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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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史记》、《汉书》有《儒林传》,《后汉书》有《文苑传》,《宋史》有《道学传》,分别记载当时的学术人物,但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发展历史著作.中国最早的思想史专著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孔子的“仁”、“有教无类”、办私学,晚年勤奋编典籍；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老子的“道”和“无为”；庄子的唯心哲学；韩非的以法为本.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改造自然、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及感悟,充满了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蕴藏在古代文化的典籍中,体现在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和行动里.在学习古代文化时,要注意挖掘蕴藏的民,族,精,神；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变革的思想；浩然正气的正道之行和道德情操；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和博大的胸怀；天下为公、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统一性、整体性的思想；仁爱宽恕、厚德载物的精神；崇尚气节的人格修养；敦厚守信、忠于职守的诚实态度；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勇于牺牲的英雄精神；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孝道传统；勤俭节约等.春秋时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道家的老聃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剔除“天命”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主张人性本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张“性恶论”.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庄子提出“齐物”,即任何事物本质上没有区别.法家的韩非主张法、术、势结合.明朝建立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方兴未艾,思想开始解,放,中世纪社,会走向瓦解.而明朝选定的官学——朱熹道学,却有严重的禁,欲,主,义,倾,向,向中世纪回归.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潮,对道学开展批判.晚清每况愈下,社,会,各,阶,层对传统的官,方,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士大夫内部出现了戴震批判朱熹理学的呼声,和龚自珍提倡放弃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讲求经世之务的主张.民间则出现了将基,督教移植到中国民间宗,教传统的“拜,上,帝,教”,来对抗孔子,并形成了一此气势空前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民,变——太,平,天,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说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刑,名,权,术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着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阶,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晚明实学思潮造成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生机蓬勃,而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清初.更发展出博学派、经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视实用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分枝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清代中叶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及文,字,狱的压迫,考据学大兴.在文献学方面,有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也有各个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国现存地方志高达八千多种,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种,清代有五千五百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留给后世宝贵的遗产.明末清初的学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洋,文,化的风,气,涌现了王徵、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学习西,学的先,驱.这也是中国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触及外来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机.遗憾的是,康熙后期发生罗,马,教,廷与满清朝廷对宗,教,仪,节认知不同的“仪礼之争”,导致接续的雍正、乾隆、嘉庆朝厉行禁,教.结果导致明末开始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中断.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清政,府却对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无知,特别是对此时兴起的民,权,思,想未有接触,中西文化出现一大隔阂.三代（夏商周)：中国古代文化的雏形开始形成,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与这个源头联系比较密切的文化热点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仅就中国文化“源头”看,重点掌握三个方面：—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载体趋向成熟----文字(甲骨文),形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二是创立了记录时间的方法——干支纪日法,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变迁有了明确的时间观念.三是形成了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易》.重点是古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奠基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两位杰出的“形象代言人”：老子和孔子.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几类不同的思考,主要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时期.科技文化大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向结合,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为后世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化体现了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初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统一王朝的恢弘气度.突出代表：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长城精神)、威武气派的秦始皇兵马俑和贯通古今的《史记》,思想上的大—统.