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1998年，主持翻译美国法学名著《科宾论合同》。年，主持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项目《我国土地权利的研究》年至1999年，主持中澳机构合作项目《中国经济法改革：比较研究》。年，主持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项目《法务会计》。年，主持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财产法的理论重构》。年，与Peter Ho教授共同主持与荷兰格罗尼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土地登记和空间规划》。年，受国务院商务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委托，主持《中国的反商业欺诈》系列科研项目。年，受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委托，主持科研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立法模式研究》。年，主持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荷兰民法典》翻译和研究项目。年，主持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问题研究》。年，主持荷兰外交部资助项目《荷兰民法典翻译与研究》。年，主持国资委委托项目《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持股规范研究》。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行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的法律问题研究》。年，主持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金融机构破产研究》。年，主持国务院法制办委托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专家建议稿》。年，主持北京市平谷区委托项目《平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方案研究》。年，主持中国保监会委托项目《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研究》。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发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分析》。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和重整法律制度研究》。年，主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强制性标准和法规关系研究》。 01．《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专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再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02．《中国民法》（合著，佟柔主编）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03．《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合著，王家福主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04．《商法案例评析》（合著，江平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05．《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06．《科宾论合同》（上、下册）（译著，合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07．《商事法学·经济法学》（副主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1998年、1999年版0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教程》（上、下卷）（合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09．《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王卫国、Roman Tomasic 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商法学》（副主编）高等法学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修订版11．《破产法》（专著）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12．《商法概论》（主编）新编成人高等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经济法》（主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14．《商法、经济法》（主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5．《商法》（主编）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中国土地权利指南》（王卫国、王广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7．《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王卫国、王广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8．《法务会计基础教程》（王卫国、赵荣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9．《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20.《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西南政法大学学了学术文库 3，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21.《中国民法典论坛（2002-2005）》（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2.《破产法——原理·规则·案例》（王卫国，朱晓娟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3.《荷兰民法典》（第3、5、6编）（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4.《破产法精义》（专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25.《民法》（主编）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6.《商法》（主编）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版27.《荷兰经验与民法再法典化》（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8.《经济法学》（王卫国、李东方主编）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9.《商法》（第二版）（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0.《民商法新观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1.《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2.《合同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3.《银行法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34.《企业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王卫国、李东方主编）全国“六五”普法推荐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3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王卫国，李化常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6.