙缩刻吴寅邦本；4、邹汉勋<；安顺府志>；缩刻本；5、刘心源奇觚宝石文缩刻本；6、姚华莲花庵藏本。今本五种 ：1、瞿鸿锡摹刻本；2、北京藏书家鸿志清藏拓本；3、赵云谦黔中枣木刻本；4、法人雷柏茹在镇宁高校大厅所见刻本；5、任可澄藏监拓本。古本中以吴振或，吕伶孙缩刻的张春潭本，吴寅邦本为代表，今本以瞿鸿锡本最接近红崖天书现状。其中吴振或的<；摹刻红崖字>；计有三十多字，张春潭字数最多约四十余字；吴寅邦本有三十四字。瞿鸿锡本仅有十九字。千古之谜的天书由古今本的差异，刻拓时间的早晚，自然形成了一题多解的数学模式，这倒丰富了大千世界的生活内涵，造成了形形色色的仁智之见。教授可以皓首究经，在故低堆里探求深奥的解答；意在山水之间的醉翁可以沉浸在<；山海经>；描绘的混沌新开的世界里，去暇想史前的奇迹；豪气于云的旅游者可以在朦胧的各类传说中去寻求出世重宝，或者了本盖世武功的秘籍，年轻的探险者当然希望能发现外星人的不明飞物，如果运气不错，说不定还会产生第二类接触。千古之谜本来就是色彩缤纷的梦幻，千万不可用单调的笔触去涂抹多彩的世界，焚琴煮鹤实在使人遗憾。人间万象皆生一念之间，色空总是在无情地转换，为美好的世界增添欢愉的色彩，尽管着想，那也是人们值得敬重的贪念。让红崖天书解根无穷，布衣平民都应该拥有天书的自我答案。让沉思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在知识的兰天上。林国恩全新诠释：在前不久贵州省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 发布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诠释。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 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用了近9年的时间，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最早的文献记载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断桥乡龙爪村东南的晒甲山西侧岩壁上，有一块长约100米、高3米的土红色的石壁，上面分布有20余个非镌非刻、非阴非阳、似隶非隶、似篆非篆、形若古文的符号，字迹红艳似火，虬结怪诞，这就是被世人称为绝世之谜的“红崖天书”。自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以来，迄今500年来尚无一人能够真正地破译，有研究者认为，“红崖天书”的神秘性完全不亚于古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纳期卡地画、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500年来，虽然不乏有数代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可是真正具有说服力，并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却至今没有出现。最早的文字记载“红崖天书”也被人们称为红岩碑，而晒甲山也常被人们称之为红岩山。最早关于“红崖天书”及红岩山的文字记载是在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前后，在《贵州图经新志》中，开始有了关于红岩山的初步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撰写的《黔记》有“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的一首《咏红岩》诗，诗曰：“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黔诗纪略》卷八）关于红崖天书的记载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些著述里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红岩山，他们大多只是说到岩上红光如火，并没有说到这似火的红岩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真正涉及到红崖天书的则只有邵元善的《咏红岩》，这成了红崖天书的最早文献。他的诗不但已经开始提及到“红崖天书”的形貌，而且还有了红崖天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破译说，他认为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就正是自邵元善开始，人们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一次破译高潮。紧接着，随着年代的推进，人们又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破译高潮。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 “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 “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1999年12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来自新华社贵阳的专电。林国恩的破译说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赞同，因为“靖难之役”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建文帝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以避灾难，从而使得他的说法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理解罢了。“红崖天书”的破译说随时都有，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说法得到真正的认可。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 东面的歇湖区，在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这个样子。自从“红崖天书”被发现以来，在三次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文字类、图谱类、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谁能揭开绝世之谜在晒甲山附近的断桥乡龙爪村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这首民谣暗含的意思是这样的：晒甲山的红岩对面有一堵白岩，红岩里面藏着十八抬金银，而对面的白岩里则藏着一把大秤，倘若有谁能够识破这“红崖天书”，那红岩（即“天书”的背后）就会自动地洞开，就可以去对面的白岩里取出那把足够称量红岩里那十八抬金银的大秤来了。这民谣虽然有些玄虚，可它却似乎又暗含着某种颇有意味的东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真正地识破“天书”，并得到那十八抬金银。“天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就像古代的玛雅文字一样，让人破费心机却终不得解。这“红崖天书”难道真的就成了永恒的不解之谜了吗？