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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企业文化对比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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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企业文化对比论文题目

日本企业文化和欧美企业文化,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更注重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利益。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企业文化更加严谨有序,看重过程。而欧美的企业文化就得主要是享受,注重的是结果。

日本和美国的企业文化差异日本企业文化=强调制度和集団精神。追求过程美国企业文化=强调自由和个人発明。追求结果

日本企业文化特点及启示 ,这个,做的,就是,做的

美日企业文化不同的原因: 1、自然原因:(自然条件的不同) 美国: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组织的规模经济显著。将物质资源和财务资源放在优先考虑地位,对人的管理习惯于从个人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出发。 日本:一个岛国,自然资源匮乏,迫使他们重视他们唯一的富裕资源――人,也迫使他们依靠团结协作,降低损耗。 2、历史原因: 美国:他们没有什么历史传统,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中多数的西欧移民是因为逃避高压政策而来,所以害怕集权,各人都拥有独立意识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行为遵从自由主义。而且美国人有冒险精神和对财富的疯狂追求(西部牛仔,淘金热),对成功有独特见解(信奉能力主义(每个人应该,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追求收入和地位) 日本:受历史上的封建家族关系的影响,上级对下级就表现出家长式的统治、关怀、干预,下级表现出服从、信任、忠诚。大家族式的和睦气氛,更多的是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集体。 3、文化原因: 美国:大多民众信奉基督教。教义中有一种原罪的观念,认为人是天生懒惰的,好逸恶劳, 所以管理要加强控制,监督。 日本:日本文化深受佛教、中国儒教、本地神道的影响,遵从儒家的"仁、义,礼、智、忠、孝、和、爱"伦理道德文化,人与人之间追求和睦相处,互助互敬。日本人信奉: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讲求人际之间信任、忠诚、利他。 四、美日组织文化的简要比较: 1、基本的雇佣制度 美国:短期雇佣制(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解聘他认为不需要的员工,并随时补充新员工。同时,每个员工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企业,员工流动频率高) 日本:终身雇佣制 (主要的骨干员工一进入企业,就一生与这个企业命运相连,没有什么极为特殊的原因是不能挑槽的,而且员工一旦进入企业,这个企业也必须对这个员工终身负责,不能轻易裁员,有些大企业还设立专门埋葬员工的墓地) 2、决策制度 美国:首席执行官(CEO)决定 (大量的决策是凭借CEO的能力和经验而个人决策 这样决策效率很高,但执行时要使员工信服和理解执行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且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也相当耗时) 日本:集体决策(先把决策下传到最底层,征求各个层面的意见,然后汇总反馈上来,高层对意见进行整理归类,之后再传下去征询各级意见,如此上下传达几次以达成最后共识,再共同执行,不需要耗费时间去解释,执行偏差率小) 3、责任制 美国:CEO得到充分授权,对企业的各方面运作都有充分的权力和责任 (这也决策机制有关。美国的CEO对企业的发展,成败承担主要责任,实行重赏重罚。因此他们的薪水很高,高层和低层的薪金差是日本的的很多倍) 日本:整个管理班子集体承担责任(高层管理者一般是德高望重者,而没有具体职责。他们的核心作用只是凭借威望来领导和威慑下属,协调各方面工作。具体工作由下属去做,出问题集体承担责任,只是高层稍微多一点而已,所以企业内部各级人员的薪酬差别不是很大) 4、控制机制 日本:最高管理者对下级只要交代其企业的管理哲学与宗旨、使命、战略方向、愿景、近期的具体目标和方法,具体工作则要求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和发挥团队协作精神(柔性管理)。 美国:高层对下属利用严格的明文规章制度来严格规范和约束下属行为,利用频繁考核,层层把关,控制内部绩效,激励机制来引导和控制公司正常运作(制度约束)(刚性管理) 5、员工的考评与晋升制度 美国:美国企业对员工的绩效要经常考核与评估的,考评重要指标也往往也只着眼于工作实际业绩与具体的业务能力,考评是与待遇挂钩,考评结果之后就兑现奖惩。 日本:新招员工要等到5――8年才做首次主要评估,出类拔萃者才可以提升。而且考评的指标多样化不仅注重业务,也考评人际关系,团队精神等) 6、员工的培养及职业发展道路 美国:通常遵循比较狭窄而专业的途径培养员工,招聘时常常不惜重金聘用“专才型”人才,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其达到很高的专业技能,但由于是短期雇佣,一有更好发展机会,便可能离职,使公司不会太由通过自己培养出企业高层,更多是外聘 日本:企业一般不接受离职者,新进入者凡属于可造之才通过职务轮换、锻炼、扩充知识和阅历,最后进入管理层。此种制度为企业塑造出 “通才型”人才。日本遵循着内部晋升制,一般不外聘高层,所以公司会花费重金来培养自己的核心骨干 7、对员工的关怀 美国:通常会认为企业只是工作场所,以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工作只是生活的手段 组织对员工关注的也应该只是与工作有关的情况,加之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作风和对人权的崇拜,所以员工生活属于隐私,企业不得干预 日本:通常认为企业就是一个大家庭,管理者是家长,员工是成员,员工的工作,生活等一切都应在企业的关怀之内,以保证企业的和谐 可以看出(7S理论): 美国企业在企业管理中更注重“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过分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 日本企业更重视“软性四S” 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在管理中重视感情、精神,价值观引导等因素。