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是医疗机构的一个诊疗科目,妇科是妇产科的一个分支专业,是以诊疗女性妇科病为诊疗的专业科室。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妇科中医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妇科中医论文篇1 浅析中医治疗妇科疾病用药特点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妇科疾病的发病率成逐年上升趋势。中医在妇科疾病的治疗中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妇科疾病的特点，其辨证用药具有独具一格的特色，该文按照妇科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杂病的顺序，结合古今文献的论述及名老中医治疗妇科病的经验体悟，举例说明中医在治疗妇科疾病时选药关键之处，启示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中药是获得疗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整理分析治疗经、带、胎、产、杂疾病的用药特点，可以帮助了解妇科病各个时期病症的特点，提升运用中药的能力，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医;妇科疾病;治疗;用药特点 中医在治疗妇科疾病上拥有独特的优势，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是其关键之处，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中药则更为重要，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本文按照妇科经、带、胎、产、杂病的顺序，分析中医治疗妇科病时的用药特点。由于历代医家用药经验众多，且各具特色，因此只能抽取其中一小部分浅谈，希望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启迪。 1 妇科疾病概述 中医妇科根据女性月经、带下、妊娠、产育、哺乳的生理现象，将妇科疾病分为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五类。其中“月经病”是指月经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经质发生异常，或伴随月经周期、或在经断前后出现明显不适症状为特征的疾病;“带下病”指带下量明显增多，色、质、味异常或伴全身、局部症状者;“妊娠病”是指妊娠期间，发生与妊娠有关的疾病，又叫“胎前病”;“产后病”指产妇在新产后或产褥期发生与分娩或产褥有关的疾病;除经、带、胎、产疾病以外，各种与妇科解剖、生理、病理密切相关的疾病，统称为“杂病”，本文主要论述瘕、不孕症。瘕指妇女下腹胞中结块，伴有或胀、或痛、或异常出血者。不孕症是指有正常性生活，未避孕一年未妊娠者。 2 浅谈用药特点 月经病 月经病的发病居于妇科疾病之首，在治疗用药方面，古代文献记载颇多，如《校注妇人良方・调经门》有“经行之际，禁用苦寒辛散之药”的告诫;《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门》有“调经不宜过用寒凉药论”及“调经不宜过用大辛热药论”的专论。 月经病种类较多，如月经先期、月经过多、崩漏、痛经、闭经等，治疗时根据“经前勿乱补，经后勿乱攻”的原则选择药物。如在行经期间，多采用活血通经、乘势利导的药物，以促进经血排出，如当归、川芎、桃仁、红花之类，但应注意月经过多者慎用红花、丹参等活血化瘀功效较强的药物，以免引起阴道出血过多。 可以选用夏枯草[1]，独降肝火，避免因经期阴血下聚胞宫，肝失所藏，疏泄不利;蒲黄，生用活血，助益母草收缩子宫之力，又能利尿消水，缓解经期水肿;炒用则祛瘀止血，以防行血活血太过，血不归经;病在冲任者[2]，用血肉有情之品直入冲任，峻补气血阴阳，补益阴精常用炙龟板、炙鳖甲，温补肾阳多用鹿角胶或鹿角霜，滋养阴血则以紫河车、阿胶为主。经后期，多用滋养肝肾之品，如白芍、熟地、山茱萸、山药、茯苓、丹参等。经前期则常用柴胡、郁金、橘叶、合欢皮疏肝理气，调畅情志。但应注意柴胡用量，柴胡虽有疏肝之效，但是如若疏肝太过，则会引动相火，伤及阴津，患者表现为耳鸣、头胀头痛，自觉有热气从尾椎循后脊向上到大椎，后分散为两股从凤池处入脑，脑鸣甚，心中烦躁[3]。 月经稀发者多属脾虚湿盛者，选择桑白皮、威灵仙、冬瓜皮、生苡仁可健脾祛湿，痛经者多为肾阳亏虚，不通则痛，采用生麻黄、桂枝、吴茱萸、干姜、肉桂等到达温阳行气止痛之效，阴道出血淋漓不尽者可选用侧柏叶、蒲黄炭、海螵蛸参、三七等止血药，对于长期阴道不规则出血而致气血亏虚者，可加入人参、炒白术等补气药，但为防止人参温燥之性，常配麦冬、沙参等甘寒滋润之品。 治疗月经病，应注意以“调”、“和”为主。不宜过用辛温燥烈之品，以免耗血伤阴，宜选择黄芪、淫羊藿、巴戟天、续断、菟丝子较平和之品;亦不可过用寒凉，如阴虚火旺者，常用炒黄柏、白薇之类，恐“热邪虽除，火退寒生，瘀血滞留”;且不可过用破血药，行瘀忌过于攻伐，以免太过耗气伤血伤正，宜益母草、泽兰之类;不宜理气过于香窜，以免劫阴耗气，可用玫瑰花、枳壳、青皮、陈皮、佛手等轻灵之品[4]。 带下病 带下病用药，《素问玄机原病式》主张用辛、苦、寒药按法治之，使郁结开通，热去燥结而愈，不可用辛热药。《丹溪心法》提出，治法以燥湿为先，湿痰下注者采用升提为主。薛立斋主张用健脾升阳止带为主。 《傅青主女科・带下篇》指出“带下俱是湿证”，因此辩证治疗多从湿论治，临床常用完带汤、易黄汤、四妙散之类清热健脾除湿止带的方剂。但完带汤对于脾虚湿盛症情较轻者疗效确切，对劳倦过度、中气下陷者则力有不逮，可改用益气聪明汤治疗。对于湿热内蕴，兼有阴虚内热者，可用四妙丸合青蒿鳖甲汤治疗，将苍术易以白术，燥性大减，且白术多脂，无伤阴之弊。二方合用，以清、透为主，滋阴而不腻，化湿而不伤阴，使湿热除而阴虚复[5]。由于带下病与湿关系密切，因此考虑到白芍养阴助湿，故多不用，而用白芷燥湿止带，兼以止痛。有医家总结到[6]：治疗带下病，祛湿药多用、苦寒药慎用、滋阴药少用、辛热药不用。 除了内服用药外，使用中药熏洗，借助药物的挥发作用，疗效亦佳。常用外洗药为蛇床子、苦参、黄柏、蒲公英、百部、枯矾、花椒等，伴阴道干涩者减枯矾加马鞭草、丹参、甘草;外阴白色病变者减枯矾加姜黄、补骨脂;有皲裂破溃者减花椒加乌梅、诃子，并用蛋黄油外涂[7]。 妊娠病 妊娠期间用药，凡峻下、滑利、祛瘀、破血、耗气、散气以及一切有毒药品，都宜慎用或禁用，因为可能对孕妇的健康及胎儿的发育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甚至会引起堕胎、小产或胎儿畸形，因此，重视妊娠病用药意义重大。 《妇人大全良方》指出：“妊娠用药，宜清凉，不可轻用桂枝、半夏、桃仁、芒硝等类。凡用药，病情退则止，不可尽剂，此为大法”。关于用药原则，《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曰：“胎前清热养血为主，理脾疏气是为兼，三禁汗下利小便，随症虚实寒热看。” 