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便宜美：耐用
怎么说呢？美俄只以军事实力而较，相差有点悬殊，也看哪一方面，只论常规兵力，比如海军，俄罗斯不免有些个吃亏，但俄心知肚明，能平衡，这一平衡，二国咸知，大意不得，乱动不了，谁也奈何不了谁，对此美国也清楚，因此总统川普上任伊始要联俄，正是实力平衡下的产物，现在的问题，美对俄的理解根深蒂固，发酵“通俄门”，联俄这事也就自然拉倒。
最大的差距在海军。美国核动力航母在役11艘，俄罗斯只有1艘常规动力的航母常自多病多愁；美国阿利伯克60艘，造了再造，更打造万吨以上的科幻战舰ddg-1000，俄罗斯造点小型护卫舰，也是百般艰难；美国核常兼备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造了一艘又一艘，几乎一年一艘，而俄罗斯总是百般吃力，几年过去不大见动静，所以论海军，美国大船日日纵横世界大洋，俄罗斯没有这个愿望，过紧日子，话说这样的大船跑一日要费掉多少钱呀，干法想法都不一样，俄罗斯要玩成这样，现在看再过N年没指望，实在玩不动也玩不起。
空军相差N年没问题。美国隐身战斗机、轰炸机已入役多年，而俄罗斯还望不见消息，只有一款4代机苏-57，要在2019入役，被指隐身能力太差。在俄罗斯，各种飞机厂常在外销飞机，而其空军装备着老旧的各种作战飞机，不能更换，老话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俄现在的空军，只能忍饥度日，反观之财大气粗的美国空军，2017年用之空军的军费1800多亿，而俄罗斯军队全年军费只有区区500多亿美元，有钱人的日子能一样吗？购买F-35、KC-46A加油机、MC-130J运输机，以及轻型攻击机等。这样算来，美俄空军差距又是多少？仅装备要在十年以上。
陆军俄罗斯不含乎。对抗在叙，俄有坦克大炮，地面战斗车辆总是滚滚而至，这点美国为首的西方印象深刻，要论打陆军，俄罗斯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就这个发展最好，坦克T-90、T-80，以及不断升级的T-72，更打造四代坦克T-14“阿玛塔”。俄国土广袤，玩装甲自有一绝，从来不遗余力。不遗余力者还有火炮，发展得也好，2S35“联盟”SV自行榴弹炮、9K58“龙卷风”300毫米多管火箭炮、2S31“静脉”120毫米自行火炮等，不但自家大量装备使用，而且大量外销。装甲与火炮，可与美国陆军等量齐观。
还有没有？有呀。防空导弹，直升机，“匕首”巡航导弹什么的，俄也不输任何人，都是一流水准，没问题。
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相差不大，毕竟都拥有核武器。如果只是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美国更胜一些，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更强一些。而且美国有许多卫星国家在一些小国家都有驻军。
除了核武器之外，俄罗斯与美国在军事的很多领域都差距很大。两个国家当然是美国更厉害一些，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层面，美国都比俄罗斯强很多。
朋友，学点知识吧，对你没有坏处；别动不动就求助别人，而且这是造假呀。。。
4月19日，参加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MB-99综合辅助船”抵达青岛港。这是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新华社记者查春明摄 中新网4月20日电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今日将在青岛拉开帷幕。包括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等在内的五大洲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和14个国家的21艘各型舰艇将来华参加此次活动。截至19日晚，已有12个国家的17艘军舰抵达中国青岛，另外4艘外国舰艇将于今日抵达。 这次主题为“和谐海洋”的活动，旨在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创和谐海洋环境。活动期间，将举行多国海军高层研讨、多国舰艇海上阅兵式、舰艇专业交流、文化体育交流和海上舢板比赛等多项活动。中方希望并相信，这次活动将有利于增进各国海军官兵的了解、互信和友谊，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外国军舰“阵容”全名单 此次活动中的多国舰艇海上阅兵式最为引人瞩目，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首次邀请国外海军参加阅兵式。 共有14个国家21艘各型舰艇将亮相青岛，它们是： 墨西哥“夸乌特莫克”号风帆训练舰 巴基斯坦“巴达尔”号导弹驱逐舰和“纳斯尔”号补给舰 巴西“加西亚德阿维拉”号两栖登陆舰 法国“葡月”号导弹护卫舰 孟加拉国“奥斯曼”号导弹护卫舰 加拿大“保护者”号补给舰 澳大利亚“成功”号补给舰和“佩里”号巡逻舰 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和“MB-99”综合辅助船 泰国“达信”号导弹护卫舰和“邦巴功”号导弹护卫舰 新加坡“可畏”号导弹护卫舰 美国“菲茨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 印度“孟买”号导弹驱逐舰和“兰维尔”号导弹驱逐舰 韩国“独岛”号两栖攻击舰和“姜邯赞”号导弹驱逐舰 新西兰“特马纳”号导弹护卫舰和“奋进”号补给舰 外舰看点 俄罗斯军舰“瓦良格”号巡洋舰是俄罗斯“光荣级”巡洋舰的第三艘。在此次参加阅兵的各军舰队中在体量上算是数一数二的，满载排水量11490吨，舰体较宽，航速较快，最高航速可达35节，比性能相似的美提康得罗加级快2节以上。“光荣级”是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攻击的多面手。防空由8座SA-N-6导弹承担，8座双联SS-N-12“沙箱”反舰导弹，SS-N-12主要用于打击敌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作战舰，由于飞行速度可达倍音速且威力巨大，对航母有致命打击能力，令航母防不胜防，“瓦良格”号也因此被称为“航母杀手”。 美国派出的“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属于阿利·伯克级“宙斯盾”舰。“宙斯盾”舰因其“宙斯盾”防空反导系统而著称。它所携带的舰载武器是军事爱好者人人尽知的，对地是“战斧”巡航导弹，防空和反导是“标准”导弹，反潜是“阿斯洛克”导弹。这型舰的排水量在9000吨左右，比“瓦良格”号略小，但其作为航母编队的防空反导屏障，海战中其实与“瓦良格”号扮演着攻防对手的角色。 印度“孟买号”导弹驱逐舰，属于印度国产的“德里级”。“德里级”驱逐舰是印度在苏联帮助下研制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它融合了俄美两种军舰风格，舰体形状类似于西方舰只，舰首略上翘，但上层建筑和武器配备有俄式风格。该舰满载排水量在6000吨左右，巡航速度28节。“德里级”火力强大，兼顾反舰、防空、反潜，反舰主要使用SS-N-25导弹，防空主要使用SA-N-7导弹。 韩国派出的“独岛”号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为18860吨，舰长200米，最大舰宽32米，高米，井型甲板区域可容纳两辆LSF-2型气垫登陆艇或者6辆LCM-8登陆车，直升机机库可存放10架中等大小的直升机，甲板上一次可停放5架，称其为“直升机航母”并不为过。 海上阅兵详解 据报道，此次海上阅兵的区域，也是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3届残奥会举行帆船比赛的海区，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也是按奥运安保的标准进行，部分区域在安保方面将高出“奥运标准”。封港期间，海军特种部队和海警巡逻队将负责港区内的安保。 海上阅兵包括分列式和阅兵式。分列式中，中国海军舰艇将以单纵队从检阅舰前通过；阅兵式中，检阅舰依次驶过外国海军各来访舰，外舰则锚泊接受检阅。 据曾在巴基斯坦参加过“和平09”多国联合军演海上阅兵的中国海军“广州”号导弹驱逐舰舰长李平介绍，海上阅兵最大的难点在于精确操作，组成受阅编队的各舰大小、型号、兵力和操作性能不一样，既要保证单舰准时到达预定位置，又要实现编队统一协调，必须通过计算实现精确操作。海上阅兵能否成功，能见度和风浪至关重要。 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介绍说，之所以选择在青岛举办这次多国海军活动，一是因为青岛是中国海军的重要基地，二是因为青岛附近海域天气和海况适合。青岛与中国海军的成长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军的多个兵种都在此诞生起步、发展。1950年初，海军第一所航校、第一支高射炮兵部队第一个岸炮团陆续在青岛成立。2年后，中国开始在青岛修建第1个潜艇基地。 海军司令勾画中国海军发展蓝图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是人民海军与世界海军合作交流进入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也是人民海军践行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实际行动，必将对促进世界海军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与世界海军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向世界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吴胜利指出，中国海军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推进整体转型，提升海上核心军事能力。他表示，中国海军将加强重点武器装备建设，研制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水下自持力和隐身性能好的新型潜艇、超音速巡航作战飞机、精确化突防能力强的远射程导弹、大深度高速智能鱼雷、通用性兼容性好的电子战装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使新一代武器装备质量、性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与此同时，还要大力提升后勤和装备综合保障能力。要围绕海军主战装备大型化、多型号发展和兵力部署的新要求，在各战略方向逐步形成以战略母港为核心的岸基保障力量。加大海上修理、远海投送、大型救援和补给等装备建设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装备维修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海上机动保障能力，加强以大型辅助船只为重点的海上运输与补给力量，以医院船、救护直升机为重点的医疗救护与后送力量，利用民用运力发展海上战略投送力量。 吴胜利特别强调，无论中国海军如何发展，积极防御的根本性质始终不会改变，坚持自卫的根本原则始终不会改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根本立场始终不会改变。 (据新华网、北京晚报、解放军报综合) 背景：解放军海军小资料 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军种，是海上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领海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等任务。海军主要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等兵种组成。 海军成立于1949年4月23日。1949年至1955年，先后组建水面舰艇部队、岸防兵、航空兵、潜艇部队和陆战队，确立了建设一支轻型海上作战力量的目标。1955年至1960年，先后组建了东海、南海和北海舰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在近岸海域实施防御作战。80年代以来，海军实现了向近海防御的战略转变。进入新世纪，海军着眼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经过近60年建设，海军已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合成、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海上作战力量。 海军下辖北海、东海、南海三个舰队。北海舰队机关位于山东青岛，东海舰队机关位于浙江宁波，南海舰队机关位于广东湛江。舰队下辖舰队航空兵、保障基地、舰艇支队、水警区、航空兵师和陆战旅等部队。海军编有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兵种指挥学院、海军飞行学院、海军蚌埠士官学校等8所院校。 海军潜艇部队装备战略导弹核潜艇、攻击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编有潜艇基地、潜艇支队。水面舰艇部队主要装备驱逐舰、护卫舰、导弹艇、扫雷舰、登陆舰和勤务舰船等，编有驱逐舰、快艇、登陆舰、作战支援舰支队和水警区。航空兵部队主要装备歼击机、歼轰机、轰炸机、侦察机、巡逻机和直升机等，编有航空兵师。陆战队主要由陆战兵、两栖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两栖侦察兵等构成，编有陆战旅。岸防部队主要由岸舰导弹、高射炮兵、海岸炮兵等组成，编有岸导团、高炮团等。(资料据《二00八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您好! 买几本4月和5月份的军事杂志，上面全是现成的。才1500字一会儿就搞定！ 《舰船知识》、《兵器》、《三联新闻周刊》、《国际展望》、《军事世界画刊》2009年第4期“此致 海军强大”等。 中国人民海军建军60周年_新闻中心_新浪网 新浪军事推荐杂志_新浪军事_新浪网 此致 海军强大 1959年，毛泽东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海军战略力量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逝世前一年，毛泽东主席还指示海军：“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远慑万里。” 这最后的嘱托和连写了五遍的题词一起被留在了人民海军的集体记忆中。据说，在毛主席题词之后，海军内部的信函落款就变成了“此致，海军强大”，并一直沿袭至今。 补充：听你一说估计老师对时间、装备不感兴趣。那就从历史和理论入手。搜两本书宋宜昌先生的《决战海洋 -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和马汉的《海权论》。论文重点讲海军对强国的重要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往上贴呗。
去一些军事网查查看，比如亚东军事网 西陆军事网之类的，也可以在论文网上搜索啊
