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12月10日消息 “以前在牧区放羊，一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到村里的服装加工厂上班，一个月就可以拿到2000多块，还不用整日风吹日晒。”蒙古族女孩才让卓玛说。
卓玛的家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优干宁镇荷日恒村。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平均海拔在3600米以上，过去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加之近年畜牧业发展瓶颈制约突显，牧民生活困难。
“草原上地广人稀，最远的地方离集镇有40多公里，没通路、没通电，赶一次集得走2个多小时，生病经常是挖草药吃。”讲起过去的艰苦生活，卓玛记忆犹新。
2015年的数据显示，荷日恒村252户1162人中，贫困户达到61户221人，贫困发生率高达19％，人均收入仅2515元。
近年来，青海全面建立扶贫规划、项目、干部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全力实施“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产业发展体系。这个县制定了精细的发展产业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对16个贫困村评审确定了22项重点扶持产业发展项目，每村安排发展特色产业扶持资金280万元，用来增强贫困村特色产业发展能力及辐射带动贫困人口增产增收能力。
依托产业扶持资金，荷日恒村因人因户施策，通过易地搬迁对61户贫困户从边远牧区搬迁到集镇，并确定特色产业脱贫132人，劳务输出脱贫23人，生态保护脱贫11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62人……
以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为基础，荷日恒村每户入股生产母羊2只，折合股金2000元，合计入股资金47．6万元，流转草场0．1万公顷，在农牧部门相关项目的支持下建成了欧拉羊繁育基地，并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的4人在基地负责放牧。
为了延长产业链，通过整合各级各类扶贫资金，荷日恒村又建成了畜产品加工厂、小型冷库、汽车修理中心、民族服装加工厂等村集体项目。
那日宗民族服饰厂是村里效益较好的扶贫项目，厂长扎西尖措说，厂里的20多位工人都是村里的贫困户，经过前期培训后全部上岗，每人每月可以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同时年底的时候还有近1万元的分红资金。
“速度快的话，我一天能够制作完成一套马鞍，我们的生意也不错，制作好的马鞍和服饰都能卖出去。”卓玛说。
2016年，荷日恒村全村分红资金达48万元，加上劳务收入和各类生态补贴，人均收入提高到了6000多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今年底全村预计可分红上百万元。
村民多尔杰家，过去在牧区就靠十几头羊，一年纯收入仅几千元。如今，他家既可拿到村里的分红资金，自己帮合作社放羊一个月有1500元的工资，儿子当上了草原管护员，一个月还可以领到1800元的岗位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新奔头。
“虽然我们已经摘帽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提升，未来我们将立足生态畜牧业，做冷鲜牛羊肉分割包装、酥油酸奶的精包装，把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群众奔小康。”荷日恒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立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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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根据实际情况投入发展相关产业，而不是单纯的给钱。 第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善计划，而不是无目的消耗。 第三，严格控制和监督扶贫项目，防止腐败。 第四，加大对相关地区的政策支持和互相帮助。
写作思路：从文章的写作目的、中心主旨入手，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正文：
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这既是对广大青年的谆谆嘱托，也是对青年一代的殷殷期望。2020年，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之年，青年干部更要坚定信念，开拓进取，创新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
坚定信念，夯实脱贫攻坚之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要有必胜的决心，要坚定信仰、鼓足干劲、强化担当，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苦干实干，承担起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担。
所谓青年心中才有阳光，脚下才更有力量。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青年干部的精神才会富足不“缺钙”，才不会得“软骨病”，从而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时刻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调动一切力量扶真贫、真扶贫，为群众解难事、办成事，夯实基础，才能更好的建筑大厦。
开拓进取，筑好脱贫攻坚之厦。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举国上下最受瞩目的重大民生工程，越往后难度越大，越需要青年干部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青年干部是践行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要在各个岗位上不断历练成才，练就过硬本领，熟悉和掌握精准脱贫方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全面发力补齐扶贫短板，把每个措施抓扎实、把每个问题解决彻底，才能突破“中梗阻”，切实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将脱贫攻坚的大厦建筑好。
