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徕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3-12-12 07:28:56

傲徕研究论文

寨西北一峰，形似雄狮，名狮子峰，俗称骆驼峰或鸡冠峰。西又一峰，高耸峻削，丹壁奇特，名扇子崖。明代杨博题“仙人掌”。峰极险峻，唯借助绳索自西南隅方可攀巅。赤眉军曾就顶设望哨。明代举人王无欲筑室崖巅，后又结茅其下，名西山别业。民间有“打开扇子崖，金银财宝往家抬”的传说。1990年，依崖凿阶，修筑云梯，以便攀登。崖西是傲徕峰，又名芙蓉峰。峰高不过泰山主峰之半，但犀利峥嵘，有傲然不向泰山低头之势，故民有谚：“傲徕高，傲徕高，近看与岱齐，远看在山腰。”东南，绝壁之下有月亮洞，内有月亮泉。泉水自洞顶下注，冬结冰柱，春来依然，似龙宫冰窟。

论文研究傲慢与偏见

假定100个人各掷了一次硬币，其中48个人发现硬币正面朝上， 52人发现硬币反面朝上。但是，这群人有个奇怪的偏好：他们只喜欢报告正面朝上的结果，对于反面朝上的结果，他们就直接忽视不报。于是乎，你听到的结果是：48人各投掷了一次硬币，全部都是正面朝上！！

毫不奇怪，你会觉得这个结果是一场，因为你知道掷硬币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大约是50%。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位科学家在一次实验中，收集了100个数据点，但只报告50个数据点，那么我们肯定认为他人品有问题。如果是多个研究者各自独立完成实验，却只有那些有显著结果的研究者以论文的形式将结果报告出来，我们似乎就难以辨别出这里的谬误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个谬误，一些研究者犀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长期非常苦逼，做不出有统计显著的结果，因此去找寻找原因 ;-）），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科学论文的出版偏见（Publication bias）。

科学论文出版有偏见?

出版偏见指的是部分的研究者、审稿人和杂志编辑倾向于尝试出版或接受那些报告了统计上有显著差异结果的论文。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实验或者调查没有发现统计上的显著效应，那么该研究能够出版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这些研究的结果就只能放在研究人员的抽屉里，见不了阳光，正是如此，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文件抽屉问题（file drawer problem）(Rosenthal, 1979)。

出版偏见遍地开花

出版偏见并不是某个研究领域所特有的，而是波及到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里仅以作者本人比较熟悉的社会科学和生物医学两个领域为例（计算机图形学研究领域的例子见这里）。早在1959年，心理学家Sterling就指出，在心理学论文的出版中，出版的标准可能会存在偏差(Sterling, 1959)。到1979年，哈佛大学的心理统计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thal）提出了统计方法来估计那些被放在抽屉里的研究结果(Rosenthal, 1979)。到80年代，医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出版偏见的问题。例如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Easterbrook等(1991)分析了牛津研究伦理中心委员会在1984年到1987年间批准的487项研究，截止1990年，有285项研究结果已经进行了分析，其中52%结果得以出版。在出版文章中，那些在统计上达到显著的结果比那些没有达到显著的结果出版的过程更容易，也更多地出版在高影响因子的杂志上。

虽然研究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出版偏见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位于加州的安进血液与肿瘤研究中心（Hematology and Oncology Research at Amgen）前负责人C·格伦·贝格利（C. Glenn Begley）与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李·M·埃利斯（Lee M. Ellis）2012年在Nature 上联合发文指出，在一项重复53个药物实验的研究中，只有6项研究得到证实。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约翰·P·A·埃尼迪斯(John . Ioannidis)于2014年的分析也表明，在新兴的神经成像领域，出版偏见也是非常严重。

