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情——唐诗中的酒文化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历数之当以魏晋、唐宋为最。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也不乏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均为唐朝人）。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对此八人均有具体描述。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就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古之送别有酒，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古之相思亦有酒：范仲淹“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古之愁也有酒：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之悲也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古之壮怀也有酒，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至于《自遣》中著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是表现了抛却人生得失的旷达情怀。酒，有英雄之酒，如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酒，有莽汉之酒，如张飞牛饮，李逵豪灌。就连赵匡胤一代帝王，也借酒一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好，酒的佳话更好。汉之郦食自号“高阳酒徒”，为大汉建立，立下了杯酒功劳。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谓千古流传。“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并作《酒德颂》。而将诗与酒二者连为一体的，始于陶渊明，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梁萧统）。著名的“白衣送酒”更是体现了陶渊明对酒的如痴如狂。进入唐代，酒香之浓郁更是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及至。历数之，当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李白常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倾饮三百杯”。《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人皆知李白是诗中仙，殊不知他也是酒中仙。而杜甫也是如此，每做诗常借助酒力，自称“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对酒的痴狂钟情，到老年为甚，但常常因囊中羞涩，不得已典衣沽酒，其死说法之一，也与酒有莫大的关系。白居易是饮者之中长寿的一位，在诗酒方面，白居易几乎是陶渊明再世，著名的酒赋《酒功赞》便是他嗜酒如命的最好见证。他的《劝酒》之作，更是让饮酒之人酒兴倍增，不饮酒之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品尝酒味。至于张旭的醉中狂草更是少酒不可。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时过境迁，古人如此，那现代人又当如何看待酒，如何看待古诗中的酒意呢？ 又如何看待酒意中的情怀呢？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来源秋雁南回( ) 原文：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在唐诗中也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我觉得其中最出条而吸引人的就是酒文化了。 唐代诗人多嗜酒，杜就曾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酒仙李白更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说到酒，首先就要提到新丰酒。新丰美酒堪称酒中之冠，诗人们常常以此来代表豪纵风流的气魄。王维在《少年行》中就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而增色。再者，传说古时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始醒，于是又有了中山浆。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喝白酒，以及西域盛产的葡萄酒，而诗人皮日休在《春夕酒醒》中还提到过一种酃禄酒，据说是湘东酃县的酃水能酿出一种美酒，此酒酒气扑鼻，香味历时不散，因此得名。还有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的，带有醇浓的香味和金黄色如琥珀般的光艳，难怪李白喝过后要“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喝酒、品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唐诗中多把那些精致的酒器称为金樽，而事实上酒器的品种实在是种类繁多。最朴实的是葫芦，古诗文习称瓢。今人所知的比如白玉杯、白玉碗、白玉壶、琉璃锺能在品酒时衬托出酒的色泽，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犹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可谓白玉杯中的精品。李白在《襄阳歌》中也提到了很多酒器，如鸬鹚勺，这是一种形如长颈水鸟鸬鹚的长柄酒勺，还提到了形状和颜色像鹦鹉嘴的螺壳制成的鹦鹉杯及金雷等等。古代还有一种叫金屈卮的名贵酒器，用它敬酒，可以表示对人的尊重。 古人饮酒还有一些与今人不同的说法。比如，他们把饯别之酒称为别筵，把劝酒称为催，把酒肆称为旗亭，还有粕醅是指重酿而未过滤过的酒。诗人在诗句中有时也以绿来代替酒字，这是因为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着一层微绿色的酒渣，远看似蚂蚁，称为绿蚁，用得多了，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当酒斟满时，捧觞必蘸指甲，故古人称斟满酒为蘸甲。那些不喝浊酒的人还被叫做避贤。这些词，在现代都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我以为，唐诗所包含的酒文化正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想让人永远探索下去，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也许通过多读多看，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很多珍贵的古文化，蕴含其中。
酒 文化 是指在酒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酒文化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酒文化的论文篇1 浅析中西酒文化 摘要：文化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酒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酒文化有明显差异。西方酒文化一般指葡萄酒文化，而中国酒文化则是白酒文化。本文从酒的起源，酒与宗教的关系，酒器的使用，饮酒礼仪以及酒的社会功能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中西方酒文化的区别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酒文化 文化差异 文化 酒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跟其他方面一样，其形成过程以及在地域上造成的差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社会以及历史的不同因素形成了文化的最终不同。只有从各个方面把握中西文化的不同才能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1.酒的起源 从酿酒所使用的原料方面来说，在中国早期的文化起源地黄河流域，气候温和并且农作物发展较为先进，人们便用粮食酿造就有中国特色的黄酒以及白酒。而在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巴尔干半岛古希腊地区，境内多山，土壤贫瘠，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反而很适合葡萄的生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就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代表。对于酒神崇拜，从神话 传说 方面来说，西方的葡萄酒最早起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据说他是最早 种植 葡萄并且酿造葡萄酒的。而在中国，中国历史上没有明确的酒神，而又普遍地将仪狄或是杜康认为是中国的酒祖。 2.宗教与酒文化的关系 从宗教方面来讲，____是西方的主流宗教，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葡萄酒。耶稣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并且让人们记住自己是为人类赎罪而死的。因此基督____萄酒视为圣血，而且葡萄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被教会人员视为工作，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人们对于葡萄酒是一种敬仰与喜爱的心情。在中国佛教的影响较为广泛，而佛教的教义是反对饮酒的，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在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饮酒。人们很多听信佛的教戒，尽可能的控制饮酒。加之中国的白酒多是粮食酒，因此人们对于饮酒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3.