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你自己看一遍吧，《金锁记》中其实，张爱玲只是塑造了一个形象，是现在的中国，非要给它扣上什么反封建的帽子。作者本身并没有，专门去批判封建制度什么的，张爱玲，自己说，我的小说，只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张爱玲，后来把《金锁记》改写成《怨女》你不如对比《怨女》来讨论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形象，而不是，乱讲什么反帝反封建，将这些作者本没有的意图，强加到论文中去。
张爱玲的金锁记写得非常好，描述了一个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在一个爱情历程通过他的爱情里的喜怒哀乐的变迁。描述一个真实的人物，历程。
深刻的悲剧：分析《金锁记》的月亮我愿意尝试分析张爱玲的一花一沙，并以此证明张爱玲的成功绝非偶然的昙花一现—沉下去的是三十年前的月亮，而不是半个世纪前的张爱玲。张爱玲的人物过时了，死去了，那些人物的灵魂却继续存在，幽幽地，在夜的窗外窥视我们文明的浮华和升华。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浮华和升华终将过去，张爱玲的世界将常在常青。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写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张爱玲的人生观绝对深刻也绝对清醒，但如果从另一种角度去理解，把Beverley Nichol的诗句改成“在张爱玲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恐怕不会有人表示异议。张爱玲的月亮不会衰亡，它是她意象世界里一盏奇异的幽灯，又是上帝的眼睛和夜晚的太阳。张爱玲的文字里月亮的意象俯拾皆是。这可以追溯到她最早的一篇铅字――1936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创刊号上的小说《牛》，这个农民被牛顶死的故事里两次使用月亮的意象。当悲剧的主人公禄兴被牛顶死后，十五岁的张爱玲这样描写夜景：“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一个人的世界随着生命的谢幕而结束，可是现实的生活仍在继续，月亮照样升起，照耀着死亡再也无法感知的一切。从此，月亮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中不断出现，君临其中芸芸众生。今天我们打开《张爱玲文集》，惊喜于其中竟流淌着一条动人的月亮河。纵观文集，月亮这一意象发展的顶峰当推《金锁记》。这篇小说里，月亮统领全部的其余意象，显示了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全篇九处写到月亮，有些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有些则浓墨重彩，精雕细琢。《金锁记》被夏志清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中篇小说（注意不是之一！），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在我看来，《金锁记》是张爱玲所有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一）故事情节以及主要人物的分析张爱玲所要揭示的恰恰就是：钱，毁掉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钱埋没了一个人的肉体与灵魂，其实曹七巧堕落的原因之中明显的有着时代的因素。对于张爱玲，仿佛人性中所有丑恶的因素都被她解释得淋漓尽致，故事讲到了一个人的内心中真正的“精神的枷锁”，似乎“金锁记”这一个题目本身就意味着故事的主人公曹七巧（二奶奶）整个的一生就带着黄金的枷锁。一个被“利令智昏”的女人。在这篇作品中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存在的一些本质特征：孤独感、失败感与耻辱感。曹七巧的出身——开麻油店的本身就是一个预设的在她内心世界里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样看来，所谓的曹七巧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生存哲学，那就是：我只要有钱，那么我就有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别人来和我搭关系，主要目的就是冲我的钱来的。所以一切的一切，症结就出在“钱”使得一个女人的心灵完全扭曲甚至于“变态”了。曹七巧是用自己的一生幸福换来了姜家的部分家财的，于是在她的眼中，钱有着格外的地位，仿佛葛朗台眼中的金子一般，所以当提到分家产的时候，她能够不顾任何长幼辈分和亲戚朋友的关系，死争着让三少爷还清属于她的一部分家产。要知道：三少爷是她曾经喜欢过的男人，她要下嫁给姜家，主要目的也只不过为了多看他几眼。可是最终她的幻想破灭了，她的人格也已经被金钱扭曲了。她变得完全自私化，残忍化，个人化，自我中心化了，或许更甚一点说他已经是“非人”了。