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年平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元，两项相加接近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10年前上升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和。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年前上升。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是关于开放二孩感想作文，希望能给大家的写作提供帮助。闻放开二胎政策有感人到中年不自哀，却教老蚌结珠胎。悲欣交集独涕泪，进退失据共徘徊。尚想芝兰生庭院，应愁稗草登高台。无常世事殊难料，生且放歌死便埋。初闻放开二胎的新政，大概最感慨和纠结的当属60末70初四十不惑的这一代人了，尤其是喜欢多几个孩子却遵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抚养了一胎的父母亲们。作者此诗前四句深深表达了这种“本已心死突又似让死灰复燃，却已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纠结心理，如人到中年、老蚌生珠、悲欣交集、进退失据。一个孩子尚且发愁能否成长为高尚品格的芝兰玉树，而不是台阶庸庸俗草，何况再多一个。索性不如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最好。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肯定会经历几次运动，我曾经笑回，那是你们那辈，我们不会。想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尝不是一次全国性的几十年的也带些封杀人性的运动，还有全国大统一的房地产经济……。所以，世事真的是难料，想开了，自然也就顺了，权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不要抱怨，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即好。有感于全面施行二胎政策初闻放开二胎的新政，大概最感慨和纠结的当属60末70初四十不惑的这一代人了，尤其是喜欢多几个孩子却遵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抚养了一胎的父母亲们。作者此诗前四句深深表达了这种“本已心死突又似让死灰复燃，却已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纠结心理，如人到中年、老蚌生珠、悲欣交集、进退失据。一个孩子尚且发愁能否成长为高尚品格的芝兰玉树，而不是台阶庸庸俗草，何况再多一个。索性不如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最好。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肯定会经历几次运动，我曾经笑回，那是你们那辈，我们不会。想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尝不是一次全国性的几十年的也带些封杀人性的运动，还有全国大统一的房地产经济……。所以，世事真的是难料，想开了，自然也就顺了，权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不要抱怨，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即好。生不生二胎，这两天又刷屏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一个天大的问题。至于什么解决国家的老龄化问题，那不是我们上心的问题。楼主是80后，独生子，没有什么本事，只能找了一个企业，老老实实的上班，每月拿着微薄的死工资。12年结婚，11年买的房子，小产权房，没法贷款，七姑八大姨的凑足钱了，到现在还没有还完。没有车，也买不起，电动自行车代步。15年这大半年时间，家里老太太因病住了两次院了，老爷子年纪大了，媳妇还得在家照看满三岁的孩子(俺结婚晚)，夜间陪床的任务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出去上个厕所、买个饭，还都得跑着去，就怕不在的那一点时间，发生什么意外。连续熬了好几周，搞得是人困马乏，精神不济，单位还得请假，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又得少一半。如果，有个兄弟姐们的，轮换着来陪床，就不用这么熬了。医药费两个人分担点，也能轻松点。父母都是农民，只有新农合，报销后，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胎很有必要，从个人来看，两个人分担事情，诸如父母的养老、赡养、医护等等，是非常有利的。在以后的生活中，两个人扶持着、帮衬着，都是极好的。但是，普普通通的我们真的养得起吗，别说以前五六个孩子不一样养得起来吗?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钱不是钱了。也别说什么混一辈子，混的不就是人丁兴旺吗，人是兴旺了，但是你是生活，还是活着，生活质量能保证吗??现在养个孩子，从怀孕开始，前期检查，后期住院，孩子的奶粉、看护。再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各种费用，各种兴趣班、爱好、生活费，有个病啊、灾的.. 好不容易长大了，要结婚了，买房子!呵呵....只能呵呵了....这个社会目前的趋势是，有钱人才生的起，养得起;生孩子也成了有钱人的权利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不抓紧时间解决，单纯放开二胎，是对普通人的嘲讽，阶层固化如此严重的今天(君不见，当官人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银行、国企、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承继父业干企业。偶尔也有穷小子逆袭的，但是凤毛麟角)，普通人生的孩子将来只能给富人打工，如此循环吗?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大问题!!
2013年11月，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单独二孩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对“单独两孩”政策的思考》
摘 要：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特定的矛盾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提出来的，任何一个政策在解决就问题的同时，都会引出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事都具有利与弊，政策也是如此。本文是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单独两孩”政策进行思考，分析提出的原因，在实施过程中，即将可能带来哪些挑战和新问题。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人口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也在不断改善。所以一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都在调整。20世纪70年代，倡导“晚、稀、少”，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年11月，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经提出，就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一、提出“单独两孩”政策的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具有它提出的意义。政策是根据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因此每个政策都具有它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人口增长惯性趋弱，增加劳动力供给
近几年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家庭出现了独生子女，包括农村也在内。原来养育小孩为了养老的传统思想也随着社保的加强而慢慢减弱。甚至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作问题等原因，出现了丁克家庭，双方忙于工作，不愿要小孩。导致了我国生育水平稳中有降，人口增长惯性趋弱。1970年我国出生人口2739万人，净增2321万人;2012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净增仅669万人。
另外，劳动年龄人口供给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所以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改善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
2.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
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至之间。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急剧影响着人们的身体状况。环境污染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其影响不言而喻。但是不仅于此。如果女性受到装修及家俱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和厨房油烟污染等污染的伤害，很可能会影响到其生育健康，并影响胎儿的发育。所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两孩”，为保持生育水平总体稳定，力在必行。
3.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
由于受到“男孩才是自己的，女孩是在为别人养”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孩严重受到鄙视与遗弃，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
对此，按照概率计算，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1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次至次;如果一个家庭想生2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1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次。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
4.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人降至2010年的人，独居老人家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家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单独两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二、“单独两孩”将带来的挑战
众所周知，每件事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再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同时也会伴随着弊端。“单独两孩”政策亦如此。我们在解决旧的问题时，它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给我们的公共事业、家庭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1.为公共事业带来了挑战
“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一是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亿，比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面对当今资源短缺，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原来人口基础上在增加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资源的竞争力将会剧增。对于现在还未就业的，缺乏资源的人来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压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强大竞争。
二是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面临考验。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恰逢卫生、计生机构调整，按进度，省级卫生和计生机构合并今年完成，乡镇、街道一级机构整合明年完成。此间，应尽量减少基层计生人员受机构调整影响情绪波动，放松和削弱计生工作。
俗话说，梦想是美好的，道路确是曲折的。这话一点都不假，“单独两孩”政策的提出，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愿望，可是要实施此政策却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独身子女家庭，原先领了独身子女的奖金，然而“单独两孩”政策出来后，他们也希望生第二胎。可是对于已经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且领了独生子女奖金的家庭，又该如何处理。给卫生和计生机构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和挑战。
三是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单独两孩政策，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对我们而言，是个不利的讯息。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
原本我们公共服务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今哪都还是人满为患的今天，医院排队挂号，车站购票排队，马路堵车等在原来有限的公共设施和保障的情况下，“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会给现有的公共服务领域带来新的压力，将会给社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2.对家庭带来的挑战
家庭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成长环境，家庭的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教育直接影响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可以说家庭是孩子塑造健康人格，预防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培养孩子的成本逐步提高。常听到大人说“现在的小孩，就是用钱垒起来的。”现在，在城市里养育一个小孩的成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面对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力，学历也成了面试的门槛。为了给孩子有不错的未来，很多家长从胎教就开始教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幼儿园、小学、高中、到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经济上就给家庭带来了压力。
如果再生第二胎，可想而知，负担至少将会增加一倍。对于两个原本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上面有四位老人，再加上两个孩子，总共要赡养和照顾六个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家庭负担有多重，除了教育外，还有生活上，吃穿住行等。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又将会给多少家庭带来新的，承重负担。
二是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挑战。家庭教育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要，一个人的素养如何，与家教息息相关。原本就是独身子女的父母，他们小时候家里就他们一个人，习惯了对独身子女的教育。现在“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他们面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原本他们就是独身子女，在父母的溺爱中成长，已经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现在面对两个小孩，他们将如何教育。如果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经验来教育的话，他们将会成为两个孩子的孩奴。
‘单独两孩’政策试试的同时，面对‘4-2-2’的家庭，还应该开办家长学校，让所有家长都能到家长学校接受培训，并实行合格家长认证制度。通过培训，帮助家长掌握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提高建设文明家庭，全面提高家庭素质，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单独二孩”政策的提出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我国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成果。如今“二孩”政策，体现了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都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它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也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这一阶段的人口过渡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再给我们带来利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弊端，对于社会与国家而言，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措施。对于家庭而言，应该理性的对待，不要盲目地跟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要不要养育第二胎。作为自己的后代，我们都希望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最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做不到，提供不了好的成长环境，那就选择放弃。这样不管对我们，还是对社会都是最好的交代。
参考文献：
[1]田茂勋.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观察2014年
[2]何方芳.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难现象应引起关注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3.