创新发展，装好脱贫攻坚之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发展的引擎，是脱贫的最佳途径。青年干部要主动深入基层，与贫困群众谈心，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把扶贫政策和村情村貌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才能和优势，带头思考；
把改革创新与扶贫结合起来，把扶贫与扶智和扶志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脱贫之路，真正的脱贫之路就是引进淡水扶贫，使扶贫工作有成效，使扶贫不返贫、带领百姓脱贫致富，将脱贫攻坚的成果变的更加美好。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青年干部定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好每一项脱贫攻坚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青年干部的华章。
首先你要看一下你助力的是哪方面内容，一个方面可能是成绩学生的学业上面的还是地方经济上？
如何扶贫才有效的议论文，这个可以在一些议论文网上去查询到有很多的势力范围的。
近两年来，“建档立卡户”已成了乡民们议论的一个热点，因为一旦评上“建档立卡户”的人家，看病不出钱，建房补助高，老人吃低保，孩子上学补助高，县乡党委政府还送给鸡猪羊等，并帮着发展各种产业。其实，“建档立卡户”都是村里最穷的人家，真正体现了扶贫的人性化和人文化，既扶弱，又扶志。每一次我回到老家，村委会的墙壁上都写着“精准扶贫消除贫困”等等一些醒目的标语。都说“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听爸爸说，我家旁边的李叔叔，他家在国家扶贫政策未到之前，因看病欠了别人钱，一向过着穷苦的生活，欠的债已经拖了五六年了，仍未还清，成为了村里的特困户。可党的扶贫政策来了以后，他家评上了“建档立卡户”，用政府补助的资金还清了债，却又揭不开锅了，住村扶贫工作组的干部得知后，给他家送去了救济物资，并帮助他家发展产业，养羊和种植茶叶。李叔叔一家也很勤劳，常常在茶地里忙到两头黑。现在李叔叔家的30多亩茶叶已经投产，每年茶叶长势都非常好，收入很高，羊也在李叔叔一家的精心呵护下，已经发展到60多只了。今年，李叔叔家建盖了一幢漂亮的新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脱贫的过程中，“小康不小康，关键靠老乡”，只有乡民配合，脱贫才会取得成效。我表哥家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扶持，表哥也很争气，奋发读书，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及家人的期望，考上了他喜欢的大学，享受着教育扶贫的补助。现在许多农村人家都建盖了新房，有了舒适的坏境，过上了好日子，靠的就是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和村民们的勤劳致富。村民们都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的恩情。感谢县乡党委政府的大恩大德。最近，在村子里，形成了一股良好的风气，就是脱了贫的人家，会帮助没有脱贫的人家，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免费给他们送猪，送牛，送茶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脱贫致富添砖加瓦。真是“农民走上致富路，幸福生活来得早。”让我们手拉手，团结协作，共同走出贫困。在党和国家惠民政策的引领下，一起进入小康生活吧！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生活条件，有好有坏。而贫穷会让一个人的心态变得消极。若要扶贫，那么就要先给他们送志气，先改变他们的陈旧思想。时代在快速发展，但仍有一些偏远落后的山区里，生活条件并不好，交通不方便，教育水平也低下，当地的人缺乏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而导致当山区外的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内部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让当地的生活无法得以改善。回想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若想要群众脱贫，那么应该对处在贫困中的群众进行思想引导，将“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但“不怕穷”的陈旧观念和习俗，犹如一道“文化的枷锁”，很大力度地压制一些贫困户脱贫的意愿与动力。在那些贫困地方的人，以当地的自然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很难过上山区外界的好日子。并且有人会安于现状，很是满意当前的生活，并不想做出改变。这样的想法让贫困地区内部人员动力不足，毫无志气可言，给扶贫增加了难度。虽我们有扶贫的想法，但他们“不怕穷”的想法让他们不愿去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一消极的想法让人早已缺乏了“人穷志不穷”的信念，缺乏活力。所以若要真正实现脱贫就要先扶志，之后再扶智。若只是扶贫而不扶志，即使通过我们的资源改变了他们现状，但最终没有志气的他们还是会回到原状，并没有达到真正扶贫的效果，只是昙花一现。在扶贫的过程中，应先给他们灌输志气和信心，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通过自己自强不息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比之前更好的生活。精准扶贫这一项目可以更深入地展开全面的工作，去感化他们，在无形中慢慢地转变他们的观点，慢慢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在其过程中，让他们明白所谓的命运不可能一开始就注定的，后天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可以改变的。让他们明白幸福不可能空降，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知识也是改变成年人的陈旧观念的有效途径。教育方面是很重要的，虽然自己这一代是穷的，但让自己的儿女得到良好的教育，会让自己的孩子走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之后的生活也会改变很多。要让贫困人民靠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主动撕掉贫困的标签。