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称新安，自秦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徽州府、太平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行政版属相对稳定。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1988年7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四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县）和黄山风景区，总面积9807平方公里，总人口147万。徽州地区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地，安徽省名中的“徽”字就是由徽州而来。古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以徽商、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流派构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它与敦煌学、藏学有同样影响。徽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密度极大，品位极高，除拥有两处世界遗产外，还有一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三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世界地质公园，二处国家地质公园，三处国家森林公园和10处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国家级历史保护街区。 雄踞域中的国之瑰宝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黄山具备“山上有奇景，山下有奇观”的全方位立体之美。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是徽州物质文明的历史遗存，矗立的牌坊代表着徽州人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古村落、古建筑体现了徽州远古的繁华和富荣，牯牛降的原始自然传递出徽州大地的久远、淳朴和原生态的珍藏，横亘黄山南北的新安江、太平湖，更增添了黄山水之灵秀。主要名人：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人。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胡雪岩（1823—1885），著名徽商，人称“红顶商人”。名光墉，字雪岩,绩溪人。胡锦涛（19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绩溪人。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绩溪上庄村人。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休宁隆阜人。方腊（？-1121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又名方十三,歙县人，一说睦州青溪人。程大位（1533—1606），明代数学家。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人。汪机(1463—1539)，新安医学奠基人。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吴承仕（1884—1939），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字检斋，歙县人。弘仁（渐江）(1610—1664)，新安画派创始人。俗姓江氏，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出家后取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渐江僧。歙县人。汪士慎（?－1759），扬州八怪之一。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休宁人（一说浙江人，或歙县人），流寓扬州。与金农相友善。笔墨习染，逐臻妙境。相关链接徽墨歙砚徽州古道关隘【徽安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从歙县沿徽浮古道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北上，经臂岭、大但、大洪岭至雷湖；转向西北，经琅田、古楼墩至金汉培，入石埭县境；再经横渡、七里、矾滩，沿鸿陵溪北行，过唐家渡，经塔坑、九里冲入贵池县境；经十字路、牌楼、吴田、黄溢至安庆。全程210公里。这条古道，以祁门县境内大洪岭段最为难行。明万历年间，祁门县有儒妇郑氏，曾捐银修辟。其后之年久失修，洪水冲刷，山崩道塞，石瞪剥蚀，几至断绝交通。清道光年间，地方人士捐款整修，凿山平路，改善弯道，加铺石板，路况遂有改观。整段岭路上七里下八里，岭头有石碑二块，一刻修路经过及捐款、开支情况；一刻养护道路规定。现屯溪至安庆已通公路，古道荒废。【徽昌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古城至浙江昌化县。出歙县南门，东北行，经渔梁、鲍家庄、呈村降、大阜、霞坑、苏村、粑樟里、三阳、星岭关至浙江昌化县，通杭州。歙城至星岭关62公里。三阳之东，从竹铺至星岭关为高山地带，岭峻路险。其余路段，依山傍河，为走廊地带。星岭关路段相传为1131年岳飞提兵讨杨么过此而建，元代曾整修。这条古道1932年改建为公路。【徽池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沿徽州至安庆古道，行至石添唐家渡分路，转向正北，经沟汀、鹪鹩入贵池县境；至虎子渡，沿秋浦河，指北偏西，顺流直下，经高但、殷家汇转。向东北行至贵池城。全程200公里。【徽浮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江西浮梁县。从歙县城西行，经棠樾、唐模至潜口，转向西南，经塘贝，跨丰乐水，过塘坞，至休宁徽光，经万安至休宁县城；出休宁县西门西行，经夹溪桥、川湖街、蓝渡、岩脚至界首，过界首至至黟县渔亭；由渔亭西行，经楠木岭至祁门县的横路头、再西行，经金字牌、洪村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再西行，经新岭、小路口、石坑、大北埠、罗村铺至闪里；由闪里南下直趋浮梁县城，全程200公里。潜口至塘坞10公里，路宽之至3尺，石板路面；徽光至休宁县城10公里，路宽7尺，其路中为石板路面，宽尺；休宁县城至渔亭28公里，蓝渡桥南沿横江至岩脚段古道尚存，路宽尺，路中石板路面宽尺；渔亭至祁门县城27公里；祁门县城至浮梁县城125公里。徽浮古道横贯徽州西部，是古代驿道。现在这条路的大部分路段为慈张公路所利用。【徽泾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泾县。出歙县城向东北行；经吴山铺、牌头、新管、上新入绩溪县境；经临溪、雄路至绩溪县城；从绩溪县城向西北行，经高村、翠岭、镇头、浩寨至分界山（绩溪、旌德县界）；过分界山，经七里铺至旌德县城；由旌德县城再向西北行，经新桥、柳山铺、高口铺、三溪铺至浙溪入泾县境；再北上，经榔桥至泾县城。全程94公里。歙绩段30公里，道路平坦，路宽6至9尺，修建慈张公路时被利用。绩溪县城至旌德县城段古代设有驿铺，自唐至清，为官员往来宣州、徽州的官道之一。其间，翠岭段陡峻难行。宋代在翠岭设立关寨，名"翠岭关"，1555年在关头重建城蝶，为军事要塞。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攻绩溪，翠岭一带是两军争夺的战场。宋王安石为江东提刑时，由江西经徽州赴宁国府，经过此道，有"夜过翠岭月明中"诗句。清人施润章亦有《过晕岭》诗："崇冈郁峻脂，鸟道绕山腹。仰探白日短，俯瞰阴霞伏。鱼贯渡行人，马瘦艰踝囹。春晴多好风，吹我岩壑绿。农耕岭上云，妇饭溪中犊。羁心旷登陈，瘠土见风俗。华阳灵迹闪，杖策寻石屋。 50年代，镇头以北，沿古道走向建成绩溪至旌德公路，翬岭古道已少行人。【徽开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浙江省开化县。出歙县城西门，过太平桥西南行，沿丰乐水直上，绕过圣僧庵，经七里头、冷水铺、梅村至岩寺；自岩寺向南行，经于村至莫墩，转向西南行，进入屯溪；由屯溪再甫行，经阳湖、临溪、汉口至珍源（古为休宁、开化县界），再前行，越马金岭，直趋浙江开化县城）歙县至屯溪段路宽3至尺，现绝大部分为兴建芜屯公路所利用。屯溪至开化段为石板路面，现在大部分路段为屯开公路所利用。【徽宁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宁国县。沿徽径古道至绩溪县城，由绩溪县城向东北行14公里至丛山关，出关入宁国县境再向东北行，经金沙、三十八号桥至宁国县城。此道古代设有驿铺，是官员往来徽州的官道之一。明程敏政由京城返乡，经此道过丛山关，曾赋诗："江南江北路迢迢，马上朱颜觉渐调。今日故乡初入眼，丛山关下巧溪桥。"此道现为慈张公路所利用。【徽青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青阳县。出歙县北门，西北行，过万年桥，经富惕至许村；由许村北上，经五猖庙、茅舍、茶但至窘岭关；过菩岭，入太平县境，至上岭脚，经谭家桥、感样里、迄溪、马兰地、三口至仙源；西行至甘棠，转向西北，经秧溪河至广阳，广阳北上直通青阳县城。此路多为石板道，石面光滑，路宽3至6尺。【徽婺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婺源县。自歙县至屯溪，从屯溪起，向西南行，经黎阳、高枧、瑶溪、新村、霞阜、龙湾至五城；转向南，经山斗、于金担、官铺街、黄土岭、下但，出休宁县界，前行通婺源县。瑶溪至五城段古道仍存，石板路面。其余路段多为公路利用。古时，此道为婺源和徽州的联系孔道，婺源茶叶由人力通过此道挑运至休宁龙湾，然后由水路或陆路运屯溪；由屯溪运去食盐、布匹、粮食和其它日用品。休宁西南部的茶叶及其它土产，也大部分由此道运至屯溪交流。 "【徽饶古道】 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均用长约4尺青石板条铺砌而成的，由长江以北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客商必经之道，故被称“古徽道”，“徽饶道”即属旧时的“国道”。 徽饶古道穿越是徽道的其中一段，全程15公里左右，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尚未完全开发，沿途断崖峭壁林立，崇山峻林，自然风光秀丽，适合初级户外爱好者的穿越体验。【江南第一关】关隘名。又名逍遥岩。位于绩溪县伏岭乡东部。海拔424米。乃徽州至杭州古道要隘。危岩陡绝，南北夹峙，上多怪石，下临深渊。1257年绩溪县人胡旦，随山势开凿瞪道，以便行旅。元大德和明成化年间曾重修。从关脚至隘口瞪道约1400余阶，部分绝壁嵌入2米长花岗岩石条，筑成瞪道。关门由四根巨大石条横架在天然石住上构成。东西两媚分别镌有"徽杭锁钥"和"江南第一关"字样。关东施茶亭旁岩石上，刻有记古道小史碑文。关名为明胡宗宪所取。徽州塔桥【下尖塔】塔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南。建于1544年。塔七层八角，底层直径约10米，层层缩小，外观如锥，俗称"潜口锥"。塔空心仅两层，第一层：四面砌须弥座，墙上绘有佛像，第二层壁间嵌砖雕楣匾，内镌"翼峰"二大字，旁署"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竹溪翁汪道植谨立"。其余五层为实心。现塔檐及顶部已毁，为徽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寺塔】塔名。位于徽州区岩寺镇北，西临丰乐河；又名水口塔。始建于1544年，清康熙、道光年间曾作修葺。七层八面，高约66米，底径约8米，逐层略内收。塔楷底层外伸米，向上逐层加码，至第七层檐出3米，使上层檐水直滴至地，为古塔奇构。塔内有砖阶自复壁中盘旋而上，每层皆有佛龛、金匾。清末塔檐被焚，1914年塔顶又被雷击倒坍，现仅存珠墩以下砖砌塔身。塔东有凤山台，与塔同时建造。传说初建时，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已毁）当墨，预示岩寺镇文运昌盛。现为戳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林水口【徽州园林】区域园林名称。作为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要求而兴建的徽州园林，有文献可稽者，从北宋开始。宋政和年间绩溪许润构乐山书院，建有天月亭、南楼等小筑，常登览其上。婆源朱氏园有池，有亭，朱韦斋写有"方塘荫瓦影，净见鲸鲤行"的诗句。宋至元代，徽州私家园林营筑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宋绩溪乐山书院，婆源朱氏园，歙县醉园、先月楼，休宁竹洲吴氏园亭、首村朱氏园亭、东野山房、璜原吴氏园亭、龙源赵氏园亭，黔县培筠园；元代休宁有林泉风月亭、醉经堂、月潭朱氏园亭、秋江钓月楼等。除黔县培筠园尚存部分水石遗构，其余已不存，只能从有关文献中了解当初的面貌。明清时期，徽商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园林建设，使徽州园林达到极盛。徽州区西溪南村老屋阁右侧的私家花园，面积仅400多平方米，营构极精，花园内遍植花木。左侧为一方池塘，称"渔翁塘"，养荷放鱼，供人观赏垂钓。池畔建绿绕亭，老屋阁住宅拱立池、园之中，意境清新恬适。岩寺镇有八大名园：娑罗园、菜园、檀山苑、西墅、会心园、茂林修竹、香雪窝、方氏园。村落水口原为风水而建，通过人们的经营，楼、台、亭、阁、塔、桥隐现于古树绿荫丛中，成为普通村民休憩娱乐的场所，是中国最早的公园形式。歙县郑村经郑氏族属的经营规划，全村景致呈现园林化意境，族人郑九夏曾作《十二景图》，每图题诗一首，是人工造园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较早范例。徽州园林崇尚自然，就形造景，寓情于景（参见[竹洲吴氏园亭]）。尤其"新安大好山水"，处处是景，借景入园，全无人工雕饰的痕迹，为徽州园林的最大特色。【果园】庭园名。位于徽州区西溪南村。始建于明，盛于清。当年园内有亭台楼阁，假山湖池，曲桥石堤，名花修竹。四周花墙围筑，园内景致迷人，花香鸟语，四季如春。此园相传为江南才子祝枝山所设计，今大部分毁于兵灾，仅存假山、仙人洞、湖池及部分围墙遗址。【潜口水口】水口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紫霞峰为黄山山脉南侧起点，有"黄山第一峰"之称，此峰位于潜口村南侧，山下溪水婉蜒而过，石板大道直通村中心，水口即设于此。紫霞峰高不到50米，呈环抱状。山顶古树茂密，以甜丘树和枫树为主。石板道两旁遍植紫荆花。山拗处原建有观音大殿，观音塑像后有泉水流出，甘甜清凉。寺院除大殿外，二厢有附房供僧人住宿。院内地面全用石板铺筑。顺溪水，过小桥，迎面筑有灵官殿。石级迂回而上，有览胜亭。每逢节日或休闲时节，村人常到此游览或祈祷。
