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论庄子对技术的见解，可发见于其关于知识的论议。在区分假知与真知时，庄子曾以技术为典型来说明后者。故将见庄子 的技术观，须检讨庄子的知识论及认识论。在韩国学术界，对于庄子的认识论，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评价。其一是肯定的评价，认为出现在《庄子》中的各种言论，追从着他的形而上学见解，对语言的界限进行了批判，提出超越日常的知识乃是语言之外的神秘知识；其二是否定的评价，认为出现在《庄子》中的各种言论，虽然能够纳入其形而上学的固有体系，而且也符合语言的界限，但其中所标榜的超越性和神秘的语言之外的知识，是绝不能肯定的。兹举例如下：在老子与庄子看来，不即是知，不知即是真知。因为老庄之道，既然肯定了在先的超越之存在，那么所要认识的是无规定的存在之知，而超越一体的知，即是超越的知、无界限的知。否定知的，乃是否定知的知。而否定知的知本身也就内在地包涵着知道的知，因而否定知的本身的知即是老庄所谓的真知。故在老庄看来，真的意义的知，乃是不可言表的“知”。因之，引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他们（老子与庄子）所谓在言语之前的认识，是自明的事实。可是，其概念并无意义。因为意识直接地碰到其对象的这种直观，只是一个现象，不过是自然现象内的一种现象，决不能称作认识。任何对象只有在语言中被陈述为什么什么时，我们才能说它之于认识。……即使让步百步……庄子的认识论值得给予高度评价，可是，对我们的认识更重要的问题，是存在全体，即并非如何认识道的问题，而是明确地依据语言来认识道之存在全体是如何组织的问题。 上述引文所征引的这些态度，看起来似乎只是特定研究者的立场。事实上，应该看到，这些独自的评价起因于评价者所接受的认识论的态度。更具体地说，显然易见的是，那些定向东方哲学的研究者，一般可能采取前者的立场，而定向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则是后一种立场。本篇文章的立场并列于前两种方向之间，试图提出第三种新的可能的理解方向，此方向是以庄子对技术的见解本身为线索而得出来的。勿庸讳言，这篇文章所具有西洋哲学的背景乃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故在倾向上接近后一种方向。然而它又异于西方哲学以理性为中心的一般传统，而是以技术为中心展开讨论。因之，本文既基于西方哲学的议论，又多少异于定向于西方哲学研究者的方向。此外本文还有一不同之处，即期在后者方向，加予相当的具体性。根据这一具体性，这篇文章也要预料庄子的哲学在东方技术界的影响。兹今，经过技术发展的负作用，我们有必要重新吟味庄子技术观的现实意义。2．桓公和轮扁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所读为何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故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在论及庄子的认识论时而常被引用的 这则寓言，就其字面意思来看，它尝试着探问，我们通过语言文字，能不能把握前人的精神。勿庸置疑，其回答是否定的。就此而言，从东方哲学传统来解释，大概是所谓“人之心不可表现于文字，精神的境界往往不可用固定的方式传达，只能通过个人的体验来验证而已” 。反之，从西洋哲学来解释，则认为大概“对产生过程，缺乏科学分析，例如一些道家术士虽然拥有根据经验的秘笈和妙技，但他们却不能向其弟子说明这些。” 这两种解释都说到“不可以固定的方式传达”和“不可说明”，同时指示着技术传达的不可能性。前一种解释的焦点集中在“精神的境界只能通过个人的体验而不可被验证”。与此相反，后一种解释指示着，“对产生过程，缺乏科学分析”。然而，这两种方向的解释，都存在着问题。首先，轮扁的技术不是“精神的境界”，而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手工。此外，这一手工，如下所云，不是科学分析的对象。轮扁的技术是手工，换言之，是手练而非心练，是身体的技术。把它看作理解超越的直观，看作精神的境界，或看作科学分析之对象，都歪曲了庄子的真意。桓公和轮扁对话的要旨在于，无论斫轮子的技术，还是治国的技术，都不是能够通过书的字面而得来的，而是通过手或身体得来的。庄子的这一主张，按传统的知识观来看，可视为革命性的。因为在脑里的知识，以语言的形式化为书，念其书时，知识从书移向脑筋，这被认为是知识传达以及获得的一般途径。然而，庄子通过这则寓言主张，知识并不是从脑筋到书、再从书到脑筋的，而是事与身相应时生出来的。如果失去身体的话，知识就随之消灭。 如此看来，把庄子的认识论解释为否定语言，似可显出西洋意义上的认识论的局限。事实上，我们只要从思维至上的认识论移向身体的认识论这一角度，庄子的认识论即可获得解释。以是之故，庄子的认识论也不一定是以否定语言的以心传心或捻花示众的认识论为超越的。由此可见，思维的认识论和不立文字的认识论之间，存在着以身体的认识论作为认识论的庄子的认识论。把庄子的认识论理解为既不是思维的，也不是不立文字的，而是身体的。这里，有必要对思维的认识论和身体的认识论作更具体的区分。我们以美国技术哲学家德来夫斯的理论来加以佐证。3．五阶段获得之技术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要制作自动机器人的努力，并试图制作更具人类智慧的电脑。德来夫斯指出，这样的人工智能研究是不可能阻止的。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人类的智能，有些可以传统的方式变化为电脑的程序，当然也有不可以的。 现今，从我们的构造来看，有可以理解为计划性的、语言化的，反之也有不可以的。德来夫斯指出，不可语言化的知识，就是身体的知识。例如为了易于理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的知识是必要的。但是，会骑脚踏车的人写了一本《骑脚踏车之法》，学习骑脚踏车的人是不是只要念它就可以了呢？毫无疑问，这样一本书将是有相当帮助的，但却远远不够。实际上，如果想要学会骑脚踏车，就应该亲身去练习。脚踏车与自身的体能相应时，才能骑得恰当。读了“游泳之法”的教科书，并不能游泳。正是因此，轮扁不可把自身的技术传给儿子，它无法用语言所表现的，正是这一身体的知识。德来夫斯把这一身体的知识和思维的知识，分别称作“经验基础之方法的知识”和“规则之事实的知识”。从西方哲学的传统看，直至二十世纪以来，仅把一般的事实的知识，看作是唯一的知识种类。此种立场，基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知识观，即知识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德来夫斯主张，仅此一事实的知识，并非唯一的知识。他指出，方法的知识，不但是全部的人的身体的活动，如骑脚踏车和游泳之类，而且专门的活动境遇，如医生诊断病人，经营者决定政策，也同样适用。因为，就专家而言，这两方面的知识都是要兼备的。一方面，这些专门领域的事实之知识，是出现于教科书或研究论文的知识。另一方面，启发式的知识（heuristic knowledge），是专门领域的课题或实行的知识。他说明了后者：通过多年的作业，人获得“精彩的推测技术（the art of good guessing）而非经验的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 。专家们所采取的正是后一种属于身体的知识 。再看桓公和轮扁的对话，方法的知识被适用于木工斫车轮之事以及圣人治理国家之事。然而，事实的知识和方法的知识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之知识。如前所言，事实的知识如“骑脚踏车之法”，人们在练习时，可以借助于这种方法的知识。只是一个人能骑脚踏车的话，那么他早忘掉了“骑脚踏车之法”。如果总是想着“骑脚踏车之法”，那么他将永远留在初步者的水平上。
庄子哲学思想 道兼有无。“无”是天地万物的根据，是天地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抽象的绝对的本体论概念。形而上学本体论在老子中还只是他哲学学说的一部分，在庄子中则成为庄子哲学的唯一逻辑线索。庄子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老子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使道家在形而上学本体论这一重要方面具有了空前绝后的进展。� 不过，绝对、抽象的“无”还并不是庄子哲学的顶点，庄子哲学的顶点是“矛盾”。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封闭的思想体系，道家的思想体系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兼有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封闭与开放的双重性，即由庄子哲学中内在的、并且又是由庄子自己提出来的矛盾现象表现出来。庄子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矛盾问题。这些矛盾问题庄子自己没有解决。 庄子自己很可能没有识意到他是要表达“道”的封闭和开放的双重性，但在他的哲学探索过程中实际上是确实表现出了“道”的兼有开放性的双重性。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因而也是实用的、现实可行的思想体系。庄子的思想体系具有封闭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因此就不是实用的和现实可行的思想体系，因此就空前绝后，往而不返，不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尤其是“不为王公大人所器”。但是时过二千数百年之后，从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角度上看，从现代开放环境的背景上看，庄子哲学以揭示矛盾、表现为开放，而不是以涵括矛盾、表现为封闭作为结束，就并不比儒家的提出一个完备、实用、但却封闭的体系缺少意义。认识到哲学史上的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从“有”和“无”的关系上看。道兼“有”“无”，庄子的“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是就物质全体而言，“无”是就抽象本质而言。二者异名同实，“无”就是“有”，“有”就是“无”。“无”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联系，是天地万物的统一和绝对。“有”生于“无”，“无”是“有”的终极根据，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但同时，“无”也可以是无根据，也可以是对终极根据和宇宙万物共同本质的否定。� 从宇宙万物的生成上看。庄子的“道”有情有信，现实的物质世界有日月之明，有星辰随转，有旦暮之期。春夏秋冬四时运行，各得其序。但有序的现实物质世界的本原和根据是“无”，而“无”的展现形式又是“无所可用乃为予大用”，从而使得在从“无”到“有”的物质运动与生化过程中，存在着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从生命的意义上看。庄子认为“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道”。人从人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上获得了自身的生命意义、存在意义。但“道”之于物，生生不休，变动不居。对于万物来说，生为体，死为尻，生如得，死如丧，生死一守，“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生的意义又从而为“道”的更高层次所否定了。� 从对“道”的认识上看。“道”无所不在。日夜萌于前，春夏秋冬四时代序。“道”在蝼蚁，在瓦甓，在屎尿。“道”可道，可名，“道”的痕迹至显无遗。但是在“道”的认识和描述上，“道”非常道，非常名。“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之为不知，不知乃知之。所以，如果庄子知“道”，就应该抱一自守，对“道”不加论述；如果庄子对“道”屡有论述，著书十余万言，申之无已，这个“道”就应该不是真实的“道”。� 道家学说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认为有“道”，以“道”为精，以“道”为本，叫作“主之以太一” ( 《庄子·天下》 ) 。庄子继关尹、老聃之后十分认真地坚持了“道”的绝对性、一元性，力求建立道论的封闭体系。但在庄子坚求乎“道”的过程中，却因为同时出现了“道”自身内部的矛盾现象，从而使道论导向了开放。一方面“道”是统一的，不统一就不是“道”，“道”只能是统一的；另一方面，“道”实际上并不统一，还存在着内在矛盾，包含着它所不能包含的因素。既然“道”是统一的，也就不必要有人类对于“道”的追求探索；既然“道”并不统一，也就不能先验地称之为“道”。�庄子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之说中的参与政治生活成为文人的首要行为准则，故在古代文人之初大都怀有经世之志，但当现实和理想发生矛盾时，庄子的逍遥的精神又会复活在文人的内心．庄子理想人格中的自我超越给迷路的文人指明了一个心灵方向，于是有了魏晋文人的不羁，有了唐宋代文人的狂涓人格． 魏晋著名隐士，田园诗人陶渊明出身于士族家庭，祖上也曾门庭显赫，称贵一时. 陶渊明对其曾祖的功业颇引以为自豪。他在诗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式。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少年时代，儒家思想在他意识的深层扎下了根: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外.他的胸中奔涌着澎湃的激情，充满了浪漫的幻想。然而，却生不逢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根本不存在使其充分发挥才干的条件。在士族门阀横行的社会里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不过是一厢情愿,他才迟迟不得取进仕途的机会, 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但他看不惯周围官吏们彼此间的尔虞我诈，谄上骄下的种种丑态, 更难以洁身自好.从二十九岁入仕到四十二岁归隐陶渊明对仕途彻底绝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登东辜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仕途的困苦之后，他怀抱着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归于庄子的道路．这时的陶渊明在有过了“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的痛苦经历后，他真正明白了《庄子》所说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的道理，对于官禄富贵，再也不正眼相瞧。虽然他爱酒，但他更爱的是自由，是“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逸。正所谓“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陶渊明在自然的生存中找到了精神最大的逍遥.．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年轻之时在儒家的经世之志影响下积极参与政治,并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表达自己对投入政治的热情和自信.但当现实中的政治在并不怎么辉煌的翰林院中到来后,李白开始失意了,复杂的政治生活束缚了李白.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经过儒家的失意后,庄子的逍遥游开始深刻影响到李白.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这样写到: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 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在自然里才能找到答案也真的在自然里找到了自己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 和李白一样,宋朝词人苏轼也曾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厉有当世志”,积极参与科举并成功进入仕途,但在政治上的屡次挫败后,他积极入世的热心开始降温并最终死心: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冷漠使个人和自我抬头,伴随着对自然回归的向往,苏轼开始皈依庄子之道.他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曰：“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 苏辙曾多次自称自己是“狂士”，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所说的“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和《颖州初别子由》所说的“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等，不仅是“狂”，而且是“久狂”、“本狂”，自然，这是“礼治”秩序无法容纳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辙的“失意”似乎像李白那样也是注定的。苏辙的心灵与尘世拉开了距离，直奔“超然”而“游”,他在《前赤壁赋》中如是写到:“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辙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从尘世中解脱, 走进了自我“安闲”和“适意”的状态：“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在庄子带动之下的中国文人投入和沉醉于逍遥游之中,但无论是山水游,仙游还是幻游都是一种对个人和自由的追求和体验.