《金融法学家》（第一辑至第三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至2012年连续出版37.《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一卷至第八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至2012年连续出版 01．《试论民事责任的过错推定》，《法学研究》1982年第5期02．《论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03．《损害赔偿社会化与西方侵权法危机》，《外国法学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获西南政法学院科研成果奖04．《现代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05．《论民法与商品经济》，《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06．《民事责任竞合之比较研究》，《外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07．《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1988年第2期08．《规范协同论》，《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09．《产权明晰化与企业非国有化》，《法学》1988年第10期10．《所有权转换探析》，《现代法学》1989年第1期11．《不可抗力概念的立法与学说考察》，《外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12．《瑞典新〈货物买卖法〉的主要特点》，《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13．《企业重整制度之立法范例比较》，《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1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现代法学》1993年第4期15．《公司资本论》，《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16．《民法学者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17．《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结构——功能特性》，《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4期18．《论合同无效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获《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19．《超越概念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改革成果通报》和《21世纪中国发展论坛》20．《论重整制度》，《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宪梓优秀科研成果奖21．《法国治理企业困境的立法和实践》，《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22．《商业保障与新破产法》，香港《中国透视》1996年8月号2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法学》1998年第3期24．《论重整企业的营业授权制度》，《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校庆论文奖25．《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产权》，《对外经贸企业管理》1998年第2期26．《论法学家的人格》，《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1期27．《中国电信业立法建议研究报告》（与盛洪、余晖合著），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28．《企业拯救制度在中国的采用：比较概观》，王卫国、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9.《金融欺诈对商事立法的挑战》，陈光中主编《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30．《产权的法律分析》，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31．《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2期32．《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求是》2000年第4期33．《中国入世与法制建设》，佟志广等主编《中国与WTO：权威专家话入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34．《消费者群体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21期35．《债务重组与企业脱困》，邵宁、周放生、熊志军主编《中国企业脱困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版36．《略论新破产法起草的几个目标》，《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37．《中国企业债务重组的替代方法研究》，周放生主编《国企债务重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8．《论经济法之当代命运》，王卫国著《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39．《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40．《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法人》2004年Z2期41．《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与王坤合著），《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42．《探索造福农民的城市化模式》，《中国改革报》2004年12月14日43．《新破产法草案与公司法人治理》，《法学家》，2005年02期44．《论普通债权质押的风险防范》（与胡利玲合著），《人民司法》，2005年08期45．《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劳动保护》，2006年02期46．《关于土地调控的三点意见》，《中国土地》，2006年10期47．《新破产法:一部与时俱进的立法》，《中国人大》，2006年17期48．《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与潘修平合著），《现代法学》2009年04期49．《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路径》，《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01期50．《<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中外管理》，2008年01期5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展望》，《中国法律》，2009年01期52．《中国的保险法律制度》，《中国法律》，2009年03期53．《挂钩型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5期54．《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制度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法学杂志》，2009年10期55．《累计认购期权(Accumulator)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北法学，2009年12期56．《中国破产法的特点与程序正义》，《中国法律》，2011年第5期57．《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01期58．《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经验》，《中国法律》，2012年第4期59．《政法委要转变职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1．Some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Juridik Tidskrift (Stockholm), Vol. 1989-1990, ．