徽州民居对设计的启示徽州民居在徽州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提起徽州文化，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高高的码头墙，青色的蝴蝶瓦。这里的每一个村落都依山傍水，十里苍翠入眼，四周山色连天。但这村落里却大都极少有树，即便有，也是一些供观赏的灌木或花草，古木大树往往在村外较远的路口或山脚，并不影响村中的视线。从远处看，一堵堵翘角的白墙被灰色的小瓦勾勒出一幢幢民居的轮廓，像一幅幅酣畅淋漓的水墨画，又像一幅幅高调处理的艺术照片。人在山中走，如在画中行，随时随地都能领略迷人的画意，随时随地都能感到醉人的诗情。历史背景徽州古称新安，范围在以黄山为中心的安徽南部地区。古徽州下设黟县、歙县、休宁、祈门、绩溪、鹜源（今属江西省管）六县。 自秦建制两千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沉淀，加上北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加之在这块被誉为“天然公园”里生活的人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徽派民居建筑风格。在古徽州大地上，明、清古民居建筑总计有7000栋，明清古村落大致在100多处。 徽州古民居建筑，形式多样，五花八门，总计约十五种之多。如古城、古村镇、祠宇、寺庙、书院、园圃、戏台、牌坊、关隘、桥梁、塔、亭、堤坝、＃泉、村落。 徽州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虽然山奇水秀，气候湿润温暖，物产丰富，但土地有限，村落密集度大，农民生活困难。而古徽州又盛产木材、茶叶、蚕丝。因此，生活逼得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求衣食于四方”，到外边去发展。一些人从经营木材、茶叶、蚕丝、米发展到经营盐，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户。这些徽商致富后，为光宗耀祖，显赫一方，于是大兴土木，扩建庄园。也就是这些著名的徽商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民居。对设计的启示一是建筑的恢弘、壮观及安全实用建筑形象的突出特征是：白墙、青瓦、码头山墙、砖雕门楼、门罩、木构架、木门窗。内部船都是木构架围以高墙，高低起伏，错落有致，黑白辉映，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韵律美。外墙无窗或开小窗。方正的外形，马头墙内落水，形如“一颗印”为徽州民居的独特风格。徽州古民居，大都依山傍水，山可以挡风，方便取柴烧火做饭取暖，又给人以美感。村落建于水旁，既可以方便饮用、洗涤，又可以灌溉农田，美化环境。徽居的古村落，街道较笮，白色山墙宽厚高大，灰色马头墙造型别致。这种结构，节约土地，便于防火，防盗，降温、防潮，使各家严格区别，房子的白墙灰瓦，在青山绿水中，十分的美观。徽居的天井，可通风透光，四水归堂，又适应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心理。二是建筑的人文色彩及装饰美徽州古民居建筑，由于地跨江淮的特殊地理位置，处于北方与南方两大建筑风格的交汇融合地带，受楚文化、吴越文化、两淮文化、建安文化、桐城文化、徽商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和建筑艺术。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儒家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尊卑有别、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封建道德观表现的也十分明显。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建起豪室后，又向儒商结合，官商结合发展，兴学堂，尊儒学，走学而优则士之路。因此，不少徽商建房时，按官家规定的等级建楼扩园，这就是徽派古民居建筑形成的原因。在徽州，木、石、砖三雕最为出名，人称“徽州三绝”，这“三绝”几乎在每家每户都可能看到。那些门坊、门罩、漏窗上的雕刻，一户之内少有雷同，窗槛、裙板、窗扇、斜撑等处，雕刻更为精美。在西递村，有一户人家天井中的十二个门扇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非常精细，虽然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浓重，却极有文化研究价值。三是建筑环境设计的园林化情调村落选址“相其阴阳向背，查其山川形势”，以臻天时、地利、人和诸吉皆备，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多建在山之阳，依山傍水或以水入村，和山光水色融成一片。住宅多面临街巷。村口广植高大树木，缀以亭台水榭，溪流蜿蜒，田陌纵横，环境极佳。整个村落给人幽静、典雅、古朴的感觉。也是给现代建筑的设计提供了融入大自然环境的范例。建筑，是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文明的象征，是当时一段社会生活的缩影，展现了当时徽州人居文化。徽州人在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中，面对动荡不安的历史风云变幻，面对战乱的硝烟烽火，面对自然与人为的破坏，用生命与鲜血，为后世保留了宝贵的民居艺术宝库，对于现代建筑设计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徽州民居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徽州民居建筑和传统雕刻的分析，提出在利用传统徽州图形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设计形象，以此体现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在文化价值观上的统一，充分展现地方的传统文化底蕴。关键词：徽州民居文化视觉元素图形符号设计的核心是展现文化特色，失去特色就会失去设计存在的价值。现在，由于过多地模仿西方现代设计，我们的许多设计作品缺乏自身的文化特色。2004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美展设计展的学术研讨会上，很多专家都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现代设计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张“西方”脸，尤其缺乏“中国元素”，现代、美观、实用且具有“中国元素”才是中国应该有的优秀设计。因此，要充分地发挥和利用自己民族文化中丰富的设计语言。一、徽州民居文化的启示我国大部分的民居建筑，因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差异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建筑装饰风格。不同地区的民居，其室内设计的空间布局、构造和风格都不同，并体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徽州民居文化，是中国传统民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徽州文化繁荣昌盛、地方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在许多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具有重要的地位。徽州民居多为两层高的合院式建筑，住宅空间狭窄，天井的设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井设计旨在让宅内的人能与天有所接触，“长幼有序、天人合一”是中国大部分民居的建筑观，特别是在布局、结构及规模等方面都体现了儒家的伦理观和宇宙观。阴阳八卦、风水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将地方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是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趋势，这将极大地丰富现代设计内涵，充分展现徽州地方传统文化的底蕴。二、对称布局的民居文化徽州民居建筑有一种强烈、优美的韵律感，特别鲜明的是白墙黑瓦和马头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长短相间、线条简洁，清晰地勾勒出一幢幢徽州民居的轮廓。徽州民居的个性特征，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内部构造的复杂精致与外部形态的简洁明快形成鲜明对照。徽州民居宅居很深，进门为前庭，中设天井，后设厅堂，厅堂用中门与后厅堂隔开，后厅堂设一堂二卧室，堂室后是一道封火墙，靠墙设天井，两旁建厢房，这是第一进。第二进的结构仍为一脊分两堂，前后两天井，中有隔扇，有卧室四间，堂室两个。第三进、第四进或者往后的更多进，结构都是如此，一进套一进，形成屋套屋的格局。民居的前厅或厅侧布置有小型庭院或小花园，缀置花坛、水池，植以花木，摆放盆景。粉墙上饰以砖雕、石雕花窗，或放长条石桌、石凳、点缀小品。徽州民居大多依山傍水，把建筑、山水、花木和所在环境融为一体，体现了建筑的有机功能。建筑的对称美反映出中国人中庸的人生观，而居室的结构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徽州民居建筑的风格、工艺特点与营造方式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域特色，反映了徽州人的风水意识和装饰审美观念。因此，无论是人们选择的自然环境，还是人工配置的山水花木，总是和建筑、雕刻装饰共同构筑成充满艺术气氛的文化空间。三、徽州民居文化的元素徽州建筑外墙很少开窗，采光、通风全靠天井，设天井也有“财不外流”的吉利寓意。三间屋的“天井”设在厅前，四合屋的“天井”设在厅中，这种设计使屋内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晴时太阳光自天井泻入堂前，称为“洒金”；雨时雨水落入，称为“流银”；四面屋顶均向天井倾斜，四面雨水流入堂前时又称为“四水归堂”。中国人认为“水”就是“财”，天井的设计就是遵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风俗，有“四面财源滚滚流入”之意。北京设计师马怡西主持的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思想围绕“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宏扬”展开，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创造出似内似外的独特氛围。在大厅的四周用抽象手法设计出屋檐的S形轩梁反光灯，把徽州民居文化自然地表现出来，成为新的艺术符号，简洁明快，充分体现了安徽地方特色，装修设计风格符合徽州民居文化的特点。可见设计师对徽州民居建筑的渊源有着较深的了解，在继承中进行了创新，而不是做简单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不是对徽州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建立在真正理解徽州文化的基础上，对历史或地方惯用的词汇进行有意识地提炼、加工、抽象、变形、简化、重新组合等，逐步挖掘和改造传统图形，将传统建筑的造型、色彩加以归纳整理，让繁琐的雕梁画栋图形化，设计出新的装饰构造形式。四、徽州的雕刻与装饰元素徽州雕刻主要用于民居、祠堂、庙宇、园林以及古典家具的装饰。砖雕广泛用于徽州风格的门楼、门套、门楣、屋檐、屋顶等处，它是明清以来徽派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石雕主要用于寺宅的廊柱、门墙、牌坊、墓葬等处的装饰，属浮雕与圆雕艺术；木雕主要用于民居的室内，通常用在民居建筑的手架梁、梁托、檐条、楼层栏板、窗扇、栏杆等处，雕工讲究，是独有的建筑特色。徽州木雕以浮雕、半圆雕和透雕为主，用于建筑物和室内用具上的装饰，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如屏风、窗楹、栏柱，日常使用的床、桌、椅、案等。徽州木雕的题材广泛，多为人物故事、风俗民情、山水树木、文字锡联及各种吉祥图案等，既美观又实用。家具方面的木雕较多应用在床与衣橱上，主要用高级木材制作，使用朱漆和金箔装饰木雕的表面，鲜明生动，反映了建筑、生活、文化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建筑木雕相对于其它的建筑装饰方式，更注重立面的观赏效果，它属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题材的选择和表现的方式偏向于世俗化和生活化，具有浓郁的生活意味。案例一：安徽设计师杨林主持的芜湖陆和村茶馆室内设计，大量地选用徽州木雕作为室内构件的符号元素，让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感受传统的徽州文化魅力，具有极其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木雕一方面有装饰美化建筑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寓意、象征和祈愿的意味，以直观的形象表达非物象本身意义的内容，其艺术特色和美学内涵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审美习惯之中。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的单独把木雕作为装饰品，有的则作为整体设计中的一部分。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形式到意义，木雕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它作为室内环境中的装饰，增添了室内空间的个性化艺术氛围。案例二：浙江设计师陈耀光的杭州某酒店室内设计，充分借助于城隍山周边的市井风情，石井、马头墙、青花陶瓷、民居木窗、江南竹笛、西湖小船桨，还有以“里”、“弄”、“巷”、“坊”等民俗意味的元素作为设计创作的题材，努力保留和表现一些杭州城的古貌遗风。设计中没有斗拱、挂落和传统建筑的雕梁画栋，但却散发着东方气韵，景观的立面表现了红色方体的印章和书法等，以“福”、“禄”、“寿”、“禧”为主题的墙面作为装饰的构成符号，传统的内容、现代的排列组合，充分地反映出设计师的文化底蕴。创造性的构思很少是凭空产生的。美国创造工程学家奥斯本曾说：“所有一切创造发明，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通过重新组合或改进而产生出来的。”美学家朗格也提出，艺术设计创造中的一切形式及技巧，都是在对原型进行的“处理”中发展起来的。艺术设计要通过实地考察，从中寻找创作元素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找出地方文化内涵与自己个性的结合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优秀的设计作品大多具有简单的外在形式，深层的文化内涵，运用发展、延伸的形式进行概括和提炼，以把握物象的本质特征。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反映了人们的怀旧心理，成为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文献：①马怡西：“四水归明堂”，《室内设计与装修》，。/②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2002。/③许亮：“‘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室内设计”，《室内设计》，。/④陈耀光：“中国风·江南情”，《室内设计与装修》，。/⑤中国艺术设计联盟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摘 要：徽菜作为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徽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至今，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正是从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变迁、徽菜的烹制特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和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三个方面来阐述徽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徽菜；徽菜文化；文化变迁