自古有“胎前宜凉”的说法，因此妊娠早期一般以清热理脾安胎为主，多用黄芩、白术、栀子;中晚期则重滋阴安胎，多用白芍、熟地、山茱萸、枸杞子。用药虽以益阴敛阴药物为主，但不能选用过分苦寒或有走下作用的药物，如寒水石、黄柏、泽泻等，防止过分苦寒伤阴，导致胎元不固;另外，清热之品应选择性味较为平稳的药物，以免过分寒凉影响胎儿的发育，常用金银花、黄芩、青蒿等;不宜用当归、川芎等辛温“走而不守”之品。考虑早孕期妊娠反应的问题，慎用过分滋腻的药物，如大枣、白芍等，以防碍胃[8]。 对于兼症，如大便秘结者，可用山药、生地黄、肉苁蓉等滋补肾精，润肠通便之品，慎用茯苓、泽泻等渗利之药;夜尿频者，可用覆盆子、益智仁;腰痛者，常加杜仲、黄精、狗脊等。对于母儿血型不合者，常用茵陈降低其抗体效价，疗效甚佳。 对于妊娠禁忌药，如半夏、莪术、牛膝、水蛭、甘遂、芫花、蜈蚣、全蝎等，治疗时应慎用或禁用，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亦可适当选用，即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但用药时应注意[9]：宜选择作用和缓之品如柴胡、苏梗、大腹皮、枳壳、香附、桃仁、丹皮、丹参、当归、川芎、五灵脂、益母草等;应适当配伍养血安胎药如阿胶、桑寄生、何首乌等;严格掌握剂量，“衰其大半而止“，以免动胎伤胎。如妊娠浮肿者，宜选择皮类利水药，如茯苓、扁豆、桑白皮、大腹皮等。 产后病 尽管目前尚无中药能否进入乳汁的文献资料，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假定药物能通过血乳屏障转运到乳汁为乳儿所吸收，因此凡大辛大热、大苦大寒、大滋大补、峻下滑利、破血耗气、回乳与影响乳汁分泌及有毒之品，均应禁用或慎用。如应用番泻叶、大黄等药性寒凉的泻药时应停止哺乳，以免药物成分进入乳汁造成乳儿腹泻。应用中药治疗期间，乳母应在哺乳后立即服用药物，以使下一次哺乳时药物浓度尽可能低一些[10]。 关于产后用药，前人提出“三禁”：禁大汗以防亡阳，禁峻下以防亡阴，禁通利小便以防亡津液。即解表不可过于发汗，攻里不可过于削伐，清热慎用芩连，温里慎用附桂，产后胃气虚弱，加之需要哺乳，消导之品既重伤胃气，又使乳汁减少，故不可重用，如三棱、莪术、麦芽、神曲之类尤当慎之[11]。如产后缺乳者，可加入漏芦、通草、王不留行、路路通等行气通络药，与猪蹄并煎，起到通络增乳之效。 杂病 瘕 《济阴纲目》中记载：“善治瘕者，调其气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衰其大半而止，不可猛攻峻施，以伤正气”。 《医学衷中参西录》[12]指出：“三棱、莪术、水蛭，皆为消瘕专药”，并用人参、黄芪等诸药保护气血，使瘀血去而气血不至伤损。除应用活血化瘀药外，可配伍祛痰散结类药物，如浙贝母、鸡内金等，正如李东垣所说“善治瘕者，调其气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加上橘核、荔枝核等行气散结之药，使气血畅通，结消散。此外，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经前顺其疏泄之性，加入香附、郁金等药加强疏肝之力，经后则顺其充盈之性促进血海之充盈，通过补益肝肾，适当配合理气化瘀药，如熟地黄、山药、山萸肉、菟丝子、金樱子等[13]。 不孕症 不孕症的治疗一般采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理念，在明确西医诊断的基础上，根据脏腑、气虚、经络等辨证分型治疗。 排卵障碍性不孕者，常在经后期以补肾药为主，如紫河车、鹿角胶等，配合赤芍、丹参活血化瘀，促进卵泡发育、成熟，排卵期则在补肾药的前提下，加重行气活血药的应用，如泽兰、益母草、蒲黄、川牛膝等。若兼有气郁，加柴胡、郁金、香附、乌药;血瘀重者，白芍改为赤芍，加川牛膝、益母草、泽兰、水蛭、土鳖虫;血虚有寒者，加肉桂、吴茱萸;血虚有热者，熟地易为生地，加黄芩、牡丹皮[14]。 输卵管阻塞性不孕，多采用三棱、莪术、乳香、没药、夏枯草、荔枝核等活血化瘀，穿山甲、地龙、水蛭等行气通络，路路通、王不留行、海藻、皂角刺、白芥子等散结利水[15]。临床亦可采用中药灌肠，这样内服外用疗效甚佳。 3 小结 关于妇科疾病的治疗选药，应根据经、带、胎、产、杂病各自病证的特点，把握用药的原则，注重经验用药的积累，这样才能药到病除，提高临床疗效。月经病，一般以四物汤为基础方，辨证加减治疗，但应注意在理气、活血、温阳、滋阴的同时，不可过用破气、攻血、温燥、寒凉之品，否则尽管治疗大法正确，但却达不到原先设想的效果，反而耗损人体气血。带下病的治疗，谨遵“祛湿药多用、苦寒药慎用、滋阴药少用、辛热药不用”的原则，另外重视外用药的熏洗，多采用清热祛湿解毒止痒之品，内服外用，则可在极短时间内祛除病邪。妊娠病与产后病者，根据“产前宜凉，产后宜热”的原则，多采用滋阴或温热之品，辨证用药。对于妊娠禁忌药慎用或不用，但是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酌情使用，不拘泥于传统束缚，即可谓真正达到“辨证论治”的要求。对于瘕、不孕症等杂病，在症情适宜的情况下，应大胆使用虫类药、破气药等性味稍峻猛之品，这样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疗效，免于长期使用一些理气药，不仅疗效不明显，而且耗伤正气。 由于众医家临床用药经验颇丰，本文只浅谈一小部分用药特点，希望通过这些用药特点启发大家，重视临床用药原则及选药特点，提升中医治疗水平，产生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 朱梅.刘琨治疗月经病的经验[J].北京中医，2005，24(6)：336. [2] 季春红.陆启滨教授治疗月经病经验探析[J].广西中医药，2010，33(1)：41. [3] 王绵之.王绵之方剂学讲稿[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4] 陈学奇，葛蓓芬.陈大治疗月经病用药特点[J].中医杂志，2014，55(13)：1096. [5] 杨利.章文庚先生治疗带下病的特色经验[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10，27(4)：51. [6] 吴玲.吕美农治疗带下病经验[J].中医药临床杂志，2008，20(5)：435. [7] 李玲玲，郭瑞，何春晖.褚玉霞教授治疗带下病经验[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5(9)：746. [8] 华苓，佟庆，张巨明.柴松岩治疗妊娠病经验探讨[J].北京中医药，2010，29(10)：751. [9] 文乐兮，尤昭玲，袁振仪，等.妊娠病组方用药规律探讨[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13(8)：25. [10] 解海，李泽民，朱林峰.妊娠期和哺乳期中药应用与风险控制[J].中外健康文摘，2010，7(29)：357. [11] 文乐兮，魏飞跃.产后病组方用药规律与特色探讨[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2，13(3)：67. [12]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2版.王云凯，李彬之，韩煜重校.