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菜是汉族八大菜系之一，以其地域特色而闻名于世。
徽菜历史悠久，在南宋年间发端于黄山脚下的歙县，据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绩溪人就已在绩溪设馆开灶，可见徽菜在古城绩溪已具雏形。
后来，由于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商业兴起，饮食业发达，徽菜也随之转移到了屯溪，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明清时期，徽菜开始作为独立风格的菜系兴盛起来。
绩溪多聚族而居，其宗族聚集活动频繁。他们通过饮食活动进行祭祖、酬神、会友、礼亲，达到调节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因此，徽州人对饮食十分讲究。
乡村中，节庆庙会为访亲会友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也为饮食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绩溪县志》记载，每年绩溪汪氏大姓为祭祀汪华始祖而举行“花朝会”，族人均因举行“赛琼碗”而乐此不疲。为表示对神灵的虔诚，徽州人取山珍干果蔬菜为料，倾各家之力，尽巧手之技，使庙堂变成了一个烹饪竞技的场所。
庙堂之上，常会集中展出数百种供品佳肴，有热炒冷素，有面点糕饼，有拼盘雕花。年复一年，一道道佳肴在这种民间交流中被创制出来，这也造就了一代代民间烹饪大师。
历经数百年，徽州人不断别出心裁地提高乡间土菜的品位，形成了固有的风味。自此正宗徽菜逐渐成形。
中国传统美食论文美食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清、淡、巧、雅”的突出特征而饮誉海内外。中国菜肴素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一般是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和福建菜。八大菜系之首当推鲁菜。鲁菜的形成和发展与由山东地区的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习俗尚好有关。山东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下游，气候温和，胶东半岛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间。境内山川纵横，河湖交错，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其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三位；蔬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是号称“世界三大菜园”之一。如胶州大白菜、章邱大葱、苍山大蒜、莱芜生姜都蜚声海内外。粤菜系由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 广州菜包括珠江三角洲和肇庆、韶关、湛江等地的名食在内。地域最广，用料庞杂，选料精细，技艺精良， 善于变化，风味讲究，清而不淡， 鲜而不俗，嫩而不生， 油而不腻。夏秋力求清淡， 冬春偏重浓郁，擅长小炒， 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潮汕菜故属闽地，其语言和习俗与闽南相近。川菜系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菜系，其发源地是古代的巴国和蜀国。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并出产鱼盐和茶蜜；蜀国则“山林泽鱼，园囿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当时巴国和蜀国的调味品已有卤水、岩盐、川椒、“阳朴之姜”。在战国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中，已有各种青铜器和陶器食具，川菜的萌芽可见一斑。川菜的形成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到三国鼎立之间。湘菜系即湖南菜，是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山区等地方菜发展而成。湘江流域的菜以长沙、衡阳、湘潭为中心，是湖南菜的主要代表。其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品种繁多，其特色是油多、色浓，讲究实惠。在品味上注重香酥、酸辣、软嫩。湘西菜擅长香酸辣，具有浓郁的山乡风味。湘菜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烹调技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闽菜系历来以选料精细，刀工严谨，讲究火候、调汤、佐料，和以味取胜而著称。其烹饪技艺，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采用细致入微的片、切、剞等刀法，使不同质地的原料，达到入味透彻的效果。故闽菜的刀工有“剞花如荔，切丝如发，片薄如纸”的美誉。如凉拌菜肴“萝卜蜇”，将薄薄的海蜇皮，每张分别切成2～3片，复切成极细的丝，再与同样粗细的萝卜丝合并烹制，凉后拌上调料上桌。南菜系以杭州、宁波、绍兴三种地方风味菜为代表，成名较早。浙菜系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京师人南下开饭店，用北方的烹调方法将南方丰富的原料做得美味可口，“南料北烹”成为浙菜系一大特色。如过去南方人口味并不偏甜，北方人南下后，影响南方人口味，菜中也放糖了。汴京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到临安后，以鱼为原料，烹成浙江名菜“西湖醋鱼”。苏菜系即江苏地方风味菜。江苏是名厨荟萃的地方。我国第一位典籍留名的职业厨师和第一座以厨师姓氏命名的城市均在这里。制作野鸡羹供帝尧食用，被封为大彭国，亦即今天的徐州，故名彭铿，又名彭祖。夏禹时代，“淮夷贡鱼”，淮白鱼直至明清均系贡品。“菜美之者，具区之菁”，商汤时期的太湖佳蔬韭菜花已登大雅之堂。春秋时齐国的易牙曾在徐州传艺，由他创制的“鱼腹藏羊肉”千古流传，是为“鲜”字之本......皖南的徽州菜是徽菜系的主要代表，起源于黄山麓下的歙县，即古代的徽州。后因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饮食业发达，徽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屯溪，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宋高宗曾问歙味于学士汪藻，汪藻举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牛尾狸即果子狸，又名白额。徽菜系在烹调技艺上擅长烧、炖、蒸，而爆、炒菜较少，重油、重色、重火工。
徽菜发源于徽州，这里雨量充沛、气候适中，物产丰富。徽菜以山珍野味为原料，讲究原汁原味，注重刀工、火工，成为色香味俱佳的美味菜肴，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源自徽州，离不开徽州这一方厚实的土壤。徽菜的形成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风俗等密切相关。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徽菜的创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徽州地区物产特别丰富。绿树环合、高山深壑、气候宜人的徽州自然环境，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如蘑菇、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石耳、蕨菜、黄花菜、金针菜、水芹菜，这些过去全都是野外生、野外采。竹笋有17种，豆腐有观音豆腐、橡子豆腐等，品种有异，吃法不同、切法不同、配料不同。野味如野兔、野鸡、野猪等，鱼类更是丰富多样，有山鳗、桃花鳜、石斑鱼等。当年还有一种可以飞上树的翼鱼，都是味道极为鲜美的珍品。另有不少喂养的野鸡、野兔、家养的乌骨鸡等，由于喂养方法原始，都保存着浓浓的野味。