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年、不能忍受非合理的社会政治现实,却又不愿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于是只有以不合作,洁身自好的方式,一方面对尘世表示抗议或不满;另一方面,抛弃尘世,寻找个人的乐趣和诗意性,在尘世中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 他们漫游于客观的自然山水中，梦游神仙，通过对象物摆脱世俗的一切诱惑和束缚，达到超越和解放. 体现了一种“自由性”它是“精神”和“意志”的自由，是不受秩序和世俗约束的“性情”自由，是自得其乐的“自适性”自由。不管是在传统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自由”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一个现代人尽管获得了许多权利和不受外人强迫的自由，但他可能受到来自社会整体的强制，也可能在生活世界中有许多不自由。面对权利自由之外的许多不自由，人就需要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超越和解放，或者通过移情，摆脱困境和苦恼，使自己达到心灵上的宁静。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以他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的人，一种遁世求真，一心一意地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儒家无疑是提倡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但同时，也为拒绝过于热衷政治社会生活留下空间。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则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个人“达”的时候，文人们便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而一旦文人在面对政治感到无力的时候，在遭到罢黜，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庄子的逍遥游和其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行为则为他们作出了一种示范,使他们走向山水田园,走向精神世界.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和逍遥游繁衍出中国文人人格中的自我和超越,对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浅析《庄子》物化思想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浅析《庄子》物化思想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庄子》的“物化”思想是针对人因知迷、心惑、性失而不能复性、体道提出来的。什么是庄子的物化思想，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与人的行为方式有什么关联？即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内容。
一、“物化”的含义及基础
关于“物化”的含义，成玄英解释为“物理之变化”。（郭庆藩，第120页）成氏之物理究竟是指物和理，还是泛指万物？从其所言“新新变化，物物迁流”（同上），可知此物理是指万物。成氏认为物化乃是万物不断更新、迁流变化。成氏对物化的理解扣住了“新新”和“迁流”。“新新”实则是“更生”，“迁流”则是将万物比作“假于异物，托于同体”这样一条流动的河流，“新新”、“迁流”，指出天道以物化的形式使得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现代学者陈鼓应先生对物化的界定较笼统，谓：“万物之转化。”（陈鼓应，第102页）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的看法是：“所谓‘物化’，就是发生‘物’的死与转生这一变化的意思，不外是指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物’作为其‘物’通过经历死，不久又变成他‘物’而转生下去。”（池田知久，第269页）仔细分析这一界定，其指出的物化要“通过经历死”这一环节，这与《庄子》的思想是有出入的。
二、“物化”的表现形式
物化的表现形式，一是死生气化，所言"化”者是变化、化生，指形态方面的转变；二是体道悟化，此“化”是悟化，或点化、教化，指人之心知或是境界的`起化。《庄子》物化的立足点是以人之“悟化”助天道之“物化”。死生气化是一种必然物化，《庄子》云：“巳化而生，又化而死”（《知北游》），即认为万物之生乃是物化而生，万物之“死”又是物化而死。《庄子》曰：“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天道》），即万物以生死起灭，盛衰存亡的形式表现气之流动。以人为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生是气的凝聚，人死是气的涣散。万物也是如此，尽管万物万形，但都是气之聚散，皆为此理。这种由化而生、由化而死的转化是无穷无尽的，是曰：“万化而未始有极”（《大宗师》）。万物正是在这种“万化”中以不同形态而存在。
三、物化的实现途径：“物自化”与“心斋”“坐忘”
实际上，“物化”即物之自化。造物主之化生万物，万物自正、自壮、自化。故《庄子》曰：“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则阳》），可见，物之自化是物自为，“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在宥》）。人之无为不是一无所为，而是“依乎天理”（《养生主》）、“顺物自然”（《应帝王》）而为。具体而言即破除人之知迷、心惑，使性情复于物之初，达到“无为而万物化”（《天地》）。《庄子》认为实现“任性命之情”而物“自化”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心斋”与“坐忘”。
四、“物化”的归宿
物化虽是万物之气化，但人之作为人在天地万化中的意义正是在此中凸显出来。《庄子》“物化”实际落脚点还在于人，人在万化中能体性归道，精纯精、神，“能移”以“相天”，这便是《庄子》所认为的人之为人的价值。《达生》篇曰：”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形全”是形体不消亡永生吗？《庄子》内篇固有得道者“年长”（《大宗师》。外篇《在有》云：“千二百岁”）而“色若孺子”（《大宗师》）的说法，然这只是对得道德全的外在功用的一个表述。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形全，而在于得道。能得道方有形全，不能得道，徒养形骸，未能长久，单豹、张毅之徒便是此例。
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主张“法天贵真”，对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见《骈拇》、《马蹄》等篇）。但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声之乐，而是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的命题，要求音乐表达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拘于人为的礼法。基于此，《庄子?大宗师》所载子桑“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的悲歌在古琴审美中就不但实现了对情的肯定，而且实现了对悲乐的肯定，《庄子?让王》中提出的“鼓琴足以自娱”的命题，则强调了古琴音乐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 老、庄上述思想渗透在其后古琴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老子》“淡兮其无味”的思想被阮籍、嵇康、白居易、周敦颐、徐上瀛等人吸收、发展，在音乐审美上形成对“淡和”之乐的崇尚，限制了古琴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古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则为陶渊明、白居易、薛易简等人所继承，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众多琴人追求的目标；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特征；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美学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的思想也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老子》“淡兮其无味”、“大音希声”的观点受到琴人的一致推崇，对古琴音乐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淡”出自《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文献显示，《老子》提出“淡”的范畴后，在汉代之前并未引起大的反响。魏晋之后，经学受创，玄学盛行，“淡”之审美受到重视，所以阮籍说“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提倡恬淡之乐，排斥美声、悲乐。至唐，“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琴诗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而受到推崇，在古琴音乐审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周敦颐援道入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吸收、融合，提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淡和”说，从而使“淡和”成为儒、道两家尊崇的音乐审美观。“淡和”审美观既与道家恬淡的主张相符，又与儒家中和的主张相合，所以被众多琴人所接受。宋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就竭力赞扬古琴“希微”、“寥寥”之风格，明严天池也说:“惟鼓琴，则宫商分而清和别，郁勃宣而德意通，欲为之平，躁为之释”（《琴川汇谱》）。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溪山琴况》）。清汪�更将“淡和”发展到极端，认为“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立雪斋琴谱》），将“淡”作为一个居于“和”之上的重要审美准则。他将“淡”的标准定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是以儒释道:“节有度，守有序”是儒家提倡的“中声”；“无促韵，无繁声”显然和儒家禁止“烦手淫声”的思想一致；“无足以悦耳”则是对儒家崇尚“一倡三叹”之乐、排斥“?堙心耳”之声思想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古琴音乐的艺术性。较之“中和”、“平和”，“淡和”强调音乐要灭人欲，释躁心，更加排斥音乐的艺术性，排斥音乐对感情的表达，所以对古琴的自由发展有更大的消极作用。《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老子》的目的就在于以无为否定有为，以“大音希声”否定有声之乐，所以它最终会由“淡兮其无味”发展至“淡和”，对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消极影响。 《老子》“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后被《庄子》纳入古琴理论，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这一思想备受文人推崇，对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琴人无不将“希声”作为演奏的至境，以追求琴乐的含蓄之美。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从演奏美学角度对“希声”有详尽的描写，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如“静”况所说“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迟”况中所说“疏如寥廓，�若太古，优游弦上，节其气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者，此希声之始作也；或章句舒徐，或缓急相间，或断而复续，或幽而致远，因候制宜，调古声淡，渐入渊源，而心志悠悠不已者，此希声之引申也；复探其迟之趣，乃若山静秋鸣，月高林表，松风远拂，石涧流寒，而日不知哺（晡），夕不觉曙者，此希声之寓境也”。值得注意的是，徐上瀛此处对“希声”的解释是建立在有声之乐的基础上，和老、庄本意不同。徐氏之言代表了绝大多数琴论的观点，古典琴论中的“希声”之“希”多为稀疏之意，即指“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白居易《夜琴》）、“曲为节稀声不多”（白居易《五弦弹》）的有声之乐，而《老子》“大音希声”之“希”是“听之不闻名曰希”之意，指无声之乐。“大音希声”对古琴美学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人们以此追求“淡而会心”的含蓄之美，要求创造音乐的深远意境，追求音乐的弦外之韵味；其消极影响则表现在琴人以“希声”为准，排斥古琴演奏中的“烦手淫声”、“靡曼烦响”，陈幼慈、祝凤喈等人都有类似琴论。 《庄子》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又提出“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虚而待物”（《人间世》）、“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化通”（《大宗师》），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像，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合一的自由审美境界。这对古琴美学也有深刻影响，所以陶渊明提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认为音乐的真意不在声音本身，而在于声音之外，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之意趣。此后的琴论也都重视音、意之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对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如《庄周梦蝶》和《坐忘》两曲的音乐创作表现了这种对物我两忘的追求，而成玉�、欧阳修、苏轼、庄臻凤等人的琴论则表现了琴人在演奏、欣赏中格外追求言外之意的表达，弦外之美的体验，认为演奏时意比声更重要、欣赏时心比耳更重要，心意既得，形骸俱忘，才是音乐至境。刘籍说“遇物发声，想像成曲，江山隐映，衔落月于弦中，松风飕�，贯清风于指下”（《琴议》）；徐上瀛说“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溪山琴况》）；祝凤喈说“迨乎精通奥妙，从欲适宜，非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晖相化，缥缥缈缈，不啻登仙然也”（《与古斋琴谱》暨《补义》）。他们所描述的就正是这样的至境，所以颜元在《四存篇》里干脆将“心与手忘，手与弦忘”列为能琴的重要标准之一。 李贽继承、发展了庄子“法天贵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以“童心”说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对代表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此命题出自《焚书》卷五之《琴赋》，其美学意义有三:首先，“琴者，心也”视琴乐为抒发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突破了“琴者，禁也”思想的束缚。儒家视古琴为君子修身养性、治家理国的工具，倡导“平和”、“淡和”之审美观，从排斥音乐旋律、节奏的变化到否定音乐的娱乐功用，直至禁止音乐对感情的抒发，严重束缚了古琴艺术的发展。由于儒家音乐思想在传统音乐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这些思想始终成为古琴美学思想的主流，为封建文人所推崇，李贽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对此发出挑战的思想家，“琴者，心也”则是数千年孕育的非主流思想的惟一大胆表现。其次，李贽在论述“琴者，心也”命题时，突破了魏晋以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的传统思想，提出“同一心也，同一吟也”、“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手虽不能吟，但“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认为琴乐比人声更近自然，显示他对纯音乐丰富的表现力有深入的认识。