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伯牙为楚国郢都人，在晋国做了大夫，故事发生在其出使楚国时。一个风急浪高的中秋之夜，樵夫钟子期因砍柴遇雨，匆忙回家时见到了官家的船只，船头有大夫把琴，作高山流水之音，以抒大江明月之怀。
为了不惊动官人，卑微的他只得躲藏在草丛中，不想听琴入迷而忘乎所以弄出了声响，被伯牙喝问，因钟子期识得瑶琴，道出伏羲氏以树中佳木梧桐所制，得伯牙赏识，二人遂成知音。
俞伯牙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文人与民众之间广泛流传，二人知音的传奇色彩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可歌可泣的一页。知音，已升华为对友情的忠诚不渝，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美德。
扩展资料
古琴台始建于北宋时期，相传，春秋时期楚国琴师俞伯牙在此鼓琴抒怀，山上的樵夫钟子期能识其音律，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伯牙便视子期为知己。
几年以后，伯牙又路过龟山，得知子期已经病故，悲痛不已的他即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后人感其情谊深厚，特在此筑台以纪念。古琴台东对龟山、北临月湖，湖景相映，景色秀丽，幽静宜人，文化内涵丰富，构成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
清朝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建古琴台，请汪中代笔撰《琴台之铭并序》（一说为《汉上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黄彭年撰《重修汉阳琴台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杨守敬主持并亲自书丹，将《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重镌立于琴台碑廊之中，并书“古琴台”三字刻于大门门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琴台
睛川阁在汉阳长江大桥下江边,古琴台在汉阳琴台大道琴台文化宫里边,两地相距4公里。
古琴台，晴川阁非常近。仅仅4公里。九月的武汉依旧非常炎热，闷的喘不开气。龟山公园还是非常大的，只能步行。夏天走一圈比较累，又晒又热。爬到山顶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色。公园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适合休闲逛逛
晴川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晴川阁，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上，始建于明代嘉靖26年至28（公元1547—1549）年，为汉阳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原为禹王庙）时所增建，得名于唐朝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晴川阁北临汉水，东濒长江，与武昌蛇山黄鹤楼隔江相望，是武汉地区唯一一处临江而立的名胜古迹，有“楚天第一名楼”之称。
晴川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晴川阁，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上，始建于明代嘉靖26年至28（公元1547—1549）年，为汉阳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原为禹王庙）时所增建，得名于唐朝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晴川阁北临汉水，东濒长江，与武昌蛇山黄鹤楼隔江相望，是武汉地区唯一一处临江而立的名胜古迹，有“楚天第一名楼”之称。
晴川阁 现在名称：晴川阁；用途：名胜古迹（原），名胜古迹（现）；地址：汉阳晴川街；设计：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施工：云梦县第四建筑公司；结构：石木；层数：2层（禹稷行宫1层）；建成时间：1864年(1985年重建)。 晴川阁位于汉阳龟山东麓功矶上，始建于明嘉年间（公元1522-1566年），为汉阳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原为禹王庙）时所增建，取唐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句意命名。晴川阁与武昌黄鹤楼隔江对峙，有"三楚胜景"之称。晴川阁与禹稷行宫在历史上屡毁屡建六七次，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汉阳郡守钟谦重建。1935年晴川阁被风吹倒，禹稷行宫幸存。198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组织修葺禹稷行宫后，重建晴川阁。晴川阁按原样重建，规制略有扩大，高台砌筑，二层石木传统结构，重檐歇山，屋顶前方仍设一水骑楼，匾书"晴川阁"三字。两层飞檐四角铜铃，临风作响；大脊两端龙形饰件，凌空卷曲，神采飞动；素洁粉墙，灰色筒瓦；两层回廊，圆柱朱漆；斗拱梁架，通体彩绘；对联匾额，字字贴金。富有浓郁的楚文化气息。禹稷行宫（禹王宫）按"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原则进行修缮。修缮一新的禹稷行宫，由大殿、前殿、左右廊庑、天井等构成院落式建筑。正立面为砖体牌楼式（四柱三楼三门）面墙，其他三面为青砖半砌风墙。大殿为硬山顶式厅堂，正立面前檐用如意半拱装饰并承托出檐，正脊两端升山较大，但屋面无折水。天井两厢如廊式，均为单坡屋面。行宫屋面盖青小瓦，檐头屋脊装饰沟头、滴水、脊吻、坐兽等。
说起武汉古老建筑，最为有名的就是禹稷行宫、晴川阁、宝通寺、武汉革命博物馆等武汉标志性建筑。武汉，简称“汉”，中国湖北省省会。地处江汉平原东部。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市境中央，将武汉城区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以下是中达咨询为建筑人士整理相关武汉建筑资料，具体内容如下：武汉古老建筑——禹稷行宫禹稷行宫简介：禹稷行宫（禹王宫），位于汉阳龟山东麓的禹功矶上，是武汉历代祭祀大禹之地，也是武汉市著名的历史文化建筑。2013年3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禹稷行宫被增补为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古老建筑——晴川阁晴川阁简介：晴川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晴川阁，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上，始建于明代嘉靖26年至28（公元1547—1549）年，为汉阳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原为禹王庙）时所增建，得名于唐朝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晴川阁北临汉水，东濒长江，与武昌蛇山黄鹤楼隔江相望，是武汉地区唯一一处临江而立的名胜古迹，有“楚天第一名楼”之称。武汉古老建筑——宝通寺宝通寺简介：宝通寺位于风景秀丽的武昌洪山南麓，至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底蕴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是武汉市唯一的皇家寺院，并且被列为国务院“汉地全国重点佛教寺院”、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一，规模之大、殿堂之宏伟为武昌诸刹之首。武汉古老建筑——武汉革命博物馆武汉革命博物馆简介：武汉革命博物馆位于武昌红巷13号，由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和武昌起义门管理所合并（挂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牌子），2000年11月正式成立。更多关于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点击底部客服免费咨询。