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 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 则吾奇击之。 ——李世民 无论怎样长篇累牍地去谈组合，我们仍然要说，仅仅把光圈聚焦在组合上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缩小焦点，看看是否有更核心的秘密隐在其中。如果不能洞悉如何组合才是最好的秘诀，那么，即使不得要领地组合上它一百次，也无补于事。 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胜利是在四平八稳中获得的。所以，在各种版本的《军语》中，才会有主攻方向、主要突击目标、佯攻、佯动、迂回包抄这样一些区分行动主次的术语。隐在这些术语背后的，相信不仅仅是出于“兵不厌诈”的考虑，或是为了合理使用兵力。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凭着直觉，所有那些赢得过无数胜仗的赫赫名将或无名之辈，都意识到了有一种或许应被称为“胜律”的东西的存在，并千万次地接近过它。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位统帅或是一位哲人敢说，我找到了它，甚至连对这种规律的命名都不曾完成。其实它一直就隐藏在人类此起彼伏的军事实践中。可以说，每一次经典式的胜战都验证了它。只是每一次，人们都不肯承认或不敢肯定自己与胜律迎面相遇，而常常把它归结于神秘命运的垂青。许多“马后炮”式的战史专著，也由于把它描绘得过于玄妙而使人最终不得要领。但，胜律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它像个隐身人伴随着人类的每一场战争，它的金手指倒向谁一边，谁就会踏着战败者的悲伤穿过凯旋门。不过，即使是那些战争骄子，也从未真正目睹过它的真实面孔。 与黄金分割律暗合 “一切都是数”。古智者毕达哥拉斯[1]沿着这条思想之路，与一组神秘的数字不期而遇：。结果，他发现了黄金分割律！ （√5-1）／2≈ -------- [1]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其著名格言：“一切都是数”，即一切现存的事物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数的关系。尽管毕达哥拉斯学说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但仍然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古典哲学和中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哥白尼就承认毕达哥拉斯的天文概念是他的假说的先驱，伽里略也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而将黄金分割证明世界的和谐关系，只是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一种具体运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P715） 从那以后，2500年间，这个公式一直被造型艺术家们奉为美学的金科玉律，艺术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管是信手拈来还是刻意为之，几乎所有被人们称为杰作的艺术品，都在其基本的美学特征方面近似或符合这一公式。人们曾长时间惊讶于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美轮美奂，几疑为神迹。经过测算，才发现它的垂直线和水平线之间的关系，竟完全符合1:的比例。当代建筑学大师柯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也是根据黄金分割律，创立了他最重要的“设计基本尺度”理论，而这一理论对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建筑物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2]。可惜，这一或许是造物用一个领域向人类暗示全部领域规律的公式，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从未走出过艺术创造的天地。除了那些天赋过人的缪斯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条黄金般的美律，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或者干脆就是其它领域中同样需要遵从的规律。直到1953年，美国人J·基弗才发现，用黄金分割律寻找试验点，能够最快地逼近最佳状态。他的这一发现被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归纳为“优选法”，亦叫法。并一度在中国广为传播。虽然就我们所知，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普及运动，收效甚微，但它却显示出黄金律在艺术之外的领域中运用的前景[3]。 -------- [2]见《建筑的古典语言》，萨莫森著，第90页。 [3]把长为L的直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对于全部的比等于其余一部分对于这部分的比，即X:L＝（L-X）:X，这样的分割称为“黄金分割”，其比值略等于。从古希腊到19世纪都有人认为这样的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有美学价值，故称为“黄金分割”。在实际运用上，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数列2，3，5，8，13，21……得出2：3，3：5，5：8，8：13等比值作为近似值。（《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P2057－2058）coc2 其实，早在自觉把握黄金律的意识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凭着直觉，反复地将它运用在了各自的实践领域。这里面自然不会遗漏军事领域。从战争史上那些令人称绝的著名战役和战斗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这头神秘野兽飘忽不定的爪痕。 无须把目光投向很远，你会发现，与这一定律相合的例子，在军事天地间几乎俯拾即是。从马刀锋刃的弧度，到子弹、炮弹、弹道导弹沿弹道飞行的顶点，从飞机进入俯冲轰炸状态的最佳投弹高度和距离[4]，到补给线的长短与战争转折点的关系，无处不见的形影。（本章正文中注释[4]至[12]序号原书未标出，由扫校者订正——扫校者识） -------- [4]俯冲轰炸是攻击机使用近距导弹、火箭、制导和非制导炸弹的一种主要攻击方法。攻击时攻击机从低空进入到战斗展开点（距目标40－50公里）。然后上升到2000－4000米，转到战斗航向，在距目标5－10公里时，开始俯冲，在距离分别为1300－1600米、600－1000米时以30°－50°角投弹。俯冲攻击时武器的毁伤精度最高。如图： IMG src="《超限战》注释" （见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1992年10期） 信手翻翻战史，你一定暗暗吃惊，，如一条金带蜿蜒隐现于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春秋时期的晋楚鄢陵之战，晋厉公率军伐郑，与援郑之楚军决战于鄢陵。厉公听从楚叛臣苗贲皇的建议，以中军之一部进攻楚军之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之中军，集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卒，攻击楚之右军。其主要攻击点的选择，恰在黄金分割点上[5]。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阿贝拉之战，马其顿人把他们的攻击点，选在了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巧的是，这个部位正好也是整个战线的“黄金点”[6]。 -------- [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一册，P257－273，附图1－26，军事译文出版社。 [6]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P117，富勒著。该书对阿贝拉之战除有精当论述外，另附有直观而形象的战场态势图。 数百年来，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像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颇感费解。因为仅用蛮族人的悍野、残忍、诡谲以及骑兵的机动性这些理由，都还不足以对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或许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果然，黄金分割律再次显示出它的神奇：我们发现，蒙古骑兵的战斗队形与西方传统的方阵大不相同。在它的5排制阵型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比例为2:3，人盔马甲的重骑兵为2，快捷灵动的轻骑兵为3，又是一个黄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这样的统帅统领的大军，比在战场上与它对峙的欧洲军队更具冲击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基督教欧洲人除了把黄金律运用到宗教艺术方面天赋甚高外，对这一定律在其它方面是否有用，似乎开悟得很晚。直到黑火药时期，滑膛枪渐渐呈现取代长矛之势，率先将滑膛枪兵和长矛兵对半混编，以改造传统方阵的荷兰将军摩利士，仍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还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这种正面强侧面弱的阵型进行调整后，才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做法是，在摩利士原来的216名长矛兵＋198名滑膛枪兵中队之外，增加96名滑膛枪兵，这一改变顿时突出了火器的作用，使之成为了冷热兵器时代军队阵型的分水岭。不言而喻的是，198＋96名滑膛枪兵与216长矛兵之比，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黄金律的光斑。 还不止是这些。看看吧，在我们承认它为艺术规律之外的规律之前，它是怎样近乎固执地一次次“显形”，向我们发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仑进攻俄国。9月，他在未能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博罗金诺战役后，进入了莫斯科，这时的拿破仑并未意识到，天才和运气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和转折点正在同时到来。一个月后，法军便在大雪纷飞中撤离了莫斯科，三个月的胜利进军加上两个月的盛极而衰，从时间轴上看，法兰西皇帝透过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时，脚下正好就踩着黄金分割线。130年后的另一个6月，纳粹德国启动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军一直保持着进攻的势头，直到1943年8月，“城堡”行动结束，德军从此转入守势，再没能对苏军发起一次可以称之为战役行动的进攻。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也称之为巧合：被所有战史学家们公认为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早不晚，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17个月，也就是1942年的11月，这正是德军由盛而衰的26个月时间轴上的“黄金点”。[7] -------- [7]《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法）马塞尔·博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苏联－对德战争》，P684－694。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湾战争。战前，据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共和国卫队的装备和人员，经空中轰炸损失达到或超过30％，就将基本丧失战斗力。为了使伊军的损耗达到这个临界点，美军一再延长轰炸时间。直到“沙漠军刀”出鞘时，伊军在战区内的4280辆坦克中的38％、2280辆装甲车中的32％、3100门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毁，这时的伊军实力已经降至60％左右，透过这些残酷的数据，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开始再次闪烁。100小时后，“沙漠风暴”的地面战斗便宣告结束。 这些散落在历史尘烟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 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偏正式结构以中心词为主体，以修饰词为主导，“正”是“偏”的躯体，而“偏”则是“正”的灵魂。当躯体作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灵魂的作用显然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主体从属于主导的关系，是偏正式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作为与客观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结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超出语言范畴的规律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出，不仅仅在“好人”、“坏事”、“高楼”、“红旗”这类词组，也不仅仅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精确炸弹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这类军语中，偏正关系大量存在。在语言范畴之外的世界里，同样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这种关系。