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13] 邓德强，马骏.马德孚教授治疗瘕经验[J].河北中医，2004，26(4)：248. [14] 单婧.马运用补肾活血法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J].中国中药杂志，2014，39(4)：748. [15] 何东杰.卫爱武教授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经验[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9(3)：210. 妇科中医论文篇2 试论中医调理妇科月经失调效果 在临床妇科中，月经失调是十分常见的一种疾病，青春期到绝经前的各年龄段妇女均可能发病。月经失调的类型包括月经先期、后期(及闭经)、前后不定期3种，患者多伴有经血淋漓不尽、月经过多或量少等[1]。我院妇产科在月经失调的临床治疗中，采用了中药调理方式，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2012年10月～2013年10月收治的98例月经失调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月经不调诊断标准。随机将其分为2组(每组49例)：西医组年龄在20～43岁之间，平均为(±)岁，未婚20例、已婚29例，病程在5个月～8年之间，平均为(±)年;中医组年龄在21～44岁之间，平均为(±)岁，未婚21例、已婚28例，病程在6个月～7年之间，平均为(±)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方法。 西医组：采用孕激素、雌激素周期治疗方法，以2个月经周期为1个疗程。 中医组：采用中药调理。患者在经期完后第1d，应用补肾养血汤(取当归20g、熟地20g、仙茅15g、淫羊藿15g、菟丝子15g、肉苁蓉15g、丹参10g、党参10g、紫河车10g)，以水煎服，1剂/d，分早晚2次服用;在经期后第12d，应用理气活血汤(当归10g、赤芍10g、郁金10g、牛膝10g、充蔚子10g、香附10g、桃仁6g)，以水煎服，1剂/d，分早晚2次服用;在经期后第22d，应用活血促经汤(泽兰10g、香附10g、牛膝10g、川芎10g、白术10g、茯苓10g、党参10g、赤芍10g、肉桂2g)，以水煎服，1剂/d，分早晚2次服用，以2个月经周期为1个疗程。 疗效评价。 调经疗效。治愈：经治疗，患者的经期、经量及月经周期均恢复正常;好转：经治疗，恢复月经周期，经量及经期基本恢复正常;进步：经治疗，月经周期、精良及经期有明显改善者;无效：经治疗，月经周期、经量及经期均无变化者。总有效例数=总例数―无效例数。 止血疗效。阴道出血在3～5d内停止，月经量恢复正常，为治愈;阴道出血在5～10d内停止，月经量<100ml或比治疗前减少30%，为好转;阴道出血时间在10d以上，月经量比治疗前有所减少，为进步;治疗前后阴道出血时间及量均无改善者，为无效。总有效例数=总例数―无效例数。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应用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比较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进行X2检验，P<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的止血效果对比，详见表1。表1显示，中医组的止血总有效率为，西医组为，组间比较，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在祖国医学中，认为月经的调节、产生主要与脏腑气血有关，同时经络通畅与否也会对月经产生一定的影响，月经与肾脏的关系最为密切。通过中医辨证，采取调节冲任、补气血、养肝肾等方法，可有效纠正月经紊乱，逐渐恢复正常的月经周期[2]。 理气活血汤，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其能有效疏通血液循环，消解淤血;补肾养血汤的功效在于温肾补血，其能有效增强机体能量代谢，患者服药后，全身会有明显的温热感，振奋精神[3];活血促经汤的功效在于养血祛瘀、温经散寒，其能有效改善子宫的血液循环，促进子宫内膜脱落。在对月经不调患者实施中药调理时，还应根据患者的年龄，分别对三脏(肝、肾、脾)的生理功能进行调节，如：青春期肾气初盛，月经不调可归结于肾;中年期月经不调可归于肝失所养;更年期可归于肾气渐衰[4，5]。 在本次研究中，结果显示：应用中药调理的中医组患者，在止血、调经总有效率方面，均显著高于采用西医常规治疗的西医组，P<，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妇科月经失调应用中医调理方式进行治疗，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其治疗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潘敏.中医调理妇科月经失调效果分析[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2，04(3)：315 [2] 严群.浅析中医调理妇科月经失调的好处[J].医学信息(中旬刊)，2011，24(8)：3798-3798 [3] 何雪萍，田红霞，潘展霞等.中医体质调理在防治月经不调中的临床应用[J].河北中医，2012，34(4)：533-534 [4] 李虹.月经失调中医药周期疗法治愈临床观察[J].中医学报，2010，25(4)：769-770 猜你喜欢： 1. 有关中医妇科护理论文 2. 妇科临床医学论文 3. 关于妇产科的论文范文 4. 妇产科医学毕业论文 5. 关于妇科护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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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现状论文主要内容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多具有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生存期较短，预后差。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高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系统化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是肝癌治疗的.重要课题。