古琴台，晴川阁非常近。仅仅4公里。九月的武汉依旧非常炎热，闷的喘不开气。龟山公园还是非常大的，只能步行。夏天走一圈比较累，又晒又热。爬到山顶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色。公园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适合休闲逛逛
议芥川龙之介的美学困惑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
论文摘要：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秋山图》实际上是他的诗学理念的一种形象的折射，本文运用本雅明的“光韵”理论来解读芥川龙之介对淡然恬静、崇尚自然的古典艺术的留恋与向往，对20世纪初日本艺术现代化造成的艺术日益“工艺化”的不满与困惑。 1927年，35岁的芥川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芥川龙之介的英年早逝与他对当时日本变革的失望是分不开的。其实，早在1920年，芥川龙之介在他的短篇小说《秋山图》中就流露出对古典艺术美在现代日本社会日渐衰竭的忧虑与困惑。无独有偶，芥川所遭遇的艺术困惑同样被一位西方学者所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所不同的，在芥川为古典艺术在当今社会“光韵”不再而痛苦时，本雅明却为艺术领域里的新技术革命高唱赞歌。 一、艺术品的原真性 《秋山图》通过清初著名画家王罩(字石谷，号耕烟外史)对 恽 格(字寿平，号南田)叙述的画坛的一桩神奇事件铺叙展开。据王石谷言，昔时王时敏(字逊子、号烟客)怀揣董其昌手书至润州张府观看“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的传世名画《秋山图》，顿时感动于画面幽寂空灵的气韵风骨，几番请求张氏出让《秋山图》，均遭拒绝。50年后，王石谷有幸于王氏豪宅一睹《秋山图》之神韵，可是，眼前之画与王时敏描绘的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兴冲冲赶来再次欣赏此画的王时敏也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为幻觉。《秋山图》取材于今冈寿编《东洋画论集成》上卷收录的 恽 格《记《秋山图)始末》，原文附在 恽 格的画论《瓯香馆画跋》之后。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认为《秋山图》表达了芥川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 吉田的观点说明了《秋山图》在芥川的艺术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更具体地说，《秋山图》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芥川龙之介对日本现代转型所感到的困惑与矛盾心态，其最突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作品原真性也即本雅明称之为“光韵”的东西的留恋。 恽 格原作《记(秋山图)始末》结尾暗示王府的《秋山图》是 赝 品，因此烟客翁观画时的态度在情理之中，但是芥川龙之介在他的故事中却对画的真伪未置可否。作为清代画坛“四王”之首的王石谷，以他的眼力，对于黄一峰作品的真伪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况且他从笔法、设色与用墨这些技术手法上均看不出破绽，认为“显然无疑是真品”，那么眼前的《秋山图》大概会是真品了。而且，后来几位观赏者，均是当时的书画界大家，特别是师从黄一峰的王时敏，更是对大痴的笔法了然于胸。他竟然也是对画犹豫不决，难以定论，可见，芥川在这里似乎在强调《秋山图》与真品无异了。但是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既然为同一作品，为什么这些大师们都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这种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本雅明所谓的“光韵”理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本雅明认为对艺术品的改造虽然不大会威胁艺术的组成部分，但对艺术品的改造在任何情况下都使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丧失了。艺术作品在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王时敏是在五十年后再次见到画作的，如果是原作，他肯定会一眼认出，但是他却是“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是幻觉。”实际上，芥川在这里已经对作品的“原真性”提出了质疑。他在王石谷产生疑问的时候写道：“可是这《秋山图》，和烟客翁曾在张氏家所见那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之那幅，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从“不是同一手笔”得出“较下一品”的结论，可见艺术品的原真性关系到作品的真正价值。这是似乎是在暗示五十年后的《秋山图》并非原作，而是一幅逼真的复制品。尽管这样的复制品逼真得连王石谷、王时敏等这样的大师都不能在技术上找出破绽，但是他们的艺术直觉，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对“光韵”的把握，却产生了怀疑。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对作品中的原真性是这样论述的： 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但唯有基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艺术品在其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艺术品可能由所处的不同占有关系而带来的变化。 本雅明强调传统艺术品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原真性，而这种原真性正是现代艺术所抛弃的东西。芥川对日本文学“去光韵”的现代化转向持深深的抵触情绪，因此，在《秋山图》中他把艺术作品的原真性放到了艺术欣赏的首位。 