Abstract: Anhui cuisine, 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hui cuisine, as one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Anhui cuis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verse materials instead of single material; the modern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s consumption instead of previous special group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e of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al changes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的百姓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其饭桌上的菜肴各具其地域之“味”，并对其精益求精，再加之其它的因素，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八大菜系。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是这样产生的。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原为徽州地区的山野小菜，随着徽商的兴起和繁荣，徽菜由徽商带出山野传遍全国，在与其它菜系交流发展后名扬天下，成为菜之一系，流传至今。由此徽菜既成为底蕴深厚的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徽菜也成为一种文化即徽菜文化。
目前学术界多从餐饮、旅游的角度对徽菜进行研究，如《从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谈徽菜的振兴》（李德明 孙克奎 《中国食品》2008年第15期）、《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金声琅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而几乎没有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徽菜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文化变迁历来为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一般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本文将从徽菜的原料选用、徽菜的“三重”特色和徽菜的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来研究徽菜的文化变迁。
一、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
1.早期徽菜原料单一，多为徽州地区特产
徽菜源于徽州，即现在黄山一带，原为这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菜肴，所以关于原料的选取多是就地取材。如笋，徽州六县皆产笋，自然笋成为早期徽菜的原料之一。《安徽通志》云：“笋出微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最佳，箦红肉白．坠地能碎。”另外还有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盛产石鸡、香菇、石耳等山珍野味；长江、淮河、巢湖是中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其中长江鲥鱼、淮河肥王鱼、巢湖银鱼和大闸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还有砀山酥梨、萧县葡萄、涡阳苔干、太和椿芽、安庆豆酱等产品都是早期徽菜的主要原料，这些原料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2.明清时期徽菜原料较为丰富，为各地的特产
随着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徽菜走除了徽州，走向了全国，徽菜的厨师们带着徽菜的特殊工艺跟着徽商成为其家厨或者自己开饭馆、挑担子把徽菜带到了全国，这时徽菜的原料选择更加广泛。如徽式烧鱼，不仅烧徽州地区的鱼，而是走到哪就烧哪里的鱼，对所到地别的特产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有名徽菜，如广东烤乳猪、福建佛跳墙、常熟叫花鸡等。这样既大大丰富了徽菜的原料，也满足了不同地域人们的饮食需求。
由于受储藏条件和保鲜技术的限制，许多季节性的原料还是有明显的限制，如产自夏季的原料在冬季就没有办
法得到，非产笋季节就吃不到笋子。
而有些徽菜的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储藏和保鲜技术的不足，如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菜“臭鳜鱼”，鳜鱼产于长江而非徽州，捕捞后取到青阳、太平运到徽州需十天半月之久，虽采取粗盐包裹等保鲜方法，但到达徽州后已经发臭，经过徽菜师傅们的精心烹制，鳜鱼是似臭实香，嫩而鲜美，所以即使在运输和保鲜技术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仍把新鲜的鳜鱼采用浅腌久储的方法使其变臭，做成“臭鳜鱼”。
3.现代徽菜非野生型原料极大的丰富，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储藏保鲜技术的进步，徽菜原料的季节和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这对徽菜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如目前全国各地都能把砀山的梨用作徽菜的原料，烹制成“梨都风韵”，同时人们在非产梨季节甚至冬季都能吃到这道新式徽菜。
但是现代徽菜所选取的大多为非野生原料，多为人工培植的，如常入徽菜的鳖、蛙和各种山珍菌类等多为人工养殖或培育。这是情况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徽菜原料消费量的大增和野生原料产量相对较少造成的。目前，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产于山间野地的徽菜野生原料很是有限，再加上人们保护野生资源和环境的观念的增强，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非野生的徽菜原料。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徽菜的'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二、徽菜的烹调特色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
我们知道徽菜的烹调特色为“三重”即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原于徽州地区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对油腻的需求有关，相传徽州地区人们引用的山水中碱性较大，需用油腻的食物来调和，所以重油这一传统徽菜的特色有益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还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人体内缺乏荤腥，需要重油。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长期营养过剩，出现了肥胖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三高等文明病，这样就使人们追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油的徽菜必须随之调整，才能适应现代人们消费的需求，如在烹制徽菜时既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也满足现代人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重色是徽菜的独特调味之处，是以料定色，而非所有徽菜都为黑色。徽菜的重色与其重油有密切的关系，重油的徽菜如不加以着色，就会使人在视觉上对油腻的徽菜产生厌恶之感，难以入口，所以重色更多的是注重徽菜的视觉美感，增加人们的食欲。但同时徽徽菜的重色也非一成不变，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标新立异，同样的菜肴重以不同的色将能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重油的变化，重色的需求之然也就降低了。
重火功即讲究炖，这样能保持菜的原汁原味，故有“吃徽菜要等”一说。徽菜重火的特点与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是式密不可分的。首先从自然环境看，徽州地区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其山地较多，且徽州地区多为高山密林，盛产木材，这为徽菜的重火所需的很多燃料提供了来源。其次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看，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很多时间，这为徽菜的炖所需的较多时间提供了保障。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地区的山区环境使这里的居民除农忙外难以有很多外出的活动，一是山路难行，二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就形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而徽商兴起与繁荣之后，徽商们留在徽州地区的家人享受商人们的赚回来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徽菜的“味”，而随徽商到各地的徽菜厨师们则是专门从事徽菜制作，分工更细，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同时徽商们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也是大力支持厨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炖制菜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随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没有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徽菜的炖上，但是要保证徽菜重火即原汁原味这一特色，人们就找出了许多替代品，如高压锅等现代厨房用具。
可见徽菜的烹调特色也有了明显的变迁。
三、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
徽菜在产生之处，就是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家常小菜，只为徽州地区的人们享用，其消费群体很小，也没有什么市场而言。即使徽菜由徽商带出徽州推向全国，也仅仅为徽商所交往的圈内人士所享用，普通百姓是难饱口福的。就连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的徽菜馆这种小群体消费的局面改观不大，这是因为受人们当时经济水平所限。
而到了现代社会，徽菜的消费群体变成了社会大众，这是因为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消费的能力。而是随着现代烹饪工艺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餐饮业竞争的激烈，徽菜的消费价格也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类了。
由此可见，徽菜在原料的选用、烹制工艺和消费群体等方面都因要适应时代、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徽菜文化的变迁是徽菜起源于南宋，繁荣于明清至民国和改革开放后喜忧参半局面得以长久存必然因素，同时徽菜文化要想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文化的变迁还需进行的更好和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④①
参考文献：
[1]李德明 孙克奎.从餐饮业的发展趋势谈徽菜的振兴[J]. 中国食品,
[2]金声琅. 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
