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晋书丹文化发表论文

对书法界又是一项重大发现，对研究柳公权书法有重要意义。柳公权是古代大文豪，在书法上的造诣跟王羲之不相上下。

改革开放以来宝鸡传承石鼓文化的记忆快乐有趣 唐代贞观初年仲春，十面石鼓在渭河宝鸡南岸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这个石鼓，是最重要的金石学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唐代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书法。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还专门为它做过诗。近代的康有为曾誉其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在中国的文字史、文学史、考古史、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对于当代宝鸡人来讲，与石鼓有关的一切文化符号，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记录，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建园筑阁 ，永久传承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的十面石鼓是国宝级文物，它们是从宝鸡出土的。之所以贵为“国宝”，是因为这些鼓面上刻的文字据考是周宣王时代的。唐代大诗人韩愈在《石鼓歌》颂扬了周宣王中兴王室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宏大图景。据研究，周宣王刻在10面石鼓上的这些文字的形状是“苍硕之嗣，小篆之祖”，也是秦始皇统一文字时依据的母体，也可以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宗”。所以，数千年来，这十面石鼓的地位在考古界、文物界和学界备受尊崇，曾被康有为美誉为“中国第一文物”。 石鼓，最早被人发掘是在唐代，出土于宝鸡市，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宝鸡出土的十个馒头状花岗岩石刻，因外形似鼓，被称为“石鼓”，上面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这是一种由大篆向小篆过度的文字，后也被人称为“籀文”。这十面石鼓其形上小下大，直径约三尺，每个重一吨，鼓上皆刻有四言诗，内容多言渔猎之事，故石鼓文又称为猎碣文。本来十个石鼓皆有文字，不过由于历经波折坎坷，每逢战乱便失于保护，流落民间，未得到持续保护，甚至有一鼓曾被人当做磨刀石，上面的文字都被磨损殆尽。原有700多字的“石鼓”，现剩300余字。不过经过历代人的研究，并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石鼓是国内出土最早的成篇石刻文物，世称“石刻之祖”，也被后人誉为“汉字的活化石”。石鼓出土后，鼓上陌生文字引起当时金石学家注意。查遍古籍，也没找到类似文字，这让文字大家认识到，这是之前文字研究中所缺失断裂的一段历史！所以，后世评价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文字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对历史研究、汉字演化研究都有着深刻意义。在文学上，石鼓上与《诗经》句式、风格相似的四言诗歌，从出土文物角度佐证了《诗经》传世的真实性。石鼓岀土是一件除了有历史意义、研究价值外的文物外，这更是一件艺术珍品，这上边的文字被后人奉为“书家第一法则”。石鼓上的文字是先在较为平整的鼓面上书写上去，在一笔一划精心刻之，这样更真实保留了书写本意。纵观石鼓，布局均匀有度，结构严谨，用笔舒展大方，笔力遒劲。被后世学篆书者奉为正宗，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       近年来，宝鸡市委、市政府以文化强市为战略决策，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把宣传弘扬石鼓文化作为切入点之一。从2006年开始，市上在中华石鼓的发现地——宝鸡石鼓山，投资3.5亿多元，建造了“中华石鼓园”，着力打造石鼓文化品牌。整个园区总占地500余亩，建筑总面积4.7万平方米，建有石鼓阁、石鼓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院，全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周秦—金石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融历史性、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气势恢弘，堪称中国书法第一园。石鼓阁陈列有石鼓仿品10面，分别是《车工》、《千沔》、《田车》、《銮车》、《霝雨》、《乍原》、《吴人》、《而师》、《马荐》、《吾水》。石鼓阁，北临渭水，南依秦岭，高56.9米，阁顶距滨河路相对高度110米，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仿秦汉建筑风格，采用外五内九的层级设置，由白墙、红柱、灰瓦构建，气势雄伟，喻示着周秦文明在中华民族史上居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堪称中华西北第一阁。