[3]王伟.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4.
[4]湛江中公教育网时事政治专栏.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作者简介：
殷慧1988～ ，女，傣族，云南德巨集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制教育。
点选下页还有更多>>>
有以下标题：1、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生育三胎意愿探究。2、全面三胎政策背景下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3、生三胎的益处。
5000字太难了。实际情况好像没人管，外来人户生5个计生办都绕着走。
人口数量是衡量发展水平的总分母，是估量社会问题的总乘数，出生人口数字是未来发展的总起点，人口结构关系到社会结构的总平衡，人口决策是经济社会规划决策的总约束，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总目的，要不断深化认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把计划生育工作要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求真务实，努力打牢基础，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村”， 落实到计划生育技术措施上，实行村务公开，进行生育审批，防止暗箱操作。计划生育工作要注意完善、创新，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实时通报制度，把信息流和工作流紧紧结合起来，及时互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要细化，细化分析和措施，进行人性化的服务。一点点建议。参考下吧
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你认为真出编程是如何发生的？有何特征的分类是有很多区域性。然后他游戏去下。
公共政策的论文知道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整合的一些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论文 范文 ，欢迎阅读借鉴，希望对你有帮助。
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公共政策论文相关文章：
1. 公共政策相关论文
2. 公共政策的相关论文
3. 公共事业管理论文范本
4. 公共政策的名词解释
5.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小论文3篇
对部分初中生来说,议论文写作比较困难,有的学生一想到写议论文就感到头疼。不如看下这些优秀的议论文学习下吧。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优秀议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梦里谁的花开，绽放在我的世界，遗落下一地的芬芳，让我触摸着心灵的纹络，期待着梦好的期待。——题记
你用浓重的油彩涂抹着你的妆容，你用婉转的曲调歌唱着你的未来。那个时代抛弃了世俗和迂腐，用温柔流畅的笔墨书写着你的色泽——梅兰芳。
你似那只在百花丛中翩跹起舞的蝴蝶，浑身沾满了飘香的花粉，不知在哪个安谧的夜，悄然飞进了我的梦里。你华丽的舞姿将我引诱进这荼蘼的花开，也许从那时，你便再也未曾离去，成为我记忆中美好的期待。陈旧的时光安之若素，一切安好无恙。你在生命的隧道里款款而来，笑容满面，轻抚纱袖。逆着光，我看不清你的脸，却调和着光与影的残缺凝刻了一幅斑斓的画面。你的音容笑貌，掩盖了我生命那片空虚岁月的荒芜。
无数个寂静的清晨，无数次对你的期待。你躲在朱红的屏风后面，扬起长袖含羞掩面，步履轻盈，含情脉脉的雕琢那幕《玉堂春》。谁为你织画了戏裙边缘的兰花，将你衬托的如同仙子一般纯洁。我站在那扇描绘了杜鹃啼血的屏风前面，与你仅一纸之隔，却如同隔着千山万水。你缠绵细语，与我倾诉着凡尘俗世的欢乐和伤痛。我不言不语，看你在阳光里模糊了容颜。你旋转之即裙摆绽放了无数朵白色兰花，不艳不俗，似一抹柔润的勾勒，连灵魂都泛起了光亮。
你慢慢走，我慢慢等，等你在我的梦里变得丰盈。
无数个疲惫的午后，无数次对你的期待。没有香茗的点缀也罢，没有琴音的熏陶也罢，只为听你在我的梦里哼唱一曲动人的《霸王别姬》。你是一个演绎者，我愿做那安静的倾听者，听你还原跨越时空的赞歌。谁执著谁的手，相看泪眼却无语凝噎。谁许下诺言，谁成了谁永恒的执念。你用变幻的音调和唯美的辞藻将人物刻画的如此细腻美好，仿佛你是一个多彩的调色板，为我为世人雕琢了一幕声泪俱下的画面。
你轻轻唱，我细细听，听你在我的梦里留下的声响。
无数个的安谧夜晚，无数次对你的期待。夜幕悬挂的零落的星辰读不懂我沉重的落寞。但有你也唯有你能够点亮我生命里比夜还黑的暗。我蜕去那冰冷的外壳，听你在梦里用那惊煞世人的《贵妃醉酒》温暖我。我似乎看到她摇曳的身姿如春天茂盛的柳优雅地随风而摆，纤细白皙的手指轻执酒杯在纱帘里鼻影。你在我的梦里又编织出无数个梦境，让我不愿醒来，不想打碎这美轮美奂的风景。
渐渐地，你被历史风化侵蚀的骨骼在我的记忆里拼凑起来，你让我期待了这美好的期待。
当所有的世俗在时光的角落里燃烧殆尽，当所有的红尘在岁月的凌迟下湮没无迹，你依旧在我的回忆里，你依旧在那红色的戏台上演绎着你的人生。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那不可磨灭的期待，期待着你在我梦中的归来。
宅
宅着宅着，心静了。 ——题记
宅最初源于日本电视剧《萤之光》，传入中国后它象征了一种新文化的开始，不再是那个简单的宅，而是人们对自我世界提升，净化的方式。
现代都市白领无时无刻不过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职业竞争，商业勾心斗角，社会冷暖让他们倍感压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出现愤世嫉俗的思想，对逝去的怀念、对现实的失望、对未来的憧憬使他们更加钟情于孤独与寂静的生活。如今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的互联网信息时代很好的符合了这样的宅文化，可以帮助白领们宅出自己的特点，宅出自己所希望的生活，宅出自己的未来。
宅并不是单纯的纯宅，俗称蹲在家，这样的宅是不健康的，是对人对事有抵触心理的行为：宅也不是虚无宅，不同于纯宅，虚无宅属于在社会生活上没有朋友，不了解社会交际重要性更不了解自己，没有上进心，没有目标，无工作的病宅。正确的宅很好的避开了前两个宅的误区，它在宅人有工作，有目标，有理想的基础上独自一人生活工作，这不是病态而是一种自我寻找，自我发现的方式。
古往今来，“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如今当三分天下“的诸葛亮都是经典宅男。陶渊明看清了官场狡诈，勾心斗角，对自己踏入仕途的醒悟与悔恨，晚年他依然辞去官职，奔向隐居的田园生活，尽享“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宅日子。不同于陶渊明，诸葛亮先宅后出，出道前十余年，诸葛亮在茅庐中饱读诗书，纵观天下，深谙兵法，未出茅庐便得出三分天下的结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备的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找到明主，厚积薄发，怀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想法辅佐玄德匡扶汉室。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世。“宅”也是一种隐居，在这充满浮躁之气，争名逐利的社会，“宅”于内心，“宅”于一片净土，不为花花绿绿的欲望所累，“宅”是一种境界。
宅在中庸，便能登峰造极：宅在极致，便可玉石俱焚。宅贵于度，宅贵于精，子曰：过犹不及。宅也是这个道理，适合的宅可以修身养性，提升自我境界，相反过度的宅便使自己渐渐脱离了社会，成为没血没肉的机器人。没有生活追求，是轻佻的，是可怕的：宅出平静，宅出安逸，宅出技术，人宅心不宅，始终准备拥抱社会。一朝宅在家，只为明天更好一飞冲天：一朝宅在家，只为舞动人生奇迹：一朝宅在家，只为寻找一片心灵净土。
许多人问我：“想宅么?”实话实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敢宅是勇气，宅好才是真本领，我显然并不够格去宅好 ，毕竟我涉世未深，毕竟我经验尚浅，我从未着急，我努力把握现在，如果将来有机会，有能力我定会好好宅它一把。
一时之宅，闭关蓄力，出宅之时，厚积薄发，演绎精彩人生。
“圆以融，乃中庸之精义也。”