丰富的风俗礼仪、节庆活动，为徽菜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徽州有着名目繁多的风俗礼仪、时节活动，如婚嫁、寿诞、新屋落成、祭祖、丧事等，都要举办筵席，从而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如今在歙县城乡仍然有“六碗六”“八碗八”的说法，说明菜肴的丰富。绩溪县的民间宴席中，县城有“六大盘”“十碗细点四"，岭北有“吃四盘”“一品锅”，岭南有“九碗六”“十碗八等”。
正是以上这些活动，有意无意中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的民间烹饪大师。徽商的兴旺是徽菜发展和传播的关键。徽菜的兴旺随着徽商的发达而发展，徽州商人给黴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徽商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徽州，所以有求必有供，他们或自聘徽州厨师，或自开餐馆，以期吃到口味正宗的徽菜。同时徽商在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时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视对待贵宾的尊重。
还有一些富商，在拥有大量财富后，追求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扬州画舫录》卷6)。因此，徽菜为迎合他们的口味，逐步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成了“贵族菜”，如“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腌鲜鳜鱼”“黄山炖鸽"等都是高品位的菜肴。徽菜伴随着徽商的发展，逐渐声名远扬。可以说哪里有徽商，哪里就有徽菜馆。
新安医学的发展丰富了徽菜的营养与功效。徽菜在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了祖国悠久独特的食物养生和中医学上“医食同源，药食并重”的传雄。无论在任方法上还是在原料的选养和措配上，那十分讲究食补与养生。由于徽州医学发达，明清两代中有七百多位中医学家，他们在为百姓治疗疾病的同时，配合使用一些强身健体的药膳，成为徽菜的一部分。如“枸杞子炖乌骨鸡”“冰糖炖百合”“紫苏炒瘦肉”“沙炒银杏果”等。
徽州文化的发展为徽菜注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徽菜的文化底蕴，常常体现于每一道菜品背后所凝结的传说故事里。在徽菜中，很多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典故传说。
徽菜是安徽菜肴的主要代表，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起源于歙县，发扬光大于绩溪“徽帮厨师”。徽菜的扬名与徽商的兴盛相生相伴，明清时期，凡徽商涉足之地，均设有徽菜馆。 徽菜离不开徽州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的客观条件。因处于两种气候交接地带，雨量较多、气候适中，物产特别丰富。黄山仅植物就有1470多种，其中不少可以食用。野生动物栖山而息，徽州是山区，种类就更多。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
花茹、蘑菇、平茹、香茹、黑木耳，白木耳、黄花菜等过去全是野外生，野外采。
徽州野生动物有274种，其中兽类86种、鸟类210种，野鸡、石鸡、田鸡、狸子、熊等丰富多样，都是味道极为鲜美的珍品。 徽菜的风格与其它菜系不同，它以烹饪山珍野味而著称。选料严谨，务求新鲜活嫩，决不滥竽充数。制作讲究用油、有重色（酱油）之特点，擅长烧、炖、蒸，浓淡适宜。 徽菜的技术特征一是善于发挥原料本身的滋味，即保持原汁原味；二是常用火腿佐味，冰糖提鲜，料酒除腥引香；三是炖、蒸时，蛋白质水分解出富含鲜味的氨基酸，脂肪分解出的有机酸同加进的料酒生成香脂，因而特别清香可口。 徽菜走向全国之后，仍然保持重色、调色之功，徽菜用火腿调味是传统，制作火腿，在徽州也是普及型的家庭技术。国人多不了解——“金华火腿在东阳，东阳火腿在徽州”。盛产火腿的地域古代属徽州或靠近徽州边缘，是徽商首先到达的和产生影响力的地方。
李白在金华就留下诗句，“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可见唐代就有人从金华想到徽州，一水相连，密不可分。
徽菜的形成与江南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习俗密切相关。绿树丛荫、沟壑纵横、气候宜人的徽州自然环境，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徽菜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徽菜发展的有力物质保障，同时徽州名目繁多的风俗礼仪、时节活动，也有力的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
徽菜的鼎盛时期，正是徽商独霸中国的时期。徽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金华火腿在东阳，东阳火腿在徽州”。李白在金华留下诗名：“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即徽州）。” “徽”是徽州的简称，“徽菜”因徽州而得名，其因徽州商人的崛起而兴盛，又因徽商的没落而衰弱，近年来不断崛起。徽州商帮的发迹对饮食的讲究进而 *** 了家乡饮食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徽菜的层次提高，成为宴请应酬的必备，也促使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徽商走到哪，哪里就有徽菜的影子。在徽厨遍天下的时代，徽州菜肴达到鼎盛，经营者不仅继承徽菜的烹饪传统，把徽州人的食俗传到异乡他帮，还吸取各帮烹饪技术之所长，样样烹饪入味。
关于徽菜的传播与发展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说，当时徽商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示为对待贵宾的尊重。因为徽菜的取材以及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十分具有代表性。于是徽菜开始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二是说，徽州商人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家乡，所以有求必有供。于是遍布全国的徽菜馆开始陆续出现。这也推动了徽菜体系的发展。
徽菜的鼎盛时期，正是徽商独霸中国的时期。
徽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于徽菜的传播与发展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说，当时徽商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示为对待贵宾的尊重。
因为徽菜的取材以及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十分具有代表性。于是徽菜开始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二是说：徽州商人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家乡，所以有求必有供。于是遍布全国的徽菜馆开始陆续出现。
这也推动了徽菜体系的发展。 曾几何时，徽菜一度成为了大众流行的产物。
甚至有传徽菜一度登上中国八大菜系之首。但是，随着徽州商人的没落，徽菜的品质与流行度都开始下降，因此逐渐被人遗忘，甚至泛化（即徽菜泛化成了整个安徽菜），其实这是他人想利用徽菜这个品牌资源的先天优势发展自我，属于一种自私的商业行为，并不利于徽菜的发展。