TheLeg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Cultural SurveyJuridik Tidskrift, Vol. 1990-1991, ．TheLegal Character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Venture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aw Review (Vancouver), (1992), ．BusinessProtection and the New Bankruptcy LawChina Monitor (Hong Kong), August 1996;5．FraudulentConduct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ChinaCanberraLaw Review, , Nos 1&2 (1997);6．AdoptingCorporate Rescue Regimes in China:A Comparative Survey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 ．CorporateGovernance and the Draft Bankruptcy Law of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No. 1, October 2004, P. 111-1198. “Land Use Right -- LegalPerspectives and Pitfalls for Land Reform”, “Developmental Dilemmas: Lan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Peter Ho, published byRoutledge (US and Canada),1st ed. . “The Changchun Approach: A NewScheme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Law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dited by Pitman ,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6,ISBN 0-88865-764-1, page . “National Report for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6 of “Commencement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Oxfor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nsolvencyLaw Series, Edited by Dennis Faber, Niels Vermunt, Jason Kilborn, and TomasRichter,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estructuring Modern Property Law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wards aChinese Civil Cod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Lei Chen & . (Remco) Van Rhee, published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 Boston, 2012, .
合同的效力是合同对当事人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所谓合同效力，指的是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生效至失效的全过程。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如果想了解合同的效力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有专门的章节对合同的效力进行了规定。如果是想要一篇关于合同的效力的论文，我建议你去百度文库、豆丁或者其他的法律论述的文章里去查找可借鉴的参考内容。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9年2月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对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其中关于合同的效力的内容是：二、合同的效力第九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第十三条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统婚姻制度区域 1.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 2.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弊端与法律对策 3.论婚姻的成立 4.《婚姻登记条例》利与弊 5.中国妇女保护的立法不足 6.浅析抚养制度的完善 7.试论探望权的实现 8.关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分析 9.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10.关于离婚几个法律问题的思考 11.法定离婚理由之探析 12.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13.家庭调解制度在中国的命运 14.离婚过程中和离婚后对子女权益的法律保护 15.军人婚姻法律保护的利与弊 16.婚姻家庭法律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 17.一夫一妻制度的法律保护 18.浅析可撤销婚姻制度 19.浅析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20.离婚标准之探讨 21.亲权制度研究 22.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研究 23.“婚内强奸”的立法研究 24.从平等原则看我国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25.我国夫妻债务制度探讨 26.╳╳地方婚姻调查 27.浅析我国婚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28.违法婚姻问题研究 29.“感情确已破裂”解析 30.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31.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关系的辨析 32.离婚损害赔偿之立法完善 33.居住权在婚姻家庭法的保护和实现 34.浅析中国古代的特色婚姻制度 35.从三部婚姻法看我国婚姻家庭理念的变迁 36.完善我国亲属抚养制度的几点思考 37.公证在婚姻法中的效力和地位 38.农村事实婚姻的状况与法律对策 39.夫妻侵权制度研究 40.准婚姻制度研究 婚姻家庭法哲学区域 1.婚姻法适用的道德机理 2.近现代法上婚姻本质属性研究 3.公平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适用 4.试论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及其实现 5.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理念研究 6.关于配偶权的探讨 7.婚姻登记证的法律效力 8.“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法律分析 9.婚姻契约制度研究 10.婚内强迫性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11.中国古代╳╳时期妇女法律地位探析 12.夫妻人身关系探析 13.“代孕”技术的法律反思 14.妇女人格独立制度研究 15.侵犯配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16.婚姻自由原则的法理分析 17.试论事实婚姻中的离婚问题 18.中国古代“抢婚”现象的法律分析 19.亲属法立法可行性探讨 20.婚姻自主权探讨 婚姻法学前沿区域 1.变性人及其原婚姻关系处理 2.同性恋(婚)的法律对策 3.婚前体检存废论 4.婚姻登记行为可诉性研究 5.试论准婚姻关系 6.“保卫婚姻俱乐部”的合法性探讨 7.浅析婚内索赔 8.对离婚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9.“性骚扰”法律问题研究 10.婚约的法律性质 11.“闪婚”的法律分析 12.人工生殖中的父母子女关系研究 13.试析“回族女子不外嫁”的习俗 14.同居者的权利义务探讨 15.关于大学生婚育权与高校管理权（或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探讨 16.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研究 17.“半路夫妻”法律问题研究 18.“试婚”（或“试离婚”）的法律问题分析19.婚姻保险制度研究 20.“同性恋”婚姻立法趋势研究 21.浅析婚介所的法律地位 22.论服刑人员的结婚权 23.“换亲”的法律分析 24.浅析和谐社会与性别平等 25.网婚的法律分析
