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简爱与众不同的爱情观19世纪中期，英国伟大的女性存在主义先驱，著名的夏洛蒂·勃朗特创作了她的代表作《简爱》。在作品的序幕、发展、高潮和结尾中。女主人公的自由、叛逆、平等、自尊的个性都是各个章节的主旨。从小就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的简爱，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的遭遇。她要面对的是舅妈的毫无人性的虐待，表兄的凶暴专横和表姐的傲慢冷漠，尽管她尽力想“竭力赢得别人的好感”，但是事实告诉她，这都是白费力气的，因此她发出了“不公平啊！不公平啊！”的近乎绝望的呼喊。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生长环境，使得简爱从小就向往平等、自由和爱，这些愿望在她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表现无疑，而主旨则在主人公的与众不同的爱情观被展露的淋漓尽致。她犹如黑暗中的星星，照亮了未来女性们，追求爱情的道路。所以本书选择孤女的爱情故事。反映拉当时英国女性的追求平等权利的问题，通过一个普通妇女的爱情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体现新兴阶级的一个自尊自爱的女性形象。《简爱》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是夏洛蒂·勃郎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是姐妹。虽然生活在同一社会，同一家庭环境中的姐妹，性格却大不相同。夏洛蒂·勃朗特显的更加温柔，尽管他从小失去母爱，父爱也很少，加上他自身矮小，容貌不美，但也许就是因为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心作为内心深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外表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她和作者一样，有颗极强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的追求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爱，向往美满幸福的婚姻和爱情。简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爆力的专横的环境里。姨妈嫌弃她，表姐傲慢冷漠，表哥侮辱毒打。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践踏。尽管她想尽力嬴得别人的好感。但事实上告诉她，这些都是白费。因此，她发出拉“不公平啊！不公平的呼喊”，近似乎绝望的喊声，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切，使她从小就向往自由、平等、尊严和爱，这些愿望也在她的爱情观和她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的种种体现。简爱的爱情观，概括起来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尊严和爱。简爱的爱情理念在当代著名的女诗人舒婷的诗里，可以找到时代的烙印。走遍拉大半个地球的罗切斯特，在自己的庄园里找到拉他理想的爱人。一个与他过去的高大，漂亮，轻佻，浅薄的女人完全相反的 “小精灵”简爱的娇小，庄重，单纯的像一个小修女。简爱在他的粗暴专横面前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简爱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个性，成拉她一个不平凡的女孩的不平凡的亮点。像不可战胜的魔力，强烈的吸引着罗切斯特。在平时的谈话中，罗切斯特感觉到简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简爱重视的是友好和平等。并不是万贯家财和显赫的门第。而罗切斯特也把她放在平等地位，就像文中简爱说的那样：“他的态度随便，我也就不再痛苦的觉的拘束，他用来对待我的那种既不正直又热情的友好坦率，使我想就近她，有时候我觉得他仿佛是亲戚，而不是我的主人”简爱的想法，感受正反映在她渴望于人平等坦诚交流，简爱也同样直言不讳，在富有而傲慢的主人面前完全没有一点媚态，不恭维，不去阿谀奉承。简爱正是用她的坦诚和直率赢得了罗切斯特的心。简爱的独立的人格是强大的魅力，吸引是罗切斯特。当简爱发觉自己深深爱上了主人以后，在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她却敢于去爱，因为她坚信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一个穷教师斗胆爱上了一个上流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等级深严的社会观念看来，无异于乞丐奢望国王的爱情。所以这本身就是向社会及偏见的大胆的挑战，惟其如此，它也就意味着遭受嘲笑和侮辱。只有简爱这样并不把权贵放在心上的人，才能去坦坦荡荡的去爱在罗切斯特假装要娶英格拉姆小姐，从而试探简爱时，简对罗切斯特的表白本身就是平等的宣言：“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无足重轻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的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出我的杯子里倒掉吗？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拉！我的灵魂和你的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并不是通过我的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平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和你的精神在对话，就像两个都经过拉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的爱情观是非常明确和超前的现代爱情观。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敬爱，对待爱情，简爱重视的是平等！她渴望爱但她决不乞求爱，也决不因为爱情的来之不易而委屈求全。罗切斯特被他彻底征服了。这个强悍的男人被这个柔弱的小女子强大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基础只能是爱情，而真正的爱情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考虑，利害的支配，相反，他能冲破门第，财产，资力的种种障碍，达到男女双方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沟通，这就是她的爱情价值观。简爱宣布，婚姻不应该是商业的契约，而是，心灵的自由平等的结合。