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分析主观原因：自身因素 （1）不安分的天性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 通过文本中关于麦克白的描述，读者可以看出麦克白的本性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也正是这不安分的本性最终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麦克白的夫人评价麦克白：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 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 不愿玩弄机诈，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可见麦克白天性中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即使没有女巫的预言，妻子的唆使也终会暴发来，“跃跃欲试的野心”总有一天会扫除一切思想道德的障碍而展露出，即使没有外力的推动，麦克白也必然会走上“弑君”之路。 （2）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使他成了嗜杀成性的暴君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行为不成为悲剧，主张通过行为表现人物。麦克白悲剧过程中有三次严重的罪恶行为：弑君，暗杀班戈父子，屠杀麦克德夫一家。如果说麦克白“弑君”时还曾有一丝怜悯之心，犹豫不决，在暗杀班戈父子时只剩下残酷了，而在屠杀麦克德夫一家时更把残酷狂暴之情暴露无遗。麦克白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常使他感到恐惧和惴惴不安，但罪恶感不等同于懊悔之情，他也没有察觉他罪恶的根源。在罪恶感的痛苦折磨下，他继续他的罪恶只为掩饰以前的罪恶，这必然使麦克白越来越迷失，越来越疯狂，终成为一个嗜杀成性的疯狂的暴君。 （3）麦克白本人对宗教中神圣自由的错误理解 从宗教观点来看，人生下来就有天赋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即可以驱使你选择善，同时也能怂恿你趋向恶。可悲的是他最终选择的是恶，误用了这种自由意志，他误把神圣自由当作了自由意志，这样自由的误用必定会使人陷入囹圄之状，最终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命运悲剧。 客观原因：邓肯、班柯、女巫、麦克白夫人的外在影响 （1）邓肯的过度信任和依赖 麦克白是国王邓肯的表弟，根据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他也拥有王室继承权，更重要的是在“征讨叛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邓肯感慨麦克白的功劳太超越寻常，认为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他的伟大勋绩。邓肯表现了对麦克白的巨大的信任和依赖性。这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他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完全无理由的。 （2）班柯的拒绝 在收买诱惑班柯这个绊脚石不成的情况下，麦克白只好杀害了他。从那之后，麦克白内心的冲突开始减弱，认为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3）女巫的预言及麦克白夫人的刺激 女巫的预言被验证后，促进了事态的发展。麦克白告诉了夫人，于是预言激起了两个野心家的欲望。麦克白夫人是事态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当麦克白进退两难和犹豫不决时，麦克白夫人在旁边煽风点火。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总之，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他错误地听信了女巫的预言丢失了自己的信念，错误地遵从了妻子的指示丢失了自己真正的勇气，错误地不肯悔悟而走向了终极的毁灭。
提供一些《红楼梦》的论文题目，供参考。 试论《红楼梦》的女性人才观 《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 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浅析《红楼梦》中的几桩糊涂官司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试谈《红楼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红楼梦》的女性观及对现代人的启示 从《红楼梦》中的诗词翻译看归化与异化之争 从人物品格看《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超越 论《红楼梦》的矛盾冲突 论《红楼梦》的艺术表现 《红楼梦》艺术成就拾零 新时期《红楼梦》语言研究述略 论《红楼梦》的诗美体式 论《红楼梦》所叙宦官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情节描写的穿插艺术及其审美价值 从人物性格的深刻性看《红楼梦》人物的美学意义 论《红楼梦》某些景物的特殊作用及语言魅力 试论《红楼梦》开端艺术的特色与意义 谈《红楼梦》中满族旧俗 再论《红楼梦》中的庙庵与僧道及其社会意义 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 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 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试论贾宝玉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论贾宝玉的双性化性格特征及其实质 贾宝玉：一个结构的解构因子 “情不情”、“情情”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贾宝玉和汉诺悲剧人生之比较 浅谈贾宝玉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贾宝玉感情状态透析 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差异 宝黛爱情悲剧与林黛玉的情商 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 草木有本心——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一个封建礼教的回归者——林黛玉性格之我见 论曹雪芹的文人情结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 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 从林黛玉形象塑造看《红楼梦》人生价值取向 试论薛宝琴、晴雯、龄官和香菱是林黛玉的四个形象副本 论林黛玉个性的塑造 从《红楼梦》的二重世界看林黛玉与眼泪之关系 就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谈人际关系 中西文化的误区——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情结 浅论林黛玉的诗人气质 片言谁识解秋心——林黛玉为人漫议 论林黛玉爱情至上观的悲剧必然性 论晏几道的痴情——兼谈林黛玉的痴情 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刻划 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 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 论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 成也孤独,败也孤独——林黛玉形象的一个因素分析 林黛玉形象议 “春秋”法子促狭嘴——林黛玉语言特色之一 论林黛玉悲美风采和诗词的和谐统一 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 封建“淑女”的理想化与世俗化——以燕梦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为中心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主要人物的出场描写 试论《红楼梦》林黛玉形象塑造 浅析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意蕴 林黛玉性格浅析 从王熙凤的出场看曹雪芹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与曹七巧的人生误区 王熙凤——一个被包裹住了的悲剧人物 王熙凤口才分析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 试论悲剧英雄王熙凤的悲剧意义 对王熙凤艺术美的思考 从协理宁国府看王熙凤的管理才能 “二令”及王熙凤悲剧之源 曹操与王熙凤——关于典型形态问题的一个侧面 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 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惊人的相似——骊姬与王熙凤形象分析 《红楼梦》中 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 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刘姥 姥形象的社会文化底蕴 论《红楼梦》人物刘姥姥与贾母的审美同构关系 同在喜剧背景下演绎悲剧人生——桑丘和刘姥姥形象比较 刘姥姥与尤老娘形象论析 论刘姥姥形象的恒久魅力 刘姥姥三题——《红楼梦》人物论 析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特殊作用 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形象塑造 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刘姥姥与桑丘形象的异中之同 刘姥姥形象的社会意义 刘姥姥对人物性格的映衬作用 王熙凤判词里的闷葫芦 试论王熙凤艺术形象 从触摸传播谈王熙凤的性格塑造 略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语言个性化 责权利对等与王熙凤治丧 含笑的罂粟——尹雪艳和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解读王熙凤命运的密码——“一从二令三人木”探析 魇魔法的真谛——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聪明”和“愚钝”破译 20世纪王熙凤研究综述 一夜北风紧——王熙凤结局之我见 浅析王熙凤的悲剧 错不在王熙凤 自尊与对抗评王熙凤的“辣” 解读《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物形象 女正位乎内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试论王熙凤个性化语言的背景 王熙凤的社会伦理意识 王熙凤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征论析 男权压迫下的封建妇女——王熙凤新论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悲剧人生三部曲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红楼梦》中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形象的塑造 对《红楼梦》中王熙凤管理方法的思考 浅谈王熙凤的美、才及命运悲剧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林黛玉与薛宝钗 论林黛玉形象描写特点及艺术魅力 浅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谈《林黛玉进贾府》的艺术真实美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论《红楼梦》中的薛蟠形象 母爱的异化———《红楼梦》中的四位典型母亲形象分析 晴雯和春梅——《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一例 着意塑造的模糊艺术形象《红楼梦》秦可卿种种 论《红楼梦》人物的绰号艺术 《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 但闻其声如见其人——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红楼梦》主要人物年龄考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美 《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 论《红楼梦》悲剧中的喜剧描写 《红楼梦》贾探春自卑心理浅析 林黛玉和薛宝钗人物性格之比较 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因素 论《林黛玉进贾府》的辞令艺术美 论林黛玉的双重性格在其诗词中的体现 浅议林黛玉的悲剧美的意蕴 原型意象与林黛玉的忧郁 至刚至柔至阴至阳——破译林黛玉的男性气质 简爱与林黛玉比较谈 林黛玉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林黛玉“悲剧根源”的现代阐释 异域别壤中的两朵孤独之花——林黛玉与简·爱的比较 独立与叛逆——简·爱与林黛玉之比较 论《红楼梦》的思想 曹雪芹的自然观和《红楼梦》的自然美 《红楼梦》梦境之原型解析 论关于《红楼梦》的散曲
