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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司马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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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司马光论文

作者:吴漫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7年09期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7)03-0029-05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神宗称赞它“贤于荀悦《汉纪》远矣”[1](卷4)。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从垂鉴的作用说:“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卷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近代学者梁启超亦赞道:“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欲有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3](第2册《新史学》P738)《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够博得人们称赞,不但在其能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撷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将来,更在于它是以直书求实的精神写出的一部信史。这些成就的取得均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治学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不取《春秋》笔法 (一)撰述直叙史实,使读者“自择其善恶得失” 孔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题辞》)于是叙事讲究“书法”、“义例”,寓褒贬于一字之中,所以有《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5](卷130《太史公自序》)。这种以“微言”寄寓“大义”的撰述方法就是《春秋》笔法。司马光撰述《通鉴》虽然以《春秋》为榜样,立志写出一部可以资治的通史,但是他同时申明:“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6](卷69《魏纪一》)司马光治史不效法“春秋笔法”,从而摒弃“春秋笔法”暗箱里为某个利益集团回护的规则,于是叙事“无所抑扬”,直书史实,使读者“自择其善恶得失”[6](卷69《魏纪一》),这样才能“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6](卷69《魏纪一》)。 例如,《通鉴》卷252,对唐僖宗乾符元年农民起义的记载: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 据《考异》卷23“王仙芝起长垣”[7](卷23)条,可知司马光记载这一史事时,主要参据了《实录》和《续宝运录》二则史料: 《实录》载:二年五月,王仙芝反于长垣。 《续宝运录》载:濮州贼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 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 对比可知,《实录》称这次起兵为“反”,《续宝运录》称王仙芝为“贼”,而司马光在撰述时径将“反”改为“起”,将“贼”改为“人”,并将这条考异命名为“王仙芝起于长垣”,从而向世人提供了当时官逼民反的事实。很显然,《实录》和《续宝运录》是当时的史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记载的,用他们持有的价值标准否定了这次起义的历史进步性。而司马光所做的相关纠改,则剔除了前人的阶级立场所带来的视觉偏见,他以超脱于上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并撰述历史,尽量做到给后人留下的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历史,使我们今天能够比较史事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司马光虽然反对以一两个字进行褒贬劝诫的“春秋笔法”,但是他并不以为史学只止于叙事;在叙事之后,他认为需要介入评论时,就以“臣光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读者在“自择其善恶得失”的同时,亦可以参考史家的一家之言。《资治通鉴》119篇“臣光曰”是构成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历史叙事,由此而得到理论的提升,这是“春秋笔法”所难以起到的效果。 六百多年后的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芬之也。”[8](卷13《唐书直笔新例》)此论与司马光所说一脉相承,而司马光早在北宋春秋经学盛行时期,就能提出如此卓尔不群的见解,更显可贵。追踪这种史学见解的根源,是司马光“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历史责任感的激励,正是这种责任,使他对直笔实录之于史鉴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政治统治需要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借鉴治国的经验,史官也应通过直书实录来告诫统治者。司马光不取“春秋笔法”,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公正,尽量避免史书撰述以儒家的价值标准来规范史料的弊端,这种将叙事和价值判断尽可能地区分开来的做法,不但显示司马光作为一个史家严谨求实的职业操守,同时也说明了史学的发展进步。 (二)严斥失礼之君,不为尊者讳 《春秋》有尊王之义,往往为尊、亲、贤者讳。《通鉴》虽然不乏宣传纲常名分的思想,但却严斥失礼之君,对于一些帝王的丑恶行径直言不讳,以使封建统治者有所警戒,真正起到“上助圣明之鉴”[9](卷17《谢赐资治通鉴序表》)的作用。 例如,南朝宋孝武帝刘骏荒淫无耻,奢侈无比,《宋书》本纪对他多方回护,而《通鉴》却直书其“奢淫自恣多所兴造”,“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6](卷128《宋纪十》);又言“既葬殷贵妃,数与群臣至其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它日有问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6](卷129《宋纪十一》)君臣上下荒嬉无耻之极,跃然纸上。又如,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荒淫暴虐,行为令人发指,《通鉴》直书当时的情况:“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惊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四民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母寄产,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观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革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6](卷142《齐纪八》)一个封建帝王的奢侈、残虐被暴露得淋漓尽致。 司马光用事实警诫统治者,如果失去君德,就会被史家以荒淫无道之名载入史册,千秋万代为人唾骂。诸如此类,《资治通鉴》予以揭露,毫不留情,其以史垂鉴的撰述意图显而易见。 (三)不别正闰,“借其年以纪事”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正闰问题,它以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封建政权的合法性,在当时是一个关系政治稳固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政治问题在史书撰述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即记载割据时代的历史,如何编次纪年。若是以某个政权年号纪年,则意味着承认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正统皇朝,而其他政权相应就成了伪政权。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史家纷纷站在所处统治集团的立场上,以所处皇朝为正统,向前追溯和它有着承接联系的皇朝,将其定为正统,有时为了需要,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所以这种正闰观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 两宋时期学者关于正闰论探讨得较多,例如欧阳修做《正统论》、章望之做《明统论》、郭纯做《会统稽元图》、苏轼做《后正统论》等等,各持所见,争论激烈。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讲求正闰论给史学带来的弊端,司马光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6](卷69《魏纪一》) 他认为前人所持正闰说,都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发泄私愤,评论偏颇,都不是极公正且通达的论说。于是,司马光摒弃前人之说,树立自己的处理原则,他恳切地说: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6](卷69《魏纪一》) 司马光立足国家和百姓的最高利益,从而打破正闰论的束缚,找到了处理多个政权存在时期的历史撰述的大原则,即“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显示了司马光心系天下、关心民生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影响下尊重历史事实的史学卓识。于是,司马光论说编次史事的标准: 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6](卷69《魏纪一》) 这就是说,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经是“混一九州”的统一的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当天子之名实,成为以“天子之制以临之”的对象;如果同时与其有并立的政权存在,而二者又没有君臣关系的,则以“列国之制处之”。他接着强调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纪年,是因为这些政权有前后授受的关系,绝非要尊彼抑此,讲究正闰。