一个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争取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生活权利而斗争。当罗切斯特给她置办婚礼穿的衣服时，简爱说：“哦！先生，别去管他什么珍宝！我不喜欢听人家提到它。给简爱珍宝，听上去不自然而且还感觉怪怪的，我宁可不要，我是你的，不美的教徒似的家庭教师。我要你的一半田产有什么用途呢？你以为我是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吗，想在田地上找一个好的投资吗？我宁可要你完全跟我推心置腹的。”我只想要一颗舒坦的心，先生，一颗没有被大量的恩惠压倒的心。”简爱不在乎罗切斯特能给她买多少的礼物和多少的漂亮饰品，更没有把他当作跨入贵族社会的阶梯。作为罗切斯特的未婚妻，她依然保持这清醒的自我。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拒绝接受未婚夫的奢侈礼物。并且还要继续履行家庭教师的职责。从中可以看到简爱所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财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洁的爱情。不含半点虚假造作。她不想成为罗切斯特的附属品。渴望用诚实的劳动自食其力。以保持人格和经济上的独立。充分体现拉她追求平等的反叛信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简爱与罗切斯特在教堂上举行婚礼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实被揭露了出来。在婚礼上梅森揭发拉罗切斯特尚有发妻，无权再婚的隐情，这个妻子就是被锁在桑菲尔德庄园顶楼的疯女人。这个噩耗使来之不易的爱情瞬间被判了死刑。这个事实使简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得知这个事实后简陷入拉痛苦和绝望的境地，她非常痛苦，因为她受到了莫大大欺，自尊心受到了捉弄，因为她深深的爱着罗切斯特，哪个女人能够承受住被最亲的人最信任的人所欺呢？简承受住拉。而且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包围下，在美好的富裕的生活诱惑下，她依然坚持维护一个女人的尊严，最后，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要求简不要离开，他说：“这种违法并不伤害任何人，因为你既然没有亲戚又没有熟人，不用担心跟我同住会 触怒他们。”简说：“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今天早上还承认的事实。要是我向你希望的那样跟你在一起住，那么我就成了你的情人，不。我不要这样。这样就是诡辩......就是虚伪。我得离开阿戴勒和桑菲尔德。我得一辈子离开你 。我得在陌生的脸和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关心我自己，我越是孤独，越没有朋友，越没有支持，我就越尊重我自己。我将尊重上帝的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将坚持我的神志正常。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发疯时候所就手的原则，法律和原则并不是在没有诱惑的时候，而是用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肉体和灵魂不能违反，要是我自己方便的时候就可以打破他们，那么定法律还有什么价值呢？”她不愿意践踏自由的人格，爱情而做一个没有尊严的情妇。为了尊严她抛弃了爱情，简爱勇敢的跨出了桑菲尔德的大门。冲破拉世俗的樊笼，另人敬佩。在一个多世纪前，对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金钱的女子，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惊世骇俗的。而这也正是简爱独特的各心个性决定的。面对着忍辱偷生还是个人的尊严时，简爱毫不犹豫的选择拉后者。经过一夜的思考，简爱毅然离开。她知道，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爱她了。简爱每吐的一个字都像重拳一样敲打着我的心坎之上。这就是要求平等的呼声。一个自由女神的形象！圣约翰是一个知识渊博，长相英俊的传教士，他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年轻貌美的罗莎蒙德，同样，罗莎蒙德也十分爱慕地他，并且罗莎蒙德的父亲也十分的赞同这份亲事，尽管圣约翰不是很有钱，但是他的才华和出身可以弥补这样的缺陷。然而，圣约翰为了他的伟大事业—到东方印度传教十分痛苦地压抑了这份欲望。、他将简爱作为上帝服务的工具，向她求婚。虽然，简爱对他的献身与圣教的精神表示过敬佩。并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深怀情谊。但简爱和圣约翰对于爱情的观念截然不同。圣约翰认为工作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他同简爱的结合也是为拉工作，为了完成他的职务，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爱情和自己。他把简爱看作是完成他到异地工作的工具。他对简爱说：“上帝大自然让你做我的传教士的妻子......我有劝要求你不是为了我的快乐，而是为了我主的工作。”而简认为，夫妇结合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感情必须真实，否则不应该结合。而且婚姻必须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能以另一方为工具。去达到某种目的。圣约翰向简爱求婚，只是想取得忠实的共同传教的女伴，在这里表现的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简爱拒绝了。她说：“我蔑视你的爱情观，我瞧不起你的奉献，这种不真实的感情，由于他们在爱情观上有严重分歧，对简这样一位有丰富的内在情感，追求平等的女性来说，是根本不能够接受的。简爱就决绝了。此时她对于罗切斯特的思念让她决定回桑菲尔德看望他。再次来到桑菲尔德。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发生拉变化。由于疯女人纵火，桑菲尔德庄园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疯女人死了，切斯特也由一个富有的绅士变成了一个残疾人。简爱与罗切斯特在经济上，地位上，已经取得拉平等地位。然而，简却不顾一切的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她宁愿做他的胳膊和眼睛，在她看来，爱情不是以金钱，容貌，年龄来衡量的。她认为：“只要他没有丧失生活的理想和生活的勇气就不是一个残废人。”即使罗且色特一贫如洗，简爱也不认为自己做出了牺牲，在这样的条件下，简爱获得拉爱的同时也不失尊严。小说光明的结局告诉我们。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也要有自由、尊严、平等、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爱情观等于尊严加平等这道公式上。