【摘要】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86-1940)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爵士乐时代重要的代表人物。兼为爵士乐时代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菲茨杰拉德尽情享受了这一时代的物质财富、放荡生活和各色诱惑,同时又洞察到这个社会的腐朽本质,冷眼旁观其同时代人的生活。《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英语名著之一,但是它起初并不引人注目。出版初期的销售量和报刊评论都不是很理想。直到三十年代,尤其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其销售量才开始稳步上升。如今,它每年的销售量都有近百万册,同时也激发了大量的关于菲茨杰拉德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讨论,甚至连续有三个不同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版本出现。说到这部小说的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来自菲茨杰拉德超群的小说描写技艺使然,而另一些评论家则从历史文化角度探讨其长久不衰的魅力。本论文试图从一个更新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文化研究角度——新历史主义角度来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美国文学著作。本论文写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在引言部分,论文简要介绍了作家菲茨杰拉德和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并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国内外研究趋势和基本状况。在第一章至第三章的论文主体部分,论文按照“理论-文本分析”的结构,从新历史主义理论出发,根据新历史主义的两大核心概念——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了详细的解读。第一章首先简述了新历史主义这一理论框架及其背景,为接下来的文本分析做理论准备。本章还就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以及新旧历史主义中“历史”的不同内涵进行了比较研究。本章最后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两位主要代表：一位是该文学理论的创始人史蒂芬·格林布拉特,另一位是提出新历史主义核心概念(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路易丝·阿德安·蒙特罗斯。第二章在历史的文本性这一理论概念引导下,探索这部小说中的真实历史事件,并阐释了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新历史主义理论认为文本记录了历史,并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但是由于每个历史记录者兴趣、意识形态和认知力不同,文学文本又不可避免的掺杂了主观性。本章写作选取了其中两件历史事件,并根据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这背后的意义：一是富勒-麦吉案件,它揭露了神秘财富的来源,并牵扯出了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庞大腐败网络；二是菲茨杰拉德与金妮维亚之见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以追求金钱及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目标而导致的悲剧结局的。论文第三章从文本的历史性这一角度出发,探究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的外部因素,以及它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会受到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性格、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同时文本也有塑造历史的力量。论文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经历了迅速的变化,菲茨杰拉德的特殊家庭背景也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受到了艾略特、斯宾格勒等作家的影响。这些特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所体现,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部伟大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文的最后结论部分整体回顾了这篇论文,并重点介绍了论文的现实意义和写作价值。根据新历史主义理论,文学研究和批评不仅会受到文本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还会受到文学研究评论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新历史主义鼓励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持续性文学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与爵士乐时代十分相似。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历史与文本关系的视角。因此,本论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旨在以作品主人翁错误的人生追求导致的人生悲剧的教训警示世人,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 菲茨杰拉德； 新历史主义； 《了不起的盖茨比》； 爵士乐时代
很好写啊。你可以分开写，一个一个的评论；也可以一块写完，然后评论；也可以先写你的论点，再拿他们事迹靠。写法就差不多。但是无论怎么写都要深挖！往时代和政治上靠，比如那种政治制度或者态势啊，士族豪强啊。
不要急，其实东吴初期就两大才，周瑜和鲁肃，但是鲁肃的战略眼光远远高于周瑜，周瑜还沉浸在“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中，这点格局做东吴大都督岂不是玷污了都督的位置么？鲁肃尽管是主张维系孙刘联盟的，但是其实是东吴仅有实力自保，而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就是一个箭靶子，与其借荆州，其实是想借一个自己不能保的地方给刘备容身，做顺水人情，后来的都是做戏。但是鲁肃是四大都督里面最具战略眼光，最会全局思考的政治军事战略家。至于吕蒙其实还是吴下阿蒙，没有战略眼光。夺荆州之事是直接破坏了孙刘联盟，直接导致了整个三个军事集团格局的变化，也就是拉开了，南派势力走向破败的序幕。他做都督名不副实。陆逊，虽是儒生，但是在三军事集团格局重新变换的时候，及时扭转了被动局面。但是作为从政者，有不智之举，当时其实他一时名将大族，在军中国中威望甚高，但是这已经对孙氏的统治造成了隐现的威胁，但是他不知道，还极力参与了孙氏家族的嫡庶之争，明显的不智，为孙权铲出隐患找了一个借口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一、集团斗争中“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时代豪杰 汉末军阀混战，大饥荒和瘟疫随之而起，这使汉末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期。残酷的现实与汉帝国宣扬的儒家“王道仁政”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对儒家的信仰开始动摇。现实使人们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中思考着人的存在及价值，在人生无常的悲伤中爱恋执著人生、期盼重整山河。在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存出路中人们发现，“仁义礼”等儒家道德规范已经失灵，惟有人的“才智”才能使个人和民族重获新的生存环境。“汉末魏初是一个十分重视人的实际才能而鄙弃能说而不能行的虚伪的道德空谈的时代，也是在政治上实行‘唯才是举’的时代。表现在思想上，产生了关于所谓‘才性’问题的论辩。”①“才性”论辩的实质是人的才德关系，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但汉末魏初的道德是虚伪的空谈，因此曹操在建安八年至二十二年间四次求贤令中反复申明的“唯才是举”、重才轻德的思想具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由于“德”与社会普遍的行为道德规范相联系，曹操对“才”的强调，也是对个体的个性才能发展的强调。从哲学角度看，重才轻德突出了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重才轻德成为魏晋思想解放的先声，并在曹魏元老刘邵的《人物志》里被贯彻弘扬。“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人物志》）②。这种“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英雄观突出和肯定了个体智慧力量的价值，它与刘邵“智者德之帅”观点和鉴识人物理论，对魏晋的思想、哲学、文学、时尚都起着重要影响。 汉末魏晋的变化——重整山河的愿望、唯才是举的思想、尊重个性价值赞赏人物风神仪容的审美思潮等，被罗贯中忠实地再现于《三国演义》中。小说中大力传播着曹操的“英雄观”：“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三国演义》二十一回）③，描绘了一群扭转乾坤于乱世、气度超凡的智慧性英雄；在各种战事中重笔描写文臣献策武将竞技，展现了英雄辈出争领风骚的汉末魏晋时代景观。 “比力而争，智者为雄”（《人物志》）。曹操、刘备、孙权因此在“逐鹿中原”中脱颖而出。曹操智胜袁绍后，挥戈南下欲统占全国。孔明孤身过江，促使孙刘结盟抗曹。不料周瑜和孔明刚合作就产生矛盾。周瑜暗忖：“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四十四回）。乍一看杀机出自对孔明能“审势”又“知人心”洞察力的嫉妒，若此周瑜会变成一个战场上的奥瑟罗，嫉妒会使他逐渐着魔，最终在一种必然疯狂（唯程度深浅不定）的状态下杀死孔明。但是周瑜不仅有条不紊精心巧妙地部署抗曹，还随机应变地定下“三杀”孔明的计谋：先派孔明乌巢劫粮，借曹操之刀杀之；再限孔明三天造出十万支箭，暗中设障使其贻误军机杀之；最后设下埋伏在孔明借得东风后杀之。可见嫉妒并没在心理性格上操纵支配周瑜；相反，周瑜一直清醒地关注和维护东吴的利益前途：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始终不失“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气概。 曹操南下所向披靡，刘表迎降刘备惨败。孔明过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吾等于中取利”。“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四十二回）。引火烧人自己脱身，骑墙观望坐收渔利，此计对于刘备走出眼下一无地盘二少人马三被穷追猛打的生存绝境，无疑是最优的最满意的解。至于盟友孙吴呢？按孔明第一设想：“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曹操返回北方，孙吴保住江东，刘备则占了荆州，有了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根据地。换言之，今天借孙吴兵力活下来的刘备，待有了地盘养精蓄锐后，便要干掉曹魏，扫荡东吴。而第二设想：“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仁义的刘备会立刻借敌手曹操的胜利，毫不留情地取代盟友东吴。看来，把东吴视作美味佳肴待时而吃的刘备集团，无论现在将来都是东吴的大患，而谋划者孔明就是“东吴的祸根”（四十九回）。周瑜没有孔明的洞若神明，没能看出孔明的真实心机最终意图，但他刚与孔明接触，就能知己知彼——我虽兵强马壮，人却智高一筹；就能见微知著——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周瑜可谓目光如炬、“聪明秀出”。 当初为助孙策“济大事”，周瑜力荐张昭张纮，赞美“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第十五回），二人后为东吴重臣张昭尤为第一谋士。孙策遗言：“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周瑜对孙权说：“子布贤达之士，足当大任。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将军。”他力荐鲁肃，盛赞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果然鲁肃识见与孔明略同：“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两次举荐人才中丝毫不见周瑜的嫉妒，而其慧眼识人虚怀大度让人赞叹。周瑜说：“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以上见第二十九回）可见周瑜力荐人才与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各为本集团的“昌”。如今周瑜面对“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卧龙孔明，非要杀之不可，与曹操不惜以徐母为人质从刘备集团硬挖走徐庶，与孔明有意“三气”周瑜并扬言“他便不死，也九分无气”（五十六回）的目的一样：折断对方羽翼，致使“失人者亡”。可见周瑜的“三杀”有作为普通人的嫉妒，更有英雄的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是对“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历史经验的效法；是与曹操、孔明相同的英雄识见：用弱人强我来实现统一天下。作为集团的代表，周瑜及其失败烘托了孔明和刘备的仁政，但在集团斗争中周瑜所显示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展现出他作为汉末魏初英雄豪杰的本色。 二、个体斗智中挑战“智绝”、张扬自我、献身理想的悲剧英雄 在“三杀”、“三气”中，集团间斗争是以个体智斗实现的。作为个体周瑜，充分表现出了“这一个”失败英雄的悲剧精神。 周瑜个人智斗的对手孔明是怎样人物？