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论文题目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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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现代史学界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担任秦朝国尉的魏国大梁人尉缭子提出的“先灭韩魏，腰断山东；南北出兵，北灭燕赵，南灭楚越；南北夹击，再灭东齐，一统天下。”即 公元前230年灭韩 公元前228年灭赵 公元前225年灭魏 公元前223年灭楚 公元前222年灭燕 公元前221年灭齐 尉缭子相传是鬼谷先生的弟子，师从鬼谷先生学习兵家之学。当时处于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正如一句话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列国之间合纵连横，斡旋捭阖，到了后期，秦国的国力之强，六国之中更是无与伦比，而秦国最害怕的也是六国合纵抗秦。所以尉缭子作为秦始皇手下的第一军事参谋，战略计划制定也十分厉害，而且秦国后来似乎也按照这个战略计划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这本来无可疑问，可是问题恰恰出在看似没有疑问的地方。 本人以为在尉缭子来秦之前，秦国奉行的是另一套战略计划，而且这套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便是秦始皇的仲父，鼎鼎大名的文信侯吕不韦。吕不韦所制定的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出兵上党，占据晋北，夺取河间，切断燕赵；然后南北出击，各个击破。”本人的理由如下： 1“（秦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史记 秦本纪》这时秦国的战略目标是晋北，十分清楚。其后发生信陵君合纵五国抗秦事件，秦国被迫迎战，遭到失败。原因大概有两条：（1）信陵君五国联军人多势众，而且信陵君贤能，善于用兵。（2）秦军注意力在晋北，而不在河内地区。 “晋阳反。（秦王政）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史记 秦始皇本纪》这时秦军战略又移至晋北。八年，长安君成峤与蒙骜攻赵之时，仍是取道晋北。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 2《战国策 秦策五》记载吕不韦晚年欲夺取燕赵边地河间十二县，并且派遣甘茂之孙神童甘罗斗反燕赵，使秦不费一兵一卒夺取河间，这时秦军的战略意图仍是欲切断燕赵之间的联系。 3赵国是战国后期唯一敢于同秦军正面周旋的国家，而且一直与北燕保持良好的政治姻亲关系（据《战国策》《史记》），因为同出三晋，故而韩魏对赵十分警惕，赵则奉行亲燕远晋的外交策略。吕不韦是一代枭雄，自然清楚秦国统一天下的真正对手不是奉行亲秦外交政策的齐国，也不是不堪一击的楚国，而是燕赵，所以他必会首先切断燕赵的联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燕赵是秦灭六国过程中抵抗最为顽强的国家，秦军也打的异常辛苦。 尉缭子大概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吕不韦倒台后，他变更了吕氏的战略，结果遭到两次输给赵国李牧的败绩。后来，尉缭子则吸取了教训，认识到赵国的实力，加速了灭赵的进程，使得赵国超过魏国，成为第二个被秦所灭的国家。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西部，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比较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权，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请参看秦统一中国之战。 前230年 秦灭韩 前228年 秦攻占赵都邯郸 前225年 秦灭魏 前223年 秦灭楚 前222年 秦灭燕、赵 前221年 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自前221年起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秦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从经济条件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给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其次，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所以华夏族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逐渐融合。 第三，各国人民都要求统一。农民是统一最热诚的支持者，因为封建割据以及纷争混战，给农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负担。工商业者也渴望统一，以打破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各国关卡。地主阶级更要求统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后，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大吃小，强吞弱，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局势，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 秦始皇之所以能十年灭六国，在于他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和超人的军事谋略。 1.秦军有以下特点：1).纪律森严。军队的等级和法律刑法在当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赏罚分明。这一点没有哪个朝代可以达到秦朝的水平。3).更大的编制。一百多万。4).更优的武器生产。不同时代的兵器基本上有同样的尺寸，弓弩是对付骑兵最好的武器之一，而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弩兵就来自秦朝，与一般的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一般的盔甲他能轻易的射穿.秦军曾用这种弩在快短的时间里就将匈奴人赶到了黄河以北.秦军还有一种重型步兵，装备重型长矛，1974年发现兵马俑以来，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种米长的矛柄遗痕，加上矛头，完整的长矛接近7米，用来平举集团方阵冲锋，排山倒海无坚不摧。5).拥有不出世的天才将领。秦人带给我们一些震撼的名字:白起，蒙恬，蒙括，王翦，王贲......或许从今天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脸上依稀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2.军事谋略上，主要有：1).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战争指导思想。嬴政为消灭六国,对敌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手段。重视用间，以重金收买六国权臣，扰乱其计谋,瓦解其斗志，离间其良将。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改蚕食渐进为鲸吞急灭,集中力量，各个击灭，迅速扫灭六国。在战争中，每得一地，必设郡县，以从组织上保证固地凝民，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2).筑墙而守、徙民实边的边防思想。嬴政在击走匈奴后，命蒙恬主持修筑长城,增设亭障连接燕、赵、秦旧长城绵延数千里，另开筑直道，驻守重兵,移民实边以为北方屏障。同时大规模移民以充实边郡，对边地的开发和防卫起了积极的作用。3).全民总体战略。即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 经济方面： 1.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 2.秦始皇改革并统一了原来混乱的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 3.废除六国通用的货币，统一使用的货币，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 4.以秦国通行的文字大篆为基础，命李斯简化之而制定小篆，颁行全国，统一文字。 5.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 6.促进制造工艺。秦代的青铜冶铸工艺是对商周青铜铸造艺术的继承，但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冶铸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个集大成期。无论在青铜冶铸技术上，还是在焊接、金属冷加工和装配技术上都已达到令人无比惊叹的程度，表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思想方面： 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进行一次清洗。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议,除了《秦史》、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外，下令将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此即“焚书”。由于百姓与士人不满，而言论遍布各地。有两个方士（以求神仙、炼仙丹为业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过失。秦始皇得知，派人去抓捕他们，他们已经逃跑了。秦始皇大为恼火，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很多人来。秦始皇下令，逮捕460多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由于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其余犯禁的儒生被流放边境。 政权方面： 1.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了天下大乱。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2.秦始皇对中央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3.在地方，加强君主集权的重要措施是实行了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代替了原来的分封制。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罢免权也操纵在皇帝手里。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秦始皇在全国设立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 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这使得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对于官吏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但也给了很高的地位，不但是政治地位，法律的学习也向官吏请教，即"以吏为师"。 4.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第一，修造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林洮（现在的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现在大同江一带），东西长达万里。第二，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第三，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宽达五十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第四，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同时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第五，开拓南越，使中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两广，以至扩张到今天越南北部一带。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如并天下、称皇帝、废封建、置郡县、销兵器、迁富豪、夷险阻、征百越、逐匈奴、通沟渠、车同轨、书同文、一法度等等措施，对于全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从传承，是有重大之影响的，这方面他可称为“千古一帝”。可是，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十五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极权统治，使中国老百姓长期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这一面，则不应随便为之辩解。总之，秦始皇一方面是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一方面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正好印证人性是立体的事实。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偏于一面，应多角度探讨，才能还历史人物真面目。思想上焚书坑儒，政治上设立郡县制加强统治，各级直接向皇帝负责，加强中央集权。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 因为两位皇帝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