他在《答郭长官纯书》中对此解释得更为明白:“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9](卷61《答郭长官纯书》)除了建立有统一政权外,还要遵循“授受相承”的原则,注意朝代接替的一脉相承。其中,司马光专门提出“借其年以纪事,非有所取舍抑扬”,将年号作为《通鉴》纪年的记时符号,并不用以褒贬,这种进步的思想是同时代历史学家难以想到,难以做到的。司马光将之实践在《通鉴》中,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面貌,体现了他谨严求实的治学风格。 二、立足参考群书 (一)掌握丰富的史料 南宋学者邵雍评价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10](卷18),正如其言,司马光在治学上表现出笃实的学风。为了使《资治通鉴》成为一部内容翔实的信史,司马光及其助手“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6](《进资治通鉴表》)。 首先,《资治通鉴》的撰述得到了北宋最高统治者神宗的称赞和支持,同意司马光置局崇文院,自择官属,特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书籍,还将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他。此外,司马光从洛阳府邸中“聚书出五千卷”作参考,其助手也各有藏书,特别是其全局副手刘恕“藏书甚富”。 其次,司马光遴选得力副手,分工撰述,保证了史料择取的精当和详备。“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之选也。”[2](卷 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其中刘恕学问博通,尤其精于魏晋南北朝历史;有“唐鉴公”之称的范祖禹,则对于唐代史事了如指掌,深明其间治乱兴衰。这样一个撰述群体,可谓极一时之选,想必定能广采博收,为进一步的撰述打下扎实的基础。 再次,《通鉴》取材广泛而以正史为主,但又不专据正史,正史之外还旁采杂史小说至三百余种,高似孙《纬略》中说得好:“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则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其为功大矣……《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11](卷 12《通鉴》)这反映了司马光为求真、求博所付出的功力。司马光专门写信告诫助手范祖禹说:“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又说:“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12](《与范内翰论修书贴》)并且详细叮咛:“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9](卷63《答范梦得》)即广泛搜集史料的同时,还要严格遵守“叙国家兴衰,著生民休戚”之大原则,所选史料内容要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博而不杂。如此严密的撰述宗旨和体例,必会网罗宏富。 “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种博取旁征,不存成见,不遗巨细的态度,反映了司马光史料学上的见解。宋初,王钦若、杨亿等奉敕所撰《册府元龟》,由于“惟取六经子史,不小说”,没有增加新的史料,而“不为艺林所重”[13](卷135《册府元龟提要》)。《通鉴》则冲破了这个界限,广泛地进行取材,甚至把北宋时刚刚兴起的金石学的研究成果也吸收了。张须介绍说:“碑碣之类,公之采证,有细入秋毫者。隋末群雄薛仁果,诸书或作仁杲,骤难归一。公按《昭陵六马铭》有白蹄乌者,平薛仁果所乘。以金石证史,真可确然不疑。公益广用其法,于五季史文讹错不可究诘之处,每取杨、马、钱、刘诸国之石刻,考其所纪年月情事,或径用之,或于《考异》存其一说。”[14](P59)据有关研究统计,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据的材料,仅正史一项就达1600万字,加上其他史料,不下3000万字[15](P271)。司马光广泛取材,是《资治通鉴》史料翔实可信的最重要因素。 (二)建立考异之法 在拥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还要对复杂的史料进行比较和整理,择其可信者录之,从而使历史真相显露出来,为此,司马光在对史料进行考订的实践中创立了考异法。 《通鉴》篇幅浩大,时跨久远,采集的史料存在同事异说、异事同说、一事诸说以及各种史料分歧不一的问题,魏晋以后,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对于这些问题,司马光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妄下论断,也不盲从一说。他必定参考大量史料,细加斟酌,然后确定取舍。他告诫助手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明鉴择之。”并指出处理的方法:“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14]司马光要求将未用史料注于选用史料之下,是为了便于将来做进一步的考核和审定。 关于考异的表达形式,司马光明确规定说:“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14]意思是若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以断定的,则并存;诸说不足信,则不采用;有出入的材料,而又无法断定真伪,则存疑。经过考订勘别,司马光除采用比较可信的史料写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去取原因逐条加以说明,别撰《资治通鉴考异》31卷,以“祛将来之惑”。由于司马光“抉摘幽隐,校计毫釐”[6](“进《资治通鉴》表”)的严谨求实态度,真正做到了“取材多出于正史之外,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16](卷28“跋柯维骐《宋史新编》”)的功夫,大大增强了《通鉴》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 举例言之,旧史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记载,很少有贬抑之辞,所见均是夸大其词,极尽溢美。而司马光却通过考异,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其中的错误。《资治通鉴考异》卷8《李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载: 《创业注》云:“命大郎、二郎率众讨西河。”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唐·殷峤传》“从隐太子攻西河”,今从《创业注》。 经过考订,司马光在《通鉴》中记载如下:“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6](卷184《隋纪八》)可见,若没有司马光的考异,不知道多少他人功劳经由史臣之手而成了太宗的功绩。 《四库全书总目》对司马光首创考异之法大加赞赏:“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15](卷47《资治通鉴考异提要》)这足以证明《资治通鉴》的考异法,实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贡献。《资治通鉴》考异求实的做法给中国史家指出了正确的治史方向和方法,推进中国史学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此后如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代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都是遵循司马光的考异方法进行编纂的。 三、不语神怪 中国古代的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占卜谶纬、灾异祥瑞、天人感应之类的神学迷信。这不但源于当时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低下,还在于历代统治者可以以之愚弄百姓,神化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即便如此,其间也有一些进步的史学家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对此做出严厉的批判。司马光就对所谓的天人感应之说及谶纬鬼怪等迷信之说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说“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9](卷65《葬论》),是“上诬于天,下侮其君”[6](卷211《唐纪二十七》),认为阴阳家将自然现象说成是某种祥瑞,以此来讨好皇帝,其实是对上天和君主的侮辱。司马光在《通鉴》中,借记载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吕才整理阴阳杂书一事,批驳了所谓禄命的虚妄,卜葬的荒谬: 其序《宅经》以为近世巫觋。……叙禄命……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计其丘陇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6](卷196《唐纪十二》) 这实际上是司马光借吕才之口,抒发己见,并大力赞扬了了吕才反对迷信的进步思想。司马光对史著中出现的此类记载表现了极大的嘲讽,他蔑视李延寿之书“于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9](卷63《贻刘道原》),所以凡是有关符瑞、灾异、图谶及占卜之类的东西,《资治通鉴》都弃而不用。司马光专意叮嘱范祖禹说: 及妖异止于怪诞……便请直删不妨……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纪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至休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囚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14] 收稿日期:2007-03-20 作者介绍:吴漫(1975-),女,河南省南阳市人,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答司马谏议书》是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致仕后,在朝廷上发表的一篇政论文献,主要论述“见利思义”和“明廉救国”的思想,呼吁官员勤政清廉、尽职尽责、服务百姓,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虽然《答司马谏议书》并没有明确表达是否支持变法,但其中所倡导的“以德治国,诚信为本”的思想,是对当时新兴政治派别所提倡的“变法”理念的一种反思和质疑。司马光所提倡的“明廉救国”,即清廉节俭、廉洁勤政、服务百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反对当时的“变法”是因为他认为“变法”是违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传统,破坏传统维稳思路的行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动荡。总之,《答司马谏议书》所倡导的是以大义为先的治国思想,而不是单纯追求变法或保守传统。