徽皖风味，指安徽菜，简称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的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近及江南各省，远至大西北的西安，徽菜馆四处林立，是雅俗共赏，南北咸宜，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的著名菜系。徽菜的形成与发展，是和安徽的地理环境、经济物产、风尚习俗密切相关联的。安徽位于祖国东南，华东腹地，简称“皖”。举世闻名的黄山和九华山婉蜒于江南大地，雄奇的大别山和秀丽的天柱山绵亘于皖西边沿，成为安徽境内的两大天然屏障。长江、淮河自西向东横贯境内，把全省分为江南、淮北和江淮之间三个自然区域。江南山区，奇峰叠翠，山峦连接，盛产茶叶。竹笋、香菇、木耳、板栗、批杷、雪梨、香榧、琥珀枣，以及石鸡、甲鱼、鹰龟、桃花鳜、果子狸等山珍野味。淮北平原，沃土千里，良田万顷。盛产粮食、油料、蔬果、禽畜，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蔬菜时鲜，果香迷人。特别是砀山酥梨，萧县葡萄，太和春芽，涡阳苔干，早已蜚声国内外。江淮之间，丘陵起伏，湖光山色，令人陶醉。沿江、沿淮和巢湖一带，是我国淡水鱼重要产区之一，万顷碧波为徽菜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其中名贵的长江鲥鱼、巢湖银鱼、淮河回王鱼、泾县琴鱼，三河螃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所有这些天赐神品，都成为徽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产资源。
徽菜是由皖南、沿江和沿淮三种地方风味所构成。皖南风味以徽州地方菜肴为代表，它是徽菜的主流和渊源。其主要特点是：擅长烧、炖，讲究火功，并习以火腿佐味，冰糖提鲜，善于保持原汁原味。不少菜肴都是用木炭火单炖、单煤，原锅上桌，不仅体现了徽味古朴典雅的风格，而且香气四溢，诱人食欲。其代表菜有：“清炖马蹄鳖”，“黄山炖鸽”、“腌鲜鳜鱼”、“红烧果子狸”，“徽州毛豆腐”、“徽州桃脂烧肉”等。沿江风味盛行于芜湖、安庆及巢湖地区，它以烹调河鲜、家禽见长，讲究刀工，注意形色，善于用糖调味，擅长红烧、清蒸和烟熏技艺，其菜肴具有酥嫩、鲜醇、清爽、浓香的特色。代表菜有“清香炒悟鸡”、“生熏仔鸡”、“八大锤”，“毛峰熏鲥鱼”、“火烘鱼”、“蟹黄虾盅”等。“菜花甲鱼菊花蟹，刀鱼过后鲥鱼来，春笋蚕豆荷花藕，八月桂花鹅鸭肥”，鲜明地体现了沿江人民的食俗情趣。沿淮风味主要盛行于蚌埠、宿县、阜阳等地。其风味特色是：质朴、酥脆，咸鲜、爽口。在烹调上长于烧、炸、馏等技法，善用芫荽、辣椒配色佐味。代表菜有：“奶汁肥王鱼”、“香炸琵琶虾”，“鱼咬羊”、“老蚌怀珠”、“朱洪武豆腐”、“焦炸羊肉”等，都较好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风味特色。此外，省会合肥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然是皖南、沿江、沿淮三种风味交流汇集的地方，这里名店林立，高手竞技，风味各异，品种繁多，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为增进中外友谊和发展旅游事业生辉。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 *** 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国内外学者注意对徽州问题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进入80年代后，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或“徽州学”）概念广为传播，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原徽州地区及国内不少城市及美、日、朝、新加坡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或机构。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徽学”被誉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
徽菜的最大特点就是融徽州文化、徽商与徽菜制作为一体。俗话说，“窥一斑而见金豹。“通过品尝徽菜美味佳肴，不光能领略到徽州的自然风貌、土特产品、风情人物，还能折射出灿烂的辉煌的徽州文化，书不尽徽州人经商的艰难创业史。 仅就菜肴命名而言，有以诗答宋高宗皇帝“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之阳春白雪；也有民谣所唱“水清见沙白，腹白无淤泥，肉厚背隆起，大小似马蹄”之下里巴人。“雪映红梅”高雅；“银芽山鸡”不俗。“五色绣球”出于民间娱乐；“翡翠虾仁”来自域外风情。“凤还巢”喻思外出经商习文从政者衣锦还乡；“全家福”又反映了在家的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的良好祝愿……
更有不少菜肴的名称其本身就有着动人的故事和佳话传说。如“虎皮毛豆腐”，说的就是一个落榜举子弃文经商最后成了京师有名的“豆腐状元郎”的故事。《安徽通志》所载“笋出徽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尤佳”。其中的“问政笋”出自唐代歙州刺史于德晦在华屏山巅建“问政山房”，邀请一个叫方外的贤士给他当“顾问”，方外在山上首植毛竹生笋，后人把此山叫做“问政山”，笋叫做“问政笋”的故事。
一部徽菜史就是一部徽商创业史，首先创出徽菜菜系的便是绩溪厨师。因此绩溪有“徽厨之乡”的美誉。旧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哪里有城镇，哪里就有徽州人，哪里就有徽州菜馆，呈齐头并举之势，同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清末至解放初期，徽州菜馆已遍及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苏州、杭州、衡阳、柳州、无锡、芜湖等地，共三百多家，其中有200多家就是绩溪人开办经营。比较有名气的如上海的“大富宝”，武汉的“大中华”，芜湖的“同庆楼”等老字号菜馆酒店，至今仍兴不衰，享誉海内外。我国不少驻外使馆如驻英国、法国、印度、阿富汗、马里、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等使馆，还专门派去徽菜厨师制作徽菜。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徽菜文化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呈风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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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中国饮食文化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如南方稻作农业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以菽麦粟米为主食。民国时期的饮食结构有了新的变化。在一些沿海城市，西餐已逐渐成为时尚的佳肴。外国传来的卷烟，大量地排挤了中国的旱烟和水烟。这些现象，使中国的传统食品工业发生了变化。但在广大的农村，贫苦农民仍旧是吃糠咽菜，西方食品在那里根本没有市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人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是饮食多样化，主食的比例逐渐下降，副食和果品的比例逐渐增加。主食的内容也在变化，以大米和面粉等细粮为主食，吃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人在逐渐减少。肉类食品、各种新鲜的水产品、新鲜蔬菜、饮料到处都能买到
