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统治中国论文发表时间

明朝时期的倭寇骚扰沿海、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1931年爆发的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始于1931年9月18日，结束于1945年9月2日。日本自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开始侵华，霸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则是掀开了日军全国侵华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自此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后共计十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炸毁柳条湖铁路，突然袭击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落借口失踪一名士兵，进攻宛平城，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此时日军全面侵华。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日本侵略中国是1931年9月18日开始侵略中国的。1931年，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开始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则是掀开了日军全国侵华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自此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后共计十四年。全面侵华时间是：1937-1945，共8年。

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战争有5次即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元日战争（1274年至和1281年）、万历朝鲜战争（1592年4月—1593年7月（第一次），1597年2月—1598年12月（第二次））、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战）（1931年9月18日-1945年8月15日）。最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但是由于自身国土的限制，导致日本不能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于是便制定了侵略朝鲜继而在侵入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日本“大陆政策”，早在丰臣秀吉(1536-1598)初步统一日本后，就曾于1592、1597年两度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至德川幕府末期则出现了“海外雄飞论”。所谓“海外雄飞论”是当时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因此,它并非某一思想家所提,而是多家主张的概括。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他们的主张虽具有不切当时日本实际的幻想性,但却奠定了“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本多利明(1744-1821)所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等,均属经世策论。其海外发展论的基本点是建立在类似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所谓“万民增殖”基础之上。他认为两对夫妻在33年间可繁衍子孙79人,人口增长率为19.75倍。而日本土地有限,产品不多,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因此,极力主张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认为这是“国君天职”,并提出富国四大急务,其中开发属岛尤为重要。 本多提议开发的属岛,范围很广。除日本周边诸岛,如?夷、小笠原群岛外,还有鼓岛、马绍尔岛,甚至主张“将日本国迁往堪察加地区,赐与本国之国号,使居假馆并置郡县,命诸有司抚育附属土地,自东洋所在之近岛逐次开发,并渡海开垦海上多数岛屿,借抚育、交易以获致土人信服,悉皆成为我国国力扶植之土地。”1继本多利明之后,进一步发展其“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则是佐藤信渊。佐藤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征服论”,其代表著有《西洋列国史略》、《防海策》、《天柱记》、《垂统秘录》、《混同秘录》和《经济要略》等书。佐藤进而提出“中国征服论”。《混同秘录》中对此作了十分具体说明。他首先明示日本之所以以中国为最适宜的侵略对象的根据,并切望首先进军满洲以开侵略中国之端绪。为达到此种目的,日本可将全国划分八个地区,并在对各地区的地势、人口、产业等条件及特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各地区向满洲以外地区进攻的最佳方案。其侵略步骤,先从满洲开始,随后,自朝鲜攻向北京,再向华中、华南等方向推进。如是,“数十年间中国全数底定。”中国“既已划入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世界万国,并非难事。”为此,他建议政府应及时研究增强兵员及制订动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