“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④（《人物志》）智慧决定着仁义的实现。基于时代新观念，作者赋予刘备仁政的实现者孔明以“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塑造他为“智绝”。群雄中周瑜第一个将他视为个人对手，比谋斗智且志在必胜。对于周瑜个人来说，已智胜曹操，若再智杀孔明，自己便可雄踞一代风流之上，周瑜的行为表现了汉末魏晋的时尚。《世说新语·品藻》载：“恒公少与殷候齐名，常有竟心。恒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恒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恒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⑤这种“我”敢争和自视天下第一的狂傲，正是对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的肯定，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周瑜要超越“智绝”，这让人想起了神话英雄夸父。夸父发下宏愿，“欲追日景”（《山海经·大荒北经》），与太阳赛跑。周瑜和夸父所追求的都是不可企及的东西，此非狂妄自大，而是在命运、权威面前的傲然不屈自尊自信—— 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夸父逐日”表现了人类“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伟大气魄；向“智绝”孔明挑战，通过周瑜张扬个性显示了人类超越、完善自我的勇气意志。超越客观的规定，弥补主观的匮乏，在超越和弥补中主体获得新的自由，这就是作为个体的周瑜其形象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孔明辅佐的刘备仁政的不可超越，决定了孔明智慧的不可战胜。悲剧人物精神的伟大在于：“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西绪弗斯明知历经艰辛推上山顶的巨石还会滚下去，但他还是走回平原一次次重新开始；在永不放弃中显示着他的力量、意志和成功。同样，在“智绝”孔明面前，周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都超越不了，但失败的他不罢手，反倒更执著顽强地投入新的较量，直至战死在这一不可逾越的高度面前。人的生死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惟有生死中间的生命属个人拥有。对于周瑜这类悲剧英雄，如何生存比何时死亡更重要，生命的意义在于实现理想，否则生命毫无价值。周瑜正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中，张扬自我，献身理想，以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既生瑜，何生亮”长叹出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巨大遗憾！周瑜的悲剧精神震撼人心！ 在弥漫着以智求生智者为雄的汉末魏晋精神的《三国演义》里，“三杀”、“三气”是智者生存的典型事件。在这场胜败早成定局却被不服输的周瑜拖延的持久战中，周瑜自塑了个性鲜明且张扬着汉末魏晋风采的悲剧英雄形象。作为东吴的杰出代表，周瑜显示出了扭转乾坤的智慧型英雄群像所共有的英雄本色；作为个人比谋斗智的败将，周瑜却和孔明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从而获得了与完美无瑕的孔明同等的艺术魅力。完美的孔明放射着理想的光彩，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让万民瞩目；而周瑜以他带有嫉妒心理挑战权威、献身理想的独特生存方式，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鲁肃：看过《三国演义》小说、小人书或电视剧的人肯定都会对把鲁肃看扁，谁看得起那个土里土气、笨头笨脑、跟在诸葛亮身边转的土包子呢？yct/ 鲁肃当真是土包子吗？那是说书先生罗贯中说的。只有没有看过正史的人才会把罗贯中的侃大山当真呀！但是有几个人看过正史呢？所以不相信罗贯中侃大山的就是绝对的少数了。当多数人的脑子有问题，试问大家说脑子没有问题的人有问题会很奇怪吗？ 鲁肃当然一点也不老土！《资治通鉴》记载，赤战胜利后，鲁肃从前方回来，孙权亲自去迎接他，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鲁肃表现得并不特别高兴。这么一来，孙权便不高兴地责问他。鲁肃回答道：“假如我北上平定了天下回来，那才值得高兴呀！ ” yct/ 这是土包子的表现吗？当然不是，这绝对是一个很有个性而且有理想的人的表现。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鲁肃就是非常狂妄了！反正有个性也好，狂妄也罢，这都说明鲁肃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个性，反应迟钝的土包子。 我们只知道公元207年诸葛亮和刘备讲隆中对，分析天下大局，见解高超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比诸葛亮早七年，也就是在公元200年，鲁肃就曾经给孙权做过类似的分析了。yct/ 我们先不妨对比下鲁肃和诸葛亮这两个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规划时，刘备还在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来三分天下。但到刘表死后，鲁肃就立即调整了战略，变成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了。yct/ 第二，诸葛亮设定的目标，是“汉室可兴”，而鲁肃则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立场不同所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刘秀或者刘协的那个“汉”，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但是，鲁肃作为孙权的人，可以公开把话挑明，而且撺掇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不过，这和荀彧给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样，也成为诸葛亮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以后还要讲到。第三，鲁肃的实施方案，是先夺取荆州，占有益州，由三分而两立，也就是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诸葛亮的实施方案，是联合孙权，占领荆、益，等到曹操和孙权两败俱伤时再东进北上，也就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鲁肃的“三分”是现在时，诸葛亮的“三分”是将来时。但都要打荆州的主意，则是一样的。甘宁的建议，就是要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孙权的首席谋臣张昭却表示反对。张昭说，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吴下业业），只能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军一旦出发，灾难恐怕就会来了（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也马上就顶了回去，说国家把阁下当作萧何，怎么能这样畏首畏尾？那么，张昭和甘宁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孙权是怎么表态的？事情的结果又如何呢？ 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和吕蒙的时后，他对鲁肃的评价是这样的：“鲁肃夜谈帝王大略是一快事；赤壁力驳众议，坚决主战是二快事；后劝我借荆州给刘备却是他的一短见。” 鲁肃所谈的帝王大略就是和隆中对一样的言论。其实我相信公元200年左右的读书人应该都有隆中对的概念的，就象上个世纪末，有看书报杂志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的概念一样呀！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00年，鲁肃跟孙权分析天下大略：“曹操不能除，为今之计只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祸吧。如果北方多事，可除黄祖，进伐刘表，将长江一带占 为已有，这就是王业的基础了。” 从孙权的口中，不但说出了鲁肃畅谈天下大略，而且他还是坚决反对张昭等赤壁之战主和，而坚持劝孙权调周瑜回来抵抗曹操八十万大兵的的关键人物；至于诸葛亮舌战群雄而奠定赤壁之战的基础是没有记载的。 其实孙权所表扬的都不是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恰恰 就是孙权认为是鲁肃的短见的，促成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行动呢！这话怎么说呢？曹操占领了几乎整个长江以北的土地，势力之强大，根本就能一统天下了，所以吴国和蜀国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形成三国鼎立，阻止了魏国一统天下的行动。三国鼎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正是鲁肃最大的贡献呀！ 《资治通鉴》记载，最初，周瑜和甘宁屡劝孙权取蜀地，刘备坚决阻挠，慷慨激昂地说：“刘璋和我同一宗室，你如果真要攻取蜀地，我只好披发入山，以求不失信于天下了。”并派大军 阻挡吴军。 公元215年，刘备却自己西攻刘璋，气得孙权大骂：“这狡猾的东西，竟然奸诈到这种地步！” 等到刘备取得益州，孙权要讨回荆州，刘备还是不还，而说：“等到凉州平定后，我才把荆州全部归还给吴国。” 刘备借荆州，有借没还，而且多次欺孙权，使得吴、蜀两国关系很僵。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如何维持的呢？当然就是靠鲁肃了！ 鲁肃不但劝说孙权把荆州借了给刘备，而且处处安抚关羽，开导孙权，努力维持局面的稳定；孙权和吕蒙等肯定没有这个耐心。《资治通鉴》这么记载，公元215年，刘备命关羽镇守江陵，鲁肃和关羽邻界，关羽屡次起疑心，鲁肃却时常以友好的态度安抚他。 要进一步了解鲁肃对维持三国鼎立局面的贡献，就要看鲁肃死后的情况。 公元219年《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鲁肃去世两年后吕蒙便白衣渡江，杀了关羽。 从吕蒙和孙权的对话中，可以看到除了目标明确的鲁肃以外，吴国领导层厌恶蜀国君臣反覆无常的恶劣行径。在孙权、吕蒙等人的眼中，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都是傲慢而且狡诈的，做事反反复复，是不可以诚心相待的一群小人。在孙权和吕蒙等忍无可忍的前提下，鲁肃却还是一直坚持安抚关羽，为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贯彻一同对付曹操的明确目标啊！鲁肃一死，随着219年吕蒙杀关羽后，222年陆逊大败刘备，三国鼎立的局面于是瓦解。 鲁肃是个关注大局，拥有宏观智慧的人，他统帅吴国大军七年期间的行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个特点。鲁肃没有象诸葛亮那般事必躬亲，鞠躬尽瘁；鲁肃也没有像诸葛亮写出师表那般慷慨言词；鲁肃更没有诸葛亮在临死前要求完成平天下的主观意愿；他只是在长江南岸的陆口朴实地练兵而已，现在岳阳陆口地区还遗留鲁肃点将台遗址。 公元200年，鲁肃定下“保守江东的王业基础”的使命。 公元208年，曹操八十万大军压阵，鲁肃目标明确地力争抵抗到底，让孙权把周瑜调回来主持抗战，保住了江东的王业基础。赤壁之战胜利后，鲁肃让孙权守南京(建邺)；让刘备守湖北荆州；自己则在刘备的正后方湖南岳阳建设军力。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鲁肃是非常具体地把使命细分成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了。而且在七年里，他确实是建设了一股强大的兵力，可惜孙权让吕蒙和陆逊用这股兵力来杀关羽和击败刘备，而不是用来等待魏国可能被击败的时机呀！ 《三国演义》所记载的当然都是吕蒙和陆逊的赫赫战绩，而不是鲁肃练兵的功劳。孙子说：“昔之善战者，战胜而无盛名，无勇功。”所指的应该就是鲁肃这样的将军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点子而是实力，所以沉下心来建设军事力量的将军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将军，这些有宏观智慧的将军放眼的是赢取整个战争的实力，他们所重视的不是微观战役中的点子。这些道理哪里是崇尚点子的人所能理解的呢？”吕蒙：江陵一战，吕蒙立功至巨，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推辞再三，不肯接受金钱，孙权不许。封爵还未颁布，吕蒙疾病发作。孙权时在公安，就把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诊治护理，并且下令，在国内招募医者，有能治好吕蒙病的人，赏赐千金。 孙权尽心为吕蒙治疗，每当医者给吕蒙针灸，孙权就为之难过。孙权想多看看吕蒙，又怕他太过劳碌，于是命人凿通墙壁暗中观看。如发现吕蒙吃下点东西，孙权就高兴，对手下人有说有笑；如发现吕蒙不进饮食，孙权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病情略有好转，孙权就下达赦令，让群臣都来庆贺。后来，吕蒙病情加重，孙权亲自到床前探视，命道士为他祈祷，想保全他的性命。但吕蒙终于在内殿中去世，死时四十二岁。孙权悲痛万分，缩食减眠以示哀悼。 陆逊： 陆逊，字伯言。论武，在夷陵的那把火已经足够说明他是东吴中期的军事第一人；论文，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孙权有什么书信给刘禅或诸葛亮的，常先给陆逊看看，言语有什么欠妥当的，则由陆逊改之。于公，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扰民，陆逊在孙权面前却推荐他。孙权问陆逊，为什么淳于式批评他，他却反过来要推荐对方呢？陆逊的回答是，如果他因此而毁谤淳于式就是“以乱圣听”，此风不可长，可见他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于私，死后家无馀财，感觉是替东吴义务劳动了四十二年。不过好人却未必有好报。 这事还得从孙权立嗣说起。在三国时期，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袁绍、刘表莫不如此，孙权没可能不知道，但偏偏不吸取教训。太子孙登死后立孙和，这本是好事，他却又给鲁王孙霸相同的待遇，这就让有些政治投机者有机可乘。陆逊自然是太子的。陆逊这个人算的上忧国忧民，如：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也有话直说，不管是孙权的儿子还是同僚诸葛恪，他觉得不对都是当面指出的。对很多事的看法如征夷州，征公孙渊事后证明也都是正确。在立嗣这种头等大事上自然是更不含糊了。 上表要求孙权确立孙和地位的唯一性，并屡次奏请回京，想亲口说服孙权。不料却引来孙的龙颜大怒，累遣中使责让逊。这招虽然比不上曹操的空盒赤裸裸，但恶劣程度却有过之。终于老臣陆逊，当时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算的上是老了，愤恚致卒。死了就算了吗？没有。子抗，诣都谢恩，也不知道是谢哪门子的恩，却被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当时的陆逊可是尸骨未寒，若非年仅二十的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说的“权意渐解”，后果会不会像顾谭，张休也不一定，孙权对功臣之后可不是那么心慈手软的。想想孙权曾说的“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看看孙权在陆逊死前死后的所作所为，陆逊也算是个悲剧人物了。不过日后孙权还良心发现，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可谁又知道这究竟是真心忏悔还是在笼络人心。