“哭嫁”为中国盛行的一种婚礼仪式。将为人妻的新娘，对着亲人悲歌恸哭，直到挥泪上轿。此俗产生甚古，起源于掠夺婚，并历经种种婚姻形式。 人类史上曾有这样的记录：考古家发现十万年前，欧洲有一个种族，学界称其为尼德特人。遗留的骨骼化石表明，该人种身材高大，体魄强健，在原始人群中颇有先天的优势，可是，后来他们神秘地消失了。科学家们百惑不解，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后裔是现在欧洲民族中的哪部分?可就是找不到，现代欧洲民族哪一个似乎都与他们没关系。经过考古和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的共同努力，谜终于找到了，他们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病魔，而是两性生活无规则的恶果。无约束的杂婚，为争夺异性，氏族内部成员相互拼斗残杀。成批年轻力壮的男女惨死在性的争斗中。最后，终于一蹶不振，日趋衰落，直至消亡。 人类不摆脱这种兽性的杂乱群婚，是无法再发展的。中国大地上的先民较早意识到两性生活无约束的危害，同样也逐步觉察直系血亲联姻带来的人种退化。因此，不得不对兽性式的两性关系实行一定的禁忌、限制。这些禁忌、限制，获得了公认，遂成了种种的婚姻习俗。 首先产生的是对群婚本身的一定约束，禁止同支系的男女过性生活，要求远系姐妹们与另一远系的兄弟们共婚，这是亚血族群婚。这个时候，蘧氏之民，虽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从血缘上，把父母隔得远了，有利于子女种族的健康发展和人性对兽性的挣脱。至黄帝时代，普遍实行族外婚姻，这从远古传说的帝王的姓氏中可见一斑。远古帝王，大概是从母得姓。如神农、黄帝，皆为少典的后裔。而神农姓姜，黄帝姓姬，都因母姓不同的缘故。 为了得到外族女子为妻，光靠和平地交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先祖，也不得不以武力的强暴，到他族掠取足够的女子为妻，掠夺婚习俗出现了。古文献《易经》中有三首爻辞，大约是上古的民歌，对此作了真实的描绘：“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现汉字之“婚”，本身凝聚了远古先祖两性生活的一种遗俗。婚字为“昏”。抢婚虽随时可行，终不若黄昏或夜间之为便。骑着马，挟着弓，乘人休憩不备，以暴力求婚媾，女子岂有不哭之理。这种因被掳的惊恐、痛苦而发出的呼救之声，便是现在一般哭嫁习俗的原始形式。以后新娘或忧或喜、或假或真的哭泣皆为此呼喊的延续。 “哭嫁”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原始社会初始，行群婚，知母不知父，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属母方族团，血统按母系汁算。后来逐渐向个体婚制过渡，产生了父亲的观念，但在母系制度下，男子到妻方生活，处于服从命令听使唤的地位，所生子女仍属母亲的族团。原始社会后期，男子在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男子外居不利本集团的发展，于是男子留在本族，让女子出嫁，社会即由女性中心进化为男性中心，女子失却了原有的至上地位而沦为男子的附庸及所有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自然不会甘愿为男性所制辖。不屈的意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积淀于女性的心底。于是便有了女子出嫁时候的哭。 由此可见，萌芽期的哭嫁的泪水至少溶合了两方面的内在动因：一是对男权思想的愤愤不平，二是追恋母系氏旅社会。如果说在知母不知父的年代，男性不可能有自身权力的要求，性别的差异并没有被强烈的意识到，两性间无矛盾可言的话，那么，哭嫁便显示了性别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会性别差别的冲突，也就是女性自我意识与男尊女卑观念撞击。此时的婚姻无任何性爱可言，纯粹是为了传宗接代，女性成为男性泄欲及生育之工具。然而，他们的性别优越感并未因此而泯灭 ，性别的支配欲同男性一样强烈，历史的荣耀返映在她们身上的光泽还末消尽。这种愿望与现实的鲜明反差，使得她的泪水散发出的是十足的楚苦和悲酸，而不是其他的味道。 哭嫁始于掠夺婚，不仅未随掠夺婚之消亡而灭迹，反而经历奴隶社会进入封建杜会， 愈来愈盛，其内涵更为丰富，演变为一种婚俗。哭嫁到了成熟期，且哭且歌，种类繁多。 奴隶社会，男女两性间的权力平衡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且于观念上都被彻底打破，女性原先那种留恋母系社会之心态不复存在，唯有默默承受名目繁复的来自男性的压迫。于是，哭嫁习俗得以传承的本质因素羼入了新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 掠夺婚虽不复存，迎娶新娘之手段不再诉诸武力，但随之相继而至的买卖婚、服役婚、交换婚、聘娶婚以及其他特殊的嫁娶形式，皆剥夺了妇女自由选择配偶之权力，为哭嫁习俗的滋长营造了“优越”的社会环境，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买卖包办婚姻或变相买卖婚仍时常死灰复燃。在“哭嫁歌”中，嫁和卖往往为同义语，姑娘成为商品，在媒人的穿针引线中四处兜售。“人家放女选儿郎，你们放心选家当，拿到女儿做买卖，不管女儿#下场。”(四川“哭嫁歌”)嫁女只为赚钱，性爱荡然无存，乃是对人性的最为严酷的摧残。“女”和“嫁”被强行扯合在一起的“嫁”，女子岂能不哭。婚姻与性爱分离却同家法族规结合，成为妇女性爱生活的桎梏。哭，乃性爱欲望的挚热与婚姻现实的冰冷互相触及的必然暴发：既是对婚姻悲剧的绝望和无奈，又是对封建家长制压抑性爱的反抗。性爱与婚姻的矛盾为封建时代激发哭嫁习俗传承的最基本的内在动因。 性爱根植于人性，“人为情死，鸟为食亡”，贵州流行民歌有：“妹的门前—棵梨，一刀切断两头齐，宁愿和哥刀下死，不愿和哥两分梨(与‘离’谐音)。”求之若渴的性爱，与婚姻冲突，得不到满足，青春则黯然失色；踏上婚途，无异向火坑迈进，则哭所必然，这等哭声，最为令人撕心裂肺。其嫁而悲，悲而哭，而其宣泄之情并非失去性爱的哀怜、绝望，恰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怨恨、憎恶。其讨伐对象主要不在父母，而指媒人。父母毕竟于自身有养育之深恩，加之于封建家长制的熏染，迁怒父母，难免遭众人奚落。媒人是婚姻的撮合者，在新娘眼里，为罪魁祸首。她们将自己的一腔怨恨倾喷于媒人身上：“拿错儿字配错人，绝子绝孙做媒人，做仔格头啥媒人……良勿良仔莠勿莠，是侬格头媒人做勒大勿好，我勿怪东来勿怪西，只怪是侬大媒相。”骂得如此尖刻，痛快淋漓，矛头实对封建包办婚姻，媒人不过是旧婚姻制的替罪羊。这种充溢控诉意味的哭嫁，将个人的不幸和封建婚姻制度联系起来，这就使得哭嫁具有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被剥夺了性爱的新娘们，以自身的境遇，伴随振聋发聩的哭诉，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尽管仍旧以婚嫁告终，性爱被泪水淹没，冲突变为屈服，但自有婚姻嫁娶以来，妇女便以哭嫁这一合理的方式，在—片喜庆声中，为女性的婚姻自由唱着执着追求的歌。 女子嫁到夫家，女子又要承受另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即生离死别之情。要离开父母，离别从小青梅竹马的兄弟姊妹，眷恋难舍，悲由此生。 哭性爱的夭折，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因为男女受授不亲的道德观念腐蚀着人们的头脑，谈情说爱，自寻婆家被视为羞耻、越轨之举。“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此明显地透露出处于封建礼教氛围中的女性对待性爱的尴尬心态。她们更多的是将性爱的渴望及不幸溶入泪水里，积沉于心底，而不能痛痛快快地尽情泄发。然而，倾叙亲人之恋情则为天经地义，符合封建伦理的忠孝观念。于是在“哭嫁歌”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为姊妹对哭或母女对哭。其情深意切，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毛南族女子出嫁，启程时唱《出门下阶歌》： 生来是女要出嫁，离爹离娘好心疼。 躲在娘肚九月整，一世难忘养育恩。 思来想去泪淋淋，服侍父母不到头。 侗族母亲在女儿出门上路时唱道： 女儿服侍别人去，丢下娘亲怎忍离。 娘我病了谁递水，雁边屋头叫苦凄。 女是娘身上一块肉，一旦分离，娘自然难过；女在娘的爱护下长大，“再好的婆抵不过丑（坏)的娘”。此情此景，在婚礼的特定环境中，当是最易宣泄，最需抒发的。感激、牵挂、歉意和忧虑等等复杂的情愫萦绕于母女心胸，不吐不快。 出嫁，本会带来母爱与性爱之冲突。哭而嫁，是母爱的退化，性爱之勃兴，是性爱对母爱之超越、升华。此为生理成熟之必然，情窦萌动，喜由是盛。然而，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婚姻，却使出嫁的意义产生质变，带给新娘的是双重失落：性爱没有实现，母爱也一去不再复返。嫁而哭，乃性爱和母爱双双成熟后被强行骤然扼杀的绝望呐喊。性爱和母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随着哭嫁的终止而从女性的生活中渐渐地消失了。