出版偏见，费钱耗物

可能有人会觉得，出版偏见不就是少让一些论文出版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实在是低估了出版偏见对科研领域甚至是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2014年1月，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发表了一篇讨论医药研究如何减少浪费和提高价值文章，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者陈安文（An-Wen Chan）等(2014)讨论了出版偏见的严重后果之一：浪费科研资源和民众的健康！这里的科研包括科研资金、科学家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该文援引了哌苯醋胺（lorcainide）的著名案例: 1980年，有研究者测试了哌苯醋胺（lorcainide）这种抗心律不齐的药物，采用了100多人的小样本进行试验，发现使用哌苯醋胺的实验组的死亡率是19%，而使用糖丸的安慰剂组的死亡率则只有2%。但是，当时研究者担心结果未发现哌苯醋胺的积极效果而未报告其结果。于是该药物继续广泛地为心律不齐患者所使用，直到1989和1992年的临床试验才发现这类药物的危害。但在这近10年间，由于哌苯醋胺以及类似的药物广泛使用，可能引发了20 000到70 000不必要的死亡。

出版偏见的另一个危害是让出版的研究中显得过分地积极，一些效应量特别小的研究被发表出来，继而引发其他研究者继续投入该方向，误导科研走向。2011年，社会心理学领域最顶级杂志《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神奇的研究：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的达里尔 ·J · 本(Daryl J. Bem)发现大学生竞然可以预知未来！这个明显不太符合事实的结果很快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讲，能够预知未来是极小概率的事件。所幸的是该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从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掀起了关于出版偏见、重复实验等研究方法上问题讨论的热潮。

出版偏见从何时产生？

出版偏见是如何产生的？一般认为，统计结果不显著的研究是被杂志的审稿人和编辑cut掉的。但实际上，由于结果分析和论文撰写也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者们已经实行了自我审查：碰到阴性结果时，直接抛弃研究结果，转向新实验，而不是想办法把阴性结果出版。

最近，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研究者安妮· 佛朗科等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证实这一推断。他们分析了2002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社会科学时间共享研究项目 (Time-sharing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ESS) 中包括的研究项目，因为这些研究项目都登记在案、研究者的水平相当、研究设计质量高。他们的结果表明，大约有65%的阴性研究结果直接被研究者放到抽屉，没有写成论文，从而让大多数的阴性结果胎死腹中。至于为什么研究者会选择不把这些阴性结果写成文章，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杂志不会接受这些阴性结果的文章。

路在何方？

对于出版偏见的问题，大部分研究者首推的解决方案是提前登记研究，即所有研究在开始之前都登记在案，随后按照登记的设计进行实验并将结果公布于众，从而让学术界和公众知道这些阴性结果的存在，减少后续的科研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以及在医药领域，减少无效药物的使用。

目前医学方面已经有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一个称为临床试验的网站（）就致力于让临床研究都提前登记在案。心理学领域最近也正有类似的努力：有研究者发起建立心理学文件抽屉的档案（）。不过问题在于，虽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提前登记是一件好事，但真正参与这个事儿的人却不多，原因很简单：目前的科研环境并不鼓励研究者进行登记。研究者所在的机构（大学、研究所）并不会因为研究者登记并完成一个研究而对他进行奖励，而是根据其发表的论文来进行评估！

此外，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提前登记系统很难生效，因为研究者可能在实验过程中不断对实验进行细节的调整，这些调整是难以预期的。巴黎狄德罗大学医学院的Mathieu于2009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的一个分析表明，提前登记系统对出版偏见的减少程度有限，这可能反映了当前科研环境仍然可能促进了出版偏见的产生。

结束的话：

所幸的是，科学研究往往并非像掷硬币那些随机，即使有出版偏见的存在，科学总体而言还是在提供可靠的知识和发现。对出版偏见的纠正，是为了让科研更加完美，要记住，研究出版偏见的，也是科学家。