代表了东方的灵性主义 美日企业文化的具体特色 (一)美国企业文化: ① 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美国著名的苹果电脑公司认为,要开发每个人的智力闪光点的资源。“人人参与”、“群言堂”的企业文化,使该公司不断开发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产品。强力笔记本式苹果机就是其中之一。IBM公司认为,责任和权力是一对孪生兄弟,要使职工对工作负责任,就必须尊重人、信任人,并给予实际的自主权。3M公司的新事业开拓小组的所有组员都是自愿来参加的,他们有高度的自主权。只要小组达到公司的绩效标准便可得到好处,即使失败了,公司也保证小组成员原来的职位和待遇。异想天开、离奇的想法在3M公司都能得到理解和宽容,科学的设想在3M公司总能找到归宿。 ②人际的竞争关系 首先,美国企业内部同事关系是一种纯粹利益竞争关系。同事间的伙伴友情让位于利益。竞争所导致的激励,紧张和不安的心理。因而,在工作现场看不到同事间的相互关系,合作和支持。 其次,美国企业领导者与员工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早期,美国企业组织规定的角色界限,简直到了壁垒封严的程度。企业领导人与普通职工不仅不能在一起办公、一同用餐,不能乘用一辆汽车,而且连服装,风度也要标志同 。如果企业领导人穿上工作服,与操作工一道工作,会被看作是失范行为。如福特汽车公司在提升干部时,凭业绩取人,严格按照“贵以授爵,能以授职”的原则行事。福特公司前总裁亨利·福特说:“最高职位是不能遗传的,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③奖励创新 美国许多企业都用不断创新来保持自己的优势。杜邦公司成功的经验是发扬不停顿精神,不断开发新产品,3M公司的成功在于创新有绝招,招招都很妙。3M公司不轻易扼杀一个设想,如果一个设想在3M各部门找不到归宿,设想者可以利用15%的工作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设想是正确的。3M公司还能容忍失败。“只有容忍错误,才能进行革新。过于苛求,只会扼杀人们的创造性。”这些是3M公司的座右铭。成功者受到奖励、重奖,失败者也不受罚。3M公司董事长威廉·麦克唐纳说:“企业主管是创新闯将的后台。" 4求赢利是第一位 美国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利润的多少是衡量企业行为的唯一价值尺度。赢利多少不仅决定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兴旺和衰败,更决定企业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企业的知名度,企业家的荣辱也往往以获利能力多少来判断。所以说,在美国企业中,赢利是第一。 尽管处于不同情势下的企业对获得最大利润这终极价值目标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公开标榜“以赢利求发展”为宗旨,有的甚至故意否定获取利润的价值目标,提出什么“不追求财务指标”而倡导对职工的“负责”精神,并非意味着企业放弃他的终极价值目标。相反,正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才需要对职工“负责”,满足职工的各方面需要,已激励他们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 5实用主义和务实精神 在美国文化中,实用主义和务实精神占很重要的地位。在其哲学里,实用主义和用的价值观占有绝对优势,并且体现在企业管理上和企业文化模式中。 二战以后,现代管理学派把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果如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先进的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式等广泛的应用到管理中来,形成了一系列的组织管理方法和组织管理技术,产生了“管理科学”;企业文化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在企业制度文化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程序。在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中,都有明确的职责,明确的规则,赏罚十分分明,但又十分机械。由于企业管理和操作的程序化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大大减少失误,保证大的工程 能及时正确地运行。它可以说是务实精神的较大体现。 6 及不平衡的分配制度 美国很多大企业CEO年薪一般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中型企业CEO的收入也在100万美元以上,普通员工只在5万-10万美元之间。从这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劳酬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承认差别,拉大差距,故意制造差别距离,是美国企业的传统。他们认为,差别距离本身是一种激励,有利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而劳酬的无差别距离激发不起人们竞争意向,容易导致职工怠惰、消极情绪。从刺激员工积极性考虑,美国企业宁肯让一部分员工失业,让其吃救济,也不愿缩小工资差别,降低刺激性而保持全员就业。在美国人心目中,失业率保持在一定水平,并非是件坏事情。 7能力与地位是平衡的 美国企业十分注重对员工的考评,认为这不仅是强化积极工作行为,纠正消极工作行为的手段,而且是决定对职工的奖惩、去留和晋升的主要依据。 考评必要定量和客观,依据科学测评方法对员工工作行为结果做严格量的考评,而不过多关注员工的工作行为动机方面更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要员工达到了考核指标,就被认定为考评合格,予以奖励或晋升。 通过定量考评而决定晋升,体现了其所奉行的能力主义。依据能力选取人才,把能力高低作为员工晋升的依据。能力主义拒绝以家世 、资历、年龄做选材依据,也反对把学历、文凭作为晋升的凭证,从而能够 交好地保持晋升依据的客观性、公正性,并会促使人们努力提高和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能力主义法则面前,能力和地位及收入是平衡的。 (二)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以文化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1,们国家的文化有类似的是日本文化了,可以说是同宗同源。下面介绍几家著名的日本的企业文化的一些具体内容(价值观,理念,精神等方面) 1、日立公司精神: 诚(对社会、员工负责);开拓精神;和(和谐) 2、丰田公司社训: (1)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成果报效国家。 (2)发挥温情友爱精神,把家庭式的美德推广到社会上。 (3)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而感谢生活。 3、松下电器: 永不裁员——1930年代经济不景气,市场萎缩,松下电器产品积压,出现危机,但他们坚决不裁员,而是实行全体员工减薪、共同推销的政策,全体员工共渡难关。 松下全世界的公司员工必修课是每天上下班前全体肃立,放声高歌公司之歌,背诵“松下七精神”――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和亲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恩报德。 员工信条:惟有本公司每个员工“和亲协力”才能促成进步和发展。 在松下企业里,每家分公司都设有一个神社,专门用来供奉神灵,公司的高层员工每周都要来这里,由主持神社的和尚给他们讲法,使他们净化心灵,更好地执行公司的有关命令 4、索尼公司: 公司纲领《索尼之魂》中第一句话便是“索尼是开拓者”,表示出绝不步别人后尘的意志。紧接着又写道:“永远向着那未知的世界探索”,申明其远大目标。在这一远大目标之下,“开拓者索尼把最大限度地发掘人才、信任人才、鼓励人才不断前进视为自己的唯一生命”,以人为中心开展一切工作。 5、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其含义即为:企业如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产生对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 6、京瓷公司(“全球500强”名列第272位)的企业精神为: 爱;真诚;和谐 (京瓷总部展示馆前专门树立一个深色的约1米高的大理石柱,刻有稻盛和夫题写的“爱、真诚和和谐”几个金字) 基本经营理念为: 用信念来经营;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认清潜在意识,持之以恒地追求理想;知足;共生;利己和利他;做无愧于社会期望的企业;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作贡献 从上可以看出,日本著名企业都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在他们的企业哲学之中是不提财富、利润的,他们追求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强盛这些长期目标。可以归纳为: a产业报国(方向性明确):日本大公司都与政府的扶持有关,日本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他们认为公司是社会的一部分,对国家和社会负有责任,公司要有益于社会和国家。他们绝不会将“赚取利润”这个任何企业都必须达到的目标放在首位,更多是强调企业的责任、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 b强烈的人文色彩:上下同心协力,尊崇神佛,心存感激,和亲一致,光明正大,礼节谦让,感恩报德等都规定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强调公司内部的和谐,亲密,彼此互相尊重,亲密合作,减少冲突,降低内耗,以和为贵。公司注重培养员工的亲密感,归属感,增强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c群体意识:组织被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强调组织整体利益,个人绝对服从组织;倡导个人对组织群体的归属和忠诚,与组织共存亡。 2,我们再从涉及员工具体行为的一些企业文化,这些细节上看日本的文化: 1,与欧美企业鼓励个人发展不同,日本企业要求遵守规矩,有上下级意识,信息共享,要求“及时报告,及时联络,及时相谈”,而且“公司事务人人有责”。如听到有电话铃响了三声就必须接听,不管是不是你的;事务性杂事要尽举手之便,不可视而不见 2,要具有献身精神,日本人有极端的敬业精神,工作是第一位,在日本企业,如有需要,加班被认为是应该的,要自觉自愿———即使只是留在办公室里吃快餐,也不能一到时间就下班;而且只有在事先申请、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加班费 3,注意细节(利他),最周到、最细腻地把方便提供给他人,而尽可能地不添麻烦,时时刻刻懂得眷顾他人:赴约时,不能迟到,也不能太过早到,那会打扰他人的时间安排;用后椅子等要复位,别让人感觉零乱…… 4, 恭敬谦和,重视礼仪:出门男士先行,等电梯女士按铃;见到长辈要鞠躬敬礼…… 可以从员工行为看出日本企业如同大家庭一般,充满了和谐,团结,有序,尊卑,互相帮助,从而保证了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3,日本的企业文化的最具代表性制度(被成为日本企业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 其核心就是为营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员工终身雇用,使员工有稳定感;员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薪金;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这是日本企业文化的结晶,从制度上贯彻了立足本民族文化的企业文化。以上两国模式中:美国是崇尚理性主义和推崇个人主义,追求人权的国家,管理也以专业化和制度化著称(科学管理),强调竞争,能力至上,其管理文化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日本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对西方的管理经验进行学习,吸收,并实现创新(坚持了三大组织文化精髓:终身雇佣制,年共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更多的保持了东方人本色彩,也造就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中国与日本近代化对比论文题目