而“三从四德”、“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从夫依夫靠夫的思想，竟然成为女性开始新生活的主要精神支柱。可见，在人类所有表情行为中，哭嫁的悲剧意识应是最最丰富和浓烈的。 全国解放后，颁布了《婚姻法》，妇女赢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独立和婚姻上的自由，封建礼教的枷锁被彻底粉碎。哭嫁之功能已发生了根本转换：封建时代的是为失去性爱而哭，而现在则为获得性爱又唯恐失之而泣。此为心理平衡之需要。哭嫁，古来如此，岁月流逝，原先激发哭嫁习俗生成和传布的原因不复存在；即使亲人之爱，由于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婚姻观念的换新，“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已不是现实，生离之情自然淡漠，母女凄戚抱头痛哭实在没有必要。然而，哭嫁作为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仪式却延续下来了。新娘在实施这一习俗时，不再为内心世界之展露和情感之宣泄。嫁而哭，哭而嫁，家家如此，代代相传，若破例，破涕为笑，反显异常，于心不安，担心喜乐不能持久。因此，哭嫁含祥瑞意味，有维持心理安定之功效。此大概与民众的惰性心理有关，守旧最为易事，不会出差错。围观者既不会对其究根问底，也不会为之感染动情，而只视哭嫁为婚礼中的一个“节目”，对新娘哭态之逼真程度加以评论。 因此，现今哭嫁习俗的流传有其盲目性和强烈的“惯性”，呈现出另一种对抗：性爱与礼仪的冲撞。由性爱的觉醒，继而对被封建婚姻制度摧残而盛行起来的哭嫁习俗，并未因性爱的解放而灭迹，却导向性爱的对立面，客观上起了“抑喜”的作用，致使新娘在性爱即将实现的最幸福美妙的时刻，积情于心，不得喜形于色和抒发。正是这一内在的缘故，哭嫁习俗进入了没落期。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哭嫁为婚礼中可有可无的点缀。
土家族婚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群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等原始婚姻形式，最后进入一夫一妻制。土家人的现代婚俗，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结婚仪式中领略其特有的民族风情。 兄弟收继婚、姊妹填房制：过去在土家族习俗中，如果哥哥死亡，弟尚未婚配，就可与寡嫂成婚，这叫“弟坐兄床”；若弟弟早亡，哥哥也可以和弟媳成婚，俗称“兄坐弟床”。只有当弟弟或哥哥不愿娶寡嫂或弟媳、夫家族中也无同辈男子愿意婚配时，女子方可外嫁。而如果妻子死亡，妻妹尚未婚礼，姐夫也可续娶妻妹，俗称“填房”。这种兄弟收继婚礼和姊妹填房制是对偶婚在土家人现代婚俗中的遗存。鄂西的“女儿会”，湘西龙山、保靖、永顺的“挑葱会”，土家婚礼中的找“摸米”以及摆手活动后钟情男女之间的幽会也都带有对偶婚色彩。� “找模米”：土语，译成汉语是找新郎代理人。花轿迎娶，新郎不能随轿前往，只能派代理人去表示迎接。陪新娘伴嫁的姑娘们，在男家花轿到来后，为看“模米”模样，蜂拥到迎亲队伍中找寻，找寻到了，就往他脸上抹黑锅烟。姑娘们找“模米”，其他小伙子们装扮成“模米”，相互戏嬉，借此相识，暗择意中人。 “还骨种”：1949年以前，舅权在土家地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表现在婚姻上，主要便是“还骨种”。土家语地区有谚语：“姑家女，伸手娶，舅家要，隔河叫”，凡是姑家之女，择偶必须首先考虑舅家之子。即使姑家之女已经到了婚龄，舅家之子尚小，也得等他长大成人。姑家之女要外嫁，一定是舅家不要求还骨种时才有可能。这时候，还得由男方提供丰厚的礼品给舅家，以代还骨种。这种还骨种习俗与同时存在于土家地区的姨表亲等都是对偶婚婚俗的遗留。� “以歌为媒”：在改土归流以前“以歌为媒”使土家青年对自己的婚姻有充分的自主权。遇节日聚会或红白喜事，青年男女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聚集一处，自由对歌、跳舞，借此选择意中人。如果双方有意，便互相交往，最后请示父母，得到土老司许可，便可到土王庙祭拜成婚。订婚、结婚都不索取任何钱财，娶亲不用轿，背负新人。改土归流后民间土汉交流频繁，政府也加强“教化”，规定婚恋须得有媒证，嫁娶须得有花轿，婚礼仪式也繁杂了许多，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联姻方式代替了自由的婚姻择决。� 现代婚俗：现代土家人的婚俗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已和当地汉民族的婚恋习俗相差无几。与“以歌为媒”时代的婚俗相比，它少了许多自由婚恋的幸福，但在某些仪式中，依然不难看到土家男女对自由婚姻的留恋与向往。� 哭嫁：土家女孩自小就跟人学唱哭嫁歌，以便自己出嫁时好表现才能，哭得好听又让人伤怀感动。不会哭嫁的女子是会让人笑话的。哭嫁自婚期前半月或一个月开始，最初是断断续续地哭，婚期越近，哭得越频繁。婚礼前一天，新娘与娘家亲友离别在即，更是通宵达旦地哭唱，直到上了花轿，哭嫁才告结束。哭嫁歌的内容有哭爹娘、哭哥嫂、哭姊妹、哭祖先、骂媒人、哭梳头、哭戴花、哭穿露水衣(露水衣、鞋、帕，是老的妇女去世的寿衣、寿鞋、寿帕，新娘穿上象征偕头到老，长寿百年)，哭吃离娘饭、哭上轿等。过去哭嫁歌多是诉说离愁和女子的不幸，控诉包办婚姻、宗族制度给女子带来的痛苦，也有对男女不平等的感慨。哭嫁歌歌词通俗易懂，但却富有韵律，唱起来朗朗上口。哭嫁歌有长短句，但多是五言、七言的。整个音乐富有动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婚期迫近，新嫁娘则不分昼夜地哭。在出嫁前一天，女方家要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举行成年礼——“戴花酒礼”(有的地方称陪十姊妹)。表示女孩已经成年，要向姑娘时期告别，承担起生儿育女、成家立业的重任了。戴花酒礼上，女方父母请九位未婚少女来陪伴新娘，并且要给新嫁娘开脸、上头、戴上红花、穿上成年妇女的衣服。这个时期，新嫁娘要哭上头、哭戴花、哭穿露水衣。清代土家族诗人彭秋潭对戴花酒礼中的哭嫁有这样的描述：“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山地迈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由于长时期与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生活习俗、文化等互相影响、吸收，现已通用汉语和汉文。生活习俗与其他民族大同小异，现保留的独特部分极少。 居住 土家族采取倚山建房，一般为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建房要求背有靠山，面有向山。一般是四列三间，居中的一间要设祖先神位。正侧左右两房住人，多为两小间，叫住“小二间”。小二间前设火铺，火铺中间置火炕，火炕用于取暖的煮饭，火炕上放着铁制三角架。火炕上空吊有炕架，用以烘炕物品。特别是春节之前，用以烘炕腊肉和香肠等物。 婚姻 土家族的婚姻有姑表开亲之俗。一般姑家之女嫁舅家之子，称为“骨种”，“接亲路”，视为亲上加亲。土家族的婚礼，要送三道人情。姑娘出嫁前要练《哭嫁歌》。要哭众亲友，还要提前1~2天不饮食，叫做“不吃茶饭”。姑娘婚后生了孩子，男方要到女家报喜。由女婿提壶酒，送到女家放在堂屋的香龛上，壶嘴朝外，表示生男孩；壶嘴朝内，表示生女孩。后由女家亲戚送粮食、鸡、肉、蛋到男家吃“月米酒”，男家也要反送礼物。 服饰 土家族男女大多喜穿大衣袖、大裤脚，在裤脚上刺绣花、鸟一类，裤子要接腰，男女头上喜包白帕子，脚上穿白底布鞋，大方美观。妇女头缀银饰，胸前配有银刀、响铃、牙签等。男女小孩帽上有各种各样的头饰，帽后配有银饰响铃，叮当作响。 丧葬 土家族的丧葬，老人去世，大都要举行隆重的葬礼。要请土老师主持选择安葬日期和墓地以及座山、向山。发丧时，路上要丢“引路纸钱”，坟内禁放有铁的东西。因此，要自己的亲人挖井，待死者埋葬以后，才能离开。埋葬的过程中，要请土老师开棺、清棺、“抛米”。抛米时，亲人在棺前跪地用背后衣服接米，有的当场将米嚼细吞下，也有的将米带回煮食，表示后代要团结和睦，衣食不愁，继承老人的遗风。 节日 土家族有过“赶年”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过年，现土家族聚居的部分村寨，一直保留了这一习俗。“四月八”是土家族送毛虫的节日，要自念谚语，祈望庄稼免遭虫害，五谷丰登。 信仰 土家族崇拜祖先，认为祖先是最大的神，处处保佑子孙。普遍信奉“土王”，传说“土王”是土家族的祖先，每逢节日都要烧化钱纸，祭祀祖先和“土王”。土家族还信奉土地神，过年期间，凡是走亲访友经过土地庙时，都要烧香化纸，也还在不少土家族供奉“三王庙”的，庙内供有冉、杨、田三神位，祈祷三王神保佑人口平安、六畜兴旺。