酒器的使用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对酒器的重视都是略见一斑的：酒器制造所用的材质，最终的形状以及做工的精美都有不同的讲究。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 中，依据材质，使用者和时代等因素的不同，酒器的名称很多，比如有尊、壶、爵、角、觥、杯、卮、彝、卣、?、瓿等，不胜枚举。中国酒器的繁多，不仅是因为时代变迁从而生产力所带来的材质改革，更是因为在封建等级社会的中国，酒器的使用更是印上了等级制度的烙印，不同的酒器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西方国家的酒器也有很多种，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酒器基本上以透明的玻璃杯为主而又形状各异。透明的高脚杯是西方饮酒时所使用酒器的典型代表，但是根据各种不同的酒所适用的不同的酒杯，这种高脚杯的形状又有很大差别，如郁金香型的细高型的香槟杯，矮脚的梨形的白兰地酒杯等等。西方人对酒器的讲究毫不逊于中国。但是中国的酒器更多的反映使用者的身份，西方的酒器则更多的是为了衬托酒本身的艺术性。 4.喝酒的礼仪 中西方在酒文化中都存在饮酒的礼仪，但是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酒文化中更善于劝酒。同是饮酒的场面，必定中国人一起饮酒的场面更为热闹。劝酒是敬酒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人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俗。封建社会中等级分明，很多人一同饮酒时，卑者、少者须向尊者、长者敬酒。一顿饭下来，敬酒的次数是不好计算的。单是敬酒，在敬酒词，敬酒姿势，自己饮多少别人饮多少，敬别人，被敬等方面就有很大的学问。在西方国家，民主与自我意识占主导，在饮酒方面也有体现。首先，因为各种高脚杯形状的不同，手持酒杯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正确的姿势也是礼仪的一个方面。在西方餐桌上，饮酒的人也会彼此举杯，但是一次喝多少，完全是个人意愿。在一次正式的西餐中，敬酒(toast propose)的次数也一般一次，这一次一般也是面向所有在座宾客，祝酒词是必不可少的。 5.酒的社会功能 而西方人把葡萄酒看为艺术品：把葡萄酒的酿造看成制造艺术品;把饮酒也看成一种欣赏与品味艺术的行为，饮酒的兴致就在酒本身，因此可以常常看见西方人在不就餐的情况下而仅仅品味葡萄酒的场景。中国人把酒当做交流或是表达感情的工具，常为“醉翁之意不在酒”，饮酒的兴致不在酒本身，而在乎与谁饮酒以及以什么样的心情饮酒，一般情况下中国人饮酒是离不开饭桌的。中国人就餐时相比较而言更讲究的是菜肴，酒则从始到终都是一种酒。但是在西餐中，他们吃一道菜换一种酒， 一般吃沙拉和冷拼小吃时喝干白葡萄酒，吃头道序菜时喝干白、干红或玫瑰葡萄酒，吃海鲜类正菜时喝高度干白葡萄酒，吃肉禽类正菜时喝高度干红葡萄酒，吃甜食时喝甜食酒或香槟酒。正式的宴会要上三五道莱，而每一道菜对应一种葡萄酒。除此之外饭前还有开胃酒，餐后还有鸡尾酒或威士忌、白兰地一类的蒸馏酒。这样一顿餐下来总得需要五六种酒。 总的来说，中国和西方的酒文化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而各个方面的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探索形成差异的原因，有助于对酒文化更好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且促进中西交流。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爱德华.红葡萄酒鉴赏手册[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 [2]侯淑琴.形象礼仪[M].北京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0. [3]杨乃济.中西酒文化比较[A].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4. 酒文化的论文篇2 浅谈水族酒文化 水族自称“虽”，汉语译称“水”，是全国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我国古骆越人的后裔，ol(r}s})有着古老的文字《水书》、历法《水历》。水族现有人口40余万，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荔波、都匀、独山以及黔东南自治州的榕江、丹寨、雷山、从江、剑河等县，以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最为集中。(zlcr}3)水族人民喜食糯米，除一部分做成糯米饭，大多都是用来酿制糯米酒。水族的酒味美甘醇，特别是三都水族自治县九吁地区的九吁酒，更是远近驰名。在水族地区，不论是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还是各种各样的独特风俗中，酒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人生历程中，水族已经把酒当作一种标志，用以象征人的生命从一个阶段步人另一阶段。酒伴随着水族人走过出生、婚嫁、死亡的各个阶段，贯穿了水族的历史进程。 一、水族端节和卯节中的饮酒习俗 (一)酒与水族端节 端节，水语称为“借端”。“端”，意为“岁首”或端节“新年”;“借”，意为“吃”。因此，端节亦可直译为“吃年”，意为“过年”。水族端节的日期以水历为准，水历把九月作岁首，端节就定在九月初九日，通称“水年’，。f3J(r}s}0)为方便互相走访，水族地区是分期分批轮流过端节。水族端节中，酒是不可或缺的。 端节当天凌晨五点左右，水族村民就开始煮韭菜包鱼和糯米饭，煮熟后端到祖宗灵位前的酒桌上祭祖。 酒桌的四面都要摆满酒杯，酒杯比来贺新年的人数只能多不许少，意为讨个好兆头。天亮后，整个族人就挨家挨户去贺新年，水语叫“幼端”。每到一家，大伙按辈分依序在酒桌前围成圆圈，每人都用右手把自己的酒杯或酒碗举到右边族人的嘴旁，大家同时喊一声“秀”，便从主人家开始喝，而且喝酒的人必须干杯，然后在大家“秀”的喊声中把自己酒杯的酒倾入下一个人嘴里。这就是水族的“转转酒”。 有些少数民族也有喝“转转酒”的习俗，一般是一个人只喝一VI就把已喝过的酒杯传递给下一位。水族的“转转酒”则不同，虽然也是以传递的方式饮酒，但是每个人的手上都必须有一杯酒，左侧的人将右手所持的酒杯送到右边的人的嘴边，杯到酒干。水族人挨家挨户喝完贺年酒后才回家接待客人。在水族的端节中，这种“转转酒”不仅仅限于族人内，迎接远方的客人进家门后也会以最能表达心中热情的“转转酒”相待。 水族端节中喝“转转酒”这种习俗是水族先民们“一人获取、众人共有”这种氏族社会公有分配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可增强民族的亲和力;这还与水族先民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抵御 自然 灾害和外族侵略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也是一种追忆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今天，水族端节中的饮酒习俗已成为一种聚合民族和凝结人心的重要方式。 (二)酒与水族卯节 水族“卯节”和“端节”事实上都是过年，按传统一向是过端节的地区不过卯节，过卯节的地区不过端节。卯节，水语称“借卯”，意为吃卯。水族卯节的日期也是依据水族历法来推算的，具体的日期是以水历九、十月(即阴历的五、六月)内的卯日分四批过节。水历十月，水书中称为“绿色生命最旺盛的时节”，辛卯日则被称为“最顺遂的日子”。卯节的分批是约定俗成。头三批卯节在荔波境内，第四批卯节，除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水各、周覃外，荔波的岜鲜、水维、永康等乡的水族人，也在这最后一批卯日过节。 卯日那天，各村寨的人们都会在村寨门El隆重接待亲朋好友，在村寨门VI都设有“拦门酒”。水族的“拦门酒”由三到五个年轻的姑娘主持，客人一到寨门口，姑娘们立即为远方来的每个贵客敬上一碗“拦门酒”，然后再由青壮年上前把客人迎进家中。水族待客一向有“以酒为尚，以醉为乐，以醉为荣”的观念，所以在卯节中，也会像端节一样，用最热情的“转转酒”待客，总之都要让客人尽兴，醉酒的越多，主人越觉得光彩。 酒足饭饱后，各村寨的人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往卯坡对歌。这一天，不仅过卯节的水族村寨青年人要上卯坡对歌，就是不过卯节的外寨的男女老幼也会赶来参加盛会。在卯坡的树丛中、草地上、山石旁，青年男女各自寻找自己中意的人对歌，歌词均为即兴演唱，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互相倾诉爱慕之情，若情投意合，即可相约成婚。这是卯节受到水族青年男女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酒与水族丧葬习俗 水族是一个非常崇拜祖先的民族，存在灵魂不死的观念。生前好酒、喜酒乃至嗜酒如命的亲人去世后，仍要让他一如其生地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畅饮美酒。因此，水族在老人去世后，祭品中酒是必备之物，而且都是自家酿制的米酒。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地区，无论家庭是富或穷，老人在60岁左右就特地亲手酿制一坛酒，然后以土坛密封窖藏，直到老人离世的那一天才由子孙取出让亲人和近邻品尝。 老人活得越久，酒窖藏的时间越长也就越甘醇香冽。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物质享受，还包含着水族人希望延年益寿的文化 心理。 出殡之日，亲戚朋友来奔丧所携带的物品中，最重要的也是酒。酒的数量多寡不等，依据奔丧人与丧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多至数十斤，少至一两斤。奔丧人把酒瓶或酒罐放在棺材前的桌上，若酒太多，则倒人一个大缸中，以便取酒招待客人。但亲戚带来的酒不能全都倒完，在酒罐或酒瓶里至少要留一点酒。因为在免除生者对死者的惧怕心理和寄托对死者的美好愿望的祭悼仪式中，水族人意识上的酒已经具有超现实的幻化功能，奔丧携酒既是出于避邪逐煞的心理，也是对主家的一种祝福，在酒罐里留点酒也是一种祝福，是丧主对亲戚的一种祝福，祝他们年年余酒。可以说，强烈的群体意识是水族的心理特质之一，这一心理特质在丧事活动中表现尤于明显。 在出殡之日水族还有一个特别的风俗，那就是在唱祭歌时给歌手倒酒。这种倒酒方式也很讲究。 在所有亲戚奔丧结束后，丧主从家中搬出一张四方桌，摆放在选好的宽阔的场地上。酒桌中间摆放爆米糖一斤、白糖两包、豆腐两块、橘子和苹果各一盘。男女歌手各坐一边后，丧主在歌手面前各置五杯酒后，又在桌子边空缺的位置全都摆上酒杯，并倒满酒，以供听众饮酒。待吉辰一到，孝家立即倒酒，倒酒的同时歌手开始唱水族祭歌。倒酒的顺序非常讲究，孝子先倒第一杯酒，之后是孝女及孝主的儿媳妇、孙子，最后轮到血亲的表哥。水族丧事中的这一种习俗也反映一种文化心理，他们很重视孝道，请歌手唱祭歌一方面表明尊重长者，另一方面也是用歌声来寄托心中的哀思。 