笑傲江湖小说研究论文

刚好前两天我也写了一篇笑傲江湖之江湖当然不是区区三千字能概括的我这里也暂时先分析了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剑派希望对你有帮助闲来无事又把笑傲江湖原著以及吕颂贤版得笑傲江湖重新翻看了一遍，不由相较多年之前又多了一分理解，多了一分感受。《笑傲江湖》为金庸后期的作品，其中少了射雕的憨厚，神雕的迷茫，而多了一分人情世故。自古有言：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而笑傲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人情世故何尝又不是金大侠纵横多年的一份感受？江湖自古分为正邪两派，其中正派之中又分少林，武当，丐帮其次为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东岳泰山又为五岳剑派，再其次为峨眉，崆峒，青城大小诸派。书中对于峨眉，崆峒，丐帮诸派泼墨并不多，峨眉，崆峒等小派暂且不说，为何独独对丐帮这江湖第一大帮却也言之甚少呢？我想其中是有原因的，从射雕到天龙八部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都会有丐帮的踪迹，丐帮帮众遍布天下高手如云，人数更是比所有门派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由此可见在金大侠眼中，丐帮是人民的帮会，而笑傲江湖所讲的正是五岳剑派乃至少林武当之间的勾心斗角多少于丐帮的声誉有损，故才着墨甚少。丐帮全书中也有出场过，那就是令狐冲被围困少林侥幸密道脱险后躲于屋梁之上，而最先发现的人其实是丐帮帮主，但是并未点破可见在金大侠眼中丐帮帮主的见识绝不次于少林掌门。事件一切之初源于林家福威镖局的灭门惨案，众所周知为辟邪剑谱所致，而主谋正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过去常常会唾弃青城派卑鄙无耻，现如今看来却是不难理解的，福威镖局林总镖头有名无实，武功平平却独占着辟邪剑谱，犹如三岁小孩手持黄金而不知用，外人难免垂涎三尺，只不过各大门派碍于面子谁也不愿撕破脸去受其他门派的耻笑，于是余沧海和塞北名驼木高峰诞生了，他们海其实只是各大门派的出头鸟，也是最无辜的替罪羊，即使最终死到临头也未曾掩饰过自己的罪行，他们是小人，名副其实的小人，真小人！即使他们不出手，也自会有旁人出手，只不过因为他们这样的小人物出了头，才遭致身败名裂背负万古骂名。再谈谈五岳剑派，五岳剑派中以嵩山为首，其他四派次之，而实力最弱的为南岳衡山，南岳衡山向来随大流，不问世事，门派武功更是起源于杂耍，剑法以怪著称，突施奇袭有余高手对决却是五派之中最弱的，一曲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虽然形迹诡异，为人神秘，个人觉得确实五派之中最具自我保护意识的，他既无野心，也不好勇斗狠更不会去行侠仗义，在他眼中，一切江湖恩怨与己无关，高高挂起。而正是他这样的原则才使他成为五岳剑派中唯一幸存的掌门，这才是大智慧！相比较而言他的师弟刘正风，生性痴迷音乐，也才由此招致灭门之祸，可见当初他们师傅传位于莫大先生着实眼光深远，说道刘正风，这里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刘正风杀身之祸源于与魔教长老曲阳的结识，从而又上演了一幕乔峰的聚贤庄一战，只不过乔峰为情，他却为义，乔峰自有盖世气概源于自身无牵无挂即使自己身死也无遗憾，可刘正风不同上有父母，下有妻小，但是在武林同道要求他去杀害曲洋时却不曾犹豫，即使全家被杀也不曾皱一下眉头，有此为大义，谁人能及？他也正是我在金庸小说中最钦佩的人之一。东岳泰山，武功以刚猛著称，其掌门天门道人更是有勇无谋，凡事只知义气用事，虽为人侠义，却也最终败于阴谋诡计之手，可叹却是注定的。北岳恒山，向来与世无争钻研佛法普度众生，也因此它成为五派之中唯一行侠仗义的正义之师，恒山三定，更是目光卓越，虽为法门中人却不拘小节，为事张弛有度，明辨是非，他们的死在我看来是最可惜的，很多人问为什么定逸师太临死之时不将凶手就是岳不群告诉令狐冲而将恒山派委托给他，起初我也很不解，如今看来其实不尽如是，定逸师太明知令狐冲虽行为不羁，为人放荡，但是对自己的师门却从不敢忤逆，她没有告诉他一来知道令狐冲即使知道是谁杀的也无法给她报仇，二来更会让令狐冲心目中慈父形象的岳不群毁于一旦，这对令狐冲来说无疑是绝大的打击，在群侠围攻少林的节骨眼上，如果让他知道此事，他必定分心，甚至可能因此导致群侠的全军覆没，宁可自己死了也不忍见苍生涂炭，可见其慈悲心肠实为女中当之无愧的豪杰！转而将恒山派托付于令狐冲，外人看来不过是不拘小节，如今看来我却觉得她用心良苦，一来：令狐冲实为正人君子，绝不会对自己的弟子有所图谋，再者武功甚高，也唯有他能保护恒山派一众弱小，二来：令狐冲行为不羁，为人放荡，但是对于礼教规矩却从不敢触犯，自己将掌门之位托付于他，他也多少会有收敛，第三：江湖众所周知令狐冲与魔教勾结，正派中人个个欲除之而后快，如果他当上掌门责可免去杀身之祸，第四：令狐冲与魔教圣女情深意重，如无门派收留极有可能会加入魔教，而江湖正派从此又要多上一个如此大敌。由此可见定逸师太虽为女辈，其武功虽远不如少林主持，但其见识，对于佛法的参透却决不输于少林主持。让人不能不钦佩！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两派实力较之其余两派都要强些，华山派掌门岳不群雅号君子剑，在江湖上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这才是岳不群最终走向不归路的根源，相比较而言虽然他也极攻于心计，但是却没有嵩山掌门左冷禅那一份野心，之所以驱走令狐冲实为令狐冲不但青出于蓝，而且江湖各门各派都对令狐冲礼敬有佳，对自己却视若不见，实为平生第一大奇辱，自己号称君子剑名声在正派之中更是人人闻而敬之，受此大挫对于令狐冲多加排斥也是人之常情，而他处心积虑谋得辟邪剑谱也并非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能够光大华山派，自己也才更有面子，总而言之不是江湖造就了岳不群，而是虚荣造就了他，最终也是虚荣毁了他。左冷禅责不同，为了五岳剑派合并，费尽周折，处心积虑吞并武林。在争夺辟邪剑谱的人中他应该算是最不把其放在心上的，他想得到辟邪剑谱也不过是为了能让自己的盟主位置能够坐的更稳些，如果不是机关算尽却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道欲练此功必先自宫的话，我想他八成不会去练那辟邪剑谱，他一生为了权力而活，却最终败在权力脚下。不觉都半夜了还好多想写，无奈夜深，暂且搁置，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登录或注册孔庆东看武侠小说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1 目前《笑傲江湖》小说的研究比较活跃，但并不是研究热点之一。2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可能是《笑傲江湖》小说的研究方向比较单一，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小说的文化背景和主题思想上，缺乏新颖的研究角度和视角。3 未来可以从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可以拓宽《笑傲江湖》小说的研究视野，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不讲金先生的本意如何，《笑傲江湖》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绝对是独一无二甚至可以说无人可及的。