岁月变迁：土家婚 俗 从没落走向回归 山高黔江城，最美一江水。黔江，位于重庆市东南部，武陵山区腹地，素有“渝鄂咽喉”之称。这里群山环绕，碧水西流，母亲河阿蓬江深情地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居住着土家、苗、汉等各族儿女，其中土家族苗族人口占比超过70%。 作为一个土家女孩，生命中的前二十年，我的人生轨迹主要在学校和老家之间，生命向上，时光向前，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嬗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黔江的发展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 不可否认，现代文明的发展，冲淡了年轻一代对故土的情怀。但留存在脑海中的传统土家婚俗，总是令人难以忘怀，任时光流逝，历久弥新...... 从提亲到结婚 ， 每个流程都充满 仪式感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开放的浪潮还未能席卷至内陆山区。那时候，在黔江的广大偏远山区，农村青壮年大都在家务农，脸朝黄土背朝天是常态，更没有电视，小孩子也没有动画片可追。唯一喜欢且老少咸宜的，就是看热闹。 彼时的农村，大家都忙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又到哪儿去“看热闹”呢？除了婚丧嫁娶，追热闹的场景也非常有限。这些仪式，暗藏着生与死，以及成家立业的祖训。传统婚俗的礼仪，主要是提亲礼、定亲礼、认亲礼、花园酒、拜堂礼、回门礼。 “谁家要嫁女儿了”“哪个小伙子要娶媳妇了”，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生活环境下，这些日子都被四邻八方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这些日子来临时，除了有热闹可看，还有流水席可以吃。 当年的婚礼，不像现在有专门的婚礼车队接送。迎亲头一天，对于女方来说，是“花园酒”，招待亲朋好友参加女儿的出阁之喜，四邻八湾的村民们都汇聚到家中，看热闹、沾点喜气。 当夜，由“押礼先生”带队，带着一整头破膛的鲜猪、盐茶米豆、金银首饰等到新娘家“过礼”。迎亲当天，一大早，由临近村组青壮年组成的迎亲队伍带上夹杠，在一片吹吹打打声中出发，走路到新娘家娶亲。吉时已到，新娘跪拜祖宗，辞别父母，拿上嫂子递来的筷子，向门前撒去，寓意“快快生子。”再由新郎背着新娘上花轿，或者背着走一段路，直到离开自家院坝。 而新郎家里的人则翘首以待，一旦村口传来唢呐和号锣的声音，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新人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我和小伙伴们蹦跳着，欢呼着：“新姑娘，你莫哭，转过湾湾就拢屋。”新娘的嫁妆经过后，就会看到彩旗招展，簇拥着新郎新娘走来，新娘的颜值、衣服、头饰，便成为大家争相讨论的焦点。 到达家中，两位新人入户拜堂，随即送入洞房，错过的亲属就会到洞房见新娘。最重要的就是农家的流水席，偌大的院子里，十来张木桌一字排开，亲友族戚相继落座，“九盘十大碗”（9个盘子、1个大碗，寓意十全十美）通过专属茶盘端上桌，供远近乡邻享用。 那时候的婚礼，嫁女的一方一般会摆两天流水席，而接媳妇的一方则前后要摆四天流水席。送礼也很简单，一般都是送谷子（水稻）和包谷（玉米），关系好一点的亲戚，会在谷物之外再送上几尺布、一个八磅水壶等礼品。 传统走向没落，现代婚庆备受新生代推崇 那时，媒婆是促成婚事的重要媒介。我的奶奶就是经过媒人介绍嫁给爷爷的，奶奶说，在上门提亲取得父母同意之后，爷爷会在端阳、中秋等节日接她去家里共度佳节。她也会把自己缝制的阳雀鞋垫、布鞋送给未婚夫婿。 奶奶说，她当年的闺房坐落在吊脚楼的东侧，结婚前一夜，不忍分别痛哭不已，俗称“哭嫁”，看似大哭，实则表达对父母、亲友、族人的眷念。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奶奶对当年“哭十姊妹”记忆犹新。 何为“哭十姊妹”？就是土家山寨十里八湾相好的妹子都会前来闺房“陪哭”，称之为“哭十姊妹”。泪随情涌、情随歌生，相拥而坐、掩面而泣，“哭爹妈”“哭哥嫂”“哭兄弟”等，用哭歌来表达离别之情。 奶奶回忆道，当年她出嫁头一夜的“花园酒”礼，就是她的奶奶为她“上头”、“开脸”、“戴花”。奶奶说，哭过再梳妆的新娘，犹如带露的桃花，显得格外漂亮。 老家的红木箱子、双阳雀花纹穿衣柜、雕花洗脸架等都是奶奶的嫁妆。盖的花铺盖，在土家语里叫做“西兰卡普”，也是她的妈妈亲手缝制的。旧了破了奶奶也舍不得丢，风风雨雨陪伴奶奶几十年，给予家人温暖，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我的爸爸和妈妈却是自由恋爱，他们在中学期间认识，后来走到了一起。爸爸妈妈的婚礼相较于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已经简化很多了。妈妈说，她没有“哭十姊妹”，但碗柜、衣柜等嫁妆还是外公请木匠师傅打造的。 到了现在，很多人恋爱不再通过媒婆了，出门打工认识、手机微信成了交友恋爱的主要方式。不过，在结婚时，还是会象征性地安一个媒人。结婚的流程也简化了，不再像以往的吹吹打打闹几天，许多人选择在城里办酒席，就是一个西式婚礼流程，一顿饭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结婚仪式。 条件稍好一些的人家，对于婚礼的形式和场地可实现“私人定制”。草坪婚礼、教堂婚礼，在黔江也逐渐流行起来，在乡村院坝上的传统婚礼越来越少。新式婚礼上，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敬酒时换上红色旗袍敬酒，甜蜜的笑容让人感动，却再难见到手工缝制的婚礼喜服了。 现代时尚的婚庆演艺取代了以前的“吹八仙”。架子鼓、吉他、歌手、舞者的组合，热情劲爆的表演，相比只是吹奏听觉的“吹八仙”，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许多吹八仙的师傅，随着年龄增加，请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在那些“吹八仙”的师傅眼中，他们的这门手艺或许再过几十年，就会被彻底遗忘。 工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现在结婚用的物品、嫁妆都是从商店买来的。以前手工打造的碗柜、衣柜、洗脸架等日渐被车子、房子、电器取代。传统土家婚礼，亲友们送花布、被子、玉米、稻谷等，现在基本都是送红包。 提亲、定亲等婚前礼仪虽然繁琐，但却是农耕时代背景下人际往来的重要方式，如今现代生活方式把这些流程冲淡了。婚礼流程的简约化，虽然大大减少了主人家的劳累程度，但对于生长在新时代的年轻人而言，总觉得少了一种传统婚礼的仪式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借力旅游东风 ， 传统土家婚俗 文化 走向 回归 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尽吹神州大地，农村的青壮年除了在校读书，几乎都出门打工挣钱，并撂荒了耕耘许久的土地。现在的农村，剩下的就是“386199”部队（妇女、老人、小孩），几乎代表了村民生活的现状，并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 随着乡村空心化，乡村没落在所难免，传统条件下仪式感十足的土家婚礼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渐消亡。传统的婚礼着装、婚庆流程、习俗禁忌等都变成了古董，在文化馆、博物馆才能见着了。 土家婚俗中的重头戏“哭嫁歌”，以前的土家姑娘都会唱，唱得越好越让人落泪感动，说明这个女孩品德越好，越有孝心。可是如今，土家姑娘们也变得越来越时尚，很少有人会倾听奶奶、外婆那辈人的哭嫁歌和哭嫁故事，也不再有人学习这体现着乡土深情的眼泪仪式了。 庆幸的是，黔江近些年的旅游发展火力全开，如火如荼，生态旅游、民族旅游的兴起，也让走向没落的土家婚俗重见生机。时下的年轻人，通过这种体验式民俗旅游，既达到舒心开怀的目的，也重新认知了丰厚的传统土家婚嫁文化。 以黔江濯水古镇为例，在近些年的旅游开发中，由政府牵头、市场主导、企业搭台、文化唱戏，打造了“土家女儿会”“最美土家妹评选”等系列民俗旅游活动，并形成了一个知名度高、游客反响好的旅游品牌，吸引了远近游客的到场观赏。 