《答司马谏议书》是北宋政治家、文化名人司马光所写的一篇政论文,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关于是否支持变法,文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司马光认为变法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合适的时机。在当时,朝廷的态度消极,变法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提出了“君不闻,夫妇百事皆由时”的观点,即变革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其次,司马光认为变法应该是有章可循的,并要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他认为,变法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国家有序,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因此需要在采取变革措施之前,明确目标和方向。总之,《答司马谏议书》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变法,但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变法并不排斥,而是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他强调了变法需要有合适的政治环境和时机,同时还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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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李国靖 :1979年生,山西原平人,中北大学分院工商管理学学士。历任大连《现代女报》生活周刊执行主编、北京悦读纪图书营销总监、内容总监,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儒意欣欣影业投资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同时任辛夷坞 等多位知名作家的经纪人。2011年-2013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其创办的北京儒意欣欣图书公司,创下码洋过1亿,平均单本销量破4万册的业内奇迹;同时,由其担纲核心策划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更创下2013年度青春爱情片7个多亿的票房纪录!被媒体笑称是“出版圈里做影视做的最好的,也是影视圈里做出版做的最好的”。现任北京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北京白马时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何亚娟:1981年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国内青春文学出版圈顶级策划人,有着丰富的图书出版经验及敏锐的市场眼光。2005年进入图书出版业,曾创办知名女性图书品牌“蝴蝶季”。历任北京博集天卷图书营销主管,北京磨铁图书策划编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主任,北京儒意欣欣图书内容总监。成功策划出版《纸婚》、《最美遇见你》、《婚房》、《第三种爱情》、《过客,匆匆》等众多畅销书。以超强的专业能力和勤奋、诚信、热忱的好口碑,成为顾西爵、叶萱、书海沧生、自由行走、飘阿兮、丁墨、暖暖风轻、木浮生、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蓝白色、梅子黄时雨等众多青春文学名家一致信赖的出版策划人。致力于成为最优秀的出版业伯乐。现任白马时光图书内容中心总监。韩莎莎:1980年生,安徽淮南人。安徽理工大学管理学学士。自2001年起,历任中软集团营销公关经理、绿谷集团培训经理、游戏蜗牛高级人力资源经理、《当代经理人》杂志&新领军者企业家俱乐部人力资源总监、北京儒意传媒集团人力资源总监。近十年的跨行业HR管理经验,让其拥有强大的高级人才搜寻能力,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留人机制。长期对国外优秀企业及中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研究,也让其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布局上有了更高的视野和格局。现任北京白马时光传媒人力资源总监。蒋婷:1979年生,陕西西安人。毕业于西安教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自2004年起,历任北京读书人文化媒介主管、北京磨铁图书营销经理、华文天下图书高级营销经理兼数字影视版权负责人、北京儒意欣欣图书营销兼版权总监;从业十年,有丰富的营销经验,曾带领团队完成辛夷坞、九把刀、饶雪漫、张德芬、庄雅婷等作者的营销策划全案。除此之外,多年的版权经验也使她拥有丰富的业内人脉资源,在业内数字影视版权等方面的业绩一直遥遥领先。现任北京白马时光传媒版权中心运营总监。林小木:北京人,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翻译专业文学学士、英国 University of Stirling 国际出版管理专业理学硕士。自2009年起,历任天津华文天下图书营销专员,北京时代华语图书高级媒介经理、北京新华先锋营销部副总监,现任北京马时光传媒市场营销部总监。曾成功完成郝明义《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郝明义&郑问 水墨武侠漫画《阿鼻剑》、《怪诞心理学》、崔永元团队《我的抗战》纪录片同名图书、哈金《南京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红轮》、陶立夏《分开旅行》、师永刚《蒋介石1887-1975》(“蒋介石自述”)、“现象级”口碑电视剧《琅琊榜》、英国心灵治愈小说《摆渡人》等各类型出版物的包装宣传营销策划全案。书影联动”,资源覆盖全国一线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门户网站媒体,同时对接各类相关微博、微信社交媒体平台、APP内容嵌入和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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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论文范文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活着,却比死难多了”讲授古代文学的老师在介绍司马迁时如是说,我在下面听着,也频频点头称是。 一代史学家司马迁,活得沉重,活得惊人魂魄,同样活得让人不敢直视。我这样的评价并非过于浮夸,甚至觉得这样的言语还不能完全表达我对太史公的尊敬与崇拜。“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贯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最下腐刑极矣!”每念到这一段,每想到司马迁的耻辱,一种为他的悲壮总无法用言语表达,甚至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去发泄。要说“刑不上大夫”真的在西汉有无法动摇的地位,那为何司马迁要忍受这等耻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第一次觉得司马迁的圣人情节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真不敢想象若没有这些精神鼓励着司马迁,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篇巨作是否会问世。 司马迁的选择,可歌可泣,日月可鉴,正是他的坚强的选择,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若我能与太史公同时代,愿付出我所有。