尤其是《汉武大帝》的热播,与之有关的内容应引起一定的重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文化高潮过去后的平淡”,相对于前一个阶段,少了些气势,多了些平淡与细腻.具体表现：文化科技继续进步,思想方面儒、道、释开始互相渗透,佛教盛行、艺术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色.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带来古代文化的全面辉煌.兼收并蓄、全面辉煌、泽被后人、影晌周边,世界领先、地位突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的代表.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高峰.中国传统科技的代表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这个阶段,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凸显,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新现象,应引起重视.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尾声,承古萌新,西学东渐.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承古萌新,是这一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承古：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撰大型图书成就突出,体现民,族,文,化的博大气象.萌新,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市民文学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西学东渐.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重点是先秦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从社会的变迁对文化的影响角度；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李友余，男，1965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主任中医师，第二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指导老师。从医近50年，临床经验丰富，擅长中医内科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疗效显著。笔者有幸跟随于李师临床，收益良多，现将李师学术思想简要整理如下：
1.辩证与辨病相结合是提高中医疗效的根本方法
李师认中医的生命在于疗效，而提高中医疗效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坚持辩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
辩证与辨病，中医应用"四诊"、"八纲"，辨证施治，这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方法和手段，"证"是临床辩证论治的依据，证在"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辩证就是在分析了解疾病的部位、性质、原因后，归纳成比症状更接近于疾病本质的证；中医对各种疾病进行分析归纳，着眼全局和整体，突出特点为统一整体观。以整体综合观察的方法，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人与天地相参也"的整体观念，强调入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李友余老师在辩证施治中，十分重视整体观念，强调从时令节气、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和人体禀质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中对疾病加以分析。
李友余老师指出既要重视辩证，也要重视辨病，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提高临床疗效。辨病与辩证相结合是正确诊断的需要，是评价疗效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可以说辩证是中医的临床指导核心，舍此则失却中医的'特色；辨病是中医临床现代发展，无此则停滞不前。
2.气血病变是临床辩证的基础和施治的根本
李师强调治病必求其本，本在阴阳，实则气血，气血病变是临床辩证之基础，调整气血是施治之根本。人体分阴阳，其构成的基本物质是气血，人体的气血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体一切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它来源于水谷，化生于脏腑，既是脏腑经络功能的动力，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产物。气行与血畅、气血相互平衡是脏腑经络功能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始"，气血也是各种疾病的病理基础，气血失常的病机，如同邪正盛衰，阴阳失调一样，不仅是脏腑、经络等各种病变机理的基础，而且也是分析研究各种临床疾病病机的基础。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无不影响气血，内外妇儿临床各科的病症无不涉及气血，气血辩证始终贯穿在八纲、卫气营血、脏腑、六经等辩证方法之中。
3.宗师李东垣脾胃论学术思想，独创"气虚气滞"理论
李师在临床辩证施治上特别重视脾胃，他受张仲景《伤寒论》"顾护胃气"学术思想影响甚大。提出"留得一分胃气，便有一分生机"。学习并领会李东垣脾胃论学术思想，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脾胃居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能灌通其它四脏五腑，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根，故称"脾胃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胃受病，以脾胃先虚为主。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人体气机升降是维护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气贵顺，血贵行，气血调和，百病无生；气不顺，血不行，气血不和，百病丛生，诸症蜂起。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失源，升降出入混乱，气虚无以运行，气虚导致气滞，气滞则致血瘀，并可行起阴虚、血虚、出血、挟湿、挟食、生水、生痰，碍肝累肺，络损心肾，诸症皆起，日久不解成为沉疴顽疾。这是李友余老师脾胃论指导下独创"气虚气滞"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方加味香砂六君子汤，共药物组成为：广香9g、砂仁7g（后下）、煨肉豆蔻6g、厚朴9g、党参30g、白术10g、茯苓15g、甘草3g、黑丑3g、生大黄3g。本方特点是权衡补行，把握升降，方中以四君子汤健脾益气，补其气虚，选广香、砂仁、煨肉豆蔻、厚朴及少量的黑丑、生大黄，以及去其壅滞，推陈致新，清降胃气，综合本方以补促行，以行助补，补行结合，从而达到补中有行气不滞，行中有补气不耗。所有虚实传变，都应以脾胃气虚气滞为本，补行平衡为治，这就是李师治疗脾胃病的中心思想。
4.瘀血学说和活血化瘀的临床运用
李师对瘀血学说和活血化瘀的临床运用有一定的研究，并运用活血化瘀治则，施实异病同治，论治痹证、痛证、心脑血管疾病、顽固性皮肤病、内科杂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瘀血学说和活血化瘀治则实则为李友余老师气血论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李师瘀血学说有三个观点：①"气帅血行"的观点。气血二者，以气推动"血之运行"。《素问》谓："凡病皆生于气"，强调气在发病学上的重要性。不论气实还是气虚，都可能导致血脉的运行不畅。临床上常有气滞血虚或气少血脉不畅等不同情况。②关于血虚血实的观点。过去曾有人误解为"凡瘀血都一定血实"，其实不然。在临床上确有二种情况，有偏有血虚者，有偏于血实者。③淤血分寒热。以临床遇见气滞血淤而导滞的血淤证来说，其分寒热。寒主收涩，血遇寒而凝属寒淤。热迫血妄行，离经之血便不全所引起的供血不足等。