对于结尾处手镯被曹七巧弄到手臂上去，这同时反映了曹个人完全的堕落与无助。而由此所带来的当然还会涉及到她的女儿和儿子爱情的悲剧：女儿刚开始和曹春熹玩耍被七巧误认为为了图谋她的家财，曹七巧也只不过想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不会有人要的人，这样她认为女儿可以用自己留下的家财完全养活自己就够了。她不仅自己守寡了，而且让自己的女儿也“守寡”了。她让女儿裹脚（当时已经不再裹脚），她让女儿吸毒（这一点让她的恋人童世舫彻底绝望），学堂在变相榨取她的钱财（所以她让女儿退学），而女儿也最终不负他的希望，真正变成了一个翻版的“曹七巧”。儿子则不同，起先和三爷一起逛窑子，曹七巧紧张起来（一方面三爷可能图谋钱财，另一方面自己儿子花钱不务正业还要伤及身体），为她娶了媳妇，可是她嫌弃媳妇，最终竟然将媳妇能够活活气死，如果她还有有生之年，她会把为她生了孙子的偏房也给气死。她心中只希望——她用一生换来的钱财能够完全留在儿子身上，所以故事结尾张有意的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就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因为他的儿子更像是一个翻版的三爷，而她的女儿也已经完全堕落绝望了，故事当然还会继续着……文章着意于故事的情节，同时并没有忘记点点滴滴景物描写的穿插米，这一些都是画龙点睛之笔：旧上海那淡淡的月光，带着苦涩，带着凄凉；“街上小贩摇摇摇着拨浪鼓，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还有长安那个牺牲——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long long ago”的细小的口琴声音等都是一些让人回味的意象。正是因为这些意象群，《金锁记》给人的感觉是忧郁的、凄凉的、悲惨的，对于往事的一个沉痛的回忆。曾经得对麻油店伙计的爱情同时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一个人的形象，这是张爱玲独有的文学魅力。（二）曹七巧的性格分析以及与鲁迅的比较对于《金锁记》里面的七巧，我认为她是一个最正常的人，以至于你会对她的正常感到害怕。张爱玲曾经在她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中说过七巧是一个最彻底的人，是张爱玲所说的“真人”，而非“好人”。要知道，张爱玲常常慨叹这个社会“真人”太少！从道德意义上，我们无法接受曹七巧，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已经光顾了曹七巧的阴影。只不过并非多么明显。七巧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产物，就像阿Q一样，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正常的（从结构上考虑）、却又是变态（在其他人看来）的产物，是中国历史长时段的产物，他们不能决定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或说成为谁，即使是成为自己也不行（在《金锁记》即将结束的地方，张爱玲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结局——一种生存的耻辱感与存在的不真实感！在这一点上，我一直认为张爱玲可以与卡夫卡相比较，还有妥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是社会博弈所产生的“囚徒困境”的参与者与被困者。他们只能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则要说他们是不真实的、不正常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同意萨特的观点——人被宣判为自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七巧所展现的恶则不是自己的恶，而是整个人类的恶，是整个人类的可怕存在困境——这是本质，其他的都是表象，七巧也是表象。鲁迅的笔下曾经有过阿Q的典型文学形象，其实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本身也有着一种文学韵味。阿Q的生存哲学就是欺软怕硬，小尼姑是他把玩的对象，而赵师爷是他尊敬的对象，背后还不会忘记使用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进行一番自我安慰。只不过曹七巧却是用“钱”进行自我安慰的。同时与鲁迅相比较，张爱玲的文章或许更具有文学性，我们可以说，在张爱玲的笔下，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展现她的生存与毁灭，而在鲁迅笔下，则是一个“概念”在行进与发展，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的写法更具文学性。（三）与《红楼梦》的比较就整个文章的结构而言，《金锁记》的出场人物繁杂，由此有必要进行梳理：玳珍（大奶奶）—－大少爷；曹七巧（二奶奶）——二少爷（残废早逝）——儿子长白（媳妇芝寿，偏房绢姑娘），女儿长安（恋人：童世舫）；兰仙（三奶奶）——姜季泽（三少爷：完全的浪荡公子）——女儿长馨；姜云泽（三小姐）；曹大年（曹七巧亲哥哥），嫂子——儿子曹春熹；长辈：九老太爷，马师爷、老太太等；丫环；小双、风萧、赵麽麽等。