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发表论文

摘要：《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近30年刊文情况表明，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话题上。具体而言，中国翻译研究更加重视翻译教学、翻译史、翻译行业、翻译技术、翻译技巧的研究。这几个领域其实也是中国翻译学与西方相比的优势所在，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这些特色与中国特色翻译学大讨论中学者们的设想并不一致，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色才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过于注重翻译理论的建构，未能预见国内翻译实践的新发展。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翻译史；翻译行业0．引言“中国特色翻译学”一直是中国翻译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20世纪末曾有过一场比较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坚决认为，我们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学不应该有国别之分，建立中国翻译学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有学者将这两派学者分别称作是“中国特色派”和“普遍理论派”（鲁伟、李德凤 2010：11），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取得了胜利。从2010左右开始，这一话题再次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还连续发表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潘文国 2009，2012，2013），中国特色派似乎又占了上风。以2008年至2018年为时间节点，在中国期刊网上至少可以检索到8篇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论文，只有1篇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其他7篇都积极支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单从数量上看，“特色理论派”显然胜出。但总体而言，这一波讨论未能引起普遍关注，响应者寥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波论争都以理论分析为主，焦点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是否必要，对于中国特色翻译学到底有哪些内容，“中国特色派”只做了比较简略的展望，并没有依据当时已有的翻译研究来说明什么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虽然有学者声称，这一问题“并不是个纯理论问题”，要从“实践”来看这一问题，（潘文国 2012：1）但也只是结合翻译实践，没有谈及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最近有学者（赵云龙等 2017）发现了翻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包括5种翻译研究，可以说是为中国特色翻译学提供了研究事实，但该发现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得出的，没有深入论证，也没有结合上述两波争论来谈。因此，20多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检验一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发展现状，考察一下这些年来中国的翻译学是否有特色？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与当初学者的设想是否一致？本文拟结合《中国翻译》和Babel这两本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的载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1．“中国特色翻译学”辨析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翻译学”概念加以辨析。所谓“特色”，就是“特有”的意思。纵观学者们的论述不难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翻译学”就是中国特有的翻译学，与其他国家的翻译学都有所不同，特别是与西方的翻译学有明显区别。张柏然在论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时，就提到翻译学科的人文性有两个特征，那就是“民族性、特殊性”（张柏然、姜秋霞 1997）。这是“中国特色派”学者们一个最为核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提出要建立这种翻译学，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我国的翻译学受西方翻译学影响太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翻译学”也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既指翻译学这一学科，也指翻译理论。在具体的论述中，2013年之前，学者们倾向于使用“理论”一词，2013年以后，“翻译学”成了更为通行的说法。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或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二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独特性。“中国特色派”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视作是建设这种翻译学的重要资源，主张我们应在传统翻译思想中寻找契合中国翻译实践的资源。传统翻译思想之所以有此作用，就是因为与西方翻译理论大为不同，有其独特性。三是中国人的主体色彩决定了中国的翻译学必然有中国特色。这个理由不太常见，只有两位学者在其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与有所提及。这两位学者认为，“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就‘特’在带上了中国人的主体色彩，……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视角，构建出的翻译理论话语。”（鲁伟、李德凤 2010：14）2．研究设计本文对1987～2016年期间《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上刊载的翻译研究论文按照其讨论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对比这两本杂志所刊发的各类论文数量和比例有无不同，甚至于二者所刊发的论文类型是否完全对应？