我也是法律本科毕业的，自己有一份，网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份，只可惜你给的份太少了。我的是浙大的，发给你肯定能过关。
法律是强调物证和证据的，只要事实可以被证明即给予认定其实无论配偶关系还是同居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不留下一点生活痕迹，认定共同生活的事实毫无问题，但没有被证明的“婚姻”在两人感情破裂时产生的财产和继承方面除非有举证否则不予认定，如果双方均为有民事行为的公民，一旦法定或事实的婚姻有了结晶，且双方没有重婚行为且双方为异性伴侣，可以到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补领结婚证，以上事实属实且符合计划生育标准，即可同居并不非法，前提条件是具有民事行为的公民和不违背社会道德，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所以同居是合法的确立无证明但事实存在的婚姻关系原则是谁例举谁举证，没有取得结婚证法律上不予认定形式但可以通过举证认定为共同生活，其间的共同财产归双方共有“婚姻”不过是一个名词，如果双方位取得结婚证，法律不认定为“婚姻”关系，但是双方均为具有民事行为的公民且没有重婚行为，“婚姻”双方的共同生活受法律保护，婚姻法是民法的分支，民法，刑法是宪法的组成，不适用婚姻法的行为可以适用更高级的法律，但如果违反了民法或刑法乃至宪法，就不适用低级的法律了婚姻，在社会学意义上，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在法学意义上，是男女两性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的结合。婚姻的成立，必须以符合社会要求，严守法律要件为有效条件，合法性构成婚姻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表现。离婚，只能是依照法律对合法有效婚姻的解除。但是，法律确认的模式并不能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统一遵守。婚姻的合法性往往遭到人们认识上的忽视和行动上的背离，违法的两性结合难于避免，违法婚姻与婚姻法伴生，与合法婚姻并存。所以，在法律上规定婚姻有效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同时，亦应该有明确的认定和处理违法婚姻的法律规范。婚姻无效制度成为立法上的最佳选择，并被证明为处理违法婚姻的最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自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形成以来，基于社会的、自然的原因，法律上有关结婚的强制性规范和禁例要求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科学。与此相应，作为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的无效婚姻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刑罚为制裁手段，以单一强制性绝对无效为特点的古代无效婚姻制度；二是根据违法婚姻的社会危害程度或当事人的意志，将无效婚姻分化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形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双重体例的近代无效婚姻制度；三是违法婚姻绝对无效的后果走向相对无效，并部分地与离婚后果相融合的现代无效婚姻制度。新中国成立五十余年，50年、80年两部婚姻法虽然对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禁止条件和形式要求作了明确概括的规定，从正面积极引导人们的结婚行为，统一结婚模式，但对违法婚姻却一直没有立法上的认定和处理条文，无效婚姻制度成为我国现代婚姻法上的一大空白，致使无法可依，违法难究，间接地纵容了违法婚姻的滋生和存续。针对这一重大缺失，新婚姻法从无效婚姻的类型、可撤销婚姻和无效、被撤销婚姻的后果三个层面作出规定，从而初步构建出中国婚姻立法上的无效婚姻制度。新婚姻法的这一创设和补充，至少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意义：（1）无效婚姻制度作为结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婚姻法的重要内容，在法律上加以确立和完善，是充实我国婚姻家庭法内容，完善结婚制度，保证婚姻家庭领域法制建设成果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法治化、有序化的重要一步。（2）建立无效婚姻制度，是维护婚姻法的尊严，提高婚姻质量，保障婚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3）通过无效婚姻制度，明确划清了婚姻合法与违法及其法律后果的界限，对违法行为及当事人的违法利益予以法律否定，为认定和处理违法婚姻，惩治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对依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违法婚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4）无效婚姻制度能提高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权威性，扩展对婚姻的社会监督力，强化婚姻管理，从而充分发挥婚姻法的导向与禁防的社会效果。（5）严格执行无效婚姻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操作运行，净化人们的婚姻观念，增进婚姻法律意识，清除社会中存在的认为“婚姻是个人私事，结婚违不违法都一样”等消极心理，使结婚的各项法律要求得到人们的自觉遵行。二、无效婚姻的类型无效婚姻制度是否定违法婚姻的婚姻效力、规定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确认和调整因违法婚姻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在其实质意义上，包含了可撤销婚姻制度。所谓违法婚姻，则指男女两性间形成的违反法定结婚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类似夫妻关系的结合。其特点有三：一是实质上的违法性，与结婚的强行性法律要求相冲突，属于非法同居关系；二是外在表现的准夫妻性，即违法婚姻在其表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显示出合法婚姻下的夫妻关系特点，所以在生活中往往被人们直接确认有夫妻身份；三是表现形式多样性，法律上规定的结婚条件很多，违反任何一条均构成违法婚姻，由此形成生活中违法婚姻多种多样的特点。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结婚的实质要件有五项：（1）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2）必须达到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4）直系血亲之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禁止结婚；（5）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对于形式要件，法律上唯一认可的是登记结婚，即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持有关证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只有经过登记，婚姻才能有效成立。据此推知，现实生活中的违法婚姻至少有四大类：第一类：当事人以欺、弄虚作假或与登记工作人员合谋串通等手段形成的违反结婚实质要件，但经过了形式上的登记手续、取得结婚证的违法婚姻，具体包括违背自愿的强迫包办买卖婚姻、不到法定婚龄的早婚、违反一夫一妻制的重婚、违反禁止结婚规定的近亲婚、违反禁止结婚规定的疾病婚等五种。第二类：仅违反形式要件的事实婚姻，即当事人已符合结婚的各项实质要件，但未进行结婚登记就公开地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第三类：既违反形式要件，又违反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具有双重违法性，具体表现为事实上的包办买卖婚姻、事实早婚、事实重婚、事实近亲婚、事实疾病婚等。