无意中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以贾家为中心展开故事线索，而《金锁记》则是以曹七巧家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同时无论是对于华丽服饰以及桌椅床凳的关注和细节描写，对于家族观念的重视，对于长幼尊卑礼节的重视等等，无疑都是有《红楼梦》的影子的。.与《红楼梦》比较，张爱玲在继承了其优点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心理或说感觉描写，通过这方面的描写她展现了一种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相对照的时间，表现了一个立体的人——这是其他作家常常不及的地方，也是与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其作品《罪与罚》）十分相似的地方。在这方面，施蜇存可能是张爱玲的先驱。同时说到心理描写，不能不提及弗洛伊德（Freud）的影响，在这方面其小说《心经》与《茉莉香片》是代表作，并且比较而言，后者更成功。（四）总结性话语——钱的魅力而《金锁记》的思想内容却完全另有所指，一方面人内心中的揣度被张用的出神入化，无论人的内心世界多么复杂，张总能够用细腻的笔调娓娓道来，不失一个才人的称号。同时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已经被她归结为一个非常刺眼的字——钱。为了钱，曹七巧能够不顾自己真正的爱情而躲避三爷，为了钱，曹七巧能够猜疑任何人，包括她的哥哥和侄子；为了钱，曹七巧亲手毁掉了她儿子和女儿的幸福；为了钱，她能够想尽一切办法与家人勾心斗角，唾沫四溅，这一点让我看到了王熙凤的身影；为了钱，曹七巧将自己人性中所有恶的因素无疑的暴露出来，没有一点人的尊严，没有一点人性的质朴，完全的就像小说中的一句话一样：“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是黄金让她完全堕落腐化，完全丧失人性，完全以黄金为尺度衡量任何事情，包括本不应该用金钱衡量的东西——爱情、友情、亲情！或许故事仍然有很多，只不过《金锁记》的故事永远讲不完，说不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点曹七巧的影子，你我又何尝不是呢？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写了一个大的封建家族中一个只有名份但却出身低微、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女人的大半生，她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主人公的名字叫曹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之所以能够嫁到姜公馆这样的公侯之家，是因为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而且姜家又出了很多钱。但嫁到姜家之后，她因出身低微，倍受婆婆、妯娌乃至自已的丫环的蔑视和冷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心里喜欢小叔子姜季泽，但季泽却是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于是本来要强、泼辣的她就愈发口无遮拦，疯疯颠颠，别人也就愈瞧不起她。只有她的哥哥嫂子让着她，是因为向她要东西。十年后成了寡妇的她分到了自已的公馆，有了家产，她就把全部心力用在了护住钱财上，为自已带上了一套金色但沉重的枷锁。为了钱，她撵走了有意找她的姜季泽，病态地拆散了女儿的婚姻，故意在儿子、儿媳间制造矛盾。“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表面上看，曹七巧是被金钱迷乱了心性，变成了一个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的狠毒、绝情、病态的人，但其实是她的人性被所处的环境逼迫、扭曲的结果，在当时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与封建社会的根本相联系的。作为女人（不仅是女人），除了生存必需的物质外，男女之爱是她们的基本需要。但身处没落公侯之家的七巧却连正常的生理和感情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她生命中有三个男人：丈夫、小叔子季泽、儿子长白。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在她看来是“没有生命的'肉体”，“要是能有点人气就好了”，她无法得到爱欲的满足，甚至连她自已也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了两个孩子。姜家只不过是让她来侍奉他，她因此最终分到了姜家的财产。季泽是她心中爱着的人，喜欢到了身不由已的地步，但季泽虽然在外面寻花问柳，可在家里却不敢太造次，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他有他的原则。