司马迁是中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逆境中奋发,终于完成了《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38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官职,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史书,整理历史资料,经多年苦心准备,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工作。不幸,灾祸突然降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同情降将李陵,被汉武帝处以残酷的宫刑。这使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极大的痛苦,在人格上遭到极大侮辱。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几次想要自 杀。但古人逆境奋发的事迹激励着他。他想到:周文王被关禁,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放逐后,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还写《国语》;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写了一部《兵法》。在前人发愤成功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将个人屈辱置之度外,继续投入《史记》的编写工作。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史和传记文学的先例。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重要的是把逆境变为前进的动力。逆境往往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助人成熟,催人进取。能够正视逆境,与逆境抗争的人,一定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这正是成才必不可少的个性品质。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民国,鲁迅)。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

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

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更详细的请见参考资料:。

十五.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鲁迅:(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惟不拘于史法,不圃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郭沫若:龙门有灵秀,钟琉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李泽厚: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白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三)素材运用 话题1: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 材料加工:独自踯蹰在冰冷的寒夜,你是否在为遭遇挫折而痛苦不堪:徘徊于夜色仍明的街头,你是否在为生活的不顺而将痛苦放大?…¨其实人生中挫折与痛苦时常有之,但调整好心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挫折与痛苦,才能快意人生。身受腐刑的司马迁,生遭尽世人的白眼,死无颜面对己逝的宗族,他的挫折足可以放大内心痛苦郁郁而终,但平静的心境与坚强的意志使其由一介匍匐于地的殿臣站立成一个为民写史的华夏史官,《史记》永表后世。

(2004年黑龙江高考优秀作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节选) 话题2:转折 材料加工:有转折的风景是美丽的。便如黄河般百丈九回的浩荡、密林的蜿蜿蜒蜒的神秘、山峰曲曲折折的奇伟,都是转折造就的。

更有那"山重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带来的惊喜与顿悟,也都。

走进司马迁走进司马迁翻看历史的长卷,遨游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伟人的精神熏陶,我们是清晨阳光下的花朵伟人拥有完美的一生,无论你是身处逆境或顺境,只要有拼搏的精神,快乐的心态,你就一定会战胜逆境,成功之门也会为你打开.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司马迁10岁就开始阅读古代的史书,后来,他又拜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为师,他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在家庭影响下,司马迁立志要做一名历史学家.从20岁起,司马迁开始到各地游历考察历史,风土人情.经过向孔子后人请教,得到了不少孔子的历史,参观了楚汉之战的古战场遗址…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后来,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司马迁继父亲做了太史令.深刻的让他了解到最高统治的许多内幕.他如饥似渴的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书籍,收集重要的的资料.这样埋头苦干了5年,他方才动手编写《史记》.正当司马迁全身投入到编写《史记》时.突然祸从天降.他触犯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判令重刑.司马迁没有钱只好受刑,身体被摧残,精神受打击.但是,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史书,他忍受了一切痛苦,出狱以后,他继续编写.经过了10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司马迁经历了千辛万苦,饱受痛苦完成这部著作,它在逆境中顽强不屈,战胜挫折,取得成功,坚持到最后.也许成功永远都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有可困难时难免的,不咬被困难打倒,学习中不懂就问,只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才会有成功的起点,以失败为动力,促使你进步.。

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

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并且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活就像把犁,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新的源泉,我要坚韧,就像珍珠贝一样,重塑自己的伤口,在伤处磨练出一颗灿烂的珍珠,闪闪发光,照耀自己的人生!”而司马迁就是坚忍精神的写照。司马迁因得罪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着可怕酷吏,他始终不认罪;面对威逼,他丝毫不畏惧;面对厄运,永远不屈服。是什么使司马迁忍辱负重,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对,是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的豪言壮语,成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铸就了流芳百世的辉煌。