这正是我们借用——仅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这一人类语言系统中仅见的修辞方法于自己理论中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意把战争与修辞学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这一语词来阐示自己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认定在许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都大量存在着偏与正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偏修正”（注意，这不是作为修辞方法的偏正式结构的本意，而只是我们的引伸）。如一个国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国家的主导；一支军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是主体，而统帅部是军队的主导；一次核爆炸，铀或钚是主体，而对它们的轰击手段是引发链式反应的主导；一次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国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主导，人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统帅部的主导，士兵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轰击手段，铀和钚就是一堆矿物质；没有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受害国的调节机制理应能使它们避开一场金融浩劫。在此类关系中，抛开双向互动的因素不谈，谁是偏谁是正，谁修饰谁，可以说不言而喻。 以上论述表明，这种偏正式结构是一种非对称性结构，因而偏与正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关系。在这点上，与黄金分割律的情况非常相似：与1之间就既是一种非对称结构，又是一种非均衡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种表述的偏正式。因为在偏正结构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黄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而不是1。这是两者间共同的特征。规律告诉我们，在两个特征相似的事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相似的规律。如果在黄金分割与偏正结构之间确实存在共同规律的话，那就应该是： ＝偏。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大概非田忌赛马的典故莫属了。在总体实力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大军事家孙膑挥洒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国博弈智慧的经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作开局，在输掉必丢的一局后，再用己方的中马和上马，连克对方的下马和中马，确保了获胜所需的两局优势[8]。这种以丢一保二策略（主导）去赢取整个赛局（主体）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偏正式结构。而其三局两胜的结果，则又完全符合2：3的黄金比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汇流、二律合一： -------- [8]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黄金律＝偏正律。 找到规律是研究问题的结果，也是研究问题的开始。只要我们相信有一个名曰偏正律的东西普遍贯穿于事物的运行之中，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一规律同黄金律一样不会独独在军事领域留下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 齐鲁长勺之战。两军对阵，齐军来势汹汹，鲁军按兵不动。齐军擂了三通鼓、冲了三回阵，仍未撼动鲁军阵脚，气势明显低落。鲁军趁机反攻，大获全胜。战后，谋士曹刿向鲁庄公点破了此役齐败鲁胜的道理：敌军“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此战可分五个阶段：齐军一鼓——齐军再鼓——齐军三鼓——鲁军反攻——鲁军追击。从第一到第三阶段，曹刿采取了避敌锋芒的策略，使齐军在没能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便迅速越过了自己攻击力的黄金点，而鲁军则准确地选择此点为反攻时机，在2700年前的战场上充分印证了黄金分割律（3:）。可以肯定，当时的曹刿，绝不可能知晓晚于他200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黄金分割理论。况且，就是他知道这一理论，也不可能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事中，准确地测知哪里是它的。但他却凭直觉猜测到了这一闪烁黄金光芒的分割点，而这正是所有天才军事家们共有的禀赋。 -------- [9]见《左传·曹刿论战》。此后，曹刿在柯地参加齐鲁会盟时，执匕首劫齐桓公，迫使齐国退回侵鲁之地。有谋有勇如此，为罕见之良将。（见《史记·刺客列传》） 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与曹刿的思路如出一辙。他也像曹刿一样洞悉敌人攻击力递减的奥秘。因而他一反常态，把最弱的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应布署精锐的阵线中部，让他们去正面经受罗马军队的攻击，待其支撑不住后，战线上便逐渐出现了一个新月形凹陷。这弯不知是汉尼拔刻意营造还是意外形成的新月，变成了消解罗马军队攻击力的巨大缓冲器。当这一强劲力量因战线的拉长逐次衰减，在接近迦太基人阵线的底部而呈强弩之末时，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在骑兵上却占优势的迦太基人，不失时机地让其铁骑两翼齐飞，迅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合围，把坎尼变成了宰杀7万生灵的屠场。[10] -------- [10]坎尼之战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例，几乎所有战史著作中都会提及。（美）贝文·亚历山大所著《统帅决胜之道》，关于坎尼之战的描述图文并茂，对理解我们所说的“偏正律”有帮助。《统帅决胜之道》，新华出版杜，1996年版，P11－13。 这两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战役，都把避敌锋芒、挫敌锐气作为主导性策略，采取了明显偏离正面决战的作战模式，恰到好处地把敌方攻击力的衰竭点，作为己方反击的最佳时机，在战法上明显地符合黄金律和偏正律。 如果不把这两个战例，看做是一种巧合或孤立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在战史中更多地看到黄金律－偏正律在闪闪发光。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也许更加明显。二战时，德军进攻法兰西的战役，从头至尾都浸透了我们所说的这二律的精髓。无论是将坦克从步兵的配属变成主战兵器，还是抛开一战时的套路把闪击战作为主战理论，以及不但出乎敌人、甚至出乎德军统帅部里那些观念陈旧的老将军的意料，把阿登山口选为德军进攻的主导方向，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人眼里，肯定都不合正统，明显地带有“偏”向性。正是这一偏向，导致了整个德军军事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史里芬伯爵“袖拂英吉利海峡”的梦想，成了英国人在敦克尔刻的噩梦。而此前谁会想到，这一奇迹的蓝图，竟绘自两个级别较低的军官——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之手？[11] -------- [11]曼施坦因在1937－1938年间，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首席参谋次长，由于德国陆军内部矛盾，曼施坦因被逐出陆军总部，改任第十八师师长。1939年，德国陆军总部须发西线作战计划“黄色作战计划”，其意图是以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内所将遭遇的英法联军，而以较弱的兵力掩护其侧面。显然，这个计划是1914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时任A集团军参谋长的曼施坦因用A集团军的名义，拟订了自己的作战计划，以备忘录或是作战草案的方式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但一直被总部高级将领拒绝。对曼施坦因备感恼火的陆军总部将其调任第三十八军军长，曼施坦因却利用面见希特勒的机会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并说服了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悟性甚高的希特勒。这个在战后被利德尔·哈特称为“曼施坦因计划”的要点是：以左翼为攻击重点，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从阿登山脉突袭。（《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0年） 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第十九军，是“曼施坦因计划”的最出色实践者。（《闪击英雄》，古德里安著，战士出版社，1981年） 在同一场大战中，可与进攻法兰西战役这种明显具有偏正式倾向的作战行动相映照的，还可举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对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对坦克。虽然在山本的意识里，仍把战列舰视为未来海上决战的主体力量，但却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将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选作了对美海军作战的主导兵器。更为令人击节之处，是他在对美国人下手时，避开了对美国本土漫长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击，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联合舰队的攻击半径，也就是他的拳头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从而挑选了既对扼制整个太平洋举足轻重，又让美国人事先得到情报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为攻击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上决战的信奉者在关乎未来战局的第一场大战中，选择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战，而是对珍珠港的偷袭。结果，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12] -------- [12]山本五十六在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后，否定了日本海军幕僚监部先攻击菲律宾的意见，认定必须首先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瘫痪。1941年12月7日，南云将军指挥的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按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袭击珍珠港，击沉美海军“亚利桑那”号等4艘战列舰，炸毁188架飞机，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P276－335）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已经懂得，不管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都不应从字面上去狭义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质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变的战场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位军事统帅或指挥官，留出足够的时间或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一分分去丈量何处是黄金分割点，一寸寸去考虑如何把握偏正度的问题。甚至就连和“偏”，这两个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常数。而是胜利之神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战场、战局中不断出没隐现的万千化身。 它有时表现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轰炸作为主导手段，而让一向是作战主体的陆军和海军全都成了配角； 有时表现在策略的选择上，如邓尼茨把舰对舰的海战，改为潜艇对商船的袭击，结果这种“狼群战术”远比海上决战对英国的威胁更大； 有时表现在兵器的选择上，如拿破仑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黄金海岸”行动中的精确弹药，都是能倾斜战争天平的主导兵器； 有时表现在攻击点的选择上，如特拉法尔加海战[13]中的纳尔逊，极其聪明地把法国舰队的后卫而不是前锋定为主要打击点，使一场海战的胜利导致了一个海上帝国的诞生； -------- [13]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纳尔逊向他属下的舰长传授“秘诀”，即改变海战传统的线式战术。而把己方军舰分为两支，一支以90度角进攻敌舰队的中部，隔开其后卫和中军，然后集中兵力攻击敌后卫舰只；另一支切断中军和前卫，集中攻击中军，等敌前卫舰只返回支援已为时太晚。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进程与纳尔逊所预计的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在战斗中他受伤致死，但英国海军大获全胜。