《中国翻译》刊发，Babel上完全没有刊发的论文，或者《中国翻译》刊发较多，Babel刊发较少的论文，无疑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以此来考察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翻译学，与英语中的 translation studies 基本对应，与“翻译研究”同义，并不局限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探讨、翻译现象分析、翻译人物介绍都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翻译书评，包括对翻译理论所做的批评和对有关译作的批评，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会议通知，新书预告等，包括一些著名人物讲话，不在本文统计的论文之列，因为这些通知和讲话不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大多也不包含什么翻译思想。少数虽然提出一些翻译思想，但没有进行任何论证。换句话说，根据通行的标准，能够称作翻译研究论文的，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选择《中国翻译》与Babel，是因为这两本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最能反映中国和西方翻译学发展的全貌，比较的结果最有说服力。这两本期刊都是行业协会的会刊，刊文类型都很多样化，研究内容都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话题都比较广泛，论文形式也都比较活泼，既有专题研究论文，也有随笔式的书评，但整体上学术水平都比较高，都能代表各自所在地区的翻译学研究水平。虽然相对来说，Babel在西方的学术地位不如《中国翻译》在中国的地位高，但这并不影响二者的可比性。在西方，仅就英文翻译学期刊而言，Babel在翻译学者中的影响，似乎不及The 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等期刊，至少没有《中国翻译》在国内远超其他翻译研究刊物的地位。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Babel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并不低，也是 SSCI 检索刊物，只是其作为行业协会刊物，刊文类型多样，不像其他几本期刊只发表纯学术研究论文。不过《中国翻译》也与一些纯学术刊物有区别，行业会刊的特点同样明显。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为1987至2016年，是因为1987年被普遍认为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起点。当年召开了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有学者认为这两次会议是“中国的翻译及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腾飞的标志”。（许钧、穆雷 2009：27）以2016年作为时间下限，则是为了将时间跨度确定为30年。3．基本数据如上所述，本研究只分析研究论文。《中国翻译》的书评大多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类书评中评论的内容占有较大比重，反映了评论者的翻译思想；但Babel上的多数书评都不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书评只是对原书内容的介绍。这些文章可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主要讨论理论问题，包括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翻译理论建设、翻译学发展等宏观问题。第二类是实践研究，主要探讨实际的翻译实践问题，包括某一类文本或领域的翻译技巧以及某一类语言现象的翻译技巧。当然，翻译技巧既包括笔译技巧也包括口译技巧。笔译研究类论文又根据所译文本的领域分为各专门领域翻译，如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等的研究。影音翻译横跨笔译和口译，也算作实践研究类。专门领域翻译研究也包括文学翻译研究。讨论翻译行业发展的论文也列入此类，因为这些论文大多讨论与实践相关的行业问题，理论色彩相对淡一些。同理，探讨翻译技术的文章也算作翻译实践类论文，因为两本期刊上刊登的都是有关翻译技术应用的文章，究其本质探讨的还是翻译技巧，没有一篇对翻译技术进行理论反思。第三类是翻译史研究，主要钩沉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或翻译人物，或是一些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对具体的翻译技巧不太关注。有些论文，虽然讨论的是历史上的译者或是译文，但主要焦点在于翻译技巧，则列入翻译实践论文一类。第四类是翻译教学研究，内容涵盖翻译教材、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等。《中国翻译》上的此类论文，标题中一般都会有“教”或者“学”的字样，或是在“翻译教学”栏目下；Babel 上此类论文通常会有 teaching 之类的字样，也比较好辨认。这30年期间，《中国翻译》总共发表了2718篇翻译学论文。其中实践研究类数量最多，理论研究类次之。各类论文各年篇数如下：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总共有1522篇。如前所述，这些论文又可细分为更小的子类。下页图1表示的是各子类历年的发表篇数。其中，“科技”指的是有关科技翻译的研究，采用的是国内翻译界常用的含义，包括西方翻译界所说的 technical texts 和 scientific texts 的翻译，不同于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 technical translation。（Byrne 2006：7；Ellen ＆ Wright 1993：1）“文化”指的是有关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即旅游、食品、体育、历史等领域的翻译研究；“政治”是指有关政府文本及军事文献翻译的研究；“财经”指的是有关财经文本翻译的研究，包括广告文本翻译的研究；“技巧”包括那些主要探讨具体翻译技巧，如定语从句翻译、长句拆译，而不关注文本所属领域的论文。图1．《中国翻译》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图2．《中国翻译》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同期Babel共发表了553篇翻译学论文，各类论文历年的篇数如下：图3．Babel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298篇实践研究类论文中，各子类历年的篇数如下：图4．Babel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4．数据分析由图1和图3不难看出，《中国翻译》刊发的翻译史研究类论文明显比 Babel 多，不仅绝对数量多，比例也高。此类论文在《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占到了6.36%，在Babel的全部论文中只占0.36%；翻译教学类论文反差没有这么大，但也比较明显。