三、酒与水族婚姻习俗 在婚姻中，酒作为许多民族倾心 爱好 的特殊饮料，体现出重要的媒介功能。作为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的水族，酒更是贯穿婚姻的整个过程。 (一)提亲酒和定亲酒 水族青年有恋爱的充分自由，但不论是否自由恋爱，想要结婚的时候，都必须察告父母，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到女家去提亲。L61(})水族的提亲过程很复杂，就算是双方都已经中意，至少也要去提亲三次。 第一次提亲时媒人所带礼品是四个红糖，第二次提亲所带的礼品是:四个红糖、五斤酒、五斤肉。前两次提亲都会遭到委婉的拒绝，而媒人一般都会预料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还需要精心准备第三次提亲。第三次提亲所带礼品有:全新的一个篮子(内装红糖10斤、糯米五斤、手镯一对、银项圈一个，摆放的顺序是糯米在底层，手镯和银项圈第二层，红糖在最上层)酒(至少10斤)、肉(至少五斤)。 按照水族习俗，第三次提亲议定婚约之后就吃定亲酒，主要是约定吃大酒的日子。吃定亲酒的时候，女方会明确交代男方须准备的礼品:手镯一双、银项圈一根、红糖至少50斤、糯米30斤、酒一坛(100斤)。 可见，无论是在水族的提亲还是定亲中，酒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迎亲中的酒 按水族婚姻习俗是结婚前一天晚上男方就要派迎亲队伍到姑娘家去，而且出门的时间还要请懂得《水历》的水书先生选择吉时。 迎亲时男方所带聘礼:一坛酒(约100斤)、一头猪(约200斤)、红糖(约80斤)、糯米(约80斤)、手镯一双、银项圈一根。结婚时，男方所带礼物中，最重要的就是酒，无酒不成礼。 迎亲队伍到了新娘家家后，新娘家立即杀猪，第一次酒席正式开始，喝酒吃肉都很随意，没有人来劝酒。等到女方把猪杀好，第二次酒席开始了。这是正席，水族婚姻中的正席跟许多民族都不同，双方的男女必须分桌。 按水族婚姻习俗，酒席至一半的时候，新娘还要到酒桌旁敬酒。新娘首先献给自己的父亲，这叫“感恩酒”。然后媒人会上前来介绍新郎的父亲，聪明的新娘会立即接话:“父亲，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孩子了，孩子在这里给父亲倒一杯酒。”这叫“认父酒”。男方父亲干杯后，一般都要把准备好的红包放在酒杯里，然后才把酒杯递过去，表示大红大喜。新娘倒酒的过程中，凡是男方来的客人都会在喝酒后送红包，但新娘的同村兄弟喝酒后不送红包。 次日早晨，新娘家用红糖拌糯米稀饭招待客人，然后才开酒席，开席的同时女方把要送的嫁妆全部拿到祖宗的灵位祭祖。女方嫁妆一般有:水族婚礼服装一件、猪腿一只、糯米20斤、布两匹、布鞋至少巧双、棉10床、衣柜一个、马一匹或牛一头。 到了双方预定的吉时，双方男人齐聚祖宗灵位前祭祖，然后新郎家派代表上前领新娘的嫁妆，代表人一般都是双方的哥哥。在领取嫁妆之前，双方的男人必须在祖宗灵位前履行一系列庄严复杂的程序，并由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饮酒习俗。 1.誓婚酒。首先是双方的哥哥上前来代替新娘新郎喝“誓婚酒”，而且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女方哥哥：“你现在把妹娶走，祝愿你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要把她当晒米的木板，不要把她当洗脸帕，不要玩耍她。”(水语汉译，下同。) 男方哥哥：“现在你放心，我接她回去，到我家就如神仙般，一定好好善待她，不会玩耍她。” 然后媒人递上两杯酒，说：“现在你们俩代替新郎新娘发誓了，说话算数，请喝了这杯‘誓婚酒’。” 2.甜酒。喝完“誓婚酒”后，新娘家最有威望的寨老上前问新郎的哥哥饮的这杯酒是甜还是苦，这时候若误答为“苦”，婚事就会立即被取消，对方会认为你嫌弃他家女儿，若答“甜”又得喝一杯酒。这是因为说“甜”便是祝福新郎新娘婚姻甜美，所以不少人戏称为“甜酒”。 3.媒人酒。寨老接着会想方设法给媒人喝上一杯“媒人酒”，口才稍差的媒人喝了一杯又有一杯，所以水族的媒人除了会说还要能喝。 4.舅爷酒。媒人喝干酒之后，寨老又倒酒，面对众人说：“追本溯源，先有祖后有宗，不忘祖恩。有你舅爷才有这些儿女，请舅爷上前喝一杯。”舅爷上前来接酒杯，一般都要谦虚一番之后才喝。 祖宗灵位前的复杂程序结束后，在领取新娘嫁妆的过程中，又涌现出各种各样名称的酒，显现出水族酒 文化的浓重色彩。例如在领取衣柜时，衣柜的钥匙在新娘的哥哥手里，去接钥匙的人就要喝一杯酒，名为“钥匙酒”;在领取棉被时，捆棉被的绳子在新娘的哥哥手里，去接绳子的人也要喝一杯酒，名为“棉绳酒”。 5.马料酒和汤锅酒。在酒席结束后，众人一起把嫁妆抬出来，男方的人作好抬嫁妆的准备。这时候，新娘家会派一个口才好的人去拴马的地方等候，而男方也会派出早就安排好的能说会辩的代表前去牵马。马匹旁边会摆上几个四方桌，上面都摆上三个大碗，并倒满酒。男方代表前去牵马的时候，女方代表会以忘记喂马料来为难，并要求男方代表代替马喝下桌上的酒。男方不能拒绝，一旦不愿代替马喝酒就无法把马牵走。这就是“马料酒”。 喝完“马料酒”后，女方代表又以马想上汤锅行去吃汤锅为由带男方代表到预设的汤锅行饮一碗酒，这碗酒名为“汤锅酒”。 水族婚事中前去的牵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牵马走的，其中有许多道酒拦着，最有名的莫过于上述的“马料酒”和“汤锅酒”。当然，能说会辩的人代马喝的酒便少点，口才差的人几碗进肚后就牵不了马了，就会闹笑话。水族喝“接马酒”的过程既幽默又能生动，增添了婚事中的喜气，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人赏心悦目。 (三)喜酒与酒歌 到新郎家后的酒宴，也分有晌午饭和正席。晌午饭也很随意，并不劝酒。傍晚时分正席开始。在新郎家里，最热闹的莫过于唱酒歌，主要是女人那一桌的对歌。 正席开始后，男方的女歌手先唱第一支歌：“我们三家叫我倒酒，我们四家叫我倒茶，我倒酒也是倒给你们，我倒茶也是倒给你们。提起这杯酒，不知姨娘是否接受?姐与妹共庆哈喂哈喂!”(意译)女方歌手对唱：“坐在你身边应该喝两碗，坐在伯母身边应该喝五碗，喝不得双方都不开心。跟妈学酒学不成，不知哪天才学会。到奶奶身边却让我讲，如果我能讲，我们一起笑。坐在桌边，哪个吝啬?大家一起来干杯!”(意译)众人举杯一饮而尽，然后再接着唱下去。水族婚姻中非常重视唱酒歌，一般都要唱整整一个晚上，而有的地区则连续唱三个晚上，例如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廷牌乡就有这样的风俗。 四、结语 中国 有5000年以上的悠久 历史 ，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 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已经拥有独特的地位。神州到处酒飘香，饮酒习俗自古蔚然成风。中国的56个民族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酒文化，而水族的酒文化更是独树一帜。 水族端节和卯节中的“转转酒”、“拦门酒”别有风味，丧事中丧主一家大小轮流为唱祭歌的歌手倒酒的习俗让人对水族的孝道赞叹不已，而水族婚姻中花样百出的酒习俗更是让人开怀大笑。由于特定的生存 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和 心理文化积淀的影响，酒不仅在水族独特的习俗中得以体现，在水族人的Et常生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接待朋友时，“酒重于肉”，如果客人来到，桌上没有酒，主人就有“不成敬意”之憾，可以说酒无处不在。 拜访 以酒为礼，迎客以酒为敬，感激以酒为谢，报恩以酒示情。酒在水族人的交往中所显示的不仅是物质赠馈上的多寡，而且可以借以表达 人际交往 和精神需求。可见水族丰富多彩的饮酒习俗与民族风情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酒文化氛围，很值得我们探究。猜你喜欢： 1. 中国酒文化与宴请礼仪论文 2. 中日酒文化对比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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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红酒在国内已形成一股新的饮酒 文化 ，那大家对红酒文化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为此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酒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中西方葡萄酒差异
翻开历史的画卷，酒就像人类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有人的地方必有酒的出现。因此，在无尽的岁月中，酒文化渐渐沉淀成型，成为一本厚重又充满历史韵味的教科书，留给后人品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拥有悠久灿烂的酒文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即爱酒，爱酒不愧天”，东方的诗仙李白这样热烈的去爱酒;并在酒给的灵感下，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所以后人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李白对酒的喜爱。同样的，西方也有对酒情有独钟的名人。如：西方的红酒之父巴斯德把葡萄酒比作赐予万物生命的阳光，说：“没有葡萄酒的日子就相当于没有阳光”，他把葡萄酒当做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燃尽生命的去热爱直至生命终结。李白和巴斯德两个同样热爱酒的人人，把对酒热爱的火种分别在东方和西方洒下，茁壮成长，孕育出截然不同又各有千秋的东西方酒文化。
葡萄酒的诞生是大自然的杰作，葡萄酒的历史远比人类文明史要长。公元前3世纪左右，海上开拓者将之带到希腊诸海岛，随即传人高卢(今法国);同时，罗马人也从希腊学到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罗马帝国进行殖民扩张将这种技术传遍了法国，西班牙，北非以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地区。15世纪至16世纪，这种技术传入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朝鲜;19 世纪中叶，传入美国。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