有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贵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世坤，宋世坤认为到目前为止贵州考古界没有任何专家针对“天书”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性的文章。没有古文献作参考，那些符号太玄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并且，他还推测，“天书”的书写时间不可能“太早”，与诸葛亮南征之说也无法扯上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碑刻专家赵超也曾对媒体这样表示：“对于红崖天书，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由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他还说了这样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哪一种说法都能说！”其言外之意也很明显。据说曾经破译过甲骨文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也曾对“红崖天书”颇感兴趣，通过研究后，也未得到结果。“贵州长期未得到破译的红崖石刻，与水文有无关系？亦可尝试用水文破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鹿在贵州召开的水书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设想。“水书” 是水族的文字，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其形状类似甲骨文和金文，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又一尚存的象形文字，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水族文字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有相通之处，进而提出了水族先民来自北方。至今，水族人仍在广泛使用水族古文字。 王元鹿说，水族古文字及用它来书写的水书，有若干迥然不同于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民族古文字的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其无论是自造字还是借源字，较之独自制造的世界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和本民族内部产生的文字系统，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在文字学研究上都有很大价值。由于水族文字的资料工作和研究起步较迟，关于水书及其古文字的未知问题很多。如水族古文字的发生时间，其独立创造的自造字其渊源是什么，其异体字又是因何造成的等等。莫非，这“红崖天书”真的从此就成了不解之谜了？

红崖天书的发现者是一位诗人，明代嘉靖年间的黔籍文邵元善，游山玩水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由此千古之谜的天书从平平淡淡中脱颖而出，史学考据家则将红崖天书从历史的沉淀中推向社会。《红崖诗》云：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这首作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的红崖诗，辑于《黔诗纪略》中，是红崖天书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诗人形象地叙述了红崖天书的概况及书形，并以《华阳国志》为据，运用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将天书及蜀汉诸葛南征，教夷人图谱相联系，认为天书的内容即此。 由此而始，从明至清数万年，皆认为红崖天书乃诸葛公碑。清朝初年，田雯着的《黔书.碑》中，称“黔永宁有诸葛公碑”。这种先入为主之见，一直持续到清代的道光、威丰年间。当时文人似乎对古迹发现的“初始权”十分敬重，不敢轻易违背“祖宗遗训”。道光年间关岭进士杨茂材对红崖为“诸葛公碑”的说法，仍旧情有独钟，写下了《红崖诸葛碑诗》：“晒甲晴霞共石壁，上有凤鸾飘泊迹，州忱淋漓血凝碧。梯云耕拭重摩挲，骇疑篆隶惊蚪蝌，风雨不衰神灵呵。”从邵元善的《红崖诗》到《红崖诸葛碑》已经三百多年，天书依然故残，“风雨不衰”，更增加了天书固有的神秘色彩。后又有诗人黄培杰写出了同名的诗文：“八里桥东山岌岌，跨汉摩霄悬登级。上有红崖诸葛碑，恍若赤城天际立。”这是一首遥观红崖天书的诗作，写出了天书所在红崖“恍若赤城”耸立云天的壮观景色。就在众口一词，论天书即为诸葛碑时，郑宣辉对此提出了否定，他在七律《红崖碑》中写道：“谁人岩畔写真形，篆留书成勒鼎铭。疑说武侯宣秘籍，应教钝汉傲图经。”这种否定，是学术研讨中发展的必然，“诸葛公碑”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仅仅建立在蜀汉南征的大历史框架下，很难使人折服。满清压制学术，文人只得埋首故纸堆中，考据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古迹文物的考订已从简单的书证向考古实物方面发展，迎来了中国考据学方面的一次高潮。湘籍学者邹汉勋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同时，邹先生将天书之文训释为二十五字，并破译其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东还经卤，这里的郡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南去自由（指缅旬）”。再者又从金石学角度指出，红崖天书“结体之古茂，文义之雅奥，非尚质之世，断不能为。”“观其磅礴之气，盎已上侪禹碑，下陋秦石。”此论赢得了金石学家潘祖荫，汉学家祁隽藻的赞许。尽管如此，诗人郑宣辉并不认同，以为：“红崖果否是殷碑？考据无从应阙疑。风雨飘摇灵迹在，南荒片石竟称奇。”诗人亦从考据学观点出发，认为实据缺疑，难以定论，尚须留待继续查考。莫龙芝认为红崖天书是大禹引黑水入三危归南海留下的纪功遗迹。清光绪末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鸟居龙藏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国内，藏在帝国大学及古寺中。清代学者赵之谦，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新颖看法。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天书“非篆非隶非八分，不仅非后汉文学，并非汉族文字”。《贵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势颇类蘩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贵州通史.金石志》不仅认为是“苗民古书”，而且更具体指出万彝族古文，难怪民国初年的学者姚茫艾对此寄托了无限希望。诗云：何时济火碑重出，汉刻非遥或可搜？诗中“济火”者，乃助蜀汉诸葛南征的彝族首领，当今贵州境内彝族的始祖。

贵州境内的“红崖天书”上写了很多理解不了的文字，而且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解读这些意思，最后的秘密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