二、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 本雅明认为艺术品机械复制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功能与价值不同。艺术品不再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的基础之上。这两种功能的差异被本雅明描述为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膜拜价值要求人们隐匿艺术品，但是由于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品逐渐从对宗教礼仪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其可展示性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同时，艺术接受也从凝神观照(concentration)的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distraction)。 同样，在《秋山图》中，芥川通过生动的描述对比了艺术品的宗教礼仪与政治功能的差异。《秋山图》篇幅只有四千来字，芥川不惜笔墨、刻意求工之处正在于画作《秋山图》五十年前后不同的境遇。首先是画作存放地点的区别。五十年前，烟客翁拜访的张家是一个偏僻荒凉之所：“虽然屋院很大，却显得一片荒凉。墙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长着长草，成群的鸡鸭，见到客来表示好奇的神气。”鸡鸭对来客都显出好奇神气，可见张家访客实在稀少。张氏将画悬挂于厅堂之上，而且是“光秃秃的墙上”只挂着一幅画，可见画作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之高，而且主人“每次看这画，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画作的礼仪功能在张氏那里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而五十年后的王氏家，却是“贵戚之家”与张家的荒凉相反，后者庭院中是“牡丹花在玉栏边盛放”的繁荣景象。前面张氏之孙将画献于王氏时，王氏还“献出家中歌姬，奏乐设筵，举行盛大宴会，以千金为礼。”对于王氏来说，画作成了展示与炫耀的资本。 其次是画作的主人对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五十年前，王烟客第一次见到《秋山图》，其主人介绍自己对画作的评价时，“像少女似的羞红了脸，然后淡淡一笑，怯生生地看着墙上的画说：“实际上，我每次看这画时，总觉得好像在睁眼做梦。不错，《秋山图》是美的，但这个美，是否只有我觉得美呢?让别人看时，也许认为只是一张平常的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怀疑。这也许是我的迷惑，也许在世上所有的画中，这幅画是太美了，其中必有一个原因。反正我就一直那么感觉，今天听了您的称赏，我才安心了。”在面对《秋山图》时，主人竟然像一个“害羞的少女”，观 画时也是“怯生生”的，还总是担心自己对画的推崇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体现了他对画作的珍惜与膜拜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式接受方式。但是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重视的却是画作的展示价值的消遣方式。画作在他那里只是一种政治功能的展示。他平时并不是将画挂出来，而是只在有客人时才拿出来炫耀一番。他关心的不是画作的美，而是展示画获得的荣耀与自我满足。画在他消遣与满足虚荣的过程中已经被工具化了。本雅明描述的两种对立的艺术接受态度正好与芥川小说异曲同工：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在注视自己的杰作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 三、永恒价值：芥川的困惑 本雅明认为古希腊的品，由于不能进行技术复制，因此被要求有永恒性。希腊人从他们的技术状况出发，在艺术中创造了永恒价值。而雕塑则是站在艺术峰巅上的最不可修正的艺术，因此在艺术品的可装配时代，雕塑艺术的衰亡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画的不可修正性与雕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技术复制时代，中国画遭遇与希腊雕塑相同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样，芥川在《秋山图》中所隐喻的实际上正是对古典艺术在现代命运的思考。《秋山图》在故事中象征的是以中国画为代表的古典艺术，而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则代表了现代社会艺术消费的大众。芥川通过比较《秋山图》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遭遇，意识到了古典艺术在现代社会势微的现实，同时他心里却始终留恋古典艺术的那一方净土所以只能无奈地发出“那幅奇妙和《秋山图》不是留在心里么?即使没有《秋山图》，又有何遗憾呢?”这样的悲叹。这既是芥川对当时日本一味地转向西方，导致传统古典艺术逐渐走向没落而发出的叹息，也是他自己对古典艺术心怀不灭理想的流露。 其实，芥川在艺术理想上的困惑与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不无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日本文化与艺术界也争相投入西方的怀抱，完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着西欧，当时风行西方的自然主义对日本影响尤为深远，传统文学被贬抑到底层。芥川虽然是学习英国文学出身，但是自小就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始终难以接受日本在文学上的“脱亚入欧”。1920年，已成为文坛中心存在的芥川自号“寿陵余子”，同年3月31目在给友人的信中芥川称：“寿陵余子之号取自韩非子，愿意寿陵余子学邯郸之步未成，却忘记寿陵之步，只得匍匐而归。我本人学西洋未成忘掉东洋，恰似寿陵余子。”“寿陵余予”之号揭示出作家抛却肤浅的西洋文化而回归东方文化的强烈的意念。在另一部小说《沼泽地》中，芥川清楚地反映了他对于艺术的心声： 我十分郑重地凝视着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燥与不安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芥川对于画的赞赏，正是来源于对不能自由地作画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的同情。对于艺术的理想，芥川自己又何尝不是遭受着“焦燥与不安”的折磨呢?《地狱变》中的画师良秀为艺术而牺牲了女儿与自己的性命那样残酷的故事，也只有在艺术上备受煎熬的芥川才能创作出来。 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到7月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出版了《中国游记》。在这本游记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山水人物介绍，而是处处流露出对落后与丑陋中国的悲观失望之情。