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艺术特色比较好，或者更细一点你可以写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这群由那个腐败的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虚伪的灵魂，描写了他们因为缺乏进步的社会理想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困窘。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悲惨命运的污秽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此部小说一问世，钱种书便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时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处没什么用，但是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得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事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形象巧妙的譬喻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有人统计，《围城》中精妙的譬喻多达数百条，这些巧妙的譬喻，夹带着机智俏皮的讽刺，在行文中来得是那样自然妥帖，仿佛不期而至。如：方鸿渐的父亲不赞成他与苏文纨的婚事时说的一句话：“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样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比喻幽默，回味悠长。再如：方鸿渐与鲍小姐在回国途中上岸到西菜馆吃的一顿饭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了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把西菜馆的饭菜质量用诙谐的比喻描绘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来源于钱钟书作为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副副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及，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会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弛向更广阔思维空间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库府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精神。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子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父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边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及中国国体。“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集中、概括、典型的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有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索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术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 。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之卒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买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化，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出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种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有谈得来得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然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沾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买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了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真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战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忌之情。结果让方鸿渐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 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 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睛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睛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 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 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围城》是一部读来回味无穷的书。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语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 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时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群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如钱夫人—杨绛女士所说，钱钟书的“稚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钱钟书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都包涵在《围城》之中。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研究目的模板：
1、针对……的研究有利于加强对……机理（或者是：影响，特点，作用）的认识，可以完善有关……的研究。
2、（举出具体的论文课题）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善，研究流程有待进一步简化。
3、……问题的解决，可以改善……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扩大……的研究范围。
选题意义模板：
1、对（具体的课题名称）的研究有……价值。
（1）（自己的课题）的研究可以扩展……学界对这一……研究的＇认识，推进与之相关的……的研究及相关的……研究进程。
（2）从……的角度对……进行研究，利用……提出的……理论进行分析从而解决……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利用……理论从……的角度去研究……的模式，使……的研究能从一个新的角度退出目前的研究进展。
2、对（社会相关应用方面）的价值。
（1）……的研究有助于……改善目前社会上主流的……方法。
（2）对……（教学／应用／实践）也有……启示，能扩宽人们的眼界，促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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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半封建社会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作者以幽默、辛辣的笔法讽刺时态弊端。语言风趣幽默, 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采用独特的象征, 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在欣赏《围城》讽刺艺术的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了现实生活。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围城，也引起了我们对围城的深思。【关键词】：围城 讽刺 辩证 《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钟书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 以其生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他独特的生活感受, 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围城》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小说以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以调侃、幽默和极富讽刺意味的笔触，描绘了一群留学生与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和婚姻恋爱等方面遭遇到的重重矛盾和纠葛，揭示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猥琐灵魂和灰色人生，表现了作者对旧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无情嘲弄，以及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的精心审视。《围城》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多时间，从结构上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即方鸿渐留学归来与恋爱的经历；恋爱失败后从上海赴湖南三闾大学任教半年的经历；不满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黑暗和腐败返回上海，结婚成家在报馆谋职的经历。回国后恋爱的失意、赴三闾大学途中的重重艰险、三闾大学教职员工之间的明争暗斗，成家后家庭成员妯娌之间的摩擦、围城内外的困惑，使他处处受到打击和冷遇，世事的艰辛、世态的冷酷，使方鸿渐感到无处藏身，他只能像关在铁笼里的困兽，虽然不断地拼命挣扎，最终却无法找到出路。小说中方鸿渐这一西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十分突出。