第四类：其他以欺、武虚作假手段形成的违法婚姻。如冒名顶替的婚姻、虚假结婚、欺结婚、同性结婚、只有一方当事人的结婚等。上述各种各样的违法婚姻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表现，尤其是违反双重法律要件的事实婚姻存在面广，社会危害性大。严格说来，所有违法婚姻都不应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只能按无效婚姻认定和处理，即上列各种违法婚姻均应无效。但新婚姻法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第10条中仅规定四种情形下，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关于违反当事人自愿的违法婚姻，新婚姻法仅以“胁迫结婚”之名将其界定为可撤销婚姻。而这些无效或可撤销婚姻中，是否涵盖着办理了登记手续的违法婚姻和未办登记且违反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以及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在法律效力上如何确定，立法指向不清，意图不明，不失为新婚姻法的一大败笔。三、可撤销婚姻的操作规则新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对此，在适用中应把握如下几点：（1）可撤销婚姻在性质上仍属于违法婚姻，违背法定结婚条件，在效力上则属于相对无效的婚姻。其效力状态取决于撤销权人对撤销权的行使。如撤销权人不行使撤销权，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则可撤销婚姻转变为有效婚姻。（2）新婚姻法确认的可撤销婚姻仅限于一种，即“胁迫结婚”。所谓胁迫结婚，应指违反婚姻自由原则，违背一方当事人自愿，在他方或第三人的威胁、恐吓、强迫、包办下缔结的婚姻。这种婚姻的违法性实质在于违背“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法律规定。（3）可撤销婚姻的撤销请求权依法只能由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强迫包办婚姻下双方当事人都属于受胁迫，则双方当事人均应享有撤销请求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享有。（4）有权撤销的主体有二个：一是婚姻登记机关；二是人民法院。撤销权人（5）撤销请求权的行使具有严格的时效性，法律明确规定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该期间具体表现为二种：一是常态下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二是当事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四、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新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据此，对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可明确把握如下几点：（1）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可撤销婚姻，一旦被撤销，则溯及为自始无效，不产生任何婚姻效果。（2）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形成为夫妻关系，没有夫妻之间人身上、财产上的权利义务。（3）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在存续期间，不能产生夫妻财产制的效力，各自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取得的财产应按民法的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处理。如何处理，应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4）人民法院处理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中的财产问题时，应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尤其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要注意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另一方的财产权益。（5）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中当事人所生的子女，依法享有常态下父母子女关系中的子女权利，承担子女的义务。有关子女的抚养、监护、探望等问题，应参照婚姻法关于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的具体规定处理。（6）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下，不产生姻亲关系。（7）对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中有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责任。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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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强大的英语编辑能力把握下面这些英语给弄通顺就行了，因为好多专业术语非常枯燥 非常不感兴趣 非常让人胆寒手冷Marriage is invali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pril 28, 2001 and amendment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of the PRC" in a newly introduced system. This is the new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Marriage Law were not two of the issues involved, but also legal circles over the years has been discussed, controversial topi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s invalid, filled a gap in the law, but also fo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deal with the law provides a legal basis for marriage, marriage is China's legal construction of a major progress. Bu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as amended, the "Marriage Law of the PRC,"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s invalid o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also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worth exploring. This paper on the marriage is null and void the legal system, a marriage null and void, declared the marriage null and void marriage is null and void and the procedures o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such areas for an elaboration of the existing void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to be made of some of their own views.