孟子曾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管两人立论的出发点不同，但在承认音乐比语言等更能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再次，“琴者，心也”的提出是建立在“以自然之为美”的基础上，即表现以自然为美、最近自然为最美，是李贽“童心”说在古琴美学领域的体现。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焚书?童心说》）。此童心即人生之初的自然之心，失却了童心，便非真人。由此出发，李贽格外强调人的自然情性，提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声，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焚书?读律肤说》）。既然音乐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所以就应该表现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束缚于人为的礼义，因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是对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儒家礼教思想的突破。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它的提出使道家古琴美学思想进入更加合理的阶段。此命题认定音乐是一种自由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其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音乐既然自由表情，就不应对其进行限制，只以“平和”、“淡和”为美，排斥其他音乐，而应自由抒发“情之所激”，诉“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等不平之情。“琴者，心也”和儒家“琴者，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它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在古琴论坛上的一次剧烈碰撞，对于古琴音乐的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李贽的影响，古琴美学出现了“声以情为母”等命题。清人李渔也在《闲情偶寄》中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胶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联络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这些思想尽管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围攻，但它们对情感价值的强调、对于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音乐史话 第一章 音乐的起源 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a、弦乐器起源的传说 墨丘利（Mercury）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使神。有一天他在尼罗河畔散步，无意中踩到一个东西，那东西发出了美妙的声音。他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空龟壳内侧附有一条干枯的筋。于是墨丘利从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弦乐器。后人考证弦乐器出现在墨丘利之前，但弦乐的发明有可能正是从此得到了启发。 b、管乐器起源的传说 在中国古代，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有一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传说中他曾进入西方昆仑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虽然这一传说并不完全可信，但把它作为管乐器的起源也未尝不可。原始时代的人类，他们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和音乐为伴而开拓发展，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直接从人类的劳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第二章 原始人的音乐 古代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重要的人类文化发祥地之一。当时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朗、伊拉克一带），在公元前四千年已有了较为发达的音乐。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苏美尔人已有了类似竖琴式的乐器和几种管弦乐器。在当时的宫廷里已产生了专业的歌手和较大型的乐队。后来，这些较先进的音乐文化逐渐流传到埃及、希腊、印度和中国等古老的国度，并在这些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不同形式的、具有民族色彩的发展。虽然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发展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发展方向都是由世俗音乐逐渐趋向于宗教音乐。 第三章 中古时期的音乐 一、中国古代音乐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君王，他在五千年前就创造了历法和文字。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的琴本来有五十根弦，但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把他的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还有一位名叫神农的音乐家，据说他是牛首蛇身。神农曾教人耕作五谷，曾遍尝百草而发现医药，还曾经创造了五弦琴。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设想，当时的音乐用的是五声音阶。 在中国古代，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不下三百种。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曾写过许多论述音乐的随笔，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对音乐的一些评论。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并把悲哀与欢乐付诸琴韵之中。孔子把琴艺亲自传授给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在孔子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他提倡的是以音乐来提高品德。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多为舞乐，即融诗、舞、音乐于一体，与今天的舞蹈是完全不同的。 二、埃及、阿拉伯的古代音乐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金字塔内石壁的雕刻上，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演奏者的行列，从而想象出当时演奏音乐的盛况。雕刻中有以手指弹奏的竖琴状弦乐器，还有各种笛类乐器。阿拉伯等地区的器乐也相当发达，很早以前他们就开始使用在一个八度之间分为十七个音名的特殊音阶了。 三、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 希腊音乐的起源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传说中阿波罗神主管音乐，下辖九位缪斯（Muse）女神，因此音乐也称为Music或Musik。在希腊乐器中，有一种叫做阿乌洛斯的V字型双管笛，还有一种叫做里拉（Lyra）的手琴，齐特尔（Kithara）则是一种类似吉它的弦乐器，这些乐器都是从埃及或阿拉伯传入的。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音乐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他们以从埃及和阿拉伯流传过来的东方音乐为基础，逐步加以发展和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古希腊的音乐与诗歌和戏剧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们那充满魅力的两部荷马史诗和许多著名的戏剧作品中，都体现出了音乐的重要意义。当时社会上一些著名的民间歌手演唱的歌曲，对古希腊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音乐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成就。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大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用一种称为弦琴（Monochord）的单弦乐器，首先解释出纯律理论，根据弦的长度计算出了当时所使用的一切音程。毕达哥拉斯音律的发明与应用是音乐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其次古希腊人还发明了字母记谱法。在乐器的制作上也有着许多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发明了一批过去不曾有过的乐器。古希腊音乐不但有器乐伴奏的独唱抒情曲，而且还有戏剧音乐和舞蹈音乐等形式。 这些音乐一般都是以单音音乐为主，在内容上大多为宗教题材。 古罗马的音乐主要是沿袭古希腊音乐的巨大成就。当时的音乐主要是在祭神、婚宴以及军队凯旋时演奏。公元三世纪以来，古罗马大肆向外扩张势力，对邻近城邦进行野蛮的侵略和掠夺。许多古希腊的优秀乐师和歌手们都变成了古罗马帝王、贵族和奴隶主的奴仆，因此音乐也就成为专门为统治阶级消遣娱乐的工具。但古罗马的音乐文化并没有因循古希腊而停滞，一些民间的歌谣、结婚歌曲、士兵歌曲以及音乐舞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用拉丁语演唱的古戏剧。 另外，军队中铜管乐器的出现也是古罗马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四章 中世纪的音乐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的音乐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权力高于国家和其它社会集团。当时，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各种艺术以及哲学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为教会服务，因此中世纪的音乐借助于基督教而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可以说从音乐的全部理论到记谱法，从合唱、合奏到键盘乐器的兴起及教学，无一不是与中世纪的教会休戚相关的。今天的交响乐和歌剧虽然在内容上绝大部分是描写世俗的，但它们与中世纪的教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会音乐，最初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从犹太王国传来的形式，即歌唱圣诗、朗诵圣经，是纯粹的声乐。宗教音乐历来以声乐为主，这是因为声乐有歌词。与此相反，器乐主要是作为世俗音乐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从原始的单音音乐过渡到复调音乐，是中世纪音乐的重要特征。此外，中世纪音乐在理论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完成了对位法和线谱记谱法。乐器的发明与制作也有了不小的进展，长号、小号和圆号等乐器在当时已广为流行，弓弦乐器（如维奥尔琴）也有了普遍的应用。 二、罗马风格 "罗马风格"一词来源于当时的建筑用语。罗马式音乐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纪念碑式的遗产之一。这种音乐既无和声也无伴奏，它的特征是以齐唱形式为主，通过教堂天井的回音而产生庄严的和声感，其纯朴、清丽的宗教感情与罗马风格的教堂建筑如出一辙。罗马式音乐是中世纪时期的重要音乐形式之一，其代表当首推格雷戈里圣咏（Gregorian Chant）-- 一种典型的天主教音乐，它是纯粹的单旋律歌唱。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格雷戈里圣咏对音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格雷戈里圣咏中，已经有了多利亚调式、弗利几亚调式、里第亚调式、混合里第亚调式等四种教会调式及其变格调式。到了十六世纪，出现了爱奥尼亚调式及多利亚调式，进而演变成今日的大、小调音阶。格雷戈里一世时代，曾在罗马设立过称为"歌唱班"的教授圣咏的学校，这可谓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之一了。安普罗修斯（ Ambrosius，340-397）圣咏则收集了在教会中所唱的歌曲，并为教会音乐制定了由七音组成的四种教会调式音阶，还创造了对唱等形式。在圣咏中，歌词极为完美地与语言的语势、声调高低和节奏关系结合在一起，它们把宗教感情表达得尽善尽美，可以作为这一时代音乐艺术的总结。 三、中世纪的世俗音乐 中世纪的音乐是以宗教音乐为主的，当时的音乐活动也只局限于在教堂的范围内，而民间流行的 世俗音乐是被禁止的。虽然如此，在民间仍有许多流浪歌手和游吟诗人。这些穷困的、社会地位极低的民间艺术家们对于宗教音乐对音乐艺术的桎梏十分不满，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世俗音乐。这种音乐（包括赞美诗、爱情歌曲、牧歌和讽刺歌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较接近民风世俗，充满着民间的感情。这种民间的世俗音乐在当时已开始酝酿成为一种潜在的音乐潮流，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音乐潮流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与转变，逐步取代宗教音乐而成为音乐艺术的主流。
庄子“逍遥游”的美学品质 阅读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看西方尼采和庄子有很多共同点，所以读庄子的书，像“庄子”那种心境诞生了。 “逃生”庄子认为最高境界，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人生哲学，庄子主张采取的快乐和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心斋”，“遗忘”，强调“神”的概念，“通过一个”的观点，陶李西施。这些内在的深刻的哲学命题，但也有美学命题。闻一多的“庄子”真正的诗人“，他认为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诗。 “①”逍遥游“作为”庄子“的主人，自然出现了更加突出的表面深刻的内在美感，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审美素质。审美心胸 - ”心斋“，”遗忘“ BR />庄子“道”的最高形式存在于自然界中，而受到尊敬，他认为，“道”的观照，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坊”中孔子和老子的对话形式，澄清事实真相，提出只要作为“道”的观照，就能实现了“音乐美的境界”，这种境界只有那些谁抛弃生，名利，得失，富有或贫穷，赞美或责怪“完美的人”，“神人”，“圣人”可以理解，因为“完美的男人，释放自己，神无功，圣人未知。他没有，无功，无名三个层次的精神状态，是实现音乐美国“的一项先决条件，然后才摧毁肢体，黜聪明”。从排除对物质世界的排斥和拒绝的思想，庄子叫这个最高级别的“心斋桥”，也被称为“湮灭”。 逃离“鲲鹏鸣禽，从大德小德，都是一些”。该机构无法取消对客观事物的依赖，将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只有从心里完全排除利益的概念，为“三不”完美的人“，”人神“，”圣人“从各种人权和照顾周到，精神层面的是非中解脱出来，进入境界”逃离“。”逍遥游“中的”圣人“许，蔑视姑射山”的神人“，以及生命”的文章“完美男人”，“田子坊”的文章“字符;现实中，什么是“。为了实现“是什么，那势必需要进入”三无“，如”大师“的文章”外面的世界“，”异物“，”外源性“，也就是说，个人仇恨的境界收益及亏损，人性化的东西，甚至是生命和亡被排除在外的心，营造出一种空心思，这种空虚的心态去“道”的观照。当然，要排除与物质世界唯一的联系，甚至有生命和亡是不完整的，庄子也排除拒绝的人的思想，破坏四肢，解雇聪明到知道，从造型，大通“正是形如槁木心如灰一样。这是人类的世界“一章名为”虚拟材料“心斋桥”和“主”一章叫做“湮灭”。人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渴望摆脱冲突的利益和名声的担忧超越自己，从者和生混乱。当庄子理解生命和亡的超越个人以上的其他人的身体去到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生活和亡的界限消失了，在场;庄子负的精神世界。 “心如灰”虚拟“状态为止。虚构的材料，所谓的”题材“，其实，”不等待“，这种精神境界更接近”道“的境界。通过庄子的“逍遥游”做了深刻的解释，这样的态度对待生活。 