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一、成因浅析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1、自然资源贫乏。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亩。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上没有砍的。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二是地下没有挖的。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三是耕地贫瘠。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四是水源十分缺乏。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2、交通运输不便。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3、商品意识淡薄。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万元，占;林、牧、副业收入万元，占。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6、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二、对策展望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写作思路：把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写下来，重点阐述帮扶力量，产业帮扶。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脱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
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会。
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直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面小康。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贫情况。
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况。
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写作点拨：可以写一些关于脱贫方面自己的想法，关于脱贫对于我国的意义，例文如下：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要定青山不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小康。
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情况。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也可摘选以下内容：
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脱贫致富指日可待。绷紧“精准弦”不放松，脱贫致富种好“幸福花”。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是行动取得实效的关键。
脱贫攻坚若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在精准。只坚决摒弃“大水漫灌”“走马观花”“空喊口号”等行为，真正下足精准扶贫的绣花功夫，才能切实提高脱贫成效，防返贫。精准须找准“穷根”。
要不怕山高路远，原汁原味地“看穷”，把情况掌握清，找准“穷根”，尤其是盯准“硬头”，完成当前剩余的脱贫攻坚任务。精准须因地、户、人施策。要把好脉、开好方，明确靶向、对症下药。
未脱贫，制定详实“怎么扶”方略，逐项落实力求高效;已脱贫的，防返贫举措必须精准对焦，重点关注因“疫”返贫群体，找并堵上可能导致返贫的风险点，让已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唯有绷紧思想、政策、精准三根弦不放松，才能啃脱贫攻坚“硬骨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大学生如何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论文的当代的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其大西北及一些困难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摘要 ：本文通过描述性的方法，结合历史文献，介绍了二朗神信仰在安多藏区的传播时间，信仰的分布状况，祭祀方式等作了简单的描述。
论文关键词： 二朗神信仰,安多藏区
青海是一个独具高原特色，民族成分最多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西北省份。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采借，宗教信仰上互相尊重，形成多元文化，多重信仰并存的混合文化状态。河 湟 位于青海中部地区，当指黄河上游、 湟 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这里汇聚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苯教、萨满教、伊斯兰教、儒教等各具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制度宗教不但在这里信仰和发展外，民间信仰更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达到相当的规模，主要分为藏族民间信仰、汉族民间信仰、土族民间信仰和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间信仰。河 湟 地区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汉族民间信仰的范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由于少数民族自身所信仰宗教的限制，民间信仰发展程度不高，但是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间信仰则特别兴盛。在藏区传播的二朗神信仰算是民间信仰，在青海民间文化中有相当丰富的民俗活动，二郎神信仰在青海的传播时间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但肯定的是二朗神信仰从唐代随着汉人的迁移，二朗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并扎下了根，进一步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神灵信仰体系，并且在安多藏区的生活中构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丰富了民众文化生活，为安多藏族提供精神支柱，深深地投入到每个安多藏族人的心中。