司马迁用他的亲身经历启示着人们:一个人有了顽强的意志,就可以战胜一切看似艰巨的困难,坚忍比什么都重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 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 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 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 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 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 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 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 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 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 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 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 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 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 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 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 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 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 ,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 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 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 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 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 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 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 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 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 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 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 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 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 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 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 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 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 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 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 ,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 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 ,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 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 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 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 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 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 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 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 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 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 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 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 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 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 、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 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 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 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 ,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 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 ,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 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 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

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 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

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

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

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 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

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

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太史公偶遇屈原 话说当时屈原毅然抱起大石投身汩罗江之后,在挣扎中碰巧开启了时光隧道,穿越到了几百年后的西汉,正巧掉到了被宫刑几个月后,在家修养的司马迁的房间里,此时,司马迁正在磨墨写字,听到声响,停下来,冷冷打量着这个狼狈的不速之客,只见他头发披散,身衫全湿,皱纹满脸,形容憔悴,十分狼狈。此时,屈原也抬头看着他,一会儿,又从地上爬起,掸掸身上的泥土,皓皓地站在那里,问:“这是什么地方?”

司马迁收回目光,继续写字,不理会屈原。“你是什么人,这么无视老夫, 太不敬了吧?”屈原走近几步,有些生气,怎么说自己也比那个小子大几岁,那人竞这般无礼。司马迁终于放下笔,走了过来,看了看屈原,走到茶座上,说:“请坐。”屈原顿了顿,也看了一眼司马迁,只见他目光冷淡,眉宇间却有刚强之气,但脸色也较憔悴,没有血色。

“先生何人?”司马迁倒了一杯茶给屈原,语气依旧冷漠。“老夫屈原。”屈原没有喝茶,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屈原?莫非楚国爱国忠臣,屈原大夫?”司马迁吃了一惊,屈原点头,司马迁皱眉,又舒展开来,说道:“世人都歌颂您的诗篇,为您的气节而敬畏,但小辈不敢恭维,请恕我无礼,我认为您的做法不足大丈夫所为。”屈原疑惑问:“何为大丈夫?”司马迁站起来挺身而立:“大丈夫不因挫折而弃身,不为命运而折服,忍辱偷生,心怀天下。”

屈原摸了摸胡须,也站起来。“非也,非也。举世皆浊,从人皆醉,难道也要让我与世同污,让洁白的身体蒙受这世上的尘埃?”“咳咳。。。。。”司马迁咳嗽几声,有些疲倦地坐了下来,深陷进去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却异常地坚定。“大丈夫能屈能伸,像先生这样不过是丧失了国家、君主,何以到死的地步。天无绝人之路,像我这样接受宫刑之后依旧活下来,续写人生的篇章,不是更有意义吗?”屈原听了有些吃惊,再次打量了他一下,他的健康状况果然不太好,面色暗沉,眼中布满血丝,于是叹息:“你很有毅力啊!可是,这浮尘依旧容不下你我,在这人间受尽折磨,还不如以死解脱,想必皇帝也是不重用你,才会让你受这样的酷刑。”司马迁手握紧:“没有人能左右我,皇帝也不能。他想让我因辱而自缢,我不会这样做,我会好好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给后人一个交待。”屈原良久说了一句话:“算了,你是不明白我的,苍天啊,我宁愿化作一缕白烟,消失在云际。”司马迁大笑几声,说道:“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放弃,那么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吗?”

