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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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赵敏燕、董立、李易：《欧共体反倾销程序及中国企业之对策》，《法学论坛》2000年第4期。10、蒋小红：《欧共体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研究》，《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11、休·斯多克、杨国华、孟庆欣：《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一个欧洲律师的观点》，《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12、古少勇：《欧盟反倾销理事会适用不同价值标准法官判决拥有自由决定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8日。13、沈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反倾销领域主要程序问题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6期。14、程宗璋：《台湾反倾销法述评》，《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15、都亳：《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建议》，《当代法学》2000年第4期。16、房东：《完善我国反倾销实体法的思考——兼评中国首例反倾销调查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17、王峰：《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和倾销的特点及我们的对策》，《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18、郭华：《中国的反倾销现状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19、刘家瑞：《中国与欧盟最新反倾销立法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1998年第5期。
浅谈行政公益诉讼论文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从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阐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进而从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论证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接着本文阐析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并着重从其中的几个大方面去把握之。
关键字：行政公益诉讼 直接利害关系 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二、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三、行政公益诉讼之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对此含义，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四、结语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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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晕，这么大的题目，博士论文差不多，建议你换个题目，你的导师看了绝对告诉你题目太大，这个适合写本书了，而不是题目，建议你上网找花钱买的吧，你的要求给钱差不多啊，给再多分都没用，价钱不贵，一百左右，还保证原创。
课题选定的四项要求：
这是跟法律相关的论文呀~你在网上找下这类的期刊看下撒~像（法学）这种期刊就可以吧~~
法律分析：证明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据的证明程度的标准,它既是衡量当事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举证要求的标准,又是法官据以确信案件事实以及评判法官对事实认定是否妥当的尺度。我国民事诉讼中采用的是优势的证明标准，所谓优势的证明标准是指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中所提供的证据效力明显优于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根据证据效力占优势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即《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要达到“证据客观充分，事实清楚”的证明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采用的是严格证明标准或称之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要达到“证明客观充分，事实确凿”的证明程度。 所谓“排除合法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指对被告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必须证明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由于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证明行政案件事实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不可能适用单一的证明标准，而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有针对性的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除法律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另有规定外，法院应当适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认定案件事实。这种证明标准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特色。
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七十条 对于投案自首或者群众扭送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立即进行询问查证，并在询问笔录中记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和离开时间。询问查证时间适用本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于投案自首或者群众扭送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适用本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通知其家属。
摘 要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法律对其具体适用条件却规定不清，以致于在实务中司法人员适用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悔罪表现”的不同适用规定以寻求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解释方法。其次，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其盲从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只有当实体法与程序法达到协调状态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制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关键词 未成年人 案件 附条件不起诉 悔罪表现作者简介：霍婷、周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冲击了传统社会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成年犯罪率的飙升就是突出的热点之一。社会环境迫使大批走投无路之人实施犯罪，也逐渐松动了报应刑论所坚持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的自由意识因而有罪必诉的基础观点。在司法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刑罚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才是良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创新起诉制度以实现非犯罪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也曾分析得出温和的、社会化的矫治方法更有利于降低重复犯罪率的结论 ，这也印证了此项制度的可行性。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三项要件即罪名、可诉性和悔罪表现。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悔罪表现在此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实体法亦或是程序法都未对此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一、悔罪表现具体内涵的选择冲突对于何为“悔罪表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明楷教授认为是指在犯罪后以一定的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 ，但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认罪与忏悔，因此悔罪表现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希望改正 。更有人提出，悔罪表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主观心理感受层面，必须以客观行动表示出来，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这种种说法，检察院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三要件时，究竟要以谁为准？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以及地区不同，司法官员基于自己的认知所做出的选择无可避免的具有差异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则更多的趋向于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悔罪表现直接与《刑法》第72条缓刑中的悔罪表现相等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悔罪表现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证明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危险，所以可以等同适用，这是诉讼法与程序法衔接的一个体现。但笔者认为，其一，由于两种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即使指向同一目的，也不可以等同适用。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即缓刑是独立的刑种，由法院宣告，实行社区矫治。而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独立的起诉制度，体现了检察院的出罪权。其二，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标准应低于缓刑的要求。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刊登的某案例为例 ，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宇在工作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吵，将被害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后小宇投案自首，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表示不道歉。若按照缓刑中悔罪表现的标准来衡量此案，则无论如何小宇也无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可如果对小宇的生活经历简单了解后，我们将很容易得知其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不管不教，因此性格倔强冲动，不善与人交往的结论。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极端，但由于年龄小，则很容易通过教育来纠正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法律仅是冷冰冰地给予惩罚，反而会助长逆反心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衔接冲突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悔罪表现上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衔接问题的另一冲突点则体现在如果根据《刑法》第37条，由于具有法定量刑情节，未成年人在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但是如果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只有在符合罪名限定、悔罪表现、考察合格等种种条件后才能不受起诉。从这一角度看，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不符合立法宗旨。此制度本来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对其进行挽救，而不是为其重返社会增加难度。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之一是放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限制。既然后者在符合重重条件后才能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结果，立法者则应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适当降低后者的罪刑要求，例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可略重于相对不起诉的要求，以寻求法律上的平衡，也真正的将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落到实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出台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学说即独立说与包含说 。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独立说成为了主流学说，如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后的不起诉，其本质是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是在符合罪名与悔罪条件后的不起诉，在条件达致以前，其实质仍为起诉，因此两者独立。 笔者也赞成独立说，理由在于两种不起诉的关注点不同，相对不起诉侧重点在于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客观方面，而悔罪表现所占比重不大；而法定不起诉则更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检察官可以主动设置考察来行使裁量权。三、完善衔接问题的建议目前在立法层面对于悔罪表现没有具体地、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又急需此方面的指导以防止裁量失衡，减损司法机关的权威。笔者认为，在缓刑制度中，悔罪表现可以犯罪后是否积极返还原物，是否真诚的向被害人道歉，是否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亦或是在羁押期间是否守法为标准。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应降低标准，将悔罪表现看作形式要件，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罪名、可诉性的实质要件且愿意接受考察，均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原因在于，其一，缓刑的适用对象是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附条件不起诉的刑罚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虽然两者都是特殊预防，但是显然后者的刑罚条件更严格，因此为了达到内部平衡状态的，应当适当放宽其他要件；其二，如上述案例，青少年处于心智成长阶段，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通常表现出暴躁、盲从、容易极端的特征。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法制观念淡薄、在社会中交叉感染所致，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此外，也无需担心此制度将放纵犯罪，因为在考验期内，检察院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接受矫治和教育，一旦嫌疑人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既然这样，何不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律网，足以将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嫌疑人收入网中，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冲突问题的解决措施本文在前文已做出回答，此处不再赘述。四、结语程序法与实体法虽然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只有当两者协调统一时，才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冲突与摩擦胡导致体系的混乱，只有平衡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刑事案件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每位法律工作者对之都必须慎之又慎。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设计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这不仅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