骆驼祥子 特色及评论 《骆驼祥子》老舍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一幕悲剧：二十年代的北京，一个勤劳、壮实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怀着发家、奋斗的美好梦想，却最终为黑暗的暴风雨所吞噬。它揭示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心理和希望的最终破灭。随着祥子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祥子熄灭了个人奋斗的最后一朵火花。这是旧中国老北京贫苦市民的典型命运。 《骆驼祥子》一书大量应用北京口语、方言，还有一些老北京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的代表作。老舍，原名舒庆春，宇舍予．满族人．他出生于北京城一个贫民家庭，在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中长大。1924年，老舍赴英国相田任汉语教师，一直工作到1929年。在那里，他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名著，并开始了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幽默中含有讽刺，颇近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笔致，但夸张有时略嫌失度，几乎跌入油滑。然而，对于老舍来说，初期的创作是不可缺少的练笔，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终于在1936年推出了自己的重头戏《骆驼祥子》。 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作者简介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他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人物经历总体框架 祥子的三起三落 一起：来到北平当人力车夫，苦干三年，凑足一百块钱，买了辆新车。 一落：有一次连人带车被宪兵抓去当壮丁。理想第一次破灭。 二起：卖骆驼，拼命拉车，省吃俭用攒钱准备买新车。 二落：干包月时，在一次搜捕中，祥子辛苦攒的钱也被抢去，第二次希望破灭。 三起：虎妞以低价给祥子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祥子又有车了。 三落：为了置办虎妞的丧事，祥子又卖掉了车。 作品主题 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批判了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 内容提要 祥子本来生活在农村，18岁的时候，不幸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便跑到北平城里来做工了。生活迫使他当了人力车夫，他既年轻又有力气，不吸烟，不赌钱，咬牙苦干了3年，终于凑足了100块钱，买了一辆新车。这使他几乎激动得哭出来。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他幻想着照这样下去，干上两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祥子每天放胆地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考虑，兵荒马乱的时候，他照样出去拉车。有一天，为了多赚一点儿钱，他冒险把车拉到清华，途中连车带人被十来个兵捉了去。这些日子，他随着兵们跑。每天得扛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还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他恨透了那些乱兵。他自食其力的理想第一次破灭了。 一天夜里，远处响起了炮声，军营一遍混乱，祥子趁势混出了军营，并且顺手牵走了部队丢下的3匹骆驼。天亮时，他来到一个村子，仅以35元大洋就把3匹骆驼卖给了一个老头儿。一次，祥子突然病倒了，在一家小店里躺了3天，在说梦话或胡话时道出了他与3匹骆驼的关系，从此，他得了“骆驼祥子”的绰号。祥子病好以后，刻不容缓地想去打扮打扮。他剃了头，换了衣服鞋子，吃了一顿饱饭，便进城向原来租车的人和车厂走去。 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是快70岁的人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当过库兵，开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前清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民国以后，开了这个车厂子。他这儿的车的租金比别人贵，但拉他车的光棍可以住在这儿。 刘四爷只有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女儿叫虎妞。她长得虎头虎脑，虽然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刘四爷很喜欢祥子的勤快，虎妞更喜爱这个傻大个儿的憨厚可靠。祥子回到人和车厂以后，受到了虎妞的热情款待。祥子把30元钱交给刘四爷保管，希望攒满后再买车。 祥子没有轻易忘记自己的车被抢的事。一想起这事，他心中就觉得发怵。他恨不得马上就能买上一辆新车。为此，他更加拼命地挣钱，甚至不惜去抢别人的生意。祥子在杨先生家拉包月，受了气，只待了四天就离开了杨家。 心事忡忡的祥子回到车厂已经是晚上11点多。刘四爷离开家走亲戚去了。涂脂抹粉，带着几分媚态的虎妞看见祥子，忙招呼他到自己的屋里去。桌上摆着酒菜。虎妞热情地劝祥子喝酒。三盅酒下肚，迷迷糊糊的祥子突然觉得这时的虎妞真漂亮，不知咋地，便和她睡在一起了。醒后的祥子感到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他决定离开人和车厂，跟刘四爷一刀两断。 在西安门，祥子碰到了老主顾曹先生，曹先生正需要一个车夫，祥子便高兴地来到曹家拉包月。曹先生和曹太太待人非常和气，祥子在这里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温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去买了一个闷葫芦罐，把挣下的钱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放，准备将来第二次买车。 一天晚上，虎妞突然出现在祥子面前，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我有啦！”祥子听后惊呆了，脑子里乱哄哄的。虎妞临走时，把祥子存在刘四爷那里的30元钱还给他，要他腊月二十七——她父亲生日那天去给刘四爷拜寿，讨老头子喜欢，再设法让刘四爷招他为女婿。这天晚上，祥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觉得像掉进了陷阱，手脚全被夹子夹住，没法儿跑。 祥子一次送曹先生去看电影。在茶馆里碰见了饿晕倒在地的老马和他的孙儿小马。老马是一个有自己车的车夫，他的悲惨遭遇给祥子最大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他隐约地感到即使自己买上车仍然没有好日子过。 祭灶那天晚上，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看光炮影之中夹杂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急于回家去祭神。大约9点，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一个侦探骑自行车尾随他们。曹先生吩咐祥子把车拉到他好朋友左先生家，又叫祥子坐汽车回家把太太少爷送出来。祥子刚到曹宅要按门铃时，便被那侦探抓住。原来这侦探姓孙，是当初抓祥子的乱兵排长，他奉命跟踪得罪了教育当局的曹先生。孙侦探告诉祥子说，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硬逼着祥子拿出闷葫芦罐，把他所有的钱都拿走了。祥子第二次买车的希望成了幻景，他带着哭音说：“我招谁惹谁了？！” 不久，曹先生一家离开了北平。第二天祥子只得回到人和车厂。虎妞看见祥子回来，非常高兴。刘四爷的生日很热闹，但他想到自己没有儿子，心里不痛快。加上收的寿礼不多，他指桑骂槐，把不满倾泻在祥子和虎妞身上。他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臭拉车的。更害怕祥子以女婿的身份继承他的产业。要祥子滚蛋。虎妞并不买父亲的账，撕破了脸公开了自己和祥子的关系，并说决心跟祥子走。 和父亲大闹了一场后的虎妞，和祥子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房子成了亲。婚后，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真怀孕。祥子感到受了，十分讨厌虎妞。虎妞打算把自己的400多元体已钱用完以后，再向父亲屈服，承受老头子的产业。祥子认为这样做不体面，说什么也不干，坚决要出去拉车。虎妞拗不过他，只得同意。 正月十七那天，祥子又开始拉车，凭的是拉“整天儿”。拉过几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直发紧，胯骨轴儿发酸，汗拍嗒拍嗒的从鼻尖上、脸上一个劲儿往下滴嗒，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他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他感到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如今的“人和车厂”已变为“仁和车厂”。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自己带着钱享福去了。虎妞听到这消息后，非常失望，她看清了自己的将来只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大哭一场后，给祥子100元钱，买下了同院二强子的一辆车。 不久，虎妞真的怀孕了。祥子拼命拉车、干活儿。祥子病倒了。这场大病不仅使他的体力消耗过大，而且虎妞手中的钱也用完了。为了生活，祥子硬撑着去拉车。虎妞的产期到了，由于她年岁大、不爱活动、爱吃零食，胎儿过大，难产死去。为了给虎妞办丧事，祥子逼迫卖掉了车，这样，他到城里来几年的努力全部落了空。 祥子要搬出大院了。邻居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来看他，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祥子从内心喜欢这个为了养活弟弟而被迫卖淫的女人，但又苦于无力养活她们全家。看着眼已哭肿的小福子，祥子狠心地说：“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一定来娶你。”祥子又在雍和宫附近的夏家拉上了包月。年轻的夏太太引诱祥子，使祥子染上了淋病。 病过之后，祥子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他不再要强了。刮风下雨他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一歇就是两三天。染上了抽烟、喝酒、打架的陋习。对车座儿，他绝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 冬天的一个黄昏，祥子在鼓楼前街拉着一位客人向京城跑。后来才发现这人原来是刘四爷。他把刘四爷赶下了车，感到出了一口恶气。 祥子没有办法，又找到曹先生家里，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了曹先生，要曹先生给他拿主意。曹先生要祥子回他这儿拉包月，答应让小福子来曹家帮忙，还同意让出一间房子给他们住，祥子心里充满了一线希望和光明。祥子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小福子，可福子两月前因不堪娼妓的非人生活上吊死了。 回到车厂，祥子昏睡了两天。他没有回到曹先生那里去。他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将就着活下去就是一切，他什么也无需再想了。 主要人物 祥子------一个曾经是那么要强的头等车夫，最后却还是没有挣扎出悲惨的命运。人生并不因为他的要强而多给予了他什么，大兵、骆驼、曹宅、孙探长、虎妞、小福子……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让他逃脱车夫的最终命运。他曾经也不信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努力，他的第一辆车，他买车的积蓄，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不也就这样没了吗？