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由於古埃及人对於来世生命的信仰和神话，他们发展出一套繁复的丧葬仪式以确保死者得到永生。这些丧葬习俗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木乃伊在王朝前时期，埃及人在沙漠中挖掘浅坑，埋葬他们的亲人。炙热、乾燥的砂粒很快吸收屍体的水分而形成天然的乾屍。後来埃及人开始修建坟墓，反而失去天然的乾燥作用。一般埃及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埃及人开始尝试以人为方法保存屍体的起因。在第一王朝或王朝前时期的末期，出现屍体局部用亚麻布包裹，并涂以松脂的墓葬。这是木乃伊的滥觞。真正取出内脏後制作的木乃伊，首次出现在古王国时期的第五王朝（2494~2345BC）。经过不断的尝试、改进，完整的木乃伊制作技术在新王国时期，发展成熟。古希腊的历史学家Herodotus在公元前五世纪访问埃及时，曾经描述过制作木乃伊的情形。当时制作木乃伊有三种不同的程序，价格也不同（穷人连最便宜的都付不起）。近代的埃及学学者和医生合作进行了很多对木乃伊的解剖和电脑断层扫描，现在我们对木乃伊制作技术的了解比Herodotus的记载更完整。最高级的做法大致是这样的：先用金属钩子将脑子从鼻腔取出，脑腔中再灌入松香油。接著用黑曜石或燧石刀片切开腹部，取出肺、肝、胃、肠等内脏（心脏通常留在体内，但有时取出处理），以棕榈酒洗净体腔，填入亚麻布、磨碎的香料和碳酸钠粉末。最後，全身用碳酸钠粉末覆盖。取出的内脏同样以碳酸钠粉末乾燥处理。这个程序大约进行40天左右。身体乾燥完成後，取出体内的填充材料（不能丢掉，最後要一起下葬），体腔内涂上松脂，填入乾净的亚麻布和锯屑。心脏如果取出，此时重新放入胸腔。身体表面涂上松脂，以亚麻布层层缠绕。通常会有护身符放在身体某些部位，裹在亚麻布里。从中王国时期开始，会为木乃伊放上面具（亚麻布或莎草纸为胎，涂上灰泥，再彩绘），以免「拔」回来的时候认错了人（图1）。制作一具木乃伊可能用到好几百公尺长的亚麻布。这一阶段大约需要30天。埃及人很早就知道，肝、肺、胃、肠比身体更先腐败，需要特别处理。从中王国时期初期，开始把肝、肺、胃、肠乾燥处理後分别放在四个罐子里面。同时四个罐子分别标记著受到贺鲁斯的四个儿子保护（关於贺鲁斯的神话，请参阅上期简讯）。到了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四个罐子的盖子变成代表贺鲁斯的四个儿子的人头、狒狒头、狼头、鹰头造型。从第三过渡期开始，肝、肺、胃、肠往往在乾燥处理後，用亚麻布包裹起来，放回腹腔或两腿之间。贺鲁斯的四个儿子造型的罐子仍然放在棺木或墓室中，但是礼仪的意义大於实质的意义。对内脏的处理如此慎重其事，乃因为全屍是永生的必要条件。电影「鬼神传奇」中，那个木乃伊急於取回四个陶罐，就是这个道理。棺木棺木是古埃及葬仪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棺木不但保护木乃伊的完好，而且庇佑死者亡灵在前往朝拜欧西里斯的旅途中，一路平安。在王朝前时期，埃及人在沙漠中挖掘浅坑，埋葬他们的亲人。当时并不使用棺木，以曲身侧卧方式直接埋葬。在前王朝时期末，出现了以泥砖做墙壁、木柱做屋顶的墓葬，并使用草席、柳条篮子保护屍体，偶而也有简单的木棺、陶棺。但到了古代期，棺木才渐渐地普遍。当时贵族或高官的墓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一般人的棺木只是很简单的木箱，甚至芦苇束扎的篮子。棺木都比较短，仍然以曲身方式下葬。进入古王国时期，身体伸直的下葬方式和较长的棺木逐渐普遍，但短棺木和曲身下葬仍然持续到古王国时期後期。长棺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拱形的棺盖，象徵穹苍。另外一种是平顶的棺盖。贵族或高官在木棺之外，有时还有石棺。棺木上往往雕刻或描绘假门，好让死者亡灵出入。平顶的木棺通常在头部的位置雕刻或描绘眼睛的图案，让死者可以看到太阳的升起（下葬时死者头部朝向北方，面向东方侧卧）（图2）。中王国时期的棺木内外的雕刻或描绘渐渐变得更繁复，常常呈现整个墓室的缩影。最显著的特色是棺木上雕刻的「棺木文」，这是由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文」演变而来。「棺木文」的主题不外乎是死者会在神明的庇护下得到永生。中王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人形棺，到了新王国时期更为普遍。人形棺的出现使得棺木由墓室的象徵转为死者本身的象徵。它的造型模仿神话中欧西里斯的木乃伊，宗教上的意义或许是万一木乃伊腐朽了，人形棺可以作为死者的代表。新王国时期的贵族、高官像古王国时期一样，有时将木棺放在石棺内。但石棺的形制渐渐由传统的方形棺转为人形棺。一般人也可能有外棺，但是多半是木头的。棺木的形制和彩绘的风格，以及木乃伊的装饰，从新王国时期到罗马统治时期经历多次改变。到了公元第4世纪以後，传统埃及的丧葬信仰由於基督教传入埃及而渐渐消失。留给现代人的是许许多多未解之谜和令人著迷的神秘色彩。
木乃伊 木乃伊是经过特殊处理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尸体。前后三千多年期内，古埃及人将尸体制成木乃伊的方法有不少改变。不过多数学者专家认为防腐方法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发展至巅峰，当时一位第一流的防腐师大致依下述步聚制成木乃伊：首先用燧石刀在尸体腹部左侧开个十厘米长的切口，从切口把心脏(防腐师和他的主顾都认为心脏是感情的根源)以外所有其他内脏掏出来，逐一用酒和含有没药、桂皮的香料加以清洗。防腐师还用香柏油冲洗尸体腹腔，把余下的柔软组织分解，接着准备取脑，他用一种带钩的工具从死者鼻孔穿入头颅，钩出里面的脑髓，然后灌入香柏油和香料，冲出脑壳中的残余组织。 尸体全身每部分都彻底清洗后，防腐师把所有器官和尸身埋进泡碱(碳酸钠和碳氢钠混合剂)粉末堆中，抽乾水分。尸身、器官大概要埋在泡碱粉里约一个月，拿出来后把每一部分再用香液和香料洗涤。尸体防腐工作自始至终的每一个步聚，防腐师必认真从事，比如开始时便把尸体每个指头包好，以免指甲损坏或脱落失去。 跟着，防腐师把乾透的内脏逐一以麻布包好，放回腹腔(或者个别放置于陶罐或石膏罐里)用锯屑、麻布、焦油或泥巴之类的填料填好腹腔。填放完毕，随即将切口缝合。因为泡碱已损坏一些头发，所以必须补一些假发，与未脱的真发编结一起；眼眶里面也需要装入假眼。这时剩下来的工作是使尸体外观复原，也是最费工夫的，因为要把乾瘪的尸身恢复生前模样实在不容易。防腐师进行这项古代整形外科手术，要在尸身各处小心地割开很多微小切口，从皮肤里填入依身体轮廓模造的麻布填料，就如二十世纪的整容师注射矽剂替活人整容一样。甚至尸体面部和颈部也整得像生前一般，嘴里塞以麻布使双颊饱满。最后防腐师还要充当化妆师，用称为赭石的有色泥土替死者面部以至全身染色(男死者染红色，女死者黄色)。染色完毕尸体即可包裹。防腐师将尸体四肢分别以抹过松香的麻布一层一层地密实包裹，然后包裹头部和躯干，最后全身裹起来。这项包裹工作做起来缓慢费时，有几个木乃伊现在被人解开，裹布的长度加起来竟然超过二公里！防腐师包好尸体，做成一具木乃伊，前后约共花七十天时间。跟着防腐师把木乃伊送还丧主，丧主此时大概已另外备好人形棺木来装木乃伊，并且已筑好坟墓。 制作木乃伊的全过程费用昂贵，除需要各种药品、香料、辟邪物、护身符等外，仅包裹一个尸体，有时就要用1000多米的优质亚麻布。因此，只有国王、王亲国戚、贵族富豪才花销得起，穷人只能从简，甚至草草了事。希罗多德谈到过另外两种比较便宜的木乃伊制作方法，虽很难保证尸体的完好，但多少可以给穷人以心灵上的安慰，而且，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便宜的制作方法，制作木乃伊的传统才得以传播和延续。直到基督教在埃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元4世纪以后，制作木乃伊的习俗才被废止。 古埃及专门有一批人以制作木乃伊为职业，他们掌握技术，代代相传。在古埃及，制作木乃伊，生产与此有关的必需品，无疑形成了相当重要，规模又颇大的行业系统。这一行业的存在，表明古埃及人已掌握了物理、化学、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们用作干燥剂的氧化钠，经现代科学分析，乃是碳酸钠、碳酸氢钠、盐和硫化钠的混合物，可见这些物质的化学作用，当时已为人所知。