窗外几只小鸟受惊扑腾而去,飞向广阔的天际。

徐 可 江苏如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启功研究会理事,《文艺报》副总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以散文写作为主,兼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发表作品上百万字,不少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作为高考范文。结集出版的有《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奖项。一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这一年,对太史令司马迁来说,是黑色的,他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寒冬和黑夜;而这场灾难,又如凤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汉廷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汉武帝在大发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最后深入浚稽山一带扎营,并把沿途所见山川形势绘成地图,派部将陈步乐呈送汉武。汉武闻报,大为高兴,朝中大臣们也无不举杯欢庆李陵纵横千里的英雄壮举。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在十年后他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为李陵辩护的:“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 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并堵塞那些攻击、诬陷李陵的言论。没想到,他的几句话如同一勺凉水倒进沸腾的油锅里,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点燃熊熊烈火。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说游,遂下于理。”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死刑。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在朝廷里担任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太史令。官虽不大,吏禄只有六百石,却是他喜欢的职务。他继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如果司马迁此时被杀,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损失。二司马迁的先世源远流长,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的生卒年份却是一个谜。《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后人根据唐人的两条《史记》注文,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推定司马迁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另一派则推定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两种说法相差十岁。我认真比对了有关资料,倾向于取前说。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他自述这段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对峙秦晋之间,两岸山崖高峻欲倾,湍急水流从中穿过,波涛激荡,声若雷鸣,是著名的险阻。清乾隆《韩城县志》卷一载:“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雄奇的河山,圣王的遗迹,优美的神话,在童年司马迁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语第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汉武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自序》记载了这次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自尽处,深为诗人的伟大人格与不幸遭遇所感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想见其为人”这句话,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当司马迁与屈原、孔子等古圣贤相遇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带入文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先贤的追慕和怀想。他是带着感情来写传主的,不是冷冰冰的。这次壮游大约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全中国。正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卒,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儿子虽然驽钝,但我会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稍有遗漏!司马迁深深地理解父亲的心愿。父亲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而死,他希望司马迁子承父业,克绍箕裘。面对父亲的重托,司马迁做出了庄重承诺,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这次选择,确定了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他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亲的临终遗命、自己的庄严承诺,成为司马迁前进的动力,精神的支柱,指引着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站在中华历史三千年文明之巅——大汉盛世,司马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洪钟巨响。“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著史,成为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紬(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著述。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三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死刑。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愿意活下去。司马迁受到冤屈,当然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为了活下去,现在他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所以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不唯如此,往日的亲朋好友就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敢去为他说上一句好话,没有谁肯出资为他赎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利眼。在汉武帝的淫威之下,谁还敢为司马迁辩解,谁还敢施以援手?即使他们心怀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孔夫子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人的身体发肤尚且不能受到损伤,何况是阉割生殖器这样的极刑?所以受过宫刑的人,被视为对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视,死后不能入祖坟。宫刑不但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而且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这是士大夫万万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也就是说,最丑的行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个人最大的污点,就是被处以宫刑。又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这也不是他应有的选择。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死刑。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宁可丧失生命,不能丧失名节。在生命与仁义的关系上,先贤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不怕死,事实上他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牺牲生命,以“全其名节”,这是司马迁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阉割,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接受宫刑,司马迁经受了痛苦的灵魂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自己的心理纠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接受宫刑,司马迁遭受了残忍的肉体虐待。“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接受宫刑,司马迁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和摧残。当他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凌辱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他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他便涣然清醒了,他告诫自己:他无权选择自尽!“(《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众多倜傥不群的古圣先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壮举更坚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中获得力量,终于战胜了人生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屈辱,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未来的战斗道路: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发愤著书”,是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动申请接受奇耻大辱。四司马迁接受宫刑后,仍系狱服刑,直到太始元年(前96)“夏,六月,赦天下”,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他出狱之后不久,就以“中人”(太监)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以“闺阁之臣”的身份“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表面看来,是在皇帝近旁“尊宠任职”,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人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撰写《史记》。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他对汉武帝、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史记》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在《史记》的叙事断限上,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与孔子整理的《尚书》断于尧取齐,叙事下限由当初的“至太初而讫”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而实际上,最后的下限是“下至于兹”。