原生态的真实的结婚仪式，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这让当地人还是有些失落和感叹。“时代变了，以前的结婚习俗看不到咯！”一些老年人感叹着。也有一些年轻人对此赞赏不已，通过这些表演活动，才知道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经走过的路，经历的事。 在旅游景区，很多年轻人从沿海城市打工到回归老家，靠吃旅游饭发家致富，在土家十三寨经营餐饮和民宿的90后青年小郭表示：“老前辈的婚俗太麻烦了，不过作为民俗表演能挣到钱，也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处撒。” 对于游客来说，寻求刺激、陌生化的异域文化，是旅游的主要动机。很多游客到访黔江土家十三寨，就是冲着当地以“哭嫁”为代表的土家婚礼去的，在此期间，原生态绿色无污染的土家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朋友告诉我：“没想到土家族人结个婚这么隆重啊，可比现代婚礼有趣味多了。”有趣、有意思、有特点，这是土家婚礼在他们眼中的形象。依山傍水的吊脚楼群，也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对土家民居环境沉醉、痴迷。 后记 ： 现代文明正是从古老的习俗中汲取了营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岁月流逝，传统土家婚俗从没落走向回归，也让人真切感到这一文化形态相传至今不再是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尊重土家先辈们隐藏在婚俗背后的那种情感和思维方式。它连接着土家儿女的心，应该得到认同和保护。越是民族的，越是宝贵的，保护和振兴传统土家婚俗，也是丰富中国民族文化内容、提升文化向心力的重要途经。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18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服饰变化论 通常胡虚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年平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元，两项相加接近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10年前上升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和。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年前上升。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是关于开放二孩感想作文，希望能给大家的写作提供帮助。闻放开二胎政策有感人到中年不自哀，却教老蚌结珠胎。悲欣交集独涕泪，进退失据共徘徊。尚想芝兰生庭院，应愁稗草登高台。无常世事殊难料，生且放歌死便埋。初闻放开二胎的新政，大概最感慨和纠结的当属60末70初四十不惑的这一代人了，尤其是喜欢多几个孩子却遵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抚养了一胎的父母亲们。作者此诗前四句深深表达了这种“本已心死突又似让死灰复燃，却已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纠结心理，如人到中年、老蚌生珠、悲欣交集、进退失据。一个孩子尚且发愁能否成长为高尚品格的芝兰玉树，而不是台阶庸庸俗草，何况再多一个。索性不如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最好。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肯定会经历几次运动，我曾经笑回，那是你们那辈，我们不会。想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尝不是一次全国性的几十年的也带些封杀人性的运动，还有全国大统一的房地产经济……。所以，世事真的是难料，想开了，自然也就顺了，权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不要抱怨，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即好。有感于全面施行二胎政策初闻放开二胎的新政，大概最感慨和纠结的当属60末70初四十不惑的这一代人了，尤其是喜欢多几个孩子却遵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抚养了一胎的父母亲们。作者此诗前四句深深表达了这种“本已心死突又似让死灰复燃，却已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纠结心理，如人到中年、老蚌生珠、悲欣交集、进退失据。一个孩子尚且发愁能否成长为高尚品格的芝兰玉树，而不是台阶庸庸俗草，何况再多一个。索性不如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最好。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肯定会经历几次运动，我曾经笑回，那是你们那辈，我们不会。想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尝不是一次全国性的几十年的也带些封杀人性的运动，还有全国大统一的房地产经济……。所以，世事真的是难料，想开了，自然也就顺了，权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不要抱怨，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即好。生不生二胎，这两天又刷屏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一个天大的问题。至于什么解决国家的老龄化问题，那不是我们上心的问题。楼主是80后，独生子，没有什么本事，只能找了一个企业，老老实实的上班，每月拿着微薄的死工资。12年结婚，11年买的房子，小产权房，没法贷款，七姑八大姨的凑足钱了，到现在还没有还完。没有车，也买不起，电动自行车代步。15年这大半年时间，家里老太太因病住了两次院了，老爷子年纪大了，媳妇还得在家照看满三岁的孩子(俺结婚晚)，夜间陪床的任务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出去上个厕所、买个饭，还都得跑着去，就怕不在的那一点时间，发生什么意外。连续熬了好几周，搞得是人困马乏，精神不济，单位还得请假，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又得少一半。如果，有个兄弟姐们的，轮换着来陪床，就不用这么熬了。医药费两个人分担点，也能轻松点。父母都是农民，只有新农合，报销后，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胎很有必要，从个人来看，两个人分担事情，诸如父母的养老、赡养、医护等等，是非常有利的。在以后的生活中，两个人扶持着、帮衬着，都是极好的。但是，普普通通的我们真的养得起吗，别说以前五六个孩子不一样养得起来吗?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钱不是钱了。也别说什么混一辈子，混的不就是人丁兴旺吗，人是兴旺了，但是你是生活，还是活着，生活质量能保证吗??现在养个孩子，从怀孕开始，前期检查，后期住院，孩子的奶粉、看护。再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各种费用，各种兴趣班、爱好、生活费，有个病啊、灾的.. 好不容易长大了，要结婚了，买房子!呵呵....只能呵呵了....这个社会目前的趋势是，有钱人才生的起，养得起;生孩子也成了有钱人的权利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不抓紧时间解决，单纯放开二胎，是对普通人的嘲讽，阶层固化如此严重的今天(君不见，当官人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银行、国企、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承继父业干企业。偶尔也有穷小子逆袭的，但是凤毛麟角)，普通人生的孩子将来只能给富人打工，如此循环吗?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大问题!!