[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尤金·N·安德森 著 马婴 刘东 译.中国食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境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热量丰足，雨水充沛，土脉厚良，因此石材、林木、土壤资源都很丰富。如石材有黟县青、茶园石、庙前青等；而土种多样，有鸡肝土、黄红土、紫色土、猪血土等；至于木材则种类更丰，目前仍存有千余种，如银杏、樟树、黄松、赤松、金叶松、马尾松、杉树、柏树、樽树及椴树等。徽州三雕正是取材于当地的这些材料用于雕刻。徽州三雕都是在一定的材料上雕刻物体，因此雕刀是其基本工具。徽州三雕采用的刀具形状大同小异，刀头形状有大有小，有尖有圆，但所用材料不同。三雕用刀以前都是用钢打制，现在除了木雕外，砖雕和石雕的刀头大多用钨钢制成，这种刀头硬度大，耐用，不容易磨损。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大致有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工艺流程也大体相同。一般包括备料、放样、粗胚、细胚、修整等几个阶段。民间艺人在进行三雕创造时，就如同用刻刀来作画一样，而作画是很讲究笔法的，象提顿按挫、钩回曲直、刚柔疾徐等，同样用刀方法也多种多样，如直人刀、斜人刀、切刀、冲刀、涩刀、轻刀、迟刀等等，不同的用刀，会产生不同的刀力，如冲、切、削、铲、刮、挑、凿、划、疾、徐、迟、顿等，便能在材料上雕出不同特点的形象，这点在砖、木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徽州三雕题材广泛，工艺精巧，形象细致生动，而且层次丰富，少则几层，多则十数层，尤其是清朝三雕鼎盛期的木雕、砖雕则更显突出。这就要求三雕艺人在雕刻时，尤如画家、书法家创作时讲究章法气韵、笔墨意境一样，更要讲究刀法的运用，要将各种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摘 要：徽菜作为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徽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至今，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正是从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变迁、徽菜的烹制特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和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三个方面来阐述徽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徽菜；徽菜文化；文化变迁
Abstract: Anhui cuisine, 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hui cuisine, as one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Anhui cuis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verse materials instead of single material; the modern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s consumption instead of previous special group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e of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al changes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的百姓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其饭桌上的菜肴各具其地域之“味”，并对其精益求精，再加之其它的因素，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八大菜系。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是这样产生的。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原为徽州地区的山野小菜，随着徽商的兴起和繁荣，徽菜由徽商带出山野传遍全国，在与其它菜系交流发展后名扬天下，成为菜之一系，流传至今。由此徽菜既成为底蕴深厚的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徽菜也成为一种文化即徽菜文化。
目前学术界多从餐饮、旅游的角度对徽菜进行研究，如《从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谈徽菜的振兴》（李德明 孙克奎 《中国食品》2008年第15期）、《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金声琅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而几乎没有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徽菜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文化变迁历来为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一般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本文将从徽菜的原料选用、徽菜的“三重”特色和徽菜的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来研究徽菜的文化变迁。
一、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
1.早期徽菜原料单一，多为徽州地区特产
徽菜源于徽州，即现在黄山一带，原为这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菜肴，所以关于原料的选取多是就地取材。如笋，徽州六县皆产笋，自然笋成为早期徽菜的原料之一。《安徽通志》云：“笋出微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最佳，箦红肉白．坠地能碎。”另外还有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盛产石鸡、香菇、石耳等山珍野味；长江、淮河、巢湖是中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其中长江鲥鱼、淮河肥王鱼、巢湖银鱼和大闸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还有砀山酥梨、萧县葡萄、涡阳苔干、太和椿芽、安庆豆酱等产品都是早期徽菜的主要原料，这些原料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2.明清时期徽菜原料较为丰富，为各地的特产
随着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徽菜走除了徽州，走向了全国，徽菜的厨师们带着徽菜的特殊工艺跟着徽商成为其家厨或者自己开饭馆、挑担子把徽菜带到了全国，这时徽菜的原料选择更加广泛。如徽式烧鱼，不仅烧徽州地区的鱼，而是走到哪就烧哪里的鱼，对所到地别的特产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有名徽菜，如广东烤乳猪、福建佛跳墙、常熟叫花鸡等。这样既大大丰富了徽菜的原料，也满足了不同地域人们的饮食需求。
由于受储藏条件和保鲜技术的限制，许多季节性的原料还是有明显的限制，如产自夏季的原料在冬季就没有办
法得到，非产笋季节就吃不到笋子。
而有些徽菜的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储藏和保鲜技术的不足，如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菜“臭鳜鱼”，鳜鱼产于长江而非徽州，捕捞后取到青阳、太平运到徽州需十天半月之久，虽采取粗盐包裹等保鲜方法，但到达徽州后已经发臭，经过徽菜师傅们的精心烹制，鳜鱼是似臭实香，嫩而鲜美，所以即使在运输和保鲜技术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仍把新鲜的鳜鱼采用浅腌久储的方法使其变臭，做成“臭鳜鱼”。
3.现代徽菜非野生型原料极大的丰富，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储藏保鲜技术的进步，徽菜原料的季节和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这对徽菜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如目前全国各地都能把砀山的梨用作徽菜的原料，烹制成“梨都风韵”，同时人们在非产梨季节甚至冬季都能吃到这道新式徽菜。
但是现代徽菜所选取的大多为非野生原料，多为人工培植的，如常入徽菜的鳖、蛙和各种山珍菌类等多为人工养殖或培育。这是情况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徽菜原料消费量的大增和野生原料产量相对较少造成的。目前，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产于山间野地的徽菜野生原料很是有限，再加上人们保护野生资源和环境的观念的增强，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非野生的徽菜原料。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徽菜的'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二、徽菜的烹调特色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
我们知道徽菜的烹调特色为“三重”即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原于徽州地区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对油腻的需求有关，相传徽州地区人们引用的山水中碱性较大，需用油腻的食物来调和，所以重油这一传统徽菜的特色有益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还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人体内缺乏荤腥，需要重油。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长期营养过剩，出现了肥胖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三高等文明病，这样就使人们追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油的徽菜必须随之调整，才能适应现代人们消费的需求，如在烹制徽菜时既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也满足现代人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重色是徽菜的独特调味之处，是以料定色，而非所有徽菜都为黑色。徽菜的重色与其重油有密切的关系，重油的徽菜如不加以着色，就会使人在视觉上对油腻的徽菜产生厌恶之感，难以入口，所以重色更多的是注重徽菜的视觉美感，增加人们的食欲。但同时徽徽菜的重色也非一成不变，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标新立异，同样的菜肴重以不同的色将能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重油的变化，重色的需求之然也就降低了。
重火功即讲究炖，这样能保持菜的原汁原味，故有“吃徽菜要等”一说。徽菜重火的特点与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是式密不可分的。首先从自然环境看，徽州地区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其山地较多，且徽州地区多为高山密林，盛产木材，这为徽菜的重火所需的很多燃料提供了来源。其次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看，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很多时间，这为徽菜的炖所需的较多时间提供了保障。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地区的山区环境使这里的居民除农忙外难以有很多外出的活动，一是山路难行，二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就形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而徽商兴起与繁荣之后，徽商们留在徽州地区的家人享受商人们的赚回来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徽菜的“味”，而随徽商到各地的徽菜厨师们则是专门从事徽菜制作，分工更细，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同时徽商们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也是大力支持厨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炖制菜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随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没有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徽菜的炖上，但是要保证徽菜重火即原汁原味这一特色，人们就找出了许多替代品，如高压锅等现代厨房用具。
可见徽菜的烹调特色也有了明显的变迁。
三、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
徽菜在产生之处，就是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家常小菜，只为徽州地区的人们享用，其消费群体很小，也没有什么市场而言。即使徽菜由徽商带出徽州推向全国，也仅仅为徽商所交往的圈内人士所享用，普通百姓是难饱口福的。就连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的徽菜馆这种小群体消费的局面改观不大，这是因为受人们当时经济水平所限。