（《世界近代海战史》，丁朝弼编著，海洋出版社，1994年，P143－155） 有时表现在战机的选择上，如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把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的D日，选在正处于穆斯林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阳光由西向东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举改写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4]； -------- [14]见《第四次中东战争》，（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商务出版杜，1975年。《中东战争》，（美）乔恩·金奇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有时表现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战前德军统帅部制定的入侵法国的“史里芬计划”，大胆地把其72个师中的53个集中在右翼作为主攻，而把剩下的19个师放在漫长战线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来，这个从未真正实施过的沙盘作业，竟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 有时表现在谋略的运用上，如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相争。秦昭襄王并不急于马上同敌军决战，而是依照范睢建议，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大将廉颇而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这一仗秦胜赵负的原因，与其说正得于秦军的强大，不如说偏得于范睢的谋略[15]。 -------- [1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第二册，P197。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还有另外一种迹象，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事关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把视线偏离出军事领域之外，用其它手段补充、丰富甚至替代军事手段，以达到仅凭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是从战争观上对战争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愈加频繁地呈现出军事手段与其它手段进行偏正式组合的趋势。 以上种种，不论是哪种选择，都无不带有“偏”的特性。偏正律和黄金律一样，反对一切形式的平行并列、均衡对称、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而主张剑走偏锋。只有避免锤砧硬碰，你的剑锋才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就是战争这篇千古文章中最基本的胜利语法。 如果我们把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律称为美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在军事领域中的镜像式再现——偏正律，称为胜律？ 主与全：偏正式组合的要义 在构成一个事物的诸多内部因素中，一定会有某个因素在全部因素中占据突出或主导的地位。这个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如果是和谐的、完美的，那么，它就总会在什么地方符合的公式。当然也就会符合偏正律。因为在这里，“全部因素”就是主体，就是正；“某个因素”则为主导，则为偏。当一个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后，偏与正，就构成了主从关系。二牛相斗，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双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锋刃。孰主孰从，一目了然。而当目的发生变化时，新的主导因素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主导因素，与现有的全部因素构成新的偏正关系。捕捉住了事物中主与全的关系，就等于抓住了黄金律和偏正律的要义。 据此出发，我们很快可以从战争纷杂的脉系中，理出五根最主要的筋络：主兵器与全兵器；主手段与全手段；主兵力与全兵力；主向度与全向度；主领域与全领域。这“五主五全”，基本上概括了普遍存在于战争中的偏正关系。 概括说就是黄金分割在战争中的应用。
建筑中选择的线段比；植物中的叶子的排列；报幕员站在舞台的黄金分割点上（经测量）；科学实验中数字大多取.；五角星；五边形。
事例：它在造型艺术中具有美学价值，在工艺美术和日用品的长宽设计中，采用这一比值能够引起人们的美感，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建筑物中某些线段的比就科学采用了黄金分割，舞台上的报幕员并不是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而是偏在台上一侧。以站在舞台长度的黄金分割点的位置最美观，声音传播的最好。就连植物界也有采用黄金分割的地方，如果从一棵嫩枝的顶端向下看，就会看到叶子是按照黄金分割的规律排列着的。在很多科学实验中，选取方案常用一种法，即优选法，它可以使我们合理地安排较少的试验次数找到合理的西方和合适的工艺条件。正因为它在建筑、文艺、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所以人们才珍贵地称它为“黄金分割”。意义：黄金分割〔GoldenSection〕是一种数学上的比例关系。黄金分割具有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应用时一般取，就像圆周率在应用时取一样。
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 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 则吾奇击之。 ——李世民 无论怎样长篇累牍地去谈组合，我们仍然要说，仅仅把光圈聚焦在组合上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缩小焦点，看看是否有更核心的秘密隐在其中。如果不能洞悉如何组合才是最好的秘诀，那么，即使不得要领地组合上它一百次，也无补于事。 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胜利是在四平八稳中获得的。所以，在各种版本的《军语》中，才会有主攻方向、主要突击目标、佯攻、佯动、迂回包抄这样一些区分行动主次的术语。隐在这些术语背后的，相信不仅仅是出于“兵不厌诈”的考虑，或是为了合理使用兵力。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凭着直觉，所有那些赢得过无数胜仗的赫赫名将或无名之辈，都意识到了有一种或许应被称为“胜律”的东西的存在，并千万次地接近过它。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位统帅或是一位哲人敢说，我找到了它，甚至连对这种规律的命名都不曾完成。其实它一直就隐藏在人类此起彼伏的军事实践中。可以说，每一次经典式的胜战都验证了它。只是每一次，人们都不肯承认或不敢肯定自己与胜律迎面相遇，而常常把它归结于神秘命运的垂青。许多“马后炮”式的战史专著，也由于把它描绘得过于玄妙而使人最终不得要领。但，胜律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它像个隐身人伴随着人类的每一场战争，它的金手指倒向谁一边，谁就会踏着战败者的悲伤穿过凯旋门。不过，即使是那些战争骄子，也从未真正目睹过它的真实面孔。 与黄金分割律暗合 “一切都是数”。古智者毕达哥拉斯[1]沿着这条思想之路，与一组神秘的数字不期而遇：。结果，他发现了黄金分割律！ （√5-1）／2≈ -------- [1]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其著名格言：“一切都是数”，即一切现存的事物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数的关系。尽管毕达哥拉斯学说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但仍然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古典哲学和中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哥白尼就承认毕达哥拉斯的天文概念是他的假说的先驱，伽里略也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而将黄金分割证明世界的和谐关系，只是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一种具体运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P715） 从那以后，2500年间，这个公式一直被造型艺术家们奉为美学的金科玉律，艺术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管是信手拈来还是刻意为之，几乎所有被人们称为杰作的艺术品，都在其基本的美学特征方面近似或符合这一公式。人们曾长时间惊讶于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美轮美奂，几疑为神迹。经过测算，才发现它的垂直线和水平线之间的关系，竟完全符合1:的比例。当代建筑学大师柯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也是根据黄金分割律，创立了他最重要的“设计基本尺度”理论，而这一理论对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建筑物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2]。可惜，这一或许是造物用一个领域向人类暗示全部领域规律的公式，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从未走出过艺术创造的天地。除了那些天赋过人的缪斯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条黄金般的美律，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或者干脆就是其它领域中同样需要遵从的规律。直到1953年，美国人J·基弗才发现，用黄金分割律寻找试验点，能够最快地逼近最佳状态。他的这一发现被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归纳为“优选法”，亦叫法。并一度在中国广为传播。虽然就我们所知，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普及运动，收效甚微，但它却显示出黄金律在艺术之外的领域中运用的前景[3]。 -------- [2]见《建筑的古典语言》，萨莫森著，第90页。 [3]把长为L的直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对于全部的比等于其余一部分对于这部分的比，即X:L＝（L-X）:X，这样的分割称为“黄金分割”，其比值略等于。从古希腊到19世纪都有人认为这样的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有美学价值，故称为“黄金分割”。在实际运用上，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数列2，3，5，8，13，21……得出2：3，3：5，5：8，8：13等比值作为近似值。（《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P2057－2058）coc2 其实，早在自觉把握黄金律的意识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凭着直觉，反复地将它运用在了各自的实践领域。这里面自然不会遗漏军事领域。从战争史上那些令人称绝的著名战役和战斗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这头神秘野兽飘忽不定的爪痕。 无须把目光投向很远，你会发现，与这一定律相合的例子，在军事天地间几乎俯拾即是。从马刀锋刃的弧度，到子弹、炮弹、弹道导弹沿弹道飞行的顶点，从飞机进入俯冲轰炸状态的最佳投弹高度和距离[4]，到补给线的长短与战争转折点的关系，无处不见的形影。（本章正文中注释[4]至[12]序号原书未标出，由扫校者订正——扫校者识） -------- [4]俯冲轰炸是攻击机使用近距导弹、火箭、制导和非制导炸弹的一种主要攻击方法。攻击时攻击机从低空进入到战斗展开点（距目标40－50公里）。然后上升到2000－4000米，转到战斗航向，在距目标5－10公里时，开始俯冲，在距离分别为1300－1600米、600－1000米时以30°－50°角投弹。俯冲攻击时武器的毁伤精度最高。如图： IMG src="《超限战》注释" （见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杂志1992年10期） 信手翻翻战史，你一定暗暗吃惊，，如一条金带蜿蜒隐现于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春秋时期的晋楚鄢陵之战，晋厉公率军伐郑，与援郑之楚军决战于鄢陵。厉公听从楚叛臣苗贲皇的建议，以中军之一部进攻楚军之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之中军，集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卒，攻击楚之右军。其主要攻击点的选择，恰在黄金分割点上[5]。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阿贝拉之战，马其顿人把他们的攻击点，选在了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巧的是，这个部位正好也是整个战线的“黄金点”[6]。 -------- [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一册，P257－273，附图1－26，军事译文出版社。 [6]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P117，富勒著。该书对阿贝拉之战除有精当论述外，另附有直观而形象的战场态势图。 数百年来，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像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颇感费解。因为仅用蛮族人的悍野、残忍、诡谲以及骑兵的机动性这些理由，都还不足以对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或许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果然，黄金分割律再次显示出它的神奇：我们发现，蒙古骑兵的战斗队形与西方传统的方阵大不相同。