从这个解释中，我们看到的“逍遥游”的境界是基于“心斋桥”遗忘“为理想的天然状态，可以实现”道“的观照，才能真正进入境界了“组团”，“你”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游”的美学特质，后者对题目的分析。形成庄子“心斋”，“遗忘” “什么是”国家是离不开他，他想进入纯精神的世界，丛林和名利的物质世界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负面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避世的想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损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一领域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和审美心胸真的可以看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心斋“，”遗忘“的精神境界，审美主体的要求，但有一个合理的。 ......庄子的心斋桥'，'遗忘'的论述，突出审美照片和主要审美创造必须超越利益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审美的心灵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发现了审美主体）。 “（2）首先，什么是”的精神状态，是审美主体的基本要求。作为审美主体，当他进入美的创造或升值状态，他必须放弃任何利害关系的功利考虑，放弃现有的社会态度和人文理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雕刻和欣赏的审美对象转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审美感受，情感，想象力，理想和能力，物我两忘，得到审美的愉悦。如果审美主体不能坚持的目标仍然背负什么，然后它不能进入自然，自然，超然境界，无论是精神或创造力就会被束缚，从而影响了创作的审美对象和赞赏，它不能在最终版中最完美的审美愉悦。庄子“逍遥游”，或在其他文章中，强调“什么是”虚拟化是重大命题，这实际上是进入叔本华“审美的观照。”逍遥游“，它是由人的意志的束缚，希望能得到临时救济的一种审美的方式，这种方式必然需要一个实体放弃的习惯来看，打破自然与人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整合在本质上的人，放弃自己的物质欲望和欲望。更深层次的“庄子”的寓言很多支持这一理论。 “大圣文章梓庆，切木曲，很好，他强调，创建状态”素食冥想，不怀庆奖励贵族“的想法，”不怀非誉巧拙的“思想”已沉淀忘了我的四肢身体“这是”无功“，”未知“，”没有自我“的状态是一个审美心胸。二，庄子”心斋“，”遗忘“的审美心胸更加突出的审美创造活动，它成为的开始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沉默”。冥想也被称为“沉默”，仍然是空的，澄心凝心的意境主要着眼于创造一种精神状态是指排除一切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干扰。此状态是“无”的状态下，“旅游”状态。庄子赞美字清熟练，但他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欣赏的，这种心态是“沉默”的表现。虚静思想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必要的心理状态，审美或艺术活动的主题时，但从根本上说，它需要一个实体，超越世俗，忘记其身后，心和空的清晰度，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和精神自由， “遗忘”和心斋桥是相通的。庄子徐泾理念对后世艺术，魏晋南北朝画家宗炳绘画景观“的要求，”圣人观众像“，”宋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隐居“，记录了他的晚年，也感慨老生病看翻山越岭转换，惟当澄怀路，躺在澄清的心态去游”是净化心灵，清晰的含义头脑，实践庄子“心斋桥”的思想。苏轼书超填充隐藏绘图竹诗画家的文字描述，可以涂竹创意场景：“画竹，竹见不得人的。不仅不见人，嗒然离开它的身体。体和竹子和无尽的新鲜。庄市周他不知道你的气息？ “这是创作过程中的”沉默“作为基本前提的想法？艺术性和创造性。我说庄子审美心胸经历的鼻祖开始真正被发现，以促进艺术的过程和影响在中国千百年来李白张旭，总兵郭熙，这种虚静的审美心态始终影响着学者，对中国艺术的影响。这门艺术的内在核心，那就是“没有自我”，“无功“，”未知“的心态，并清空自己是材料”状态“逍遥游”的心态。 庄子审美境界 - “旅游”我们来看看在“逍遥游”游“的审美境界，”音乐的境界的境界。庄子“田子坊”的话，我说，“我出差心脏在事情的开始”，“丈夫是美国音乐往返美国和音乐，那件事的人。 “旅游，在开始的事”心脏去游心于道，或“逃亡”。“你”的“逍遥游”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表明这种自由和无穷的审美境界，展示一个自由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从“对象”的“人”和“角色”在独立，酣畅淋漓之间的宇宙飞行。庄子的状态与“旅游”确定“的音乐美国“的状态，如”注入了无限的漂移“，”在游泳几乎普遍外“，”你没有怎么镇“，”旅行心的光“等。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看，这些都准确地把握审美活动的特点，打破了普通的审美活动。因为庄子“游”心斋“，”遗忘“之旅，除了超越功利，同时也超越了自我，超越自我生理和心理特点，它有一个更加空灵而神奇的审美素质。事实上，在“旅游”的本义是只是一个游戏，叶朗先生：游戏是没有功利的目的。 （3）功利“之旅”自然状态视为一种威胁破坏的自然研究三种噪声。斯塔克的“旅游”状态超越唯物主义和功利的，它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落后，无所谓累了，对世界都累了，累的名字，所以它似乎在我们今天的人，这是一个鲜明的审美境界。同样，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看，庄子所支持的出发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一种超然的精神，精神的审美。当然，庄子，我不知道这样一种精神的存在，他拒绝的精神世界，但也美丑同化，美学没有任何意义，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今天只给我们的人民有一个对后世的影响。我们说，庄子的“游戏”是一门艺术，唯美的游戏，“采取积极天地，六大要素的辩论，旅行注入了无穷的游戏，是精神的，丰富的美学的魅力游戏。庄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了“旅游”隆重的气氛。呼吸的本质，从审美来看点是在审美愉悦精神的个性水平。“养生主”庖丁的解决方案牛“放心” ，19年于硎，新的刀片免费漫游的境界，这和前面提到的切木曲梓庆是相同的。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的“华自然的声音自然，打刀霍然，中音桑林大家一起跳舞，在第一的意志，说庖丁解牛的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并已达到审美境界。庖丁别人的审美境界，让别人惊人的同时，自己的快乐。从自由创作的乐趣，这是一种精神审美享受的境界，即审美的愉悦。庖丁“提刀而立，为之环顾四周，为之踌躇满志”，这显然是超功利的，庖丁的创作状态是“沉默”快乐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世界上，他创造直观的自己“，”复制“，”肯定“，人们发现自己游离状态的，接触到的自然美和美学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我们的”人“，”逍遥游“中的”旅游“是”生命“的象征，是一种人生境界。”游“代表人生的旅途中，代表的逍遥生活，”游“意味着自由和幸福快乐的境界。肯定是迷人的，但不是一蹴而就的，“游”的资格，为了享受旅游，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升华。“逃生”描述了四个层次的生活，其实，升华是无止境的，这就是庄子的“无限“，只有无限的，才能真正缓解。之旅”甚至是庄子的“逍遥游”神奇的笔和墨写的境界：“蔑视姑射山，神居燕，皮肤如果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饮露，乘云，御龙，游泳几乎是普遍的几个庄子在这里打破了国外个别对象包含脱离天地之间，虽然没有纯属“没什么可化腐朽为神奇的描述，但已反映在”道“的观照。这是精神之旅，放纵不影响主永恒的行程。庄子要求“采取积极的天地，和六要素的辩论，以达到统一的主观精神的”道“之旅”到“世界和我，和健康，而万物与我为一“国家独立和世界的精神交流（”齐物论“）。中国古典美学“上帝和物理世界的思考，”想象继谐波形象思维奠定了基础。进入今天的审美水平，庄子“游”是形象思维的过程中，紧密结合想象力和形象还包含一个主题强烈的感情活动。庄子给我们带来生动的图像，丰富的情感，但也带来了许多想象插上翅膀，这是庄子的突破和超越具体异物。这种形式上的风格是“心斋”，“遗忘”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永恒的自由王国的艺术创作，形象思维，尤其是对中国诗歌的创作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逍遥游”的审美“逍遥游”旅游“，指游心的精神”道“的境界，庄子的哲学的核心是”道“”逍遥游“，为了证明”道“的最高境界，”整个“大”字为线索，“和”大确定的“团伙绳之以法整个文本。”自然世界大逃亡“巨鹏，小到足以学习鸽子，痛斥E，寿命长，茗岭，大椿，短到朝鲜菌蟪蛄;社会生活达德，如宋融吱，列御寇如那些信徒的名声和德鲁伊财富，少量已知大地小每年大年，小德大德，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不仅是规模，没有任何区别，美和丑，差，对与错，生与都一样“很大的区别。” ，有没有什么区别。齐物论“，他提出：”因此，要举行莛李瑛和西施，返回通过诡谲怪道。“指的草杆和木材，最丑陋的最美丽的人，以及所有奇怪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说：“这身”去了解，都是一样的。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这庄子规定的事情的理念完全忽略，“大小”，“美丑，善恶，完全作为一个纯粹的主观的东西，所以他从审美相对论主观审美，毫无疑问，陷入了的相对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误解。事实上，从观念出发的庄子，庄子不仅否定事物的规定，即使事情本身被解雇，“同质化？材料“的观点实际上是破坏的相对庄子时代的审美，我们的子孙庄子那个时代没有意义的诱导，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我们已经能够探索从庄子思想的一个审美，这审美将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在庄子哲学体系，大小，美丑这些概念不仅是相同的，但更多的是什么，只能作为宇宙的“道”的身体绝对是最高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语，”这是宇宙拉伸运输和充满活力和自然的力量对美国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系统。中国古典美学的大小年现象，美丑的重要影响。只属于较低层次的审美范畴。叶朗先生指出自然物体，一个艺术作品，只要业务，只要充分展现了生命力的宇宙一气，这么丑的东西可以得到钦佩和爱戴的人，丑可以，甚至越南和美国在面对丑陋的（4）本庄子认为“气韵生动”最高的一类，已成为一个显着的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特征。从审美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审美是不是专注于图像逼真再现，而是专注于自然造化，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图像来表现，而是力求表现出背后的生活感，历史感，宇宙感的对象，表现出的活力宇宙的生命力，即使是植物和树木，一石一座小山，也去换它的光环，活力和实力，这是写气图貌，“刘勰说：”王伟叙利亚画“说话”的笔，是虚空的身体。“当然，不只是审美创造，审美，图像，庄子似乎并不看中感性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更注重观察的精神和艺术暗示外部形式。塑造的“庄子”逃生“和其他文章很多丑陋的图案吴，零散瓮胆图像，他就是这样一个形状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看，这一审美外身体是不是重要的，它是重要的内在精神和实力。美丑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改造美国的同时最终的升华。显然发轫于这种极端的美，在“庄子”和“大确定的”，“道”的观点通过。 二，“逃离”庄子“很大的区别”的主张，向我们展示了，但也标志着审美理想的“天生丽质”，成立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的开始“错采镂金刻五彩满眼“的美容或美容的理想选择。 “越狱”的“皇家空军”的那种别致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状态，是很自然的，天生丽质。天生丽质隐藏的内在生命和精神生命，这给了孕育万物，欣欣向荣性能与无限商机。难怪庄子·知北“赞不绝口：”天堂和地球大美，四季有没有讨论清楚，一切都不会说话的贡献。 “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传达道家的美学，即真与美的统一视图的基本思路。在道家看来，最美丽的是最自然的，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是用自然的方式，反映的天真和自然，宁静无为。所有人造的，违背自然的事情，那就是破坏的自然之美“的美丽天地”。因此，庄子，在性质，“逃离”鞠鹏，几乎所有的风，“马蹄”的文章在马战胜失落的自然之美，必将由。社会生活而言，在“逍遥游”按名称缰绳，敏捷的势利之徒，大德列御寇，也还是有，并且已经失去了美丽的大自然。至于艺术而言，“文学天赋”坏“五色”，“六律”坏“五音”，牺牲和尊重“坏”简单“，”张德贵坏“白玉”（“马蹄”）。任何人为的垃圾自然美景。只有那些动物在自然不受约束的“解放艺术创作无需人工的”天使“，”天乐，与自然之美的本质是一致的。即使是“逃离”巨鹏适当的地方，也是南天。 “”天池“成玄英注云：”大海洪川前夫好运的，不人道的，故曰天池。 “这表明，无论是庄子”逍遥游“的其他文章，贯穿其中的”自然主义“的审美理想。当然，庄子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否认了所有的艺术，因为艺术的诞生不现实庄子思想注定是纯自然的艺术创作和审美境界不存在的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实际的可操作性。然而，他的“点的作为审美追求的自然风光，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谢谢“，总是强调大自然的美，诗歌，”感知殷志，不自然的“，作家的个人风格是自然不变的姿势;在文章体式的”团结的性质“。钟嵘“诗品还要求”自然目的“的审美观念。唐代李白明确标举理想”美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的情况形成了镂金”雕缋满眼“美或美的理想相对的审美理想。报价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这自然之美美的新的理想的性能，它是一种对美的更高境界，是一种解放的美学和思想史⑤庄子这是解放试点。更多通过“逍遥游”，试图窥探背后的庄子思想的审美心胸，审美境界，审美以及“逍遥游”带来中国古典美学 - 审美担忧的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理念的新的精神形式。“逍遥游”的灵感来自于古老的艺术精神，并影响至今，具有非常丰富的审美内涵。闻一多，说：“中国人的文化，始终保持庄子的印记。 （6）郭庄子给予了高度评价：“有文学的历史，几乎超过一半（庄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⑦这是”逍遥游“，在于审美素质。>“逍遥游”升值“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第一篇论文，是一个较为集中的表现庄子，庄子的人生观的追求绝对自由的杰作。“越狱”的文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事情在世界的说法，是没有自由，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没什么可。第二部分的命题，通过一系列的寓言，展示的第一部分“完美的男人有一个”人神无“的境界的”圣人无名“，”无为而治“，要达到这个境界。完整的重点是重要方面的表现庄子哲学，虚无主义和绝对的自由。文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条第1款，以澄清事情在世界上，从鸟是小灰尘，他们的活动，是不是免费的，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说明鲲鹏图像。鲲鹏身上巨大的变化神秘，气势蔚为壮观。奋飞 BR />第二层，写鸟南飞的“野马”尘埃“，一切都必须进行比较。当海水锤3000英里，九英里抟扶摇，然后由六月巨风南飞的鸟，鸟是在6月时的航运巨头风。要强调的这只鸟是“与一艘大船浮到深水，芥草一杯水一起在山上雾气蒸腾，空气中的灰尘，”吹利益。就能加载两个比喻，当鸟飞9英里凭借强风，必须有一片广阔的天空绘制南行。 第三层反驳蝉和鸽子，这两种动物有。蝉学习的鸽子，飞得高，看得远，但被认为是快乐的，当这只鸟儿飞的壮举旅游笑。准备食物的比喻来反驳道路。适当的莽苍“健身百里健身千里”准备的食物是不同的，因为旅行距离是不一样的。当鸟回来，宽翼缘由厚厚流行万里;蝉学校鸽翼尽可能轻，枪方宇和知足。