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深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米、高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米，南北长米，面积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米，上口的宽度为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米、东西宽米、高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米、残高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米、深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需要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本文将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学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 一、 政权沦丧，百年羞辱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在百余年间，清政府成为傀儡，袁世凯充当走狗，各大军阀依托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钩心斗角，蒋介石为巩固实力而靠向美国„„这种窝里斗无疑让危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一只大象就这样死死睡去。弱国无外交，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对外一致妥协、退让。例如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安排全部的高级职员，最重要的是其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近代司法因“领事裁判权”而崩溃。外国人再华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领事询明办理，令其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近代中国的领土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四分五裂。侵略者通过武力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设中国租界，强占中国港湾。内政、外交、司法、领土这些主权一点点的沦丧，不仅仅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水生火热的悲惨生活，还留下了百年的羞辱历史。 二、思想遭受压迫，民主思想逐步深入 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宗教扩张和奴化教育来实现侵略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企图通过对中国儿童的思想控制达到永久性侵略，不停地灌输同化思想，致使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不少叛徒、汉奸、卖国贼。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可笑的借口。外来宗教不仅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仗势欺人，压迫中国人民。但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也在逐步发展，资产阶级的逐步壮大，民主思想的得到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客观上保存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国民才真正有了民族危机感。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与守旧派展开激励的辩论兴西学的热潮开始出现。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三、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刺激下的工业发展 初步统计，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天津条约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 800 万两白银，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白银，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至于被抢被毁的财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仅庄王府一处掠夺的金银就堆积如山；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的圆明园费银亿万建造经营而成，却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一片废墟；掠夺完民脂民膏后，对所有房屋一律烧毁，对所有不能搬运的文物亦一律焚毁„„另外，资本帝国主义还开办银行，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法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等，对中国进行商业投机，并操纵汇价、滥发纸币；控制现代交通运输，其中铁路占，航运亦占绝大部分；开采矿山，依仗特权，低价收购开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加快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当然，在洋务运动后期，一方面由于创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在外商利润的刺激之下，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也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如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使中国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向着近代化迈进。 四、野蛮的屠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资本帝国主义不但野蛮地进攻中国军队，还屠杀无辜的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聂士成、左宝贵等许多爱国将领为国捐躯；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事迹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让中国的官民吃尽了苦头，因而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最先开始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他们向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购枪买炮并创建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19世纪末80年代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也就在这一时期，筹划了中国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五、劫后重生，心有余悸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当时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脆弱和病态，它麻醉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毁灭性直到现在仍无法弥补，这种民族脆弱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以致在当代社会里只要一提及当初被侵犯的羞辱，就让中国人愤怒不已。而其中兔首和鼠首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兔首和鼠首要被拍卖了，举国哗然。于是有爱新觉罗系的状告拍卖方，以及法国留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街口发传单抗议。再后来，圆明园管理方也站出来了，说是不赞同华人竞拍两首归还中国，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外国侵略者抢走的，不能以拍卖的方式给予其合法的外衣。但最终，法国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称其根本没有上诉的资质，并罚款1000欧元。紧随其后，拍卖会如期举行，最终两首被神秘买家拍走，价值亿。有专家说，其实两首从艺术角度以及文物角度来说，都只值几十万人民币而已，这不过是拍卖公司的诡计。