在它的5排制阵型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比例为2:3，人盔马甲的重骑兵为2，快捷灵动的轻骑兵为3，又是一个黄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这样的统帅统领的大军，比在战场上与它对峙的欧洲军队更具冲击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基督教欧洲人除了把黄金律运用到宗教艺术方面天赋甚高外，对这一定律在其它方面是否有用，似乎开悟得很晚。直到黑火药时期，滑膛枪渐渐呈现取代长矛之势，率先将滑膛枪兵和长矛兵对半混编，以改造传统方阵的荷兰将军摩利士，仍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还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这种正面强侧面弱的阵型进行调整后，才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做法是，在摩利士原来的216名长矛兵＋198名滑膛枪兵中队之外，增加96名滑膛枪兵，这一改变顿时突出了火器的作用，使之成为了冷热兵器时代军队阵型的分水岭。不言而喻的是，198＋96名滑膛枪兵与216长矛兵之比，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黄金律的光斑。 还不止是这些。看看吧，在我们承认它为艺术规律之外的规律之前，它是怎样近乎固执地一次次“显形”，向我们发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仑进攻俄国。9月，他在未能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博罗金诺战役后，进入了莫斯科，这时的拿破仑并未意识到，天才和运气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和转折点正在同时到来。一个月后，法军便在大雪纷飞中撤离了莫斯科，三个月的胜利进军加上两个月的盛极而衰，从时间轴上看，法兰西皇帝透过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时，脚下正好就踩着黄金分割线。130年后的另一个6月，纳粹德国启动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军一直保持着进攻的势头，直到1943年8月，“城堡”行动结束，德军从此转入守势，再没能对苏军发起一次可以称之为战役行动的进攻。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也称之为巧合：被所有战史学家们公认为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早不晚，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17个月，也就是1942年的11月，这正是德军由盛而衰的26个月时间轴上的“黄金点”。[7] -------- [7]《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法）马塞尔·博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苏联－对德战争》，P684－694。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湾战争。战前，据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共和国卫队的装备和人员，经空中轰炸损失达到或超过30％，就将基本丧失战斗力。为了使伊军的损耗达到这个临界点，美军一再延长轰炸时间。直到“沙漠军刀”出鞘时，伊军在战区内的4280辆坦克中的38％、2280辆装甲车中的32％、3100门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毁，这时的伊军实力已经降至60％左右，透过这些残酷的数据，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开始再次闪烁。100小时后，“沙漠风暴”的地面战斗便宣告结束。 这些散落在历史尘烟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 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偏正式结构以中心词为主体，以修饰词为主导，“正”是“偏”的躯体，而“偏”则是“正”的灵魂。当躯体作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灵魂的作用显然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主体从属于主导的关系，是偏正式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作为与客观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结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超出语言范畴的规律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出，不仅仅在“好人”、“坏事”、“高楼”、“红旗”这类词组，也不仅仅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精确炸弹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这类军语中，偏正关系大量存在。在语言范畴之外的世界里，同样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这种关系。这正是我们借用——仅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这一人类语言系统中仅见的修辞方法于自己理论中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意把战争与修辞学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这一语词来阐示自己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认定在许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都大量存在着偏与正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偏修正”（注意，这不是作为修辞方法的偏正式结构的本意，而只是我们的引伸）。如一个国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国家的主导；一支军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是主体，而统帅部是军队的主导；一次核爆炸，铀或钚是主体，而对它们的轰击手段是引发链式反应的主导；一次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国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主导，人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统帅部的主导，士兵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轰击手段，铀和钚就是一堆矿物质；没有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受害国的调节机制理应能使它们避开一场金融浩劫。在此类关系中，抛开双向互动的因素不谈，谁是偏谁是正，谁修饰谁，可以说不言而喻。 以上论述表明，这种偏正式结构是一种非对称性结构，因而偏与正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关系。在这点上，与黄金分割律的情况非常相似：与1之间就既是一种非对称结构，又是一种非均衡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种表述的偏正式。因为在偏正结构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黄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而不是1。这是两者间共同的特征。规律告诉我们，在两个特征相似的事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相似的规律。如果在黄金分割与偏正结构之间确实存在共同规律的话，那就应该是： ＝偏。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大概非田忌赛马的典故莫属了。在总体实力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大军事家孙膑挥洒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国博弈智慧的经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作开局，在输掉必丢的一局后，再用己方的中马和上马，连克对方的下马和中马，确保了获胜所需的两局优势[8]。这种以丢一保二策略（主导）去赢取整个赛局（主体）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偏正式结构。而其三局两胜的结果，则又完全符合2：3的黄金比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汇流、二律合一： -------- [8]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黄金律＝偏正律。 找到规律是研究问题的结果，也是研究问题的开始。只要我们相信有一个名曰偏正律的东西普遍贯穿于事物的运行之中，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一规律同黄金律一样不会独独在军事领域留下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 齐鲁长勺之战。两军对阵，齐军来势汹汹，鲁军按兵不动。齐军擂了三通鼓、冲了三回阵，仍未撼动鲁军阵脚，气势明显低落。鲁军趁机反攻，大获全胜。战后，谋士曹刿向鲁庄公点破了此役齐败鲁胜的道理：敌军“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此战可分五个阶段：齐军一鼓——齐军再鼓——齐军三鼓——鲁军反攻——鲁军追击。从第一到第三阶段，曹刿采取了避敌锋芒的策略，使齐军在没能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便迅速越过了自己攻击力的黄金点，而鲁军则准确地选择此点为反攻时机，在2700年前的战场上充分印证了黄金分割律（3:）。可以肯定，当时的曹刿，绝不可能知晓晚于他200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黄金分割理论。况且，就是他知道这一理论，也不可能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事中，准确地测知哪里是它的。但他却凭直觉猜测到了这一闪烁黄金光芒的分割点，而这正是所有天才军事家们共有的禀赋。 -------- [9]见《左传·曹刿论战》。此后，曹刿在柯地参加齐鲁会盟时，执匕首劫齐桓公，迫使齐国退回侵鲁之地。有谋有勇如此，为罕见之良将。（见《史记·刺客列传》） 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与曹刿的思路如出一辙。他也像曹刿一样洞悉敌人攻击力递减的奥秘。因而他一反常态，把最弱的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应布署精锐的阵线中部，让他们去正面经受罗马军队的攻击，待其支撑不住后，战线上便逐渐出现了一个新月形凹陷。这弯不知是汉尼拔刻意营造还是意外形成的新月，变成了消解罗马军队攻击力的巨大缓冲器。当这一强劲力量因战线的拉长逐次衰减，在接近迦太基人阵线的底部而呈强弩之末时，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在骑兵上却占优势的迦太基人，不失时机地让其铁骑两翼齐飞，迅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合围，把坎尼变成了宰杀7万生灵的屠场。[10] -------- [10]坎尼之战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例，几乎所有战史著作中都会提及。（美）贝文·亚历山大所著《统帅决胜之道》，关于坎尼之战的描述图文并茂，对理解我们所说的“偏正律”有帮助。《统帅决胜之道》，新华出版杜，1996年版，P11－13。 这两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战役，都把避敌锋芒、挫敌锐气作为主导性策略，采取了明显偏离正面决战的作战模式，恰到好处地把敌方攻击力的衰竭点，作为己方反击的最佳时机，在战法上明显地符合黄金律和偏正律。 如果不把这两个战例，看做是一种巧合或孤立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在战史中更多地看到黄金律－偏正律在闪闪发光。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也许更加明显。二战时，德军进攻法兰西的战役，从头至尾都浸透了我们所说的这二律的精髓。无论是将坦克从步兵的配属变成主战兵器，还是抛开一战时的套路把闪击战作为主战理论，以及不但出乎敌人、甚至出乎德军统帅部里那些观念陈旧的老将军的意料，把阿登山口选为德军进攻的主导方向，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人眼里，肯定都不合正统，明显地带有“偏”向性。正是这一偏向，导致了整个德军军事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史里芬伯爵“袖拂英吉利海峡”的梦想，成了英国人在敦克尔刻的噩梦。而此前谁会想到，这一奇迹的蓝图，竟绘自两个级别较低的军官——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之手？[11] -------- [11]曼施坦因在1937－1938年间，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首席参谋次长，由于德国陆军内部矛盾，曼施坦因被逐出陆军总部，改任第十八师师长。1939年，德国陆军总部须发西线作战计划“黄色作战计划”，其意图是以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内所将遭遇的英法联军，而以较弱的兵力掩护其侧面。显然，这个计划是1914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时任A集团军参谋长的曼施坦因用A集团军的名义，拟订了自己的作战计划，以备忘录或是作战草案的方式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但一直被总部高级将领拒绝。