对于肝癌的认识，中医认为属于“症瘕”“、积聚”、“黄疸”、“肝积”的范畴。已有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有效稳定病情，减轻毒副作用，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使部分患者肿瘤缩小;另一方面治疗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中医药治疗成为肝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中医认为肝癌的病因及病机为外受寒邪、损伤脾胃、肝气郁滞、气滞血瘀、结而成积。中医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和疏肝理气，并与手术、介入、放化疗等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起到减毒增效之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柔肝止痛等功效的中药经常被用于肝癌的治疗并取得临床疗效，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较多为“有毒”中药及活血化瘀中药。
“有毒”中药与肝癌治疗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与“毒邪”有关，因此“以毒攻毒”为重要治疗方法，即用峻猛中药以攻邪。历代医家有颇多论述，如虞抟《医学正传》中“大毒之病，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1]，明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凡治积非有毒之品攻之则不可”[2]。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目前在肝癌的治疗中也经常应用，常用的此类中药有、蜂房、全蝎、水蛭、蜈蚣、蟾蜍、守宫、常山、半夏、天南星、马钱子、巴豆、附子和乌头等。
活血化瘀中药与肝癌治疗 气滞血瘀证是肝癌患者常见临床症候，历代医家常从气血运行失常而致气滞血瘀来探讨肿瘤形成的病机。如《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置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平和，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应投隙，瘤所以生”[3]。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4]。
因此行活血化瘀也是中医药治疗肝癌的常用方法，常用中药有丹参、赤芍、三棱、水蛭和等。
中药治疗肝癌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乏与肝癌相关病症的治疗，这些相关病症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对应是否精确还值得商榷。加强文献学的进一步细化整理研究是深入发掘中医治疗肝癌理论基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增强中医治疗肝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
2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研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肝癌的机制，筛选抗肿瘤中药复方及单味中药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药复方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历代古方中可用于肝癌治疗的中药复方较多，临床上常常根据肝癌的不同证型，选取与之对应的方剂进行加减治疗。如李江等[5]通过研究证实，采用水煎法、梯度乙醇提取法及醇水法从小柴胡汤中获得的提取物对小鼠H22肝癌实体瘤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提高荷瘤宿主免疫功能的作用。季幸姝等[6]通过观察膈下逐瘀汤对肝癌Bel7402细胞和大鼠肝癌组织中丝/苏氨酸激酶蛋白及FIEN编码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PA kt水平的降低和PT EN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膈下逐瘀汤抗肝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杜标炎等[7]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联用对小鼠移植性肝癌自杀基因治疗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其疗效优于单纯自杀基因疗法或单纯六味地黄丸治疗。进一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自杀基因系统10% tk/GCV杀伤大鼠肝癌CBRH7919细胞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且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中药复方治疗肝癌的疗效不可否认，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使其作用机制难以应用单一的药理途径阐明。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个体化诊疗要得到推广，必须进行具有统计学说服力的临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应使临床研究对象的选取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使中药复方规范化，同时通过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治疗作用产生的人体综合生物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增强中药治疗肝癌有效性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单味中药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药单体能在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抗肝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诱导肝癌细胞分化、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多个环节抑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陈小义等[8]研究发现， mol/L及以上浓度蟾蜍灵对SMMC 7721细胞具有显著细胞毒作用，细胞生长相关基因P21wafl/cipl在蟾蜍灵诱导下表达上调，同时受P21wafl/cipl调控的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下降，二者呈负相关，提示中药可通过直接杀伤肝癌细胞和抑制其增殖而发挥抗癌效应。