随着葡萄酒进入人类文明并与之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葡萄酒文化并得以广泛传播。这种葡萄酒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宗教的兴起与发展，海内外殖民扩张，政治经济贸易往来，文化艺术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当我们尝试着去了解葡萄酒文化的时候，也必须先去了解人类文明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葡萄美酒夜光杯” 唐代诗人王翰所作的中国人几乎耳熟能详的诗句是葡萄或葡萄酒这种舶来品与中国 传统文化 相融合的结晶。在中国，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技术的传入应归功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也。”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三朝发展，这种技术得到较好的发展，葡萄酒文化也逐渐形成发展，并到达一个顶峰。但当时只有极少的地区如凉州能栽培葡萄，加之交通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葡萄酒只能作为一种流传在王孙贵族以及部分文人之间的珍贵饮料，没能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没有成为大众饮料。
因此，葡萄酒文化在古代中国的普及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清两代葡萄酒业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直到1892年张弼士创建张裕葡萄酒厂，中国葡萄酒业开始工业化生产。然而大多数酒厂在长时间的内外战争中遭到严重的打击，逐渐衰落下去，纷纷倒闭。新中国成立之后，葡萄酒业得到政府的重视，才慢慢的再次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受欢迎的饮品。因此，中国葡萄酒业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还没来得及形成深入民心的浓厚的属于本土的葡萄酒文化，可以说存在着文化断层。
从广义上讲，葡萄酒文化包括几千年来不断改进和提高的葡萄栽培管理技术、葡萄酒酿造技术，法律制度，酒俗酒礼，饮酒器皿以及文人墨客所创作的与葡萄酒相关的书画、诗文词句等，狭义上的葡萄酒文化则仅指葡萄酒品饮的礼节，风俗，逸闻等。中国本土的葡萄酒文化并没有得到全面地发展，多数停留在简单的论述及文人们的饮酒逸事上，没有发展出如白酒类似的酒俗酒礼，没有让中国人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
与此相比，西方国家的葡萄酒文化要更为完整的多。在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探索中，葡萄酒文化得到了全面地发展，大大牵引了东方的葡萄酒文化的成长。举例为证：如 中国人在饮用葡萄酒的礼仪方面，会受到西方葡萄酒文化的引导。具体来分析：在中国，葡萄酒仅仅被作为一个新的酒种来推广，人们是出于猎奇心理和跟风心理来购买葡萄酒。缺乏对葡萄酒的欣赏与辨别能力，缺乏文化的支撑。相比之下，西方人则多为了喝酒而喝酒，更注重喝酒的过程，注重对酒本身的品尝和欣赏。
在西方的宴会上，敬酒一般选择在主菜吃完、甜菜未上之间，敬酒时将酒杯高举齐眼，注视对方，且最少要喝一口酒，以示敬意，喝多少酒则随个人喜好，轻松自在。另外，他们在斟酒，倒酒，品尝，菜肴的配搭各方面都有近乎严格的要求。我想，中西方葡萄酒文化有此差异也离不开饮食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注重植物性食物与动物性食物的搭配，而多数西方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饮食结构偏向动物性食品，肉，蛋，奶占较大的比例，高脂肪高蛋白，而饮用葡萄酒有助于消化，适量引用能预防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西方独特的饮食结构使西方国家更偏向于饮用葡萄酒。
那么，我来具体向大家介绍一下中西方葡萄酒的不同。
1酒种的不同
中国的酒文化渊远流长，虽然历史最长的当属黄酒，但最能代表中国酒的莫过于白酒了，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中国的酒文化酒是白酒文化。因为在中国的诸多酒种中，她历史悠久、工艺成熟、至今为止仍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蒸馏酒。中国为农业大国，因而食物酿酒最为普遍。
而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境内遍布群山和岛屿，土壤相对贫瘠，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谷类作物产量低，仅能满足食用，很难有富余的用来酿酒。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而在希腊广泛 种植 ，葡萄酒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所以，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西方的酒文化是红酒文化。
2饮酒礼仪不同
中西方的酒文化有大差异，因而饮酒礼仪也各不相同。仔细琢磨，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中国人饮酒重视的是人，要看和谁喝，要的是饮酒的气氛;西方人饮酒重视的酒，要看喝什么酒，要的是充分享受酒的美味。
中国的饮酒礼仪体现了对饮酒人的尊重。谁是主人，谁是客人，都有固定的座位，都有固定的敬酒次序。敬酒时要从主人开始敬，主人不敬完，别人是没有资格敬的，如果乱了次序是要受罚的。而敬酒一定是从最尊贵的客人开始敬起，敬酒时酒杯要满，表示的也是对被敬酒人的尊重。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敬酒要主动敬酒，而且讲究的是先干为敬。而行酒令、划拳等饮酒礼仪，也是为了让饮酒人喝的更尽兴而应运而生的。显然，中国酒文化深深的受中国尊卑长幼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在饮酒过程中把对饮酒人的尊重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而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应出对酒的尊重。品鉴葡萄酒要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调动各种感官享受美酒。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轻的酒在饮较长年份的酒，按照味觉规律的变化，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而对葡萄酒器的选择上，也是围绕着如何让拼饮者充分享受葡萄酒的要求来选择的。让香气汇聚杯口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让酒体充分舒展开的滗酒器、乃至为掌握葡萄酒温度而为品饮专门设计的温度计，无不体现出西方人对酒的尊重，他们的饮酒礼仪、饮酒文化都是为更好的欣赏美味而制定的。
3饮酒目的不同
在中国,酒常常被当做一种工具。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人们更多地是依靠饮酒而追求酒之外的东西。青梅煮酒是为了论证谁是英雄，杯莫停的将进酒,为的是与尔同消万古愁;竹林里狂歌的七贤,为的是借酒避难。酒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当作一种交际的工具,所以在中国的酒文化中缺乏对于酒本身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品评,更在意饮用他后带来的美妙作用。
在西方,饮酒的目的往往很简单,为了欣赏酒而饮酒,为了享受美酒而饮酒。当然,在西方葡萄酒也有交际功能，但人们更多地是追求如何尽情的享受美酒的味道。
比较中西方酒文化,可以发现,酒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方 思维方式 的差异。中国人的大写意式的 发散思维 ;西方人则是工笔 素描 式的直线思维。
目前，中国葡萄酒文化仍然不尽成熟。这主要是由于葡萄酒消费在中国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中国葡萄酒不讲究与饮食的搭配、价高质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享受资料消费的比重日益增大，中国人对葡萄酒的兴趣也愈加深厚。对于西方葡萄酒的文化关注也日益增多。相信随着葡萄酒在中国的普及，国人的葡萄酒消费心理和方式将越来越成熟，而创造出属于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之梦也将很快实现，不再遥远。
浅议红酒文化
一、红酒的历史文化
葡萄酒的历史很长，向上可以追索到远古时代。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波斯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
据说，葡萄酒酿造的 方法 ，从波斯、埃及传到希腊、罗马、高卢(即法国)。然后，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和消费习惯由希腊、意大利和法国，传到欧洲各国。由于欧洲人信奉____，基督____面包和葡萄酒称为上帝的肉和血，把葡萄酒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饮料酒，所以葡萄酒在欧洲国家就发展起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成为当今世界葡萄酒的"湖泊"。欧洲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人均消费葡萄酒最多的国家。欧洲国家葡萄酒的产量，占世界葡萄酒总产量的80%以上。 红酒文化的起源，在不同的产地，都附会着不同的 传说 。这也许就是红酒中，蕴藏着浪漫文化的根源之一。不同的世界文明史都在红酒文化中，发酵滋生了世界最大的流行性红酒文化。在中华大地，最早可查的记录是在汉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了葡萄和酿制葡萄酒的工艺，那时，中国就开始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的酿造。