因为《笑傲江湖》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读法，而且两种读法不仅都能自圆其说也各自有众多拥簇。

第一种读法：读善良的少年如何靠自己战胜一个个江湖险恶，迎娶心上人，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这个单薄少年自小失去双亲、寄人篱下，要面对超级伪君子师父、负心薄幸初恋小师妹、门派间谍二师弟、死不瞑目马仔六师弟、横刀夺爱二代林师弟、霸道大佬左盟主、天下第一东方阿姨、横行武林任岳父等人带来的挫折和磨难；同时也收获了剑法无敌风爷爷、慈祥和善方爷爷、甘心让名冲爷爷、慧眼识人定师太、意气相投向大哥、改邪归正田老弟、万世难求任姑娘等江湖善良之人带来的温暖和帮助。

最终这位少年战胜艰险收获了爱情、友情，最后和爱的人一起荡平纷乱、走上巅峰、笑傲江湖。

这种读法读的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善良必胜的美好童话故事。

第二种读法：读一个孽徒如何背叛正道师门，为魔教肝脑涂地，最终把真君子师父搞得身败名裂、把江湖正派中坚五岳联盟拆得支离破碎，最终帮其教主夫人走向人生巅峰、笑傲天下的故事。

这个孽徒带着一副不拘小节的伪善面孔、不思报师门养育、教导、传功以及可期的传位之恩，反而包庇采花恶贼、私吞本门遗失功法、隐瞒门派叛逆信息、结交魔教中人；装出一副大丈夫的姿态全盘接受门派敌人攻击自家师父的所有言论，不分辨、不追查、不求证，最终认定真君子的师父是世上最大的伪君子。

孽徒用本门的武功搞死了师父、师娘、师妹、师弟以及整个门派，甚至于门派的同盟们也被其整得七零八落。最终靠着师门的绝世剑法以及姘头的强势地位洗白自身，安然退隐。

这种读法读的是一个成王败寇、赢家通吃、谁拳头大谁有理的现实政治故事。

至于哪种读法更受到读者的认同，取决于读者的知识和阅历，毕竟书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全凭读者自取。