黄应申等[9]以10 mmol/L脂蟾毒配基处理Bel 7402细胞24 h后，发现癌细胞出现凋亡的形态变化，其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脂蟾毒配基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释放入胞质中的细胞色素c增多，促进Caspase 3蛋白活化，抑制Bcl 2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其诱导凋亡作用可能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黄炜等[10]探讨了18 β-甘草次酸和甘草酸对Bel 7402细胞增殖的抑制和诱导分化作用，揭示二者有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魏志霞[11]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SMMC7721/多柔比星细胞内化疗药物的浓度，增强多柔比星作用，表明从中药筛选出低毒的多药耐药逆转剂是可能的。
何芳等[12]探讨人参皂苷Rg3联合三氧化二砷对肝癌裸鼠移植瘤模型的治疗作用，发现人参皂苷Rg3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明显降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人参皂苷Rg3与As203联合应用能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罗明等[13]通过采用腹腔注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观察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癌的大鼠肝脏病理改变、肝表面癌结节数和血清ALT、GGT、ALP 的变化，发现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组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模型组，肝表面癌结节数、肝/体重比和血清ALT、GGT 明显低于模型组(P<)。而 ALP 升高，说明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延缓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形成，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较中药复方研究更为深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相对容易确定，其量效关系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研究较中药复方易进行。目前的问题之一在于此类研究较多采取的是某味中药的提取物。尽管提取物能在某一方面说明该味中药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但表现的生物学效应与该味中药相比有多少差距尚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单味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往往是发现了某一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效应或临床疗效，如何将其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疗肝癌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的科学说服力，这仍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类似于中药药性本质及其临床效应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为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中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中药联合放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 顾本宇[14]通过观察益气健脾疏肝中药联合化学药物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发现中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组的稳定率为，明显高于对照组的(P<);治疗组 12、18、24 个月的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尤建良等[15]通过观察中药调气行水方联合顺铂、白细胞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疗效，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控制腹水，改善体力状况，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缓解常见临床症状，提高疾病控制率，提示配合中药能减轻化疗药物及生物反应调节剂的毒副反应。
目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主要在临床有效性方面，阐述其有效机制的研究尚少，进一步深入研究须说明为什么联合中药会有较好的效果，这一点须要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来寻找中药疗效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这也是今后中药临床有效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治疗普遍采用的根治性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和肝移植，约30%～40%患者采用此法，肝移植的总体疗效优于手术切除治疗。 现阶段肝移植治疗肝癌的最佳适应证仍为米兰标准，但由于移植器官不足，对移植适应证的扩大应慎之又慎，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通过使用药物预防或延迟肿瘤的复发，针对肿瘤生物发生途径中的关键分子进行靶向治疗也可使肝癌治疗发展日趋完善[16]。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如陈立武等[17]通过观察中药全身治疗与手术相结合的协同作用，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0例)在手术前1周开始复方中药治疗并于术后续行中药治疗，对照组(30例)只作单纯手术治疗，比较2组的疗效、生存率及并发症。结果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24、36 个月生存率有显著差异(P<)。