但是由于战争、朝代更替等历史原因，虽然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在唐代和元代时曾取得过长足发展，但是，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历史几乎是空白的，直到1892年，爱国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张裕。然而，由于战乱，中国的葡萄酒行业依然没有得到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比较好的发展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环境，中国的葡萄酒行业也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中国的酒在以前几乎都是以粮食为主原料，做酒耗损的粮食难以计数。全球粮食与农业组织的研究曾发现全球生产供人们食用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损失或浪费。瑞典食品与生物技术研究所对该 报告 研究分析后说，全球大约近13亿公吨的粮食因为食品供应链的低效率而浪费。
研究者说，在现在全球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减少食品损失对人们的生活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一些贫穷国家也可以起到维持粮食够用的水平。据该报道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年中损失的粮食量大约相同，分别为670万吨和630万吨。食品的损失也意味着农民的收入减少，而食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贫穷农民。又太高。可以说，粮食安全问题，用与酒类生产的粮食，已经引起了国家的关注。俗话说，一斤酒，三斤粮。大力发展果酒产品，减轻粮食压力，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国策。
早在2008年，在粮价波动时，国家粮食部门明确发出了："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障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供给"。从长远看，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步伐缓慢，而城市化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的制约、自然灾害发生、粮食消费需求增加，使得粮食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在我国，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命题，国家粮食安全并不能高枕无忧。只有改变中国酒文化的内涵，倡导健康饮酒，饮健康酒的理念，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贪杯误事，贻害自己和他人的恶果。而大力提倡果酒产业，也是改变中国粮食现状，实施粮食安全的国策。红酒文化的推广，其积极意义也在于此。
二、红酒文化的推广
说起饮酒，女人最有发言权。因为女人是男人饮酒最大的受害者。红酒文化的推广，可以让女人从健康的角度，引导更多的男人，正确饮酒，健康饮酒。红酒文化，在西方被称为，绅士文化。因为葡萄酒在西方，最早来源于贵族阶层的使用和推崇，来源于宗教仪式的需要和传播。红酒文化中，蕴含的礼仪要求也很严格，如果饮用红酒，不懂得红酒文化中的礼仪会闹出笑话的。正是这种礼仪的内涵，使得红酒成为大型酒宴和庆典的礼仪用酒。在现在的大型庆典场合，已经很流行红酒作为礼仪用酒。而真正的红酒文化，被各个阶层接纳，才会彻底扭转中国酒文化中的传统饮酒观念。中国是礼仪之邦，恰恰在中国的饮酒文化中，却缺乏了礼仪的传承和扩散。这与饮酒文化普及天下大众，而礼仪讲究仅停留在祭祀，国典等场合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西方国家喝葡萄酒有着一系列严谨的规矩、复杂的讲究，可不像我们喝二锅头那样简单地"感情深，一口闷"。葡萄酒的乐趣正是体现在这些"繁文缛节"之中，一个人的修养、趣味、风度，以及沟通能力，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在这个过程中暴露无遗。因为，每一个红酒文化的要求细节，都会影响到饮酒者品尝红酒的色香味的过程和结果。中国红酒文化与世界红酒文化的差距数百年，这个差距很多地方就来自于红酒文化中，礼仪、欣赏、品尝的细节。我们常常看到，中国人饮红酒，一片狼藉，脸红声粗，大声喧哗，这无疑都大煞风景。
美国研究人员分析了7万多名中年男性的数据，4年间，210人被诊断患肺癌。研究发现，喝啤酒、白葡萄酒或含酒精饮料与肺癌的发病无关，但随着这些人消费的红葡萄酒的增加，患肺癌的风险逐渐减少，每增加一杯酒一个月相应下降约2%的患病风险。这对于男性烟民来说，应该算个好消息，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可能会减少60%的患肺癌风险(相比那些不喝红葡萄酒的男性烟民)。优质的红葡萄酒中含有丰富的铁，对女性非常有好处，可以起到补血的作用，使脸色变得红润。
同时，女性在怀孕时体内脂肪的含量会有很大增加，产后喝一些葡萄酒，其中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脂肪的氧化堆积，对身材的恢复很有帮助。"红酒可美容减肥，是因红酒中所含的丹宁能抑制细菌繁殖，有效帮助消化，其所含的维他命C、E及胡萝卜素，亦具有抗氧化功能，可预防老化，保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使体形不会随岁月流逝而逐渐臃肿走样。要发挥红酒的瘦身效果，最好在睡前饮用。含有少量酒精的红酒可以辅助睡眠，更能缓慢升高身体的温度，让本来新陈代谢缓慢的夜晚也能参与脂肪的燃烧代谢，红酒中的葡萄多酚还能舒缓身体压力，有效抑制压力性的暴饮暴食。
葡萄酒带给人的价值有两大方面，一精神方面，这是葡萄酒特有的贵族文化，典雅而高贵。这方面的心理暗示，不低于单纯的营养价值。二营养价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抗氧化，美容，预防癌症等。葡萄酒一般按颜色分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从营养角度讲，红葡萄酒功效多，白葡萄酒香甜，口感好，桃红葡萄酒居中。任何的酒都要讲究适量，不可过度，一旦，过度都有害健康。从这方面的意义上来说，红酒文化的推广，更是健康理念的推广。
三、"人类的第二生命"
葡萄酒，在中国俗称半汁酒或勾兑酒，以前没有严格的标准规范，随着葡萄酒标准的规范，只有100%的葡萄汁经过酿造工序完成，生产的葡萄酒才可以叫葡萄酒。我们在选用红酒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标签上的各种含量标注。随着经济的发展，寻常人都有机会品尝真正的葡萄酒，但是，要喝到真正的高端葡萄酒，也需要仔细甄别厂家和产地。目前的葡萄酒市场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沿海进口的散装葡萄酒，被国内分装后出售。在外国很多的劣质酒和低端葡萄酒，大量进入中国。
葡萄酒在运输过程中，质量会发生变化，很难保证纯正的质量要求。因为葡萄酒对温度、湿度以及在运输、保存环境等要求很严格。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葡萄酒品质就难以保障。山西欧美国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的葡萄酒都来自智利、澳大利亚、法国、葡萄牙、南非等原产地的原包装瓶装酒。在质量上，可以保障纯正的原产地葡萄酒品质。严格设计的酒窖，保证恒温、恒湿等储存技术要求。窖藏的20万瓶原包装进口瓶酒，有1/3的高端酒。各个进口品牌系列酒，从50多元/瓶到1000多元/瓶，可以满足各个阶层消费者的需求。。 中国是13亿的人口大国，但是红酒的消费平均量很低，所有红酒类产品加起来，中国每人年均消费不足一瓶。在外国，人均消费红酒，年平均每人8瓶。
增加红酒消费量，可以抵抗患各种疾病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酒普及以及红酒文化的普及，对与民族健康这篇大 文章 ，是有着其他消费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红酒文化的普及，可以提高人的素养，特别是红酒礼仪文化、绅士文化的要求，更可以使得消费者身心健康人类对葡萄酒的认识历史就像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一些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曾相信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都是由神赏赐的，所以把"饮用适量的葡萄酒"比作"人类的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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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二、全国空前统一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提倡有助于全社会重视诗歌风气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帝王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五、文禁松驰，是产生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底层生活诗歌的前提。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六、“安史之乱”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社会的巨变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新鲜的活力。做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八、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则是唐诗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唐诗也是这样。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难能可贵的是唐代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风雅五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一、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1.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 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 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⑵，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⑶。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2.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1）直接称之为道人的， 如 “菊道人” ⑷。（2）用“神仙”、“仙人”命名，如 “玉桂仙君” ⑸、 “仙人鸾”、 “八仙盘”、 “神仙粥” 等等。（3 ）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 3.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 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1、饮茶风尚，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关;