这能怨谁呢，只能怪命是如此了。所以祥子最终变的和其它的车夫一样，不再要强，养成了烟酒等他过去从来不肯沾染的东西，也就让人觉得可以原谅了，所有的恶习似乎都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饶恕了。可是祥子过去是一个怎样要强的人啊！为了买车，他从生活中扣出每一点钱，他舍下面子和下等车夫强座，没命的拉车，甚至连一口好茶也不愿喝——虽然像他这样的高等车夫喝点好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他把自己当作铁打的，拼命攒钱……事情却常常不如人愿，所有的意外都与愿望悖道相驰。祥子的见闻和经历将他磨砺成了另外一个人——与过去的祥子完全相反的人——他学会了所有的恶习，学会了和巡警找别扭，学会了保养自己，成了一个混日子的车夫。有时他也曾想过应该好好的生活，可是一想起他自己的经历他就没了信心，要强又怎样呢，自己过去不也要强过吗，到头来还不是和其他人一样，还不如趁早快乐一天是一天。直到最后，连他最后的寄托--小福子也离开了这世界，他彻底的绝望了。一个由乡间来的淳朴、老实、善良、结实的小伙子就这样沦落成一个让人同情的混混，最后像一条狗一样栽倒在街头，再也爬不起来。祥子是旧社会贫苦劳动人民的缩影，他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苦难与无奈。老舍笔下的祥子来自农间，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也带着农民的质朴和固执。骆驼祥子善良淳朴，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精神，他的唯一愿望就是买一辆自己的车来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后来，经过3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了一辆崭新的洋车，但是没过多久，却被大兵抢走，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去了他所有的积蓄，虎妞对他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身心都带来磨难。用虎妞的钱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在经过多次挫折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熄灭了他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乞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坠落，他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老舍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劳动者生活空间的威压。对祥子的评价为：祥子是一个经不住生活的考验，而失去生活的人。俗话说：“路慢慢之远兮，吾将上下之求索。”他为何不再寻求新的路，而成为社会的人渣，败类？他为何不做生活的主宰者，去自谋生活呢？我想，他也是害怕了，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他受不了生活一次次对他的打击，他放弃了。所以酿成了书中的人物一直走下坡路的原因后果啊！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通过祥子周围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以及由他们织成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一种变形反映。 虎妞-----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场管理的井井有条。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拆穿，但他还是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最终由于她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了，她的一切结局都是又她自己一手造成的，算来算去结果把自己的命也算了进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像虎妞那样搭进了一条命还得不到个好名声，人死了也没人同情，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人好。这本书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是虎妞。在当时，这样的女子少有。她的形象最鲜活。她是“母夜叉”，谁得罪了她，她就会骂街。她横冲直撞的语气，撇撇嘴的样子，和祥子说话时半笑半傲的口气，在书里是那么生动。要不是说她的年龄，我准以为是十八、九岁不懂事儿的女孩儿。但回想她想出的，演出的戏，她和老爷子顶嘴的词儿，又觉得老练。虎妞在小说中兼有双重身份：车厂主刘四的女儿，人力车夫祥子的妻子。1、这似乎是矛盾的两面兼于一身，使虎妞的性格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她沾染了剥削阶级家庭传给她的好逸恶劳，善玩心计和市侩习气，她缺乏教养，粗俗刁泼；另一方面，她被父亲出于私心而延宕了青春，心中颇有结怨。 她对爱情与幸福的追求长期被压抑，身受封建剥削家庭的损害，心理也因之变态，虎妞是刘四的另一种压迫对象和牺牲品。在她有祥子的婚姻问题上，她并不是真的甘心做一辈子车夫的老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企图把祥子也拉上她生活理想的轨道。 当然，虎妞对于祥子，也不能说是没有一些感情。祥子也得到她的关心——一种虎妞式的、近乎粗野的“疼爱”；而更多的，是她那种畸形的、祥子所接受不了的性的纠缠与索取，这是完全从她自身的需要出发，甚至也可以说，就是对祥子心灵和肉体两方面的摧残，她害了祥子。不合理的社会和剥削家庭造成了她的不幸，而她介入祥子的生活，又造成了祥子身心崩溃的悲剧结局。虎妞是祥子向上进取的阻力和障碍，是导致祥子走向堕落的外在原因之一。 刘四爷——旧社会的袍哥人物，改良办起了车场，为人耿直，性格刚强，从不肯在外场失面子。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个儿子来接自己的班，女儿虽能干但毕竟是女儿。由于女儿中年了还未出嫁，觉着对不起她，平日里也挺让着她，但却不愿自己辛辛苦苦挣得的家产遂着女儿一起给了别人。于是断绝了与女儿的关系，最后连女儿的坟也不知道在哪儿。封建的思想使他忘记了亲情，当他醒悟过来是已为时过晚，相信当祥子将他赶下车，一个人久久的立在那儿的时候，他真正感到了孤独，真正感到了自己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连女儿的坟也不能看上一眼。亲情是可贵的，希望我们不要在失去它以后才懂得珍惜. 经典语句 1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弛，像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像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 2 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望再看见城市，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 3 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4 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 5 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 6 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闸住车,摔后头这小子一交,但是他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 7 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 8 难堪渐渐变为羞恼，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们瞪他，他也瞪他们。 9 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 影响 《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多以描写知识分子与农民生活见长，而很少有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老舍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以一批城市贫民生活题材的作品，特别是长篇《骆驼祥子》，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贡献。 相关评论 《骆驼祥子》老舍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一幕悲剧：二十年代的北京，一个勤劳、壮实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怀着发家、奋斗的美好梦想，却最终为黑暗的暴风雨所吞噬。它揭示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心理和希望的最终破灭。随着祥子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祥子熄灭了个人奋斗的最后一朵火花。这是旧中国老北京贫苦市民的典型命运。 《骆驼祥子》一书大量应用北京口语、方言，还有一些老北京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 《骆驼祥子》最初发表于《宇宙风》杂志1936年，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的单行本，老舍曾做了删改，删去了旧版第二十三章的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八十年代出版的《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则又恢复了旧版原貌。 好词好句 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 为金钱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 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 希望使他快活,恐惧使他惊惶,他想睡,但睡不着,四肢像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 夜深了,多日的疲乏,与逃走的惊惧,使他身心全不舒服. 夜还很黑,空中有些湿冷的雾气,心中更觉得渺茫. 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祥子像被一口风哽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象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注：一边儿，即同样的。）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 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反抗。 悲哀中的礼貌是虚伪。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弛，像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像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 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望再看见城市，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 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 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 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闸住车,摔后头这小子一交,但是他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 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 难堪渐渐变为羞恼，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们瞪他，他也瞪他们。 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在乎的样子打了个招呼。