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正在适应自己的性而待。蝉与学习德芙认识不到鸟的差异，，但八哥是南飞是不必要的。 第2款，上面总结，补充证据，“是”万物的范围内，有一个“小和大。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总结以上，说明“鲜为人知的是小于大地小年是小于大年”的真理。“小于”，不包含到达无法理解的双重意义。作者所引用，“这是相当黑暗的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春秋蟪蛄“冥灵”在500年老泉，五百岁春秋;大春“春天到八千元，八千岁为秋”;彭祖的长寿是著名的小知识，例如，无法理解大地，寿命短无法理解，寿命长。 “知识”和“大地”，“大年”和“小年”不同，实际上强调的人的理解差异的大小。庄子“，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但也人造小和大，是很可悲的。 第二层，通过引汤问脊梁“前补充确认，并强调问刺”第1段“北冥鱼似乎重复，这不是小和大。”汤姆。今天的人们，刘武庄子集杰内篇校正“这两个词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近奇怪的语言，和“齐谐”，恐人怀疑代码，列举了汤的脊柱答案实施前和经过不同层次的细节足以明。前言鹏回千里，指维修时，也有泰山形高。扶摇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也由爪形的野马，我不知道，其实都是浮云字和佛教。腾跃枪下来几码的趋势，枪高非，语言之前未完成的，在此之前未经宣布的和小于号，它是复杂的，而不是复杂的。 “因此，本文不重复论证，呼应第一章的内容，由于之前的种种现象，指着小和大。条第3款，所有的东西概括成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讨论澄清的境界逃生，庄子的理想种植的最高境界，指向文本的主题。比“签到”四“，”在一起“，”效率“虽然有一定量的智慧和修养，但名气和财富约束，是世俗的“角累了，无法摆脱的主观和客观的限制，如排除，蝉鸽子，见识短浅，远离达到的境界逃生的的宋荣在不顾世界的赞誉和诽谤，是能够认识到内分际与异物，确定荣与辱的界限，但他的成就“不如不见树”，不能风列子，光精彩相当大的外部世界，他似乎并没有限制，没有束缚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帆船，没有考虑逃生？回答：“这几乎是免费的线仍然有”，是因为列子仍然达到的境界逃生。被风。列子，的宋容仔当然比以前的四种类型的人要高得多，比蝉鸠鸟，痛斥高得多，但是，这之间的共同点“来进行，所以他们不逃走。那么，是什么使逃生？庄子前提出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采取积极的天地，注入了无穷的争论，游览六大要素，他要依靠吗？”符合一切事物的本质实现物我一体，什么都可以，就是逃生。要达到这种状态下，它是要做好“没有自我”功“未知”，所以，只有完美的男人“神”圣人“的人在这一点上，文章的主题是忽不定。 > 鉴赏要点借用寓言推理。鲁迅纲要“的历史，中国文学评论庄子散文的特点，说：”书十余万言，大概是寓言，人民的土地，击败他的文章汪洋提供整个家庭，优美，后期莫能第一周哲学家。“逍遥游”的事实，使用了大量的寓言“什么”思想形象生动手中。例如，时刻。鲲鹏，蝉，学习鸽子，谴责一些神话加工，一些未经证实的，但都包含在他的寓言故事，寄托了他的想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他所创造的意境，接受感染想象力的。
庄子的美学品质 最近在看一本中西哲学对比时,看到了西方的尼采和庄子有很多的共性,于是翻阅了一些庄子的书,喜欢上庄子那种出世的心境.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主张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心斋"、"坐忘"，强调"神"的概念，提出"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观点。这些内蕴深厚的哲学命题，同时也都是美学命题。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 ①《逍遥游》作为《庄子》的总纲，自然也较突出地表现出内蕴深厚的美学观，展现出极其丰富的美学品质。 一、审美心胸——"心斋"、"坐忘" 庄子把"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形式并加以推崇，他认为对于"道"的观照，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阐明了这个道理，提出只要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那些抛弃了生死、功名、得失、贫富、毁誉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体会，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这三个层次的精神状态，是达到"至乐至美"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是"隳肢体、黜聪明"的状态。从对物质世界的排除到对思想意识的排除与否定，庄子把这种最高层次称为"心斋"，又称为"坐忘"。在《逍遥游》中，从鲲鹏到燕雀，从大德至小德，都是"有所待"。也就是说主体无法取消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也就无法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只有那些能够从内心深处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进入"三无"精神层面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中的"圣人"许由，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以及《达生》篇中的"至人"，《田子方》篇中的"真人"，都是"无所待"的人物。他们为了达到"无所待"，就必然先要进入"三无"的境界，或如《大宗师》篇所说的"外天下"、"外物"、"外生"，亦即将个人的宠辱得失、世事人情以至生死都排除于心，创造出一种空虚的心境，只有这种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当然，仅仅排除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以至人的生死都是不彻底的，庄子 还排除否定了人的思想意识，即"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就是《人间世》篇所称的"虚而待物"的"心斋"和《大宗师》篇所称的"坐忘"。人们要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从对利害和功名的忧虑中超脱出来，从对死和生的迷惘中摆脱出来。当庄子把对死生的认识从人本体移到超越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当庄子把人的精神世界都否定之时，"心如死灰"的"虚"的状态也就达到了。虚而待物，所谓"待物"，实为"不待"，这种精神境界便更加接近"道"的境界。庄子通过《逍遥游》，对这种人生态度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从这种阐释中，我们看到，《逍遥游》的境界是以"心斋""坐忘"为理想的自然状态，可以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真正进入一种"游"的境界。"游"既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关于"游"的美学特质，后文将专题分析。庄子形成"心斋""坐忘"这样"无所待"的境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他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以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这种消极的避世观念必然导致人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这种境界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理论的真正发现。叶朗先生指出"庄子提出的这种‘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为对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却有它的合理性。......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 首先，"无所待"的精神状态，是对审美主体的首要要求。作为审美主体，当他进入到美的创造或者鉴赏状态时，他必须要抛弃任何利害得失的实用功利考虑，抛弃既有社会观念和人文观念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审美客体的雕琢与鉴赏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审美感受、情感、想象、理想等能力，物我两忘，获得审美愉悦。如果审美主体不能坚持"无所待"，依然为客观所累，那便不能进入到自然、天然、超然的境界，无论是精神还是创造力都会受到约束，从而影响了对审美客体的创造和鉴赏，也就不能在最后释放出最完美的审美愉悦。庄子无论是在《逍遥游》中，还是在其他文章中，都强调着"无所待"、"虚而待物"的命题，这实际上进入了叔本华所说的"审美静观"。"逍遥游"的状态正是从一种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方式必然要求主体放弃习惯看法，打破自然与人的界限，人要最大限度地融合于自然，抛弃自己的物欲和意欲。《庄子》中的许多寓言也更深刻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达生》篇的梓庆，削木为璩，至为精美。他强调的创造状态要"斋以静心"，"不敢怀庆赏爵禄"之念，"不敢怀非誉巧拙"之思，"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正是"无功"、"无名"、"无己"的状态，是一种审美的心胸。其次，庄子"心斋""坐忘"的审美心胸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虚静说"的发端。"虚静"也称为静思、空静、澄心、凝心等等，指的都是主体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进入艺术构思和创造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无所待"的状态，是"游"的状态。庄子称颂梓庆的技艺高超，但对他的心理状态更加赞赏，这种心理正是"虚静"的表现。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时必需的心理状态，但从根本上说，它要求主体超脱世俗，忘其身后，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这和"心斋"、"坐忘"又是相通的。庄子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影响极为深刻，魏晋时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要求"贤者澄怀味象"，《宋书?隐逸传》记载他晚年还感慨自己"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澄怀"就是涤荡胸怀，澄澈心胸之意，实践的是庄子"心斋"的思想。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描述画家文与可画墨竹时的创作情景："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与可的创作过程正是以"虚静"作为艺术构思和创作的基本前提。从老子到庄子，审美心胸说经历了开始发端到真正被发现、推广的历程，然后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从李白到张旭，从宗炳到郭熙，这种虚静的审美心胸始终影响着士人，影响着中国艺术。这种艺术的内在核心，便是《逍遥游》里"无己"、"无功"、"无名"的心胸，以及"虚己待物"的心境。 二、庄子的审美境界——"游" 我们看《逍遥游》中"游"的境界，首先是一种审美境界，是"至乐至美"的境界。庄子在《田子方》篇以老子之语称"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这里，"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逍遥游"。"游"是《逍遥游》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展示出这种审美境界的自由性和无边际性，展示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纵情翱翔于天地宇宙之间。庄子用"游"来确定这种"至乐至美"的境界，如"以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等等。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这些都准确地把握了审美活动的特征，又超脱出普通的审美活动。因为庄子的"游"是"心斋"、"坐忘"的游，除了超越功利，还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因此具有更为飘渺神奇的美学品质。实际上，"游"的本义就是游戏，叶朗先生指出：游戏是没有功利性目的的。③功利是对"游"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威胁，是破坏自然箫声的杂音。纯然的"游"的境界是超脱物欲与功利的，它不会滞于物，为物所累，为世所累，为名所累，因此在我们今人看来，这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同样，从我们今天的美学角度出发，支撑着庄子的正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一种超然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当然，庄子本人不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他否定精神世界，同时也把美与丑同化，美学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意义只对后世对我们今人产生影响。我们说，庄子的"游戏"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游戏，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游戏，是精神的、有丰富美学韵味的游戏。在庄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游"的宏大气息。这种气息的实质，从美学角度看就是处于精神人格层次的审美愉悦。《养生主》中的庖丁在解牛时"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达到随意遨游的境界，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削木为璩的梓庆是相同的。虽然庖丁的行为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所谓"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说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已经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并且，庖丁在把别人带入审美境界、让别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来自获得创造的自由，这是进入审美境界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享受，即审美愉悦。此时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快乐显然是超功利的，庖丁的创作状态正是"虚静"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复现自己"，"肯定自己"。人们找到了自身的自由状态，也就接触到美和美感的实质。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逍遥游"里的"游"正象征"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游"代表着人生这一段路程，代表逍遥的人生，"游"更表示自由和快乐。逍遥的境界固然令人神往，但不能凭空获得"游"的资格，要想尽情遨游，必须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和升华。《逍遥游》介绍了人生的四个层次，实际上，人的升华是无穷无尽的，这正是庄子认为的"无穷"，只有在无穷之中，才能做到真正的游刃有余。"游"的境界甚至被庄子在《逍遥游》中以神异的笔墨写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几"。这里庄子打破了个体受外物的牵制而游离于天地之间，尽管还不是纯然的"无所待"，但这种对神异的描述，已经体现出对"道"的观照。这是放纵无碍的精神逍遥之旅，也是主体超越时空之旅。庄子要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在"游"中做到主观精神与"道"的合一，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齐物论》）。这个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形象思维论奠定了基础。