石鼓阁是仿秦汉建筑，在阁楼的最顶端有一只金鸡，仿佛象征着宝鸡，是宝鸡市标志性建筑。园内建设的仿秦汉建筑风格的石鼓书法研究院，搭建“陈仓论书”的平台，供海内外书画家挥毫泼墨，展示书法艺术。同时，围绕中华石鼓园配套建设的石鼓文化城，投资12亿元，打造精品古玩街、文化艺术品市场和旅游文化产业园等，使其成为西北乃至全国闻名的新兴旅游胜地。中华石鼓园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热土，成为宝鸡新的城市名片。目前，已接待游人19万多人（次），其中，登临石鼓阁的中外专家学者、有关方面领导和游客6万多人（次）。 石鼓本无声，蜚声四海文光远，雅阁诚有意，流韵千秋墨宝香。 2010年9月下旬,中国书法家协会与宝鸡市人民政府在宝鸡中华石鼓园举办“中国·宝鸡首届‘翰墨石鼓’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就是因为宝鸡的石鼓山是名副其实的汉字之根系、书法之源头、书家之朝圣地。 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正如那些已经无法辨识的文字一样，石鼓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和它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十面历史悠久的石鼓，以及笼罩它们在身上的未解谜团，让它们在跌宕的历史潮汐中更显独特，更显珍贵。我市学者对石鼓文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先后也发表和出版过多篇（部）论文和著作。2010年11月5日,彭曦先生《中华瑰宝石鼓文》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彭曦先生年近八旬,是宝鸡文理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是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宝鸡炎帝研究会顾问、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长城学、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致力对宝鸡地域历史文化的贯通性思考和深入研究,对宝鸡姜炎文化、周秦文化研究、对石鼓阁建设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华瑰宝石鼓文——石鼓新韵共赏析》是彭曦先生沉潜学术、厚积薄发、服务宝鸡文化建设和开发的新作、力作。近年来，彭曦先生在担任宝鸡石鼓山公园建设文化顾问的同时，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撰成《中华瑰宝石鼓文》一书，让学界听到了宝鸡学人研究石鼓的声音。彭曦先生在《中华瑰宝石鼓文》一书里，就石鼓的初置地、发现地、作成的时间、石鼓文的内容、石鼓的价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彭曦先生认为，石鼓诗作于春秋，鼓作于战国，石鼓的初置地和发现地均在宝鸡的石鼓山，石鼓具有文字、文学、书法、管理文化、自然科学和秦人精神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不愧为“中华第一古物”。彭曦先生在书中特别指出：石鼓并非一般的纪念、祭祀之物，“石鼓诗是以景抒情，以景抒志，是秦人秦国开拓奋进中那种走向强国的呐喊浩歌，是秦人秦国统一天下的一组交响序曲。”信哉斯言！《中华瑰宝石鼓文》的出版，其积极意义，不仅为近年来石鼓文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对石鼓文的进一步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我们宝鸡中华石鼓园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学术支撑，对提高我市知名度也将产生重要作用。 2010年《曹宇石鼓文图》问世。曹宇,1947年1月生于陕西岐山,早年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宝鸡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群众文化副研究员,炎帝研究会理事,《石鼓》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西秦美术学院、西京大学教授,岐阳印社社长等。书画作品在全国美展、书展多次展出,出版著作多部。近年来,倡建宝鸡炎帝陵,开发大散关,筹建西普陀,研究石鼓文化。宝鸡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文化工作者”称号。曹宇先生（号石鼓堂）在各级领导和朋友的支持下，多年来潜心研究石鼓，创办《石鼓》杂志，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对石鼓出土地长期实际考查，根据石鼓文译义，创作出了十首《译石鼓文诗》及十幅《石鼓文图》。《曹宇石鼓文图》以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画于八尺宣纸，十幅《石鼓文图》经过作者数十年反复推敲、修改，在其六十花甲之年终于问世。