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我们也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残酷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与奋起，也同时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使奋发图强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种灾难过后的重生感，也使得国民分外珍惜改革开放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给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上的压迫及伤害是无法磨灭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胁迫着中国在负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艰难地走向近代化。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 1、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始沦为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开始丧失。 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步地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的签订——加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美英法和英法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在政治上，中国总共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主权；以1861年总理衙门设置、辛酉政变和1862年清政府向英法“借师助剿”为标志，清朝统治者公开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中国沿海各省，并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大大方便了西方列强进行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冲击，正式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3、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 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首先，台湾、澎湖列岛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这是日本继俄国之后，对中国领土进行的一次严重掠夺。它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强占租借地，“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其次，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就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无力偿还，只有大借外债，便利了西方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 再次，四个内陆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线的开辟，使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 最后，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它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在中国开设工厂，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步伐的加快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加快。因此，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完全沦为 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再次战败，被迫与英、俄、德、法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其一、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中国人民，使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其二、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为“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并通过外务部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京津地区“门户洞开”，从而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之下，便于侵略者直接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其三、按照条约规定，清朝官吏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使它们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其四、改设外务部的规定，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以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在华的代理人。慈禧太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其卖国嘴脸。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了。 论文还是自己写比较好呀！希望这些资料对你有帮助
他是立与不败的与对手周旋和游戏。所以政治思想家更加确切。 关键是在思想方面毛主要是受晚清学者的影响，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智力和方法之奥秘在于：分清敌我。创造敌人，然后打败他。 很明显，他的动机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今说：我知道。只能说：我觉得或者我看见。 至于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毛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而被统一、协同作战的根本目的的差异被毛先生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抽象能力定义为：仇恨资产者和自由主义，在此我从未在毛的著作里发现西方主义这个词，他是在依赖乡土中国中结合西班牙农民斗争的经验创造性的产生了游击队作战理论给“现代化”思想和装备武装部队造成了一个难题。其次，在乡土农民、无产者、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定义出“革命”“反革命”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与行动张力。 我想毛先生对西方也是通过一些“二手货”里有所了解的并且是很机敏的发现出自由主义的漏洞的和政治制度的要害的。至于他不懂经济，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一定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经济、政治手段，目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品质。这个才是作为个人或者国家应该去考虑的大问题的应该具备的视野，他了解自己是领袖不是学术专家，他需要的是：因为是领袖所以正确而不是因为正确所以是领袖。 事实上、我想毛先生认为其实敌人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文化革命”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在于说他认为危害国家政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不是西方不是枪炮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知识大众”正因为“知识大众”的产生毛看出这个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品质的核心群体而背后值得反思和批判的“敌人”就是“现代性”特别是那些诱人的题目糖衣炮弹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个正也是柏拉图、孔子时代所看见产生威胁到社会品质的现象被称为“礼崩乐坏”其实现在看看身边也是大家也就清楚了。