进入到今天的审美层次，庄子这种"游"的过程既是想象与形象紧密结合的过程，同时形象思维又包含着主题强烈的感情活动。庄子既带给我们生动的物象，丰沛的情感，同时还带来许多飞腾的想象，这正是庄子对具体外物的突破和超越。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风格正是"心斋"、"坐忘"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超越时空的自由境界为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三、《逍遥游》的审美观 《逍遥游》中的"游"，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精神境界，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他在《逍遥游》中为了论证"道"的最高境界，"通篇以‘大'字为线索"，以"小大之辨"作为贯穿全文的纲绳。在《逍遥游》中，自然万物大至巨鹏，小到学鸠、斥鴳；寿命长及冥灵、大椿，短至朝菌蟪蛄；社会生活中大德如宋荣子、列御寇，小德如那些名利之徒，小知大知，小年大年，小德大德，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不但大小没有差别，而且美丑、贵贱、是非、生死也都同"小大之辨"一样，没有差别。在《齐物论》中，他提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就是说小草杆和大木头，最丑的人和最美的人，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没有差别的，用"道"这个本体去认识，都是等同的。从今人视角出发，庄子的这种哲学把事物的规定性完全忽视，把"大小"、"美丑"、"善恶"等等完全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这样他就从美学的相对主义走到了美学上的主观主义，无疑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误区。实际上，从庄子的思想出发，庄子不只否定了事物的规定性，甚至连事物本身都加以否定，他"齐物"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相对主义的破坏，庄子的时代没有美学，因此我们后人的归纳对庄子那个时代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美学命题，我们却能从庄子思想中探寻出一种审美观，而这种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大小、美丑这些概念不仅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更是虚无的，只有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才是最高的、绝对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宇宙间一气运化的充满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美。这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现象的大小美丑只属于较低层次的美学范畴。叶朗先生指出"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作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它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 ④这种"气韵生动"的最高范畴，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显著的审美特征之一。从审美创造上看，我们看到的庄子思想中的审美观不是着眼于逼真再现具体的物象，而是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它不局限于表现单一的物象，而是力求表现出对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表现出宇宙元气运化的生命力。即使是一草一木，一丘一石，也要点化出它的灵气、生机和力量。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讲的"写气图貌"，王微《叙画》中所讲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当然，不仅仅是审美创造，就审美欣赏来说，对于物象，庄子似乎不看中审美对象的感性外在形态，他更注重观察外在形态下隐含的精神与气韵。庄子在《逍遥游》以及其它文章中塑造了大量形态丑陋的兀者、支离者、瓮 大瘿的形象，他的这种塑造从今天的美学角度看来，表明的是这样的审美观：外在形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和力量。美与丑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转化，同时美的极致也升华出来。这种美的极致显然发轫于庄子"小大之辨"、"道通为一"观点。其次，《逍遥游》把庄子"小大之辨"的命题展示给我们，同时也给我们标示出一种"自然之美"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建立起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相对的一种美感或美的理想。在《逍遥游》中，那种"御气而行"的潇洒状态实际上就是自然状态，人处于自然中，自然是美的。自然之美含藏着内在生命及活泼之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无怪乎庄子在《知北游》中赞叹着："天地有大美而言，四时有明法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传达了道家美学的一个最基本思想，即关于真与美的统一观。在道家看来，最美的即是最自然的，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就是合乎自然之道，体现素朴自然、恬淡无为。一切人为的、违背自然本性的事物，都是对"天地之美"亦即"自然之美"的破坏。由此，庄子认为，就自然界而论，《逍遥游》中的巨鹏，有待乎风；《马蹄》篇中的马，受笼络约束，失去了自然之美。就社会生活而论，《逍遥游》中的势利之徒，受名缰利索；大德如列御寇，亦"犹有所待"，也失去了自然之美。就艺术而论，"文采"坏"五色"，"六律"坏"五声"，"牺尊"坏"纯朴"，"珪璋"坏"白玉"（《马蹄》）。凡是人为的东西都破坏了自然之美。只有那些动物在大自然中不受束缚的"天放"，艺术创作中不经人为的"天籁"、"天乐"，才是符合自然本性的美。甚至《逍遥游》中，巨鹏所适之处，也是"南冥者，天池也。""天池"，成玄英注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为，故曰天池。"这说明，无论是《逍遥游》还是庄子的其它文章，贯穿其中的是"自然主义"的审美理想。当然，庄子的这种主张从表面上看否定了一切艺术，因为艺术品的诞生必然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纯自然的艺术创作以及审美状态是不存在、不现实的，庄子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尽管如此，他的"自然之美"的观点作为一种审美追求，仍然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处处强调自然之美，论诗歌创作，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论作家的个性风格，是"自然之恒姿"；论文章体式是"自然之趣"。钟嵘《诗品》也提出"自然英旨"的美学主张。唐代李白更是明确标举"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如是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与"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感或美的理想相对的审美理想。摘引宗白华先生的话，这种自然之美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它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是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解放。⑤庄子正是这种解放的先导。 以上，我们透过《逍遥游》，试图窥探庄子思想中蕴含的审美心胸、审美境界以及审美观。《逍遥游》带给中国古典美学一个全新的精神形态——关于人的审美关注、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的哲学。《逍遥游》启发了古人的艺术精神，并且影响至今，具有十分丰富的美学内涵。闻一多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⑥郭沫若曾评价庄子："秦汉以来的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⑦这正是《逍遥游》的美学品质之所在。 《逍遥游》鉴赏《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首篇，是庄子的代表作，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逍遥游》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论证世间万物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自己追求的是“无所待”的最高境界。第二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故事，论证第一部分提出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以及通过“无为”达到这一境界的主张。全篇集中表现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虚无主义与绝对自由。课文选的是第一部分，共三段。 第1段，阐明世间万物，大至鹏鸟，小至尘埃，它们的活动都“有所待”，都是不自由的。这一段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描述鲲鹏的形象。鲲鹏形体硕大无比，变化神奇莫测，奋飞时气势壮美。 第二层，写鹏鸟南飞有所待，并以“野马”“尘埃”作对比，表明万物皆有所待。鹏鸟要在海运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然后乘六月的巨风南飞，鹏鸟所待的是海运时的六月巨风。山野中蒸腾的雾气，空中的尘埃所待的是“以息相吹”。为了强调鹏鸟的“有所待”，作者连用了大舟飘浮有待深水，芥草杯水就能负载两个比喻，说明鹏鸟要高飞九万里必须凭借大风，必须有辽阔的天空才能图谋南行。 第三层，反驳蜩与学鸠，说明这两种动物也有所待。蜩与学鸠，飞不高，行不远，却自以为得到逍遥，从而嘲笑鹏鸟高飞远行的壮举。作者以行路备粮的比喻进行反驳。“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的备粮各有不同，是因为行程远近的不一样。鹏鸟背宽翼大，要乘厚风行万里；蜩与学鸠身轻翼小，枪榆枋而知足。虽然所待各不相同，但都是各适其性而有所待。蜩与学鸠认识不到自己与鹏鸟的差别，反而嘲笑鹏鸟南飞是多此一举。 第2段，对上文归纳、补充、印证，说明万物在“有待”的范围内，存在着“小大之辩”。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归纳上文，阐明“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不及”，包含不可达到和不能了解两重意思。作者举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彭祖以长寿闻名于世为例，说明小知不能了解大知，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小知”与“大知”，“大年”与“小年”的不同，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认识上的大小区别。在庄子看来，万物既有所待，又要人为地以小及大，是非常可悲的。 第二层，引“汤之问棘”的一段话对前文补充印证，并点明“小大之辩”。“汤之问棘”一段话与第1段“北冥有鱼”内容好像重复，其实不然。今人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对这两段话有很好的解释：“前语近怪，且出《齐谐》，恐人疑其不典，故引汤棘问答以实之。且前后详略各异，足以明之。前言鹏背几千里，当指其修也，此则以泰山形其高与大。扶摇不知其状也，此则以羊角形之。野马等不知其实也，此则以云气二字释之。腾跃而上，明枪之势也。数仞而下，明枪之高也。非此，则前语未了，前意未申，且不足征，故复而非复也。”由此可见，这段文字不是第1段的重复。在论证上，它与篇首的内容相照应，并归结前文所述种种现象，点明为“小大之辩”。 第3段，由对万物的泛论进入对社会中人的具体论述，阐明逍遥游的境界，即庄子理想中修养的最高境界，点明全文的主题。 能够“效”“比”“合”“征”的四种人，虽然有一定的才智和修养，但都被功名利禄所束缚，都被世俗“一”隅所累，无法摆脱主、客观的限制，就像斥、蜩鸠一样见识短浅，远没有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宋荣子能够对世人的赞誉与诽谤置之度外，能够认清内我与外物的分际，辨明荣辱的界限，但他的修养“犹有未树也”，还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列子御风而行，轻妙可观，外部世界对他似乎没有多少限制，身心也没有什么束缚，算不算逍遥游呢?回答是否定的：“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因为列子仍有待于风力。列子和宋荣子固然比前面的四种人高得多，正像鹏鸟比蜩鸠、斥高得多一样，然而这高低之间的共同点是“有所待”，因此他们算不得逍遥游。那么，怎样才算是逍遥游呢?庄子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万物的本性，达到物我一体，才能无所待，才是逍遥游。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做到这些的只有“至人”“神人”“圣人”。至此，文章的主题豁然明朗。 鉴赏要点 1.借用寓言说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论庄子散文的特点说：“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逍遥游》运用大量的寓言把“无所待”的思想寄托于生动的形象之中。例如本篇中的鲲、鹏、蜩、学鸠、斥，有的是根据神话故事加工的，有的是杜撰的，但都纳入他的寓言中，寄托他的思想，使人不知不觉进入他所创造的意境，接受感染。 2.想像丰富，意境开阔。如文章开头写鲲的神奇变化，鹏的遨游太空，想像十分奇特。写鹏的南徙，一“击”，一“抟”，“三千里”，“九万里”，“扶摇”直上，意境何等壮阔。丰富的想像使文章汪洋恣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看来荒诞无稽，却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 3.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如第1段，写积水负舟是以水比风，以大舟比鹏鸟；写鹏鸟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是夸张；描写学鸠，赋与人的情性，是拟人。这些都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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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子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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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仪美学思想述评
5.朱光潜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6.评李泽厚美学思想
7.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8.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9.试论文学 语言的审美特征
10.论艺术接受中的个体差异
11.人类审美态度的演进历程
12.论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
13.当代中国大学生审美情趣考察
14.论形式美的美育效应
15.美育与 社会 人文精神的转化与重建
16.美育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17.审美与文化的关系
18.略论大众审美文化的 历史 与现状
19.论宗白华美学思想
20.论审美现代性
抄录不必了吧。它们都属于理论论据，具体可根据它所在段落看它属于论述那个观点的吧。很简单的。
庄子是中国第一个揭示自然美的思想家,他在谈论人的生存问题时,大量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统一、协调、和谐的发展。在庄子的哲学里,自然是美的,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人所不应干预的,庄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尊重自然、“不傲倪于万物”,承认宇宙整体和万物均有尊严性,主张安时处顺、随顺自然,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庄子的人文关怀的论文，欢迎各位哲学毕业的同学借鉴!