活血化瘀的治疗目的，就是"化解"和"排除"淤血。从而使由"淤血"形成的疾病得到痊愈。李师运用活血化淤治则治疗"淤血"主要有四法：①调气活血法：如清代王清任所拟补阳还五汤，李师常用此方治疗气少血脉不畅，其中补气行气黄芪用量为60～120g，而其它活血化瘀药只不过10～30g。②补血活血法：血实者常用桃红四物汤，多用于血瘀之腰痛，血虚多为心脾两虚而致血瘀证选用归脾汤主治，妇科的痛经、经闭就常见此证。③行气活血法：此法又分行气温经活血，行气清热活血。瘀血属寒则经脉挛缩，凝滞不畅，临床以冷痛，苔白或舌青，脉沉迟等为主证，常见痹证，常用药物选用桂枝、干姜、细辛、当归、川芎、鸡血藤之类，瘀血属热则见头痛、胸痛、内热瞀闷、急躁善怒。舌质红、脉数等为主症，病如银屑病、玫瑰糠疹、面部痤疮、过敏性皮炎等均属瘀血属热，常用生地、丹皮、紫草、生地榆、白癣皮、白蒺藜、地肤子等凉血祛淤，每收良效。④祛血祛风法："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中医所指"风"的概念较为广泛，包括内、外风，内风指病理产物，如中风、顽固性皮肤病、过敏性疾病等，在这些病证的治疗上也采用活血化淤的方药，认为这些"风证"的治疗仅用祛风方法还不够，要将活血药与祛风药并用或突出应用活血药，才能消除"风证"，这就是"血行风自灭"的含意。李师在治疗痹证及过敏性皮肤病时常选用以四物汤为主方化裁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这一观点对临床实践是有指导意义。
在近50年的临床实践中，李师既立足于中医基础理论，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缓解患者的痛苦为己任，兢兢业业，得到了广大患者的高度好评，笔者更是受益终身，故将李师的学术思想加以总结，以供广大同行参考借鉴。
都在里面了.
1994年，创办“悟达康保健养生所”任所长。1995年，受北京电台之邀，在“人生热线”进行“心理调节与治病”的专题讲座。1995年，北京科学教育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整套磁带“王中平心理保健系列讲座30讲”。1996年9月，参加第七界国际身心医学亚洲部学术交流大会，论文“心理调节与治病理论”被选入《国际身心研究文集》。1998年，论文“心理调节与耐寒理论”在《美国中华健康卫生杂志》第一卷上发表。1998年9月，论文“心情对气血的定向定位性”被选入《中国现代医学与临床》。1999年，论文“膝盖病症心理因素与治疗”、“心理治疗广角”在《心理医生》上发表。同年“胆结石的心理因素与治疗”被选入《中国现代医学与临床》。1999年11月，论文“心理与病因、病机治疗理论方法——心理调节”在“全国临床医学与心理卫生学术会”上荣获“世界学术贡献金奖”。2000年，论文“心身疾病学概论”在全国临床医药与心理卫生学术会上获“优秀论文奖”。2000年8月，“心理调整与人体耐寒”一文在“全国临床医药学与心理卫生学术会”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获得美国中华医学会、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的“杰出成就奖”、“特殊贡献奖”。2002年10月起，《中老年健身科学》杂志连载《心平健康学系列讲座》至今。2003年，论文“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治疗的新思路”被收入《中国医学论文汇集》。2003年9月20日，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心灵的潜能》。2003年，《运动与健身》、《心理与健康》、《中国保健》、《青年心理》等多家杂志均刊登了有关心平健康学的文章。2003年，《中华养生保健》杂志连载刊登心平健康学讲座。2004年，《时尚健康·男士》杂志长期特聘王中平先生为医学专家，高级顾问。2005年4月，论文“中医七情内伤理论的延展”在《中医杂志》上发表。2005年6月，首届中华养生大会特邀大会发言，论文“心态平衡是健康长寿的根本”在大会论文集上发表。2006年6月，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第一届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上进行大会发言介绍心平健康学，论文“中医心理病因与治疗的新思路”、“百病生于气而病可由心解”、“心脏病二尖瓣狭窄与关闭不全治疗的新思路”、“用心调治高血压病”、“心理调整在临床中的应用”在世中联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进行交流，并被选入《国际中医心理学论丛》。
扁雀 麻肺散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
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
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
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
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
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
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
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
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
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
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
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
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
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
将来也会适用。
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
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
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
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
礼的思想并没有错。
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
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
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
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
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
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这样市场是想到五常市，仁义礼智信，这是孔子对儒家弟子的教育提出来。
德育类的论文题目（通用250条）
我国现阶段，加强恩德教育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在作为道德教育与品格养成主阵地的学校，却普遍存在着德育低效的状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德育类的论文题目，欢迎阅读。
1、浅谈初中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2、初中德育探微
3、浅谈在初中阶段加强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4、关于农村初中德育工作的思考
5、新时期的农村初中德育工作初探
6、农村初中德育工作之我见
7、初中德育途径与方法浅探
8、初中德育教育初探
9、初中德育生活化教学模式探析
10、初中德育内容体系的建构问题探析
11、谈谈对初中德育管理工作的理解
12、初中德育工作的四个乐章
13、如何有效的开展初中德育教育工作
14、浅谈如何进行初中生德育教育
15、浅谈如何做好初中生德育工作
16、初中德育课程的建构与实施
17、如何提高农村初中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18、新时期初中德育管理体制的反思
19、论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20、初中德育实效性评价的有益尝试
21、初中德育课程
22、初中德育教育浅议
23、细化养成教育、促进品德形成——初中学校德育工作方法略谈
24、论初中德育教学中的转化与结合
25、农村初中德育教育初探
26、农村初中德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27、全寄宿初中学生德育评价体系初探
28、略谈初中班级德育的整体性思路
29、农村初中德育现状及对策分析
30、初中学生德育现状及对策浅析
31、班级文化建设在初中德育中的功能
32、初中增强学校德育实效性浅见
