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节度使在地方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利：军政大权一手掌握，同时还有征税的权利，皇帝缺乏对地方的控制。久而久之，地方节度使必然会有不臣之心。同时，天宝后期，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不理朝政，杨家亲戚多掌握大权，更是穷奢极欲，极力压榨民脂民膏，为地方节度使造反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节度使拥兵自重，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终威胁到了唐朝的统治。
说起大唐，我们会想到雄才大略、以人为镜的明君圣主；犯言直谏、心怀天下的治世文臣；开疆拓土、横跨西域的盖世武将。更不用说大唐还有一代女主武则天，红妆当国；有军神李靖北破胡虏，西定青海；有玄奘法师一心向佛，千里朝圣；有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民族和睦。 然而，唐王朝终究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晚年的大唐帝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一步步走向衰退，这一切的转折点，正是“安史之乱”。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碧妍从事唐代政治史、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改编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这本书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入手，借助对传世文献和地理资料的分析，重新解读安史之乱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令人耳目一新。 盛唐时期，兵强马壮，将星如云。为抵御边陲少数民族的进犯，唐玄宗任命了九位 节度 使、一位经略使守卫边境，史称 天宝 十节度，这些节度使统掌的军镇有保卫大唐的职责，也被成为藩镇。深受唐玄宗宠信的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掌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东、山西三个省，权势滔天。公元755年，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属下军士，发兵15万，举起反唐大旗，拉开了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此时唐王朝面临四重危机：安史之乱本身、吐蕃的趁火打劫、地方军队的壮大骄纵、唐玄宗和唐肃宗的政治斗争。本书别出心裁地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入手，选取了安史之乱中最重要的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大区域，细致的梳理了安史之乱后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走向。 一、安史之乱初期的主战场河南地区。 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王朝已经太平了数十年，战鼓声声惊破了大唐飞歌，叛军所到之处，守将多望风而降，唐玄宗被迫南逃。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发兵攻打河南。 局势逼迫唐玄宗南下四川，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却北上灵武称帝，导致当时的大唐有两个天子，父子两个派系间明争暗斗甚是激烈。一年后唐肃宗收复长安，在政治斗争中胜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个过程中，两位天子先后任命了七位河南节度使，前期四人来自唐玄宗派，后期三人来自唐肃宗派。安史大军攻打河南时，虽然大敌当前，历任河南节度使却忙着在两位皇帝之间站队，导致抗敌大任落到了官位偏微、又敢于舍生取义的地方将领张巡、许远身上。 睢阳城是河南的门户，一旦失守，叛军就能大举南下。在保卫睢阳的过程中，张巡、许远等地方将领带领几千守城军，对抗十几万叛军达十个月之久。城中弹尽粮绝，将士杀战马充饥，战马杀光了，就吃麻雀和老鼠。最终叛军攻进城中，睢阳失守，张巡等人被叛军杀害。三天后，当时的河南 节度使 张镐 才率军赶到，重新夺回睢阳。 二、关中地区防御吐蕃的京西北八镇。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中心，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谷地。为了防备虎视眈眈的邻居吐蕃，唐王朝在这一带布置了较强的军力。叛乱爆发后, 朝廷被迫抽调边防驻军参加平叛，这为吐蕃东侵大开方便之门。吐蕃先后侵占河西、陇右地区，又发兵长安。公元763年十二月, 吐蕃攻陷并占领了长安。 危急时刻，一代名将郭子仪临危受命，由于早已交出兵权，他自掏腰包招兵买马。先是派自己的孙子带兵不断侵扰吐蕃军队，又派人潜入长安，散布郭子仪亲率大军前来的消息。在其军事谋略的震慑下, 吐蕃军队惶恐不安，不战而走，全部撤出长安, 但此时大唐数代君臣苦心构筑的京西北边防体系已经彻底崩溃。 在和吐蕃的交锋中，唐朝政府一边应战，一边沿着重要的河流和交通要道设立了八个藩镇，它们互为犄角，成为异族和长安之间的屏障。最初用来重构京西北藩镇的，是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朔方军、西部的四镇北庭军和来自安史地盘的幽州军。 异族威胁逐渐减弱后，唐朝政府忌惮武将功高震主，一边打压关中藩镇旧的军事势力，一边培养了嫡系力量神策军。安史之乱后期，神策军开始屯驻于京西北，后逐渐遍布关中。 三、安史之乱的发源地河北 唐朝的河北，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三个省，安禄山是在河北发迹的，这里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粮饷和兵员。 然而，安禄山对河北的控制并不全面，也并不稳固。 北方的幽州一带驻军以骑兵为主，这支部队常年应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能征善战，安禄山对其控制非常牢固，这里的将领和军队成为他发动叛乱的中坚力量。 南部的滨海七郡属于内陆平原，守军多以民兵为主，安禄山对其并不重视。在叛乱初期，南部地区在中央朝廷和叛军之间多次转变立场，后来还在颜真卿等人的领导下成了地方勤王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不断地给安禄山制造麻烦。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安史之乱爆发时，他担任平原郡太守。河北有二十四个郡，除平原郡外都被叛军占领。正当安史叛军准备进攻长安时，颜真卿成功说服河北十七个郡归顺朝廷，在安禄山后院狠狠地放了一把火。 四、富庶的江淮地区。 北方的战争如火如荼时，南方也发生了一场动乱，史称“永王之乱”。 永王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少年丧母，由其兄长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抚养长大。唐玄宗逃亡四川途中，步步为营，一方面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战略要地的军政长官，一方面发布诏令，让三个儿子组织军政力量，与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共同平定叛乱。 这一明显用来牵制太子的诏令，引起了李亨和一些大臣的强烈不满。被点名三个儿子中，只有永王应诏，唐玄宗马上册命他为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他先出镇江陵，后顺长江东下，巡游江淮地区。 随着一路东行，唐玄宗、唐肃宗和永王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公元756年十二月，朝廷以永王李璘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率水师东巡为由，定其谋反，后下诏将永王“贬为庶人”。 在永王东行期间，诗人李白加入了永王阵营，作诗“南风一扫胡尘静，西望长安到日边，”以抒发渴望收复长安的志向。后永王被贬，李白也被流放。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史论，读起来却有推理小说的感觉，在作者对历史的梳理中，能感觉到隐藏在文字下的波涛汹涌。遭遇了安史之乱的唐朝看似政局不稳，藩镇割据，但表面的分裂遮掩不了它的政治光芒和时代价值。唐王朝的积极应对，不仅让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更深远的影响到了中国后续的历史进程。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其实是很好写的一篇文章，好好写吧，不要老是寄希望于网络，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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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版历史书P103--107（七上）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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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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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文史》《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这两本学术性比较浓，尤其是前者，用的都是繁体字，连篇累牍的，适合高水平人观看，比较累。