分家后季泽来找她，向她做了表白，但她却认为他是来钱的，不是真情，所以把他撵走了。可以看出她的渴望除了性爱之外，还有情爱，但因为猜疑，她放弃了这种机会。我不认为作者只想表现金钱的胜利。但此后，她抛弃了这么多所获得、保护的财产，就成了她生命的唯一依托。从丈夫、季泽得不到爱，她忍受着情欲的煎熬，产生了疯狂般报复的病态心理，对所有男女之爱充满忌妒，包括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儿子长白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让已结婚的长白整夜陪着她通宵聊天，讲小夫妻的性生活，最后逼得儿媳妇自杀身亡。与丈夫结合只是使她获得了家产，季泽只给了她爱的煎熬，长白则在她的管教下成了一个浪荡子，连同女儿长安，都成了她病态心理的牺性品。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不能给她爱，作为女人，她的一生是可悲的一生。更要说明的是，这个“黄金的枷”，不是她自已愿意戴的，是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最后她被金锁压疯了，想摘也摘不掉了。张爱玲关注人性，表现人性，《金锁记》写的就是人性受到压抑以至扭曲的故事，小说充满了“人生味。小说没有痛诉，没有反抗，只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
张爱玲一生都在寻求一种纯粹的爱来弥补童年时期的缺失。她对爱的态度，让我想到看过的一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张爱玲看婚姻，是依稀华美的爬满虱子的袍子。可在胡兰成写的婚帖上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爱玲好像相信得更多一些。不然她不会一次又一次为胡兰成牺牲，退让，如果她够精明而又够理性，如果她真看透了婚姻，又怎会和18岁少女一样，表现得如此痴情？浅谈张爱玲的爱情观。早年的家庭经历让她性子生冷，可内心里，我觉得她对于温暖和纯粹的爱的向往比其他人来得更加强烈。不然，在《小团圆》里，她不会那么留恋着和胡兰成在云水之欢时所看到的金色的永生。仿佛童年缺失的一切都在这绚烂迷惑而又短暂的爱里被弥补回来了，一切破损仿佛不存在，她可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被宠爱被保护。大概因为这样好的东西她太爱了，不论胡兰成是汉奸，又或是多么渣的一个男人。只可惜真心错付。为什么说张爱玲天真？因为她不会为自己谋划。她要的纯粹的东西被坏人看穿，坏人利用了她，给了她幻觉，而她交换了她的爱情身体金钱和才华。说说那些个会为自己筹划的女人。比如林徽因。假如有机会能见到林徽因，相信她是清淡而素雅的，亲切的和气的，不似张爱玲浓墨重彩，冷峻肃杀。可是林徽因是理性而精明的，她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所以能放弃徐志摩选择梁思成，当然徐志摩我是当然不认可的作为丈夫的一个人，可以说林徽因是相当聪明的，充满了入世的智慧。浅谈张爱玲的爱情观。相比张爱玲，她更知道男人需要什么，世界对她的期待是什么，她把自己装扮成外界期待的样子，来获得她所需要的事业，名声，好的丈夫和所有的一切。大概，俗语说，扮猪吃老虎，已经很好地概括了这所有的因果联系了。只是，是猪是老虎，吃还是被吃。总是当局者迷。
张爱玲，一位惊艳了整个民国时代的才女，她清冷而孤傲，敏感而决绝，胡兰成称她为民国的临水照花人。 这样一位女子，才情满腹，以她的才华，完全可以傲视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在我心中，纵然是林徽因那般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也无法超越张爱玲的才气。 张爱玲写人性，过于透彻犀利。她笔下的文字，充满了张力，能让读她的人感到一种内心的激荡与共鸣。她笔下的一个个人物，白流苏、曹七巧、葛薇龙、睨喜等人，都有着她的影子，她的作品处处透着世俗的气息，却也一针见血地反映着世俗的真实，为我们揭开人性虚伪的面纱，看透赤裸裸的本质。 张爱玲是痛苦的，她太过早慧，洞察了人性的一切，所以晚年她才会独自把自己封闭在美国的一处公寓中，再也无心与外界联系，因为懂她的人太少，让她寒了心。 她，出身贵族，名门之后，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张佩纶，母亲黄逸梵。在这样良好的成长环境中爱玲接受的是大家闺秀式的教育，她就像一个甜俗的小女孩，曾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要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本该是无忧无虑欢乐多的一枚开朗女子，可偏偏命运弄人，父亲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的形象，抽大烟、包二奶、捧戏子，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是十足的纨绔子弟，而母亲黄逸梵也早在爱玲小时候就远赴英国，与张志沂离婚，这也造就了爱玲童年的不幸。 