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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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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论文题目

我很喜欢花,尤其是菊花。 夏姐姐迈着轻盈的脚步悄悄的离开了,秋姑娘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她用一支美丽的画笔,把枫树染红了,把小草染黄了;她又施展她那神奇的法力,使菊花在秋风中绽开了美丽的笑容。 平原公园每年的秋季都要举办菊花展览,展览期间俨然就是花的海洋。 瞧!那一朵粉红色的菊花昂首挺胸,豆芽似的花瓣紧紧簇拥在一起,远远望去,既像一个小绒球,又像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商议什么事情。再瞧那儿,一簇簇菊花堆在一起,在听秋风老师为她们讲故事呢!看她们一个个扬着脑袋,挺着胸脯,坐得端端正正的,大概都想得到秋风老师的表扬吧!美丽的菊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每一个人到了这里都要弯下腰来闻一闻,仿佛吸足了氧气,站起来就觉得心旷神怡,走起路来显得那么精神。 登上钟姿山,站在高处向下看,只见满园的菊花,红的像火,黄的像金,白的像雪,粉的像霞……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媚。整体看来,就像一块花地毯。 我不仅喜欢菊花的美丽,更喜欢它傲霜的精神。到了秋天,别的花都凋谢了,惟独菊花开的轰轰烈烈,在寒冷刺骨的秋风里,昂首挺胸向秋风挑战。陈毅爷爷曾这样写诗赞美秋菊: 秋菊能傲霜, 风霜重重恶。 本性能耐寒, 风霜其奈何。 的确,菊花虽然没有牡丹雍容华贵,没有月季娇艳妩媚,没有百合高贵优雅,但她那傲霜精神,确实令人喜爱。我们做人,就要像菊花那样,不怕困难,知难而进,努力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文学走进影视,影视离不开文学,无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客观需要,二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 从影视诞生至今,可以说一直都未能摆脱文学的束缚与困扰。(除实验片与纪录片外)并且就近一两年来说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原著的发行量大增,获得更多的读者。小说《菊豆》、《妻妾成群》、《万家诉讼》,改编成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后,原小说作家刘恒、苏童、陈源斌的知名度有了极大提高,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双丰收。出版界同样尝到了文学与影视联姻带给他们的甜头,总是精心策划,选择某一部可能引起轰动的电影或电视剧跟观众见面的时候,同步发行文学作品,效果颇佳。像电视剧《雍正王朝》、《笑傲江湖》、《大宅门》,电视台播出的同时,文学本也在各大城市书店、书摊显著位置销售;电影《天下无贼》放映的同时,影院里就在售卖同名小说。即使一些小说作品在拍成影视剧之前,发行业绩也不错,像《雍正王朝》、《抉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旦改编成影视剧产生巨大轰动后,销售量还会大幅度上升。就我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一、编剧可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少。具体来说,就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编剧可选择的题材越来越少,这与政策和编剧可发挥想象余地有关系。政策对影视作品的束缚,阻碍了文学对影视的促进作用。但恰恰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给许多文学作品带来了机会,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成型的作品,只需要编剧加以改编修改,这给在未投资影视前,用文学作品检验一下市场,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文学作品得改编可能要比编剧绞尽脑汁声嘶力竭的苦思冥想的原创要好得多,因为作品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市场,和读者,所以其后的影响力只会扩大不会减小(当然这要刨除拍摄水平)二、市场越来越挑剔。具体地说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了,影视制作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其实归根结底的因素是市场越来越好了。