这个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对大众品质的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我想这个立场是正是一个领袖的立场。我想文革的天机是尼采“亲自”告诉毛先生的。可是，结果却让人相当遗憾的是，事实上这样先进、浪漫的想法和行动却没有得到支持和承认，“文科大学不要办，理科只办一点点”到当今大家也看见了，很明显就是不想产生“知识大众”西方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句话，认真思考过生活方式、政治品质的问题，也许这个确实只是精英和领袖的考虑。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国人群体？是合作和是斗争？这些下次再说。 我想在此应该全部都是知识大众，包括在大放阕词的本人。 以上言论都是凌乱的胡说八道--我说的只是题目，并无内容。希望的是批判包括谩骂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骂的有水平的话，我找单全收。 虽然我的书写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里面有我想说的话，也有我不想说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的话是写给瞎子看的。 至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知识分子之分；至于如何选择这个绝对有个人能力、天赋、兴趣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事情。至于说有些人打着思想的牌子，拿着现实物质的位置的大多数并不沉默的人，也是所谓“知识大众”的中坚分子们才是个问题。 谁获得“人民”这个词的使用权和代理权谁就获得“正义”和斗争的胜利。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法正当性的规则和立场。这个“人民”的群体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抽象的前提在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匮乏和生活经验的不统一。 说实话，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大众的敌人；更不在乎我是不是精英的对手；我只是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想把这个威胁到我所感知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品质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先生是怎么“国家”这个问题。第一，他瓦解了中国固有的宗族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分立，国家行政能力直达个人，这个是建立起亲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科教制度统一，语言统一普通话，统一全过计量单位，统一核算地方财政，统一海关、建立起统一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个也完全是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和中央与地方对话方式改变的基本标志。第三，建立全球独一无二的“专政”国家。 而国家政治性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人民” “民主”“专政”这些概念直接引出的就是国家性质、政治性质、党的性质！事实上国家性质取决与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取决与执政当局的考虑，归根到底就是党的性质，1947年中央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 而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1921年~1949~1970年里面党员的社会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跟苏联一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体性、社团性的社会现状与国家未来的担忧和设想组建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后来进入了斗争阶段，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和斗争路线的确立党内就吸引了很多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参加进来，逐渐也吸收了已一部分城市中赤贫的工人加入，直到解放战争完成，也吸收了很多原来的职业军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党的斗争结束前，党的任务就是“分清敌我”“统一战线”就是说给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基本的内在政治任务就是这个，就是赋予当时的“军人”政治品质和军事品质。正是这个对于内战来说是“神器”---政治神学的武器，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输了。~！@#￥%……&*（）
帝国主义瓜分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布依族的丧葬习俗，各时期有所差别。据史籍记载，明至清初，布依族原为火葬，清中叶以后，始行木棺土葬。明郭子章《黔记诸夷仲家》中说："丧，食尚鱼虾，而忌禽兽之肉，葬以伞盖墓，期年而焚之，祭以枯鱼"；清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中说"丧则屠牛召亲友......习阴阳家言，不上坟"；道光《安平县志》亦说；"......用火葬习俗，三年后，视尸朽烂，举火焚之，以瓦缸检骨灰埋窖"。近年来在罗甸、平塘一带布依族地区曾挖掘出不少骨灰坛罐，均为火葬明证。清中叶后，始有坟茔墓碑，为后代子孙留下扫墓标记，这显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所致。近现代丧葬习俗，各地亦不尽相同，有的留存本民族陈腐形式，有的与本地汉族基真相同，但都先举行祭奠，后木棺土葬，丧葬步骤大抵有入殓、祭奠、出殡和埋葬
我就是布依族的.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某种尖端程度
有关布依族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表明，布依族研究继续向深广方面发展。本文拟就1990年以来关于布依族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专题综述于后，以展示这一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一、文化和宗教研究关于布依族文化的研究，是近十年布依族研究中兴起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论著有：王尧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第3典——布依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概述、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和体育、生活习俗、婚姻丧葬、传统节日、德行和宗教等等。杨昌儒《现代布依文化二元论》认为：现代布依文化是原始文化与封建文化的二元复合体。该文从布依社会组织结构、布依婚姻制度、布依经济生活以及语言与文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布依二元文化的表现形式。马启龙、王德龙《试论布依族服饰文化》一文，则从服饰与地理环境、服饰与农耕经济、服饰与图腾崇拜、服饰习俗与文化心态、服饰与审美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服饰的产生、功能、意义、内容、形式等文化形态。吴承旺《布依族农耕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一文，认为：布依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布依族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方向。布依族以稻作农耕为特色的农业文化，达到今天的文明，经历了从原始群到氏族社会——农奴时代生产方式漫长的演变过程。