付之实现往往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的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和富有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爱一样，为拉爱情和人格抛弃所有。简爱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反朴归真，化繁为简的感觉。是一种不计较得失的简化感情。它犹如一杯白开水，净化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作者通过描述女主人公的平等、自由、尊严的爱情观。表达了争取美好，幸福生活努力追求自身在社会上的独立和尊严。作者大胆的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建立平等、独立、尊严基础上的爱情理想。抨击拉力一切世俗的陈规陋习，因而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那些与作者处于同一社会的女性深受鼓舞。指出拉妇女谋求自身幸福的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电脑技术制作的影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其中,尤以超级英雄电影的上座率以及票房回报率奇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 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字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字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排程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著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著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著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巨集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著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著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著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著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 *** 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著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溼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线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著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著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藉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薰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相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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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在电影《英雄》中人物设计的构成 》
[摘要]电影的发展和色彩艺术设计在电影中的应用是不断促进和渗透的。在电影的艺术设计过程和电影的传播发行过程中，电影的色彩艺术设计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的色彩设计对人物场景的策划和深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电影艺术的推行。此外，电影的色彩设计本身也对色彩设计艺术行业有很好的提升作用。本文主要以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为例，详细并深入地分析色彩艺术设计在电影人物场景中的构成。
[关键词]电影;色彩艺术;人物场景;关系;构成
电影是导演等电影创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表达一种自我的情感和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即“体物赋情”。电影语言和一般艺术的语言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电影中充斥着大量的画面，而在画面中色彩毫无疑问地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王国维曾经说过，“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色彩”。电影《英雄》中色彩在人物场景的应用上可谓是深谙此道，对电影色彩的运用可称之为大胆、奇妙。电影《英雄》灵活借助电影色彩这一“道具”，巧妙地完成电影的叙事、情感的表达激发观众的情感世界，冲击观众的视觉神经，色彩纷繁复杂但是又不失其纯真和主题，浓重的色彩却最典雅，尽情展现张艺谋式电影的华美艺术。
一、电影的定义和色彩设计的定义
电影的定义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作品，它是多种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结晶。电影，在我国的《现当代汉语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一种综合艺术，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真实活动的形象。1872年，电影初现端倪，进入了萌芽时期，并从此进一步发展，逐渐成熟而“一发不可收拾”。迄今为止，电影已经有137个年头了，而且在这期间电影的艺术内涵和艺术形式不断发展。
色彩设计的定义
色彩设计，从通俗意义上讲就是颜色的搭配。在大自然的世界中，色彩纷繁复杂，绚丽多彩，而色彩的设计就是将不同的颜色进行合理的搭配，以求得完美、更加漂亮的色彩。在色彩设计中，色彩的配色方案千奇百怪，千变万化，但我们用我们的视觉、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我们所处的环境，首先闯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色彩，这个大自然的魔术师，它产生著各种各样的视觉效果，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觉享受和视觉的盛宴，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认知、情绪的变化乃至生活状态和工作的波动、效率等。