提示在肝癌围手术期中应用复方中药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及累计生存率。
中药复方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症候的改善、生存率的影响、并发症的减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关临床资料的样本数较少;
症候学改善等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未能深入分析其疗效的生物学机制等。进一步的研究须要扩大样本数量，建立症候学统一客观化评价体系，同时深入研究其疗效改善的机制，才能增强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中药介入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晚期肝癌患者常因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难以进行手术治疗。肝癌介入治疗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可选择的重要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为化疗介入药物多可造成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害，介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严重影响中远期的疗效。因此介入治疗中如何减少肝功能损害是治疗的重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目前已筛选出许多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与肝动脉化疗栓塞介入疗法结合进行研究，为肝癌的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李琦等[18]进行了去甲素微球介入治疗大鼠肝癌的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此疗法对大鼠肝癌有较好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栓塞肿瘤微血管，缓慢释放去甲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下调肝肿瘤细胞Ki-67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
冯敢生等[19]将白及用于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并与明胶海绵对照。结果表明，白及具有强大的栓塞作用，侧枝循环形成均在6个月以上，介入治疗间隔时间长，肿瘤坏死、缩小率及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明胶海绵。陈武进等[20]研究认为，采用酸钠联合常规化疗药物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可明显降低甲胎蛋白，提高疗效，同时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以上研究表明，中药介入治疗具有增强免疫、抗炎、抗病毒和促进黏膜修复等作用，对肝功能无明显损害，无骨髓抑制，并有升高白细胞等作用。这些优点使中药可能部分或完全取代西药，成为肝癌介入治疗较理想的栓塞剂。
中药在肝癌的介入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中药介入治疗能减轻不良反应，使患者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而且中药资源丰富，经济合理，有利于减轻治疗负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的介入治疗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可从规范治疗方案，合理选择介入治疗药物，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研发抗癌中药新制剂和新剂型等方面进行。
其他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药用于肝癌的治疗方法除口服和介入注射外，还有许多新的途径可用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中药穴位注射治疗肝癌也被证明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如胡军和瞿晓东[21]每天1～2次以丹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或黄芪注射液进行双侧足三里、阳陵泉、曲池及内关注射。内关穴1 ml，其他穴位2～4 ml，4穴位交替进行，能够明显缓解晚期肝癌疼痛。中药瘤体内注射也可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如涂小煌和戴西湖[22]曾应用超声引导下瘤体内注射去甲素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中药治疗肝癌的方法较多，形式多样，从方法学的角度讲，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须要注意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进行合理的推广应用，同时临床疗效的观察还须进行严谨的实验设计，以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对于中药治疗肝癌的深入研究，须要更细化更严谨的文献研究为治法用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运用网络药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出发，探寻中药疗效可能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对单味中药及复方治疗肝癌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合理选择治疗药物，规范治疗方案，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深入研发抗癌中药制剂和剂型，充分发挥中药治疗肝癌的优势.