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分析主观原因：自身因素 （1）不安分的天性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 通过文本中关于麦克白的描述，读者可以看出麦克白的本性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也正是这不安分的本性最终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麦克白的夫人评价麦克白：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 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 不愿玩弄机诈，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可见麦克白天性中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即使没有女巫的预言，妻子的唆使也终会暴发来，“跃跃欲试的野心”总有一天会扫除一切思想道德的障碍而展露出，即使没有外力的推动，麦克白也必然会走上“弑君”之路。 （2）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使他成了嗜杀成性的暴君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行为不成为悲剧，主张通过行为表现人物。麦克白悲剧过程中有三次严重的罪恶行为：弑君，暗杀班戈父子，屠杀麦克德夫一家。如果说麦克白“弑君”时还曾有一丝怜悯之心，犹豫不决，在暗杀班戈父子时只剩下残酷了，而在屠杀麦克德夫一家时更把残酷狂暴之情暴露无遗。麦克白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常使他感到恐惧和惴惴不安，但罪恶感不等同于懊悔之情，他也没有察觉他罪恶的根源。在罪恶感的痛苦折磨下，他继续他的罪恶只为掩饰以前的罪恶，这必然使麦克白越来越迷失，越来越疯狂，终成为一个嗜杀成性的疯狂的暴君。 （3）麦克白本人对宗教中神圣自由的错误理解 从宗教观点来看，人生下来就有天赋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即可以驱使你选择善，同时也能怂恿你趋向恶。可悲的是他最终选择的是恶，误用了这种自由意志，他误把神圣自由当作了自由意志，这样自由的误用必定会使人陷入囹圄之状，最终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命运悲剧。 客观原因：邓肯、班柯、女巫、麦克白夫人的外在影响 （1）邓肯的过度信任和依赖 麦克白是国王邓肯的表弟，根据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他也拥有王室继承权，更重要的是在“征讨叛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邓肯感慨麦克白的功劳太超越寻常，认为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他的伟大勋绩。邓肯表现了对麦克白的巨大的信任和依赖性。这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他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完全无理由的。 （2）班柯的拒绝 在收买诱惑班柯这个绊脚石不成的情况下，麦克白只好杀害了他。从那之后，麦克白内心的冲突开始减弱，认为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3）女巫的预言及麦克白夫人的刺激 女巫的预言被验证后，促进了事态的发展。麦克白告诉了夫人，于是预言激起了两个野心家的欲望。麦克白夫人是事态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当麦克白进退两难和犹豫不决时，麦克白夫人在旁边煽风点火。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总之，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他错误地听信了女巫的预言丢失了自己的信念，错误地遵从了妻子的指示丢失了自己真正的勇气，错误地不肯悔悟而走向了终极的毁灭。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1社会背景 2鲁迅早年的经历，弃医从文 3性格因素 仅供参考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少悲剧，多团圆，喜“团圆”是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鲁迅代表着时代的需要，从沉闷的历史铁屋中发出呐喊，从寂寞的历史荒原深处发出呐喊，用特别的格式，用猛烈的火焰暴露黑暗世界。鲁迅的呐喊声里既有勇猛，又有悲哀，它既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也表明了鲁迅自己的心态：在漫漫黑夜中，不断求索，孤独而又悲伧，冷峻而又沉郁。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把社会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放在一种冷心肠的背景上暴露、表现，在深切的表现中，鲁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发展了悲剧理论。 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的反抗叫喊的叛逆精神，“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经长期的痛苦人生的磨砺，在审美创造中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由此也生出瞒和的文艺来”，（1）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2）鲁迅把这种“瞒和”的文学称作“团圆主义”文学。鲁迅认为，这种“大团圆”文学除了主要表现在爱情婚姻描写之外，还有更广泛的表现。如弥补缺陷，掩盖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等。因此当鲁迅，“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就不再只局限于爱情婚姻问题，而是以东方式思想家的姿态直捣传统文化禁锢中的国民性。因此，大胆看取人生，并毫不留情地加上揭露，是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不仅有自身最深切的人生感受，也有同时代人的思想影响。 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他批叛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分不开的。他喜欢唐代传奇故事，并且加以编辑成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整理中国古典小说，这在学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在提高审美意识方面，他也看清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团圆”的弊病。 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还有另一特点，就是孤独，悲伧、冷峻的心理气质在审美情感流向上的影响。鲁迅曾说：“目前在中国，笑是失掉了的”（《致增田涉》），自称“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3）鲁迅有杰出的讽刺才能，但他不想做一个喜剧家，也很少写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作品，所以《阿Q正传》虽然只是“开心话”，但鲁迅自己申明，“它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当人们看到阿Q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杀头时，谁还笑得出来。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是一出出“笑声中的悲剧”。从鲁迅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和其他谈创作感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悲剧意识的发展轨迹，即彻底遗弃“大团圆”的旧传统，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把人性的扭曲和国民性的改造革新作为悲剧的主旨。 二 鲁迅在评价果戈里的《死魂灵》的人物形象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深究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极多。”（4）这可以看作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一点表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象无声寂寞的荒夜，仍然象死水微澜的古镇，仍然“春寒大地”，“万家黑面”，没有人想到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事情曾经在这里发生，但是鲁迅用呐喊搅乱了这“从来如此”的生活，他让人们看到“孔乙己是在人们冷漠的世俗的眼光中消失的；祥林嫂不上四十，却已全然满头白发，封建礼教使她临死前遭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封建等级制度是一道可悲的厚障壁……就是这些极平常的，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生活，经过鲁迅概括提炼，却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单四嫂子如果还在那纺车和小曲中生活，难道她的“明天”的命运会好一些？孔乙己从悲凉的秋风中消失了，难道咸亨酒店里就会从些失去了笑声？一场风波以后，航船七斤又得到相当的尊敬和待遇，临河的土场上的农民平静的心境让人感到多么悲哀……原来这些事情并不平常，是人性的弱点，抑或命运的安排造成的这些悲剧，都要求人们到现存的社会，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寻找原因。鲁迅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痛苦，固然是受了果戈理、契诃夫的创作影响。极平常了，人们原不以为奇，现在从阿Q身上，从夏瑜身上，从魏连殳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弱点，看到了悲剧的真正根源，引起的心灵震颤，产生的恐惧兴奋就更强烈。从没有中看到不平常，以小见大，是鲁迅创作个性中悲剧意识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和表现。 如果说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华老栓的悲剧是一种“平凡的悲剧”，一种为求生存而不能生存，想做奴隶而做不成的悲剧，那么“狂人”史涓生魏连殳N先生吕韦甫的人生悲剧是一种“心灵的悲剧”。涓生“狂人”等都是受过旧式教育，又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然而无路可走，这是人生最苦痛的事情。“狂人”用日记，涓生用手记，最真实的暴露了自己的痛苦。涓生在“手记”开篇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狂人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不管是涓生的内心独白，还是N先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的“统可以忘却”的大段回忆，不管是狂人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我反省，还是《一件小事》中“我”“还能裁判车夫么？”的心灵颤动，都是一种人生醒后的忏悔，一种深深忏悔意识。透过这些忏悔意识，我们看到，新世纪的现代文化的曙光已在这些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里抖动，但是包裹他们心灵的又是浓重的专制黑暗，而且“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的长”，结果产生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冲突，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经过鲁迅的审美创造，一种心灵痛苦的悲剧，赫然跃于纸上，埋葬过去，开辟新路，真的猛士要愤然前行的内心呼声在震荡鲁迅的心灵。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让人们从这些平凡的悲剧，心灵的悲剧中真正体验到人生的痛苦，真正振奋起寻找希望之路的力量。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鲁迅生活在“风雨如磬闇故园”的旧中国，处处感受社会人生凄风苦雨的“冷”的威逼。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如困顿”，体验到世态炎凉；看到国人鉴赏同胞示众的麻木神情；回想起先驱者“在社会的冷笑恶骂倾陷里过了一生……”鲁迅“感受的是黑暗居多”（《两地书》）。这种种不愿追怀的“寂寞”“悲哀”的往事，在鲁迅和心灵深处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阴影曾长期占据纠缠着鲁迅的情绪。一方面是对人生社会体察的深切，要奋起反抗的觉醒，一方面是呼吸着浓重的黑暗，要批判旧世界的炽烈情感只能如地火在地间运行，这种外冷内热，冷中有热的情绪在审美感受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使鲁迅小说，笼罩上一层阴冷的色调和沉郁的气质。鲁迅小说冷峻沉郁的美学风格正是鲁迅冷峻沉郁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表现。在鲁迅选择的审美对象上，人物命运，人物关系，自然景物，色彩运用，都有一层“冷”的主观色调。 鲁迅作品中的景物常透出阴冷的寒气。“我”回故乡时，“天气又隐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经不住悲凉起来了。”是悲凉中看到肃杀，还是萧索引起了心态悲凉呢？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再看《药》的结尾，一种“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又简直使人对那“死一般静”的黑暗感到恐惧。在当时社会的缩影——鲁镇，同样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冷的气氛中。咸亨酒店中的“我”，不光感受到“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冰冷的关系。阴冷的景物描写是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在审美创造中的“有意想象”。《药》中“秋天的后半夜”的阴森寒气，《故乡》中隆冬的荒凉萧索，《祝福》里鲁镇飘飞的雪花，固然都是秋冬季节的自然景象。但是这些自然景象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主观情感的过滤，选筛，这些记忆表象经过分解与综合，重现在作品中，已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在鲁迅作品中，景物描写最多的是秋冬景物，而且大都是笼罩在黄昏夜光下。