在将汉学视为日本传统文学之根的芥川眼里，中国是其艺术理想的归宿，但是眼前的中国却与自己想象中的中国大相径庭，因此他在游记中抒发的失望之情实际上正是对自己理想中的古典艺术天堂遭到破坏发出的悲叹。古典艺术在日益西化日本被淹没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在其发源地中国更由于战乱与落后一 蹶 不振。于是在游览苏州时芥川这样写道：“文庙是明治七年重建的，据说为宋名臣范仲淹所创立，是江南第一个文庙。这庙的荒芜不正是中国荒芜的象征吗?但对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荒芜，才生出怀古的诗兴来。”中国画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个体现，当芥川发出“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这样的感慨时，也是他自己的艺术理想遭遇挫折之时。当艺术理想与现实难以调和之时，他像画师良秀一样选择的艺术，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 当艺术遭遇现代化的进程时，本雅明的崇尚的是现代技术，而芥川龙之介崇尚的却是古典艺术的“光韵”。这种分歧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有解决，即使在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商品的当代西马学者伊格尔顿那里，他也没有忽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表现的一面，并反对使艺术生产理论蜕变为“工艺主义”。芥川在《秋山图》所表达的美学困惑，同样可以应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这一命题。那么芥川龙之介的《秋山图》所具有的当下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解释芥川的美学思想，它同样能为我们当今社会文学艺术越来越“工艺化”的现实提供某种反思意义。 注释： [1]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2》，樱枫社，1981年。 [2]瓦尔特·本雅明《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1页。 [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保，张青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5]详细论述见陆晓光 《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命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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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把辛酸泪 从三岛由纪夫到芥川龙之介，再到川端康成；日本作家大部分都表现出一种“自杀情结”，他们都选择了用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在笔者所接触的日本文学的范畴中的作家几乎都会有“物哀”的精神内核在里面。（电影《罗生门》，1950年。值得说明的是，黑泽明导演的这部电影其实只是借了《罗生门》这个名字，电影讲的是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故事《竹林中》。此后，“罗生门”在亚洲范围内成为特指迷幻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代名词）川端康成的一些作品（例如《伊豆舞女》）让我们看到了川端康成的内心世界。他喜欢那一种转瞬即逝的美，一种花开后瞬间凋零的那一刻的永恒的美。所以他用自杀的方式来寻找永恒的美与自由。（作家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日本的自杀率一直很高，这与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普遍的比较感伤，文学是如此，绘画如《地狱变》，舞蹈如艺妓穿着木屐跳的一停一顿的舞，音乐如日本的纯音乐，只用几种简单的乐器来描述自己的内心。以此种种，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内心世界，那种“黛玉葬花”式的感伤。（影视剧《红楼梦》，1987年。表演者陈晓旭）“物哀”精神说白了就是“黛玉葬花”式的精神，两者是相似的，触景生情。内心敏感的人对一些事物更容易看透本质，但副作用非常大，这便是容易感觉到无尽的孤独与恐惧。芥川龙之介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并不满足解构自己，他更想要解构人性；而且，他做得很成功。例如在《罗生门》中，家仆本不欲成为强盗，然而在目睹老妪拔女尸头发去换钱的举动后，他也终于抛开道德约束，以自己也要讨生活为借口，抢走老妪的衣服，成了真正的盗贼。成功地贯彻了利己主义。（日本浮世绘作品《罗生门》，渡边纲在罗生门与恶魔战斗。）坊间关于论述芥川龙之介其人其作的论文有许多，大多都是从他的生平出发的。我们在此不再重复，我们直接透过芥川龙之介这一个典型看日本作家乃至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精神冲击。“最聪明的处事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警句《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通透性与敏感性便表露无遗。笔者在写《沉思录》的书评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曾经在里面写过这样一番话：作为人，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无论你有没有信仰，你还是有精神需要的。当时是为了论证“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说法而写下了这句话。但如果你把它套在文人身上来看，你就会明白笔者为什么说一个内心敏感的人非常容易感到孤独与恐惧了。因为从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人的精神大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文人更是如此。芥川龙之介生活在日本逐渐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此时是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随之而来的还有利己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厌世主义。这些东西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他的经历也让他对死亡又爱又怕，在与分裂的自我的对抗中，芥川龙之介选择了结束这一切。《侏儒警语》的这句话用来说芥川龙之介再合适不过了。在《地狱变》中，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之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了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以看作芥川龙之介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的一个缩影。