傲慢与偏见论文研究方法

《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在国内外一直都有研究。在女性相关方面，都有不同主题的分析和切入。在国内，陈艳玲和刘利坤研究了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2007, 03）。2008年江西蓝天学院的熊燕飞对《傲慢与偏见》的小题材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宋葳、姜炼（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2009年研究了《傲慢与偏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简·奥斯汀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以小见大，以细见广，更是以朴实、幽默的语言将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活描绘的有声有色。英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基布尔(T．T．Kebble)说“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并认为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托马斯??马科莱(Thomas Macauley)称她为“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毛姆说：“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已经认定《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杰作，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不是评论家们的交口赞誉、教授们的阐述研究、用作学校里的教科书，而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的愉悦，受到启迪，深受教益。我个人认为，《傲慢与偏见》总体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毛姆的这一看法不仅代表了学者专家们的权威评价，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一致心声。这篇论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傲慢与偏见》并赋予其新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的生活观的分析，揭示现代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 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文学论文：浅谈《傲慢与偏见》中叙述视角和写作意义“假若对他们更多的内心描写,读者对他们十分了解,那就会失去很多悬念,使情节显得平淡乏味。”③也有人(如E·M·哈里)从观察角度转换出发,曾对此进行过某种类似的分析,但又都仅止于此,未能指出这种叙事角度的设置之于作品主题意旨、思想蕴含的表达究竟意味着什么。自然,如果将伊丽莎白叙事学上的意义仅仅理解为由叙述边缘走向了叙述中心,未免失之肤浅。众所周知,叙事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越了审美和艺术的范畴,“像里柯、怀特、詹姆森这些批评家关心的是探讨叙述对于人的社会心理意识,尤其是对人的价值观念和认识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他们那里,叙述不再是单纯的审美概念而是一个认识的概念”④。不同的叙述行为可以使同样的叙述内容产生并不一样的叙述话语和精神指向,关于谁的故事和从谁的角度讲述故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富有深蕴的潜台词。《傲慢与偏见》的叙述视角的转移使集中笔墨展现伊丽莎白的全部外在活动变得自然而然,也为读者打探她精微隐曲的情感世界提供了契机。苏珊·朗格认为:“一个符号总是以简括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意义,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原因。”⑤从符号转化的内在机制看,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形式化过程,艺术抽象不是对生活镜子式的表现和反映,而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企图用具体感性的符号形式将有意味的东西从事物与现象的一片混沌中揭示出来,从而来抵达事物与现象的本质。当读者掩卷沉思,并不难得出小说《傲慢与偏见》是一个关于伊丽莎白的故事的结论,由于作家给予了她极大的叙述热情和兴趣,整个叙述在她的视界里逐步展开,使之不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故事主人公的形象和叙述中心,而且由于作家将自身的价值判断、理想追求寄予在她的身上,她甚至嬗变为了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尺度。诚然,伊丽莎白论长相漂亮与性情温柔不及姐姐吉英,在才艺与举止优雅方面比不上彬格莱小姐,但她却是父亲眼中最引以为豪的女儿,对傲慢的达西有着挡不住的魅惑。这其中固然有她天性活泼、聪慧大方等诸种原因,但更在于她那种建立在真才实学基础上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强烈的自信心和精神上的优越意识, 乃至于还包括某种迷人的反抗性格。她不再是男性世界的陪衬和附庸,更不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对象而存在,相反在智性和精神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和独立不倚,折射出了作家自身的女性人格理想和崭新的妇女观。质言之,伊丽莎白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暗含作者的代言人。无怪乎奥斯丁说伊丽莎白是一切印刷物中最可爱的创造物,而且不能忍受那些连她也不喜欢的人。海德格尔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在他看来,人生存于语言中,由于语言的存在才使人的历史性存在成为可能,所以语言是人生存的家园。