对于历史，老祖宗要求“盖棺论定”，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某人的棺材也盖好了，评价也写进了史事，却仍然不免会“诈尸”，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像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首，并非“好士”之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盛赞孟尝君的政客也瞠目结舌。1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起了王安石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依然心怀敬意，他对于历史的“万世之至论”作了重新的洗礼和拷问，冲破了千百年来围住世人的樊篱。且不说他后来的变法是如何风雷激荡，单是一篇文章，便可朗照北宋的万里荒原了。
自古以来，圣人们便将中庸之道率为安身立命的底线，中庸之精义，便是一个存在于世人心中的圆，稳定，规范，面积大，所以周旋的余地也大。一切棱角都被磨得干干净净，不能有一点出格。“士无求用于世，惟求无愧于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些众多的隐者和中庸之徒，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
而所有叛逆者一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世界需要秩序，正如历史上的王安石、范仲淹、康有为、戊戌六君子。挑战权威与中庸的下场，是被贬至荒野之地，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制定的新法被一一废止，或者更为惨烈，为着一生的梦想血染中国大地。
谁是英雄?
四季轮回，春秋变幻，那些宗庙祠堂里文官武将的石像，失却了当年的文质彬彬或威严勇猛;在改朝换代的时光中一脸漠然。历史风化了他们颜容，却将那些“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影像雕刻得愈发清晰。我们赞颂着他们“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自由，称许着他们热颈抗暴政的铁血人格，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捧着鲜花却不知如何吊唁，但这些英雄的名字，已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时间会记得他们，他们与这时光同在。这些人构成了人类前进的先驱。
我想，我们的生命需要开发出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一个四平八稳的圆圈固然规整而有序，但那不规则的多边形如同黑夜中闪烁的光芒，它的辉煌足以将我们黯淡的人生照亮。人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努力地生存。新的创造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保障。因循守旧，使中华民族在160年前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无法摆脱多灾多难的宿命，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平衡这历史的不公殚精竭虑，他们试图冲破旧制的樊篱，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将如何告慰?
总是万水千山，总是收不回的目光，苏格拉底有云：“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虽然生命无法复制，我们绝对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使生命更加丰富，也更加美丽。静观世界求一是，诚对苍生不二心。大江流日月，春秋代古今。面对这样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躲躲闪闪的呢?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态,是衡量研究者学术造诣及水平高低的最重要、最公正、最客观的尺度。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学术论文 范文 大全，仅供参考! 大学生学术论文范文大全篇一 汉语中的日语 【摘要】如果有人提出"唯心、唯物、地主、知识、 保险 、生产、市场、经济、营业中、料理"这样的词汇全部是来自日语。恐怕大量使用这些词汇的普通中国民众是不会相信。而且，这些词汇的原产地的日本人也大多半信半疑。但是，这是事实。 【关键词】汉语;日语;现象 汉语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进入汉语的外来语只有一万个左右，而其中大约一千个是日语汉字词汇。一千个并不是很多，但一万个中的其他词汇大多是来自于佛教用语，现几乎变为废词。而来自日语的词汇大多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概念，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造词功能非常强。从这方面说，日语来源的汉语中的外来语对现代汉语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在日语中来自古代汉语的词汇非常多(近60%)。而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词汇中来也引入了大量日语词汇并几乎与汉语融为一体。这些日语词汇大多在19世纪被引进。 那么这些词汇是怎样的引进的，他们本身构造，特点有哪些，对汉语有哪些影响呢? 一、日本 留学 高潮和日语翻译高潮 19世界60年代，面对衰败的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纷纷 出国 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其中到日本留学最多。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学习日本先进东西，并通过日本把西方文明介绍到中国。这些人在日本学习日语后。马上在日本翻译日语书然后送到中国国内出版，同时，在中国国内日语书的翻译浪潮也随之到来。当时翻译的书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地理，产业，医学，军事，文学，艺术等，甚至最早传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根据1945年日本国际 文化 振兴会出版的《中译日文数目》，当时翻译的数目达2600本之多。 二、日语大量涌进汉语中 大量的日本的书被翻译成汉语出版的同时，留学生们因受看日语书的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在自己的 文章 中大量的引用日语。还有，当时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上海发行了很多报纸、杂志。这样，大量的日语就一下子进入到汉语中。当然，所谓的日语大多是日语词汇，日语表现 方法 也有少量的进入。 对大量的日语进入汉语这一现象，在中国人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其中，梁启超是赞成派，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大量使用到日语。当时，还有一个翻译家严复主张直接音译西方词语或者从中国古汉语找相对应、近似相近的词来译会更好些。而也有人明确反对从日本输入词语。彭文祖就是其中一人。他也是日本留学生，1945年他出版了一本叫《盲减法的新语》的书，书中他把从日本引入新词看作是"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大肆批判日本语大量输入，说这是"不知廉耻的行为"，"想一刀把这些人的脑袋砍下"。 这样，在引进西方词语上，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日语的翻译语和中国的严复等人的翻译语共存局面。这里就举几个例子：日语翻译语-严复等人的翻译语 物理学-格致学地质学-地学矿物学-金石学社会-人群伦理学-名学原料-天产之物功利主义-乐利主义 但是，由严复等人的翻译语大部分没有日语翻译语好。换句话说，他们的翻译语大多来源于古汉语因而非常难理解，所以没有流传开来。严复的翻译方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词语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应。进入汉语中的西方的新词本来在中国的社会中没有，而从古汉语中找出的与这些新词对应的词不管怎么说也是很难行得通的。所以日语翻译语与严复的翻译语虽一时共存，但最终是日语翻译语获胜，严复的翻译语消失。后来就连梁启超也不得不使用"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日语翻译词。 