摘要: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庄子倡导“随顺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安命无为”的人与社会和谐,“虚静恬淡”的人与自我和谐,呈现出其哲学思想独特的人文关怀和超越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庄子人文关怀和谐理论价值
一、“随顺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哲学始终奉行“天人合一”的和谐思维模式。“天人合一”即是主体与客体的一致、和谐。庄子《知北游》篇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又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均是要求人的行为要自觉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为自然是人的栖身之所、精神家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人作为宇宙整体的一员离不开自然的怀抱,即是说“天”与“人”本是融合为一的,“天”只有有了人的生存参与才成其为“天”,人也只有在“天”中才能展开其本真生存,所有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人与天一也”(《山木》)。
庄子在《天道》中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即是说当明白了天地的规律,就把握了根本和本源,而成为与自然和谐的人,用此来均平万物、顺应天下,便是跟众人谐和的人,跟人和谐了,称之为人乐,跟自然和谐了,就叫做天乐。可见,庄子是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为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天与人不相胜”,即人与自然不对立的观点,以此来呼吁人必须走上与自然统一、和谐的道路上来,人不能主宰自然,只能“顺物之情”,对待自然的态度应该是“与物为春”(《得充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基于此,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的美亦并不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在自然之中,他总是以审美的态度去欣赏自然、亲近自然,寄情于山水、逍遥于林下,对自然的亲近与迷恋,以至物我消融、人与外物契合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安命无为”的人与社会和谐
庄子清楚的认识到,人要在周遭世俗社会安适的生活下去,除了随顺自然,“不傲倪于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外,还要掌握如何与社会各色人物相处以及怎样融入到世俗当中去的原则和方法。在庄子看来,人生的一切遭遇,都不可避免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诚如《德充符》篇说的那样,“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因此,庄子为了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命无为”。
首先,庄子认为人生在世自有一套处世原则和方法,人应当遵守社会规范,以此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一方面,人在主观努力都不能改变的境遇面前,要学会“虚己”, 即忘却自己的肢体形骸,遗弃自己的聪明巧智,摒除心中的一切私心杂念和利害得失,避免大喜大悲、憎恶与愤怒,保持内心的平静无忧;另一方面,庄子主张以“顺物”的方式来与“他人”相处,人要在世俗社会中生存下去,免祸存身,与周遭他人、社会周旋处理好关系,要在行动和神态上与人保持一致,不以任何外物相抵触,不与任何事物相违背,“顺物”的方法尤为重要。但要注意的是,庄子提出的“顺物”,绝非是在世俗夹缝中的蠕蠕营生,而是“顺人而不失己”,是一种不失却本性,“内直而外曲”,在精神的层面上保持高洁和人格独立完整,渴求个性自由及全面发展的处世态度与生存方式。
其次,庄子看到世界到处是“以物易其性”(《骈拇》)的芸芸众生,于是主张用“无为”方式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在庄子看来,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其生存方式、行为准则应该是“无为”,无为即是天地万物的存在方式,“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也就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而不作不为。
最后,庄子要求世人对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这些境遇,若能安心顺命、坦然处之,也就可以获得人生命自由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一方面,庄子告诫人们在功、名、利、禄等方面不要去汲汲追求,“贵富显严名利”就像自然界有昼夜一样,应该顺其自然、安然处之,就能获得人的心理安适平和,让人生变得分外洒脱;另一方面,他主张“安命”,要求人做到在死亡面前不动心、不动情,保持非常豁达、乐观的心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养生主》),“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其生命就会如同笔下那条北冥鲲鱼,脱胎换骨变成一只大鹏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浩瀚长空,体会到自由人生的“至乐”。
可见,庄子的“安命无为”强调人在世俗社会面前所必须持有一种泰然处之、顺其自然的安然态度,是从思想上让人达到一种自由、快乐的境地,安命方怡然轻松,无为则悠然自得;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结合,成为庄子哲学人文关怀的核心坐在。
三、“虚静恬淡”的人与自我和谐
如果说“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与“安命无为”的人与社会和谐是对外的,那么“虚静恬淡”的人与自我和谐,就是对内,是人的心灵在体验自然、社会后达到的精神和谐状态,是庄子哲学人文关怀的最终落脚点。
庄子特别强调,要调控自我的情绪状态,只有调适人的自我内心达到精神的和谐,才能体悟“道”,进入“至美至乐”的境界。在庄子看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虚静,指的是内心世界的凝寂虚无和外在表现静止空明的统一,“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即是涤除一切欲念的虚寂之心,“不用感官和思维,做到心境虚寂,忘怀一切,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其心理状态便是恬淡寂寞。庄子还指出,心境安泰镇定、修养高尚的“至人”,其心思就像是一面镜子,对于外物是来者即照、去者不留,散发出自然的光芒。由此可见,庄子非常注重人的内心宁静,他主张以内心的安静、和谐的心态来调适自身,内心虚静空明了,就会让人神清气朗、胸怀开阔、穷乐无忧。
在保持了身心虚静的基础上,庄子继而提出了“坐忘”。在他眼里,“坐忘”是一种心灵体验,就是对世俗、功利、形骸的超越。“人的存在,是被限制、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的。美或艺术,作为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3]作为现实社会的人,摆脱生理肉体的欲念,使欲念不奴役于心,不做本能欲念的奴隶,而是从欲念中解脱出来,摒弃外物的一切干扰,保持虚静之心,通过内心的安宁于天地自然之美的关注中与天地自然契合无间,就能达到心灵、精神的畅然之游,让生命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大宗师》就描述了颜回“坐忘”的故事,说颜回先是忘了仁义,继而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了“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天地》篇解释“坐忘”更是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其目的就在于待世以虚、为人以静,彻底忘却客观的现实世界和自身的存在,使自己与道通合,故称为“无己”、“忘己”。“无己”只是无我之形体而存我之精神以通于道,自我不存在了,自我的精神与道就合一了,所有说做到“离形去知”就能“同于大通”,进入“道”的境界。可见,“坐忘”的方法和过程,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合于道而实现自我内心平衡和谐、逍遥自由的方法和过程,实现了人与自身的和谐,也就达到了“乘物以游心”的极致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精神与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而绝对自由的“道”合一,就可以与“道”一起无往而不至,在无穷的宇宙里任意驰骋、尽情往来,在“游心于物之初”的情境中感受到无拘无束的“至美”,体悟到自由自在的“至乐”。
英国哲学家鲍桑葵说:“人的心灵态度是静观的。“[4]从“虚静”到“坐忘”,再从“坐忘”到“游心”,庄子反复强调的人与自身的和谐,对人生虚静、恬淡的执意追求,无疑不是精神领域的又一贴清凉剂,为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提供了更为广阔而深邃的思想渊源,为我们日益干枯的精神生活指明了方向,为我们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再次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心灵港湾,显现出超越的理论价值和独特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季羡林说和谐人生[M],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P1
[2] 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P234
[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36
[4] 鲍桑葵.美学三讲[M],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P2
下面一文 愿有益于你！ 试论《庄子》里的“道” ——读《庄子》 内容摘要： “道”是庄子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庄子的“道”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价值评价标准,是一种人格修养方式;庄子之“道”是高远广大无穷的一种境界,是包蕴天地的一种大聪明。 关键词 庄子 道 庄子是先秦思想家中最睿智、最强调个性自由、顺应自然、天人相合的先贤。在庄子思想中,“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它贯穿于整部《庄子》。庄子用“道”的概念解释自然、解释天人关系。本文作为《庄子》一书的读书报告，打算就庄子“道”的概念本身和庄子的自然之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作一些探讨。 一、庄子“道”的概念 庄子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宇宙整体就是道,道亦即是宇宙大生命所散发的万物的生命。庄子说:“大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就是说“道”是真实存在的,可以用心感受,但它无形,不可见,不可摸,也无法用语言表述。“道”先天地而生,由“道”生出天地;神和鬼也是“道”生出来的。在《天地》篇里,庄子进一步作了描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意思是“道”包容万物,浩瀚广大。道是渊深幽隐,清澈澄明的。在《知北游》里,庄子借几位寓言人物之口,议论什么是“道”。泰清问无穷:“你知道什么是道吗?”无穷说不知。又问无为,无为说我知道的“道”就是可以贵,可以贱,可以聚合,可以离散,就这么一点。旁边一位名叫无始的说:“道是听不见的,听见的就不是道了。道是不可见的,能见的就不是道了。道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能描述的就不是道了……”。 所以，在《庄子》一书中,“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源,也是万物兴衰的主宰,它无所不在。但是“道”又不是具有时空意义的某种实体。这一点正是“道”最神秘的地方和最玄妙之处,因为“道”如果是具有时空意义的某一实体,那么它必然可见、可闻、可触、可传,那么它必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从而成为有限的东西。 庄子正是以这种磅礴大气,创造出一种超人的境界,用宇宙心胸去观照自然、社会和人本身。 二、自然之道 比庄子略早和与庄子同时代的许多哲人都用不同的语言描述、解释自然,但是庄子的描述和解释是最生动、最明智、最顺乎自然之性的。 《庄子天运》第一段文字用15个问句对天地日月及其万物的生成运转提出种种疑问:“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这些问题很大、很抽象,它涉及宇宙本源和第一推动力从何而来?凡人忧食,智者忧天。庄子不但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著作中回答了这些问题。“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不得不佩服庄子超凡的智慧。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对宇宙天地的认识和今天科学家的解释有一些相近之处。“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 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显明的东西是从冥暗中生出来的,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中生出来的,精神是从大道中生出来的,形质是从精气中生出来的,万物都是依各别的类形互相产生的。至于天高地广,日月运行,万物昌盛,那是依天然之理自生自成的。庄子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点。他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庄子认为,气弥漫于宇宙,它以虚无的方式存在:“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气又分阴阳,阴阳相对的两种气相互作用,天地的原始状态就发生变化,万物就产生出来。“阴阳错行,则天地大 ,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这是说,阴阳错乱,则天地大震,于是雷电交加,大槐树被雷电烧死。(《外物》)在《田子方》篇第四节,有孔子问道于老聃的寓言。庄子借老聃的口说:“至阴寒冷,至阳炎热,寒冷出于天,炎热出于地,两者相交融合就化生出万物及其万物运行的规律,却看不见阴阳的形象如何。在《则阳》篇,庄子又借少知和大公调两个寓言人物的对话,讲阴阳相生之理:少知问大公调说:“四方之内,六合之中,万物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大公调回答说:“阴阳相互作用,相消相长,四时循环,相生相杀……雌雄交合,所以万仪不绝。”这就是庄子气聚物生,实生于虚的思想。在《知北游》第四节中,舜问一位名叫丞的人:“道可以获得并拥有吗?”丞说:“连你的身体都不属于你,你怎么可能拥有道呢?”舜不解地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呢?”丞说: “你的身体不过是天地委付给你的形体;生命也不是你的,那是天地之阴阳之气交合在你身上;子孙也不是你所拥有的,那是受天地委托延续人世的。”这里又表现出庄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形和神都是天地赋予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提出人的思想行为应顺应自然,这就和人定胜天的观念相对立了。 从以上论述可见庄子的自然之道是:宇宙的起始是混一的,有生于无,实生于虚,气为万物的基始,宇宙万物自生自存,万物运行自有成理。这和现代科学探测、考证、推测得出的宇宙知识相比,确有接近之处。 三、为政之道 庄子在《应帝王》篇第一段借寓言人物蒲衣子的口说:“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知道了吗?有虞氏这个帝王不如泰氏这个帝王。有虞氏还标榜仁义拉拢人心,这样做虽然也能得到人心,但是还没有超脱外物的牵累。泰氏睡觉安适舒缓,醒着的时候逍遥自得,任人把自己称为马称为牛,他的智慧见识让人可信,他的德性修养让人觉得真实,他从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是庄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统治者形象,心胸舒泰,质朴纯真,没有权谋智巧,也不假借仁义去笼络人心。接着,庄子往下编故事说:有一天肩吾遇到了狂接舆,狂接舆听说肩吾向日中始学习了帝王之术,于是问:“日中始对你讲了些什么?”肩吾说:“日中始对我说,统治百姓的人,只要凭自己的好恶制定出法度,百姓哪有敢不听从的。”狂接舆听了后说:“这完全是自我欺的德性,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天下,就像要在大海中凿出一条河,要让蚊子负起一座大山。真正的圣治是治理百姓的心性,而不是约束他们的行动。应该让他们凭着自己的天性去行动,让他们干自己能干的事和想干的事。 庄子苦口婆心地告诫帝王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是:放弃求名的心思,放弃智谋的策划,放弃专断的行为,放弃智巧的作为,去息心体会无穷的大道,游心于寂静的境界,感受自然的本性,不矜持不夸耀,使心境空明。至人的用心有如镜子,物来物去从不迎送,如实反映无所隐藏,所以能够胜物而不被物损伤。庄子心目中的圣治是:“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天地》) 庄子的理想国称为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在《马蹄》篇中,庄子又反复描绘他的理想国:至德之世,人民行为稳重,拙朴无心,山中没有路径通道,水中没有船只桥梁,万物众生,比邻而居,禽兽众多,草木滋长。禽兽可以牵着游玩,鹊鸟的窠巢也可以攀援上去窥望。……至德之世,人和鸟兽同居,和万物并聚,何从区分君子与小人呢?大家都不用智巧,本性就不至于离失,大家都不贪欲,所以都纯真朴实,所以就保住了人的本性。是圣人出来后急急地去求仁、求义、求乐,天下才混乱了。庄子用伯乐治马的故事猛烈尖锐地抨击政治权力对社会造成的灾害:伯乐说我善治马,于是用烙铁烧它,削它的蹄,剪它的毛,穿笼头使绊脚把它拴起来,编在马厩里,这样马被折磨死了十之二三。这还不算,伯乐又让马饿着渴着,还对它野蛮训练,迫使其奔跑,前面有紧勒笼头的祸患,后边有凌厉皮鞭相威协,马又被折磨死了大半……。这个故事无情地揭露了苛政扰民害民的实质。 四、为人之道 得,因此他们登高不怕,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他有了道,因此他是真人。真人,睡觉的时候不做梦,醒来之后不忧愁,他吃饭感觉不到滋味,他呼吸,深之又深,众人用喉咙呼吸,真人的气能贯穿到脚后根。因为他虚静内敛,引气贯脉,故呼吸自深。真人,不喜欢活着,不害怕死掉,静悄悄来到人世,静悄悄离开人世。他忘不掉生命的原始,却也不探求生命之所终。真人,内心未一,举止娴静,其额头宽广,他发怒就象秋天的风雨,他喜悦就象春天的阳光,他的喜怒哀乐就如四时季节的推移,莫不是自然而然的。” 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往往不是天生成就庄子称呼他心目中人格修养达到理想境界的人为:至人、神人、真人、圣人、德人、大人、天人、全人。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至人、神人、真人、圣人。称谓不同,都代表了他理想人格的形象。 《庄子逍遥游》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神人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恐怕是最早、最形象、最美好的对神人的描绘,后来道家对天仙、地仙的描写,民间对神仙的描绘几乎莫不如此。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至人、神人、圣人都是人格修养最高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功利、名声的概念和意识。在《大宗师》篇中,庄子写道:“真人就是真正的人,真人在弱小面前不横暴,在成功面前不张狂,做了错事不后悔,做了好事不自的,而是在世外高人的指点下修练成的。在《大宗师》第九章中,庄子借孔子和颜回之名编了个寓言,说颜回在孔子的指点下修道,不断进步,最后达到了“坐忘”的最高境界。颜回经过修练,高兴地向孔子说:我进步了,已经忘了礼乐。孔子说还不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颜回又高兴地对孔子说:我又进步了,已经忘记仁义了。孔子说不错,不过还不行。再过了一段时间,颜回经过了极为严格的修练之后找到孔子说:我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已经做到了遗忘了自己的肢体,抛开了自己的聪明,离弃了自身的肉体,已经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和大道相通相融为一,达到了坐忘的境界。孔子听后惊叹不已,感叹到:和万物一体就没有偏私,参与万物的变化就不会偏执,你果真是贤人啊!我愿意追随在你的后边。 庄子认为人世间之所以灾难不断,根源就在于人不顺于自然之性,互相争执,作为太多,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把自身看得很大、很重,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人本身只不过是天地自然所包含的万物中的一类,更不愿承认单个的人在茫茫人海中不过是苍海一粟,是那样渺小不起眼。