一、二朗神信仰的分布状况
二郎神本是汉神，是在汉族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汉族中被广泛信仰和崇拜。二郎神大约产生于宋代，发展于元明时期。二朗神信仰随着汉人的“移民政策”传播到安多藏区，安多藏区是以藏民族为主体，藏文化为核心，藏族占统治地位的区域。二朗神信仰主要分布在藏区半农半牧的河 湟 谷地，与农耕文明有着较强的联系。安多藏区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特点，分为农业区和牧业区。二朗神信仰的主体在农区，主要是移民过来的汉族和从牧业生产方式转化到农业的土著藏族。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二朗神信仰集中分布在同仁县和尖扎县，同仁县集中在隆务镇、保安镇和年都乎乡三地，隆务镇上建有二郎神庙，保安镇的尕队村有二郎婶庙，建于村边的高地上，年都乎乡村在西北山岗上有一座集体供奉的二郎神庙，主要供奉二郎神和本地土地神，还有吾屯、郭麻日和脱加都信仰二郎神。尖扎县主要集中在直岗拉卡和康扬两镇。海南藏族自治州二郎神信仰主要分布在贵德县东沟乡的东沟村和西沟村的当车村。海东地区纯属农业区二郎神信仰也很根深蒂固，形成了带有宗教色彩民俗活动。
二、祭祀仪式
仪式是信仰者的宗教行为模式，信仰者通过祭祀达到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传达人情的一种桥梁。喂桑是藏族传统的祭祀方式之一，起源于苯教，逐渐吸收到藏传佛教的仪轨当中，成为藏传佛教最常用的祭祀方式之一。安多藏区的二郎神祭祀仪式与本土宗教藏传佛教中的神灵祭祀仪式大同小异。祭祀不管从规模还是仪式的方式上看主要有二种情形，一种是平时简单的喂桑，喂桑祭祀。另一种是常规性的大型血祭仪式。桑分为素桑和荤桑，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渗有血腥之味，素桑的主要成分是 糌 粑、酥油、糖之类，荤桑是指宰杀牛、羊、鸡等动物作为供品献给神灵。喂桑就是把供品放在火上让它燃烧起来，烟能达到作为一种媒介作用，把人的意愿带到天神那里，得到神灵的护佑。二郎神的祭祀也不外这两种情形，二郎神庙宇内修有喂桑炉，一炉是喂荤，一炉是喂素。安多藏区二郎神祭祀仪式因地点的不同祭祀时间上有一些差异，尕队村和杨家村为农历六月廿一到廿五日，年都乎村为六月廿十到廿五日，东沟村为农历六月十九到廿四日，当车村为农历的`四月初四到初六，四合计村为农历六月十六到十九，隆务镇为阴历六月二十六日。
二郎神传到安多藏区后，祭祀仪式方面吸收了苯教和藏传佛教的祭祀仪式内容和过程，整合后形成具有全新多元的祭祀仪式。
三、藏传佛教与二郎神之间的关系
二朗神信仰随着汉族的迁入传入到安多藏区后，便要融入到藏族社会，首先必须从信仰的角度入手，因为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渗透到生活当中，使宗教生活化、信仰化，所以二朗神信仰与藏传佛教相适调，从中找出能适应藏族的信仰方式，靠信仰的载体使汉族文化藏土化，能使二朗神信仰扩大化，于是把藏传佛教的一些祭祀方式、仪轨等应用到二朗神信仰当中，创造出具有佛道两家的信仰特色，使二朗神信仰藏族化，赢得了藏族人的信仰。二朗神形象在不同地区的演化又有所不同，贵德县二朗神形象一般都与文昌神有相似之处，二朗神两边各有一位护法神，右侧的为羊师大将，左侧的为金刚。尕队村二朗神形象是一坐像，青面獠牙，怒目圆睁，三只眼，头戴五方莲话帽，右手拿一宝剑，左手拿一金元宝。周屯二朗神形象是青面，三只眼，红发，怀抱兵器。甲堂二朗神形象是一坐像，青面獠牙、身穿藏袍。在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中二朗神处于从属地位，安多藏区二朗神法神特别多，法拉是具有某种神圣功能的，能与神直接进行对话是神的代言人，法拉的选定不是很随意的，必须要寺院活那里考试及格后方能成为法拉。每年按期到寺院去拜访活佛，与寺院保持联系，这样二朗神才能在藏区深得藏族人的信仰和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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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志与“青海学”交叉研究探讨：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4期塔尔寺六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黄河上游汉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贵德“家族团拜”的文化透视：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26期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第二作者“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青海民族研究 2010年第4期拉卜楞的神山与圣水 ——安多扎西祺地区自然生态的文化阐释 中国民族学 2010年第6辑 第二作者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研究状况述要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6期多元文化视阈中青海藏人的农牧业生产及习惯法规范述略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卓尼嘉波（土司）与卓尼文化生态实践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北方民族大学 2009年第3期文化变迁研究与“深描”：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二作者灯影戏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在民间场域中的实现——以青海湟中光明灯影社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年 第3期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青海民族研究 2008年 第3期社会转型期贵德汉族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年 第2期2008青海农区藏人婚俗文化变迁调查分析 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贵德汉族学风传统调查研究 青海师专学报 2007第3期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 