当时，借助日语翻译语引进西方的新词汇成为不可倒转的趋势。现在像"经济，社会，哲学"这样的日语翻译语已经完全融入汉语，实现本土化了。而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词汇是从日本来的外来语。也不知道"计学，资生学，群学"曾与"经济学，社会学" 共存的事实。 在日语大量快速进入汉语背景中，除了有中国当时积极引进西方新词汇这个原因，也有当时在日语翻译语的翻译造词方法的原因。翻译造词方法上大致有以下几种： (1)当时的日本，在翻译西方的新词语时，少量采用汉字音译，例如： gas 瓦斯concrete 混泥土romantic 浪漫 club 俱乐部 lymph 淋巴 (2)大部分是采用意译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利用汉字重新组合造出一个新词，例如： 手续 取缔 打消 直接 间接 广义 狭义 社交 社团 批判 上水道 (3)之外，也有少数是是利用古汉语来翻译的，但与古汉本来语意思有改变，例如： 组织，劳动，杂志，社会，经济，人道，革命。 总之，日本人在把西方词语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可以说是使用汉语，遵循汉语造词法规则，精心选择翻译语。特别有趣的是"动词+宾语"的造词法不但原本在日语中没有，而且正是与日语语法相违背。这样造出来的日本翻译语即使大量的进入汉语中，中国人可能不认识它们，但一定没有不协调感。就像是生长在日本的华侨回归中国一样。假设当时像战后的日本那样外来语全部用片假名来处理的话，那我想日语大量进入汉语是不可能的。 三、日本来源词汇的研究 1，不同的学者其统计数据稍有不同，但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数量大概为1000个左右。 2，近代进入汉语的新词汇大多数是从日语来的。虽说也有少数是直接从西方来的，但大多只是名词，而且现在几乎不用。而进入从日语来的词汇，不仅有名词，也有动词，例如"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客服，支配，配给"。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是从日语来的。例如:"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土 木工 学，建筑学，冶金"等。 3，日语来源的词汇，在现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在1996年在一本叫《文字改革》的杂志中登载了《二音节基本词汇出现频率统计表》，这个是以中国读者最多的《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高中语文教科书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个结果，2285个二音节基本词汇中，出现频率在500以上的词有88个，而来源于日语的有25个，占31%。日语来源的词汇，不仅有作为常用语的的名词，动词，具有造词能力的结尾词也有23个之多，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非常活跃，其中几个例子： (1) 化-一元化 多元化 一般化 公式化(2) 式-速成式 问答式 流动式 简易式 (3) 炎-肺炎胃炎 肠炎 关节炎 脑炎(4) 力-生产力 消费力 原动力 想像力 5，少数日语词语进入汉语后词义发生了变化，例如 (1)劳动者-(日)工人→(中)劳动的人 (2)辩护士-(日)律师→(中)辩护的人 (3)组合-(日)工会→(中)组合 6，少数词语是翻译日语的时候在中国新造的词，在现代汉语中也成为了常用语，例如： 基于，关于，对于，由于，成为，视为 7，有一些词虽进入了汉语，但在后来被淘汰了，例如 万年笔，日伞，残念，夕方，支那，手形，切手 8，引进的汉语与日语的同意异音。例如，"哲学"来源于西方词汇"Philosophia"汉语中读作"ZHE XUE"而日语读作"TETUGAKU"。读音不一样，但意思基本一致，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会把它看成是外来语。这种 现象，恐怕只有在中日两国中才可以看到吧。 四、日语对汉语的影响 关于日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高名凯先生在他的《现在汉语中外来语研究》有这样的论述：日语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非常大。在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大部分来源于日语。西方词汇引进到汉语中大部分是通过日语的引进来实现的。具体的影响归为以下三点： 1，加速了汉语复音化进程 在中国的古汉语中(日语叫"汉文")由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词汇非常少，大部分是一个文字即一个词。词的复音化，即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字造出一个词，虽说复音化在中国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过程中是一种趋势，但日语来源的外来语词汇进入汉语加速了这样的复音化进程。 2，汉语的复音化使语义变得细腻，表现更加缜密，正确。 例如，"行"在古汉语中，有" 行走，跑，行为，行动，行进"等意思。而通过现代汉语的复音化就可以造出多个词语，表现变的更加准确。 3，大大丰富汉语词汇和汉语表达。 大量日语词语的引进，特别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概念词语的引进，填补了汉语在这些领域的表达空白。丰富了汉语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 4.日语词语的输入也是西方文化输入过程。 进入汉语的日语词汇，大多是日语的西方词语的翻译语。引进这些词汇的同时，实际上 也就引进了西方的文明、文化。 结尾 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从学习日语，翻译日语，到在汉语中使用日语词词语，引进日语，最后到1000多个日语词完全融入汉语，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像"共产党、干部、社会主义、经济、手续"这样的词语，中国人谁都会用到，但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意识，也不知道这些词其实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语。 而日语也是相同的情况，日语的词汇到现在有一半左右是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大部分是来源中国古汉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日本用汉语造字规则造出来的。但是，日本人完全不会把来源于中国的汉语看作是外来语。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文字是来自中国的汉语。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高明凯?刘正 王炎《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研究》(1958年2月 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 [2]周祖谟 《汉语词汇》 (1958年8月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3]实藤惠秀 《近代日中交涉史话》 (1973年 初秋社) [4]高明凯.刘正 王炎.麦永干.史有为 《汉语外来语词典》(1984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5]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汇》 (1985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6]王凌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 (《辽宁大学学报》 1981年第3号) 大学生学术论文范文大全篇二 网络文化背景下汉语言的变异 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我国目前互联网用户的人数已经突破4亿接近5亿。网络在十几年的发展中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也在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也因为网络的普及和大量应用在发生着巨变。