提高制作水平就意味着制作公司要花大的经历投入到剧本上,并且就近两年来说,许多公司都投入到网络文学的关注上,就我所知众多公司都购买了部分作品的影视改编权,这主要的因素在于网络关注的目光多,网络点击率高,改编费用便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了文学作品的多元化,网络文学与影视的结缘等。就我看来影视与文学关系密切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以上两点也只是浮皮潦草的分析一下,具体情况,还需要看影视的长久发展,能不能在未来找到自己的出路,所以目前来说我的看法就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以后呢……唉……以后再说吧! 这是什么时后写的,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可见时间过得多快啊……文学走进影视,影视离不开文学,无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客观需要,二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在文艺大家族中 ,电影和电视艺术诞生得最晚。可是 ,诞生之后 ,便呈现出勃勃生机 ,成为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 ,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 ,尽管有不同之处 ,但相同之点更多 ,本文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探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特征。一、影视艺术的特征前苏联著名导演吉甘认为“电影艺术的现实主义本性”、“蒙太奇”、“综合性”是电影的基本特征 ;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最基本的特征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镜子式的反映自然”。还有人认为 ,“音响性”、“大众性”、“造型表现力”也是电影特征的组成部分。电视艺术问世之初 ,基本上是向戏剧借用手法 ,于是有人把电视剧与舞台剧等同起来 ,认为电视剧是话剧艺术的发展。当电视艺术走出演播室之后 ,开始向电影靠拢。于是 ,有人又把电视与电影等同起来 ,称其为“小电影”。从电影美学的角度来看 ,影视艺术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形象逼真性等审美特征。(一 )时空统一性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均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恩格斯说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 ,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 ,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 > 客观现实就存在于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的统一之中 ,皆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影视作品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影视的视听记录机器所提供的空间 ,就是那个纪录在胶片或磁带上的画格和声带 ,每个画格都展现出记录下来的视觉空间。但是 ,根据人的视觉感知的特点和在胶片上成像的特点 ,要在银幕上表现出运动来 ,必须用一连串闪现的静止画面。也可以说 ,影视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 ,它物质化了 ,成为具体可闻可见的空间运动 ;影视的空间是时间化的空间 ,它有一个时间的流程。影视观众对一个时空统一的镜头的心理感受并不是纯粹用钟表来计算的 ,它还受到镜头中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多少以及它的节奏的影响。信息量大 ,时间感就短 ,信息量少 ,时间感就长 ;节奏变化强烈 ,时间感就短 ,节奏变化缓慢 ,时间感就长。由于影视艺术的特殊性 ,它在时空结构上具有统一性。(二 )声画可融性传统艺术如绘画 ,用画面来塑造形象 ,但没有声音 ;音乐 ,则用声音来塑造形象 ,但缺少画面。古代人们便幻想能将绘画和音乐结合起来 ,创造出声画相融的艺术。有声电影的出现 ,使人们将幻想变成现实。现代影视编导在构思时 ,不仅要善于汲收美术、戏剧的特长 ,要考虑画面的安排 ,关注画面美 ,同时还要善于通过各种音响来构成节奏感与***美。中国电影《沙鸥》在“圆明园废墟”一场戏后 ,排球运动员沙鸥在枫树林走着 ,却响起了球场上的呐喊声和击球声 ,反映出沙鸥渴望重返球场的急切心情。声画结合 ,使形象更为真实 ,更为丰满 ,更具立体感。影视的声画相融 ,贵在有虚有实 ,有藏有露 ,有直接形象 ,也有间接形象相互映衬 ,相互补充。影视的声画可融性 ,其目的便是创造优美的意境。