（日本浮世绘，演员三代目岚吉三郎画像）在观念与现实相矛盾时，他选择了前者。这是一种矛盾心理，你想要在生活追求一种无限的、深刻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到模糊的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会进一步清晰，进而转化成挥之不去的恐惧萦绕在心头。这便是芥川龙之介，这便是在20世纪以来出现“集体自杀”的文人所经历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2.满纸荒唐言 我们先从“物哀”这个角度来剖析芥川龙之介。首先，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是这样阐述“物哀”的: 世上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身体力行地体验，把这万事万物都放到心中来品味，内心里把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之哀。进一步说，所谓辨清，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辨清了，依着它的情致感触到的东西，就是物之哀。比如说，看到樱花盛开赏心悦目，知道这樱花的赏心悦目，就是知道事物的情致。心中明了这樱花赏心悦目，不禁感到“这花真是赏心悦目啊”，这感觉就是物之哀。（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名人之一。其实准确地来说，“物哀”精神起源实际上是在中国汉朝，起源于中国本土；不过这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日本的“物哀”精神一直是日本的文化底蕴。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以来，工业的车轮已经逐渐地碾压了全世界。此时日本也不得不做出选择。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困惑，例如《舞步》和《开化的丈夫》，这两篇分别借明子和那位知悉妻子出轨的丈夫的故事表达了他对日本明治开化时期的困惑。“物哀”的含义在此时其实已经衍生出了新的意蕴，不仅仅是“物之哀”，此时更多的是“事物之哀”。你看，日本的明治天皇在对俄宣战前所作的言辞：（很有意思，指挥或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们不会忘了要表达自己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反正又不是自家儿子上战场，只管忽悠别人家的儿子卖命就好）但又正如古希腊悲剧之父艾斯库罗斯在他的戏剧作品《阿伽门农》里面所描绘的一样：（笔者想说的是，在二十世纪以来，在现代人精神不断受到冲击不断被重新解构以来，“物哀”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芥川龙之介的“物哀”便是如此。）3.都云作者痴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人是必须会有精神需要的。没错，几乎每一个最终选择自杀的文人生前都歌颂过生活或生命。例如芥川龙之介在《黄粱一梦》中所表达的对生活的态度：“正因是梦，才需真活。彼梦会醒，此梦亦有醒来之时。人活一世，唯愿此生精彩纷呈，方不辜负自己。”（海子诗作《活在珍贵的人间》）但为什么说出这番话的芥川龙之介会选择自杀呢？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内心敏感的人对一些事物更容易看透本质，在人群之中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同时，你又深刻地明白这就是你要走的路，但好像，你感觉你活够了、走完了；剩下的已经不重要了。此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就变成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所以，为了追求自由，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美”，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作法十则》曾经说过，“对于任何事物，我都是一个怀疑者。”在《西乡隆盛》中，老人通过让青年亲眼看见一位活脱是西乡隆盛的人来使青年怀疑起自己曾经十分笃定的历史假说，并抛出皮浪怀疑论——搁置争议。即，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老人称，记录历史时，记录者会自行做出取舍，导致历史的真实成为“无法辨清真伪”的暧昧状态。 （日本浮世绘作品，《神奈川冲浪里》）而在表达不可知论的概念上，《竹林中》的诠释要更加到位。一件凶杀案，三个嫌疑人，七份证词。出于各自的目的，嫌疑人都在自己的故事版本中撒了谎，使得一件脉络清晰的案件成为永远不可能被解开谜团。真凶是谁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我们所见之客观世界中的真实来自于他人的语言，一旦这些语言信息真假难辨，我们所相信的“真”也会随时崩塌。这便是笔者在前面所说的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人的精神找不到立足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4.谁解其中味 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自杀乃至在二十世纪末中国诗歌圈出现的“集体自杀”的原因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于“看轻了世俗，但又活得与之相矛盾”。但这些事情又绝对不能这么简单地对待。但，这便是个体的孤独之处，这便是历史的孤独之处。一代文学“鬼才”已逝，然而，他的作品终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角落里，徒然等待着读者的光顾。”非但没有如此，在他去世后仅八年，世人便以他的名字设立了“芥川文学奖”，并成为纯文学奖的代表奖项。若他泉下有知，或可得到一丝宽慰罢。
每学期开学后3周内到学院办理重修申请手续。返校重修学生需填写《毕（结）业生返校重修申请表》，并按规定交纳重修费。
武汉晴川学院（Wuhan Qingchuan University）位于湖北武汉，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普通本科高校，为湖北省转型发展试点本科高校、教育部办学条件评估验收合格高校。
院系专业