2、唐代的人在炊饭、烹茶和酿酒都喜欢在其中放入一些草药及营养价值较高的物品;
3、每到重阳节，唐人都会登高、饮菊花酒和食重阳糕;
4、遵守三元日食素和禁捕杀渔猎;
5、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6、唐人最常采食的野菜包括莼、蕨、薇、荠、蓼、苍耳和马齿苋等品种。
扩展资料:
唐代饮食行业发展的因素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国而这时期的饮食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尤其在唐前期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超越前代的水平这为饮食行业的兴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饮食行业发达的诸多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唐前期的统治者就十分注重农业生产，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确定的两条政治原则中。
其中一条明确了国以民为本的核心总是是衣食问题，生产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
诞生的饮食文化应该就是随着时节种不同的食物，然后就会吃到不同的食物，而且坐山吃山，坐海吃海
北朝时，嗜好奶类制品的北方人常常嘲笑南方人的喝茶习俗。唐中期，北方城市中，“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据此可知，唐中期南方经济文化影响力上升。
唐宋时期是饮食文化的高峰，过分讲究。“素蒸声音部、罔川图小样”，最具代表性的是烧尾宴。唐宋时期的人在主食上主要是煮着吃的面食，更具体来说呢，面食就是各种饼，在唐代笔记小说《因话录》里就提到“世重饼啖”。在各类史书、小说、诗歌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此类蒸饼、煎饼、胡饼、汤饼等等的词语，这就足以证明唐宋时期人们的饮食是以饼为主了。那么在肉食方面又有何讲究呢？
我们从一段话中来感受一下，“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在唐宋朝人们认为只有牛羊才是上等的肉食，到了宋朝，这种习惯更是被加深，直到现在，市场上的牛羊肉都比猪肉昂贵，可能也是受古代风气的影响吧。
即便是吃牛肉，也是只有自然死亡或者病死的牛才可以被扒皮或售卖或食用，无论牛更是否老弱病残，都在禁杀行列。从这我们也能看出唐宋时期的民主，即使是牲畜，也不允许被胡乱杀害，从某种层次上我们也可以预见唐宋兴盛繁荣的原因。汉族的饮食文化发展到了宋朝已是博大精深，由于对牛肉的禁食，羊肉在这个时期成为了皇家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肉食。
宋朝吃羊是从皇家流行开来的习俗，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由于对羊肉的消耗量巨大，便引入了猪肉，但猪肉仍被认为是低档肉食。还是后来的苏东坡自创了“东坡肉”才让猪肉沾染上了些贵族气息。
写作思路：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上的饮食文化进行追溯描述，从古至今的饮食的传承与发展等等，比如“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等等。
正文：
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其内容来说非常广泛，包括烹饪基础理论、烹饪技法、食料食器、餐宴风俗、名厨名菜名楼以及“食文学”等。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快感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
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
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感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快感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
“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
《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
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
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
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思想境界。中国食文化同样具有蕴藉隽永，余味无穷的意境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人们同样重视菜的视觉形象所带来的优美意境，来满足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和享受。
许多菜不但味美，而且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色彩创造意境，构成一种内在的含蓄的美感。比如《辋川图》是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的作品，被当时的美食家吸收做成了《辋川图》小样的拼盘。再如，在民间，各种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辰寿延等人们会做面塑礼花蒸制、供奉、食用，如过年的“如意年糕”，婚礼上的“鸳鸯饼”等等，用来祈求幸福，平安。
民间艺人们用大红、大绿等高纯度色彩，自然随意地涂出欢快、热烈的气氛。不但用笔泼辣帅气，无拘无束，同时造型生动，圆实朴厚。表现了劳动人民自然质朴的审美意境。中华美食不但注重口，而且构思立意独特，意味深长，注重所带来的意境。现代许多高档餐厅的菜名多以写意手法命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把白菇摆在青菜上叫“金钱满地”。
中国食文化历史悠远，名声远扬。中国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让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易经·系辞上》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中国饮食这一有形的物，正反映出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格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形态，这一无形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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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到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
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
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
扩展资料
初盛唐的思想文化与中晚唐的思想文化确属于不同的类型。初盛唐属于唐朝在上升时期多元开放型的文化，而中晚唐则属于唐朝在衰落时期主尊儒学、排斥异端的内敛型的文化。两者之间表现为唐代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放”到“收”的变化趋势。
这不仅是初盛唐到中晚唐的思想文化型态的转变，也是中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转变的一个关捩。这个关捩，是由安史之乱划线的。
盛唐时期处于一个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民族关系相处得比较和睦、生产力空前发展、对外往来频繁不断，文化上出现儒、道、释、侠与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态势，故盛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但由于唐玄宗在天宝后期的昏愦与腐化堕落，加重了对百姓的经济剥削、阶级关系趋于紧张；频繁开边，激化了民族矛盾。
沉迷于道、佛的宗教迷信，使具有理性意识的儒教处于边缘地位，弱化了儒学的思想教化，导致了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的失衡和破坏，引发了以民族矛盾为主的安史之乱。
为了救亡图存，唐代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大的转变。复兴儒学、尊王攘夷、排斥异端、直面现实，务实致用的思想，成了安史之乱后以至中唐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盛唐的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已成了空想和遥远的梦。
忧患意识代替了乐观自信，“小我”服从于“大我”，群体人格意识压倒了个体人的意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大一统意识逐渐代替了多元开放意识。由盛唐时期外向开拓的心态，转变为中晚唐内向收敛的心态。
由“放”到“收”、由“外”转“内”，是中晚唐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诗人的心态由于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由少年型的乐观心态转向了成人型的忧患心态。