《林则徐》在展现林则徐与邓廷桢江头送别那场戏 ,虽然是从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和王之涣“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的诗意中脱胎而来 ,但是 ,电影艺术家通过展示邓船渐驶渐远和林则徐登高远眺 ,以及画外传来的令人荡气回肠的音乐 ,构成声画渗透、情景交融的意境。(三 )表现综合性其他艺术对生活的反映 ,基本上是“分解式的” ,从某一个方面加以表现 ,而影视艺术对生活的反映 ,则是“综合式的” ,从多方面加以揭示。影视是综合性的艺术。从默片到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发展过程中 ,尤其在电视艺术的进程中 ,影视在创作手段、造型手段、声音手段、表演手段等方面不断汲取姊妹艺术的营养 ,从而使影视成为包含美术、音乐、文学、建筑、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的复杂的统一体。影视的综合性包括两方面 :一是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 ;影视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艺术 ,汲取了声学、光学、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多种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大量地汲取绘画 (包括雕塑 )的艺术造型特征 ,绘画对光、影、色、线条、体积的独特处理 ,以及如何运用二维平面去创造三维空间的艺术本领 ,均给影视艺术的画面创造以丰富的艺术养料。音乐是长于抒情的艺术 ,它那特有的韵律美、节奏美也融入影视艺术之中。音乐那独特的听觉艺术元素 ,丰富了影视艺术的感染力。文学之溶入影视 ,主要在于文学塑造人物形象与典型的方法 ,以及故事情节的结构安排 ,细节的描写等方面 ,均被影视艺术所吸收与改造。影视从表演方面从戏剧那里汲取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理论 ,后来 ,又吸取了布莱希特的“表现派”的表演理论。仅仅从影视表演的角度来看 ,影视与戏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戏剧也是一种综合艺术 ,而影视与戏剧相比较 ,其综合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同的。戏剧的综合是一种间接的综合 ,而影视综合是一种直接的综合 ;戏剧的综合是一种片面的综合 ,而影视的综合是一种全面的综合 ;戏剧的综合是一种外在的综合 ,而影视的综合是一种内在的综合 ,是多种艺术元素通过了融汇化合之后形成了新质的综合。影视是综合的艺术 ,但并不是拼凑的艺术 ,综合性并不是大杂烩 ,而具有***性 ,影视早已是成熟的艺术。(四 )形象逼真性所有的艺术都要讲究真实 ,但影视的形象更为逼真。1895年 12月 2 8日 ,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公映的影片 ,实际上是现实生活场景的实录 ,是放映时间、物理时间和镜头时间的完整统一 ,可以说影片的内容就是生活本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2 0年代末产生了有声电影 ,到了 5 0年代 ,宽银幕电影问世 ,后来又出现了嗅觉电影 ,全息电影、球幕电影等等 ,使得电影中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为了拍摄《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围歼战” ,电影工作者选择了一块近 3平方公里有起有伏的开阔地 ,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在工兵营的协助下 ,在场地上布置了 6千个炸点 ,安排了 5百辆汽车 ,30多门火炮 ,2 0多辆坦克 ,10 0多匹战马 ,还有汽油桶、骡马车等等。为了表现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的宏大场面 ,他们动用了 1万 6千多人扮演敌我双方的军队 ,动用了 5台摄影机 ,从而一气呵成 ,重现炮火连天、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辽沈战役》还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从技术手段的还原性和视知觉满足的角度来看 ,影视比其他艺术更具有逼真感。克拉考尔说 :“电影按其本质来说 ,是照相的一次外延 ,因而也同照相手段一样 ,跟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亲近感。”又说 :“电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擅于恢复物质实现的原貌的手段。”<2 >电视也与电影一样 ,用镜头真实地纪录生活。电视连续剧《渴望》便如同生活中的一首歌 ,使观众置身其中 ,感同身受。