对曼施坦因备感恼火的陆军总部将其调任第三十八军军长，曼施坦因却利用面见希特勒的机会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并说服了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悟性甚高的希特勒。这个在战后被利德尔·哈特称为“曼施坦因计划”的要点是：以左翼为攻击重点，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从阿登山脉突袭。（《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0年） 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第十九军，是“曼施坦因计划”的最出色实践者。（《闪击英雄》，古德里安著，战士出版社，1981年） 在同一场大战中，可与进攻法兰西战役这种明显具有偏正式倾向的作战行动相映照的，还可举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对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对坦克。虽然在山本的意识里，仍把战列舰视为未来海上决战的主体力量，但却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将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选作了对美海军作战的主导兵器。更为令人击节之处，是他在对美国人下手时，避开了对美国本土漫长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击，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联合舰队的攻击半径，也就是他的拳头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从而挑选了既对扼制整个太平洋举足轻重，又让美国人事先得到情报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为攻击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上决战的信奉者在关乎未来战局的第一场大战中，选择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战，而是对珍珠港的偷袭。结果，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12] -------- [12]山本五十六在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后，否定了日本海军幕僚监部先攻击菲律宾的意见，认定必须首先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瘫痪。1941年12月7日，南云将军指挥的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按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袭击珍珠港，击沉美海军“亚利桑那”号等4艘战列舰，炸毁188架飞机，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P276－335）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已经懂得，不管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都不应从字面上去狭义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质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变的战场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位军事统帅或指挥官，留出足够的时间或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一分分去丈量何处是黄金分割点，一寸寸去考虑如何把握偏正度的问题。甚至就连和“偏”，这两个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常数。而是胜利之神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战场、战局中不断出没隐现的万千化身。 它有时表现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轰炸作为主导手段，而让一向是作战主体的陆军和海军全都成了配角； 有时表现在策略的选择上，如邓尼茨把舰对舰的海战，改为潜艇对商船的袭击，结果这种“狼群战术”远比海上决战对英国的威胁更大； 有时表现在兵器的选择上，如拿破仑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黄金海岸”行动中的精确弹药，都是能倾斜战争天平的主导兵器； 有时表现在攻击点的选择上，如特拉法尔加海战[13]中的纳尔逊，极其聪明地把法国舰队的后卫而不是前锋定为主要打击点，使一场海战的胜利导致了一个海上帝国的诞生； -------- [13]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纳尔逊向他属下的舰长传授“秘诀”，即改变海战传统的线式战术。而把己方军舰分为两支，一支以90度角进攻敌舰队的中部，隔开其后卫和中军，然后集中兵力攻击敌后卫舰只；另一支切断中军和前卫，集中攻击中军，等敌前卫舰只返回支援已为时太晚。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进程与纳尔逊所预计的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在战斗中他受伤致死，但英国海军大获全胜。（《世界近代海战史》，丁朝弼编著，海洋出版社，1994年，P143－155） 有时表现在战机的选择上，如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把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的D日，选在正处于穆斯林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阳光由西向东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举改写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4]； -------- [14]见《第四次中东战争》，（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商务出版杜，1975年。《中东战争》，（美）乔恩·金奇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有时表现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战前德军统帅部制定的入侵法国的“史里芬计划”，大胆地把其72个师中的53个集中在右翼作为主攻，而把剩下的19个师放在漫长战线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来，这个从未真正实施过的沙盘作业，竟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 有时表现在谋略的运用上，如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相争。秦昭襄王并不急于马上同敌军决战，而是依照范睢建议，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大将廉颇而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这一仗秦胜赵负的原因，与其说正得于秦军的强大，不如说偏得于范睢的谋略[15]。 -------- [15]见（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第二册，P197。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还有另外一种迹象，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事关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把视线偏离出军事领域之外，用其它手段补充、丰富甚至替代军事手段，以达到仅凭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是从战争观上对战争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愈加频繁地呈现出军事手段与其它手段进行偏正式组合的趋势。 以上种种，不论是哪种选择，都无不带有“偏”的特性。偏正律和黄金律一样，反对一切形式的平行并列、均衡对称、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而主张剑走偏锋。只有避免锤砧硬碰，你的剑锋才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就是战争这篇千古文章中最基本的胜利语法。 如果我们把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律称为美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在军事领域中的镜像式再现——偏正律，称为胜律？ 主与全：偏正式组合的要义 在构成一个事物的诸多内部因素中，一定会有某个因素在全部因素中占据突出或主导的地位。这个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如果是和谐的、完美的，那么，它就总会在什么地方符合的公式。当然也就会符合偏正律。因为在这里，“全部因素”就是主体，就是正；“某个因素”则为主导，则为偏。当一个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后，偏与正，就构成了主从关系。二牛相斗，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双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锋刃。孰主孰从，一目了然。而当目的发生变化时，新的主导因素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主导因素，与现有的全部因素构成新的偏正关系。捕捉住了事物中主与全的关系，就等于抓住了黄金律和偏正律的要义。 据此出发，我们很快可以从战争纷杂的脉系中，理出五根最主要的筋络：主兵器与全兵器；主手段与全手段；主兵力与全兵力；主向度与全向度；主领域与全领域。这“五主五全”，基本上概括了普遍存在于战争中的偏正关系。 仍以海湾战争为例，联军
网上有很多,自己看看,参考一下,写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90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 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2006年9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李亚强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2000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李亚强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不知不觉中，总时长八周的生动的军事理论课即将结束，带着些许依依不舍，回味着这几周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东西，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敲击这一行行文字。当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的时候，或许是出于对军事装备的好奇，抑或是对军国大事的潜意识中的一种关心，我就对军事方面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放假没事了的时候总爱到小镇里的兵营里去玩，看解放军叔叔精彩的军事训练，看坦克车轰隆隆的开过，卷起满天的尘土….后来长大了一点，知道关心实事新闻了，但最关心的总是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会经常购买一些诸如《兵器知识》、《舰载武器》、《世界军事》、《环球时报》之类的杂志报纸，疯狂地攫取军事方面的消息。后来学会了上网，每次上网后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登陆“搜狐军事”、“人民网——军事”等等军事网站，获取最新的军事动态，了解惊心动魄的军事消息了。有时候看到了好的文章，也会收藏起来，放在我的个人博客里，方便自己以后再看。后来上了大学，参加过了磨练人意志的军事训。仅仅是经过了最基本的军事技能训练，我们已经偶尔会感觉到累了。军人有铁的纪律。铁的纪律产生无穷的战斗力。所谓“击鼓进军，鸣金收兵”，“军令如山倒”，即使是赴汤蹈火，也是义无返顾。训练场上哨音一响，所有人都要立正肃静，令必行、禁必止。回顾历史，正是这严格的纪律让人民军队由小变大，战胜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呀！军队是一座锻炼人的熔炉，一个个战士在这里成铁成钢。在这里，我们能学到雷厉风行，遵规守纪的作风。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养成吃苦耐劳，坚如磐石的品质，不是说美国历史上诸多总统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过军旅生涯的吗？一天的训练下来，腰酸背也疼，两条腿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但我从心底感激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让自己更加坚强，也许许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仍会留恋这段美好的回忆，才会体会到它是我人生中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也开始懂得，原来小时候喜欢看的那么精彩的军事演习，训练起来一定是很辛苦的！于是我开始在心里对我解放军战士肃然起敬。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军事理论课程。通过军事理论的学习，强化了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我的国防观念。这几周中我最爱听的课就是生动有趣而且意义深远的军事理论课了！每每全神贯注的听完却还意犹未尽，总觉得听不够。教官们向我们讲述了当今我国国防的形式与现状，国防法规的产生、发展、特征,各种军事高技术以及武装力量的基本概况，世界军事的形势、国际战略环境以及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让我们学习到大量的现代军事知识,认识到了国防与国家安危存亡、民族荣辱兴衰的密切关系,提高了我们对国防地位、作用的认识,树立了牢固的国防观念。