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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隶书流变及审美特色
作为书法五大体别之一的隶书，在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兴衰交迭，耐人寻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隶书流变及审美特色，欢迎大家阅览与学习!
天真烂漫的战国古隶
隶书上承籀篆，下启楷行，无论在文字学上还是在书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那么隶书究竟从何而来?历来文献多认为秦代下杜人程邈所创。《采古来能书人名》就说：“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1]《论书表》也说：“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趋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 [2]此二则文献对隶书产生之因由与时代作了明确的阐释。与此相左，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出了“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3]的见解。文曰：“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朝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两种观点孰是孰非?随着建国以来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为我们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崭新而确凿的证据：1965年，作为记载春秋时代盟誓活动的《侯马盟书》在山西侯马市东郊出土;1980～1982年，河南温县发现了大量书写年代为春秋末叶的《盟书》石片，其书体与书风基本与《侯马盟书》相同;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竹简240余件，约6600字，考为战国早期物。此外，1957年春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的《信阳楚简》，197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县藤店的竹简，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的竹简，亦都为战国初期楚国作品;而195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的《仰天湖楚简》，1951年在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的竹简和1953年在长沙杨家湾出土的竹简，以及1978年出土于江陵长湖南岸天星观的竹简等皆考为战国中期楚国物。
这些作品，从字体上看都是所谓六国古文。尽管因地因时及书者不同而有风格上的差异，但起笔顿重、收笔出锋、恣意草率、爽利痛快的用笔及天真烂漫的字态，却是它们共有的美学特征。这与秦、汉简牍线条的用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证：早在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古文字里，就已开古隶先河。
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秦墓出土了2件木牍。其中1件正、反面书有154字，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即秦武王2年)。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具有明显隶变风格的作品。作品除个别字仍保留着篆书的基本形体和用笔方法外，绝大部分的字已初具隶书形态、笔意、笔势之规模，有的甚至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汉隶十分接近。总体上看，这些字用笔尚无波磔挑法，线条短捷干练，俊活利落，给人以“斩钉截铁”的艺术美感;布白疏宕明朗，有纵行无横列，字亦大小、阔窄、肥瘦不一，显得格外活泼自然。1986年3月，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了460枚竹简，分《日书》甲、乙和《墓主记》3册。成册时间甲种本稍早，其余为公元前239年(即秦始皇8年)。甲种本书风超迈俊逸，洒脱痛快。用笔以中锋为主，偏侧辅之。起笔往往藏锋或顿笔重按，形成“钉头”，收笔每每出锋，或尖锐而劲险，或速折而方峻，显得极为随意，奔放跌宕，神采夺目。乙种本及《墓主记》风格与之小异，古厚拙朴而内敛，故少豪放之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7号墓的木制椁攵 室门楣上刻有“五十一年曲阳士五邦”9字，为秦昭襄王51年(即公元前256年)物。11号墓出土了约1150枚有关秦的法律文献的竹简。其中《编年纪》所记时间始于秦襄昭王元年(即公元前306年)，断于秦始皇30年(即公元前217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称帝后的第4年。这些作品与《云梦秦简》、《青川秦简》在风格上十分相似。