根据2017年11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学校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管理学院、电子商贸学院、电气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子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设计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等10个学院，开设了经济学、管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等5个学科27个本科专业，9个专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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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音乐传播困境及创新研究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古琴音乐传播困境及创新研究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内涵。作为四艺之首的琴艺，更是在众多中国传统乐器当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时代更迭、审美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多样化民间音乐的兴盛，古琴艺术逐渐走向没落，甚至在“文革”时期被当作“四旧”打压，一度沦为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博物馆艺术”。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拯救非遗财产——古琴艺术，世界各地的琴人们开启了为复兴古琴艺术等一系列活动。本文主要针对当代古琴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并对其进行现象性原因分析，以及琴人们为使古琴这门传统艺术重新走向社会、走出国门，重回大众视野所做出的改革研究以及如何将古琴艺术与当代审美相结合等创新研究。
关键词:
古琴；音乐传播；创新研究；
引言：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古往今来，诸多名流大家都写有夸赞琴声旋律优美的诗词歌赋，例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等，这些古诗词的字里行间都渲染着文人墨客对于琴的喜爱，更能从其中感受到古时琴艺所传递的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是《听弹琴》的后半句。大意是，我虽然很喜欢这古时的曲调，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弹奏了。从最后两句不难看出，琴乐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普通群众的欣赏习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古琴也逐渐走向衰落，成了鲜有人欣赏的小众乐器，更出现了古琴“不中听”的说法。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当今社会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旋律通俗、和声丰富、节奏严谨的现代音乐，相对比之下，节奏自由、缺乏清晰旋律的传统琴乐似乎并不被大众所推崇。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知较少，另一方面也有琴乐本身的问题。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节奏是构成旋律最重要的部分，而古琴的节奏相对自由，主要根据演奏者的呼吸节奏来配合。节奏的高自由度以及节拍的不确定造成古琴旋律缺乏清晰度，同时也是造成琴乐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古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06年将其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古琴艺术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折点。随着古琴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古琴艺术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古琴事业当中，传统文化研究者也开始了以古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打谱为主的琴学理论研究工作。专业的作曲家们也更多地与古琴展开了合作，重新审视其作为乐器所具有的基本职能。下文主要针对古琴的传播困境与古琴的旋律特征及创新方式进行分析。
一、琴乐发展困难原因分析
(一)记谱法的影响
减字谱为古琴专用的记谱法，由文字谱简化而来，有别于西方的五线谱，它主要记录了左右手的演奏技法及琴弦、徽位等要素，通过弹奏位置来间接确定音高，是不记录音名、节奏的记谱法，亦为指法谱。由于减字谱中对于琴曲节奏的粗疏记载，琴人们只能通过旁注标示，如“急、缓、轻、重、连、息、跌宕”等，或是通过像“轮、历、滚拂、打圆、锁”这类套头指法来判断琴曲的大致节奏与速度。“对于启示性节奏的掌握和乐曲气息的处理，有赖于琴家们的大量传统曲目积累和古代文化艺术的修养。”琴人们就根据这些节奏信息加上自己对于曲目的理解进行二次创作，也就是“打谱”，力图恢复琴曲本来的面貌。节奏的不明确也使得大部分琴曲都得依靠师承传授来传承下去，无师承的曲子就由琴家们根据自己在演奏当中所产生的独到见解和不同的音乐审美进行打谱，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也出现了大量同曲不同版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记谱法导致的'节奏节拍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减字谱给予琴人的高自由度也使琴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虽是同一首琴曲，但每位琴家打出的谱子却都截然不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性风格与审美倾向。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时局动荡，琴乐开始衰落，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全国善琴者仅剩数人，琴乐的衰落导致大量琴曲没有师承传授，很多琴曲的结构风格、演奏技法也逐渐失传。后来在近代琴家的努力下，才开始有了“视打谱为严肃的恢复古乐原貌的学术活动，在打谱中自然尊重原谱，不做随意更改”11，所打琴曲也开始有了相对严谨准确的结构与节奏。
(二)琴乐传统审美情趣倾向
在琴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了儒家与道家精神的审美影响，开始强调琴乐的教化功能和伦理秩序，包括主张“琴者禁也”的说教，强调“清微淡远”“中正平和”的审美情趣，等等。古时候，琴主要是为士阶层所服务的，是文人追求“大音希声”的工具。不论是从音乐性还是从文化角度来说都脱离了群众。正如成公亮先生所说：“传统琴乐并不注重琴曲的旋律美，许多琴曲的演绎不具备流畅的、歌唱性的旋律，或者说旋律的表达不很明晰。”22过分强调古琴的政治作用，从而严重影响了它的艺术发展。古人们对于“清微淡远”“中正平和”“自然、无为”等艺术形式的追求，将弹琴当作参透禅宗哲理的一种艺术活动，已经偏离了它作为一件乐器的基本职能，更将其当作一件法器，是与天地万物交流的工具，其音乐性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当时的这些主流思想影响下，琴乐将重点都放在了如何表达“韵”上。区别于西方音乐注重对旋律的勾画，在中国传统音乐当中，更注重于对“韵”的表达，在琴曲当中，一个音往往会通过使用“吟猱绰注”等不同装饰性乐音来增添这个音的“韵”味。在明代后期至清代的琴谱当中记载了许多“韵多声少”的琴曲。不可否认这些审美倾向对于琴乐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过于偏颇也使得琴乐的风格逐渐变得狭隘，过于强调“清微淡远”的风格从而排挤“繁声促响”的琴曲，也使得古琴艺术逐渐走向衰落。