十幅《石鼓文图》各件既是单幅作品，又有相互联系，洋洋巨著，连接在一起近乎四丈，文图再现了先秦政治、军事、民众生活、飞禽走兽和自然风光。对人们了解、研究先秦历史将会产生辅助作用。中国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一直关心支持曹宇研究石鼓文化，并题辞“岐阳石鼓、碑刻之祖”；中国书协顾问、书法大师欧阳中石先生题辞“猎碣重光”；日本东丘印社社长川合东皋先生题辞“珠联璧合”；书法大家谭建丞题辞“金石寿书画缘”。有关专家对《曹宇石鼓文图》也给了他高度的评价。这也是曹宇先生近十年来一件力作，陕西省委省政府两厅授予曹宇先生“构建和谐陕西2007书画界新闻人物”。     《曹宇石鼓文图》脱稿后，《华商报》、《陕西日报》、《西部建设报》、《宝鸡日报》等报刊作了长篇报道。各地发来贺诗短信，祝贺《曹宇石鼓文图》问世。户县政协王仲第吟诗：石刻之祖石鼓文，堪称瑰宝何须询，深奥难解其中意，以画释意唯曹君。书法家刘侃道：先秦猎碣出陈仓，识文唐人有韩张，文豪沫若研其意，吟诗作图石鼓堂。       曹宇还创办了社刊《石鼓》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得到了国家领导、书画大家楚图南、马文瑞以及沙孟海、吴作人、启功、文怀沙、欧阳中石、康殷、沈鹏、霍松林、黄养辉、冯亦吾、刘江、茹桂、石开、王冬龄、黄惇、王崇人、李延声、吴善璋等先生题辞与支持。出刊五期后因经费问题停刊。2009年，宝鸡市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恢复《石鼓》杂志，宝鸡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批复、同意复刊。现在《石鼓》杂志在宝鸡市新一届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以新的面貌、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印刷与全国人民见面。它将会成为书、画、诗、印爱好者的案头资料，宝鸡市的大名片，飞扬于祖国各地。   目前，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热潮中，我市学者李仲操、蒋五保、张亚炜等，热心石鼓文的研究，为揭示石鼓文化的内涵，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目前在石鼓文研究中对一些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石鼓文化的探讨和研究。 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岐山召开 根在宝鸡，向外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宝鸡石鼓文的研究和传承，呈现出市场化、多元化的路子，   吉朝声创办石鼓印社。 石鼓印社社长吉朝声先生是于右任大师三原的同乡，虽不处同一时代，但有着文化的传承，他热爱书法篆刻艺术，刀功遒劲，刀法自如，执着追求，创新思维，集同行为友，身先优学，必成未来之大器。 公务员吉朝声退休后没有养花种草，而是精心筹备创办“石鼓印社”。然而，他的这个举动却引起了与湖南衡阳同名印社的争夺战。 2010年 10月，，石鼓印社先后投入了 16.5万元，完成了 45个类别的商标注册和网络品牌保护，让石鼓发现之地的宝鸡，合理合法地留住了“石鼓”二字。听说吉朝声创建了石鼓印社，并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了石鼓印社的知识产权，宝鸡书法篆刻界为之一振，也得到国内书画界关注。 2011年重阳节，石鼓印社将价值十万元的 100幅篆刻精品“百寿印”捐赠给宝鸡慈善总会，转赠予宝鸡的长寿老人。同时，石鼓印社联合宝鸡印社、岐阳印社，在 2012年元旦成功举办了《宝鸡首届篆刻艺术联展》，为宝鸡 58位篆刻艺术家搭建起交流学习的平台。    成立石鼓研究会，开展研讨交流。2012年12月13日上午,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万利酒店石鼓堂隆重召开,标志着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会上,市民政局党组成员、调研员叶涛宣读了市民政局《关于同意筹备成立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的批复》,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霍海利宣读了《关于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领导班子的批复》。会议表决通过了《宝鸡石鼓文化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任周方，宝鸡市文物旅游局; 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岐山召开 。 命名石鼓镇，用地名传承石鼓文化 从史志记载看，石鼓山上确实有一座石鼓寺，由于历史劫难，早已不复存在。前后相隔，村民自发和政府主导各自修起一座“石鼓寺”，其历史背景与建设初衷也是迥然有异。1985年，李仲操先生等在石鼓山北麓立碑标注。文革结束，乡村民间信仰恢复萌芽，集全村之力，于2002年恢复庙宇，不知历史上石鼓寺属于佛教还是道教，但村民却依据自身的理解和信仰习惯，将之定为社庙道观，逢会敬神。