语言不惟是人与世界的联结的通道,语言能力其实隐含着话语权力,失落了对话语的控制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致力于语言符号的意识形态研究,写作在他的语言符号理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认为写作应该被视为渗透在各种符号活动中的一种颠覆行为,是语言城市中的“特洛伊木马",因为它可以从内部来攻击现存的语言体制。在语言被总体化、中心化的情况下,意义已经被垄断,写作却可以在消除意义的同时又生产意义,滋生出意义的多元化和多义性。因此,巴尔特进一步指出,写作的过程就是粉碎了意义垄断和人为限制的过程,写作的本质在于它是建构意义多元化的途径。写作本身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一种话语特权。自古希腊始,男人在形而上学中即被界定为创造一切的本质,甚至形成了女性是男人“孕育”出来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西方文化男权制的实质:男人是完全的,女人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版本,不仅而且也应该比男性智力低劣。男权文化以生物学上的某种先天差异将性别歧视合理化,通过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劣从属的区别,将社会压迫合法化。因此,是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决定了男女有别。传统以来对女性职能的家庭定位,对女性智力的恶意嘲讽,以及将女性视为欲望化的对象,使女性失落了主体性而一直被湮没于历史的深处。文字发明后文学的书面样式便取代了口头文学为主导的样式,在传统时代识文断字和受教育是一种社会特权,因此只有特权阶层才有可能从事文学活动,并通过文字而垄断运用文字所进行的文学创造,从而控制着人类的精神活动的形式,主宰着意义和价值的阐释权。女性作为一个漫长历史长河里的“失声集团”几乎是沉默无语的,以 “第二性”的身份被排斥在包括文学世界在内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悲愤地指出,女人智力上的自由比希腊奴隶的子孙还要少, 所以女人就绝对没有机会写诗。由于女性语言与表述能力在历史上的缺席,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可以任人评说的价值体系,才使得女性世界进一步被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作家走入文学创作的符号系统,其本身不失为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即便是到了女性可以写作的时代,女性的文学之路也是举步维艰,写作的天空依然是低矮的.。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个女人所有的文学上的训练至多是观察性格、分析情感和属意于私人化的自我表现。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的浪漫叙事和其在作品中彰显出的温柔、甜蜜和纯洁的写作特征,被后来的男性批评家指认为女性创作的圭臬。单纯而优雅的文体,含蓄而谦逊的文风,道德化的主题追求,逐步内化为女性作家们一种自觉的追求,叙述话语和语言能力被拘囿于书写爱情与家长里短,把闲适、消遣和释放心灵的郁结当作了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女性的话语形态和思维方式,长期被固定在男性话语规范之下而被迫迷失了自我,为了得到男性话语的首肯与认可,更多的时候是隐匿女性特征,遵从男性作家的写作范式来进行仿男性写作或者超性别写作。而文体意识的自觉似乎是不可能的,女性意识的关注与生动表达则更是不合时宜。要改变这一无我状态,女性就得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并在这种语言中将自己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此以来,才可能迈出女性在历史叙述中“失声”的尴尬境遇,改写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存在状况,甚至传达出向来被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十八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作为一个显赫的社会阶层凸现出来,对阅读和写作的诉求,使女性作家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悄然出现在由男性写作构筑的文化场域的边缘。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 英国小说甚至几乎为女性所垄断。但客观地说,这些小说仍然是在男性写作的樊篱中亦步亦趋,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意识的表达尚有相当的距离。阿芙拉·班恩、德拉里维尔·曼丽和伊里扎·海伍德是稍早于奥斯丁的三位英国女作家,当她们的小说对父权制写作传统有所忤逆,不免有“出格”与“离经叛道”之嫌,在当时都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评乃至是人身攻击,被定格为堕落无耻的色情作家而几近逐出文坛,直到她们“改邪归正”才重新被文坛所接纳。然而这个时期的奥斯丁却独树一帜,一反当时普遍流行的“哥特式小说”、“感伤小说”的创作方式,以其独特和巧妙的文本策略,与后来的勃朗特、乔治·艾略特以及乔治·桑等作家一道,对既定的写作范式、文学秩序构成了一种冲击,使英国文学走向了一个文化上的“弑父”时代。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此感慨不已:“假使我能重写历史,我一定要把这个变化描写得更仔细,认为比十字军、蔷薇战争都要重要,这就是中流社会的妇女开始写作了。”⑥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克莉斯蒂娃指出,女性要进入为男性所把握的话语体系,要么借用他的口吻、概念、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要么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如果说阿芙拉·班恩等作家的写作属于前者,奥斯丁的创作则无疑表征着后者。《傲慢与偏见》中女性意识的彰显,对文学话语霸权的抗争,正是源于特殊叙述视角的设置、自身话语方式的建构和因此所可能具有的生产性意义,亦即使女性开始有意识地由被描绘、被书写的客体转换为自我书写的主体。这一转变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改写了文学传统中女性被动的叙述格局,消解了“男/女”、“主体/客体”、“中心/边缘”的写作模式。