你可以先写 甲午战争的起因 还有签了 马关条约 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中国当时的社会 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对比 对比可以有很多方面 比如经济 军事 国民 下面是甲午战争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史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 ,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关条约 中国与日本与1895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附】条约全文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国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国所约疆界于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改。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馀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还清,除将已付息金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馀仍全数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决。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交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国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以两国全权大臣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物,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旅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什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第七款、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遣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第十一款、自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2)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3)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4)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 引人注目的是,盛唐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和服,就是唐时衣装。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时风俗。1903年到日本留学的梅景九到了日本,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开端,但差别很大1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学习西方制度,明治维新技术制度一块学,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是两国最大的不同,2目标不同,明治维新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洋务派主张利用洋务运动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3领导阶级不同,明治维新是中下级武士和资产阶级化的新型地主,商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官僚地主领导的4结果不同,明治维新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强盛,洋务运动最终失败5性质不同,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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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日本轨道交通那是相当的发达,强大的JR之外还有私铁和地方交通局开办的轨道交通系统,不注意还挺容易混淆的。中国交通方面虽然高铁已经好像很风光,但是别忘了日本新干线经过了四十余载的考验,现在的革新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线路条件和日本严苛的噪声法规的;中国国铁方面老是晚点服务态度差,跟日本JR和私铁等准时和无微不至的服务简直就是亚洲的两个极端(论坛有人这么说)厦门这边电视台曝光过寻访各服务窗口的热线,其中就厦门火车站的老接不通,到现场一看才知道是故意把电话摘了放一边,JR东日本和JR东海还回过我发给他们的邮件呢;楼上所说的人性化也是一点,比如说很多列车的时刻安排是考虑到乘客能顺利换乘的,残障人士设施上就算车站只有台阶没有垂直电梯也有专门设备可使他们能够进出月台;磁悬浮方面日本超导磁悬浮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500km/h,论证到两千零几年的时候才认可这项技术,第一条超导磁悬浮线路中央新干线也计划在2020年左右才通车,而上海抢着做德国白老鼠(连德国都还不敢用)在中国,国铁和城市地铁是分开的(不同家),很多情况也不能很好的互通;而日本,JR和私铁他们可以共用线路共用车站,乘车卡也几乎实现相通,他们的信念就是方便民众出行,而不是像国内为了鸡毛蒜皮的小利益不肯退让;还有日本的铁路广告,我自己又在收集,总体感觉还是如上的一切为了民众的方便,还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比如JR东日本的夏的家族,一家人开开心心搭火车去郊游。。可以参考我的VLOG:打开话匣子就扯了那么多。。题材很多,总体上就是中国铁路完败。。我不是专业人士,只是铁道迷,仅供参考