2015年，中华石鼓园的开发建设已臻成熟，修建这座新石鼓寺石鼓阁南侧新建一“石鼓寺”，气势恢弘，建筑全部采用大理石材堆砌，佛像亦为石质。这等规模和讲究在宝鸡地区很是罕有。寺内共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等，美轮美奂。从门口的石碑得知，石鼓寺建于唐代，清嘉庆年间曾经重修，现在的寺院则是2015年由政府及企业家捐资重建。扩建重修石鼓寺院重修石鼓寺记石鼓山留有石鼓寺遗址。1965年，石鼓寺遗址出土一块清嘉庆13年石碑，载《重修石鼓寺记》。近年，在石鼓山西南一隅、连霍高速公路北侧重修石鼓寺一座，面向渭水，背靠秦岭。。《重修石鼓寺记》: 石鼓之迩（er），邑乘载之详矣。其由来迁徙，尔时见于他说，唐韩昌黎有石鼓歌，及今世所刻石鼓文。予少时读之，尝以未获亲见其物为恨，而此山即其旧置之所也。山去邑东南十余里，蜿蜒南来如蛇龙，然自鸡峰而下逼临渭水。其山之阳有寺颓废有年，荒烟蔓草，荆榛满目，遥望之，不啻（chi）寒郊一荒冢耳。父老尝曰：此古之大刹也，昔之石鼓实出于此。丁卯冬，居人谋重修焉。披荆棘，除荒秽，伐木斩板，磨礲砖石，为构佛殿三楹，越岁而工程告竣，遂求记于予。予曰：石鼓，名迹也，构佛殿毋乃有误乎？佥（qian）曰：自昔已然。今之父老犹有能言之者，且寺有常住，地若干亩，僧会司岁催其租。予曰：然则胡为而犹以石鼓名也？佥曰：仍其旧也。予闻之而疑，疑而终且信，曰：自古贤人君子卓立于世，其生卒里居以及转徙流寓，后之人未尝不爱之惜之，乐识不忘，虽历世而犹不忍没也，而况周宣王之蒐（sou）狩，太史籀（zhou）之记载作石鼓以志中兴之盛者，其地乃在是哉。虽为佛寺，仍以其名名之，宜也。至古人寄迹之所，往往有极为名胜，入其中而为释道家之神祠者，唐宋元明以来多有之矣。寺虽无于石鼓之意，而犹幸不没石鼓之名，则凡瞻谒佛像而洁诚拜礼者，顾兹寺之名，当思石鼓之所以作，而翻然悟，蹶然兴也。谨为之记。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仲冬月榖旦邑丁卯科副榜高奋翥熏沐撰文并书丹    本堡会首    赵绶、马登科、程泰、秦川、吴盛、曹天亨、祖涌、畅程万、林茂、马绪全、范中义1965年6月12日，李仲操先生（时任宝鸡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和当时宝鸡市文化局干事张凤彩从石鼓山下的石鼓寺遗址下挖出该碑并拓文，惜现已不存。2004年12月，南粹生先生自费在村民所建“石鼓山”庙院中重刻立碑（目前仍在，见下图）。本次碑文根据新石鼓寺山门东侧石碑背阴碑文所整理， 举办书法大寒 注册石鼓企业。宝鸡市石鼓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岭石鼓文化廊桥工程总投资1.45亿元，于2009年6月开工建设，由宝鸡市河道路管理委员会和东岭集团共同建设，其中东岭集团出资8000万元援建。廊桥东岭石鼓文化廊桥作为中华石鼓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石鼓山下，横跨渭河，全长 684.4米，桥宽6.5米。廊桥构造独特、新颖，廊桥桥面以上布置双坡长廊，间或布置六角亭，主要桥墩上布置双层重檐塔楼。廊、亭、塔楼为仿古建筑，与石鼓山公园的建筑遥相呼应，相映成趣。桥体上装饰有金石走廊、历史年表、诗词歌赋、人物浮雕、历史文化地雕，廊桥顶部选用了中国历代名画点缀，同时把宝鸡青铜器、石鼓融入其中，整体展示了中国辉宏的历史长卷，更凸显了宝鸡八千年的地域文化。“长廊记史上河图展前朝画，渭水扬波鸣凤曲吟盛世歌。 “石鼓文”亮相宝鸡街头。2013年12月，在宝鸡市区经二路道路南边的人行道上新出现了10面石鼓雕塑。石鼓高约2米，直径约1.5米。每个底座上，除了正面有名称外，两边分别是中英文介绍。据介绍，由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和住建部门牵头，经二路综合整治改造提升指挥部协调，从今年8月开始在经二路上安装珍品仿制青铜器、石鼓仿制品及青铜器水景。这次展示的石鼓，其原型在初唐时期发现于宝鸡石鼓山，被称为“中华第一古物”。有描写千河美景的“千沔鼓”，记述秦公与随从等太远游猎盛况的“田车鼓”，另外还有“銮车鼓”“酃雨鼓”“作原鼓”“吴人鼓” “吾水鼓”“而师鼓”“马荐鼓”等。石鼓上的文字不仅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难得一见的大篆体书法作品，而且是我国最早的石刻诗歌。 为了弘扬传承优秀周礼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岐山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岐山县周文化研究会召开的岐阳石鼓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用证据论证，以理服人，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岐山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研讨岐阳石鼓意义重大。大家对石鼓出土于岐山之阳，命名为“岐阳石鼓“，属周文化范畴，达成共识。 会后，部分专家学者还参观了岐山县正在建设中的“岐阳石鼓博物院“，这个作为岐山县今年招商引资的文化项目，建设进度之快，场馆面积之大将是对宣传、研究周秦文化提供很大的平台。该项目是由著名书画家、石鼓文化传承人曹宇先生退休之后为家乡所作的贡献。与会人员认为曹宇先生老当益壮，古稀之年还投资公益文化事业，造福乡梓，精神可贵，值得赞扬。.