《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这二者通俗易懂，篇幅较短，适合一般读者观看，以上4本新华书店有卖。 《西域文化研究》这是本新出的历史期刊，内容比较难得，全是关于西域的历史和文化。
新华书店有卖。 如果喜欢古代司法，可以订购《法史学刊》，这是一本专门研究历代司法的刊物。
比较老的有《历史研究》《清史档案》，不过现在很少看到，估计只能在地摊上买到了。 个人感觉，《国家历史》不好，首先，商业化气息太浓，不是纯学术性杂志，更像是《文明》《华夏地理》那样的画册。
其次，作为一本新闻历史杂志，所以对近现代历史挖掘比较多，而1840年前的内容较少刊载。毕竟搞新闻的不会像史学家那样去啃读史籍。
所以它的内容范围太窄，更像是一本近现代史杂志。 三，噱头太多，名为历史杂志，内容却是和当今生活息息相关，挑了些跟当今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内容来刊。
比如现在在放《赤壁》，它就登了篇《赤壁1800年》，还有《华洋冲撞100年》，这又是结合中国入世写的一篇经济史文章。总之，现代元素太多。
而真正的历史杂志，只会挑在历史里比较有意思的文章来刊登，而不会挑时下人们关心什么而登什么。 综上所述，这本书看看可以，但是想找本优秀的历史期刊，建议不读这本。
在我看来，通俗的《历史学家茶座》要比这本书好太多。当然，想了解历史，看看黎东方等著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和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发表历史教学的文章 《政治课教学》改刊启事 《政治课教学》自1983年11月创刊至今，已走过了21个年头。
这些年中，编辑部在人员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为基础教育、政治课教学和广大师生做了些服务工作；这些年中，期刊被中国期刊协会定为赠建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指定刊物，曾被评为“全国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等。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全国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分不开；离开读者，我们将一事无成。
在此，我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育教学类期刊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整合教学月刊社的出版资源，从2005年1月起，《政治课教学》将并入《教学月刊·中学版》（下旬）中，下旬版以原《政治课教学》为主干，再融入历史、地理两科内容，办刊宗旨不变，除个别栏目作适当调整外，主要栏目不变。
新的《教学月刊·中学版》（下旬）注重引导性，坚持科学性，重视可读性，体现探索性，突出实践性，并在针对性、实用性和时效性方面下功夫。下旬版每月21日出版，邮发代号32-153，定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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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教学》编辑部 《政治课教学》是为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教学改革及教师队伍建设服务。它坚持科学性、突出实践性、体现探索性、重视知识性、注意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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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开刊号为CN33-1048/G4， 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008-8695。 主 编： 郭受农 副主编： 盛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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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含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的总方针。
大蒙古汗国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近代中国的艰难探索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斗争鸦片战争(1840-1842)——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佃[京条约》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辛丑条约》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国共二次合作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资政新篇》(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辛亥革命(1911)——兴中会(革命团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同盟会(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立(191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清朝灭亡(1912．2)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五四运动(1919)：直接原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国共合作(1924)、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八七会议(1927)、开辟井冈山道路(1928)、遵义会议、《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辟敌后根据地、《论持久战》、中共七大(1945)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重庆谈判(1945)、三大战役(辽沈、准海、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代中国政治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确立——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曲折——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破坏民主法制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发展——法制(修订宪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仃收诉讼法》等)、民主(推行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回归(1997．7．1)、澳门回归(1999．12．20)、海峡两岸关系新中国外交建国初期外交建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打开外交新局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新时期外交——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创立上海合作组织等．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维护城市治安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城市治安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城市治安管理论文 范文 一：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惠阳区，同时产业化的地区差异，也促使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惠阳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惠阳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当地的治安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治安焦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亟需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在正视流动人口管理存在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子。
关键词：流动人口 治安管理 权益 对策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动态特征
(一)素质低能化
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来自于生活贫穷、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自身 文化 程度较低， 法律知识 匮乏，缺乏劳动技能，且缺少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二)心理功利化
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在本地生活窘迫，对自身处境不满才流入他乡。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挣钱，以此改善自己当前的生活处境。这些人口中不乏为了经济利益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之人。部分流动人口因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并通过各种形式发泄私愤。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受外界刺激和腐朽思想影响，为达到自己物质上满足和精神上刺激滋生犯罪动机，走上犯罪道路。