伍文义《贵州高原布依语反映的地名及其稻作文化》一文，分析了现今布依族地区地名的构成特点，从中指出布依族地区地名反映出浓郁的稻作文化特征。（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3期，1993年第4期，1998年第2期）。金泰安等《汉、布依两族对饮酒认识的跨文化研究》认为：第一，布依族群体对饮酒持正面态度的人数多于汉族。第二，两族群体对饮酒认识的差异在“饮酒行为认识”和“饮酒量认识”两因子中更明显。由于饮酒认识上两族存在差异，因而导致了两族各具特色的饮酒文化背景。谷因《布依族“六月六”节探源》认为：布依族“六月六”节主要是一个祭祀性节日，它来源于古代传说六月六日为大禹生辰和祭祀禹的风俗。布依族“六月六”节祭祀社神习俗的文化内涵，都可以从古代有关禹的传说中寻觅其根源（上文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1996年第1期）。王芳礼《布依族的铜鼓文化》（《民族》1995年第8期），作者从高超的铸造工艺、用途广泛的乐器、沟通人神的灵物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铜鼓文化的特点。黎汝标《论布依族对古越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一文，从布依名称与稻作文化、布依族对古越人稻作栽培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从稻作祭祀到节日文化等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罗漫《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则探讨了布依族先民与东海古越人和中原夏人的文化联系。此外，论述布依族文化的论文还有：谷因《布依族崇龙文化探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罗世杰《浅谈布依族传统节日的地域特征》（《南风》1991年第4期）、马启忠等《布依族民间信仰的稻耕文化特点》、黎汝标《布依族于栏建筑与稻作文化》（上文均为《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3期）、朱德普《罗平布依族历史文化琐记》（《昆明社科》1994年第4期）等文。关于布依族宗教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周国茂《布依族摩教三题》一文，从摩与布摩、摩教与摩经、“殡凡经”的产生时代及其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的摩教。周国炎《布依族摩经古词研究》认为：布依族摩经是一种韵文体裁的、以口头或准书面形式在布依族祭司集团中流传的宗教经典。其中的绝大部分由祭司在丧葬仪式上吟诵，因此又称为丧葬经。该文从布依族摩经及摩经语言、摩经中的部分古词分析等方面对布依族摩经的古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伍文义《简论布依族的祭龙仪式与龙崇拜观念》认为：布依族的龙崇拜观念集中表现在传统信仰和传统祭祀礼仪之中，反映了布依族人民企盼“人与自然和谐、林茂粮丰、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古老而纯朴的感情。（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2000年第3期）。吴晓秋、唐文元《盘江流域布依族丧葬中的铜鼓》（《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认为：在丧葬中，布依族使用的铜鼓仿佛超凡脱俗地有了生命和灵感，亡者通过它安然离去，生者通过它得到慰藉。可见铜鼓在布依人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器物，而是神灵的化身，具有召唤祖先，通告亡魂，传递信息的作用。周国茂《布依族“殡亡”的社会功能》（《南风》1995年第1期）认为，其社会功能主要有：尽孝与宣泄、分痛生死、社会统协、社会伦理教育、社交和娱乐等五个方面。谷因《布依族鱼图腾崇拜溯源》（《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的鱼图腾崇拜遗迹，是古越人鱼图腾崇拜的延续，其源可溯至曾以鱼为图腾的夏族原始先民，这是布依族深层文化具有夏文化因子的又一例证。二、文学艺术研究关于布依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何积全、陈立浩主编《布依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分为四编，主要内容有布依族的远古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者还着重介绍了布依文学产生和发展及社会历史背景、布依族文学的分类、特点和历史分期等。韦兴儒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则对布依族摩经文学的产生、发展、内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陈立浩、杨华《理想中的英雄群象图——简论布依族传说故事》一文，论述了布依族各种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以及他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谷因《简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民间文学中成功地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2001年第2期）。刘开端《布依族谚语：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南风》1997年第4期）认为：布依族谚语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刻的文化意蕴，表达了布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充分体现了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谷因《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和祖王〉与舜、象故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这两个故事所以甚相类似，是因为本为一同源故事，而布依族历史文化来源则与古代东夷族有关，因此布依族的《安王与祖王》故事，可能是舜象兄弟故事在布依族原始文化中的遗存形式。此外，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诗歌。关于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贵州民委古籍办、黔南州民委编《布依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776千字，内容包括布依族的造物古歌、风俗古歌、爱情叙事古歌三大部分。李云飞《布依族傩戏探秘》，从布依族丧葬活动中的哑剧《绕棺》、布依族傩戏的发展，接受外来文化后布依族傩戏的演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存在傩戏的事实。一丁《布依傩与布依析辨——兼谈“布依族傩戏探秘”》，则对李云飞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黔西南布依族是有“傩”的，但并未发展成为“傩戏”。第二，布依戏的形成并非是由于“傩”的影响，而是由民间“八音”衍变、发展而成的民间戏曲剧种。桂梅《布依戏侗戏艺术特征探微》，该文就布依戏、侗戏这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桂梅、秦枫《布依戏纵横谈——对布依戏源流沿革的再认识》认为：布依戏产生约有近百年，原断代“三百年”之说不甚准确。（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1年第2期、1992年第1期、第2期）。有关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杨昌儒《布依族对歌文化初探》、贺又宁《布依族情歌语言的审美特征与人的审美意识》（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001年第1期）。一丁《布依族民间乐器》《布依族民歌衬腔述略》，陈荣贵、王辉祥《布依族民歌初探》（分别为《南风》1990年第4期、1992年第5期、1997年第6期）。此外，纪兰慰、邱久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织布舞、刷把舞、铙钹舞、香花舞等。一丁还出版了一本《布依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研究关于布依族经济发展的研究。