同一种语言因为使用场合情景的不同，为了能够充分表达使用者意图，语言会根据需要表达的含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 一、汉语言词汇的变异 打开百度，在百度的搜索引擎中进行“网络词汇”的搜索，一会儿发现搜索的结果多达几十万条。但是到底哪一个词汇是网络流行词汇的开创者就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了。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词汇始终在推陈出新，每个时期都有网民在运用着自己的智慧创造着新的网络词汇。汉语言词汇在网络上变化就体现了语言的变化。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现代生活的特殊环境，使人们无法用传统的语言作为交流沟通的工具，他们需要一种能够直接打动人的语言或是各种符号，使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作出反应。由于在网络上人的自由度相对较高，传统语言在表达上又有着局限性，这使得网民在网络上为了克服传统语言的局限性，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 ，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网络上不断有网络上特有的词汇出现，传统的汉语言出现了变异。 网络环境中，词汇的运用已经打破原来的方式，不再以汉字的书写方式为主，出现了与原有汉语不同的词汇，大量的汉语拼音和汉字的谐音被广泛地运用。伴随着网络的普及，这些词语已经被大量的网民所使用。 1.词汇的拼音化 在网络上人们为了能够适应信息快速交换和传递，以达到交流的简介和实效目的，大量的汉语拼音被使用，并按照一定约定俗成的规矩固定其含义，取汉语拼音的首字母作为词汇的缩写就叫做拼音缩略词。如mm代表妹妹，gg代表哥哥，dd代表弟弟，jj代表姐姐，lm代表辣妹，lr代表烂人，等等，这些词都体现互联网的普及对人们的影响。汉语拼音的简写已经成为汉语在网络上的特色。互联网使人们的联系更加便捷，拉近了人的距离，这些原本没有意义的字母变得含义丰富，带给人几分快乐和轻松。 2.词汇的谐音化 网络词汇的谐音化可能是因为两个词的发音很相似。比如：稀饭代表喜欢，果酱代表过奖。 另外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是数字的谐音，比如：9494是指就是就是，4242意思是是啊是啊，7456意思是气死我了，748意思是去死吧，88意思是再见，拜拜。847意思是别生气，987意思是就不去，5555是模仿哭泣的声音，哭泣的意思，1414是意思意思，3166是日语再见的发音用在这也是再见的意思，3q是谢谢你，8147是不要生气，848意思是不是吧，886是拜拜喽的意思。这些数字的应用之所以会受到大多数网民的欢迎，主要是这些数字的输入只需要用到键盘右面的数字键盘，使用时方便快捷，音质上与汉字的区别比较小，容易让人理解，同时又增加了语言的乐趣。 3.叠音词汇的使用增加 人们在上网时或在论坛留言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叠音词汇来增强文字的形象感，用口语中的语言代替汉语的书面用语，语言中就会平添出几分亲切和俏皮，更加强调了书写人的语气。使用这种略带 儿童 稚嫩口吻的词汇，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把“东西”称之为“东东”了，如今这一网络用语已经被人们带进现实生活中进行使用了，网络语言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把“漂亮”称之为“漂漂”，把书包称之为“包包”，把苹果称之为“果果”，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成年人频繁地把儿童经常用的语言运用在网络上，看似不符合规律，违背常理，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现实社会的高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让成年人在内心里有一种向往天真烂漫的儿童生活，渴望着能够再次回到童年时被父母关心和呵护的时光。[1]只有在网络上，在虚拟的世界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泄心中不满和压力，只有在这里才没有竞争和压力。人们在这里互相是陌生的，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甚至对方的性别和年龄。这种现象在年轻女性的群体更加常见。她们渴望年轻的心在自由的网络上得到自由的发挥。所以这种充满了童真乐趣的词汇出现在了网络上，使网络多了许多乐趣。 4.新词的产生 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其已经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网络不仅仅代表高新科技，也同时是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它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新兴词汇的产生反映的就是他们年轻人的心理。新词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增加前缀，增加后缀。 增加前缀的新词，如： 零：零报酬，零收益，零投诉，零缺陷，零容忍，零增长 高：高智商，高品质，高素质，高回报，高质量，高曝光率 另一类是增加后缀的新词，如： 吧：迪吧，歌吧，休闲吧，聊吧，网吧 客：博客，黑客，闪客 族：月光族，上班族，有车族 奴：房奴，车奴，卡奴 还有一种新词的产生，它是依靠原有的词汇，在网络上受到网民追求个性的心理，在现代汉语言词汇原有的基础上在网络的背景下产生了新的意义。因为网络有着非常好的自由度和广泛的传播性，许多人已经渐渐习惯这种新兴的词汇并已经把这些词融入了日常的生活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词的出现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偷换概念的方法，使原有的就此产生新的含义。这些词汇包括：控的意思是某种 爱好 的人，逆天的意思是作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开刀意思是拿别人进行恶搞，解剖的意思是对某人进行解析，泡菜是对韩国人的称呼，废柴的意思是没有用的人，扑街意思是倒在大街上， 潜水 的意思是不发表评论的行为。 第二种是通过字词的表象产生联想。例如偶像的意思是让人想要呕吐的对象，强的意思是好，养眼的意思是好看，腐败的意思是吃喝，反腐败的意思是请人吃饭，晕的意思是看不懂，拍砖的意思是提意见，泡妞的意思是追女孩，high的意思是特别的兴奋，有钱的单身男性被称作钻石王老五，长得不漂亮的女孩被称为恐龙。有本事被称为有料，等等如此这般的词汇，这些词汇因为其特定的含义，也已经被广大的年轻人所接受，但是这些词因为其本身的固有的缺点，所以还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地应用。 二、语法上的变异 网络语言的特点要求的就是简捷快速高效。人们在上网的时候不会特别注重汉语言的语法，而是更加关注文字后面所代表的含义，所以在网络上你可以经常看到不符合语法的语句和词汇的出现，语句的随意搭配，字词的前后颠倒，这种情况长时间出现之后，就慢慢地被大众所接受，就形成新的语言。这种新的语言组合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任意的省略情况大量存在 人们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的交流时，是使用计算机的键盘进行信息的录入的，这就使得人们的思维和文字的录入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为打字的速度要比说话的速度慢，为了能够弥补这个缺陷，适应网络的快节奏，提高效率节约时间，提高信息量，在文字的输入上就出现了不符合语法的省略现象。 2.任意构词和新类型的缩略词 网络的信息量十分庞大，人们可以在网上进行大量信息的阅读，手头也就有了很多可供使用的资料，加之网络上人们的自由度相对较高，一些随意进行组合的词语相继出现。比如非典型爱情等。还有一些是外来的舶来品，一些完全可以由汉语言来表达的英文词汇，为了简略也以英语的发音来代替，比如在汉语中“下载”的英文单词是“download”，为了简略，在网络语言中就直接使用“当”来代替。英汉混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比如“我的e家”，“快乐e生活”等等词汇，举不胜举。[2] 3.词性的活用 网络词语的大量使用造成了语法的变化，也就促使了这类词汇的出现。比较常见的有：名词做动词使用，你百度了吗，在这句这种“百度”是名词，就当做了动词使用;形容词做动词使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你的电脑被黑了。这句中黑本身是一个形容词在这里就被当做了动词使用;名词做形容词使用，比如，你也太老古董了吧。