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撰文谈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中新社北京2月11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方素梅11日在《中国民族报》发表长篇学术文章谈辛亥革命。她指出，辛亥革命不仅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更为中华民国建立奠定基础，开创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实现了中国由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 《中国民族报》是在当天“理论周刊”版面刊登这篇《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将以“民族视野下的辛亥革命百年”带来学者对辛亥革命之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意义与作用的思考。方素梅在文章中提出，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位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概念20世纪初出现时只指代汉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举“排满”旗帜，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时期，他们及时提出“五族共和”口号，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例如，1913年初各蒙古王公通电声明：‘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方素梅说，辛亥革命成功和中华民国建立，对于推动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国家认同，同样产生积极影响。她指出，新生的共和政权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多次号召“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人们开始认识到各民族要携手建设新国家，各民族的团结是振兴中华的途径。她引述了当时康有为的论述：“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方素梅还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后，他们所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也得到了少数民族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拥护。她说，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如安健(彝族)、赵钟奇(回族)等少数民族青年都是在日本入会；武昌起义爆发，新军中回族的马骥云、沙金海参与了酝酿过程和战斗；陕西是西北地区最先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西安地区有一两千名回族民众直接参加光复之役。文章末尾写道，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走过了一条曲折艰苦又充满希望和成就的道路。当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都面对着主权、领土、民生、民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方素梅指出，章开沅先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说：“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启迪是无限的。当日，《中国民族报》还为该文配以“中南银行在1927年发行的‘五族共和’系列钞票的一元银元纸币”等资料图片。(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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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作为展现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舞台，人民日报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大陆政治都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社论往往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历史。《人民日报》除了为外界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观点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论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意见。
人民日报通过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委婉的手法传递北京官方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看法。国内外政情观察家通常会从《人民日报》内文章的一字一句探求中共中央想表达的真正含义以及某些中国所独有的政治讯息。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的位置远比文章内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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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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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坚持正确办报方向，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宣传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传播国内外各领域的信息，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日报》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深入宣传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先进事迹，高唱奋进凯歌，弘扬民族精神，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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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历史常常以惊心动魄留下深刻印记，也常常以峰回路转写下绚丽篇章。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 2009年，中国经受了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国媒体如此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 7个月之后，这家杂志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那时，中国上半年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末，还是这家杂志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原因是：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保八”是一个梦想，但是中国做到了。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从否定到肯定，从当初的疑虑到后来的赞誉，一年时光，很多人颠覆了对中国的认识。但在看法不断校正、结论不断修改中，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肃杀。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或奋力自救，或联手反击，但大都收效有限，许多经济体步履沉重。中国如何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是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中国本应成为金融危机席卷下的重灾区。在外部需求骤然减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又如何能越过激流险滩，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2009年末的中国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这份答卷标注着沉甸甸的“中国分量”。 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将“不可能的奇迹”继续下去？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在危机袭来之际奋发前行？是什么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书写了难以置信的“中国答卷”？ (三)在外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复苏故事堪称神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神奇的故事”始于党中央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这种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审时度势的深刻认识，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回头再看，在不进则退的险峻形势下，党中央的三个重要判断，无疑是一年来中国决胜千里的信心之源。这个判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打消了疑惧，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方向。 局面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驭全局的“中国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打破常规，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及时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中国行动”——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一系列“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中国主张”——“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故事”的脉络。2009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旦讲话中强调“必胜信心”；3月的全国两会上，在江苏、广东代表团解析“机遇”，鼓劲打气；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提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月底在山东，勉励大家“拧成一股绳”；6月在黑龙江重申“增强信心”；7月云南调研提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8月新疆考察强调“改革发展，团结稳定”；9月在第六十四届联大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10月考察山东，提出“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12月考察广东，强调“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生命”…… 这一年，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身临一线，调研指导。中央领导同志一年的足迹，凸显了三个主题词：信心，变革，合作。它清晰地传递着应对冲击的“中国思路”，呈现了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视野和大国的责任。国际舆论评价：“中国领导人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高低，体现其“国家能力”的强弱。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对危急情况的应对水平，往往更能直观地呈现“国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金融危机自华尔街决堤而出，席卷全球：美国季度GDP创下27年来的最大降幅，道琼斯指数暴跌近半；日本、欧元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高台跳水，短短6个月便从11689点下探至663点……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后充满煎熬的一年内，面对经济急剧下滑的颓势，很多国家危讯不断，中国经济也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巨大困难。