目前的管线探测仪都只能探测金属的，就是一般的扫描用，我们公司前不久才咨询过的，目前最好的就是雷迪公司的RD8000.价格大概就是5、6万。要实现你说的功能的话需要地质雷达。这种的话就贵一些，一般就是10万左右吧。 好的也有二十万多的。
目前主流的检测漏水的仪器，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仪器，大都是声振法原理或叫音听法原理。就是压力水管泄漏时，破损口因压力液体往外喷射产生喷注噪声，包括摩擦管壁产生的噪声，连同冲击周围埋层媒介，如砖块，泥土的声音，以及冲击时间长了，有可能冲空周围埋层而形成的水流回旋的声音，翻泡的声音等等，这一系列综合的声音传到管道埋设的正上方路面时，用仪器的传感器或者叫拾振器去接收这些泄漏声音信号，再经过主机进行放大分析，最终判定漏点位置。其泄漏信号强度距离漏点越近则信号越强，反之越弱，通过比较各点之间的信号强弱，达到检测漏点的目的。市面上的漏水检测仪，地下管线泄漏探测仪，包括相关检测仪，多探头测漏系统，都属于此类原理的仪器。它们都是属于查找漏点位置的仪器，查找之前，对于管线的埋设位置，也就是管网图是要求越清晰明了越好，它们都不能代替专门查找管线位置的管线探测仪来查找管线位置。这是两种不同原理的仪器
埋地水管发生泄漏时，水在压力下溢出会产生一种噪音，这种噪音会沿管道向两侧传播，或沿介质传播到地面，漏水检测仪就是通过拾取这种漏水的声音，并转换为电信号，经过相应放大并作数字化滤波处理，来判断漏水点的准确位置。这是漏水检测传统声波检测的方法。可以直接确定漏水的位置。
地下电缆探测仪通过向地下管道发送出特定的电磁波信号，探测仪利用探头与磁力线地平面垂直相切时，收到的信号最小（几乎为零）的原理来测定埋地电缆的走向和深度。
探测仪技术指标：走向位置偏差：<20cm；探测深度：≤5m；工作电源：6V镉镍蓄电池组；重量：；外形尺寸：60mm×160mm×120mm。
扩展资料：
管线探测仪是当前埋地管道定位以及外防腐层检测中广泛使用的设备，由于受使用者技巧和经验的局限，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对仪器原理理解不深，使用方法不当，而未发挥出仪器本该有的功效。
操作者可以通过大屏液晶显示信号强弱、条栅、箭头以及声音提示来判断电缆的位置及故障点。地下管线探测仪不但可以用于查找电缆（带点或者不带电）路径，而且也可以用于寻找直埋电缆故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下电缆探测仪
许多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在潜伏期没有任何自觉症状，但也有一部分人在感染早期可以出现发烧、头晕、无力、咽痛、关节疼痛、皮疹、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等类似。感冒。的症状，有些人还可发生腹泻。这种症状通常持续1～2周后就会消失，此后病人便转入无症状的潜伏期。潜伏期病人的血液中有艾滋病病毒，血清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呈阳性反应，这样的人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简称带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很强的传染性，是传播艾滋病最重要的传染源。在很长的潜伏期中，感染者虽然没有自觉症状，外表一如常人，但全身免疫系统仍在继续受到艾滋病病毒的破坏，到免疫系统功能再也不能维持最低的防御能力时，多种对正常人不会引起疾病的病原微生物便会使患者发生条件性感染，引起脑、肺、胃肠道和其他部位的病变及症状。一些恶性肿瘤也因患者抵抗力极度低下而产生。艾滋病人的症状因为发生条件性感染的内脏和发生肿瘤的部位不同，表现为多种多样。常见的症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性症状持续发烧、虚弱、盗汗、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体重下降在3个月之内可达10％以上，最多可降低40％，病人消瘦特别明显。呼吸逼症状长期咳嗽、胸痛、呼吸困难、严重时痰中带血。消化道症状食欲下降、厌食、恶心、呕吐、腹泻、严重时可便血。通常用于治疗消化道感染的药物对这种腹泻无效。神经系统症状头晕、头痛、反应迟钝、智力减退、精神异常、抽风、偏瘫、痴呆等。皮肤和粘膜损害弥漫性丘疹、带状疱疹、口腔和咽部粘膜炎症及溃烂。肿瘤可出现多种恶性肿瘤，位于体表的卡波希氏肉瘤可见红色或紫红色的斑疹、丘疹和浸润性肿块。艾滋病有多种临床表现，主要表现有长期不明原因的发热、身体乏力、体重下降、咳嗽、气喘、腹泻、颈部、腋下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等。目前对艾滋病的治疗没有特效药物，只有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才是防止其蔓延的唯一有效方法。艾滋病患者多数易患有各种皮肤粘膜感染。最常见的是口腔粘膜念珠菌病，表现为舌和颊粘膜上的白斑，常在红色基底上出现，这种感染无症状，也可播散到口咽或食道，引起严重的吞咽困难，常见的是口腔粘膜感染是复发性单纯疱疹性口炎，病变常复发，长期持续，常见累及唇和咽。有文献报道，艾滋病的最初表现中有严重的慢性溃疡性肛门周围单纯疱疹病损，这种溃疡可能相当大，在病变的陡壁上可找到多核巨细胞或病毒，带状疱疹水痘皮疹在艾滋病患者中的发生率也增高，带状疱疹常撒播到几个皮神经区：疣是另一种常见的皮肤病毒感染，同性恋者患艾滋病可发生大的肛门周围尖湿疣，此种病较顽固，治疗较困难，皮肤真菌感染是艾滋病人一种常见的问题，腹股沟和肛周的念珠菌感染有时很严重，由念珠菌或毛癣菌引起的甲癣也常见：某些非感染性皮肤病在艾滋病患者中也常见，有药瘾的艾滋病患者，可出现多发性瘢痕和反复注射引起的溃疡，也可见到紫癜。此外脂溢性皮炎在艾滋病病人中的发生也多见，在病人的头皮、面、耳、胸以及更多见于生殖器，表现为红斑样、角化过度的鳞屑斑。在面部通常呈蝶形分布，其病因至今还不明。同时还伴有恶性肿瘤的发生，如卡波西氏肉瘤亚性淋巴瘤、皮肤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色素瘤等。
可以用超微抗体检测剂自行检测
艾滋病有哪些症状？
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简称，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
1.阴虚火旺型 精神分裂症中医诊断标准：①舌质红或绛；②无苔或剥脱苔；③脉细数。 精神分裂症中医治疗：中草药选滋阴清热汤；中成药选丹栀逍遥散；单方验方选银柴胡；其他疗法有电针、体针、足针、三棱针、磁疗等。 本型与紧张型大致相符。 2.气滞血瘀型 精神分裂症中医诊断标准：①舌质紫或瘀暗；②少苔，舌下脉曲张瘀血；③脉涩或弦。 精神分裂症中医治疗：中草药选新制柴胡汤。中成药选血府逐瘀口服液。单方验方选地龙。其他疗法有电针、拔罐、按摩、推拿、药浴、激光等。 本型与偏执型大致相符。 3.痰火内扰型 精神分裂症中医诊断标准：①舌质红或绛；②舌苔黄厚或黄腻；③脉滑数有力。 精神分裂症中医治疗：中草药选解郁化痰汤。中成药选礞石滚痰丸。单方验方选瓜蒂。其他疗法有电针、过梁针、挑治、刮痧等。