33、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34、初中阶段德育工作浅谈
35、浅谈初中班主任德育工作
36、初中班主任德育工作实施方案研究
37、在初中德育建设中弘扬人文精神
38、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初中德育有效性——谈德育的精细化
39、美国、新加坡、香港初中德育教材评析
40、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加强初中德育工作——以萍乡市第三中学为例
41、浅谈初中班主任工作中的德育渗透
42、家庭隐性残缺现象给农村初中德育工作带来的新课题
43、以“公民教育”为载体的初中德育——基于一所农村初中公民教育
44、日日做实事,事事育新人——万载县双桥初中德育工作中“每日一德”
45、活用德育教科书的基本原则与主要策略——以初中德育教材为例
46、浅谈如何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
47、如何加强农村初中学校德育管理
48、如何做好学校的德育工作
49、初中体育德育教学探究
50、新课改下的初中班主任德育工作研究
1、浅谈当代中学生的德育教育
2、浅谈农村中学德育工作改革的思路
3、论中学感恩教育与和谐校园建设
4、浅谈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5、论网络对中学德育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6、在中学德育工作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7、论中学隐性德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8、浅谈中学班主任的“恩威并施”教育
9、中学政治课开展“三观”教育初探
10、营造生态文明氛围 构建和谐校园--绍兴市元培中学生态文明教育纪实
11、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与当前中学德育的困境
12、浅谈特色德育教育建设--以重庆市杏林中学儒香特色德育教育建设为例
13、利用地方德育资源对中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探讨
14、论中学德育中的人文关怀
15、浅析中学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及对大学生的影响
16、初中英语课堂中的德育渗透之浅谈
17、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中学德育创新论析
18、心理学辅导技术在中学生态德育的实践初探
19、国外中学德育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德育教育的启示
20、实现大学与中学德育有效衔接的思考
21、城乡结合部初级中学德育工作策略
22、中学德育教育实效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23、互联网思维背景下对中学德育的新解读
24、浅论团体心理辅导在中学德育中的运用
25、深化初中学生的责任意识
26、农村中学德育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关系的思考
27、道德信仰失范背景下的中学德育困境
28、浅析多媒体网络促进中学德育的发展
29、新课程背景下中学体育德育评价理论探讨
30、地理教学德育要素的挖掘与利用探讨
31、“微时代”背景下的中学德育工作探析
32、中学思想政治教师专业素养研究
33、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化低效分析
34、与“生”俱进 优化德育策略
35、时事政治融入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策略研究
36、初中德育建设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37、对中学德育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38、新媒体下的翻转课堂对提高中学生政治课学习兴趣的作用
39、初中物理教学中德育渗透举隅
40、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渗透德育理念新探索
41、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的探究
42、浅谈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
43、初中思想品德课学生兴趣培养之尝试
44、中学德育人文关怀缺失的现状
45、“和文化”教育特色学校建设探究
46、高中思想政治有效教学探索
47、面向浅谈核心素养的德育课程体系建设
48、中美中学德育实施之比较
49、班级道德讲堂对中学德育途径的创新
50、学习儒家经典文化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1、道德视域下见危不救社会问题研究
2、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模式探析
3、管理学人本原理视角下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4、自媒体视域下我国道德教育的问题研究
5、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问题研究
6、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公民道德建设问题研究
7、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政治道德建设研究
8、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制度化建设研究
9、新时期官德建设问题研究
10、个人修养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价值研究
11、知行背离干扰下的健康道德情感生成机理研究
12、“沧州好人”在社会道德建设中的价值研究
13、我国档案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14、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15、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研究
16、社会交往中道德的力量及其作用研究
17、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道德建设探析
18、青海互助土族道德生活研究
19、银行柜员道德风险研究
20、中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道德社会的构建
22、不一样的英雄
23、我国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伦理探析
24、网络道德失范现象研究
25、我国社会保险稽核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26、建国以来我国道德榜样的标准问题研究
27、我国民营企业员工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28、儒家道德文化视角下的网德培养研究
29、论社会主义商业诚信道德的建设研究
30、老子玄德思想对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意义
31、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及其当代意义
32、《解放日报》运用大众文艺形式对劳模的宣传研究
33、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研究
34、雷锋精神传承困境及对策研究
35、新闻失度对公众道德评价的影响研究
36、旅游者行为失范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37、公职人员助人行为动因研究
38、公职人员见义勇为行为动因研究
39、儒家乐教德治功能思想研究
40、新农村背景下农村道德建设研究
41、我国转型期道德失范探究
42、大庆石油工人职业价值观的研究
43、道德榜样论
44、道德冷漠研究
45、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研究
46、公民道德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47、我国当前公民道德人格问题研究
48、以中国梦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49、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道德冷漠”现象研究
50、台湾生态道德教育研究
51、道德选择的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52、仁爱道德精神的失落及完善