而到了现代社会，徽菜的消费群体变成了社会大众，这是因为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消费的能力。而是随着现代烹饪工艺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餐饮业竞争的激烈，徽菜的消费价格也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类了。
由此可见，徽菜在原料的选用、烹制工艺和消费群体等方面都因要适应时代、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徽菜文化的变迁是徽菜起源于南宋，繁荣于明清至民国和改革开放后喜忧参半局面得以长久存必然因素，同时徽菜文化要想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文化的变迁还需进行的更好和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④①
参考文献：
[1]李德明 孙克奎.从餐饮业的发展趋势谈徽菜的振兴[J]. 中国食品,
[2]金声琅. 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
[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尤金·N·安德森 著 马婴 刘东 译.中国食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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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建筑的特色摘要： 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关键词： 古建筑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们服贾四方，或成巨富荣归故里，将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构筑起一幢幢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时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与“五岳朝天”并称的“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风及与外界沟通。外墙很少开窗，因此老房子总给人一种幽暗凄迷的感觉。我真正领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递村。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旧梦。现代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这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西递村在黟县，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从远处望去，西递村是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黑白相间，错落有致。迈入老屋你会发现，这些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徽派建筑的形成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据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他们修祠堂，建宅第，造园林，竖牌坊，架桥梁，盖路亭，给徽州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贾而好儒”的特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徽商们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徽派建筑的特色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最为鲜明的是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从选址、设计、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徽州村落的选址大多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规则进行，山水环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受传统风水“水为财源”观念的影响，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中间是大天井。前厅是三间式，但地坪较高，为正厅堂；后厅亦为三间式，但进深可略浅，地坪面较前厅低。前后二厅以厢房相连，活动隔扇，楼梯间有设于厢房的，也有设在前厅背后的。内部木板分隔，外墙均为砖墙出山马头墙。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厅背后再设厢房、小天井。这种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后厅则为平房，也更小，进深浅，一般中间明堂不能构成后厅，而作为通道，两个房间供居住，天井也较小，楼梯均在前厅背后。大厅式住宅的大厅，主要是用于迎接贵宾、办理婚丧大礼和开展祭祀活动等，也作为日常起居场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体部分。大厅多为明厅，三间敞开，两根圆柱显示着大厅的气派。也有用活动隔扇封闭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厅设二廊，面对天井。大厅式住宅可从正中入口设屏门，平常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中门出入。也有在侧面开边门出入，天井下方则设客房。还有由正门出入，门两侧设二厢房者。穿堂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厅背后，与大厅相连，为由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地板，小三间与大厅背向，入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两个小房间，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这种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间式小，有天井采光。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有的大户人家宅屋成片相连，一百多个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几种基本格局的拼接组合而已。徽州是复杂的——它亦动亦静、亦俗亦雅。行商坐贾囊中银两的碰击声，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映衬出自然的山水如画。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徽菜是汉族八大菜系之一，以其地域特色而闻名于世。
徽菜历史悠久，在南宋年间发端于黄山脚下的歙县，据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绩溪人就已在绩溪设馆开灶，可见徽菜在古城绩溪已具雏形。
后来，由于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商业兴起，饮食业发达，徽菜也随之转移到了屯溪，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明清时期，徽菜开始作为独立风格的菜系兴盛起来。
绩溪多聚族而居，其宗族聚集活动频繁。他们通过饮食活动进行祭祖、酬神、会友、礼亲，达到调节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因此，徽州人对饮食十分讲究。
乡村中，节庆庙会为访亲会友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也为饮食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绩溪县志》记载，每年绩溪汪氏大姓为祭祀汪华始祖而举行“花朝会”，族人均因举行“赛琼碗”而乐此不疲。为表示对神灵的虔诚，徽州人取山珍干果蔬菜为料，倾各家之力，尽巧手之技，使庙堂变成了一个烹饪竞技的场所。
庙堂之上，常会集中展出数百种供品佳肴，有热炒冷素，有面点糕饼，有拼盘雕花。年复一年，一道道佳肴在这种民间交流中被创制出来，这也造就了一代代民间烹饪大师。
历经数百年，徽州人不断别出心裁地提高乡间土菜的品位，形成了固有的风味。自此正宗徽菜逐渐成形。
中国传统美食论文美食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清、淡、巧、雅”的突出特征而饮誉海内外。中国菜肴素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一般是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和福建菜。八大菜系之首当推鲁菜。鲁菜的形成和发展与由山东地区的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习俗尚好有关。山东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下游，气候温和，胶东半岛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间。境内山川纵横，河湖交错，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其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三位；蔬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是号称“世界三大菜园”之一。如胶州大白菜、章邱大葱、苍山大蒜、莱芜生姜都蜚声海内外。粤菜系由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 广州菜包括珠江三角洲和肇庆、韶关、湛江等地的名食在内。地域最广，用料庞杂，选料精细，技艺精良， 善于变化，风味讲究，清而不淡， 鲜而不俗，嫩而不生， 油而不腻。夏秋力求清淡， 冬春偏重浓郁，擅长小炒， 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潮汕菜故属闽地，其语言和习俗与闽南相近。川菜系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菜系，其发源地是古代的巴国和蜀国。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并出产鱼盐和茶蜜；蜀国则“山林泽鱼，园囿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当时巴国和蜀国的调味品已有卤水、岩盐、川椒、“阳朴之姜”。在战国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中，已有各种青铜器和陶器食具，川菜的萌芽可见一斑。川菜的形成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到三国鼎立之间。湘菜系即湖南菜，是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山区等地方菜发展而成。湘江流域的菜以长沙、衡阳、湘潭为中心，是湖南菜的主要代表。其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品种繁多，其特色是油多、色浓，讲究实惠。在品味上注重香酥、酸辣、软嫩。湘西菜擅长香酸辣，具有浓郁的山乡风味。湘菜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烹调技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闽菜系历来以选料精细，刀工严谨，讲究火候、调汤、佐料，和以味取胜而著称。其烹饪技艺，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采用细致入微的片、切、剞等刀法，使不同质地的原料，达到入味透彻的效果。故闽菜的刀工有“剞花如荔，切丝如发，片薄如纸”的美誉。如凉拌菜肴“萝卜蜇”，将薄薄的海蜇皮，每张分别切成2～3片，复切成极细的丝，再与同样粗细的萝卜丝合并烹制，凉后拌上调料上桌。南菜系以杭州、宁波、绍兴三种地方风味菜为代表，成名较早。浙菜系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京师人南下开饭店，用北方的烹调方法将南方丰富的原料做得美味可口，“南料北烹”成为浙菜系一大特色。如过去南方人口味并不偏甜，北方人南下后，影响南方人口味，菜中也放糖了。汴京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到临安后，以鱼为原料，烹成浙江名菜“西湖醋鱼”。苏菜系即江苏地方风味菜。江苏是名厨荟萃的地方。我国第一位典籍留名的职业厨师和第一座以厨师姓氏命名的城市均在这里。制作野鸡羹供帝尧食用，被封为大彭国，亦即今天的徐州，故名彭铿，又名彭祖。夏禹时代，“淮夷贡鱼”，淮白鱼直至明清均系贡品。“菜美之者，具区之菁”，商汤时期的太湖佳蔬韭菜花已登大雅之堂。春秋时齐国的易牙曾在徐州传艺，由他创制的“鱼腹藏羊肉”千古流传，是为“鲜”字之本......皖南的徽州菜是徽菜系的主要代表，起源于黄山麓下的歙县，即古代的徽州。后因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饮食业发达，徽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屯溪，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宋高宗曾问歙味于学士汪藻，汪藻举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牛尾狸即果子狸，又名白额。徽菜系在烹调技艺上擅长烧、炖、蒸，而爆、炒菜较少，重油、重色、重火工。
徽菜发源于徽州，这里雨量充沛、气候适中，物产丰富。徽菜以山珍野味为原料，讲究原汁原味，注重刀工、火工，成为色香味俱佳的美味菜肴，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源自徽州，离不开徽州这一方厚实的土壤。徽菜的形成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风俗等密切相关。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徽菜的创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徽州地区物产特别丰富。绿树环合、高山深壑、气候宜人的徽州自然环境，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如蘑菇、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石耳、蕨菜、黄花菜、金针菜、水芹菜，这些过去全都是野外生、野外采。竹笋有17种，豆腐有观音豆腐、橡子豆腐等，品种有异，吃法不同、切法不同、配料不同。野味如野兔、野鸡、野猪等，鱼类更是丰富多样，有山鳗、桃花鳜、石斑鱼等。当年还有一种可以飞上树的翼鱼，都是味道极为鲜美的珍品。另有不少喂养的野鸡、野兔、家养的乌骨鸡等，由于喂养方法原始，都保存着浓浓的野味。