二、影视文学的特征影视文学是为制作电影电视使用的 ,是摄制影片和电视的文学基础和文学蓝图。因此 ,影视文学的作者必须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进行编写。(一 )银屏意识电影、电视与戏剧三类艺术样式 ,它们都要给人以视觉形象。但由于展现形象的方法与场面不同 ,所以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戏剧演出 ,观众与舞台保持一定距离和不变的艺术视角。而影视艺术则不同 ,它可用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这些不同的景别来展现镜头 ;又可用前后、左右、俯仰、上下等不同的角度来塑造形象。时间上也可相对地延伸。因此 ,用作影视艺术之本的影视文学 ,要具有自己的时空观和银屏意识 ,为银屏提供鲜明的可视形象 ,适合影视镜头再现。银屏意识 ,是影视剧本的重要内容。劳逊说过 :“电影剧本时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很长的文学活动过程。购买下来的素材可能是一年舞台剧本或一个短篇小说 ,也可能是一个大纲式的原始电影故事。这种原始材料 ,为了便于电影化 ,通常是先改写成一个‘分场便概’或‘分场大纲’ ,这仍是叙述性的散文 ,可能短到两千字 ,也可能长到五万字 ,目的是发掘把故事拍摄成电影的可能性 ,并作为将来写电影剧本时的基础。”<3 > 由此可知 ,一般的舞台剧本或小说的文学特性 ,还不适应影视剧本的特殊要求 ,因为它还没有体现出影视艺术的特点 ,所以 ,必须将文学性和银屏意识结合起来 ,才能成为优秀的影视剧本。(二 )鲜明的动作性戏剧要求矛盾冲突。影视作品除需要矛盾冲突外 ,还需要活动的画卷。这两种艺术都需要动作性。但是戏剧由于舞台的局限 ,为了清楚地表达 ,有时在动作之外还需加些台词。如演员已作擦泪动作 ,但旁边的角色还补上一句 :“怎么 ,你哭了 ?”影视可从不同的方位和层面反映对象 ,克服了舞台的局限性 ,所以它比话剧更能发挥行动的美感作用。有时无声无息 ,反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另外 ,影视艺术的时空大为拓展 ,给人物提供了广阔的动作天地。因此它的动作比戏剧要更为丰富多彩。戏曲里的动作 ,如果写进影视剧本中 ,必然要显得夸张而缺乏真实性。比如在电影中 ,描写祥林嫂寻死觅活不肯嫁贺家老六的第二天早晨 ,因被贺老六的诚朴所感动而心回意转时 ,只用了一个祥林嫂慢慢接过贺老六倒给她的一碗水的动作 ,就完成了。如果将此动作放在舞台上 ,其力量将大大缩减 ,因为没有近景和特写的表现手段 ,祥林嫂的眼神、表情 ,以及与贺老六之间感情的交流 ,作为台下的观众 ,是很难看到的 ,自然也就难以了解人物的心情。影视剧本必须有动作转化提示 ,方能搬上银屏。(三 )独有的结构方法影视艺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表现 ,所以在结构上可以用较多的倒叙、插叙、想象、幻想、梦境手法 ,使内容更为拓展 ,情节更跌宕起伏 ,而结构更为紧凑、严密。和戏剧、小说相比较 ,影视文学更近于小说 ,但又与小说有不同的地方。即使是根据小说改编出的影视剧本 ,在结构上 ,它

这也不用500字啊 。1、不疼。2、米多呗。3、该。4、这还用说嘛?没吃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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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杂志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主要刊载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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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论文题目

数 的 由 来 和 发 展 你是否看过杂技团演出中"小狗做算术"这个节目?台下观众出一道10以内的加法题,比如"2+5",由演员写到黑板上。小狗看到后就会"汪汪汪……"叫7声。台下观众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对这只狗中的"数学尖子"表示由衷的赞许,并常常惊叹和怀疑狗怎么会这么聪明?因为在一般人看来狗是不会有数量概念的。 人类是动物进化的产物,最初也完全没有数量的概念。但人类发达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更加理性和抽象的地步。这样,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由于记事和分配生活用品等方面的需要,才逐渐产生了数的概念。比如捕获了一头野兽,就用1块石子代表。捕获了3头,就放3块石子。"结绳记事"也是地球上许多相隔很近的古代人类共同做过的事。我国古书《易经》中有"结绳而治"的记载。传说古代波斯王打仗时也常用绳子打结来计算天数。用利器在树皮上或兽皮上刻痕,或用小棍摆在地上计数也都是古人常用的办法。这些办法用得多了,就逐渐形成数的概念和记数的符号。 