其中古董本身是一个名词，在这里被当做形容词来使用，来形容别人思想陈旧;形容词做副词使用，用以在网络上表现夸张或增强语气，比如：我超爱你，就是典型的例子。 4.句法的变异 在网络上为了显示年轻人的个性，或许还有口误的因素常常会有状语后置的句型出现。其中我想最著名的一句话莫过于周星驰的那句 经典台词 “我走先”。 三、语用层面的变异 在网络上由于人们彼此之间相对是比较陌生的，在最初交流的时候不免会有些自我保护意识。比如甲说：“你是谁啊。”乙说：“网友。”在这两句交谈中信息交换为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废话。这是与传统的交际有所不同的地方。网络语言的变异还体现在语气上的夸大， 句子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气进行表达，比如肯定，质疑，赞赏，强调等等，与传统的语言相比，网络上的语言更加的夸张，如：“跪求答案!”等，在网络上使用得非常频繁。这些语言手法的使用，可以使语气更加的生动，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但是使用得过多就只能表现语言使用者的心态浮躁和语言功底的贫乏了，对传统语言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络用语的繁荣的直接起因是201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文章，这一网络用语在《人民日报》上被使用，让绝大多数网民感觉很亲切。一时间“给力”一词在各大媒体被纷纷使用。网络词语能够登上《人民日报》的现象反映出，最初被认为无法登大雅之堂的网络用语已经开始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并被大家所认同和接受。网络词汇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反映，也和网络的本身特有环境分不开。脱离了环境就将失去意义。汉语强大的包容性同时也在推动着网络词汇的发展。[3]语言是有生命的，随着社会的变迁自身必然要进行更新，新的网络词汇还会出现。同时网络词汇也是一把双刃剑，正确使用网络语言可使复杂的观点在表达时变得更加简单明了。一旦脱离了网络环境，很多网络词语就不符合汉语言的语法要求，就会给汉语言的发展和传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不良影响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青少年正处于知识学习阶段，自身的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加之青少年本身就是中国网民的主体，接触网络的时间很长，所以很容易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不利于以后在现实生活中汉语言的规范和使用。 ?[参考文献] [1]涂靖.网络词汇丰富汉语言词汇很“给力”[J].采风走笔，2010,(12).? [2]孙向华.网络时代汉语言规范化的思考[J].焦作大学学报，2008,(1).? [3]孙向华.网络背景下汉语言的变异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9,(2).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18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服饰变化论 通常胡虚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徽菜是汉族八大菜系之一，以其地域特色而闻名于世。
徽菜历史悠久，在南宋年间发端于黄山脚下的歙县，据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绩溪人就已在绩溪设馆开灶，可见徽菜在古城绩溪已具雏形。
后来，由于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商业兴起，饮食业发达，徽菜也随之转移到了屯溪，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明清时期，徽菜开始作为独立风格的菜系兴盛起来。
绩溪多聚族而居，其宗族聚集活动频繁。他们通过饮食活动进行祭祖、酬神、会友、礼亲，达到调节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因此，徽州人对饮食十分讲究。
乡村中，节庆庙会为访亲会友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也为饮食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绩溪县志》记载，每年绩溪汪氏大姓为祭祀汪华始祖而举行“花朝会”，族人均因举行“赛琼碗”而乐此不疲。为表示对神灵的虔诚，徽州人取山珍干果蔬菜为料，倾各家之力，尽巧手之技，使庙堂变成了一个烹饪竞技的场所。
庙堂之上，常会集中展出数百种供品佳肴，有热炒冷素，有面点糕饼，有拼盘雕花。年复一年，一道道佳肴在这种民间交流中被创制出来，这也造就了一代代民间烹饪大师。
历经数百年，徽州人不断别出心裁地提高乡间土菜的品位，形成了固有的风味。自此正宗徽菜逐渐成形。
中国传统美食论文美食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清、淡、巧、雅”的突出特征而饮誉海内外。中国菜肴素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一般是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和福建菜。八大菜系之首当推鲁菜。鲁菜的形成和发展与由山东地区的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习俗尚好有关。山东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下游，气候温和，胶东半岛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间。境内山川纵横，河湖交错，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其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三位；蔬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是号称“世界三大菜园”之一。如胶州大白菜、章邱大葱、苍山大蒜、莱芜生姜都蜚声海内外。粤菜系由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 广州菜包括珠江三角洲和肇庆、韶关、湛江等地的名食在内。地域最广，用料庞杂，选料精细，技艺精良， 善于变化，风味讲究，清而不淡， 鲜而不俗，嫩而不生， 油而不腻。夏秋力求清淡， 冬春偏重浓郁，擅长小炒， 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潮汕菜故属闽地，其语言和习俗与闽南相近。川菜系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菜系，其发源地是古代的巴国和蜀国。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并出产鱼盐和茶蜜；蜀国则“山林泽鱼，园囿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当时巴国和蜀国的调味品已有卤水、岩盐、川椒、“阳朴之姜”。在战国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中，已有各种青铜器和陶器食具，川菜的萌芽可见一斑。川菜的形成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到三国鼎立之间。湘菜系即湖南菜，是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山区等地方菜发展而成。湘江流域的菜以长沙、衡阳、湘潭为中心，是湖南菜的主要代表。其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品种繁多，其特色是油多、色浓，讲究实惠。在品味上注重香酥、酸辣、软嫩。湘西菜擅长香酸辣，具有浓郁的山乡风味。湘菜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烹调技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闽菜系历来以选料精细，刀工严谨，讲究火候、调汤、佐料，和以味取胜而著称。其烹饪技艺，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采用细致入微的片、切、剞等刀法，使不同质地的原料，达到入味透彻的效果。故闽菜的刀工有“剞花如荔，切丝如发，片薄如纸”的美誉。如凉拌菜肴“萝卜蜇”，将薄薄的海蜇皮，每张分别切成2～3片，复切成极细的丝，再与同样粗细的萝卜丝合并烹制，凉后拌上调料上桌。