丰富的风俗礼仪、节庆活动，为徽菜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徽州有着名目繁多的风俗礼仪、时节活动，如婚嫁、寿诞、新屋落成、祭祖、丧事等，都要举办筵席，从而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如今在歙县城乡仍然有“六碗六”“八碗八”的说法，说明菜肴的丰富。绩溪县的民间宴席中，县城有“六大盘”“十碗细点四"，岭北有“吃四盘”“一品锅”，岭南有“九碗六”“十碗八等”。
正是以上这些活动，有意无意中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的民间烹饪大师。徽商的兴旺是徽菜发展和传播的关键。徽菜的兴旺随着徽商的发达而发展，徽州商人给黴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徽商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徽州，所以有求必有供，他们或自聘徽州厨师，或自开餐馆，以期吃到口味正宗的徽菜。同时徽商在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时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视对待贵宾的尊重。
还有一些富商，在拥有大量财富后，追求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扬州画舫录》卷6)。因此，徽菜为迎合他们的口味，逐步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成了“贵族菜”，如“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腌鲜鳜鱼”“黄山炖鸽"等都是高品位的菜肴。徽菜伴随着徽商的发展，逐渐声名远扬。可以说哪里有徽商，哪里就有徽菜馆。
新安医学的发展丰富了徽菜的营养与功效。徽菜在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了祖国悠久独特的食物养生和中医学上“医食同源，药食并重”的传雄。无论在任方法上还是在原料的选养和措配上，那十分讲究食补与养生。由于徽州医学发达，明清两代中有七百多位中医学家，他们在为百姓治疗疾病的同时，配合使用一些强身健体的药膳，成为徽菜的一部分。如“枸杞子炖乌骨鸡”“冰糖炖百合”“紫苏炒瘦肉”“沙炒银杏果”等。
徽州文化的发展为徽菜注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徽菜的文化底蕴，常常体现于每一道菜品背后所凝结的传说故事里。在徽菜中，很多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典故传说。
徽菜是安徽菜肴的主要代表，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起源于歙县，发扬光大于绩溪“徽帮厨师”。徽菜的扬名与徽商的兴盛相生相伴，明清时期，凡徽商涉足之地，均设有徽菜馆。 徽菜离不开徽州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的客观条件。因处于两种气候交接地带，雨量较多、气候适中，物产特别丰富。黄山仅植物就有1470多种，其中不少可以食用。野生动物栖山而息，徽州是山区，种类就更多。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
花茹、蘑菇、平茹、香茹、黑木耳，白木耳、黄花菜等过去全是野外生，野外采。
徽州野生动物有274种，其中兽类86种、鸟类210种，野鸡、石鸡、田鸡、狸子、熊等丰富多样，都是味道极为鲜美的珍品。 徽菜的风格与其它菜系不同，它以烹饪山珍野味而著称。选料严谨，务求新鲜活嫩，决不滥竽充数。制作讲究用油、有重色（酱油）之特点，擅长烧、炖、蒸，浓淡适宜。 徽菜的技术特征一是善于发挥原料本身的滋味，即保持原汁原味；二是常用火腿佐味，冰糖提鲜，料酒除腥引香；三是炖、蒸时，蛋白质水分解出富含鲜味的氨基酸，脂肪分解出的有机酸同加进的料酒生成香脂，因而特别清香可口。 徽菜走向全国之后，仍然保持重色、调色之功，徽菜用火腿调味是传统，制作火腿，在徽州也是普及型的家庭技术。国人多不了解——“金华火腿在东阳，东阳火腿在徽州”。盛产火腿的地域古代属徽州或靠近徽州边缘，是徽商首先到达的和产生影响力的地方。
李白在金华就留下诗句，“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可见唐代就有人从金华想到徽州，一水相连，密不可分。
徽菜的形成与江南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习俗密切相关。绿树丛荫、沟壑纵横、气候宜人的徽州自然环境，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徽菜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徽菜发展的有力物质保障，同时徽州名目繁多的风俗礼仪、时节活动，也有力的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
徽菜的鼎盛时期，正是徽商独霸中国的时期。徽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金华火腿在东阳，东阳火腿在徽州”。李白在金华留下诗名：“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即徽州）。” “徽”是徽州的简称，“徽菜”因徽州而得名，其因徽州商人的崛起而兴盛，又因徽商的没落而衰弱，近年来不断崛起。徽州商帮的发迹对饮食的讲究进而 *** 了家乡饮食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徽菜的层次提高，成为宴请应酬的必备，也促使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徽商走到哪，哪里就有徽菜的影子。在徽厨遍天下的时代，徽州菜肴达到鼎盛，经营者不仅继承徽菜的烹饪传统，把徽州人的食俗传到异乡他帮，还吸取各帮烹饪技术之所长，样样烹饪入味。
关于徽菜的传播与发展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说，当时徽商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示为对待贵宾的尊重。因为徽菜的取材以及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十分具有代表性。于是徽菜开始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二是说，徽州商人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家乡，所以有求必有供。于是遍布全国的徽菜馆开始陆续出现。这也推动了徽菜体系的发展。
徽菜的鼎盛时期，正是徽商独霸中国的时期。
徽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菜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于徽菜的传播与发展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说，当时徽商谈生意、应酬或是好友聚会都会摆上一桌家乡菜，以示为对待贵宾的尊重。
因为徽菜的取材以及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十分具有代表性。于是徽菜开始迈向注重品质、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二是说：徽州商人遍布天下，根在徽州，口味也在家乡，所以有求必有供。于是遍布全国的徽菜馆开始陆续出现。
这也推动了徽菜体系的发展。 曾几何时，徽菜一度成为了大众流行的产物。
甚至有传徽菜一度登上中国八大菜系之首。但是，随着徽州商人的没落，徽菜的品质与流行度都开始下降，因此逐渐被人遗忘，甚至泛化（即徽菜泛化成了整个安徽菜），其实这是他人想利用徽菜这个品牌资源的先天优势发展自我，属于一种自私的商业行为，并不利于徽菜的发展。
徽皖风味，指安徽菜，简称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的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近及江南各省，远至大西北的西安，徽菜馆四处林立，是雅俗共赏，南北咸宜，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的著名菜系。徽菜的形成与发展，是和安徽的地理环境、经济物产、风尚习俗密切相关联的。安徽位于祖国东南，华东腹地，简称“皖”。举世闻名的黄山和九华山婉蜒于江南大地，雄奇的大别山和秀丽的天柱山绵亘于皖西边沿，成为安徽境内的两大天然屏障。长江、淮河自西向东横贯境内，把全省分为江南、淮北和江淮之间三个自然区域。江南山区，奇峰叠翠，山峦连接，盛产茶叶。竹笋、香菇、木耳、板栗、批杷、雪梨、香榧、琥珀枣，以及石鸡、甲鱼、鹰龟、桃花鳜、果子狸等山珍野味。淮北平原，沃土千里，良田万顷。盛产粮食、油料、蔬果、禽畜，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蔬菜时鲜，果香迷人。特别是砀山酥梨，萧县葡萄，太和春芽，涡阳苔干，早已蜚声国内外。江淮之间，丘陵起伏，湖光山色，令人陶醉。沿江、沿淮和巢湖一带，是我国淡水鱼重要产区之一，万顷碧波为徽菜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其中名贵的长江鲥鱼、巢湖银鱼、淮河回王鱼、泾县琴鱼，三河螃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所有这些天赐神品，都成为徽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产资源。
徽菜是由皖南、沿江和沿淮三种地方风味所构成。皖南风味以徽州地方菜肴为代表，它是徽菜的主流和渊源。其主要特点是：擅长烧、炖，讲究火功，并习以火腿佐味，冰糖提鲜，善于保持原汁原味。不少菜肴都是用木炭火单炖、单煤，原锅上桌，不仅体现了徽味古朴典雅的风格，而且香气四溢，诱人食欲。其代表菜有：“清炖马蹄鳖”，“黄山炖鸽”、“腌鲜鳜鱼”、“红烧果子狸”，“徽州毛豆腐”、“徽州桃脂烧肉”等。沿江风味盛行于芜湖、安庆及巢湖地区，它以烹调河鲜、家禽见长，讲究刀工，注意形色，善于用糖调味，擅长红烧、清蒸和烟熏技艺，其菜肴具有酥嫩、鲜醇、清爽、浓香的特色。代表菜有“清香炒悟鸡”、“生熏仔鸡”、“八大锤”，“毛峰熏鲥鱼”、“火烘鱼”、“蟹黄虾盅”等。“菜花甲鱼菊花蟹，刀鱼过后鲥鱼来，春笋蚕豆荷花藕，八月桂花鹅鸭肥”，鲜明地体现了沿江人民的食俗情趣。沿淮风味主要盛行于蚌埠、宿县、阜阳等地。其风味特色是：质朴、酥脆，咸鲜、爽口。在烹调上长于烧、炸、馏等技法，善用芫荽、辣椒配色佐味。代表菜有：“奶汁肥王鱼”、“香炸琵琶虾”，“鱼咬羊”、“老蚌怀珠”、“朱洪武豆腐”、“焦炸羊肉”等，都较好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风味特色。此外，省会合肥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然是皖南、沿江、沿淮三种风味交流汇集的地方，这里名店林立，高手竞技，风味各异，品种繁多，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为增进中外友谊和发展旅游事业生辉。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 *** 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国内外学者注意对徽州问题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进入80年代后，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或“徽州学”）概念广为传播，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原徽州地区及国内不少城市及美、日、朝、新加坡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或机构。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徽学”被誉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
徽菜的最大特点就是融徽州文化、徽商与徽菜制作为一体。俗话说，“窥一斑而见金豹。“通过品尝徽菜美味佳肴，不光能领略到徽州的自然风貌、土特产品、风情人物，还能折射出灿烂的辉煌的徽州文化，书不尽徽州人经商的艰难创业史。 仅就菜肴命名而言，有以诗答宋高宗皇帝“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之阳春白雪；也有民谣所唱“水清见沙白，腹白无淤泥，肉厚背隆起，大小似马蹄”之下里巴人。“雪映红梅”高雅；“银芽山鸡”不俗。“五色绣球”出于民间娱乐；“翡翠虾仁”来自域外风情。“凤还巢”喻思外出经商习文从政者衣锦还乡；“全家福”又反映了在家的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的良好祝愿……
更有不少菜肴的名称其本身就有着动人的故事和佳话传说。如“虎皮毛豆腐”，说的就是一个落榜举子弃文经商最后成了京师有名的“豆腐状元郎”的故事。《安徽通志》所载“笋出徽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尤佳”。其中的“问政笋”出自唐代歙州刺史于德晦在华屏山巅建“问政山房”，邀请一个叫方外的贤士给他当“顾问”，方外在山上首植毛竹生笋，后人把此山叫做“问政山”，笋叫做“问政笋”的故事。
一部徽菜史就是一部徽商创业史，首先创出徽菜菜系的便是绩溪厨师。因此绩溪有“徽厨之乡”的美誉。旧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哪里有城镇，哪里就有徽州人，哪里就有徽州菜馆，呈齐头并举之势，同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清末至解放初期，徽州菜馆已遍及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苏州、杭州、衡阳、柳州、无锡、芜湖等地，共三百多家，其中有200多家就是绩溪人开办经营。比较有名气的如上海的“大富宝”，武汉的“大中华”，芜湖的“同庆楼”等老字号菜馆酒店，至今仍兴不衰，享誉海内外。我国不少驻外使馆如驻英国、法国、印度、阿富汗、马里、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等使馆，还专门派去徽菜厨师制作徽菜。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徽菜文化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呈风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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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冲击及应对措施