53、新时期雷锋精神传承常态化研究
54、道德发生的社会机制
55、传统文化视域下道德发展问题研究
56、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研究
57、公共精神的贫困与对策
58、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探析
59、雷锋精神与公民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研究
60、维吾尔族单亲家庭子女道德规范教育研究
61、良知在道德认知中的功能研究
62、党务秘书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63、当前我国社会公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公民道德建设
65、论德育共同体的建构及其走向
66、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财务伦理气氛对会计伦理决策的影响研究
67、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问题研究
68、我国旅游者道德失范问题研究
69、论市容管理中的公民道德教育
70、中日环境道德教育比较研究
71、论康有为理欲观的内涵及其现代德育价值
72、黄炎培职业道德教育理论研究
73、城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74、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劳模与先进工作者的敬业精神研究
75、道家美学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76、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77、中国医德现状与医德教育研究
78、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市民道德建设研究
79、德育视域下的道德情感功能研究
80、道德知行分裂现象的意志维度分析
81、武汉地区劳动模范群体研究（1950~1960年）
82、当代耻感培育研究
83、敬业德性的培育与践行研究
84、社区生态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85、手机媒体的公民道德教育功能研究
8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87、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多元性影响下的公共道德建设
88、公众人物在我国当前社会建设中的道德意义研究
89、学习道德模范活动常态化研究
90、黑龙江基层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价值取向研究
91、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雷锋精神的境遇与建设探究
9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市民思想道德教育调查研究
93、论法官的职业道德修养
94、土家族传统道德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95、国民公共道德素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96、“安徽好人”评选机制研究
97、我国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培育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98、全民阅读对公众思想道德提升的影响研究
99、基于满意度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100、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公民道德素质的对策研究
10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研究
102、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
103、基层税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104、政府公信力对个人见义勇为意愿的影响研究
105、新时期道德榜样教育及其实效性研究
106、美国环境教育对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启示
107、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及其治理途径研究
108、国家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109、儒家忧乐观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110、国内网络购物热潮中的道德危机及对策研究
111、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研究
112、公民生态安全意识培养研究
113、解释水平对社会公正事件判断的影响
114、圣人之教-先秦儒家道德教化范式及其现代价值
115、儒家五常思想及其在越南德育中的运用
116、公德与私德关系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建构
117、朱德精神研究
118、公交司机职业道德教育研究
119、企业道德实践研究
120、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研究
121、《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思想研究
122、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的成因及防范机制研究
123、我国青年公务员道德人格培育路径研究
124、边远地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
125、最美孝心少年的德育教育价值研究
126、美国行政权力道德标准法制化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127、食品安全形势下的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128、道德冷漠的伦理审视
129、道德领域中的利他行为及其育成研究
130、传统媒体对公民道德教育影响研究
131、道德认同研究
132、侗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德育功能研究
133、网络社会的道德失范问题研究
134、新时期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及对策研究
135、当前中国网络界面中道德失范与规制研究
136、道德模范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37、孟子理想人格思想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38、转型期导游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139、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140、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问题的研究
141、我国社会道德缺失与重塑问题研究
14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143、周恩来的勤俭节约思想与实践
144、道德教育的“情感”之维
145、团队精神比照下的集体主义教育研究
146、公务员品德修养问题研究
147、规范伦理学视域下的网络道德教育研究
148、浅论财政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149、“沧州好人”后援会帮扶道德模范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50、农业科技专家的科学道德研究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朱熹你看一下