“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千古名训告诉我们：越是在和平条件下越要居安思危，强化我们的国防意识！另外，学习军事理论对于完善我们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从自身安全出发，都把自己的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国防上，大学生通过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可以亲身感受到自己所学专业和知识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从而极大的激发他们刻苦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可以增强勇于向困难挑战，勇攀科学高峰的意识。根据我自身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要想深入地学好军事理论课程，更好地接受国防教育，我们可以借助于网络以及其他现代传媒手段，广泛地接触有关国防方面的各种信息。就拿上网浏览军事网站和时政要闻来说：由于可以经常接触最新的实事消息，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内知道了我国最新战斗机歼-10的服役和高调亮相，以及世界各方尤其是美国、日本和台湾对这件事的反应；了解到了随后公布的振奋人心的歼-14研制计划，和令世界为之震动的地基导弹击毁在轨运行卫星的成功试验；第一时间获悉了中国新型潜艇的成功下水……这样，在军事理论课堂上，当教官讲授军事高科技等方面的知识时，学习起来就更轻松了；结合网络上的图片、视频等形象化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军事高科技的神奇力量以及其中的奥妙了！当教官讲述到国防的历史时，我跑去网上查阅了有关的资料，深入地了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被迫对外进行的六场战争，了解到不少的课外知识，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坚定了我努力学好自己的专业，将来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决心。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我国的安全环境仍然十分严峻，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抛开有美国暗中从中作梗的台湾问题不说，就连我们普遍看不起的小小的越南，现在还时不时地公然跟我们叫板。老山硝烟已散尽多年，赤瓜礁刀光剑影也似逝去，中国与越南从历史上的纵向看去，这对欢喜冤家在臣服、亲密、共苦和反目中摇摆不定。对于中国，痛苦和友谊的感受并存于这个国家，对它情感和战略的定位让人难以抉择。友谊的培养是漫长的，仇恨的建立却可以很快，两国间的龃龉似乎无法释怀，同时，越南蹲在中国的南部，依然让中国人不能忘记可能露出的獠牙。同时，越南的“海洋战略”也不能不让中国多一手准备－－谁知道这条狼何时反性呢？通过在课下查阅资料我了解到：近期，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今年3月份，越南宣布在越南北部海防市东七十多公里的海域发现石油储量丰富的安子油田，并公开邀请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公司进行公开招标，同时邀请俄罗斯作为南沙石油的开发伙伴。4月份，越南正式启动与英国石油公司（BP）推进在南沙建设天然气田和管道的计划。2月12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南沙群岛的所有权公开发表声明，称“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证明越南拥有南沙全部岛屿的主权”。其官方《西贡解放报》甚至声称“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并“不惜与中国一战”！大家多少都知道南海对中国来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南海海域南接马六甲海峡，东北部紧连巴林塘海峡、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联系亚欧大陆的交通要冲。它不仅是西方尤其是日本海上运输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必经之路，也是美国海军从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一位中越关系研究学者介绍，20世纪70年代以前，越南是认同南沙和西沙是中国领土的，越南总理范文同曾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一封信，承认这一点，而且有外交照会为证。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逐步提出并实施“海洋战略”，主要想以海洋的渔业及石油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之后，越南矢口否认以前的承诺，还把占领的中国南沙岛屿划归为一个省，即福绥省，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划入其版图。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越南是南沙争端中我国最危险也是最难解决的对手。”在南沙问题上，越南的既得利益最多，占据了23个岛屿，每年开采三千万吨石油，中国仅控制6个岛屿。 据了解，越南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后，将南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在国际上公开招标。近几年来，越南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不断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 中国东南亚问题专家刘旭称：“南沙的石油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仅2006年上半年，越南油气总公司油气开采产量就达1237万吨，其中原油为860万吨，天然气亿立方米，原油出口量约为820万吨，出口额达亿美元。越南不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将世界主要大国都牵扯到这一地区，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 除了拉其他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外，越南还积极推进与强国的军事合作。在南海单独抗衡中国，越南自感实力不够，所以，加强和美国等其他大国关系，对中国在该地区产生制约，形成大国制约机制，是越南外交的重要举措。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认为：“越南为了能够在东南亚抗衡中国，冷战时代是依靠苏联支持搞地方霸权主义，现在它又积极推进与美国、日本及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矛头当然首先是对准中国。” 不管怎样，越南一直关注的还是在南中国海维持所得利益的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地区安全专家安德鲁.陈说：“越南担心中国想把它抱得太紧，因此，越南试图通过求助于美国，借助另一个大国与中国抗衡。”通过这些方法了解到的这些信息，使我更好地了解了我国周边尤其是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更深入地理解了教官讲述的内容，为我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军事理论课打下了基础，也使我更喜爱军事理论这门课程了！以上就是我对这几周的军事理论课的感受，以及我对如何学习好军事理论课的感想，希望能对“后来者”的学习有所帮助！衷心的希望军事理论课能够越办越好，在丰富学生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方式以及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再结合以军事训练，综合提高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为我国全方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谈世界军事形势必须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怎么与美国相处。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是分而不散的，其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请记住：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八国集团（不包括俄罗斯），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这个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国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 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国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周边安全环境这里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人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 一、我国周边概况和海洋国土观念 （一）周边概况 我国地处亚洲东方，陆地边界线总长2．2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我国陆地与15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国等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型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型大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疆域辽阔，美丽富饶。 旧中国在长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国弱民贫。从元末明初起，帝国主义先后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20余次，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前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仅1842年、1860年、1895年、1901年，列强四次侵华战争，清政府就割让国土160余万平方公里，赔款7．1亿两白银。由于外敌人侵，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2600公里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公里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严酷事实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濒临黄海、东海、南海，不仅拥有内海渤海，而且拥有漫长的海岸和 6500多个岛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海洋国土，除内海，领海，毗连区外，还包括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共计300余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油气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守护我们的海洋国土，开发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职责和权力。199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祖国沿海地区时，明确提出我国人民要增强海洋国土意识，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我国人民对于祖祖辈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和保卫的每一寸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守土意识非常强烈。而对海洋和海洋权益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资源被掠夺，缺少应有的“疼痛感”，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差相当明显。 海权是国家的一种综合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门户，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新中国成立之前100多年我国被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海权唇亡而齿寒，国家无安宁可言；海洋及海洋国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与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在海洋经济时代，谁拥有海洋，谁能在海洋开发中占有优势，谁就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生存权力。事实上当今世界为争夺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已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上的经济争夺，军事斗争已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一滴海水，但也决不容许他人侵占我国的滴水、寸土！这就要求我们全国人民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争端. 你自己再加点就行了,呵呵!