小小的爱玲与母亲是有疏离感的，更甚的是，父亲有一次因为继母的恶意挑唆毒打了她，并把她关在小黑屋里长达半年，张爱玲逃出来后，从此便憎恶父亲，内心种下了阴暗的芽，而天性的敏感与成长环境的阴暗造就了她畸形的爱情观。 一个如此清奇满腹才华的女子却在爱情里活得极其卑微，卑微到了尘埃里，就因为她缺爱，拥有一个残缺的童年。 她喜欢穿奇装异服来博得众人的眼球，用一切可以引人注意的方式来获得爱，但她新潮的穿衣风格却总能惹来周围人的模仿，就是这样一个处处散发着清冷气息，就连画插画都有着天才禀赋的奇女子，种种的种种，都彰显出张爱玲那不可抵挡的光芒。然而，她的光芒万丈并没有为她带来幸福的人生与爱情，她阴暗扭曲的童年经历几乎蚀尽了她去爱别人的能力。 至此我们才明白，在爱情面前，身份地位的高价值显得如此荒唐，爱情里男女框架的合理构建才是王道。 林徽因与张爱玲是相反的，可以说比张爱玲要幸福太多，她的童年是沐浴着爱长大的，所以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都宠着她惯着她，浪漫多情的徐志摩、含情脉脉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以及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兼知己梁思成，林徽因是不缺爱的，她就像一束温和清雅的栀子花，令三个优秀的男人为其着迷。 哪怕是抽大烟的陆小曼也是比张爱玲幸福的，归根结底，张爱玲输在了缺爱上。所以，她才会对胡兰成爱的卑微，卑微到了尘埃里也没有换来胡兰成对等的爱。甚至胡兰成后来接二连三又跟其他女性搞在一起，完全是将张爱玲置于一个极度窒息没有自尊的状态，张爱玲毕竟是一个贵族，一个贵族爱的过于卑微，在男人眼里也跟平凡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了。 张爱玲明知胡兰成是渣男，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只因她没有底气去毁掉这份爱，胡兰成虽然渣至少是懂她的，这份仅存的安全感对她来说已是一种满足。即使是后来决绝地与胡兰成分手，张爱玲依然将自己写剧本丰厚的稿费给了胡兰成，对他已是仁至义尽，让我们不得不同情张爱玲的遭遇，一个悲情才女的一生如此令人悲恸。 归根结底，张爱玲是有恋父情结的，所以才爱上了比她大14岁的胡兰成和比她大29岁的美国丈夫赖雅。 笔者认为，张爱玲式卑微到尘埃的爱情观，哪怕放在当今都是不提倡的，在男性眼里，女性爱的太过卑微就会不被男性珍惜，男性天生就是一种喜欢去征服的动物，太容易得到的不会去珍惜，对男性太好他会视作理所当然。 在现当今，有许多张爱玲式的女子，她们或许有着不幸的童年，就像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苏明玉一样饱受着原生家庭的创伤，或许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缺爱而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所以导致了亲情、友情、爱情连带着出了问题，在这种时候，女性要懂得自我治愈。 女性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才能懂得爱别人，要将自己的生活过的充实而美好，通过发掘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让自己变得快乐阳光而明媚，在与男性的相处中，要有格局思想和框架意识，不可显得卑微。根据凡勃伦效应，要把无谓的谦虚扔掉；根据投射效应，越爱讲道理，会离得爱情越远。总而言之要提高话术技巧，掌握必要的恋爱读心术，才能获得更佳的爱情。 张爱玲式的爱情，是失败的，是傻的可爱又让人心疼的，所以希望现在的女性都能掌握正确的男女相处模式，拥有被宠溺的爱情。
我认为倾城之恋是最符合张爱玲情爱观的小说，所以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倾城之恋”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现实中的“今生今世”两相对照探讨张爱玲苍凉的人生观以及她在爱情中的痴执，最后我引用了心理学上“强迫性重复”这一概念对此进行总结。所谓命运，不过凡俗人生中一点飞扬的激情，所谓爱情，也许只是一种强迫性重复。张爱玲这个人把爱情看得很透很透，因为她太清楚爱情了，以至于自己的爱情不可避免的成了悲剧。飞蛾扑火，至死不渝。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37、《围城》新论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54、郭小川诗歌论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57、论闻捷的爱情诗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63、论舒婷的诗歌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产生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二十世纪小说的变迁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