二、电影《英雄》中的色彩在人物场景构成中分析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都由色彩组成，色彩也就成了电影的重要艺术形式。作为我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最闪亮的一颗星星——张艺谋，在他的电影中，色彩艺术的发挥可谓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诗来形容张艺谋对色彩的应用那就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这的确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的电影在色彩的应用方面正可谓是创造了一场壮丽的“色彩盛宴”。张艺谋运用极富创造性的色彩增强电影的艺术效果，构成了电影独特的色彩艺术。那么作为张艺谋色彩应用的极品之作——电影《英雄》在色彩的构成设计上，张艺谋又是如何运用其聪明才智和设计灵感的呢?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即电影中人物服装的色彩搭配、电影场景空间色彩配置、主要故事情节的色彩组合、全片时空段落色彩构成四个方面。我们仅就色彩艺术设计在电影《英雄》人物场景中的构成进行深入且详尽的分析，具体如下：
在电影《英雄》中色彩设计在人物场景中的构成和配置表现在镜头上的主要有两类，一个是，通过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的搭配，另一个是，纯天然的，取材于天然的空间环境的场景色彩的搭配和设定。
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的搭配
在电影《英雄》中，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的搭配主要有秦宫、棋馆、书馆、残剑居室以及藏书阁这五个空间场景。在这五个空间场景中，色彩的艺术设计正可谓是大胆且灵动。
秦宫的主色调是黑色，其寓意不言而喻，既象征著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无法接近的盛气凌人，又象征著秦始皇的残暴和凶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暗示著这部电影《英雄》的悲惨结局和对英雄的哀悼之情;但是在黑色之余又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在其中点缀，这种颜色的主要意义据笔者研究是象征著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不得民心，继这些赵国剑客刺秦之后的后继往来者、反抗者将绵延不绝。
棋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整部电影的基调——悲凉而成的。棋馆的主要颜色是黑色、白色和灰黑色，这种色彩的搭配既在很大意义上符合了棋馆本身的特征——黑白相间，体现了浩浩乾坤、苍茫大地本应和谐统一的八卦之意，又增加了这部电影的悲剧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一种意念上的搏杀意义。
书馆的主打色是鲜艳的红色。红色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有着生机勃勃之意、有着喜庆欢喜之感，但是在此时，在周围环境全部是暗色调、非黑即白的大环境下，突然出现的红色则是一反常态的。在电影《英雄》中，红色的寓意可谓是清晰明朗的，鲜红的色彩，鲜红的鲜血洒满书馆，给人一种极度的压抑和悲凉之感，预示电影的悲剧结局。
残剑居室和藏书阁是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搭配中最鲜艳的两个场景色彩搭配，它们分别是红色、绿色和红色、蓝色、白色。在中国的传统色彩搭配上，红色和绿色的搭配历来就是一种“禁忌”，而在这部电影《英雄》中，则大胆将红色和绿色巧妙地应用在一起，一起勾勒出残剑居室的色彩图景，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红色和绿色的不相容，而正是这种不相容则巧妙地向观众揭示了一种抗争和对抗，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局面;那么藏书阁红色、蓝色、白色三种颜色的运用在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搭配中可谓是最为复杂的，也昭示著电影中人物情节和人物心理的复杂和矛盾，同时，“黑”与“红、蓝、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国别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利用秦国所崇尚似铁的“黑色”来强调秦国恃强凌弱的吞噬之心和统一全国的野心，还有“红、蓝、白”三色中的红色尤其是要突出赵国剑客、剑侠誓死守卫家园、刻骨铭心的一洗国耻的国仇家恨，一种铁骨铮铮的誓言，一种决心刺杀秦王的坚定立场和信念。无名“功夫十年”，练就“十步一杀”的绝技，单身赴会，直面秦王，视死如归;长空、残剑、飞雪等侠肝义胆，皆愿割舍身家性命，助无名刺杀成功。 电影《英雄》中室外场景的颜色运用高度强化的单色配置，配置如此巨集大，设计如此缜密、冷静，信念如此坚定，心灵如此纯净。我们通过前面的几处室外场景色彩的设计，很容易发现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基本上都是单一的纯色，根据笔者的理解，创作者应用一种纯色的色彩是文化观念层面上的冷静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设计上的升华。
纯天然的、取材于天然的空间环境的场景色彩的搭配和设定
纯天然的、取材于天然的空间环境的场景色彩的搭配和设定主要指的是外界的环境，如金黄和全红组成的胡杨树林;如白水、绿山组成的高山瀑布;如土黄沙地和湛蓝天空组成的漠北沙地;如青山蓝天组成的翠色平湖;再如金黄土地和蓝天组成的荒塬土丘，等等。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上，黄色是典型的大地之色，而黄土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所以，在电影《英雄》中黄色、黄土色的大面积、大程度应用使电影《英雄》在本身具有民族情感的同时更增加了它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文化特征。黄色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有一种“光芒四射”之隐涵，那么在电影《英雄》中则是寓意著英雄人物的性情之高尚、心境情感之深远。正如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中，黄是中央方位色彩，它对应的是人身体中最重要的部位——心脏，那么不约而同的，在“五气”中，“黄”又象征“和”，因此我们中华民族把大地之色——黄，看作是崇高无上的色彩。