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 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 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 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 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 与智者之异。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水的形 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山岭育养生 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 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 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 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 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 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 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 越是自发自成， 越是纯真完美， 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 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 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 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 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 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 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 以天下为己任， 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 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 生观， 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 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 既反对心为形役， 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 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 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 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但儒家的辨证法尚 刚主动员有， 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 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 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 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 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儒家之历 短，正是道家之所长。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 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所以 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迢家长于 虚学。
老子《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文明史上的智慧宝典中汲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髓。当今社会科学发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殷实，而精神财富却越来越贫乏，道德沦丧的现象日益严重。“堂堂正正做人，踏踏踏实实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去面对金钱、地位、美色的诱-惑呢? 我们同样可以在《道德经》这部圣典中找出答案，那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注重守静处世，清静自省，尽心本职!既然我们个体十分渺小，力量十分微弱，人生十分短暂，我们何不端正心态呢?静心、净心、尽心就是人们的三个不同心态层面。静心：静安人生坐标;净心：净处人生方向;尽心：尽展人生作为。静心，静安人生坐标。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无为”为修道之本。《道德经》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强调了致虚守静的修养。“致虚”就是要消除心灵的蔽障和理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而后才能“守静”，通过“静”的工夫，深蓄厚养洞察力，才会“知常”，逢凶化吉。老子之后，庄子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这是道教静中养生的思想理念。“静心”，才能“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静心，才不受名利得失困扰，不因进退去留而影响;静心，才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总之，静心是安心工作之本。人们的心境达到虚静的状态，才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会在社会中、生活中、工作中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净心，净处人生方向。“净者，不污也”，天地万物之间，洁净不染，就是“不染”。“不染”的含义很广泛，老子《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五彩缤纷的世界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声音使人震耳欲聋，美味佳肴使人馋涎欲滴，纵横驰骋的心灵使人心态若狂，拥有贵重难得的货物使人心惊胆寒。就从视、听、味、嗅、触、物六方面形象勾划了人们因贪婪而染色、染音、染味、染心、染身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后人云：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意在教人约束，收敛人们的贪欲之心。再看老子《道德经》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我们可以看出“宠辱若惊”的根源就在于“为吾有身”，“为吾有身”就在于人的心性不能清净如水，清澈透明，把个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的名利、地位看得太重。如果恬淡处世，致虚守静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何来“贵大患若身”呢?由此，净心能使自己自觉地坚持自我反省，能时刻检束自己的贪欲之心、遏制自己的非份之想。净心是保持清醒认识的源泉。尽心，尽展人生作为。人们常说：读史而明鉴，读典可明智，明智则生慧。道祖老子在《道德经》之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说消极而无所作为，这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误解，老子本意是在教人遵道而行，不妄为，而有作为。只有“不妄为”才能更好地有所大作为，也就是说“不妄为”是有所作为的保证。什么是“有为”呢? 尽心扮好社会角色，干好本职工作，担起家庭责任，就是“有作为”。是的，在世欲纷争的当今社会中，如能尽心安心于本职的话，那他的心态肯定是时常处于静心、净心的状态，没有进入静心、净心的心境，他是收敛不了他那不安份的心的。即神不外驰，心不外思，由是说：静心、净心是尽心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提倡“百行德为先”，崇尚“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各行各业，各村各户都在努力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来说，就是将“静心、净心、尽心”三心衍化为“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在现代经济社会下，重读和阐释圣典《道德经》，让人们能致虚守静、净化心灵，从而尽心尽职，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工作团结，有利于家庭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