自9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国家建立以来，俄罗斯文化历程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和文化交汇结合之地的独特条件，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 9世纪初，生活在东欧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了西南部、北部、东部三个部落联盟，处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而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使东斯拉夫人的原始文化受到最初的重大影响和改造。实际上，那条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繁荣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就是由那些准备前往富庶的拜占庭寻求财富的武装的瓦里亚基人开辟的。瓦里亚基人把自己的组织和制度带到罗斯，给基辅罗斯国家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对于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与罗斯早期国家的建立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奥列格征服基辅所标志的究竟是谁的国家的建立等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说在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有北欧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和影响，那应该是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对于罗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起初，拜占庭和罗斯之间的贸易和时有发生的战争，是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的主要形式，而在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随着大批希腊籍的拜占庭神父的到来，以教堂建筑、圣像画等宗教艺术为先导，拜占庭的神学思想、宗教文学、政治和法律观念以及历史、地理等专门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形式。通过基督教，拜占庭所继承的古典文明的光辉开始照耀罗斯土地。988年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于，它开始了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 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蒙古人征服罗斯各公国之后没有长期占领，而是“从远方统治着罗斯”。罗斯各公国王公的废立取决于金帐汗，一般情况下，金帐汗以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为条件，承认他们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就这样，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萨莱甚至蒙古帝国的都城和林。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彻底破坏，自治的公社和享有立法权、司法权的韦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凡是具有自由和居民权利的东西都被取消而不复存在。在被征服的罗斯，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违者即被卖身为奴。1328年起，莫斯科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于是形成了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忠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不但继承了金帐汗的绝对权力，而且使全部土地成为他们的私 产；作为莫斯科的君主控制军事力量和巩固政权基础的手段，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开始兴起。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恰达耶夫曾经指出：罗斯经历了残暴的凌辱性的异族统治，而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被罗斯本民族的掌权者继承了。“我们成为征服的牺牲品。在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之后，我们本应利用这一时期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产生的思想，可是我们却脱离了大家庭，我们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解放这个事实神圣化了。而在当时似乎笼罩着欧洲的黑暗中，已经出现了多少亮光!”他认为，这正是俄罗斯民族青春时期的可悲历史。 发展中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对莫斯科公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统一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一切都取决于莫斯科的意志，取决于沙皇的意志。沙皇政权不能容忍任何与它的利益不一致的东西存在，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还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和文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新因素就已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17世纪初期“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7世纪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的时候，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 17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如果说阿列克谢拉开了俄罗斯欧化的大幕，那么彼得一世则上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活剧。18世纪初期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大门，西方文化全面地冲击着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俄国开始按照西欧的方式组织工业、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科学院和大学；启蒙思想在俄罗斯迅速传播，并且发展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教会垄断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局面被打破，世俗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开始摆脱中世纪状态。 从19世纪初期到1861年改革，是俄国农奴制关系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时期，也是新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19世纪初期，西方世俗文化的最高体现——自由主义——在俄国贵族中广为流传，由官方人士提出的限制农奴制和实行宪政的方案标志着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政权实际推行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的结构和制度已经出现了松动。1812—1814年的反拿破仑战争孕育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冲击俄罗斯的高潮，十二月党人运动则是欧化的贵族青年力图用革命方式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一次尝试。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但俄国社会的精神求索没有停止，而西方文化的东渐势头也依然不减。继自由主义之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也在俄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激进的色彩。30—40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它孕育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给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社会酝酿变革的背景下，在西欧文艺思潮的影响 下，俄罗斯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渐趋式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新风格相继而起。戏剧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继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很快登上了舞台。画坛吹拂着阵阵新风，浪漫主义情调和现实生活气息对学院派尊崇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在音乐方面，则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古典乐派。除此之外，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新的进展，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成就，教育事业的发展导致了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显著增长的书籍报刊的种类和发行量标志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1861年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60一90年代，新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继续发展。继农民改革之后，在地方自治、司法、军事、财政、国民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按照资产阶级法治精神进行了初步改造。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渗入宗法制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新的居民阶层，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思想和运动探索着俄罗斯的未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虚无主义悄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民粹主义理论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提出了促使政府继续改革的新纲领，以及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系统主张。解放运动的这两大流派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诉求，他们的选择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这一时期，文艺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科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重大的研究成果。对知识的渴求成为时尚，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十分盛行，民主派知识分子组织了业余扫盲教育，俄国妇女为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展开了广泛的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沙皇专制制度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仍然与之并存。这个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竞争性的特点。在文学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继续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幼芽破土而出，象征派、未来派、抽象派等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继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之后，90年代诞生了列宁主义。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也趋于激进化，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由于本身基础的削弱而走向衰落，社会运动的广泛发展和革命情绪的增长表明，宗法观念对社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旧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已陷于危机。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因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1917年，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后，布尔什维主义与传统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使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间的冲突、竞争、妥协、融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俄罗斯的欧化表明了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追赶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其实现方式就是学习西方、引进更为先进的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导致了普遍的文化分裂，如现代化的都市和传统的乡村并存，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传统的宗法制农业同在等等表面的矛盾现象，以及在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社会思想等精神层面的不同见解。作为社会精英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分裂，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异质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进而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早在17世纪，沙皇阿列克谢时期，对于西方的文化就存在着或追求崇拜、或抵制排斥的不同态度。随着欧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也在加剧。 然而，尽管代表不同意见的精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势或失势，从而影响政策，但从根本上说，相对落后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过程必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欧化进程中，俄罗斯传统文化没有被淹没，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不是被排除，而是在经过一番改造之后被吸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这是17 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基本模式。 欧洲的事物、方式和思想，往往被融以某种俄罗斯传统而被接受下来。彼得一世按照欧洲的方式、采用欧洲的技术大办工厂，但却以农奴来充作劳动力。俄国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但与欧洲不同的是，沙皇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它还直接管理大部分重工业。1861年的改革把农奴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国家仍然通过村社这一组织控制着农民。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俄国后，曾在一定程度上与专制主义结合而为贵族自由主义；即便后来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因其对于专制主义的妥协性和依赖性而不同于其西方的原型。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它同俄国的村社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形式。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是比较直接地被移植于俄国的，如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 在近代俄罗斯文化进程中，沙皇政权政策的两重性是应该加以关注的。沙皇政权既倡导俄罗斯的欧化，又竭力限制这一进程：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巩固现存制度和支撑对外政策，它需要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按欧洲的标准来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在这方面，俄国是面向欧洲的。但它又担心西方的社会学说——从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将损害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试图使俄国隔离于西方，在防范新思想传播的同时，大力宣扬关于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提倡驯服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民族性。 由于这种情况，西方文化在表层生活方面比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同，而在深层结构、意识观念方面则受到限制。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有限欧化的政策虽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但它的实行从根本上来说必然导致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动摇，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终将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使新文化渗透到更深的层次。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以及对这种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沙皇政权也曾一再地实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19世纪初的改革、19世纪60一70年代的改革和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又一特点是，在很长时间内，来自欧洲的新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宗法制文化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首先是农民。欧化的过程造成了上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因为欧化的主要受惠者是贵族，而这正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彼得一世为俄罗斯的欧化做了许多事情，但他是以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来做这一切的。结果，虽然俄国的表面生活发生了剧变，但其内部结构却继续朝着原先的方向发展；贵族的经济、政治地位、受教育情况和生活方式都欧化了，并且掌握了精神生产的手段，但农民的处境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即便在1861年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新文化虽然已不是由贵族独享了，但作为俄罗斯民族主要部分的农民在总体上还是受到宗法制度及其观念的束缚，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上的差距。在城市中，上层与下层之间也有着同样的鸿沟。 这种上层和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和对立给俄罗斯的进步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正是在欧化的上层中，最先产生了在本质上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度敌对的力量。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等，这些反传统的斗士、新文 化的代表，都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下或直接在欧洲受教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作为上层欧化的牺牲品的俄国农民却一直是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的主体，他们把任何来自西方的事物和思想都视为人的圈套，只相信“ 沙皇父亲”是自己的保护人。正因如此，沙皇政权直到1905年时还把农民看作是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种情况曾使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发出“ 高贵的失望的呐喊”，也曾使民粹派青年的纯真理想被残酷地粉碎，因为他们都不能被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民所理解和需要。但是，随着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迅速发展，随着新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源于欧洲的社会思想开始获得日渐广泛的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之光。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大背景是俄罗斯在欧化道路上的发展，是俄罗斯面向西方、追赶世界潮流、希望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历史性选择。尽管有过多次曲折甚至反复，但彼得一世确定的欧化方针主导着近代俄国历史进程。俄罗斯与西方，这是近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只要它还落后于西方，它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有助于增强自己力量的东西，而俄罗斯社会对于西方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也就不会消失，并且必然在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整个世界文化传播的整合范围内，文化观念的流动在地域上一直处在强势对弱势群体的征服过程之中。世界原住文化群落的解体不言而喻，在整个文化进程的规模的发展中，西方主流文化的绝对优势在世界各地横行与扩张，它已经造成了文化殖民主义世界的普遍化。以强大的市场经济为依托和科技力量为手段的文化扩张主义，全面推行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播正在重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因此，在近三百年中，欧洲文明、文化在与世界各地原住文化的相遇中，产生了许多征服不同文化、文明境遇和遭遇殖民化的情景，影响了不同文化类型和地区自我封闭运行机制。如果将欧洲文化中心向四周边缘扩展而去，进行一个扩张化地图式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几种文化类型的独异性存在。（1）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核心文化价值，地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存在，既非欧洲又非亚洲的种族——俄罗斯文化圈，大致开始与彼得大帝时期一直到如今。它创造了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文化区域，在十九世纪之后，给世界带来一种文化模式。（2）以亚洲为中心学习借鉴欧洲文化的另一个文化圈。它代表是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它用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混合的方式，重组了亚洲的文明，尤其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东亚文明的儒文化圈与欧洲文明的相契，创造了一种现代新儒教文化的东亚文明模式。（3）在印度次大陆由于英国殖民地所占领的历史原因，印度文明与欧洲文化相互吸收和创新，是印度次大陆诞生了一种不同与东亚文明的新式文化，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过渡带，构建了别样的印度文化和文明模式。（4）在北美地域上新大陆被开发，新的欧洲文明和民族进取心态进入这一地区，很快在近三百年中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另一种欧洲文化的类型。它不同于欧洲本土的文化，充分的表现了欧洲文化的那种鲜活的创造力，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度中有了新的发展和建构。并且日益成为代表当时代的欧洲文化的现代性。（5）非洲文化的原始性也在欧洲文化的强势面前不断的衰落被灭绝，一些非洲国家相继效仿欧洲文化文明做出自己的选择。（6）从欧洲文化的强势上看——世界文化的格局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主流向边缘滚动的趋势，如果从近现代三百年历史上看，欧洲文化的发展开始正在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其它文化群落的存在已经被欧洲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征服，它的边缘性正在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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