《青川秦简》、《天水秦简》、《云梦秦简》，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隶变作品。它雄辩地告诉我们：1、隶书滥觞于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草篆，以秦系文字为主体，兼承六国古文，至战国晚期已基本成型，遂与古文大篆分流，成为当时普遍应用的字体，至秦代，与小篆并驾齐驱，各领风骚。2、尽管我们尚未见到大量被确认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古隶作品，但透过这批简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秦代是古隶的发展期。因此，应该说“奏事繁多”、“篆字难制”，迫使人们“以趋约易”来广泛使用“秦隶”，而绝不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突然间创制出来的。倘使没有这15年的发展，肯定不会有两汉隶书的成熟、鼎盛以及小篆的“淘汰”。
异彩纷呈的两汉分隶
汉代统治长达426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王朝之一，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得到空前发展。书法也不例外。简便快捷的隶书，不但发展成熟，而且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通行字体。从此，以象形意味为主体特征、屈曲繁复、不易书写与辨识的古文字时代宣告结束，开创了今文字时代的新纪元。
汉代隶书的发展进程总体上可分为两大时期：西汉为成熟期，东汉为鼎盛期。
过去，人们受材料限制，对西汉书法的评判只能依靠仅有的一点史料去推测、臆断，因而生出许多讹误来。今天，我们在目睹建国以来出土的大量西汉简牍帛书之后，不得不以全新的'理念去审视西汉书法艺术的伟大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与审美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先后在湖南、山西、湖北、安徽、广西、山东、江苏、甘肃、青海、河北等省出土了20多处西汉简牍帛书。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了至今保存完好的遣策共312枚竹简，还有49块附于竹简上的木牌，总计2063字。总体来说，这些字体态修长俏丽，横扁者不多;用笔潇洒率意、流畅自然，尤其是纵势笔画的恣肆夸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号墓也出土了若干竹简、木牍，而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折叠起来放在漆奁里的帛书。从书法的角度看，帛书《杂疗方》与《云梦秦简》比较接近，形略呈扁平之势，亦尚工整。《战国纵横家书》形呈纵势，线条纤细，露锋尤多，篆意亦较其他帛书浓。《老子》甲本、《春秋事语》风格较为接近，形亦呈纵势，点画肥厚，带有草意。《老子》乙本独具面目，结体呈横势，端庄齐整，横画、捺画波意初具，书风含蕴内敛，清秀恬淡，实开东汉八分先河。汉初隶书，此本当为极则。1983年～1984年间，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出土竹简1000余枚，书风亦与《云梦秦简》近似，浑朴而厚重，爽捷而俊逸，大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感，是典型的古隶作品。1973年～1975年间，湖北江陵凤凰山9号西汉墓葬出土了3件木牍，字迹尚清晰可辨。其中1件有文帝16年(公元前164年)的纪年，说明成牍时间为西汉前期。三牍布白匠心独运，字距相间较远，行距也很宽舒，给人以疏宕淡远的艺术享受;结字亦十分独特，体态呈纵势，每逢竖、竖钩、捺、戈钩、主横等画则恣肆夸张，显得极为洒脱俊俏，与《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竹简遣策似乎有共通之处。而尤使人感到惊讶、震慑的是其主横、捺画、戈钩等的波磔挑法已十分精熟，与东汉成熟的八分相差无几。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具有波磔挑法的作品，说明早在西汉前期，蚕头雁尾、极富华饰之美的波笔就已形成。因此，尽管数量殊少，但对于我们研究隶书发展演变的历史却有着极为宝贵的价值。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西汉武帝初年(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20年)的两座墓葬。其中，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号墓出土竹简32枚，总计4974枚。