《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此类论文占9.09%，Babel的全部论文中，这类论文只占5.79%，相差接近一半。历时来看，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在《中国翻译》论文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在Babel 所刊发的论文中，占比则没有明显变化。二者的这一差别在下图5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图5．《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史与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整体上不断增多，形成了规模。事实上，最近几年“译史纵横”已成了该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相比之下，Babel上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一直很少。就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而言，《中国翻译》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Babel则没有这种趋势，2006年达到高峰之后，又迅速下降，虽然总数不是太少，但与《中国翻译》上的同类论文还有明显差距。由图2和图4可知，在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中，《中国翻译》刊发了数量可观的翻译技巧研究论文，Babel则一篇也没有。《中国翻译》发表了大量翻译行业研究论文，共49篇，占全部实践研究类论文的3.22%，Babel发表的同类论文明显要少，只有7篇，占比为2.3%；《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技术研究论文有35篇，占比为2.3%，Babel发表的此类论文有7篇，占比也为2.3%。但《中国翻译》发表的此类论文越来越多，特别是2011年后每年都有，Babel只在少数几年才发表了此类论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整体上近年来不如20世纪发表的多。两本期刊在这两类论文数量上的差别，可见下图：图6．《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可以看出，虽然翻译行业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论文在Babel上占的比例有时很高，甚至到30%，但高峰都出现在2000年前后，近年比例都不高，整体上都低于《中国翻译》。就近10年的情况来，这两类论文都是《中国翻译》占比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翻译研究论文这一子类中，《中国翻译》30年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论文讨论的几乎全部是外国文学汉译的问题，后来出现了许多讨论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论文，且后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以下是二者在该子类中占比变化情况：图7．《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中译研究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论文比例2005年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的论文数量超过了研究外国文学中译的论文，中间二者有所反复，但2009年之后，前者一直多于后者，且差距非常明显。换言之，2009年后研究译出母语的论文超过了研究译入母语的论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中国人，工作单位也大多在中国大陆，可以推断其母语都是中国人。Babel论文作者的语言情况不好推断，尽管我们可以从姓名推断哪些作者是英语国家的人士，结合其供职单位推断其母语是否为英语，但这种推断未必准确，因为西方学者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比较普遍，英美学者的母语未必是英语，非英美国家的学者，其母语未必就不是英语。不过，多数研究其他文学英译的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国家的学者，研究英语文学译入其他语言的，其作者大多不是英语国家人士。由此我们不妨假定，Babel上文学翻译研究论文，研究的大多是译入母语的情况。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这3类论文在《中国翻译》发表的论文中占比明显更高，翻译技术研究论文近年来占比更高，翻译技巧研究论文为《中国翻译》所独有，文学外译研究论文可能是《中国翻译》所独有。5．研究发现论文数量的多寡或比例的高低，当然并不反映研究新意的强弱，更不代表翻译理论是否有突破。甚至于期刊论文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和西方也有不同。有学者就提出，与中国翻译界不同，“在国际翻译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著作，而不是论文”（王东风 2016：xvii）。但某一类论文数量多，或是在论文总数中占比高，至少说明翻译学者们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翻译研究的兴趣或热点。多数情况下，研究的成绩与研究的数量还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比更高的论文代表了翻译界在这些领域的成绩与进步。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期刊论文在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此说来，《中国翻译》比Babel占比更高的论文，就是近年来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即中国特有西方没有，或是中国比西方更活跃的翻译研究。如今要是说中国特色翻译学，其表现应该就是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学外译研究及翻译技巧研究。这一发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印证。有学者考察2001年至2015年的中国翻译学研究，发现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较为突出的有5个方面：1）视听翻译研究；2）翻译教材研究；3）师资培训研究；4）语言服务研究；5）生态翻译学研究”（赵云龙等2017：15）。翻译教材和师资培训都属于翻译教学范畴，语言服务则是翻译行业范畴。该研究并未参考西方学术期刊，与本研究的发现略有差别，也属正常。无论如何，中国翻译学的新特色与当初学者们的设想都有较大出入，这几种特色大多都与汉语或中国文化没有特别紧密的关联，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质才形成。