(三)结构复杂化
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来源广泛，流出地多，其来去行踪不易掌握，且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危险群体，随时都有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近几年犯罪方式看，外来流窜犯罪人员相互结成团伙进行作案越来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鸟兽散，给追捕和办案、结案造成很大困难，给社会治安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四)行为短期化
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均非正式，无正式 劳动合同 书，雇主或雇用单位辞退他们异常随意，再者流动人口由于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使他们居无定所，呈流动居住态势。行为短期化极易造成顺手牵羊，打一枪换一炮的犯罪动机。
二、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需要，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明显滞后。由于流动人口的逐年增加和管理工作的滞后，给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上升趋势。
(一)管理体制不畅
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流动人口管理未真正纳入政府行政行为的管理轨道，有关部门侧重于文件的上传下达或做协调工作，没有真正投入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没有很好地发挥和调动用人单位的作用，相关部门、单位、基层组织缺乏信息沟通、制度约束、责任追究机制，无法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从而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只能由公安机关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具体管理的现状。
(二)协作配合不顺
从近年来的工作看，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相互脱节，流出地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流入地做好工作，往往暂住人口的发函均达到100%，但是回函却了了无几。特别是对一些在逃犯罪分子和混迹其中的不法分子失去了抓捕时机，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雇用责任不明
雇用流动人口的单位和个人不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谁管理、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置若罔闻，不如实呈报外来务工人员的底数，贪图方便，存有侥幸心理，随意留用“三无”人员等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的比比皆是，极大地减弱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效果。
(四)管理难度大
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收入不稳定，生活不安定，居住不固定，缺乏自律约束。其中的不少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其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时，往往盲目地采取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外来人口中大部分在私人出租房、个体小旅店、建筑工地栖身。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难以经常巡查，而一些私人房东、个体老板见利忘义，有意庇护，使这些场所成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给治安管理工作增加很大的难度。
三、流动人口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正值流动人口流动高峰与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的双高峰期，尽快形成新的管理机制，在确保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控能力，成为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新挑战
(一)转变管理观念，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
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体，尊重和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基础。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改善广大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条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居乐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流动人口应当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也决不能将他们视为治安恶化的罪魁祸首，随意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逐步减少对流动人口各种各样的限制。同时，要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就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其子女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 等工作，为流动人口更好地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加有序的社会管理环境，从而引导、促进流动人口有序流动，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基层基础建设
党委、政府和政法各部门要以改革强化基层、创新建设基层、发展服务基层为目标，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研究解决基层基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保障、技术装备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基层效率，切实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各项 措施 的落实。在基础工作方面，各乡镇应建立由综治、派出所、工商、计生、民政、司法等部门组成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公安、计生部门要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为目标，大力加强以人口登记为基础的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理和查验等项基础工作，全面、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底数和有关情况，加强对具有现实和潜在社会危害性的高危人员的管理，积极预防、控制犯罪。
在基层工作方面，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建设，积极发挥乡、镇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和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流动人口排扰解难。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和用工单位建立各种服务协会，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的扶危济困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要求，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镇社区，紧紧依靠和利用社区资源，使社区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流动人口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纽带，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生活的桥梁。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工作，激发流动人口投身社区的意识和活力，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生活，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三)加强出租房屋管理，提高管控能力