王芳礼《略论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加快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侧重抓好以下几点：一是把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与当前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二是充分发挥布依族地区的自然优势，使之变为生产优势。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到布依族地区合作开发，大量引进外地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韦启光《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思考》一文，从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走向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马启忠、王德龙《布依族地区市场经济机制探讨》一文，则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伍忠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思考》一文，通过对布依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条件的分析和制约因素的剖析，提出了如何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若干对策。李俊峰、岑红《试论布依族传统生产性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一文，探讨了布依族生产性文化的特征和表现，并揭示了其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利弊（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2年第4期、1994年第4期、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有关布依族经济发展的论著还有：张天路、陈秀英《布依族人口现代化与民族繁荣浅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敖行维《织金布依族与市场经济》、赫广义《加快劳务输出步伐，促进织金布依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两文均为《毕节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陈有升、丘桓兴《苗岭布依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布依族科学技术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刘世彬《布依族蜡染起源初探》认为：布依族蜡染起源于古代的文身，是古代骆越族文身习俗延续、外化的产物。因而蜡染也就成了服饰的源头之一。黎汝标《布依族色织布工艺研究》认为：在布依族色织布工艺流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纺纱、练染、编排、织布等四个环节。又在《布依族天文历法探究》中认为，布依族历法的特点有：第一，布依族“多层天地观”反映了布依族人民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二，布依族的天文谚语和歌谣，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天文思想，同时也是其天文技术的教科书。第三，布依族历法虽以“天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但其谈法、称谓却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其内涵与外延比“天干”更为深广（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1994年第1期、1993年第3期）。巴娄、黄琳《苗、布依、仡佬族民居横向扫描》（《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一文，则有专节介绍布依族民居的建筑、特点和民族特色。四、民族学调查和语言文字研究关于布依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主要论著有：高发元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依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对罗平鲁布革乡多依村布依族村寨的全面民族学调查，内容包括布依族的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村民自治、习惯法、文化、教育、宗教、医疗卫生与科技进步等诸方面。杨南丽《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的实证研究与思考》认为：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重男轻女思想仍较为突出，但性别价值取向有了一定的转变，即重生男、不嫌女。该文还就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提出了四条建议。又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以云南罗平多依村布依族调查为例》中认为：多依村布依族目前的农村社区文化不能适应村民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鉴于此，建议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强化基层组织的引导职责，以传统的农村家庭功能为依托，努力探索有地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发展模式。朱冬《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观现状调查分析》，作者对罗平八大河乡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民族学调查后认为：她们的生育观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非理性的因素（上文分别为《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2001年第3期、1999年第2期）。彭雪芳《变迁中的布依村寨——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昔岩布依村寨社会调查》一文，论述了南昆铁路的修建对一个布依族村寨在语言、服饰、居住、宗教、婚姻、观念意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变迁。覃敏笑《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及其变迁——以普定县为考察个案》认为，该县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变迁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稻作文化的传统及变化，手工业及其文化特征，商业及其发展变迁，教育、大学及变化，服饰文化及变迁，居住文化及其变化，婚姻关系及其变化，节日文化、宗教信仰及丧葬习俗等等（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第3期）。高登荣《一个布依族社区中的文化变迁与保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认为：云南罗平县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然而，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内涵的全部丧失，在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新旧文化特质并存，是现今八大河村布依族文化的特点。有关布依族民族学调查的论文还有：伍文义《浅谈布依族古代狩猎习俗：平塘县上莫乡专业猎户的个案分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关于布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伟《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值》，该文从现行的布依语口语材料出发来透视布依语的文化现象，如历史进程、稻作文化、民俗事象，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等。