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瞩目的中国答卷。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9%、、、、，将2008年以来近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连成一条曲线，是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昂首回升，“保八”已无悬念。 这是一份“关于质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国生动诠释了“好”与“快”的发展辩证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依靠“三驾马车”并头齐驱。以发展方式之变应对外部环境之变，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十一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剩，“4万亿”源源流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有后劲。 这是一份“关于温度”的答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中国没有简单地搬用“凯恩斯式刺激”，也没有“撒胡椒面”，而是将一揽子计划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100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改革稳健推进。GDP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紧系着最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这份应对冲击的“中国答卷”上，我们看到执政党对形势的判断有了丰富的现实依托，看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国家目标得以实现，看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理念得到践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最好注脚。 (五)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更加紧密，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国家能力”的背后，是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论的指导能力。 有了执政党的决策，才能第一时间形成国家意志，确定导向鲜明的国家目标。有了制度的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保证国家意志付诸实践。有了理论的引领，才能把握规律，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没有党中央在严峻形势下的准确判断，没有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国家决策”，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主动性；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战斗力；没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野，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创造性。 或许外界的目光，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彭斯判断，中国应对危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应对危机的时间选择正确，延迟几个月就可能错失良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价，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联合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奋力突围，抢抓机遇。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高地，锻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省区市强劲增长、力撑大局，中国经济新的强大引擎已在轰鸣。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高度重视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国内高技术产业“抗压力”增强、增长势头迅猛，文化产业发挥“反周期调节”的特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逆势上扬，撑起一片新天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科学发展这一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的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八)几百年来，中国从未抵达这样的位置。 当国际舆论感慨“中国方舟拯救了世界经济”，当外国政要确信“中国缺席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当世人惊叹“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国突然跻身世界外交和经济舞台最前沿”，我们看到，金融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认真倾听，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力量”举世瞩目。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的衰落，并非完全源于经济与科技的落后，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仍占全球的1/3。老大帝国实力不衰，余威仍在，却终至山河破碎、备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当政者对人民凝聚力的丧失、国家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让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这才会在列强环伺中一触即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国家能力”。 这种能力，曾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这种能力，曾在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如今又在应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展现威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走过激流，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也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一次崭新的开局。 一年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写道：“前进的道路，总是越过一岭又一峰，闯过一关又一坎”。一年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共同迎接奋发有为的2010年”。 我们将继续书写答卷。 我们会再次获得成功。团队意识是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协作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是协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有一本书叫《狼图腾》，通过对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团队”意识。狼群高效的团队协作性，使它们在攻击目标时往往无往而不胜。独狼的力量是单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则是强大的，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虽然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平时分属不同球队，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团队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出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只有我们班子每位成员不断强化“团队”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只能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
中国和苏联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发展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进行的。何谓社会模式？这里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发展道路、运转机制等。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为主要管理手段的体制。 一，苏联的发展模式综述 我认为要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根本原因，首先就要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发展模式的状况。 1、经济体制模式。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到1920年，苏联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并由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组织国营农场、农民协作社等。（2）在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代替私营企业，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3）在分配方面，强调国家的计算监督，主张在消费品的分配上实行计件工资制。战争结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1）在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2）在流通中允许贸易自由。（3）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4）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计划委员会，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信贷、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5）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从斯大林时期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经济模式是：（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下，实行国家工业化。（2）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3）采取整齐划一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4）采取高度计划化的经济运行模式。（5）以行政手段为主，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模式。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取消起主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放弃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开展各种所有制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 2、政治体制模式。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苏维埃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各党派代表的名额由选举结果决定，代表的意见和表决权不受党派的限制。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政治体制由原设想的民主理想型向高度集中型转化；由联合执政向一党专政转化；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向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转化；党政干部由选举制、委员会制向委任制、一长制转化；党中央的权力由中央委员会向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集中。