书法艺术

主词条：宋四家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

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另有说法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水利贡献

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并修建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万安桥（洛阳桥），它被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

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辞极优美，同时它又是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书法珍品

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它成为洛阳桥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等。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民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祐三年（1058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爱民心有彼苍知”。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至今。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

发展茶业

蔡襄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也是茶学家。他为官清正，以民为本，注意发展当地经济，为福建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园，就是在建州，旧时又称建溪，建安（今在建瓯县）。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孙樵《送茶蕉刑部书》，书中记载：“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种）产于“建阳碧水丹山之乡，系月涧云龛之品”。当时建溪流域所产品茶统称“建茶”、“建茗”。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闽国，北苑茶园成为专门生产贡茶的官家茶园。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龙焙”，监制“建茶进御”。指定专制“龙茶”。历史发展到了宋代。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御茶时，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贡”。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谓手中，北苑茶已誉满京华，号为珍品。

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熊蕃北苑贡茶录》）。《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为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儿、蔡京之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肯定了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小龙团”的“密云龙”和“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的新鲜感。可见“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点茶”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这茶业发展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苏轼在《荔枝叹》中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此诗作於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转运使二十五年后，此时苏轼正被谪贬在广东惠州（今惠阳县）。作者初次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极为赞赏，就差点儿将“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诗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进贡的弊政。他笔锋又一转，对当时宋代的进茶、进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讽刺。这首诗给苏轼带来了许多声誉，但给蔡襄盖上了一顶“买宠”的帽子，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北苑贡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争新。他先从改造北苑茶的品质花色入手，将“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提高贡茶的质量，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术革新、茶与茶艺术融为一体。蔡襄制好茶，致使苏东坡喜欢“龙凤团茶”，产生千古名句佳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应该感谢蔡襄有了好茶才产生出千古名句佳句。蔡襄的督办，促进了北苑茶的发展。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种技术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北宋时期名列首位，应功归于蔡襄。

藏书之家

据方志记载，蔡襄于宋庆历五年（1045年）4月至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至庆历八年 （1048年）10月，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嘉祐元年（1056年）8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5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在福州担任要职的5年多时间里，“修复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修复古五塘”的地点到底是在福州，还是在莆田（时称兴化军），或者是两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扰著蔡襄研究者。事实上，古人对这一问题早有文献记载，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说福州的学者持第一种观点的话，还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论文《蔡襄对福州的贡献》。但莆田的学者金文亨发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杨祖煌撰写的《蔡襄的业绩》以及蔡庆发出版的《蔡襄评传》等，甚至连莆田市方志委新编的《莆田市志·蔡襄传》也采用了第三种的观点，那就更引人深思。

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宋、明时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关史料，并进行认真分析和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根据宋人的记载：

据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晋江人，南宋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珍视。该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时间，应该说记下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在这本志书里，虽然未设蔡襄人物传，但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时兴修水利的史实，却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修复古五塘”之事。