特に、过去20年间の最後の10年间、中国の急速な経済発展、日本は暗礁に乗り上げてたりもマイナス成长に陥る。の颜を、中国の活况を呈して、日本の低下倾向にあると思われるいくつかの人々の心に徐々に形成する"错覚":中国はすぐに日本を上回る。日本では、でっち上げられたことは、いくつかの人々と确信して、いわゆる"中国胁威论"中国では、いくつかの若い血が増えて、日本のmanbuzaihuで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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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学异同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绯句与唐诗的对比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对比 日本的侦探小说如东野圭吾与中国公案小说的对比。。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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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英语翻译方向的硕士,给你一些个人意见吧。美国文化很广,可以集中到某一点,比方说美国的青少年美化。因为很多批评家都在讨论的是物质的进步和文化的堕落,所以可以考虑这个方面。当然也可以把青少年文化再细分:亚文化(subculture),音乐摇滚文化,青少年语言表达方式(涉及到语言学了)等等。反正题目不能大,要能扩展开来。弄大了就不好收场了。还可以写亚裔移民怎样融入美国文化,美国文化的大熔炉(melting pot)形象解析,美国的政治文化,好莱坞电影文化。太多太多的东西都和文化相关,所以只要你感兴趣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往文化上靠。再说语言方面,那就太多了。我本身是学语言的,颇有感触。你可以写中英思维差异的对比,中文英文互译的问题,这些资料应该都是比较好找的。但是请注意的是:写语言或者语言学方面的东西往往需要定量研究,积累很多一手资料才能让你的论文可信,所以也是比较有挑战的。而做文化研究则不需要定量,可能需要定性研究,可就某一个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要有理有据,能自圆其说就行。希望你能早日定下论文方向。其实论文题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否去把握住你想写的东西,祝好运!