法律是强调物证和证据的，只要事实可以被证明即给予认定其实无论配偶关系还是同居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不留下一点生活痕迹，认定共同生活的事实毫无问题，但没有被证明的“婚姻”在两人感情破裂时产生的财产和继承方面除非有举证否则不予认定，如果双方均为有民事行为的公民，一旦法定或事实的婚姻有了结晶，且双方没有重婚行为且双方为异性伴侣，可以到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补领结婚证，以上事实属实且符合计划生育标准，即可同居并不非法，前提条件是具有民事行为的公民和不违背社会道德，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所以同居是合法的确立无证明但事实存在的婚姻关系原则是谁例举谁举证，没有取得结婚证法律上不予认定形式但可以通过举证认定为共同生活，其间的共同财产归双方共有“婚姻”不过是一个名词，如果双方位取得结婚证，法律不认定为“婚姻”关系，但是双方均为具有民事行为的公民且没有重婚行为，“婚姻”双方的共同生活受法律保护，婚姻法是民法的分支，民法，刑法是宪法的组成，不适用婚姻法的行为可以适用更高级的法律，但如果违反了民法或刑法乃至宪法，就不适用低级的法律了婚姻，在社会学意义上，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在法学意义上，是男女两性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的结合。婚姻的成立，必须以符合社会要求，严守法律要件为有效条件，合法性构成婚姻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表现。离婚，只能是依照法律对合法有效婚姻的解除。但是，法律确认的模式并不能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统一遵守。婚姻的合法性往往遭到人们认识上的忽视和行动上的背离，违法的两性结合难于避免，违法婚姻与婚姻法伴生，与合法婚姻并存。所以，在法律上规定婚姻有效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同时，亦应该有明确的认定和处理违法婚姻的法律规范。婚姻无效制度成为立法上的最佳选择，并被证明为处理违法婚姻的最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自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形成以来，基于社会的、自然的原因，法律上有关结婚的强制性规范和禁例要求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科学。与此相应，作为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的无效婚姻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刑罚为制裁手段，以单一强制性绝对无效为特点的古代无效婚姻制度；二是根据违法婚姻的社会危害程度或当事人的意志，将无效婚姻分化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形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双重体例的近代无效婚姻制度；三是违法婚姻绝对无效的后果走向相对无效，并部分地与离婚后果相融合的现代无效婚姻制度。新中国成立五十余年，50年、80年两部婚姻法虽然对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禁止条件和形式要求作了明确概括的规定，从正面积极引导人们的结婚行为，统一结婚模式，但对违法婚姻却一直没有立法上的认定和处理条文，无效婚姻制度成为我国现代婚姻法上的一大空白，致使无法可依，违法难究，间接地纵容了违法婚姻的滋生和存续。针对这一重大缺失，新婚姻法从无效婚姻的类型、可撤销婚姻和无效、被撤销婚姻的后果三个层面作出规定，从而初步构建出中国婚姻立法上的无效婚姻制度。新婚姻法的这一创设和补充，至少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意义：（1）无效婚姻制度作为结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婚姻法的重要内容，在法律上加以确立和完善，是充实我国婚姻家庭法内容，完善结婚制度，保证婚姻家庭领域法制建设成果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法治化、有序化的重要一步。（2）建立无效婚姻制度，是维护婚姻法的尊严，提高婚姻质量，保障婚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3）通过无效婚姻制度，明确划清了婚姻合法与违法及其法律后果的界限，对违法行为及当事人的违法利益予以法律否定，为认定和处理违法婚姻，惩治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对依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违法婚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4）无效婚姻制度能提高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权威性，扩展对婚姻的社会监督力，强化婚姻管理，从而充分发挥婚姻法的导向与禁防的社会效果。（5）严格执行无效婚姻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操作运行，净化人们的婚姻观念，增进婚姻法律意识，清除社会中存在的认为“婚姻是个人私事，结婚违不违法都一样”等消极心理，使结婚的各项法律要求得到人们的自觉遵行。二、无效婚姻的类型无效婚姻制度是否定违法婚姻的婚姻效力、规定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确认和调整因违法婚姻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在其实质意义上，包含了可撤销婚姻制度。所谓违法婚姻，则指男女两性间形成的违反法定结婚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类似夫妻关系的结合。其特点有三：一是实质上的违法性，与结婚的强行性法律要求相冲突，属于非法同居关系；二是外在表现的准夫妻性，即违法婚姻在其表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显示出合法婚姻下的夫妻关系特点，所以在生活中往往被人们直接确认有夫妻身份；三是表现形式多样性，法律上规定的结婚条件很多，违反任何一条均构成违法婚姻，由此形成生活中违法婚姻多种多样的特点。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结婚的实质要件有五项：（1）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2）必须达到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4）直系血亲之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禁止结婚；（5）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对于形式要件，法律上唯一认可的是登记结婚，即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持有关证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只有经过登记，婚姻才能有效成立。据此推知，现实生活中的违法婚姻至少有四大类：第一类：当事人以欺、弄虚作假或与登记工作人员合谋串通等手段形成的违反结婚实质要件，但经过了形式上的登记手续、取得结婚证的违法婚姻，具体包括违背自愿的强迫包办买卖婚姻、不到法定婚龄的早婚、违反一夫一妻制的重婚、违反禁止结婚规定的近亲婚、违反禁止结婚规定的疾病婚等五种。第二类：仅违反形式要件的事实婚姻，即当事人已符合结婚的各项实质要件，但未进行结婚登记就公开地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第三类：既违反形式要件，又违反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具有双重违法性，具体表现为事实上的包办买卖婚姻、事实早婚、事实重婚、事实近亲婚、事实疾病婚等。第四类：其他以欺、武虚作假手段形成的违法婚姻。如冒名顶替的婚姻、虚假结婚、欺结婚、同性结婚、只有一方当事人的结婚等。上述各种各样的违法婚姻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表现，尤其是违反双重法律要件的事实婚姻存在面广，社会危害性大。严格说来，所有违法婚姻都不应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只能按无效婚姻认定和处理，即上列各种违法婚姻均应无效。但新婚姻法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第10条中仅规定四种情形下，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关于违反当事人自愿的违法婚姻，新婚姻法仅以“胁迫结婚”之名将其界定为可撤销婚姻。而这些无效或可撤销婚姻中，是否涵盖着办理了登记手续的违法婚姻和未办登记且违反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以及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在法律效力上如何确定，立法指向不清，意图不明，不失为新婚姻法的一大败笔。