伍文义《布依语与泰国语的语音比较研究》认为：泰语与中国布依语的语音构造特点是两者的元音系统都发展得很好，元音数量很多、辅音很少。该文还就泰语与布依语的对应关系及其语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1999年第1期）。吴启禄《论布依语动词虚化》认为：布依语中，有一些常用动词，在日常口语和某些语言环境中常有虚化的现象，这是布依语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又在《布依语若干难句、特殊句析疑》中认为：布依语中的难句、特殊句，如果能从语言学知识上予以解释清楚，会对布依语语法的发展史提供某些线索。该文还试析了十个例句（分别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998年第1期）。论述布依族语言的论文还有：曹广衢《布依语指示代词的弱化用法和语法功能上的特点》、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布依文试验推行调查总结》（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1996年第1期）。黄伟《望谟县布依语地名琐谈》（《地名知识》1991年第1期）等文。五、综合性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关于综合性研究，其主要论著有：王伟等著《布依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本民族知识丛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族源、经济、人口分布、生活习俗、民族风情、文学艺术、革命斗争等。自贵州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本有关布依族的论文集后，以后又先后出版了多集论文集，主要有：贵州布依学会等编《布依学研究之二》，该书主要收录有关布依族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历史、语言、民俗文化及医学方面的文章48篇。贵州布依学会、黔西南州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三》，该书是有关布依族“南笼起义”的专题论文集。贵州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四》，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教育、族源、行政管理，以及经济、人口、旅游、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论文41篇。贵州布依学会、六盘水市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五》，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布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56篇，贵州布依学会、中共毕节地委统战部编《布依学研究之六》，该书是一本有关布依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上书分别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1995年版、1997年版、1998年版）。此外，云南省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了布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医疗卫生等等。关于布依族其他方面研究。主要论文有：王国勇《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对当今乡村建设的意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在组织管理、决策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做官要为百姓苦”的公仆意识；生产、管理中的求是务实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政治精神；“人间祖国亲”的政治认同等都对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赵一君《布依族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教育家——莫一俦》（《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明清两代由于比较重视贵州的民族教育，因此，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在教育方面，尤以布依族莫一俦最为突出。该文着重介绍了莫一俦对贵州民族教育的贡献。伍文义《简论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及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及其对布依族发展的重要作用。龙平久《浅释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一文，从传说的宇宙自然观对住宅建筑的影响、宗教观念与建筑群落的室内空间结构及其功用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黎汝标、梁朝文《布依地区类型分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认为：布依族地区记录了布依族先民繁衍的遗迹，再现了布依族某些习俗的由来及其信仰。同时，它又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陈立浩《论布依族的风物传说》认为：有关布依族风物的传说，一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二是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鲜明的传奇性。韦启光《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认为：布依族具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有高度重视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精神。民主、平等思想。求是务实精神。重视群体协和的贵和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雷广正、伍文义《布依族爱国人士王海平述评》认为：王海平从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是我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胜利。王鸣明《浅谈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哲学思想》一文，对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具体体现出的自然观道德观、进行了分析，从中可窥布依族哲学思想之一斑（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5年第3期、1997年第3期、2001年第4期）。黄争流《布依族妇女服饰与审美》（《南风》1990年第2期）一文，从服饰格局与气候特征、服饰颜色与年龄、花纹图案与审美情趣等三方面，论述了贞丰布依族服饰不同的格局，色彩图案及其所反映的妇女的审美情趣。有关布依族其他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杨宗丽《从布依族的良风美俗看其伦理道德观》（《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3期）、韦正江《试论布依族的道德观》（《南风》1991年第4期）、颜勇《论“南笼起义”历史背景经验教训及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吴承旺《从自然崇拜到生态意识：浅谈布依族的生存智慧》（《理论与当代》1997年第8期）、周国炎《“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称关系试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罗漫《布依族族名、族源与文化丛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文。关于布依族族源的研究，由于有的同志已作了综述，因此本文就未作涉及，见谷因《布依族族源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