南菜系以杭州、宁波、绍兴三种地方风味菜为代表，成名较早。浙菜系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京师人南下开饭店，用北方的烹调方法将南方丰富的原料做得美味可口，“南料北烹”成为浙菜系一大特色。如过去南方人口味并不偏甜，北方人南下后，影响南方人口味，菜中也放糖了。汴京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到临安后，以鱼为原料，烹成浙江名菜“西湖醋鱼”。苏菜系即江苏地方风味菜。江苏是名厨荟萃的地方。我国第一位典籍留名的职业厨师和第一座以厨师姓氏命名的城市均在这里。制作野鸡羹供帝尧食用，被封为大彭国，亦即今天的徐州，故名彭铿，又名彭祖。夏禹时代，“淮夷贡鱼”，淮白鱼直至明清均系贡品。“菜美之者，具区之菁”，商汤时期的太湖佳蔬韭菜花已登大雅之堂。春秋时齐国的易牙曾在徐州传艺，由他创制的“鱼腹藏羊肉”千古流传，是为“鲜”字之本......皖南的徽州菜是徽菜系的主要代表，起源于黄山麓下的歙县，即古代的徽州。后因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饮食业发达，徽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屯溪，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宋高宗曾问歙味于学士汪藻，汪藻举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牛尾狸即果子狸，又名白额。徽菜系在烹调技艺上擅长烧、炖、蒸，而爆、炒菜较少，重油、重色、重火工。
徽菜发源于徽州，这里雨量充沛、气候适中，物产丰富。徽菜以山珍野味为原料，讲究原汁原味，注重刀工、火工，成为色香味俱佳的美味菜肴，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源自徽州，离不开徽州这一方厚实的土壤。徽菜的形成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风俗等密切相关。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徽菜的创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徽州地区物产特别丰富。绿树环合、高山深壑、气候宜人的徽州自然环境，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如蘑菇、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石耳、蕨菜、黄花菜、金针菜、水芹菜，这些过去全都是野外生、野外采。竹笋有17种，豆腐有观音豆腐、橡子豆腐等，品种有异，吃法不同、切法不同、配料不同。野味如野兔、野鸡、野猪等，鱼类更是丰富多样，有山鳗、桃花鳜、石斑鱼等。当年还有一种可以飞上树的翼鱼，都是味道极为鲜美的珍品。另有不少喂养的野鸡、野兔、家养的乌骨鸡等，由于喂养方法原始，都保存着浓浓的野味。
丰富的风俗礼仪、节庆活动，为徽菜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徽州有着名目繁多的风俗礼仪、时节活动，如婚嫁、寿诞、新屋落成、祭祖、丧事等，都要举办筵席，从而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如今在歙县城乡仍然有“六碗六”“八碗八”的说法，说明菜肴的丰富。绩溪县的民间宴席中，县城有“六大盘”“十碗细点四"，岭北有“吃四盘”“一品锅”，岭南有“九碗六”“十碗八等”。
正是以上这些活动，有意无意中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的民间烹饪大师。徽商的兴旺是徽菜发展和传播的关键。徽菜的兴旺随着徽商的发达而发展，徽州商人给黴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徽商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徽州，所以有求必有供，他们或自聘徽州厨师，或自开餐馆，以期吃到口味正宗的徽菜。同时徽商在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时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视对待贵宾的尊重。
还有一些富商，在拥有大量财富后，追求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扬州画舫录》卷6)。因此，徽菜为迎合他们的口味，逐步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成了“贵族菜”，如“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腌鲜鳜鱼”“黄山炖鸽"等都是高品位的菜肴。徽菜伴随着徽商的发展，逐渐声名远扬。可以说哪里有徽商，哪里就有徽菜馆。
新安医学的发展丰富了徽菜的营养与功效。徽菜在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了祖国悠久独特的食物养生和中医学上“医食同源，药食并重”的传雄。无论在任方法上还是在原料的选养和措配上，那十分讲究食补与养生。由于徽州医学发达，明清两代中有七百多位中医学家，他们在为百姓治疗疾病的同时，配合使用一些强身健体的药膳，成为徽菜的一部分。如“枸杞子炖乌骨鸡”“冰糖炖百合”“紫苏炒瘦肉”“沙炒银杏果”等。
徽州文化的发展为徽菜注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徽菜的文化底蕴，常常体现于每一道菜品背后所凝结的传说故事里。在徽菜中，很多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典故传说。
徽菜是安徽菜肴的主要代表，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起源于歙县，发扬光大于绩溪“徽帮厨师”。徽菜的扬名与徽商的兴盛相生相伴，明清时期，凡徽商涉足之地，均设有徽菜馆。 徽菜离不开徽州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的客观条件。因处于两种气候交接地带，雨量较多、气候适中，物产特别丰富。黄山仅植物就有1470多种，其中不少可以食用。野生动物栖山而息，徽州是山区，种类就更多。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
花茹、蘑菇、平茹、香茹、黑木耳，白木耳、黄花菜等过去全是野外生，野外采。
徽州野生动物有274种，其中兽类86种、鸟类210种，野鸡、石鸡、田鸡、狸子、熊等丰富多样，都是味道极为鲜美的珍品。 徽菜的风格与其它菜系不同，它以烹饪山珍野味而著称。选料严谨，务求新鲜活嫩，决不滥竽充数。制作讲究用油、有重色（酱油）之特点，擅长烧、炖、蒸，浓淡适宜。 徽菜的技术特征一是善于发挥原料本身的滋味，即保持原汁原味；二是常用火腿佐味，冰糖提鲜，料酒除腥引香；三是炖、蒸时，蛋白质水分解出富含鲜味的氨基酸，脂肪分解出的有机酸同加进的料酒生成香脂，因而特别清香可口。 徽菜走向全国之后，仍然保持重色、调色之功，徽菜用火腿调味是传统，制作火腿，在徽州也是普及型的家庭技术。国人多不了解——“金华火腿在东阳，东阳火腿在徽州”。盛产火腿的地域古代属徽州或靠近徽州边缘，是徽商首先到达的和产生影响力的地方。
李白在金华就留下诗句，“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可见唐代就有人从金华想到徽州，一水相连，密不可分。
徽菜的形成与江南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习俗密切相关。绿树丛荫、沟壑纵横、气候宜人的徽州自然环境，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徽菜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徽菜发展的有力物质保障，同时徽州名目繁多的风俗礼仪、时节活动，也有力的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
徽菜的鼎盛时期，正是徽商独霸中国的时期。徽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金华火腿在东阳，东阳火腿在徽州”。李白在金华留下诗名：“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即徽州）。” “徽”是徽州的简称，“徽菜”因徽州而得名，其因徽州商人的崛起而兴盛，又因徽商的没落而衰弱，近年来不断崛起。徽州商帮的发迹对饮食的讲究进而 *** 了家乡饮食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徽菜的层次提高，成为宴请应酬的必备，也促使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徽商走到哪，哪里就有徽菜的影子。在徽厨遍天下的时代，徽州菜肴达到鼎盛，经营者不仅继承徽菜的烹饪传统，把徽州人的食俗传到异乡他帮，还吸取各帮烹饪技术之所长，样样烹饪入味。