加强出租房屋管理，首先要理顺管理体制，打破房屋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分别管理出租房屋的体制，改由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统一领导，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要健全和完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综合管理，强化流动人口落脚点控制，落实“以房管人”的工作机制。并且要认真落实综合治理责任制，依法严厉处罚违反《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者;要提高出租人自觉管理承租人的意识，使出租房管理工作走上良性循环轨道，为更有力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基础保证，从而确保广大居(村)民安居乐业，确保房主和承租人员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要着重从日常跟踪管理、流动管理入手，突出对形迹可疑人员的重点查控。这就需要民警真正树立一切依靠群众的观念，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了解情况，发现线索，然后实行重点跟踪查控。要在流动人口中发展治安积极分子，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通过他们了解和掌握流动人口中可疑人员的动向。
(四)树立“科技强警”观念，强化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
一是切实加强流动人口信息录入工作，加快电脑录入进度，确保流动人员信息实时登记、实时录入。二是加强信息检索工作。充分用公安部网上追逃人员信息，实行不间断的检索比对工作，及时从中发现在逃人员。三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快旅馆业计算机联网管理的进程。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暂住人口、出租房屋、旅馆业、人力资源市场、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的建设步伐，并推动信息资源跨部门、跨系统的共享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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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毅;谈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对策[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6期
[3]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城市治安管理论文范文二：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及整治工作状况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治安形势的不同，社会治安也相应的出现问题，中央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增强做好治安、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和改进安全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安全事故防控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和危害，是加快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要务必高度重视，切实负起责任，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治理整顿，确保我国安全形势的持续平稳。
中央强调，要坚持严打方针，维护我国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要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对社会治安坚持严管，让群众切实感到安全平安。同时，要搞好专项整治，坚决遏制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扎实做好今的安全工作，必须抓住薄弱环节，开展专项治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关键词：社会治安，治安形势，社会稳定，治理整顿，安全工作
1 引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如何真实反映社会面治安动态、发案的常量水平及变化趋势，统计分析和揭示相应警情案情数据本身的内在联系以及数据外延综合因素和原因，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治安评估体系，明确分析社会治安管理形势，由此采取更加积极和科学的应对措施打击犯罪、服务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全稳定的建设环境，这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致富思安、致富思进的强烈愿望，亦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时期公安工作如何与时俱进、立警为民的客观要求。
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 总结 历史 经验 提出的正确方针，它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研究的意义
社会治安，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居乐定，而且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社会治安既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确实增多了，刑事犯罪活动发生很大变化，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一些地方治安秩序不好。当然，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开放不断扩大，社会生活空前活跃，社会矛盾相应增多，社会治安情况不能简单地与过去比较。
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从未改变，并不断炒作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利用各种机会捣乱破坏，利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制造社会对立，对我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国际恐怖主义抬头，已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活动十分猖獗，恐怖事件频繁发生
本文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目的
了解和学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系统工程。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
2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的含义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的含义是研究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和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起点，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个
1谭永红认为：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就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指导下，治安管理主体根据评估需要先建立起一个评估指标体系，然后以此为依据，遵循一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 方法 ，广泛收集治安信息，对社会治安进行判断和评估的活动
2李健认为：社会治安的评价，是指通过一定的统计方法，将不能直接相加(乘)的统计描绘指标转换成可以直接相加(乘)的统计评价值，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综合评价的各指标根据其重要性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最后取得综合评价值得方法，过程，和结果的过程
3王彩元认为：社会治安的评价，是指通过运用一定的统计方法，将社会治安的实际数据和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实力投入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共安全的认证而
3中央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正处在从温饱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分配体系的调整，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变化和利益格局变动，导致社会矛盾多发，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当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从而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在开放、多元、动态的社会环境和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容易交织扩散。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影响社会心态。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民对未来普遍有信心和良好预期，社会心态比较平和，即使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也大都能够理性对待;经济形势严峻时，社会心态比较敏感、脆弱，一些人因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资产缩水等原因，产生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遇事容易采取过激行为。