数的概念最初不论在哪个地区都是1、2、3、4……这样的自然数开始的,但是记数的符号却大小相同。 古罗马的数字相当进步,现在许多老式挂钟上还常常使用。 实际上,罗马数字的符号一共只有7个:I(代表1)、V(代表5)、X(代表10)、L(代表50)、C代表100)、D(代表500)、M(代表1,000)。这7个符号位置上不论怎样变化,它所代表的数字都是不变的。它们按照下列规律组合起来,就能表示任何数: 1.重复次数:一个罗马数字符号重复几次,就表示这个数的几倍。如:"III"表示"3";"XXX"表示"30"。 2.右加左减:一个代表大数字的符号右边附一个代表小数字的符号,就表示大数字加小数字,如"VI"表示"6","DC"表示"600"。一个代表大数字的符号左边附一个代表小数字的符号,就表示大数字减去小数字的数目,如"IV"表示"4","XL"表示"40","VD"表示"495"。 3.上加横线:在罗马数字上加一横线,表示这个数字的一千倍。如:" "表示 "15,000"," "表示"165,000"。 我国古代也很重视记数符号,最古老的甲骨文和钟鼎中都有记数的符号,不过难写难认,后人没有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迅速发展,适应这一需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计算方法--筹算。筹算用的算筹是竹制的小棍,也有骨制的。按规定的横竖长短顺序摆好,就可用来记数和进行运算。随着筹算的普及,算筹的摆法也就成为记数的符号了。算筹摆法有横纵两式,都能表示同样的数字。 从算筹数码中没有"10"这个数可以清楚地看出,筹算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循十位进制。9位以上的数就要进一位。同一个数字放在百位上就是几百,放在万位上就是几万。这样的计算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因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真正使用十进位制时已到了公元6世纪末。但筹算数码中开始没有"零",遇到"零"就空位。比如"6708",就可以表示为"┴ ╥ "。数字中没有"零",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所以后来有人把铜钱摆在空位上,以免弄错,这或许与"零"的出现有关。不过多数人认为,"0"这一数学符号的发明应归功于公元6世纪的印度人。他们最早用黑点(·)表示零,后来逐渐变成了"0"。 说起"0"的出现,应该指出,我国古代文字中,"零"字出现很早。不过那时它不表示"空无所有",而只表示"零碎"、"不多"的意思。如"零头"、"零星"、"零丁"。"一百零五"的意思是:在一百之外,还有一个零头五。随着阿拉数字的引进。"105"恰恰读作"一百零五","零"字与"0"恰好对应,"零"也就具有了"0"的含义。 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罗马数字中没有"0"。其实在公元5世纪时,"0"已经传入罗马。但罗马教皇凶残而且守旧。他不允许任何使用"0"。有一位罗马学者在笔记中记载了关于使用"0"的一些好处和说明,就被教皇召去,施行了拶(zǎn)刑,使他再也不能握笔写字。 但"0"的出现,谁也阻挡不住。现在,"0"已经成为含义最丰富的数字符号。"0"可以表示没有,也可以表示有。如:气温 ,并不是说没有气温;"0"是正负数之间唯一的中性数;任何数(0除外)的0次幂等于1;0!=1(零的阶乘等于1)。 除了十进制以外,在数学萌芽的早期,还出现过五进制、二进制、三进制、七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二十进制、六十进制等多种数字进制法。在长期实际生活的应用中,十进制最终占了上风。 现在世界通用的数码1、2、3、4、5、6、7、8、9、0,人们称之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它们是古代印度人最早使用的。后来阿拉伯人把古希腊的数学融进了自己的数学中去,又把这一简便易写的十进制位值记数法传遍了欧洲,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阿拉伯数字。 数的概念、数码的写法和十进制的形成都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 随着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发现,仅仅能表示自然数是远远不行的。如果分配猎获物时,5个人分4件东西,每个人人该得多少呢?于是分数就产生了。中国对分数的研究比欧洲早1400多年!自然数、分数和零,通称为算术数。自然数也称为正整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发现很多数量具有相反的意义,比如增加和减少、前进和后退、上升和下降、向东和向西。为了表示这样的量,又产生了负数。正整数、负整数和零,统称为整数。如果再加上正分数和负分数,就统称为有理数。有了这些数字表示法,人们计算起来感到方便多了 应该是这个吧参考资料: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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