故事背景都刻意这样安排，从一个侧面上表现当时鲁迅呼吸着浓重的黑暗，是“思想太黑暗了”。鲁迅借《孤独者》中“我”的口，从魏连殳身上反映了当时自己的心态。“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他冷冷的笑了一笑。”魏连殳的“孤独感”正是鲁迅在审美创造中内心冷峻情绪的体验。 鲁迅冷峻、孤独、悲伧的内心感受在面向否定性事物时，不仅表现出痛苦，而且表现出愤怒，所以“悲愤”成为鲁迅悲剧作品的悲剧基调。愤怒，“怒其不争”，是“热”的一种具体表现。鲁迅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不仅打破了单四嫂子“团圆”的美梦，而且表现出对还在奔波的”“暗夜”的愤怒。又如“我”在给魏连殳送葬回来的一路上的情绪体验，想到魏连殳对黑暗现实的孤独的反抗，敢于向“从来如此”的生活挑战，“隐约象是”深夜里旷野中的一只野狼嗥叫，虽然孤独悲愤，毕竟搅乱了这“极静的夜”，表现了“我”的快意。所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审美同情不同于道德同情，鲁迅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病态社会，揭出病苦的时候，他把悲愤的心理情绪深深隐藏起来，极力表现出一种冷心肠。祥林嫂在人们的祝福的爆竹声悲惨死去了，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我同情和理解魏连殳，而他死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阿Q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而鲁迅居然给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为了写出底层人物的不幸，相反表现出冷心肠。相反的写法产生了相成的艺术效果，“冷”的审美同情产生了更强烈的怜悯和兴奋感。契诃夫在《致阿维洛娃的信》中曾说：“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时，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就会在这背景上更鲜明地暴露出来。” 鲁迅的“冷中有热”的悲剧意识在审美创造中表现深切，“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5）“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料也没有科。”（6）鲁迅作品中阴冷、悲愤的悲剧色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寂寞、悲哀，正是先驱者的鲁迅体味到旧世界的悲凉和要冲破黑暗的反抗愿望两种心绪的撞击、交汇。但是当鲁迅掌握了历史辨证法，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以后，当他从“地底下”看到民族的脊梁，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后，他的孤独感没有了，悲愤冷俊变得热烈坚定起来。从《呐喊》《彷徨》对“恶梦的回忆”到《故乡新编》中对大禹墨子的赞颂，正反映了鲁迅心灵变化的轨迹。沿着这条轨迹，我们看到鲁迅一颗孤独、寂寞的心，一腔悲愤沉郁的炽烈的情，在深沉抑郁中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在痛苦冷峻中执着未来的新生活理想的追求，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二个重要表现和特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件事物较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鲁迅悲剧意识中的崇高感类似于车氏。鲁迅十分重视崇高，他对优美并不那样感兴趣，这与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有关。 为了让一事物大于其他事物，鲁迅在审美创造中“不去描写风月”，并且让相存事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崇高感，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三个表现与特点。 鲁迅说自己“不去表写风月”，而许多作品中又出现了“月”（包括月光月色），这作何理解呢？《狂人日记》开篇写道：“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发生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的时候。陈士成的变态心理发展高潮时的举动，完全是在“如一柄白团扇”的月光下进行的。魏连殳埋葬的那晚，“浓云已经散去，持着一轮圆月，散着冷静的光辉”。在这儿，“月光”是一种象征意象，是黑暗的象征物。有月，才知黑暗，有月，才反衬出黑暗的浓重。鲁迅在艺术构思上，是以“白”衬黑，以“白”计黑，以“白”写黑。一小块清冷白的月亮与浓重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无边巨大的黑暗吞噬了一切，给读者成一种“冷”的威逼，在对这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这种悲剧恐惧，也是一种崇高感。 在鲁迅眼里，现实中的“月光”是清、白、冷，理想中的“月色”是金黄、柔和、为暖的，那黑暗中仅存的一片月亮，是鲁迅追求光明的感情的寄托。“我”在离开故乡时，“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在这轮金黄的圆月下，“我”对希望，正如对路一样，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社戏》里的“月光又显得格外皎洁”，说它是如实描写，不如说是鲁迅追求新生活的理想之光使月色才变得“格外皎洁”。对比举例的目的，是想说明在鲁迅悲剧作品中，有“风月”的描写只是为了形成一种崇高，而且这种崇高并不全是恐惧，同样有对理想追求的惊奇和赞美。 鲁迅说自己不去描写“风月”，说明他对秀美（或者称优美）不感兴趣，但他在没有“风月”背景陪衬下的审美客观中仍然运用了鲜明对比的艺术构思，形成种种的崇高感。例如《一件小事》中“我”和人力车夫不同态度对比，“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感觉，觉得他满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通过“大小”的对比，感到多年的文治武功全没用，倒是一件小事激起心灵的震动。 概括起来说，《呐喊》《彷徨》中的悲剧感强烈，而《故事新编》中的崇高感给人们留下的不是怜悯和恐惧，而是惊奇和赞美。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崇高感的变化，至少说明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革，在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启蒙民族精神方面，他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的。 三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的作品“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在这同时，鲁迅用自己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理论，鲁迅的悲剧意识根植于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出于对国民性痼弊批判改革的需要，他“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悲剧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指导引路作用。 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有其独特鲜明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几乎近于无事的生活中揭示社会矛盾，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达到以小见大，以无见有的悲剧效果；鲁迅悲剧意识的基调是悲愤，但他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深深隐蔽起来，让冷心肠成为读者产生痛苦怜悯情绪的一种背景，这种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形成一种威压，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感和崇高感。 鲁迅的精神遗产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感具有丰富的内涵。鲁迅是在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悲剧理论的，同样今天我们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现代文明意识，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面前，学习鲁迅的悲剧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别人的，亲可以借鉴一下哦。
文学作品当然是来源于生活的，任何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鲁迅的小说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但我这里要讲的生活基础，不是指作品内容的来源地的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指作者本人的生活基础对作品内容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不是指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而是指作者的生活经历。那么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与他的生活经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鲁迅的童年是幸运的，他出生时的家庭还是相当殷实的，是绍兴一地的一门望族。他从六岁即开始启蒙读书，也实在是幸运。所学颇杂，兴趣也颇广，家庭对他的管教也并不很严，这使他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他的童年是在长辈的温柔与宽爱的度过的。但好景不长，就在他十三岁的那年，家中突然起了很大的变故，先是祖父因科场案下狱，接着是父亲卧病直至去逝，一连串的打击扑向还是孩子的他。家道迅速败落，也让十几岁的鲁迅迅速成熟起来。“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不但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就是亲戚本家也用了别样的眼光看待，给了年少的鲁迅非常强烈的震惊。才十几岁的他因为是长孙，就必须挑起家中的重担，他再也不能象同龄人那样任性了，而必须象一个成年人一样承担责任。在这样的境遇中，他看清世人的真面目了：陌生人如此势利冷酷，连向来看来亲近的人也变得势利冷酷。那么在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亲近呢？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世人的憎恶心理，自然地从十几岁的鲁迅心中升起。这种意识是那样的强烈，给少年的鲁迅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鲁迅后来在小说中多次的说到世人的冷漠和麻木，不就是因为少年时期的遭遇给他的打击太大了的缘故么？这也能够理解，你想想，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天天生活在世人的冷眼和世情的凉薄中，给他的心里会留下多深的烙印？1927年，在广州有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3命运先是给了鲁迅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4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在鲁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形成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让他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了，也让他总以悲怆的双眼审视着这个世界。为了逃离绍兴这个冷漠的地方，鲁迅决心到异地，走异路。于是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他当时有诗云：“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5二十多年后，他又写文章回忆这时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6这些都鲜明的展示了这个年轻人所痛感的寂寞和孤独，如一只被逐出家园的小狗，忍不住呻吟出失群的凄凉。半年后他又转到了南京的矿路学堂，但南京的生活依然使他气闷，有种种的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让他不能率性而为。于是，1902年的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再到仙台。七年多的日本生活，对鲁迅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7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不仅有日本人的鄙视，国人自己的丑态更让鲁迅受不了，鲁迅见到的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有把地板踏得咚咚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有成天流连于公园赏花游玩的……这些不成器的丑态，怎能不让有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鲁迅愤激呢！