影响社会治安形势的因素
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是紧密相连的。在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加剧。综观之，经济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问题与长期积累的问题相互叠加， 国内不稳定因素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交织，这是当前需面对的实际情况和严峻考验。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含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的总方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第2条的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简称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打击”或“打”是依法“惩治”、“惩罚”、“惩处” 的意思，是指司法机关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妨碍和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专门性活动。既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逮捕、起诉、审判犯罪分子的执法活动;也包括工商行政、新闻出版、海关等国家行政管理对与社会治安有关的违法行为的查禁工作;还包括劳动改造机关对罪犯实施的监禁惩罚，以及对妨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进行的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防”或“防范”，是指防止违法犯罪发生的各种手段、措施和活动。其具体内容：一是为防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而实施的调解、内保、治安联防及 其它 群防群治工作。二是为防止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产生而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法制教育，以及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接茬帮教工作等。三是堵塞违法犯罪时空，减少治安问题的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有治安行政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以及海关、税务、文化教育、市场、物资、金融等方面的管理。四是城乡基层党政组织、司法组织、治保组织、治安联防组织的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建设。五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特殊预防工作，包括对犯人的改造工作和劳动教养部门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说，这个“防”是广义的防范，包括了除“打击”而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其它各个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标”是指事物的现象和结果;“本”是指事物的本质和原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标”是指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现象;“本”则是指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治标指处置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以及消除违法犯罪的外在条件。这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处置，也包括看门护院、技术防范、堵漏建制等消除违法犯罪外在条件的工作。治本则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铲除产生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原因。它包括运用综合治理的各种手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教育和矫正。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着力点
首先，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这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府将统筹抓好发展这一硬道理与稳定这一硬任务，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进。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体系，把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纳入政绩考核。
其次，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的优势，不断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合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各部门、各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整体联动。今后一段时间，形成工作合力的着力点将放在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上，切实提高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化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的水平。
再有，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方法的整体优势，切实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关键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把打击与防范、惩治与教育、管理与服务、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各种手段和方法有机衔接、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就必须做好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6个方面的工作。
5结语
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治安状况的标尺。通过它可以掌握社会治安的真实情况，从而能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2月
[2] 全国人大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
[3]许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4] 李斌. 新华网 2009年06月10日11:57
[5]王志勇.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J].中国刑事警察，2006，(05).
[6]袁湘滨.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治安综合评估体系[J].公安研究，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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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本兰.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研究[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5，(06).
致谢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在我的指导老师精心指导和悉心关怀下完成的，在我的学业和论文的研究工作中无不倾注着老师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在老师的循循扇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无私的奉献精神使我深受的启迪。从尊敬的老师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扎实、宽广的专业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此我要向我的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在此，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同学和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