“下至于兹”当指《报任安书》写作和《史记》纪事截止的实际年代,也就是征和二年八月巫蛊之难中的卫太子刘据之死。这是《史记》最后的纪事。巫蛊之难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他曾寄希望于刘据嗣位后能够拨乱反正,中兴汉室。而汉武帝一手导演的家族巫蛊之难逼迫太子自经,使司马迁在现实世界拨乱反正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这是继李陵之祸后对司马迁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于是他将《史记》纪事的下限“麟止”延伸到巫蛊之难,在卫太子刘据自杀之日画上一个句号,宣告《史记》至此绝笔!《史记》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秉笔直书,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拨乱反正之经,如包世臣所说的“百王大法”。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法天则地”是《史记》的总主题。天道公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这是百王治国的大本,也是生民为人的准则。这真正是应该“万世载之”的金言!经历李陵之祸后重新命笔,《史记》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部《春秋》。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这年十一月他在《报任安书》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则超过了20个年头。现在,他已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也是他最后一次选择:死亡!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他可以慷慨赴死了,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死洗刷汉武帝带给他的耻辱!第一次选择,是遵父嘱而做,确立人生目标。第二次选择,是被汉武帝逼迫,在生死关头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发愤著书。而第三次选择,则是他主动做出的,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他主动选择了死亡。他不怕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决心用死来洗清那么多年来所受的屈辱,他要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他和他的价值真正地被人们所认识。所以,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任安(少卿),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汉武帝时曾为卫青舍人,后迁任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因太子事变被判处死刑。在司马迁受宫刑后出狱担任中书令时,他曾写信给司马迁,多有指责,“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许是出于《史记》尚未写完的考虑,司马迁没有作答。现在,《史记》已经完成,故友面临死刑,司马迁终于无所顾忌,把一腔怒火倾泻而出。学界多数认为,正是这篇《报任安书》再一次触怒了汉武帝,致使他最终杀死了司马迁。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古代典籍皆无记述。《汉书·司马迁传》叙述司马迁生平,只到全文转录《报任安书》便戛然而止,以后的事迹只字不提,更不记司马迁卒于何时,对于司马迁之死只以一语带过:“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这一反常做法显然是有所隐讳。而前后汉之际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卫宏在《汉旧仪注》中则明确写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司马迁在递送出《报任安书》后不久,再度下狱骤死,时间当在征和二年年尾(前90),终年四十五岁。五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选择隐忍苟活,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重为乡党戮笑”。与司马迁差不多同时期的桑弘羊就曾说过:“一日下蚕室,疮未瘳而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桓宽《盐铁论·周秦》)这段话似有所指。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对司马迁有所误解和指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今说古地反复解释自己的动机。然而,时间的长河终于洗刷了汉武帝泼在司马迁身上的脏水,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伟大的灵魂终于放射出璀璨光辉,《史记》也显示其巨大价值,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耸立、永不倾颓的丰碑。最早对司马迁及《史记》做出高度评价的,是汉代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也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他们不约而同地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可谓一语中的。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对《史记》极为推崇,他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史迁之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他的英名永载史册。多年来,我曾多次阅读《史记》,我是把它当成伟大的教科书来读的。书中那些英雄故事给我无尽的遐思和启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中国,这句话因为一位伟人的引用而深入人心。在生与死、义与利、荣与辱之间,司马迁做出了人生正确的选择,他用自己的抉择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价值。捧读《史记》,我时时触摸到那个伟大的、孤独的、不屈的灵魂。余读太史公书,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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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版的,木苏里的某某签约的出版社就是白马时光,不过现在只出了第一册,第二册大约是要等到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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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题记诵读《史记》领略当年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争霸的峥嵘岁月。在许许多多的人物中我偏爱项羽。读《项羽本纪》心中有一种感动,仿佛穿越时间界限将项羽的影投在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阳如血······项羽,那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盖世风流的伟丈夫!项羽,他不靠显赫的家世,不凭异兆祥瑞,只凭自己的雄才伟略,写下一的大写的“人”。项羽,从不掩饰自己,他有着赤裸裸的征服欲和表现欲,他敢在秦王朝最强大的时候宣称“彼可取而代也!”何等气魄,何等风流!未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他剑杀殷通,夺了军权;他矫杀宋义,夺了领导权;他刺杀怀王,夺了君权;他甚至坑杀二十万降卒,只为巩固政权!何等残酷,何等暴虐!但,我不得不原谅他!战争总是残酷的,战场上没有道理可言,不同的军服就是杀人的理由,能生存就是战场上最残酷但最有用的理由!可是,项羽又有太多的遗憾。但,可是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觉得刘邦,韩信只能做乱世的配角。在巨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我仿佛看到了血染征衣的项羽挥戈于千军万马,楚军的呐喊响彻云霄。看书从未有过这样真实的感觉,不知是司马迁传神的笔亦或是那喊声本存在于虚空之中。巨鹿是他的一个起点,那时起他注定是楚人的骄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在项羽的振臂间得到应验。四年的楚汉相争在垓下本就预言着传奇的陨灭,但项羽却在者终点又舞出绚丽的光华,只是这个终点注定成为楚人的遗憾。霸王别姬,不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四面楚歌,重重包围。而项羽却在诸将领的眼皮底下率众突围,只有项羽才有这般胆识。 二十八人的东城决战尽显英雄霸气。只有项羽才有这般自负。只是一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没有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若非如此,那天的夕阳也定是血染的。乌江自刎,项羽抛开了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乌骓。战神一般的他便如此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进了乌江,让着江水有了灵魂,江水的咆哮掀起阵阵白涛,冲去了夕阳下最后的残戈······乌江流水,历史在那里留下来最灿烂的一笔,也留下了项羽的遗憾。项羽让我有了许多感受,不知是感动多余惋惜亦或是惋惜多余感动。总认为他不该如此消亡。他的身旁还有热血的江东子弟,有虞姬,有乌骓,他本可骑马追风,他的自负让人羡慕,但自负却又给他带来了危机。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但,这终究不是故事···天下终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英雄却是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英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有的是高大威猛,也有的是聪明机智,还有的有胆有识……。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有的是高大威猛,也有的是聪明机智,还有的有胆有识……。。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一位不相识的老爷爷。看到这里读者们会说:"老爷爷有啥敬佩的而且素不相识。”别急,听我慢慢跟你说。 那一次是我老妈带我去逛街。等逛完了快要回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声:"抓小偷啊!”这是一个青年男子飞奔而去,紧接着是一位中年妇女追那个青年男子。不用问,那个青年男子肯定偷的是那位中年妇女的钱包!群众们看此情景也都纷纷追那个青年男子,要把他抓到公安局,让警察来处置他。我也跟他们一样,去追那个青年男子。 但那个青年男子简直比刘翔还跑的快,不一会儿,跑的就远远的了,在一眨眼工夫,早把我们甩的远远的了!小偷似乎也洋洋得意,回头向我们示威。这使得我们非常恼火,决心一定要把他抓住! 就在小偷快要进小胡同时,一位老爷爷恰好从胡同刚出来,但看见这次情景,他也明白了,也要把这个偷钱的男子抓住。于是,他用身体挡住了他的去路。但小偷根本不理会,一下子朝老爷爷的肚子来了一拳。差点把老爷爷打倒在地。但老爷爷用手搂住了他的腰,始终不撒手。小偷却更加猖狂,居然用手臂打老爷爷的腰。看见这次情景,我恨不得立马跑到他的面前,打他几拳。让他也知道知道厉害!但离的这么远,唉,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老爷爷挨打了。 但事实好像也不是那样,老爷爷也开始反攻了,我有点不相信,年过六旬的老人居然还能和小偷搏斗,这太出乎人的意料了。我在心里为老爷爷加油!小偷看见老爷爷始终不撒手,可居然用脚踹老爷爷,但老爷爷抱住她的腿,把他撂倒在地。这是群众们也纷纷都赶了过来,一起把小偷送到警察局!中年妇女看见钱包追了回来,想酬报刚才的老爷爷,但一转眼,老爷爷早已消失在人群中,中年妇女感动的都快哭了出来。 同学们,这样的人算是英雄吧!来,张开你们的双手,为老爷爷鼓掌吧!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民国,鲁迅)。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