可以尝试一下,1《欧美沟通非语言文化的异同》2《美国的同性恋文化》3《美国的橄榄球文化》4《铁汉精神与海明威以及美国影视中的英雄主义》5《从<第一滴血>到<星球大战>看美国电影观众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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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语翻译实践中的误用表达分析

三、日语听力理解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四、重命名翻译的必要性——以语用等效观看日语电影片名翻译

五、日语陈述副词“とても”考察——以“とても”与日语可能表达的共现为视点

六、民族地区高校二外日语教学改革初探——以吉首大学为例

七、日语助言行为中句末出现的“配虑表现”

八、现代日本人の集団意识の変化について

九、浅谈日语中的模糊〈暧昧〉表达

十、高校日语专业期末测试项目分析的基础研究

十一、日语学习中的日语汉字分析

十二、关于汉日同形词“意外”的对比研究

十三、独立学院“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十四、体验式日语教学模式研究

十五、日语词汇对汉语的影响探究

十六、从四字熟语谈中日文化差异

十七、跨文化视域下中日敬语原则及翻译、表达策略

十八、中日对译过程中的“体”表现

十九、论日语教学的文化导入

二十、《源氏物语》中和歌汉译的比较研究

二十一、基于标准商务日语考试的商务日语教学评价与探索

二十二、中国日语学习者中日同形异义语的误用研究

二十三、中日同形词的习得与语言迁移

二十四、浅析标点符号的作用及翻译策略——以《且听风吟》的林少华译本为例

二十五、认知过程中提高日语词汇习得效果的方法探究

二十六、三语习得理论视角下英语专业二外日语教学研究

二十七、中日互动词“遗传”考辨

二十八、跨学科日汉翻译的实践探索

二十九、试论汉语直译成日语产生的损害面子行为

三十、科技日语资料的翻译特点

三十一、网络时代双向文化导入的日语教学

三十二、日语借词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

三十三、关于二外日语教学引入“微课”的探析

三十四、翻译教学中母语负迁移的规避对策

三十五、在节奏旋律中呈现语言的音乐美

三十六、日语自动词被动句和汉语领主属宾句对比研究

三十七、浅谈中国日语学习者对“态”的误用

三十八、高职院校日语专业校企合作双向参与的育人模式探索

三十九、高校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四十、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时期自称词复数形式研究

四十一、日语翻译语言的范化及特化现象研究

四十二、日语“新语”与“流行语”的比较研究

四十三、先行词为语段的“その”的功能研究

四十四、日语被动句在会话中的使用情况及功能分析

四十五、“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四十六、也谈文体与翻译——兼与林璋商榷

四十七、论日语动词意志性特征

四十八、日语中命令句与请求句的对比研究──以「シロ」与「~てください」为例

四十九、日汉定中关系“V-N”型复合词比较──以日语“和语动词”和汉语“单音节动词”为例

五十、从中古汉语入声字看日语汉字词中的促音

五十一、日汉口译研究的扩展性观察与对比性思考

五十二、高结合度“形容词する”的语义功能新探

五十三、基于关联性理论的元话语推理制约性分析

五十四、论日语分裂句的定义

五十五、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下日语专业发展的理论思考

五十六、中日商务洽谈中常见语用偏误研究

五十七、“全人教育”理念模式下日语翻译教学方法探讨

五十八、小组合作学习日语教学模式探析——以日本凹型文化的集团意识为视点

五十九、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六十、日语推量表达「そうだ」「ようだ」的教科书分析——以《现代日本语》《综合日语》《新编日语》为例

六十一、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差异产生冲突的问题因素

六十二、日语的民族表达及文化心理研究

六十三、恩惠意识下中日授受表现对比研究

六十四、浅析日本语言政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六十五、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六十六、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六十七、基于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六十八、浅析汉字“前”在汉日语中的空间认知语义差异

六十九、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七十、认知风格对日语学习者听力理解的影响

七十一、“左、右”空间隐喻概念的汉日对比研究

七十二、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及对策

七十三、中日“虫”的语言意义认知与文化模式比较

七十四、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七十五、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七十六、从话题出发看汉日语指示词照应功能之对比

七十七、日语写作中的误用现象及对策

七十八、“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于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七十九、中日谚语比较视域下日本人的自然观

八十、刍议晚清日语译才应势而起之契机

八十一、翻转课堂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八十二、日本语言推广教材的开发及其特点

八十三、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八十四、论高校日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八十五、日语流行语「草食男子」的语义扩展与认知

八十六、日语语言文体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八十七、日语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八十八、作为高校日语教育参照标准的JF Can-do及其整合策略

八十九、《JF日语教育Standard 2010》对基础日语课程教学的启示

九十、从动词语义看日语“知る”和汉语“知道”的对译

九十一、日本传播渠道与寒山诗误读的产生

九十二、现代日本女性终助词使用变化趋势

九十三、日语动物谚语中“马”的含义

九十四、大连地区日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九十五、源自唇内入声[-p]的日语汉字的ツ音变探究

九十六、《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教材分析与改进对策

九十七、汉日外来语音系调整的优选论

九十八、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日语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九十九、中日数字文化观比较分析

一百、农业科技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现象分析

一百〇一、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商务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途径探析

一百〇二、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文字试题部分的内容效度分析

一百〇三、对汉源日语量词认知研究的思考

一百〇四、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日语自主学习模式探索

一百〇五、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巻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一百〇六、浅议日语借词对汉语及日语教学的影响

一百〇七、高职院校日语选修课教学改革浅析

一百〇八、中日汉字词的研究以及教学策略

一百〇九、浅议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多样性

一百一十、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之高校日语“微课”教学方法探索

1、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2、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3、“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亍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5、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吭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6、翻转课埻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7、基亍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8、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9、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10、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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