诗人的心灵，是时代文化思想的一面镜子。在诗歌方面，也随着思想文化的转型，由盛唐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潮，向着中唐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发生了嬗变。而李白和杜甫的诗风的变异，正是这两种诗歌主潮嬗变的具体表现。
、总之，盛唐至中唐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变迁的一大关键。而李、杜正处于这个文化转型的风尖浪口上。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盛唐文化及诗歌的一个终结者式的人物。
而杜甫则是盛唐和中唐之际文化转型的转折性人物，他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重任，成了中唐文化与诗歌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中晚唐诗歌以至于整个文化思想，无不在杜甫的影响之下。他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影响到宋以后的各个朝代。
由于像盛唐朝代的盛世不再，李白和他所代表热情乐观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盛唐文化，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的衰世出现的机会。他的诗歌及其所代表的盛唐文化，一直作为一个历史的光辉样板和典范，为后人所企慕向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研究——《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成果简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文化
简介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国号“唐”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被封为“唐国公”，其后，爵位传至李渊。李渊，隋朝时行宫居晋阳( 今山西太原)留守，起兵尊隋，每战必克，直入长安，在隋恭帝杨侑禅让帝位后便以“唐”为国号。因国君姓李，故又称李唐，设京师于长安。唐朝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时代。其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唐朝也是秦汉、隋朝以来，第一个不筑长城的统一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唐王李渊于618年6月逼隋恭帝禅位，取代隋朝，建国唐朝，设京师为长安（今陕西西安），唐高宗显庆六年后设东都洛阳，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为神都并设北都太原，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恢复旧制。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柷禅位，降为济阴王，改国号“梁”，唐朝灭亡。唐朝全盛时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那时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渤海国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在唐朝的前半叶，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建立隋朝末期，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爆发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 大唐高祖李渊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尊隋，每战必克，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李渊称帝，定国号为“大唐”，隋朝灭亡。降隋恭帝为希国公，闲居长安，次年五月去世。李渊就是唐高祖。改元武德，都城仍定在长安。而后，长子李建成被封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玄霸早夭，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见唐朝统一战争）。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发生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李渊被迫退位，尊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李世民即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公元627～公元649年）。贞观之治唐太宗即位后，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昭陵六骏(6张)百姓的生活；同时，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合，稳固边疆，太宗则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唐太宗晚年，为太子的问题而烦恼，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内斗，结果太宗废掉他们二人，最后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死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共在位三十四年（649——683）。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李世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太宗训令纳谏、爱民。永徽之治唐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苦；太宗训令崇俭，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攻灭高句丽、百济、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另外，他在位期间，唐朝的领土最大。[4]武周时期武则天（公元624～705年）本名武媚娘，即位后自造“瞾”字，改名武曌，取意;日月当空；并州文水人(今山 武后从行图西文水县)她的国号为周，她本为太宗才人，后为高宗皇后，是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的母亲。唐高宗多病，武则天长期以皇后身份代他处理朝政，逐渐掌控大权，唐高宗去世后不久，她把持朝政，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在天授元年（690年），67岁的太后武则天废睿宗僭号称帝，改国号“周”，定都洛阳，史称“武周”，亦称为“南周”（公元690～705年），自称“圣神皇帝”。武后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位女皇帝，尊为武周圣神皇帝。在武周十五年内统治时期，武后为了打击高宗以来的世族权力，所以对以科举进身仕途的官员大力提拔，狄仁杰尤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后来玄宗朝的名臣姚崇、宋璟等人也都是由她一手提拔重用的。她又安排她的侄儿党羽武三思和武承嗣等人担任重要机务。传统史学家对武后批评，如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等官员在她的鼓励下替她以告密、酷刑等监视群臣。武后又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使用年号证圣、大足等；这与李氏皇族推崇道教和如贞观、永徽、景云、开元等年号相对。705年去世时发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享年82岁，葬于乾陵。由于谥号中的“则天”二字，所以近代以来一些学者称其为“武则天”，但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称号。韦后当权武则天去世后，神龙元年（705年），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李旦被立为相王。中宗却一直受到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后的旧有党羽武三思等人的影响，张柬之和敬珲等人全部被流放或诛杀。韦皇后有意成为第二个武后，安乐公主则曾要求被立为皇太女。在景龙四年（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也称唐殇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协助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开元盛世后来睿宗妹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发生权力之争。延和元年（公元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713年，唐玄宗将太平公主赐死，党羽或杀或逐，结束了这段史称“韦后之乱”的混乱政局。同年改元开元。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是唐朝的全盛时期，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4]安史之乱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得朝政败坏。 唐玄宗李林甫死后又以杨国忠为相，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唐玄宗好大喜功，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又由于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以胡人安禄山最著。