关于徽菜的传播与发展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说，当时徽商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示为对待贵宾的尊重。因为徽菜的取材以及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十分具有代表性。于是徽菜开始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二是说，徽州商人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家乡，所以有求必有供。于是遍布全国的徽菜馆开始陆续出现。这也推动了徽菜体系的发展。
徽菜的鼎盛时期，正是徽商独霸中国的时期。
徽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于徽菜的传播与发展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说，当时徽商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示为对待贵宾的尊重。
因为徽菜的取材以及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十分具有代表性。于是徽菜开始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二是说：徽州商人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家乡，所以有求必有供。于是遍布全国的徽菜馆开始陆续出现。
这也推动了徽菜体系的发展。 曾几何时，徽菜一度成为了大众流行的产物。
甚至有传徽菜一度登上中国八大菜系之首。但是，随着徽州商人的没落，徽菜的品质与流行度都开始下降，因此逐渐被人遗忘，甚至泛化（即徽菜泛化成了整个安徽菜），其实这是他人想利用徽菜这个品牌资源的先天优势发展自我，属于一种自私的商业行为，并不利于徽菜的发展。
徽皖风味，指安徽菜，简称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的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近及江南各省，远至大西北的西安，徽菜馆四处林立，是雅俗共赏，南北咸宜，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的著名菜系。徽菜的形成与发展，是和安徽的地理环境、经济物产、风尚习俗密切相关联的。安徽位于祖国东南，华东腹地，简称“皖”。举世闻名的黄山和九华山婉蜒于江南大地，雄奇的大别山和秀丽的天柱山绵亘于皖西边沿，成为安徽境内的两大天然屏障。长江、淮河自西向东横贯境内，把全省分为江南、淮北和江淮之间三个自然区域。江南山区，奇峰叠翠，山峦连接，盛产茶叶。竹笋、香菇、木耳、板栗、批杷、雪梨、香榧、琥珀枣，以及石鸡、甲鱼、鹰龟、桃花鳜、果子狸等山珍野味。淮北平原，沃土千里，良田万顷。盛产粮食、油料、蔬果、禽畜，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蔬菜时鲜，果香迷人。特别是砀山酥梨，萧县葡萄，太和春芽，涡阳苔干，早已蜚声国内外。江淮之间，丘陵起伏，湖光山色，令人陶醉。沿江、沿淮和巢湖一带，是我国淡水鱼重要产区之一，万顷碧波为徽菜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其中名贵的长江鲥鱼、巢湖银鱼、淮河回王鱼、泾县琴鱼，三河螃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所有这些天赐神品，都成为徽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产资源。
徽菜是由皖南、沿江和沿淮三种地方风味所构成。皖南风味以徽州地方菜肴为代表，它是徽菜的主流和渊源。其主要特点是：擅长烧、炖，讲究火功，并习以火腿佐味，冰糖提鲜，善于保持原汁原味。不少菜肴都是用木炭火单炖、单煤，原锅上桌，不仅体现了徽味古朴典雅的风格，而且香气四溢，诱人食欲。其代表菜有：“清炖马蹄鳖”，“黄山炖鸽”、“腌鲜鳜鱼”、“红烧果子狸”，“徽州毛豆腐”、“徽州桃脂烧肉”等。沿江风味盛行于芜湖、安庆及巢湖地区，它以烹调河鲜、家禽见长，讲究刀工，注意形色，善于用糖调味，擅长红烧、清蒸和烟熏技艺，其菜肴具有酥嫩、鲜醇、清爽、浓香的特色。代表菜有“清香炒悟鸡”、“生熏仔鸡”、“八大锤”，“毛峰熏鲥鱼”、“火烘鱼”、“蟹黄虾盅”等。“菜花甲鱼菊花蟹，刀鱼过后鲥鱼来，春笋蚕豆荷花藕，八月桂花鹅鸭肥”，鲜明地体现了沿江人民的食俗情趣。沿淮风味主要盛行于蚌埠、宿县、阜阳等地。其风味特色是：质朴、酥脆，咸鲜、爽口。在烹调上长于烧、炸、馏等技法，善用芫荽、辣椒配色佐味。代表菜有：“奶汁肥王鱼”、“香炸琵琶虾”，“鱼咬羊”、“老蚌怀珠”、“朱洪武豆腐”、“焦炸羊肉”等，都较好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风味特色。此外，省会合肥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然是皖南、沿江、沿淮三种风味交流汇集的地方，这里名店林立，高手竞技，风味各异，品种繁多，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为增进中外友谊和发展旅游事业生辉。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 *** 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国内外学者注意对徽州问题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进入80年代后，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或“徽州学”）概念广为传播，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原徽州地区及国内不少城市及美、日、朝、新加坡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或机构。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徽学”被誉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
徽菜的最大特点就是融徽州文化、徽商与徽菜制作为一体。俗话说，“窥一斑而见金豹。“通过品尝徽菜美味佳肴，不光能领略到徽州的自然风貌、土特产品、风情人物，还能折射出灿烂的辉煌的徽州文化，书不尽徽州人经商的艰难创业史。 仅就菜肴命名而言，有以诗答宋高宗皇帝“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之阳春白雪；也有民谣所唱“水清见沙白，腹白无淤泥，肉厚背隆起，大小似马蹄”之下里巴人。“雪映红梅”高雅；“银芽山鸡”不俗。“五色绣球”出于民间娱乐；“翡翠虾仁”来自域外风情。“凤还巢”喻思外出经商习文从政者衣锦还乡；“全家福”又反映了在家的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的良好祝愿……
更有不少菜肴的名称其本身就有着动人的故事和佳话传说。如“虎皮毛豆腐”，说的就是一个落榜举子弃文经商最后成了京师有名的“豆腐状元郎”的故事。《安徽通志》所载“笋出徽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尤佳”。其中的“问政笋”出自唐代歙州刺史于德晦在华屏山巅建“问政山房”，邀请一个叫方外的贤士给他当“顾问”，方外在山上首植毛竹生笋，后人把此山叫做“问政山”，笋叫做“问政笋”的故事。
一部徽菜史就是一部徽商创业史，首先创出徽菜菜系的便是绩溪厨师。因此绩溪有“徽厨之乡”的美誉。旧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哪里有城镇，哪里就有徽州人，哪里就有徽州菜馆，呈齐头并举之势，同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清末至解放初期，徽州菜馆已遍及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苏州、杭州、衡阳、柳州、无锡、芜湖等地，共三百多家，其中有200多家就是绩溪人开办经营。比较有名气的如上海的“大富宝”，武汉的“大中华”，芜湖的“同庆楼”等老字号菜馆酒店，至今仍兴不衰，享誉海内外。我国不少驻外使馆如驻英国、法国、印度、阿富汗、马里、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等使馆，还专门派去徽菜厨师制作徽菜。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徽菜文化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呈风靡趋势
该答案来自南北游旅行网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