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虽然都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始终未能改变高度集权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3、思想文化发展模式。列宁时期，提出了实行文化革命，创造新型文明；全面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思想教育，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斯大林总体上继承了列宁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但滋长了个人崇拜。随后的几代领导人又围绕个人崇拜开展批判运动。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公开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倾覆。 4、民族制度模式。列宁时期，苏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建立了“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斯大林时期，联盟中央过分集权体制的发展，使苏联实际上逐渐成为单一制的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有名无实。同时，滋长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后的几代领导人也无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的理论，曲解马列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诸多民族矛盾激化。 5、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模式。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和平外交与“唤起世界革命”。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围剿，为摆脱孤立状态，苏联提出了和平外交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和集体安全的外交方针，发展同已建交国家的关系，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为欧洲集体安全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下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膨胀，提出了苏美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采取霸权主义及与美国争霸政策。戈尔巴乔夫时期，又提出了“新思维”外交。 6、执政党建设模式。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多党合作政党体制。但是，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对待农民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对德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分歧难以调和，政党体制转变为一党执政。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实行西方方式多党制，最后导致社会主义成果被葬送和联盟的解体。 二、中国发展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主要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模式，但也并非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上，中国吸取了苏联模式的某些经验教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与苏联模式相比区别主要有五个方面： 1、中国没有照搬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者同前者的突出区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 2、中国没有沿用苏联的苏维埃的政权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中国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的存在、各级人民政协的建立，是我国政治体制与苏联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的重大区别，也是前者优于后者的重要表现。 4、中国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的国家机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 5、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中国发展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任何国家的发展既有其自身规律和基本要求，又是一个受制于各国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立足于基本国情，积极研究其他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借鉴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有益经验，尽量少走弯路。始终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途径，建立起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生机。 第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学指导开创性的改革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理论创新，尤其是在历史紧要关头敢于突破陈规。如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本解除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指明正确方向。十五大、十六大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为推动改革实践的不断突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第三、着力解决深层次体制矛盾，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新阶段，一方面必将深刻冲击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另一方面更需要以新制度取而代之。因此，需要掌握好“破旧”和“立新”、“废除”和“建设”的辩证关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由易到难，不断消除深层次的旧体制障碍，同时全面加强各项新制度的建设。及时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具有稳定性、权威性的新制度和新机制。第四、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计划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等相继进入攻坚阶段，既需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同时也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实践证明，高屋建瓴，统揽改革全局，循序渐进和大力度突破相辅相成，既可减少社会震荡，又可避免重大改革久拖不决。第五、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闭关锁国不仅导致经济落后，更造成旧体制故步自封。对外开放越是扩大，越能注入新的改革动力。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争取“入世”的进程，尖锐揭示了计划经济的深层次弊端，强烈冲击着落后观念，空前开阔了国人的视野，鞭策我们主动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先进的制度文明，把改革引向纵深，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第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关键是把握好改革力度、开放程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在全社会形成推动改革的高度共识和强大动力，实现稳中求进。第七、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办法防范、化解风险，增强经济机体的抗冲击能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经济运行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机体内部的潜在风险也会加大。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渡过经济过热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难关，逐渐缓解近期经济偏冷的压力，很重要的经验是通过推进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化解金融风险，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调节，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从而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使之步入相对平稳的持续增长轨道。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的失败教训给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得以很好的借鉴，以至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突破这些弊端，并且结合了中国自身的状况，探索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前进。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它能够不拘泥于苏联模式而寻找到了自己本国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在今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将会遇到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它就仍要面临着通过不断地进行改革来适应发展的需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使爱国主义教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要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基础性工程.而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而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再经过十年八年即将走上社会,他们是新世纪的主角,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将由他们去绘制,变成为现实.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爱国感情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未来公民的爱国之心,立国之志和报国之举,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青少年抓起,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础工程,这对于培养青少年具有爱国的情感、志向和报效祖国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中国民族的素质,增强全体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精神,这样才能推动全体人民奋发前进的,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社科院学者撰文谈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中新社北京2月11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方素梅11日在《中国民族报》发表长篇学术文章谈辛亥革命。她指出，辛亥革命不仅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更为中华民国建立奠定基础，开创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实现了中国由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 《中国民族报》是在当天“理论周刊”版面刊登这篇《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将以“民族视野下的辛亥革命百年”带来学者对辛亥革命之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意义与作用的思考。