16、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融资方式研究
17、浅析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8、民族地区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构建
19、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20、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理财投资风险管理
21、以互联网金融为基础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策略
22、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23、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互联网金融视角
24、基于数据融合的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创新研究
25、互联网金融科技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
26、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策略研究
27、浅析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影响
28、试论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发展现状及风险监管
29、第三方支付机构司法协助义务相关问题研究
30、信用卡代偿业务的发展特征、问题及建议
31、普惠金融视角下大众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方式研究
32、场景化消费金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33、互联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证分析
34、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与风险治理
35、社会稳定视阈下内蒙古大学生“校园贷”问题及对策建议
36、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潜在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探讨
37、互联网金融投资的风险与控制思考
38、美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我国互联网金融标准化建设的必要性
39、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监管分析
40、金融综改视角下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与设想
41、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浅谈
42、解读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 方法
43、互联网金融及其风险监管
44、论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及监管建议
45、互联网金融和小额贷款研究
46、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挑战分析
47、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究
48、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策略
49、试论基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50、关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发展问题分析
MBA民办 教育 论文题目
1、民办教育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研究
2、武陵山片区民办教育精准定位及对策研究
3、民办教育的管理与发展
4、民办高职教育网络舆情的特征分析及其演变规律——以湖南省民办高职为例
5、民办教育的赢利问题解析
6、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问题与对策
7、从教育投资的角度看我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现状
8、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研究述评及问题前瞻
9、对我国民办教育现状若干问题的探究
10、影响民办教育“新政”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
11、地方实施民办教育新政要坚持市场取向的变革方向
12、关于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税收政策的建议
13、双创背景下的民办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14、宋代私学教育对当今民办教育发展的启示
15、关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取消营利性民办学校办义务教育资格的利弊与展望
16、基于教育公平下的我国城市民办教育政策执行力的研究——以广州市民办教育为例
17、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扶持政策研究
18、教育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与渐进调适——基于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的分析
19、民办教育政策演变下的政协提案特点分析——基于上海的考察
20、河南省民办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21、民办教育地方新政:突破、困局与走向——基于省民办新政文本的分析
22、区域民办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推进策略
23、论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法规演变与民办基础教育发展的关系
24、公办民办融合视域下陕西基础教育发展路径探析
25、民办教育促进法对独立学院未来发展带来的契机
26、工匠精神视域下民办高校学生职业能力教育路径研究
27、论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法规演变与民办基础教育发展的关系
28、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法学思考
29、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探讨
30、对我国民办教育状况及发展的探究
31、改革开放年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展望
32、法律改革视角下民办教育发展探究
33、民办教育系统多层次立体化劳动争议预防调解机制的构建
34、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如何制度化: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
35、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现实困惑及解决对策
36、双语教育促进民办学校转型发展——以广东省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的实践为例
37、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基于对湖南省H市的调查
38、民办学校需要陶行知——从事民办教育十五年的实践与思考
39、制度创新:民办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40、再论民办教育的生存发展与市场
41、义务教育阶段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监管政策走向
42、民办教育对民生发展的重要性及推进策略
43、新时代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的制度体系与重点策略
44、新形势下地方民办教育政策制定的困境与突围
45、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困境与路径
46、分类管理视域下的民办教育政策元设计
47、民办教育综合改革中的制度逻辑及其微观行为
48、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财务管理探析
49、民办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对策研究
50、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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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外大型动画制作公司的流水线应用 3.重拾东方帝国的星辉——论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 动作表现性格——浅谈中国动画动作设计的方向 14.美国与日本的恐怖漫画分析
一、专书:《李贽》(与他人合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年。《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空一等)。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与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广东航运史(古代编)》 (主编与撰稿人)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清代全史 (第五卷)》(与韦庆远合同主编并任撰稿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兼撰稿人)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 》（与王赓武、许学强合著，霍英东写前言，作为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指定参考书） 香港：第二次世界华商大会印行，1993年11月。《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 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近代化》 （主编兼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二、论文：2002.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徽州文化研究》序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黄山书社出版。2001.《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传》序 黄山市政协文委办编辑出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编：《徽学》2000年创刊号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集，页23--71台北：中研院出版。2000 . 《徽州学概论》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 张世林《学林往事》下册，页1295----1312，北京：朝阳出版社，2000年3月版。历史的主流：改革、开放 (应广州日报专约) 《广州日报》2000年5月28日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接受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特约记者邓京力博士访谈，于该刊2000年第6 期（12月15日）页14—17。1999. 雍正是否夺嫡纂位？ 香港：《文学与传记》1999年第 7 期,—36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 （与林 录合作） 香港：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页193--215,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古代商人》序，，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9月出版。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传 香港：韩文甫主编:《文学与传记》第一期82--89页1999年4月15日出版。1998.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与林 禄合作）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 , 1998年出版。人口与现代化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又山东时代文化发展中心编：《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汇》；成都市时代经济研究中心编：《新世纪的思索--中国当代改革发展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C5 1998年4期；语丝：为学与为人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封2。