这些作品点画丰腴肥厚，稍带草意，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可谓一脉相承。1972年～1973年间，考古专家们从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了19637枚简牍。这些简形制多样、内容丰富、断代清晰、书体多变(不仅有古隶，亦有成型的八分及草隶、草书)。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西汉墓出土了许多竹简，从经过处理与放大的样片看，书体已是相当成熟的八分：扁平，呈横势，波磔挑法备至，结体谨严、端庄，点画排叠匀称，与《史晨》、《曹全》等东汉名碑很接近。说明隶书发展至此，已完全摆脱了篆书的束缚。因而我们有理由说《定县汉简》是隶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标志着古隶已成为过去，分隶已经成熟!1959年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武威仪礼甲种本简》，书写讲究，技巧娴熟：用笔干练老到，劲健精微;结字以横取势，撇捺开张，波磔纷呈有致，字形大小基本同等，字距间隔疏朗，且基本衡一，不像其他简牍那样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听任自流。显然，这是已经融进了受作者主观意识支配的人工排布因素的成熟的八分书。从无意到有意，从天真烂熳的自然美到规整有序、极尽矫饰的人工美，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透过以上具有鲜明理性化审美追求的简牍分析，让我们看到了由萌芽于春秋战国的古隶历秦而汉演变成八分的清晰脉络。
东汉是隶书高度成熟、空前鼎盛的时代。它以中晚期桓、灵间的几十年石刻艺术的绝代勃兴及著名碑碣的集中涌现为标志，完成了隶书生命由滥觞----成熟----鼎盛的第一个轮回。东汉早中期的100多年，书法的发展进程比较滞缓，基本上是承袭前汉旧制。览阅这一时期居延、武威汉简及为数不多的刻石，即可证实这一点。而东汉中晚期的隶书，无论从成熟程度、字径大小、尺幅阔窄、形制样式、材质选择以及作品的气格态度等等都与前期大相径庭。
作为早期仅有的刻石，《莱子侯刻石》、《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大吉买山地记刻石》、《司马长元石门题字》无论用笔，还是结字都有着共同的美学特征：圆润浑穆，寓健于柔，尽用篆法(即康南海所谓“以篆笔作隶者” [4]);有波磔意蕴，但无明显挑法。故拙朴内涵，自然率真，饶有古趣。因此，显现在结字上给人的印象是既不像《云梦简牍》那样具有典型的古隶特征，亦不像《石门颂》那样具有鲜明的八分特点，全然介乎两者之间。透过它们，不难看出《石门颂》、《杨淮表记》以及后来的《泰山金石峪》、《四山摩崖刻经》等圆浑雄放、萧散古穆一路作品的裔承关系。
中期著名的刻石有《子游残石》、《祀三公山碑》、《太室石阙铭》、《阳嘉残碑》、《裴岑纪功碑》、《北海相景君铭》六种，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组合：《残石》、《残碑》为一组，是已高度成熟的八分书;《太室》、《裴岑》为一组，是波磔挑法不甚显明，饶有籀篆意趣，介乎古隶、八分之间的作品，因而与早期的几种刻石有某种共通之处;《祀三公山》与《景君》为一组，是体在篆隶之间的两件作品。用笔方折外拓，崚嶒多姿，锐气逼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桓、灵时期《张迁》、《西狭》、《鲜于璜》以及吴之《天发神谶》诸碑之间的渊源流变关系。
东汉盛行树碑立传之风，尤以桓、灵两朝为最。作为官定文字的隶书，因之步入了灿烂辉煌的时代，出现了流派纷呈、风格殊异、杰构林立的局面。就刻石的形制来看，不外碑、墓志、摩崖、造像记几类。人们往往根据实用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形制，书写特定的文辞。由于场合庄严的程度不一、刻石形制的不同，因而书写风格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学者浦野俊刚根据碑的制作目的及书风，把这一时期的汉碑划为“五类” [4]：一类是以《祀三公山碑》、《封龙山碑》、《白石神君碑》、《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的歌颂神冥灵验者的“神碑”。此类作品结构严谨，体态端方，波磔劲俏，气势开张，构成了“威严书风”[5]的群体。一类是以孔庙三碑(《乙瑛》、《礼器》、《史晨》)为代表的记述祖庙祭祀与修造者的“庙碑”。庙碑通常法度严密，是“完美高尚” [6]、“足资楷模” [7]的标准八分，但失之谨饬。一类为歌颂个人德行者。属于政德碑的有《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等;为墓碑的有《景君碑》、《夏承碑》、《孔庙碑》、《衡方碑》、《樊敏碑》、《尹宙碑》等等。此类碑是东汉碑刻的重头戏，所占比例大，分布面积广，时间延续长。就书风而言，不像前两类死守法度，端严谨饬，而是容颜迥殊，互异其致。如《曹全》以清瘦、流美、飘逸胜;《张迁》以凝整、拙朴、强劲胜;《衡方》以丰茂、古厚、峻严胜;《夏承》以奇古、浑圆、肃穆胜;《孔庙》以疏宕、洒脱、秀美胜。