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

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更详细的请见参考资料:。

十五.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鲁迅:(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惟不拘于史法,不圃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郭沫若:龙门有灵秀,钟琉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李泽厚: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白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三)素材运用 话题1: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 材料加工:独自踯蹰在冰冷的寒夜,你是否在为遭遇挫折而痛苦不堪:徘徊于夜色仍明的街头,你是否在为生活的不顺而将痛苦放大?…¨其实人生中挫折与痛苦时常有之,但调整好心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挫折与痛苦,才能快意人生。身受腐刑的司马迁,生遭尽世人的白眼,死无颜面对己逝的宗族,他的挫折足可以放大内心痛苦郁郁而终,但平静的心境与坚强的意志使其由一介匍匐于地的殿臣站立成一个为民写史的华夏史官,《史记》永表后世。

(2004年黑龙江高考优秀作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节选) 话题2:转折 材料加工:有转折的风景是美丽的。便如黄河般百丈九回的浩荡、密林的蜿蜿蜒蜒的神秘、山峰曲曲折折的奇伟,都是转折造就的。

更有那"山重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带来的惊喜与顿悟,也都。

走进司马迁走进司马迁翻看历史的长卷,遨游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伟人的精神熏陶,我们是清晨阳光下的花朵伟人拥有完美的一生,无论你是身处逆境或顺境,只要有拼搏的精神,快乐的心态,你就一定会战胜逆境,成功之门也会为你打开.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司马迁10岁就开始阅读古代的史书,后来,他又拜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为师,他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在家庭影响下,司马迁立志要做一名历史学家.从20岁起,司马迁开始到各地游历考察历史,风土人情.经过向孔子后人请教,得到了不少孔子的历史,参观了楚汉之战的古战场遗址…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后来,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司马迁继父亲做了太史令.深刻的让他了解到最高统治的许多内幕.他如饥似渴的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书籍,收集重要的的资料.这样埋头苦干了5年,他方才动手编写《史记》.正当司马迁全身投入到编写《史记》时.突然祸从天降.他触犯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判令重刑.司马迁没有钱只好受刑,身体被摧残,精神受打击.但是,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史书,他忍受了一切痛苦,出狱以后,他继续编写.经过了10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司马迁经历了千辛万苦,饱受痛苦完成这部著作,它在逆境中顽强不屈,战胜挫折,取得成功,坚持到最后.也许成功永远都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有可困难时难免的,不咬被困难打倒,学习中不懂就问,只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才会有成功的起点,以失败为动力,促使你进步.。

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

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并且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活就像把犁,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新的源泉,我要坚韧,就像珍珠贝一样,重塑自己的伤口,在伤处磨练出一颗灿烂的珍珠,闪闪发光,照耀自己的人生!”而司马迁就是坚忍精神的写照。司马迁因得罪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着可怕酷吏,他始终不认罪;面对威逼,他丝毫不畏惧;面对厄运,永远不屈服。是什么使司马迁忍辱负重,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对,是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的豪言壮语,成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铸就了流芳百世的辉煌。

司马迁用他的亲身经历启示着人们:一个人有了顽强的意志,就可以战胜一切看似艰巨的困难,坚忍比什么都重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 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 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 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 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 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 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 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 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 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 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 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 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 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 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 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 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 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 ,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 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 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 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 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 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 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 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 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 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 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 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 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 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 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 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 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 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 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 ,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 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 ,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 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 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 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 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 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 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 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 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 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 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 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 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 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 、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 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 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 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 ,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 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 ,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 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 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

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 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

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

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

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 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

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

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太史公偶遇屈原 话说当时屈原毅然抱起大石投身汩罗江之后,在挣扎中碰巧开启了时光隧道,穿越到了几百年后的西汉,正巧掉到了被宫刑几个月后,在家修养的司马迁的房间里,此时,司马迁正在磨墨写字,听到声响,停下来,冷冷打量着这个狼狈的不速之客,只见他头发披散,身衫全湿,皱纹满脸,形容憔悴,十分狼狈。此时,屈原也抬头看着他,一会儿,又从地上爬起,掸掸身上的泥土,皓皓地站在那里,问:“这是什么地方?”

司马迁收回目光,继续写字,不理会屈原。“你是什么人,这么无视老夫, 太不敬了吧?”屈原走近几步,有些生气,怎么说自己也比那个小子大几岁,那人竞这般无礼。司马迁终于放下笔,走了过来,看了看屈原,走到茶座上,说:“请坐。”屈原顿了顿,也看了一眼司马迁,只见他目光冷淡,眉宇间却有刚强之气,但脸色也较憔悴,没有血色。

“先生何人?”司马迁倒了一杯茶给屈原,语气依旧冷漠。“老夫屈原。”屈原没有喝茶,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屈原?莫非楚国爱国忠臣,屈原大夫?”司马迁吃了一惊,屈原点头,司马迁皱眉,又舒展开来,说道:“世人都歌颂您的诗篇,为您的气节而敬畏,但小辈不敢恭维,请恕我无礼,我认为您的做法不足大丈夫所为。”屈原疑惑问:“何为大丈夫?”司马迁站起来挺身而立:“大丈夫不因挫折而弃身,不为命运而折服,忍辱偷生,心怀天下。”

屈原摸了摸胡须,也站起来。“非也,非也。举世皆浊,从人皆醉,难道也要让我与世同污,让洁白的身体蒙受这世上的尘埃?”“咳咳。。。。。”司马迁咳嗽几声,有些疲倦地坐了下来,深陷进去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却异常地坚定。“大丈夫能屈能伸,像先生这样不过是丧失了国家、君主,何以到死的地步。天无绝人之路,像我这样接受宫刑之后依旧活下来,续写人生的篇章,不是更有意义吗?”屈原听了有些吃惊,再次打量了他一下,他的健康状况果然不太好,面色暗沉,眼中布满血丝,于是叹息:“你很有毅力啊!可是,这浮尘依旧容不下你我,在这人间受尽折磨,还不如以死解脱,想必皇帝也是不重用你,才会让你受这样的酷刑。”司马迁手握紧:“没有人能左右我,皇帝也不能。他想让我因辱而自缢,我不会这样做,我会好好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给后人一个交待。”屈原良久说了一句话:“算了,你是不明白我的,苍天啊,我宁愿化作一缕白烟,消失在云际。”司马迁大笑几声,说道:“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放弃,那么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吗?”

窗外几只小鸟受惊扑腾而去,飞向广阔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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