(三)古琴形制的影响
古琴的形制与其他乐器不同，它的琴体长，在实际演奏时由于音位跨度大，弦间音程关系又近，所以对于速度快，音密集的曲目演奏起来更加困难。相比于其他乐器炫技式的演奏，古琴的演奏看起来就略显平淡。如果将琴曲中的快曲以同样的速度在其他乐器上演奏实与它们的慢曲无异。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古琴更适宜缓奏。
在钢丝尼龙弦研制出来以前，古琴一直是使用丝弦来演奏的，但丝弦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弹走手音的时候会发出较重的摩擦声，这种“杂声”在演奏过程中甚至盖过了乐音的音量，特别是在演奏一些“声少韵多”的琴曲时，对于旋律的进行和音乐的听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清代开始，琴人们慢慢接受了这种摩擦声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琴乐审美的一部分，常将这种摩擦声当作古琴演奏时“韵味”的表现，这种审美倾向与琴弦技艺的不成熟直接导致了音乐美感的流失，极大影响了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性能表达。
二、古琴旋律特征及创新
古琴虽是单声部旋律乐器，但不论是他的音色还是音域，在弦乐器当中都是极为突出的。古琴有散音、按音和泛音三种不同的音色，每种音色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弹奏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繁复的演奏手法与音色相组合，使原本单调的旋律变得更加立体。同时古琴还拥有跨越四个以上八度的广阔音域，繁杂的演奏手法也使琴曲中经常出现八度或者八度以上的大跳音程。这种通过使用不同音色、不同音区的差异对比丰富了古琴旋律的进行，大大加强了琴曲的艺术感染力。同时，琴曲当中也有很多旋律性强的作品，例如《酒狂》《潇湘水云》《广陵散》等这类耳熟能详的器乐曲都注重旋律的表达。经过老一辈琴家们的努力，这些琴曲重新焕发了自己的光彩。琴曲的节拍也并非都是一板一眼，如姚炳炎先生所打谱的《酒狂》采用的是三拍子的处理，这种节拍在传统琴曲的打谱中还是极为罕见的。还有采用大量散拍子的琴曲，像张子谦先生打谱的《龙翔操》，整曲风格自由跌宕，正如他对此曲的评价：“肃穆逍遥，无我有我。”
自1949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众多专业的作曲家与古琴演奏家参与到了琴曲创作当中，新琴曲的出现也为琴乐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这些新琴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音乐内容、技术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展，表现了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或一方风土人情。”22如许国华、龚一共同创作的具有西域风情的古琴独奏曲《春风》，成公亮创作的描写“地、水、火、风、空、见、识、如来藏”这八个佛学哲理题材内容的《袍修罗兰》套曲，金复载所作关于描写师徒情的琴曲《山水情》以及李祥霆的表现船夫号子的作品《三峡船歌》等。在音乐内容方面，琴曲创作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称颂帝王、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而是开始探索类似生命哲学等更多元化的主题内容。
(一)演奏技法的创新
新琴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借鉴并发明了大量新的演奏技法，例如《春风》中，为了表现出作品明快抒情的旋律以及人们春意盎然、奋发向上的欢乐情绪，借鉴使用了琵琶的琶音，即将三至四个音以分解和弦的形式演奏出来。李祥霆先生在《三峡船歌》中为了表现出船夫号子热情高昂的情绪，借鉴新疆少数民族乐器都塔尔独有的弹拨指法，运用到古琴上形成了“剌、托、擘、拨”的指法，同时也使用到了古筝的摇指。摇指的使用几乎贯穿了全曲，将作品中船员们紧张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建民的作品《古舞》当中，除了摇指的运用，还使用到了打击乐中拍打板面的技巧。这些大胆的创新和借鉴，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张力，也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完美地传递给了听众，让古琴在演奏技法与音乐表现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减字谱的革新
从“动越两行，未成一句”的文字谱到记录指法徽位的减字谱再到今天常用的二行谱，如何使古琴记谱法更为精确，琴人们不依靠师承传授就能够了解与掌握琴曲的音乐框架，一直是历代琴家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能够清晰地从谱面上表现出古琴的音高、节奏、节拍、速度等基本音乐信息，突出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基本属性，上海音乐学院古琴小组研究并改良出了“五线琴谱”，这种直视音谱的方法，使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于减字谱，如龚一先生所说：“应将指法思维与旋律思维相结合。将减字谱中的‘徽位概念’改变为‘音位概念’”33，“五弦琴谱”的出现也使得琴人更加重视古琴的音乐性，注重旋律线条的勾画，对于音与音、句与句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及音乐内容的处理也更加到位，使演奏者能够更为精确地演奏出琴曲。
(三)演奏形式的多样化
早期，古琴一直作为伴奏乐器，常与瑟、歌咏配合在一起，以“弦歌”的形式出现，如《诗经》中所记载的“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音乐的变革，弦歌逐渐被琴歌所替代，到了隋唐时代，古琴更是吸收了大量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的曲调，开始向独奏艺术发展，“进一步发挥了乐器的表现性能，丰富并提高了音乐本身的艺术表现力”44。到了近代，古琴的演奏形式也不再拘泥于独奏、与琴箫合奏，走向更大的舞台，开始尝试与其他乐器合作，不仅限于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包括大提琴、钢琴、长笛等西方乐器。与此同时，古琴的合奏、重奏曲目开始增加，更有与大型的民族乐队和交响乐团的合作，如朱践耳先生创作的以古琴与吟诵为主旋律的《第十交响曲——江雪》，青年作曲家王鹤菲为古琴与电子音乐而作的《丹青》，唐建平为古琴与民族管弦乐队所作《云水》，王建民为古琴与钢琴所作的《古舞》，等等。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创作题材、演奏技法，还是从舞台形式的表现上来说，古琴作为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所蕴藏和待发掘的潜力都是不可限量的。作曲家们也都不留余力地在尝试古琴演奏形式的多种可能性，使古琴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语