票据的丧失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前者又称灭失，后者又称遗失。其救济措施有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诉讼等。挂失止付是失票人向付款人告知票据已丧失的情况，指示付款人停止付款。其申请人只能是真正的票据权利人，且丧失的票据是可以挂失的票据，主要是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挂失止付的后果只是以特定的时间内暂停支付票据款项，并非最终的救济方式，如果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后12日内未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便不再承担暂停支付义务，可在持票人提示付款时支付票款，而不承担责任。如果收到了法院的止付通知书，则按通知书的要求暂停更长时间的支付等待法院的判决果。公示催告则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如果没有挂失止付，可随时申请，如果已挂失，则必须在挂失后三日内申请。诉讼则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为恢复票据权利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诉讼，适用的是普通程序。且法院的判决并不能使用丧失的票据失去法法律师效力，善意持票人仍可主张权利。
①向付款人挂失止付。
②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③向法院提起普通诉讼。
④失票人提供担保后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请求债务人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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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起诉讼三种救济方法：(一)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请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挂失的票据不予付款，防止票据款项被人领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失票人权利的票据丧失救济措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生效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法律出于对付款人利益保护、避免由付款人承担失票风险的考虑，限制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是合乎法律精神的。(二)公示催告：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 (三)普通诉讼程序：即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上所载的金额。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认定申请人是否为所失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票据法没有对该程序做出详细规定。
票据丢失的补救方法：1、挂失止付允许挂失止付的票据有：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要素填定齐全的支票；已承兑的商业汇票。2、不允许挂失止付的票据有：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未承兑的商业汇票。3、挂失止付程序是，失票人到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处申请挂失止付，应填写挂失止付通知书并记载：票据丧失的事由、票据和种类、编号、票面金额、付款日期、付款人名称、挂失止付人姓名、联系地址等；失票人应在通知挂失止付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的，应在12日内以止付通知书形式，通知付款人停止支付；付款人在12日内未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如有人持所丧失的票据要求付款，付款人予以付款的，不承担任何责任。4、公示催告。公示催告程序为：申请。失票人向票据付款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其中票据的付款地是指银行汇票的代理付款人或出票人所在地；银行本票的出票人所在地；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所在地；支票的付款人所在地。5、受理并公告。法院经审查决定公示催告后，通知票据付款人暂停支付，并在3日内以文字形式发出公告，督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时间由人民法院决定，最长不超过60日；在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的行为无效，收到支付通知的付款行和代理付款行不予付款。6、申报权利。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应裁定终结程序，向申请人和付款人发出通知，由票据权利人凭法院通知向付款申请人请求付款。四是除权判决。公示催告无人申报权利的，申请人应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一个月内申请法院做出判决；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宣告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失票人重新获得票据权利，有权请求付款人付款。
挂失止付、公示催付和诉讼三种补救方法【法律分析】票据权利的行使以持有票据为前提，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导致失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法律为了保护有关权利人的利益，对票据丧失的补救均作出规定，失票人可以申请：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或直接起诉。一、挂失止付：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应当立即暂停支付。二、公示催告：挂失止付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失票人还须在挂失止付后三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同时挂失止付也不是公示催告的前置程序，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三、直接起诉：由于起诉要有明确的被告。票据丧失后，若失票人知道票据在某人手中，则可以直接提起诉讼，要求返还票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十五条 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收到挂失止付通知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四十六条 因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结合票据存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决定是否受理。
中西方丧葬文化差异你可以去百度文库里面找你需要多少个参考文献？我国学位论文所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1、在选题确定上不具有规范性。有时失之过大，有时过于空泛，有时过长，有时文不对题，有时故弄玄虚。2、论文往往缺乏主题，主题思想不规范。一篇论文，看不到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要表达什么见解，或者要提出什么问题。3、在文献总结上不规范。4、在格式上或论文的完整性上不规范。如前言、导论、结束语、结论，分段落等。5、在注释上不规范。一是根本不注释或只有很少注释；二是注释本身不合乎要求；三是注释内容单薄。6、在行文用语上生拼硬凑，佶屈聱牙，令人难以读懂。一篇好的学位论文的标准应当是：1、选题好；2、格式符合要求；3、观点明确、正确；4、资料新颖、翔实。5、逻辑结构严谨。6、结论有说服力。7、文笔流畅，语言水平较高。
《三礼》中的丧礼、葬礼是基本文献，另可参看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陈华文《丧葬史》、徐吉军《中国丧葬史》
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