又据黄岩孙《仙溪志·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年十八试进士，为开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进士甲科，…十月，以亲老出知福州，遂为福建都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闽人丁口税之半”。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我国宋代修的方志约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于年代久远，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如今福建现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国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作者黄岩孙，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宝祐二年（1254年）任仙游县尉。该志成书于宝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时间，况且仙游是蔡襄的家乡，蔡襄传的史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另据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以便亲，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立，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欧阳修与蔡襄同朝为官，应该说同时代的人记下来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元人脱脱编纂《宋史·蔡襄传》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喻政修纂的万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庆历间，由左正言直史馆，乞郡养亲，出知福州。未几，改转运使。复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复疏导附城湖浦”。该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也没有记载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有“修复古五塘”之举，只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兴修水利的事情。

纪念馆

主词条：蔡襄纪念馆

蔡襄纪念馆位于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大埔村，金沙宫旁。

蔡襄墓

主词条：蔡襄陵园

蔡襄墓（蔡襄陵园）位于福建仙游枫亭锦岭将军山下，旧福厦公路西侧。1961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海内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为“蔡襄陵园”，历时三年，于1999年竣工，占地面积20亩，仍保持宋代艺术造型，增建“山门”、仪门、围墙、端明楼、四垂亭、书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车场，重塑文武石仲翁、石羊石马、石虎，铺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属设施。墓陵占地一亩，建造古老壮严，围墙绿树参天，绿草成茵，环境幽静优美。陵园前方“仪门”，高7.5米，白色花岗石构筑，横匾前书“庆历名臣”，后书“刚正廉明”；山门及前门，分别刻有对联：“跨海筑桥不尽黎民歌惠政，挥毫飞龙凤何曾勋业掩文章”，“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表达了后人对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业的崇高评价和敬仰。

蔡襄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 。家族世居仙游县枫亭驿，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时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

蔡襄十五岁参加乡试，十八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年），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

天圣九年（1031年），蔡襄登进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在职四年。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主持谏院衙署。他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蔡襄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

庆历四年（1044年），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1046年）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在福州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觋求拜，多为蛊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议官吏，发动百姓，从福州大义至泉州、漳州七百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荫庇大道，故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庆历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亲去世而离职。

皇祐三年（1051年），回朝修《起居注》，参与政事。次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

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1054年—1063年），蔡襄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后朝廷发现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贬。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并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

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制止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晋江县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

嘉祐六年（1061年），被授为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已深。蔡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不久，宋英宗继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蔡襄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职。蔡襄在朝廷难于容身，请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次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

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五十六岁，追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孙蔡洸为蔡襄奏请谥于朝，孝宗赐谥“忠惠”。

百衲碑

韩琦曾在家乡修建昼锦堂，欧阳修为其撰文，蔡襄书丹，时人称之为“三绝”。蔡襄每一个字都一定写数十张，等到字合于法度之后才采用，世人称其为“百衲碑”。

诗名远扬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争执，被黜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当时也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此诗在东京流传，人们都争着传写，买书的人在街上售卖此诗，获利颇厚。辽朝的使者来访，偷偷将其买回。后来张中庸出使辽朝经过幽州时，在舍馆看见有人将蔡襄此诗写在墙上。

置髯何处

蔡襄有一把美胡须。仁宗一天偶然回头问蔡襄说：“你的胡须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把它盖在被子之下吗，还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无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觉时，蔡襄思索仁宗的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适，一个晚上无法睡着。

蛇精转世

蔡襄知福州时，曾因病多日到官署办公，每天晚上都梦到登上鼓楼靠著鼓睡着。通判奇怪击鼓之人多日没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说这几天有一条大蛇盘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愈后，向通判说了自己的梦，正巧与击鼓之人说的话相同，人们便认为蔡襄是蛇精。

上元罢灯

蔡襄在福州任职，一次适逢上元日，他让百姓点七盏灯，陈烈制造大灯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看见后，下令罢灯。

事母至孝

蔡襄对待母亲非常孝顺，他曾经步行碰到一个妇人，样貌非常衰老，蔡襄询问她的年龄，她说：“我活了一百单二岁了。”蔡襄拜了又拜后说：“希望我的母亲的年纪也能像您一样。”后来果然像他说的一样。

地下阎罗

蔡襄病重时，兴化郡守李遘梦到一位神仙紫绶金章，自称是来迎接下任的。李遘询问是谁，神仙说：“我是阎罗王，蔡襄将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挽诗道：“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

廿一日酉

好事近

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

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