2013年11月，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单独二孩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对“单独两孩”政策的思考》
摘 要：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特定的矛盾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提出来的，任何一个政策在解决就问题的同时，都会引出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事都具有利与弊，政策也是如此。本文是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单独两孩”政策进行思考，分析提出的原因，在实施过程中，即将可能带来哪些挑战和新问题。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人口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也在不断改善。所以一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都在调整。20世纪70年代，倡导“晚、稀、少”，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年11月，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经提出，就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一、提出“单独两孩”政策的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具有它提出的意义。政策是根据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因此每个政策都具有它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人口增长惯性趋弱，增加劳动力供给
近几年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家庭出现了独生子女，包括农村也在内。原来养育小孩为了养老的传统思想也随着社保的加强而慢慢减弱。甚至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作问题等原因，出现了丁克家庭，双方忙于工作，不愿要小孩。导致了我国生育水平稳中有降，人口增长惯性趋弱。1970年我国出生人口2739万人，净增2321万人;2012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净增仅669万人。
另外，劳动年龄人口供给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所以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改善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
2.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
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至之间。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急剧影响着人们的身体状况。环境污染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其影响不言而喻。但是不仅于此。如果女性受到装修及家俱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和厨房油烟污染等污染的伤害，很可能会影响到其生育健康，并影响胎儿的发育。所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两孩”，为保持生育水平总体稳定，力在必行。
3.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
由于受到“男孩才是自己的，女孩是在为别人养”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孩严重受到鄙视与遗弃，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
对此，按照概率计算，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1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次至次;如果一个家庭想生2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1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次。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
4.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人降至2010年的人，独居老人家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家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单独两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二、“单独两孩”将带来的挑战
众所周知，每件事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再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同时也会伴随着弊端。“单独两孩”政策亦如此。我们在解决旧的问题时，它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给我们的公共事业、家庭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1.为公共事业带来了挑战
“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一是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亿，比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面对当今资源短缺，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原来人口基础上在增加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资源的竞争力将会剧增。对于现在还未就业的，缺乏资源的人来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压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强大竞争。
二是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面临考验。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恰逢卫生、计生机构调整，按进度，省级卫生和计生机构合并今年完成，乡镇、街道一级机构整合明年完成。此间，应尽量减少基层计生人员受机构调整影响情绪波动，放松和削弱计生工作。
俗话说，梦想是美好的，道路确是曲折的。这话一点都不假，“单独两孩”政策的提出，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愿望，可是要实施此政策却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独身子女家庭，原先领了独身子女的奖金，然而“单独两孩”政策出来后，他们也希望生第二胎。可是对于已经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且领了独生子女奖金的家庭，又该如何处理。给卫生和计生机构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和挑战。
三是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单独两孩政策，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对我们而言，是个不利的讯息。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
原本我们公共服务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今哪都还是人满为患的今天，医院排队挂号，车站购票排队，马路堵车等在原来有限的公共设施和保障的情况下，“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会给现有的公共服务领域带来新的压力，将会给社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2.对家庭带来的挑战
家庭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成长环境，家庭的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教育直接影响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可以说家庭是孩子塑造健康人格，预防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培养孩子的成本逐步提高。常听到大人说“现在的小孩，就是用钱垒起来的。”现在，在城市里养育一个小孩的成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面对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力，学历也成了面试的门槛。为了给孩子有不错的未来，很多家长从胎教就开始教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幼儿园、小学、高中、到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经济上就给家庭带来了压力。
如果再生第二胎，可想而知，负担至少将会增加一倍。对于两个原本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上面有四位老人，再加上两个孩子，总共要赡养和照顾六个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家庭负担有多重，除了教育外，还有生活上，吃穿住行等。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又将会给多少家庭带来新的，承重负担。
二是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挑战。家庭教育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要，一个人的素养如何，与家教息息相关。原本就是独身子女的父母，他们小时候家里就他们一个人，习惯了对独身子女的教育。现在“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他们面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原本他们就是独身子女，在父母的溺爱中成长，已经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现在面对两个小孩，他们将如何教育。如果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经验来教育的话，他们将会成为两个孩子的孩奴。
‘单独两孩’政策试试的同时，面对‘4-2-2’的家庭，还应该开办家长学校，让所有家长都能到家长学校接受培训，并实行合格家长认证制度。通过培训，帮助家长掌握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提高建设文明家庭，全面提高家庭素质，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单独二孩”政策的提出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我国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成果。如今“二孩”政策，体现了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都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它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也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这一阶段的人口过渡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再给我们带来利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弊端，对于社会与国家而言，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措施。对于家庭而言，应该理性的对待，不要盲目地跟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要不要养育第二胎。作为自己的后代，我们都希望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最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做不到，提供不了好的成长环境，那就选择放弃。这样不管对我们，还是对社会都是最好的交代。
参考文献：
[1]田茂勋.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观察2014年
[2]何方芳.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难现象应引起关注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3.
[3]王伟.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4.
[4]湛江中公教育网时事政治专栏.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作者简介：
殷慧1988～ ，女，傣族，云南德巨集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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