上次看到一个观点说《傲慢与偏见》是不是反对裸婚，觉得还挺有意思。

傲慢与偏见论文研究现状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傲慢与偏见论文范本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乡绅之女伊丽莎白·班内特的爱情故事。本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傲慢与偏见论文，仅供参考。

【摘要】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

【关键词】奥斯丁；文学；婚姻

简奥斯丁，生于斯蒂文顿乡一教区牧师家庭，收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主要教材就是父亲的文学藏书，奥斯丁一家爱都流行小说，多半是庸俗的消遣品，她少女时期的习作就是对这类流行小说的滑稽模仿，这就形成了她作品中的嘲讽的基调。她的六部小说《理智与感伤》（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艾玛》（1815）以及作者逝世后出版的《诺桑觉修道院》（1818）和《劝导》（1818），大半以乡镇上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为题材，小说中充满了各式人物，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其中一些是孩子，但为数不多――令读者难忘而栩栩如生，就像他/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简奥斯丁没有走出强加给自己的有限空间。她没有写豪门望族的故事――尽管她对北汉普街角的贵族家庭有所了解。通过描写爱情婚姻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的风貌，作品中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力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奥斯丁的小说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十八世纪优秀现实主义传统，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做了准备，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其中，《傲慢与偏见》实属世界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被毛姆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它以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为题材，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共计描述了四起姻缘，成为作者最富于喜剧色彩，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作品。

奥斯丁明确划定了婚姻的“好坏”标准，不幸的婚姻大致有两种：一像夏洛特和柯林斯那样，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二像莉迪亚和威科姆那样，纯粹建立在美貌和情欲的基础上。与她们相反，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宾利，他们的婚事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是真正的美满姻缘。尤其是伊丽莎白，她对达西先拒绝后接受，充分说明：“没有爱情可千万不能结婚。”