三、可撤销婚姻的操作规则新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对此，在适用中应把握如下几点：（1）可撤销婚姻在性质上仍属于违法婚姻，违背法定结婚条件，在效力上则属于相对无效的婚姻。其效力状态取决于撤销权人对撤销权的行使。如撤销权人不行使撤销权，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则可撤销婚姻转变为有效婚姻。（2）新婚姻法确认的可撤销婚姻仅限于一种，即“胁迫结婚”。所谓胁迫结婚，应指违反婚姻自由原则，违背一方当事人自愿，在他方或第三人的威胁、恐吓、强迫、包办下缔结的婚姻。这种婚姻的违法性实质在于违背“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法律规定。（3）可撤销婚姻的撤销请求权依法只能由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强迫包办婚姻下双方当事人都属于受胁迫，则双方当事人均应享有撤销请求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享有。（4）有权撤销的主体有二个：一是婚姻登记机关；二是人民法院。撤销权人（5）撤销请求权的行使具有严格的时效性，法律明确规定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该期间具体表现为二种：一是常态下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二是当事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四、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新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据此，对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可明确把握如下几点：（1）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可撤销婚姻，一旦被撤销，则溯及为自始无效，不产生任何婚姻效果。（2）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形成为夫妻关系，没有夫妻之间人身上、财产上的权利义务。（3）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在存续期间，不能产生夫妻财产制的效力，各自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取得的财产应按民法的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处理。如何处理，应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4）人民法院处理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中的财产问题时，应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尤其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要注意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另一方的财产权益。（5）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中当事人所生的子女，依法享有常态下父母子女关系中的子女权利，承担子女的义务。有关子女的抚养、监护、探望等问题，应参照婚姻法关于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的具体规定处理。（6）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下，不产生姻亲关系。（7）对无效或被撤销婚姻中有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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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已于2007年6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与旧《劳动法》相比有重大调整。鉴于此，本人特在此提醒各位朋友，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个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才能对自己更有利？ 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呢？根据根据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和相关立法精神、《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进入用人单位就职之前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根据我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上合法订立的，是彼此确认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证明。那么，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第一 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首先在签订劳动合同的程序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合同至少应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劳动者当妥善保管自己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强迫劳动者集资、入股，不得向劳动者收取抵押金、抵押物或者其他财物，不得扣押劳动者的有效证件。第二 劳动合必须充分体现合同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在劳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鉴于目前实践中，多是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合同范本，因此用人单位有义务向劳动者解释说明合同内容，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叙述要求准确、清楚、完整、明白易懂，防止在劳动执行过程中产生误解或曲解，从而带来不必要的争议，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造成损失，也为合同争议的处理带来困难。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劳动者应当仔细而慎重的察看企业是否经过工商部门登记以及企业注册的有效期限。否则，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将是一份无效合同。第三 法定条款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在劳动合同中必须具备条款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以及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1）劳动合同应当约定期限，主要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等三种形式。在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应当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续订劳动合同的，不得再约定试用期。（2）工作内容。工作内容是指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的工作，包括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劳动者的工种或职务，以及在生产上应达到的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等。（3）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是指用人单位提供给劳动者工作中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劳动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劳动安全和卫生规程、劳动保护措施、女工和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工作时间和休息体假等内容。