只有翻译技巧研究活跃这一点或许与中国文化相关，因为中国人重具体，翻译研究更注重翻译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内部研究”；这几种特色与传统翻译思想也没有多大关系，“翻译史研究”虽然也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发掘，但并不是主流，多数还是对翻译人物或翻译事件的描述与回顾，其论述更是极少参考传统翻译思想。其他几种特色，同样很少关照传统翻译思想，学者们引用的主要还是西方的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行业、翻译技术与文学外译这4个特色，与翻译实践热点具有高度一致性，实践驱动的特点明显。2004年《中国翻译》刊载的翻译教学类论文超过10篇，之后除个别年份外都超过10篇，这与翻译本科专业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很难说是巧合；翻译技术与翻译行业研究的兴起，则与中国翻译市场的快速形成与增长密切相关；中国文学外译研究2005年超过外国文学汉译研究，与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只间隔了一年，显然也是受了中国文学走出去大潮的影响。有这么大的出入，其实不难理解。两次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讨论，焦点都在于是否需要建立这样的翻译学，至于中国特色翻译学有哪些内容，学者们并未展开论述。虽然学者们用了“翻译学”这一说法，但他们的着眼点是理论，目标是建构出全新的翻译理论，或是在传统翻译思想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但中国翻译学3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的近10余年，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理论的寂静期，总体来看新的理论很少，理论建构并非翻译研究的主流，可以说也进入了“后理论”时代。对于许多翻译现象，学者们并未结合具体的理论去分析，还有许多学者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此一来，现实的发展与学者们当初的设想自然就会有所不同。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把“翻译学”限定为“翻译理论”，这些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中国特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的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论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观点多样化，没有鲜明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说中国翻译理论，就如同不能说爱尔兰翻译理论或加拿大翻译理论一样”（Williams 2013：4）。更重要的是，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尤其是参加第一次讨论的学者们，没有预料到国内翻译实践会如此发展，特别是翻译教学、翻译行业和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对于这些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或者这些实践会催生哪些理论，不太可能提出明确的看法。潘文国在论述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时，曾提出了四条理由，其中包括“它在相关领域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重大，而目前别的地方的经验、别的地方的理论都无法解决”（潘文国 2009：103）。但中国翻译实践的新发展，西方原有的理论固然无法解释，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也未必就完全可以解释。况且，多数翻译学者的国学功底未必深厚，要将传统翻译思想运用于具体的研究，会有不小的困难。反倒是一些新的西方理论，用起来更为顺手。此外，过于强调传统翻译思想逻辑上也未必合理。新的翻译实践完全有可能催生新的翻译思想。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翻译实践都可能会要求新的思想，构建新的理论”（转引自 Doorslaer 2013：77）。中国翻译新的实践，完全有可能启发学者们构建新的翻译理论，只是新的理论也未必如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或汉语特点。6．结语总之，如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解不局限于理论建构，而是所有针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翻译学有其特色，只是这些特色的成因与汉语或传统翻译思想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翻译学与西方翻译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我们的有些研究比西方同行要深入，下的功夫更多。也许将来某一天，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下更大功夫，研究兴趣超过我们，我们的这些特色就会消失。因此，这些特色并非永远属于我们特有。就这一点来说，与其说“中国特色翻译学”，还不如说“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后者更能体现现阶段我国翻译研究的时代性，既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新成就，又说明我们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紧盯世界前沿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作者简介】韩子满，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翻译理论及翻译与武装冲突等。

该书被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之一。书中汇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作为早期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该书对中国现代史学影响深远，并且由于其真知灼见而不断重印。20世纪20年代，鲁滨孙的《新史学》由何炳松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继此之后，鲁滨孙的“新史学”思想在国内逐渐流传开来，对新旧史学关系问题探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很多学者直接以鲁滨孙的“新史学”思想作为新旧史学比较的标准，这使得新史学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掺入了鲁滨孙“新史学”的学术主张，这样就有别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主张。 何译《新史学》自问世以来，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