原因不是单一的
中医根本就不能治精神分裂
北京德胜门中医院－精神康复科－主任医师－项春兰-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有哪些
我查到的有：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目前编辑部在肿瘤学院的英文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中国癌症研究）被SCI和JCR正式收录。
9月23日，首个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发病率和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的研究在《柳叶刀》期刊发表。该研究首次报告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最新发病率的综合数据。研究显示，2018-2020年，我国共有121145名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为癌症患儿，卫生服务可及性在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发病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团队还指出了改善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现状的措施。该研究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倪鑫教授团队完成。2019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复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将全国儿童癌症诊疗机构纳入儿童肿瘤监测网络。截至2022年9月，儿童肿瘤监测网络已覆盖全国587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登记186万条儿童癌症病例信息。倪鑫教授团队深入分析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网络的监测数据及国家相关领域数据库信息，估算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儿童（0-14岁）和青少年（15-19岁）的癌症发病率，基于儿童肿瘤国际分类标准，报告了12个主要诊断组、47个亚组和81种癌症亚型的最新发病率。研究结果显示，2018-2020年平均每年新发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患者万名；三年平均总发病率为百万；0-14岁儿童癌症的发病率为百万，15-19岁青少年癌症的发病率为百万。在儿童中，排名前三位的癌症依次为白血病（ /百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百万）和淋巴瘤（百万）；而在青少年中，恶性上皮癌症和黑色素瘤位居第一（百万）、其次是白血病（百万）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百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局部的数据报告让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白血病新发患者占儿童肿瘤的50%甚至更高。但此次研究结果发现，白血病占比约32%，淋巴瘤占比约，将近60%的患者是实体肿瘤患者，这说明儿童实体肿瘤的流行病学负担被低估了。此次研究的最大创新点是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DI）对全国和不同HDI地区的儿童肿瘤诊断相关的4个卫生服务指标进行了研究，发现儿童肿瘤发病率与HDI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趋势，儿童肿瘤医师、病理医/技师、儿童肿瘤诊疗机构以及儿科床位的人口和地理密度与HDI水平也呈现正相关趋势。倪鑫教授团队建议，在推进分级诊疗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将儿童癌症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作为设立和评价区域儿童医疗中心和区域癌症中心的标准之一，从制度上要求各地区配备高质量的儿童癌症卫生服务资源，确保癌症患儿在区域内甚至在省内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减少异地就诊所带来的非医疗费用支出的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院与国家医学中心及区域医疗中心的联动，提升各地儿童癌症早期识别与早期诊断能力。此次研究为我国儿童癌症防控措施及政策制定，特别是优化儿童癌症卫生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线数据，还为近年来我国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供了佐证
9月23日，首个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发病率和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的研究论文在国际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该研究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倪鑫教授儿童肿瘤研究团队完成。研究发现，白血病约占儿童肿瘤的32%，淋巴瘤占比约，其余将近60%的肿瘤是实体肿瘤，说明儿童实体肿瘤的流行病学负担被低估。研究团队分析了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网络数据及国家相关领域数据库信息，估算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儿童（0～14岁）和青少年（15～19岁）的癌症发病率；基于儿童肿瘤国际分类标准，报告了12个主要诊断组、47个亚组和81种癌症亚型的最新发病率。结果显示，2018年—2020年，我国共有121145名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出癌症；3年平均总发病率为万，0～14岁儿童癌症的发病率为万，15～19岁青少年癌症发病率为万。在儿童中，排名前三位的癌症依次为白血病（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万）和淋巴瘤（万）；在青少年中，恶性上皮癌症和黑色素瘤位居第一（万），其后是白血病（万）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