方素梅在文章中提出，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位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概念20世纪初出现时只指代汉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举“排满”旗帜，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时期，他们及时提出“五族共和”口号，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例如，1913年初各蒙古王公通电声明：‘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方素梅说，辛亥革命成功和中华民国建立，对于推动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国家认同，同样产生积极影响。她指出，新生的共和政权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多次号召“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人们开始认识到各民族要携手建设新国家，各民族的团结是振兴中华的途径。她引述了当时康有为的论述：“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方素梅还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后，他们所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也得到了少数民族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拥护。她说，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如安健(彝族)、赵钟奇(回族)等少数民族青年都是在日本入会；武昌起义爆发，新军中回族的马骥云、沙金海参与了酝酿过程和战斗；陕西是西北地区最先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西安地区有一两千名回族民众直接参加光复之役。文章末尾写道，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走过了一条曲折艰苦又充满希望和成就的道路。当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都面对着主权、领土、民生、民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方素梅指出，章开沅先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说：“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启迪是无限的。当日，《中国民族报》还为该文配以“中南银行在1927年发行的‘五族共和’系列钞票的一元银元纸币”等资料图片。(完)地址：
中国和苏联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发展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进行的。何谓社会模式？这里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发展道路、运转机制等。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为主要管理手段的体制。一，苏联的发展模式综述我认为要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根本原因，首先就要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发展模式的状况。1、经济体制模式。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到1920年，苏联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并由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组织国营农场、农民协作社等。（2）在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代替私营企业，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3）在分配方面，强调国家的计算监督，主张在消费品的分配上实行计件工资制。战争结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1）在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2）在流通中允许贸易自由。（3）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4）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计划委员会，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信贷、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5）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从斯大林时期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经济模式是：（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下，实行国家工业化。（2）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3）采取整齐划一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4）采取高度计划化的经济运行模式。（5）以行政手段为主，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模式。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取消起主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放弃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开展各种所有制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2、政治体制模式。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苏维埃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各党派代表的名额由选举结果决定，代表的意见和表决权不受党派的限制。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政治体制由原设想的民主理想型向高度集中型转化；由联合执政向一党专政转化；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向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转化；党政干部由选举制、委员会制向委任制、一长制转化；党中央的权力由中央委员会向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集中。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虽然都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始终未能改变高度集权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3、思想文化发展模式。列宁时期，提出了实行文化革命，创造新型文明；全面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思想教育，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斯大林总体上继承了列宁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但滋长了个人崇拜。随后的几代领导人又围绕个人崇拜开展批判运动。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公开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倾覆。4、民族制度模式。列宁时期，苏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建立了“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斯大林时期，联盟中央过分集权体制的发展，使苏联实际上逐渐成为单一制的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有名无实。同时，滋长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后的几代领导人也无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的理论，曲解马列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诸多民族矛盾激化。5、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模式。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和平外交与“唤起世界革命”。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围剿，为摆脱孤立状态，苏联提出了和平外交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和集体安全的外交方针，发展同已建交国家的关系，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为欧洲集体安全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下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膨胀，提出了苏美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采取霸权主义及与美国争霸政策。戈尔巴乔夫时期，又提出了“新思维”外交。6、执政党建设模式。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多党合作政党体制。但是，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对待农民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对德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分歧难以调和，政党体制转变为一党执政。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实行西方方式多党制，最后导致社会主义成果被葬送和联盟的解体。二、中国发展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主要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模式，但也并非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上，中国吸取了苏联模式的某些经验教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与苏联模式相比区别主要有五个方面：1、中国没有照搬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者同前者的突出区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2、中国没有沿用苏联的苏维埃的政权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中国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的存在、各级人民政协的建立，是我国政治体制与苏联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的重大区别，也是前者优于后者的重要表现。4、中国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的国家机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5、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中国发展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任何国家的发展既有其自身规律和基本要求，又是一个受制于各国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立足于基本国情，积极研究其他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借鉴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有益经验，尽量少走弯路。始终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途径，建立起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生机。第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学指导开创性的改革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理论创新，尤其是在历史紧要关头敢于突破陈规。