可人们对自身在天地宇宙中的地位却浑然不知,争相违抗自然之道,于是闹出很多烦恼与不幸。要解救人世的不幸,根本在于启发人消除种种心机杂念,使之合乎自然之性,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庄子认为,世间一切矛盾的根源皆起于人的以我为中心,起于人的种种偏执和陈见；只要进入忘我境界,这些矛盾就会自然化解。庄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庄子一方面看到了人生的有限和知识的无限,看到了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会弄得人非常疲困,但庄子并没有叫人毫无作为。庄子的观点是要人“缘督以为经”。庄子曾说过,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杯水只能芥舟;风之积也不厚,其负大翼也无力。还说过只到郊野,带三餐干粮就足够,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如果走百里路就必须准备一宿的粮食。如果要到千里之外,就必须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盘缠。庄子还用庖丁解牛的故事来说明社会的极端复杂如牛的筋骨盘结,同时用庖丁的娴熟表明牛可顺解,世事可以认知并处理遂顺。 庄子反对的是对任何事物过分的人为因素,过分地汲汲以求。庄子是不愿看到过分地人为损伤物性,损害人的身心。在庄子的哲学思想里,宇宙的运动是长流不息的,万物也在无声无息地变化,人是万物中的一类,自然也无可逃避地要参与变化。顺应天理、自然的这种变化,该生即生,该长即长,该老即老,该死即死,这是最快乐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特别重视人的内在修养,而不在意外在形体是标致还是残缺。在《德充符》篇中,庄子着意描绘了一批形残而德全的德人,这些形残之人有的断足,有的无趾,有的跛脚,有的脚伛背缺嘴,有的脖子上生大瘤。由于他们都有过人的德性,因此形体上的残缺倒被人遗忘或忽略了,都成了庄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和世俗之见完全不同。 结语 总之,庄子之“道”,无形无迹,千变万化而没有常规。它失天地生,是造化万物之源,万物自然的生死变化无不体现它的存在。对这个存在,人可用内心去体验参悟,但却无法描绘和言传。故得道之人,首得高远广大无穷之境界,表现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万物相合的人格修养。这种人,治世则无为,无为则不扰民;处人则无争,无争则不伤人;养生则无执,无执则心静。当今之世,纷争四起,物欲横流,人或有为又偏执太甚,得先贤之境界,平淡人心,消解世道之争,或可有益。 参考文献 《庄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 中华书局 《庄子道论发微》 陶君 《道教论坛》 《试论庄子道的意象》 杨国强 韶关大学学报 《庄子“道”的哲学意义》 徐桂红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孔子所谓的仁是爱人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是《论语》中对仁的阐释. （一）修己为仁由己 , 孝悌为仁之本 , 1． 在经济和企业发展方面,“仁”的思想对于从内在方面规范人的行为,服务企业,发展自我,确保主体利益的充分、合理获得有着积极的作用. 2．在健全人格形态、提高人的内在素质方面.孔子仁学在肯定人的价值时,主张塑造完美的自我,使人格的内在境界和外在展现相统一. 3． 孔子的仁学是国际社会都能普遍接受的一种明智信仰和人道主义哲学.其“仁爱”的包含了民族平等、国家平等和和睦与共的思想.它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原则在民族国家关系中的具体化. 好吧以上貌似偏于政治. （二）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 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供参考,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1、孔子仁学内涵：（1）道德主体性——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都在强调仁学的道德主体性，所以孔子提倡的是一种 “为己”的君子之学，这是一种内在的心性之学。（2）社会互动性——孔子说：“仁者爱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突出了仁学内涵中所包含的社会互动性。如果说道德主体性偏重的是“独善其身”的一面，那社会互动性强调的便是“兼善天下”的一面。这是仁学思想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3）宇宙普遍性——孔子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以及在周游列国屡遇险阻时所体现出来的人格修养，都已经超越了一般世俗道德的境界，而达到了出世间的宗教家与殉道者的精神领域。后代宋明理学之继承与发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仁学思想体系实实在在包含了宇宙普遍性。所以宋明儒者说：“礼者，理也”，人世间之“礼”，可以通乎出世间的“理”，人间秩序来源于宇宙秩序。2、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1）个人的修身层次——仁学思想有助于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而且关怀社会的优秀人才；（2）齐家的层次——仁学思想有助于建构健全、和乐的美好家庭；（3）治国的层次——仁学思想有助于培养出为国为民、公正清廉的政治家，带领国家政治走上轨道；（4）平天下的层次——仁学思想有助于全人类实现建构“和谐世界”、“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
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孔子思想是由“礼”到“仁”的演变路径。孔子在吸收和损益周礼德性原则的基础上，吸纳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但又不囿于礼，坚持在更为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影响礼改造礼，最终形成了自己由 "孝悌为仁之本"到"爱人"至"克己复礼"的仁论思想。
关键词：仁 礼 克己复礼 爱亲 爱人
一、孔子之前的周礼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特征是融宗教、音乐、诗歌、舞蹈、伦理于一体，其内容形式，自夏而周经历了由鬼神崇拜逐步转变为重视德性伦理，由粗糙变为日趋文雅，由不完备到逐渐完备的过程。
周礼有别于商礼和夏礼，区别的重点在于周公“以德治礼”，他为礼注入了道德理性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引周公之语说：“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①“则”，即礼之基本原则，它是考察人们德行的标准（“则以观德”），而德行又是办事的基础（“德以处事”），并且可以直接地影响办事的效果和评价（“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对于“则”，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六年传云‘导之礼则’，此‘则’字亦礼则之义。以礼则观人之德。德有凶有吉，合则为吉德，不合则为凶德。”
②德有凶有吉，遵从礼的基本原则即为有德，违背礼的基本原则的就是无德，这样就引德入礼，使周礼蕴含了具有指导和规范德行作用的道德理性。
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变革。周礼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转为对人伦的重视，这对于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亦是有限的。周礼中有大量的宗法内容存在，理性原则往往依附于宗法关系，为血缘所包裹。在理论上对此有所突破并展现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始于孔子时代，而且这些是以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为标志的。
二、孔子对“礼”的改造即由“礼”到“仁”的演变
孔子尚礼，他通过考察三代之礼发现了两点：其一，三代的礼乐是因袭承接而发展的；其二，这种发展是有所损益的，尤其在两代礼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十分的丰富多彩，因此他十分惊叹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周礼的道德理性原则是“尊尊亲亲”。所谓“尊尊”，即在氏族内部强调下对上的尊崇；“亲亲”，则是氏族内部依亲疏关系不同而表现出的爱有差等，血缘愈近，则所爱愈亲。这种讲究血缘关系的爱是以父母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借此而派生出忠、孝、悌、直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亲之爱及其派生出来的德行，称之为“仁”。《国语晋语》记载郦姬言：“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③所以她在“爱亲之谓仁”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层更高的层次，即“利国之谓仁”。这种构想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孔子正是以“爱亲为仁”为基础，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将周礼演变为仁。
（一）孝悌。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孝悌是行仁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孝悌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他要求人们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 （《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里仁》）。他不仅强调要赡养父母，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子女做到“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要求子女既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关爱自己的父母。《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宰我关于居丧的讨论，最后孔子评价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对宰予对待居丧的轻慢态度给予了“不仁”的评价，可见孔子对“爱亲”的看重和“爱亲之谓仁”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二）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他说：“爱人”。孔子释“仁”为“爱人”，试图把“爱人”作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进而达到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友爱互助氛围的目的。他要求青少年们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一句话清晰地展示了由孝悌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泛而众而亲仁”也说明了“泛爱众”与仁在内涵上的联系，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孝悌之爱推行到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群中去，做到“爱众”，那是十分高尚的，那就不仅是仁，甚至可以说是“圣”。孔子论仁过程中由“孝悌”到“爱众”的推进，也足见孔子对“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这一观点的吸收和继承。
（三）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自身德行的培育是从克己复礼中开始的。当颜渊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培育仁时，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具体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视、听、言、动之间皆合于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不是表现为某种具体的德行，而是抽象的德性，是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勇等诸多美好德行的统称。礼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的规范和评判标准，抽象意义上的仁在指导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礼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德行的要求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礼对这些具体德行的限定和影响，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孔子正是在不断地克己复礼的过程中一步步深化，由礼领悟到仁的。
三、仁与礼的关系
（一）仁是本质，礼是表现。在孔子这里，“仁”是核心是本质，而“礼”则是“仁”的本质的外化。“仁”与“礼”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合礼”是“仁”的外在规范和表现，受“仁”支配，“仁”才是最终的内在标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礼是立身的标准，也就是说礼具有一种外在规范性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仁的内涵。因此，我们在看待孔子“礼”的思想时，应该看重的是那种“礼”的规范精神。
（二）孔子在强调仁是礼之本的同时，亦强调礼对仁的辅益作用。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孔子强调礼对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正是礼所反映的对象，从这一点上说，仁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倡导仁的同时，始终坚持礼。
总而言之，孔子思想的形成是在继承和损益周礼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孔子首先强调“爱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然后从父母亲情扩大开来，鼓励做到“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最后说到具体方法时强调正身，“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思想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德性原则的继承和拓展。由此可知，孔子仁论思想路线是由礼逐步深化到仁的路线。
扩展资料：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传》《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后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今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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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
导语：孔子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下面是我整理的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社会，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道德失范，礼崩乐坏。针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以礼治国，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系统和等级制度。在《颜渊》中有“君君，臣臣，子子”，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一、孔子的正名思想
孔子说“必先正名”，在孔子看来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首先要进行正名，即“辨位”。“正”是规范，端正，拨正的意思。“名”是名分，角色，权利义务，次序，身份地位的意思。“正名”即“辨位”的意思，调节一个社会不同分和不同群体的身份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在封建社会君臣、长幼、上下代表的是不同的身份、权利和财产关系。孔子主张要安于本位，各安其位，各安其命。卫国的卫灵公不喜欢自己的太子，于是太子出走，卫灵公死后皇位由其孙子继位，九年后，卫灵公的儿子回来要求恢复君位，于是孔子在《子路》篇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看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造成社会次序混乱，社会动荡，礼乐不兴的主要原因。在齐景公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哉得而食诸？”孔子认为，为君者就要像君王的样子，做君主该做的事，为臣者就要要做臣子该做的事，同样的父亲和儿子也要各自做各自该做的事情。
二、仁道的政治思想
仁道思想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是孔子仁爱思想在政治中的体现。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要遵循仁道。梁启超曾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孔子曾说“仁者，爱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人们之所以有礼不遵，社会混乱是因为行礼必须有“仁”这个内在的基础，有了“仁”，行礼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因此，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外在目的。仁就是指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仁道是统治者治国的方略。儒家思想中的“博施济众”，“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孔子仁道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同时提出了“为仁由己”的修行方法，仁完全要靠自己的修行，不能靠别人而达到。
三、德礼政刑并举的政治思想
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主张，孔子主张以德治国，辅之以刑罚。在《为政》中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则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单纯的以行政命令和刑罚制裁治理国家虽然可以暂时的抑制不良行为，但是却无法根本性的消除不良行为的产生，也无法深入民心。而道德和教化结合行政制度相结合才是治国的最有效的方法。孔子的德治首先需要统治者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在《子路》篇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在《颜渊》中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主张“养”、“教”、“治”相结合，即“养民”、“教民”、“治民”。养民意思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主张对人民应富之、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统治者要劝农，惜力役，轻徭薄赋，节财均用，缩小差距。“教民”指的是要教化民众，使人民识礼仪，维护社会稳定。“治民”指的是治理民众。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主张的统治者治国的最佳的治国方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四、孔子的大同政治思想
大同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提出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孔子向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在《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提出仁道思想，德礼政刑思想，是为了达到大同理想社会，体现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和民本主义思想。
孔子的“正名”、“仁道”、“德礼政刑”的政治思想是孔子所提出的重要政治主张，为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