他出身于封建世家，其父亲是前清举人，他靠着其死去的未婚妻（包办婚姻）的父亲（点金银行的周经理）的资助赴欧洲留学，由于他“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懒散”，四年中换了几所大学，但却一无所获，没有学到任何专长，眼看着回国在即，最后他不得不从一爱尔兰人手中花40美元得一张“克莱登大学”（子虚乌有的大学）的博士文凭。还有，由于他受西方生活的影响，生活放荡，在回国的船上，他挡不住诱惑，与轻佻的鲍小姐偷情，干那苟且之事。虽然方鸿渐的性格中有不求上进、游戏人生的一面，但他的性格中也有正值和热情的一面。在应邀的一次演讲中，他鄙薄西洋文明给中国带来的只不过是“鸦片和梅毒”；他拒绝大官僚的千金苏文纨的自作多情的许爱，多次揭穿对方的庸俗、势利和虚伪；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看不惯那里的黑暗的人事制度和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还有，当他从职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后，他没有顾及自己的生存问题和亲友的反对，毅然离开了报馆。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处处受到冷遇。方鸿渐的悲剧，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那些比较正值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这一“围城”中的悲剧命运。小说除了着力塑造方鸿渐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外，还成功地塑造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满口仁义道德，但却满腹男盗女娼的封建半旧遗老李梅亭；虚伪庸俗的，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而得意的大家闺秀苏文纨；俗不可耐的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外形木讷，内心龌龊卑琐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却老奸巨滑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溜须拍马、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等。这些活跃在新“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物，真实地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病态。 从艺术成就来看，高超的讽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精妙新奇的比喻，以及丰富深广的知识容量，构成了《围城》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为了达到讽刺幽默的效果，作者对主人公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事物无不进行戏说调侃、另类的诠释和无情地批判。戏说调侃的行文风格，使读者感到轻松诙谐和耳目一新。如作者对文凭的戏说“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盖起来。”关于结婚和离婚，作者安排“哲学家”褚慎明说住这样的一段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关于图书馆，作者调侃道：“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试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 其次，为了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往往故意和读者玩“捉迷藏”。情节明明看似朝这个方向发展，但结果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使人感到出其不意的荒唐和可笑。例如高中时方鸿渐为了解除封建婚约，给父亲写了一封悲秋的信，被父亲回信点到要害处，并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最后这门看似无可救药的封建包办婚姻，却因未婚妻的病逝而使他得以解脱；例如方鸿渐被应邀去演讲，提前准备了的讲稿却因衣服穿错而无法派上用场，于是演讲就变成了完全的真情率真表白和一场闹剧；再如为了争夺苏文纨，赵辛楣苦心安排在宴席上让方鸿渐出丑的计划，在差不多要完全成功时，最后却被无情地证实了赵辛楣在情场上的彻底失败；还有，李梅亭托妓女王美玉买车票的事，眼看要成功了，却因侯营长的无赖态度而泡汤。第三，大量生动精妙的比喻的运用，也为小说的讽刺幽默效果增色不少。例如苏文纨刚出场时，作者对她复杂的心情的描写：“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如写李梅亭的肖像：“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睛，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多么令人恶心。还有如“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共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是多么的形象。再如写苏文纨和曹元朗的婚礼场面和二人的窘态：“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象洋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不像上断头台，是了，是了，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积犯相惩的表情。”简直惟妙惟肖，其诙谐幽默的效果，真的令人忍俊不禁了！ 最后，丰富深广的知识容量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也是《围城》的一大特色。由于作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因此书中内容涉及到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生物学等许多学科门类，也谈到古典诗词、新诗、书画、中外典故以及许许多多的三教九流的东西。深而广的知识容量，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兴味，而且加强了讽刺的效果，开掘了作品题材的意义，使这部小说有着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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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浅析围城的艺术特色比较好，或者更细一点你可以写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围城》这部小说的主题意旨：既表面上是叙写了关于婚姻、恋爱、职业等人生追求的彷徨与失落，进而暗示了人生如围城，人类因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欲求的向往终究是逃不掉失望的结果，从而最终引导人们对于人生感受的哲理意蕴的探索。 再推荐一篇文章给你，请你参考：《 ,围城》的主题有三个方面，分别是： 一：从生活描写层面来说，揭示了抗日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了站在时代大潮以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和苦闷。这部分主要从第一章至第四章体现出来，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中作者不仅写了方鸿渐和苏文的爱情纠葛，这围绕着他们写了十里洋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物，如在美国人开的华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叫他JIMMMY的张居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诸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性古典主义诗人的曹元郎，以及错认方鸿渐为情敌枉费心机的赵辛楣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一一显示了自己的性格本相，无论宴饮还是会客，谈诗还是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都表现了他们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和庸俗不堪。 二：文化反省方面，通过写新“儒林”飞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第六章中以三闾大学为舞台，使堂堂学府里的各式人物依次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斯文扫地的闹剧，上字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学员和学生家长。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在这些人中有的是混迹学界的学术家官僚，有的是市秽，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的满口任意道德。满口男盗女猖、唯官是务、唯钱是亲的无耻文痞。也有内心龌龊，伪造学历的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还有像汪太太那样痕迹学府，却只有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芳斗艳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性“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不再用八股文当敲门砖。但却都扯起一面自以为是的旗子，将真面目掩盖起来，使出周身解数，以求新进身之价。 三：哲理方面。对人生和现代人命运进行了思考。在围城中着重写了一群浮游于尘世之外，只顾职业和婚恋问题而进行勾心斗角的典型人物，虽不见硝烟，却有情场，，这也是一场战争，虽没有伤亡，却有灰色的生活蚕食着人们。。这不是人们的错，这是社会的错，错就错在随处都可以使人陷入的“鸟笼”和“城堡”。但哪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之的出路呢？这应该是这部小说向读者提出的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不仅如此，小说更深的层次在于，作者借着对人物命运的描写、生动的表现了造成这些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向人们宣告，要改变人们的命运，就需要改变环境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围城诶，好像挺难，辛苦了
浅析围城的艺术特色比较好，或者更细一点你可以写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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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