第四类为纪念土木工程峻工而刻的纪念碑，以“摩崖三颂”(《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为代表。摩崖刻石的最大特点就是石面本身不像石碑那样光洁平整，面积也比碑不知大多少倍，书写时完全“因形就势”，加之纪念碑无须神碑、庙碑以及墓碑那样神圣庄重，因而成就了此类作品在书风上萧散飘逸、宽博雄放、真率自然的共同审美特征。其他如题字、墓记、石经为一类，代表作有《阳三老石室画像题字》、《朱君长题字》、《马姜墓记》、《熹平石经》等。此类作品，除石经书写工整，法度严密外，其他几种都较随意草率。这是因为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次于墓碑的缘故。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漫不经心的“随意”与“草率”，却往往使作品自然地流露出“真趣”，因而佳构时出。
气格卑俗的晋、唐隶书
当隶书从春秋战国古文草篆发端到两汉登峰造极之后，形势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三国历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公元220年～公元907年)的677年来看，隶书的发展基本沿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朝楷书方向演化，最后发展成为魏碑和唐楷;一条朝隶书本体方向发展，最后形成了晋隶、唐隶的风格。前者由汉碑中《鲜于璜》、《张寿碑》、《西狭颂》、《张迁碑》等古厚、朴茂、方整一路风格的作品演变过来，至本时期则以《郛休碑》、《谷朗碑》、《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刘克墓志》、《爨宝子》、《灵庙碑》、《枳杨阳神道阙》、《爨龙颜》等为脉络，最后发展为具有成熟楷书风格的魏碑(如《龙门二十品》)，历唐欧、褚、颜、柳而造极。由于这是一场从一种字体向另一种字体嬗变演化的文字革命，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成为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主流。作为诞生在由隶而楷过渡时期的作品，它们都以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为总体特征，成为一种新型的中介字体。其用笔大都以方为主，拐角用折，波挑翻翩，钩 趯 峻峭，故点画厚实、苍劲，神采显耀。这些都是从母体先天的遗传基因那里获得的。由于尚不成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若幼儿牙牙学语，跃跃欲步的稚拙与天趣，体现在结字上则是大小参差，重心偏移，时出险态，真率烂熳。因此，该类书风具有浓郁的艺术情调，自清尊碑以来，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偏爱。后者是承袭东汉“孔庙三碑”、《曹全》一路具有庄重、清健、流秀风格以及兼有古穆奇气，饶有装饰趣味的《夏承碑》的。从《上尊号》到《曹贞》、《王基》至西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便已完成了它的蜕变使命。此后几乎一成不变，形成了晋、唐隶书固定的风格模式：1.用笔单调平乏，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缺少凝重厚实和蕴藉。2.结字工稳平正，排叠匀一，法度森严，伤于板滞，故缺少意趣、韵味。3.章法排布规整，横、直、斜均能成行，状若算子，故伤于馑饬。可以说，隶书沿本体方向发展至晋、唐已是穷途末路。这类作品，人工雕凿的刻意成分严重，把追求装饰效应上的美感推到极致，汉碑之真率自然、淳朴古雅的气息荡然无存。总之，格调卑俗，满纸匠气，毫无审美价值可言。
关于这一时期的隶书作品，还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由于两条路子并行发展，对于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书家来说，无疑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像《孔羡碑》(三国魏黄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和《玄宫刻石》(南朝刘宋永初2年，即公元421年)以及《刘贤墓志》 [约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即公元493年)前]之类的混血儿。《孔羡》与《刘贤》撇画的装饰味(当然渊源于《夏承》)与晋唐隶书完全一样(这种收笔带钩的装饰性的撇，是晋唐隶书的典型特征之一);而《玄宫》的横画则又与二爨的一模一样。二是以《符秦建元四年产碑》(十六国前秦符坚建元4年，即公元368年)、《好太王碑》(东晋文熙10年，即公元414年)及《铁山摩崖石颂》(北齐皇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等为经脉的圆笔隶书作品，基本是承袭《石门颂》、《杨淮表记》等而自成体系的，尽管它们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楷意，但与前面的路子似乎不太相干。这几件与魏晋隶书风貌迥异、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醒世之作，也许正是隶书走向末路前的回光返照。