于是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他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但仙台又怎样呢？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8如果说仙台给了鲁迅以收获的话，那么便是让鲁迅的梦发生了大改变：由医学救国梦改变为文学救国梦。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作者注）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那么鲁迅的弃医从文，就在于要救治国民的麻木精神。他的小说凡说到普通的国民，哪一处不是表现他们的冷漠麻木？《狂人日记》中的合伙要吃狂人的村民，《阿Q正传》中的阿Q及未庄的所有人，《药》中茶馆里的茶客，《孔乙已》中咸亨酒店中的短衣帮和长衫主顾，鲁镇的包围在祥林嫂周围的一帮人……哪一个不是冷漠麻木得成为病态？对病态社会的揭示，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有如此的少年经历和这样的求学历程，鲁迅的思想怎能不愤激？又怎么能有一副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人事？加之他的创作的动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的作品中浸透深深的悲剧意识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的鲁迅毕竟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寻求到文学救国梦的他，开始努力的探索实践，要实现他的文学救国梦。于是办《新生》，可惜首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就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呐喊自序》）。这次办杂志的失败，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现状：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也让他的思想再次悲观起来：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悲哀。（《呐喊自序》）还让鲁迅更理智地认识自己：就是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进一步走向悲观了。回国初期的鲁迅，迫于生计压力，做过许多事，但当时国内的局势，使他慢慢的走向消沉，于是走向麻醉自己的方法：将自己沉入国民中，让自己回到古代去。这样他终于的消去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了。悲观厌世又进一步。但他的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理想并未幻灭，他只是在沉寂中思索。所以一到钱玄同来约稿时，他便欣然应允，这便有了他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开始。也就是说，开始小说创作是在积聚了长久的悲观意识之后的行动，这也能从他的《呐喊>自序》中看出来，他将当时社会比作一个“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可见其对社会现状是多么的失望，又将当时的民众比作一群“从昏睡入死灭”的人，可见对一般民众又是多么的失望。如此深沉的失望情绪交织在内心，他怎么不再小说中表现出深深的悲剧意识。鲁迅早期的思想特点，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家庭由小康一下子坠入困顿，小小年纪便尝尽世间冷暖；投异地、走异路，出国寻求新思想；几次改变梦想，确立文学救国的理想……这一系列的经历对他早期的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的变故，让他感受到世情的凉薄、普通人的冷漠；在国外目睹中国人的受歧视，又使他燃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让他痛心疾首，决心改造国民性；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又让他始终对前途抱着希望……他的梦想几次改变，但都不脱救国救民的核心。一方面是积弱的国家现实，一方面是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促使鲁迅不得不以一种悲怆的心情来展现这个现实，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情怀来鞭策国人，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带上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浅论悲剧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必须是能使人奋发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快的。悲剧通过丑对美的暂时的压抑，却强烈地展示了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所以实际上悲剧美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体现出一种崇高之美，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比如被称为悲剧典范之作的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作品所表现的普罗米修斯为正义而甘受酷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示出一种可歌可泣的悲壮崇高之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就留下了悲剧创作的辉煌成果，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著名的大悲剧家。这时的悲剧，大都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史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是著名的代表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将悲剧艺术发展到了空前的壮大，这时的悲剧作品大都以人文主义观点宣扬新兴资产阶段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愿望。其内容已离开了神话传说，而多以历史故事为体裁，如《哈姆雷特》《奥赛罗》等。19世纪的欧洲，在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潮推动下，出现了雨果的《欧尼娜》，小仲马的《茶花女》，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等一批优秀的悲剧。在中国的戏剧发展史上，王国维在1921年才使用悲剧这个术语。但这不等于是说中国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悲剧创作。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等都是较早出现的悲剧作品，在世界广为流传。在希腊传统的悲剧创作中，人物的命运做为悲剧的最重要的因素，那是英雄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所体现的，而观众也能够从这种无法言传的力量中得到一种命运无常的压迫感。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最原初的创造往往是代表了人们的一种基本的渴求的。之后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则把悲剧的模式以及人们所欣赏悲剧的心理是怎么样的联系起来，他的两条重要理论便是：一、悲剧的主角是和我们相类似的人，他们并不是道德最完善的人，因此他们便会有过错，在悲剧中人们看到他们由于某种很小的过失所引起的巨大悲惨后果，从而引起悲剧的效果。二、人们在欣赏悲剧的时候，悲剧引起了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这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宣泄使得恢复心灵的平静从而保持心理的健康。很显然亚里士多德把悲剧的形成和所引起的心理的效果降低到了普通人的层次上，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命运的互相怜悯于是体现在悲剧的审美活动之中。之后莱辛对于悲剧理论又做了扩展，他认为观众在欣赏悲剧时候所表现的哀怜和恐惧不是作用在自己或者悲剧中人物的身上，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认为这样的悲剧是可能发生在任何的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最为悲惨的事情了。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关于悲剧的理论，但是就产生人悲剧的心理的效果来看，中国的悲剧一直在发展着。二十年代鲁迅先生也曾提出过一个悲剧的著名命题：“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里揭示的悲剧艺术的特征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生活中一般的悲哀、悲痛和悲惨。悲剧的审美价值是以人生的社会价值作为基础的，而其表现的手段则是“毁灭给人看”，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它给人的感受应该是极具震撼的。这是鲁迅悲剧观的核心。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悲剧理论最有代表性的观念。中国的比较著名的“悲剧”，比如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最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比较有代表性。诗歌所表现的悲剧艺术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故事在情节的叙述中创造一种悲剧气氛。原题目的设定、开头的起兴和情节发展中气氛的渲染，都在极力营造爱情的悲苦情调。第二、人物的悲剧美，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悲剧力量。主人公刘兰芝的姿容、心灵和人格，都被塑造得完美无缺。人物形象愈是完美，其悲剧效果愈为突出。因此，刘兰芝的悲剧实际上是社会的悲剧。而焦仲卿由于受封建礼教束缚而不敢大胆反抗的软弱性格是造成他悲剧的主要原因。第三、艺术手法强化了悲剧效果。赋、比、兴等传统表现手法增加了悲剧的情绪浓度；反衬、烘托突出了人物形象的美学效果；细节描写、多层次渲染等手法，清晰有序地将悲剧气氛凝为一体。主人公因生命遭到毁灭而成就了精神生命的永恒价值，从而激起悲壮之情而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精神得以提升。这就是悲剧的美学力量所在。另外还有像《窦娥冤》。这种悲剧的力量主要来自善良又无力的小人物在不公的社会中所遭受的悲惨命运。这种悲剧情景在以上西方的传统悲剧理论中是不符合的，首先窦娥并没有在剧中表现出过失，其次窦娥在地层社会中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性格，她所遭遇的是一种黑暗力量的折磨，并不能代表一种社会的普遍力量，换言之传统的西方悲剧理论具有一种贵族性，而中国的这种下层的悲剧则代表了一种现实性。《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代表的是一种人物内心的强烈冲突以及社会的普遍力量的压制，这里可以看到人的情欲的力量和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士大夫的悲剧。这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直接的表达的，但是他们的生平，对理想的追求，对完美人格的实现则代表了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悲剧气质，那便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万折吾往矣”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悲剧性在于现实精神的缺失，在面对现实的复杂和矛盾尖锐的时候不能够从一种务实的角度来实现较好的结果，而是以个体的毁灭来实现理想人格的实现。例如屈原、文天祥等。《红楼梦》所代表的更为复杂的悲剧。它即表现了人在命运无常面前的脆弱无力，也表现了个人理想与社会普遍力量的冲突，同时也具有小人物在残酷现实中的悲惨命运，而这一切则集中表达了一种深切的人生幻灭感。根据上述实例，我大致归纳了悲剧的四种类型。一、命运的无常（希腊悲剧、红楼梦）。二、人生理想与普遍力量的冲突（红楼梦贾宝玉、苏格拉底、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三、理想人格的实现（中国士大夫精神）。四、平凡的人在黑暗中的悲惨命运。（窦娥冤、莱辛的悲剧论）。而这些悲剧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也可以说是并不一样的，有同情，有设身处地的恐惧和哀怜，有命运的共鸣，有并未发生于自身的安全感（类似崇高），还有黑格尔所提到的心灵的愉悦。但是应该说不论哪一类型的悲剧，都是一种美的体现。生命是有限的，而追求不朽。悲剧在将人生中最残酷的一面呈示给我们，引起我们惊悚的时候，更激发我们一种对美好的生活的追求、一种对悲剧美更深层次的认知。参考书目：1 《美学原理》蒋孔阳编 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 《唐弢文集》第九卷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3 《中国文学史（一） 》 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