西北第二民院学报 2007年第3期神圣与世俗间的信仰之旅——贵德汉族信仰习俗调查研究青海社会科学 2006第5期贵德社火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攀登 2005年第2期虔信与热情—热贡六月会论析 青海民族研究 2004年第1期为青春美文作一些辩护 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5月论唐诗中的青春气息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阅读《尘埃落定》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浅析 青海师专学报 2000年第2期参著：《内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第一章 第四节（丁明德与拉卜楞的现代初等教育）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11月。《卓尼生态文化》第五章（卓尼的神山圣水）、第六章（藏传佛教在卓尼的兴衰演变与卓尼生态文化实践）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7年8月。专著：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写文化之后的“互文”实验——个体经验史的诗性记录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版参与并完成的课题：1、2011年7月-今，参与“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习” 福特项目。2、2011年5月至今，参与国家民委课题“青海省双语教学问题研究”。3、2010年12月-2011年6月，参与完成“边玩边学——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汉语”福特项目。4、2008年8月-2010年，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拉卜楞历史文化遗存”，发表论文1篇。5、2007年12月-2007年8月，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卓尼生态文化及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发表论文2篇，撰写已出版著作《卓尼生态文化》的第五、六章。6、2006年7月-2006年12月，参与完成校级课题“青海藏族习惯规则调查”，发表论文2篇。7、2004年至2005年3月，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西北民俗资料数据库——青海文献资料”的建立和制作，总计5万余字。主持课题：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藏汉蒙边缘地区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研究》高层次人才项目：《主体功能区建设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青海贵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青海省民族教育领域双语教学问题研究》2010年：服务国家战略项目：《青藏高原民族文化根系研究及图像实践》，已递交结项申请。获奖情况：2011年获青海民族大学年度考核优秀奖。2011年获得青海省省级小岛奖励金。《“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获青海民族大学2010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获青海民族大学200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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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志与“青海学”交叉研究探讨：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4期塔尔寺六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黄河上游汉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贵德“家族团拜”的文化透视：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26期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第二作者“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青海民族研究 2010年第4期拉卜楞的神山与圣水 ——安多扎西祺地区自然生态的文化阐释 中国民族学 2010年第6辑 第二作者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研究状况述要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6期多元文化视阈中青海藏人的农牧业生产及习惯法规范述略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卓尼嘉波（土司）与卓尼文化生态实践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北方民族大学 2009年第3期文化变迁研究与“深描”：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二作者灯影戏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在民间场域中的实现——以青海湟中光明灯影社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年 第3期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青海民族研究 2008年 第3期社会转型期贵德汉族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年 第2期2008青海农区藏人婚俗文化变迁调查分析 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贵德汉族学风传统调查研究 青海师专学报 2007第3期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 西北第二民院学报 2007年第3期神圣与世俗间的信仰之旅——贵德汉族信仰习俗调查研究青海社会科学 2006第5期贵德社火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攀登 2005年第2期虔信与热情—热贡六月会论析 青海民族研究 2004年第1期为青春美文作一些辩护 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5月论唐诗中的青春气息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阅读《尘埃落定》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浅析 青海师专学报 2000年第2期参著：《内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第一章 第四节（丁明德与拉卜楞的现代初等教育）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11月。