气息靡弱的宋、元、明三代隶书
当崇尚法度，循规入矩，不越雷池半步的唐人把隶、楷推向绝壁之后，紧步其后的宋人已无前步之阶。于是，一场摆脱束缚，寻求新生的叛逆运动悄然兴起，这就是以“尚意”美学观念为内核的艺术革命。他们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生龙活虎，流宕多姿，极易移情的行书(当然也包括草书)，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辈出，成就卓著，以实力引领时代，塑造了永垂书史的不朽形象。在他们眼里，唐人楷、隶被视为没有艺术内质的“俗品”而不屑一顾，因而问津楷书者相对较少，隶书就更不足齿数----从此步入了历史的低谷!
元初，赵孟 出，师古重法，回归传统，故钍弊鞣至ァS钟形忸 、唐元等，皆于朝野以八分名重。但毕竟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且一味摹古，不求新变，境界难高。至朱明王朝，亦不相伯仲。尽管以隶书名世者有沈度、王民、文征明、文彭、宋珏、孙克弘等，但其作茧自缚，泥古不化，步元人之后尘，入唐人之窠臼，因而作品充斥着匠俗之气，很难找到传情达意、映现自然之美和作者精神气格的艺术语言。总之，宋、元、明三代隶学不为人看重，风气衰败，萎靡不振，是隶书史上极为萧条的时期。
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
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钍榧笆е凇叭怼盵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
5很难拿到论文，100也许会有人花点功夫。
中国汉字原本是由形体演变过来的
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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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 （周）（秦） （汉）（魏晋）（草书）一、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1889年）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二、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所谓青铜器是铜和锡合金制造的器皿。这种合金更坚固，因其颜色发青，故称青铜器。主要有乐器“钟”，食器“彝，尊，爵”，洗器“盘”，兵器“戈，戟”等。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三、大篆1、产生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因其带有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特点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四、小篆1、产生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字”的改革，统一了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①“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战国时期流行于东方的区域性文字——六国文字）②“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就是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了大篆的形体结构，改变了大篆的叠床架屋，复杂的写法，逐渐整齐统一，稳固定型而成，如“商：（大）（小）”③把原来没固定形式的偏旁部首统一起来，使一个偏旁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如“（心），（衣），（水）”并确定了每个偏旁在汉字形体中的部位，不能随意正反，左右颠倒。每个字的书写笔数也基本固定了。这就使字体基本上定型化，统一化了。特点曲折宛转的风格。小篆在大篆圆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起笔和收笔大都是浑圆。转角处都带弧形，曲折引长而划一，使线条更匀称圆转，字形长圆，体势雄健，已线条化了。观《峄曲线之美，线条匀净圆畅，柔中带刚。历来被视为篆书的正宗。因笔画圆劲丰腴如筷子，古称“玉筋篆”，后代的篆书家，如唐山刻石》运笔宛转自如，字态活泼矫健，极尽代的李阳冰，南唐徐弦，无不从李斯的风范中立下根基。用线条代替了图形。小篆是规范的字体，比大篆更整齐定型。用线条代替了复杂的图形，基本上脱离了图画，确定了汉字的符号性。异体字也基本上废除了。但仍保留大篆某些象形写实的特点。