（４）劳动报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工资、奖金和津贴以及支付时间等内容，在劳动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工资标准或工资的计算方法，约定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支付。（５）劳动纪律。主要包括企业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内容及其执行程序等。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其内容不得违背法律规定。（６）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７）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违约金、赔偿损失、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等。第四 意定条款在劳动合同中，除了法定条款之外还有意订条款。在劳动合同中是否需要对法定条款之外的事项进行约定可以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试用期、商业保密的保护条款、服务期条款、特殊待遇条款等。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纠纷产生的多发地带。在此，笔者简要予以说明。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即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用人单位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根据劳动部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用人单位与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有关条款事项时，可以约定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或该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定时间内（不超过六个月），调整其工作岗位，变更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用人单位也可以规定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定期限内（不超过三年），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但用人单位应给予该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这个通知是我国目前规范“守密期限”这一争议问题的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法定条款还是意定其他条款，都必须合法才能使其法生法律效力。笔者诚望广大求职者能够在求职过程中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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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满意！ 论合同效力民法论文 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 合同的效力 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 效力待定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 履行不能 一、 合同及合同效力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二、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之所以要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前置式的讨论，乃是因为其直接构成下文相关论述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其次，该书作者对“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相反，该文作者在其随后的论述中不仅列举了“统一论”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的依据何在？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5）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6）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合同的效力是合同对当事人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所谓合同效力，指的是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生效至失效的全过程。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从百度上输入“法学论文”一搜就可以了，选择那些资料多的写，把四篇拼成一篇就行了！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值是依靠货币这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 由此可见 ，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 (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 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 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 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 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 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总之 ，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补充： 您说的脚注是结尾注释的一种，而脚注为每页的结尾注释，你可以把每页的脚注统计到文章结尾处，则为注释即可。 如需其他范文，请直接联系百度HI。 回答者： 冰凌妮妮 - 试用期 一级 3-26 13:07回答： 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摘 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关键词：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弱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 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 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 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 (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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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摘 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关键词：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弱化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由此可见 ，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总之 ，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补充：您说的脚注是结尾注释的一种，而脚注为每页的结尾注释，你可以把每页的脚注统计到文章结尾处，则为注释即可。如需其他范文，请直接联系百度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