如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本解除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指明正确方向。十五大、十六大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为推动改革实践的不断突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第三、着力解决深层次体制矛盾，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新阶段，一方面必将深刻冲击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另一方面更需要以新制度取而代之。因此，需要掌握好“破旧”和“立新”、“废除”和“建设”的辩证关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由易到难，不断消除深层次的旧体制障碍，同时全面加强各项新制度的建设。及时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具有稳定性、权威性的新制度和新机制。第四、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计划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等相继进入攻坚阶段，既需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同时也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实践证明，高屋建瓴，统揽改革全局，循序渐进和大力度突破相辅相成，既可减少社会震荡，又可避免重大改革久拖不决。第五、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闭关锁国不仅导致经济落后，更造成旧体制故步自封。对外开放越是扩大，越能注入新的改革动力。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争取“入世”的进程，尖锐揭示了计划经济的深层次弊端，强烈冲击着落后观念，空前开阔了国人的视野，鞭策我们主动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先进的制度文明，把改革引向纵深，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第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关键是把握好改革力度、开放程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在全社会形成推动改革的高度共识和强大动力，实现稳中求进。第七、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办法防范、化解风险，增强经济机体的抗冲击能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经济运行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机体内部的潜在风险也会加大。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渡过经济过热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难关，逐渐缓解近期经济偏冷的压力，很重要的经验是通过推进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化解金融风险，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调节，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从而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使之步入相对平稳的持续增长轨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的失败教训给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得以很好的借鉴，以至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突破这些弊端，并且结合了中国自身的状况，探索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前进。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它能够不拘泥于苏联模式而寻找到了自己本国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在今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简单一点说，两者的文章都是喉舌身份为党代言……；不同的是代言角色有所差别，前者是以精英、官僚居上者的身份为党代言；而后者往往伪装成人民群众居下者的身份替党代言……
前后两者都属于人民日报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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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大陆政治都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除了为外界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观点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论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意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1、重要程度不同。
社论是最为重要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是报纸编辑部就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评论员文章是属于中型的重头评论，是仅次于社论的重要评论。
2、代表的角色而不同。
社论不仅代表编辑部发言，而且直接表达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导向性和指导性。评论员文章旨在体现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3、发表程序不同。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般要经同级党委或有关部门审定。由于规格高，影响大，要坚持少而精。评论员文章是由本报评论员撰写或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评论员文章。
扩展资料：
社论的任务：
1、阐述型社论：其任务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党的纲领、路线、任务、奋斗目标，阐述党委和政府新近制定的重要决策、决定、政策、方针和政令的实质、依据和意义，以帮助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正确领会其政治意义和精神实质，进而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
2、启迪型社论：其任务是着重于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帮助读者从思想、理论和政策上提高认识，增强党的基本路线觉悟，促进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3、评介型社论：任务在于着重对有典型意义或重要意义的新闻性人物和事件进行旗帜鲜明的褒贬、评介，从思想、政治、理论的高度进行论述和概括，以深刻揭示本质，总结经验或教训，从而发挥其启迪思想、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
4、论辩型社论：任务是以揭露和批驳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敌对言行、反动思潮和腐朽思想的一种战斗性较强规格较高的重要言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评论员文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社论
这三个的区别
可以多关注下人民网和新华网还有半月谈。这些网站都有时政信息，您平时多积累一些，在考试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的作答。申论考试时要从阅读给定材料入手，在归纳概括、综合分析、提出对策、应用文写作、申论写作上花大量时间备考。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热点知识储备、思想表达能力、材料处理能力，多看人民日报上的评论文章，多思考一些社会热点、多动手写一些申论文章，相信申论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
公众号。评论员用典公众号，里面有本人工作之余整理的历年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随便查看下载，点击人民日报app的左上角的LOGO，是可以看到当天和以前的纸质版的内容的，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也分为好多块，你说提到的社论，一般在头版刊发，但是要在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才会有，像两会开闭幕，重大节日等，头版的评论文章，还有评论员文章署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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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主要内容：
1、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
2、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5、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6、全国春运今天启动科学防疫保出行。
7、【新春走基层】28万颗螺栓和它们的守护者。
8、专题片《零容忍》第三集《惩前毖后》今晚播出。
9、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最新疫情。
10、国内联播快讯：
（1）工信部：2021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球第一。
（2）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十三号卫星。
（3）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累计输气超150亿立方米。
11、多国人士：北京冬奥将展现冬季运动魅力。
12、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6569万例疫情致环卫人员短缺美多地垃圾堆积冲绳驻日美军一周新增确诊超2800例。
13、国际联播快讯：
（1）中国对叙利亚紧急粮食援助完成交接。
（2）汤加对外通信或需2周时间恢复。
以上内容参考 CCTV-1综合频道-新闻联播20220117
2021年1月14日新闻联播主要内容如下：
1、【“十三五”，我们这五年】职业教育助力出彩人生。
2、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3、中央军委表彰全军装备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
4、2020年外贸万亿元再创新高动力强。
5、【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锻长板补短板奋力作为创造新贡献。
6、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结业。
7、强化防控措施河北全力应对疫情。
8、防疫不放松各地加强防控措施。
9、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最新疫情。
10、国内联播快讯：
（1）“十三五”期间我国涉农信贷连续五年增长。
（2）2020年农发行投放长江大保护贷款超2000亿元。
（3）《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一年来成效明显。
（4）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5）我国东部地区2021年底实现快递直投到村。
（6）律师服务平台开通诉讼服务一站式办理。
（7）十万吨级深水生产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交付。
（8）三年整治提升北京800年老街今亮相。
（9）百米冰瀑挂悬崖镜泊湖上显美景。
11、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9033万例，美多地病例全面激增累计确诊超2307万，美国少数族裔在疫情中受更大冲击，美国报告可能出现两种新冠病毒新变种，英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达新高。
12、美国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条款美国国会加强警戒。
13、国际联播快讯：
（1）伊朗海军举行军事演习。
（2）美国去年第四季度财政赤字创同期最高。
（3）印度假酒事件已致20人死亡。
以上内容参考：CCTV-1综合频道-《新闻联播》 202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