另外，匀圆宛转的线条，弧线的连笔，起讫不清，不便书写。“篆书”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直到汉代“隶书”出现以后，才把这种文字称为“篆书”。因此，篆书是相对隶书而言的。小篆正式通行的时间不长。汉代就已不常用了，但是两千多年来，印章一直用小篆镌刻，篆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五、隶书秦代有两次文字改革，一是统一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二是使用了较小篆潦草些的隶书。这是第二块里程碑——文字发展摆脱像形性。1、产生隶书是从小篆脱胎出来的。始于秦朝，经过两汉231年（前206—25）的演变，到汉代才臻于成熟。隶书是汉代的主要通行书体。这样说来，隶书可分秦隶，汉隶两个发展阶段，又称古隶和今隶。特点 a.、点画转写线条汉隶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小篆曲折宛转的线条。整个字体棱角鲜明，方正平直，字形由长圆变成扁方。这种变化称谓“隶变”。这极大的摆脱了线条的束缚，打破了古文字象形系统，使汉字的象形图画面貌基本消失，奠定了现行文字的基础，使之变成纯符号性质的文字。 b.、笔势飞扬成波势“蚕头燕尾”是隶书的主要特点。“蚕头”指起笔处重而秃，呈方圆；“燕尾”指收笔处轻而上翘，拖一个捺状的尾巴。如有的横画和平捺要挑起，呈波状。但在隶书中强调“燕为双飞”即在一个字的结构中，只允许主要笔画出锋，挑出“燕尾”状，其它诸笔都成秃笔，以方为主，一住即收。 撇和捺也要挑起来，形成左右飞扬之势。撇捺做慢弯形，尾部尖细，捺角向上推，呈波势。这样，整个字体上下收紧，左右舒展，以主笔“蚕头燕尾”贯穿字中。魏晋时代，汉隶又叫“八分”，指的就是笔势波磔，向左右分开，象“八”字形状一样，左右分散。隶书，无论是平平展展的，还是翩翩飞动的，由于字形较扁，总比等比例书看上去安稳。隶书出现是汉字形体发展上的一次大改革，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时代，开创今文字新的时期，有划时代的意义。六、楷书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楷是规矩，整齐，楷模的意思，是说这种字体可作为法式，模范，即标准字体。1、产生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兴于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直到现在，仍是汉字的标准字体，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东汉，三国魏时的书法家钟繇的小楷《贺捷表》，虽还没有摆脱隶书笔意。但已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楷书了，是由隶向楷过渡的典型作品。其主要横画已失去了“蚕头燕尾”特征，撇捺已成锐势，但还存在隶书遗意。有的捺画还顺势飘扬作波磔。撇捺仍向左右飞扬。东晋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的小楷作品《黄庭坚》《乐毅论》改变了钟繇变汉隶为楷书后仍存有隶意的笔法。凡钟书仍作波挑的地方都敛锋不发，从形体上完全自立了。至今仍采用他创造的字体，字形。魏碑，是在汉隶的基础上渐演变的楷书体。虽是楷书，却融篆势隶意，草情等众妙于其调。如方笔魏碑的典型代表作《始平公造像》，棱角分明，雄强朴拙。所有点画都宽厚肥壮而不呆板，显示出刚健的气势和飘逸的风格，有阳刚之美。、特点楷书字体确实颇具规模。这种字体同汉隶的基本结构虽相同，但它是对隶书的改造而成的，它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改变了隶书的笔势或适当简化。形体上，汉隶向外推开，呈“八”字扁方形。楷书向里集中，成“永”字方形。笔画上，发展了隶书的点横撇捺竖钩等笔画。如汉隶和撇是慢弯状，尾不尖细，有时上挑，；略有勾形；而楷书的撇是笔势斜下，导尖细，不挑不勾。尤其是横画，楷书没有“蚕头燕尾”的波势了。汉隶波动，楷书平稳。楷书在摆脱古代汉字图形意味这一点上，比隶书又进一步。它完全是由完备的笔画组成的方块符号，作为方块汉字，从此定型。楷书印刷体：印刷上常用的各种变体，宋体，横细竖粗—通用印刷体；仿宋体，粗细不分，秀丽—序言；楷体，诗词正文正楷，接近手写体，比仿宋丰满—通俗读物，小字课本；黑体，庄重—标题。七、草书草书一般是比正式字体写的草一些的字体。广义的说，自有汉字以来，篆隶楷书通行时，都有相应的草体。但“草书”成为一种字体的专称，是东汉以后，并分“章草”“今草”“狂草”三种。1、章草是隶书的草写体。相传西汉元章刘奭shì时，黄门令使游创制的。现流传的有他的《急就章》，取其章字叫“章草”。笔画常带草意，有连笔。仍保留隶书的波磔，但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笔画界限清楚，布局也较匀称，书写比隶书简便迅捷的多。如西晋书法家索靖的《出师颂》，用笔既沉稳劲健，又活泼灵捷，是标准的隶草，历来习草者皆视为正宗法帖。2、今草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东汉末年一直流传至今。今草，体势连绵，一笔到底，一气呵成。