《卓尼生态文化》第五章（卓尼的神山圣水）、第六章（藏传佛教在卓尼的兴衰演变与卓尼生态文化实践）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7年8月。专著：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写文化之后的“互文”实验——个体经验史的诗性记录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版参与并完成的课题：1、2011年7月-今，参与“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习” 福特项目。2、2011年5月至今，参与国家民委课题“青海省双语教学问题研究”。3、2010年12月-2011年6月，参与完成“边玩边学——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汉语”福特项目。4、2008年8月-2010年，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拉卜楞历史文化遗存”，发表论文1篇。5、2007年12月-2007年8月，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卓尼生态文化及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发表论文2篇，撰写已出版著作《卓尼生态文化》的第五、六章。6、2006年7月-2006年12月，参与完成校级课题“青海藏族习惯规则调查”，发表论文2篇。7、2004年至2005年3月，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西北民俗资料数据库——青海文献资料”的建立和制作，总计5万余字。主持课题：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藏汉蒙边缘地区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研究》高层次人才项目：《主体功能区建设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青海贵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青海省民族教育领域双语教学问题研究》2010年：服务国家战略项目：《青藏高原民族文化根系研究及图像实践》，已递交结项申请。获奖情况：2011年获青海民族大学年度考核优秀奖。2011年获得青海省省级小岛奖励金。《“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获青海民族大学2010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获青海民族大学200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词价研究与汉语词汇知识的深度习得（与苏向丽合作）语言文字应用 2011年第2期从方言和地域文化看海峡两岸的文缘（与林天送合作）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学导入国际汉语学报2011年3月华语的研究和华语的教学海外华文教育2011年第1期从英汉词汇对比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于海阔合作）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谈规范意识——兼评两部规范性辞书 辞书研究 2011年第3期量词“片”的语法化（与孟繁杰合作） 语言研究 2011年第3期论混合型方言——兼谈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5期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5期繁简字并非两岸语文鸿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09-10关于方言基本词汇的比较和方言语法的比较 汉语学报 2012年第3期论对外汉语的阅读教学 国际汉语学报 2012年第1期闽语的“卜”和“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黄典诚先生对音韵学的重要贡献 古汉语研究 2012年第4期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几个问题的探析（与于海阔合作） 民族教育研究 2012年第6期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视野——读《全球华语词典》辞书研究 2013年第1期 辞和辞的研究 李如龙 国际汉语学报 2013年第1期 论语言接触的类型、方式和过程 青海民族研究 2013年第4期 关于宾语前置 汉语学报 2013第4期 社会语言给对外汉语教学的启发 国际汉语学报 2013年第1期 汉语特征研究论纲 语言科学 2013年第5期 略论官话方言的词汇特征———官话方言词汇论著读书札记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2期 衡山方言的轻重音及与其有关的变调 （与刘娟合作）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汉语的特点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年第3期 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以闽方言为例 方言 2014年第2期 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光明日报 2014-12-08 略论汉语的字辞构造特征 李如龙 国际汉语学报 2014年第2期 新界客家话百年接触演变的启发 李如龙 龙岩学院学报 2014年第6期 从语音特征出发设计语音教学 李如龙; 陈瑶 学术研究 2015年第3期 汉字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走向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