其次，恋爱婚姻既然是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大事，那就一定要严肃谨慎，切不可让表面现象蒙住眼睛。伊丽莎白因为受到达西的怠慢，便对他产生了偏见，而当“风度翩翩”的威科姆向她献殷勤时，她便对他萌发了好感，直至听信他的无耻谰言，进一步加深了她对达西的偏见和憎恶，后来她自责说，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蠢事，完全是虚荣心在作祟。事实证明：“初次印象”是不可靠的，而偏见又比无知更可怕。

另外，婚姻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莉迪亚的私奔引起了全家人乃至所有亲友的惊恐，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件丑事假若酿成了丑闻，不但会害得莉迪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亲友们，特别是她的借个姐姐，将因此而很难找到体面地归宿。后来因为达西挽救，莉迪亚才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与此相反，伊丽莎白和简圆满出嫁之后，自然给另外两个妹妹带来了希望和机会。作者这是告诉我们：人们考虑婚姻大事，不能光顾自己，还要对亲友负责，对社会负责。虽然现在是思想解放的社会，但是在中国，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婚姻幸福与否，这些还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英国学者H沃尔波尔：“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奥斯丁凭借理智来领会世界，创作了一部描述世态人情的喜剧作品。书中有两个滑稽人物，贝内特太太是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因为嫁女心切，完全生活在一厢情愿的幻觉中，每遇到一个“有钱单身汉”就将其视为自己某位女儿的“合法财产”。而柯林斯牧师是个集自负和谦卑于一身的蠢汉，他一方面对贵族德布尔夫人自卑自贱，另一方面又对他人自命不凡，经常生活在妄自尊大的幻觉中。奥斯丁的讽刺艺术，不仅表现在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上，也不仅表现在众多情节的喜剧性处理上，而且还融汇在整个故事的反讽构思中，让现实对人们的主观臆想进行嘲讽。

对话，是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资料和基本手段。奥斯丁在创作人物对话时，一方面注意运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说话人、听话人、读者在动机和理解上的差异，制造多层次语调，致使她的对话具有既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又含义丰富、耐人寻味两大特色。例如：达西趁宾利小姐弹起一只苏格兰小曲时，邀请伊丽莎白跳舞：“贝内特小姐，你是不是很想抓住这个机会跳一曲里尔舞？”打死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傲慢，但是他主观上还是想讨好伊丽莎白，可是伊丽莎白听起来却不以为然。她认为里尔舞是一种乡土舞，达西邀请她跳这种舞，是想蔑视她的“低级趣味”，于是正颜厉色的回道：“我压根儿不想跳里尔舞--现在，你是好样的就蔑视我吧。”达西回答：“实在不敢。”这句话可能做出多层解释：伊丽莎白仅仅看作对方是在献殷勤，宾利小姐可能理解成想结“良缘”的表示，而读者可能会发现，达西心里可能在想，“这位迷人的小姐着实厉害，我这次只能认输，以后可得谨慎从事。”类似这些微妙的对话，让人回味无穷。

总而言之，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运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了她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四处洋溢着机智幽默，令人感到光彩夺目，情趣盎然。

《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在国内外一直都有研究。在女性相关方面，都有不同主题的分析和切入。在国内，陈艳玲和刘利坤研究了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2007, 03）。2008年江西蓝天学院的熊燕飞对《傲慢与偏见》的小题材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宋葳、姜炼（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2009年研究了《傲慢与偏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简·奥斯汀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以小见大，以细见广，更是以朴实、幽默的语言将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活描绘的有声有色。英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基布尔(T．T．Kebble)说“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并认为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托马斯•马科莱(Thomas Macauley)称她为“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毛姆说：“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已经认定《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杰作，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不是评论家们的交口赞誉、教授们的阐述研究、用作学校里的教科书，而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的愉悦，受到启迪，深受教益。我个人认为，《傲慢与偏见》总体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毛姆的这一看法不仅代表了学者专家们的权威评价，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一致心声。这篇论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傲慢与偏见》并赋予其新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的生活观的分析，揭示现代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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