虽偶有不连，但血脉不断。字字顾盼呼应，贯通一气。今草写起来灵活流畅，简易快速。但往往难以辩认。如王羲之的《十七帖》体势婉转，宽态活泼。历代视为草书的绝品而奉为法度（标准）。3、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代。狂草笔形连绵不绝，上一字的末笔常与下一字的首笔相连，甚至数字一笔挥成，偏旁混用，其部位也改变的厉害，可谓任意挥洒，狂放不羁，较难辨认，很少有实用意义。但在书法艺术上有狂放的风格。如盛唐的张旭，怀素，有“张颜醉素”或“颠张狂素”之称。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体势连绵，笔意奔放，给人一种开朗而有变化的感觉。这种狂放不羁的草书，是追求纯艺术的表现，抒发自己的情感。总的说来，草书把楷书十几笔的字，用两三笔画出来，这种高度简化，可以达到快写的目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八、行书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始于楷书出现以后，盛于魏晋，晋代已流行。直到现在仍是手写时最多，最广泛的一种字体。行体兼采楷草的优点，是草书的楷化或楷书的草化。近楷而不拘谨，近草而不狂纵。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行书简化了楷书的笔画，采用草书连绵的笔法。笔画连绵而又各字独立，清晰易认。书写效率较高，成为楷书的辅助字体。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姿媚飘逸，幽雅清秀。另有集字成碑的《圣教序》是盛唐长安张福寺和尚怀仁从唐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的行书墨迹中集中而成。此举共费20余年，选字均为王书的上乘之作，摹勒精美，历代十分珍重。又如唐代李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用笔硬挺奇崛，以险绝取胜。横笔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虽借鉴《圣教序》，但奇伟雄强之势胜于晋人，别开一门。宋代书法成就，行书突出，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书法家。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两种字体的过渡，不是新旧衔接，继承，起伏突变。而是新旧交搭，并行，逐渐替变的。在前一种通行的形体中，就已经蕴育萌芽一种更适合实际需要的新的形体结构，最终取代了前一种字体，而居于统治地位。由殷商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到秦的大篆和统一后的小篆，到汉代的隶书，魏晋以后的楷书，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流。隶书通行后的草书和楷书通行后的行书，是这一种演变的两个旁支。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章）草行书↓↗ （今）草↗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後，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曰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一、发生的变化1、从小篆到隶书，是字体变化最大的一次，是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转折点。小篆到隶书的“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2、小篆的字形结构被打破，象形意味淡薄，符号性加强。小篆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所有横画和竖画等距平行，所有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使转圆活，富有奇趣。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隶书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3、小篆变为隶书，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二、小篆和隶书的由来1、小篆小篆是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的六国文字，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2、隶书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根据出土简牍，隶书起源于战国。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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