古琴艺术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其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千多年的生命历程也显示出了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焕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古琴艺术正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尝试打破人们对于其陈旧、封建的思想框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持续推陈出新，使古琴艺术能够常新长存。正是如此，我们应重视其作为一件传统乐器的基本属性，充分发挥其音乐性，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到古琴特有的艺术魅力与音乐价值、让更多人欣赏到古琴艺术背后厚重的文化内涵。随着越来越多专业琴人的重视，古琴艺术正走向更广阔的平台。笔者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专业音乐家与学者参与到古琴艺术的创新与研究当中来，使古琴艺术走进人们的生活，走出国门，能够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琴德精神与大学生的“为学” 古琴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从先秦时代起，他便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康盛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古琴在文人阶层世代相传的结果，使得其具有了超越纯粹乐器的地位而获得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面对古琴时，常常面对这样的困惑，即：古琴本是一样乐器，其研究应当属于音乐史的范畴，但古琴的发展、成型、流传、研究又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有莫大的影响。只要我们面对古琴，就无法割断其与文化母体之间的脐带而奢谈其音乐史上的存在价值，亦不能将之作为纯粹的文化现象而剥离其具体音乐环境。在此基础上，古琴的音乐精神是一个综合体，只有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多维观照，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文化瑰宝在今天的存在价值。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高峰，也是古琴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宋代，文人阶层将古琴纳入他们政治理想的一部分，把古琴音乐看作“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的影子。在积极实践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讨与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信念。古琴流传至今，不失其本身蕴含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虽然面临着许多教学有损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从琴德精神中得到感悟，从琴德精神可以学到古代人文高尚情操，对大学生“为学”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一、琴德精神与“为学”的关系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为学的精神显而易见，人们无论从事何种事业，其原因不外乎：一是自己的爱好，能使自己获得身心享受；二是能从中获得物质回报。作为非职业化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为了第一个目的去学习古琴艺术的，在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他们大多不会去想借此要获得特质上的利益，相反还要自己花钱学琴。“为学”是古琴爱好者学习古琴艺术的动力，也是当代古琴艺术赖以生存普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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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曲流水谱本：也是最早见于朱权的《神奇秘谱》。但是现时弹《流水》的都是用的张孔山的《流水》。张孔山的《流水》，仅见于一个刻本的《天闻阁琴谱》（1867），但是四川华阳顾玉成（1808一1876）所传的张孔山《流水》传钞本却不很同。1850左右张孔山传于武汉的谱本又不同。 曲情：朱权序云："《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宋《高山》分为四段，《流水》为八段。按《琴史》，列子云：'……伯牙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谨按：《高山》、《流水》两曲从明初以来，又有演变，朱权(神奇秘谱》写在前半部称为《太古神品》的一类中，《高山》短些，《流水》长些，都不分段，证明他是暗示他所辑的是唐代的曲谱，指法也确有晚唐和宋初的痕迹。在明中叶徽藩的《风宣玄品》中（1539），这两曲依然前短后长不分段，但指法改动了。到明中叶以后，杨表正《琴谱真传》（1585）的《高山》是四段，《流水》是八段（他加了旁注词），这时在宫廷中供奉的《高山》也是四段，《流水》也是八段（据《藏春坞琴谱》1620），都和朱权所说宋代的分法相符。但是和杨表正谱距离只有十五年，在同一地点南京出版的杨抡《伯牙心法》（1600）却把《高山》变成六段了。到了尹晔的《徽言秘旨》（1647，但他在万历间约1600左右就已有名于琴坛）又把《高山》分成八段了。从此以后，所有清代各谱的《高山》都是八段。 从杨表正时起，《流水》原是八段，但在张孔山的《流水》中，却在原第五、六段之间加了一段，成为九段（参看《高山》条）。所加的一段，即张谱的第六段，是用所谓"七十二滚拂"的技巧尽情模拟泉滴水流的声音的。《天闻阁谱》专为这些滚拂和滚拂中的和音定了些新指法，但很费解。张自己在《天闻阁谱》中写了一篇小识说："余幼师琴于冯彤云先生，手授口传。所习各操尚易精熟，独此曲最难。且诸谱所收《流水》虽然各别，其实大同小异，唯此操之六段迥相悬绝。余幼摩既久，始能聆其神趣……"我们还没有冯彤云的材料，但可以从此看出张孔山《流水》必另有传本。顾玉成本对于这一段用的是传统的滚拂另加旁注，反而不十分费解。顾氏谱在模拟水流里的旋律性较强，《天闻阁谱》模拟水声较切。 1977年美国向太空发射的寻找外星人的太空船，就选有用中国的古琴曲《流水》制成的金唱片，演奏者：管平湖，演奏用琴便是这张被称为明代第一琴的旷世宝琴宁王琴——飞瀑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