安禄山掌握重兵，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很快就攻陷了首都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吓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唐玄宗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1]元和中兴自此以后，唐朝有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内有宦官掌权，禁军兵权甚至皇帝的拥立都由宦官决定。节度使对地方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唐德宗死后，经过了顺宗的过渡阶段，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为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宪宗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了割据藩镇，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度获得再次统一。史称“元和中兴”。[1]会昌中兴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5]。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晚唐时藩镇和宦官直接冲突的种子。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建元会昌。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在位时期藩镇降服。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5]宣宗之治唐武宗死去后，唐宣宗在宦官的协助之下继位。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君主。但即位以后励精图治。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唐宣宗时期沙州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 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1]唐朝灭亡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昏君，使唐朝一直走下坡。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农民起义，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经过黄巢起义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而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所以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唐末的动乱中死去， 唐末农民战争图由弟唐昭宗继位。898年，发生了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等人的政变，昭宗被软禁，太子李裕开始监国，同一天宦官假传圣旨，说昭宗已自称太上皇，并令皇太子即位，年号光化。到了天复元年（901）年，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打败了刘季述，迎昭宗复位，李裕复降德王。而朱温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朱温入宫尽诛宦官。天祐元年（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将唐昭宗杀害。天祐二年（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朝的皇帝并无血缘关系。军事体制在军事上，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朝统一了隋朝末年军阀割据的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 唐代盔甲在位时又远征东西两突厥，灭高昌、收其地为州县，灭高句丽和百济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唐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后来唐朝因安史之乱在军事上全面收缩，中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接踵而至的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唐朝的众多著名将领中，除了天策府的李世民、神将薛仁贵、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将领、郭子仪、李晟及其子李愬、高骈等汉族统帅外﹐异族将领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比较重要的有胡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怀光、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铁勒部的仆固怀恩、浑瑊和阿跌光进等。 唐代武士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改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安史之乱中，临时代府兵制而起的扩骑并不能抵御与节度使的兵力。唐朝在军事上失势：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犯边。但在晚唐会昌二年唐军击破回鹘那颉啜部，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那颉中箭，透驼群潜脱，乌介获而杀之)。 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会昌三年唐军在阴山之巅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回鹘十三部，安定了北部边境。763年吐蕃军曾经占领长安十五日，但不久就被郭子仪驱逐。此后唐朝与吐蕃进行了近百年的拉锯战，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 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 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 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南诏军一度占领安南。次年春，唐军收复安南。此后，唐与南诏在安南进行了数次交锋，至咸通七年，唐终于将南诏军全部驱逐出去。乾符二年，唐天平节度使高骈在大渡河击败南诏军，擒其酋长数十人。南诏自此不再寇扰西川。唐天复二年南诏灭亡。武将官衔武将官衔列表 官品等级 正一品 从一品 正二品 将领名称 天策上将 骠骑大将军 辅国大将军 官品等级 从二品 正三品上 正三品下 将领名称 镇军大将军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 怀化将军 官品等级 从三品上 从三品下 正四品上 将领名称 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 归德将军 忠武将军 官品等级 正四品下 从四品上 从四品下 将领名称 壮武将军、怀化中郎将 宣威将军 明威将军、归德中郎将 官品等级 正五品上 正五品下 从五品上 将领名称 定远将军 宁远将军、怀化郎将 游骑将军 官品等级 从五品下 正六品上 正六品下 将领名称 游击将军、归德郎将 昭武校尉 昭武副尉、怀化司阶 官品等级 从六品上 从六品下 正七品上 将领名称 振威校尉 振威副尉、归德司阶 致果校尉 官品等级 正七品下 从七品上 从七品下 将领名称 致果副尉、怀化中候 翊麾校尉 翊麾副尉、归德中候 官品等级 正八品上 正八品下 从八品上 将领名称 宣节校尉 宣节副尉、怀化司戈 御侮校尉 官品等级 从八品下 正九品上 正九品下 将领名称 御侮副尉、归德司戈 仁勇校尉 仁勇副尉、怀化执戟长上 官品等级 从九品上 从九品下 将领名称 陪戎校尉 陪戎副尉、归德执戟长上 农业状况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手工制造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 唐代青瓷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赋税收入唐朝中期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货币状况货币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大唐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飞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和认可的最早纸币，两百年后的宋代，交子作为一种地方货币才在四川“正式”发行及通流。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人口数量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万，人口达52880488。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万，其中不课户万，人口16990386，其中不课人口14619587。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较为混乱。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最高值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至天宝十四年（754年-755年），和史书记载的数据相比，现代学者主要考虑到唐朝的因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隐户，奴婢，士兵，僧道等人群，这些人口是不纳入户口统计的。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应在8000万左右。现代学者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日本的现代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2000万户，人口达亿人。
李白,白居易,王维, 杜甫就是那时候的人,他们的诗,就代表那时候的思想,你能感悟出什么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