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谈及21世纪历史学的命运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增补稿）广州《羊城晚报》1998年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连载；《光明日报》社编的《文摘报》1998年3月29日摘要转载。华侨华人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 《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开放时代》增刊）, 1998年3月出版。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与林 禄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儒学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又《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46。珠江三角洲风情纵横谈-----与南方日报记者王进江的对话 《南方日报》1998年1月6日第15版。1997.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又武汉大学《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 《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116期。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广州：《学术研究》1997年12期。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忠实记录 ---介绍崇祯年间的档案汇编《盟水斋存自牍》一书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1996. 徽州与珠江三角洲宗族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合肥: 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邀游于学海，与东西方汉学家对话__评介《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评述》一书，广州：《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也谈电脑 广州:《华夏》1996年6期1995. Notes on the Territorial Conneections of the Dan,in David Faure, (ed),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明清时期的徽刻与版画 (与居蜜合作) 合肥:《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又收入赵华富主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 1996年12月出版。王佐与他的鸡肋集(<鸡肋集>校注本前言)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地利、传统市埸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新透视》， -114,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与居蜜合作） 广州：《现代与传统》, 1995年（9月）第2期。1993. A Note o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he Meng Shui Studio(Meng shui chai ts'un-tu) ,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umeⅥ.Number1, . Print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变迁。 广州:《现代与传统》创刊号，, 1993年7月出版。又收入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页242-254，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市埸大潮推出千年变局------与新华社记者王志纲的对话录《南风窗》1993年第1期又见王志纲《行成于思》页325—348，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1992.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与张难生合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 1 期,；又:Beiji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2. 。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许檀合作)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略论海忠介公精神广州：《广东社会科学》 1992年 第2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许檀合作)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管理> 1992年第5期.从丑小鸭到美天鹅—试论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之源（与许檀合作）广州：《商界》1992年第一期.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溯源羊城晚报1992年8月26日第3版 .《晚晴吟草》序 海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1. 明清广东蛋民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 期。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序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1年8月.1990.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简介 (与刘志伟合作) 北京:《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state of the Field,(与陈春声合作) Late Imperial China. Vol.Ⅱ, (1990)。十九世纪下半叶夏威夷华人首富陈芳 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又，林天蔚：《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1年。1989. 明清广东航运组织与地缘关系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1988. 广东古代航运史的几个问题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 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 第1期,。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 第3期。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 北京:《清史研究集》第6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夏威夷游记 《华夏》 1988第6期1987. 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 北京:《中国史研究》 1987年 第2期;。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8年5月出版。清代广东航运与社会经济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 第 4 期,又，收入白寿彝主编:《清代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明代广东的造船业 广州:《学术研究》 1987年 第6期。谈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略论珠江三角洲高利贷资本 (与谭棣华合作) 收入《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1986. 评介《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北京:《历史研究》 1986年第6期,。论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1985. 清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豪族赋税征收问题 (与谭棣华合作)北京:《清史研究问题》1985年第2期, 。徽州学在海外 合肥:《江淮论坛》 1985年 第 2 期。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 (与谭棣华合作) 收入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方仲传略 北京:《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家》 ,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1984. 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与谭棣华合作)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 第2期,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1983. 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83年 第1期；《中国史研究》编缉部编:《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挡房论史》跋 香港:《抖擞》 1983年 11月号。1982. 明清佃仆的身份地位 福州:《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年 第 1 期。释“火佃” 北京:《中国史研究》 1982年 第 3 期。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 合肥:《江淮论坛》 1982年 第3期。《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封建宗族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影响(与谭棣华合作) 广州:《学术研究》1982年 第6期。1981. 关于徽州佃仆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1981年 第 1 期, 。又见北京: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1. 1. 。1980. 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中国史研究》 第3期,。又见《江淮论坛》编缉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1979. 明清佃仆制试探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79年 第 2 期, 。本文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78. 也谈<辍耕录>中的扶箕诗 北京:《历史研究》 1978年 第9期 。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 广州:《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1974. 略论李贽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 1974年 第 3 期。1973. 厚今博古的专家秦始皇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复刊号）。《南方日报》1974年3月23日三、教材: 简明中国通史(古代部份) (任主编与撰稿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科打印出版，1977年。四、译作: 居蜜《1600-1800年的土地占有制与宗法制》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宋汉理 《‘新安大族制’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 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 第3期, ; 又1983年 第2期 ；又见《江淮论坛》编缉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魏安国《清代华南地区‘一田二主’的土地占有制广州:《广州研究》1982年第3期。苏耀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华南丝织业》 陈春声译 叶显恩校并作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
明朝开中制分为边仓纳粮中盐和召商运粮中盐两种形式。②但问题是，由于纳粮、运粮、中盐的经济活动，是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价格形态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两种开中形式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探讨。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 四 期）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 期）《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刼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