绿色，绿色在西方多出现在结婚的礼服上，象征著后多生孩子之意，那么在中国绿色则象征重生、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意，在电影《英雄》中，黄色的“中”与“和”的寓意与残剑、飞雪绿色衣装的巧妙构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不谋而合的异曲同工之妙，是一种文化上的遥相呼应和对电影影片哲理的思索。
我们从绿色领域转接到蓝色的天空之中，看残剑本人由“誓杀”到“阻杀”秦王的表现，也是一种英雄的睿智和冷静的思考;沙漠飞雪与无名在秦军军阵中挑战博杀，皆功未成而身陨，死得其所，终以“小生命”个体、微小群体的毁灭换取并迎接“大生命”天下一统的即将诞生。
电影《英雄》的室内场景色彩多是原始自然，来源于大自然的写意色彩。《英雄》全片的色彩在总体上是形成了电影写意与写实的有机融合和巧妙结合，色彩在电影人物场景的构成方面既为画面的唯美摄取奠定了基础，又为人物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电影《英雄》而言，从导演张艺谋在不同场景空间使用不同的色彩配置和设计来看，我们很清晰地发现张艺谋色彩设计的创作思路：在室内场景空间色彩设计上，大多是纯主观的大写意色彩表现;而在室外的场景空间色彩设计上，多采用纯天然的自然设计，是借用一种鬼斧神工的原始自然色彩。所以，我们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色彩的运用上可谓是登峰造极，用笔不凡。
三、结语
电影是一门以视觉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艺术，因此对于一部好的电影来说，它的视觉美感一定要强烈，使观众从电影中得到享受，感觉舒服。对于画面的描摹，色彩占著很大的成分，而张艺谋对色彩的应用可谓是到了一种极致，“淡妆浓抹总相宜”，在他的影片色彩中，我们能感知色彩本身的意义和导演张艺谋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电影《英雄》作为张艺谋电影色彩应用的经典之作，是一场色彩的盛宴，他通过对民间色彩、色彩细节、单纯色彩的处理达到人物丰满、画面和谐、叙事完整、情感充沛的效果。电影《英雄》画面色彩绚丽多彩，意义深刻，意境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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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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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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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安全 教育 ，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为大学生的学习成长保驾护航。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新时期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
摘 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安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内在要求。新时期高校存在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体制不健全，如高校内外的安全、高校学生心理、恋爱的安全以及网络学习的安全等方面。因此，须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增强师资力量并提高教学水平、完善安全教育及管理制度，落实大学生安全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
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级人才的圣地。新时期大学生是祖国的栋梁，是将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核心力量。大学生获得充分的发展和健康成长，其安全教育必不可少。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其身体、心理还不够成熟，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较快适应，他们可能入歧途、受挫折。重视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为大学生的学习成长保驾护航。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含义
我国高校培养的合格人才，应是思想道德品质和专业素质兼优，还需有适应社会的心理素质和能力。在开展、落实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安全教育。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高校管理者、教育者依据国家 政策法规 、方针等，以提高高校大学生安全素质为宗旨，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和 方法 ，增强大学生的安全意识，系统掌握 安全知识 ，以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将后的社会需要的教育过程。使大学生在高校提高思想道德品质和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必要的安全教育以增强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大学生安全教育有入学教育、课程教育和日常教育等多种途径，以安全意识、安全责任、安全知识及防范技能等为主要内容。一般地说，“大学生安全教育包括预防刑事犯罪教育、学习安全教育、生活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救常识教育等。”[1]
二、大学生的安全现状及其安全教育现状
国家对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高度重视，保护大学生安全是高校和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早在上世纪末国家出台政策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把大学生安全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针对在校大学生中出现的安全问题多次发出通知，就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提出指示和 措施 ，要求重视高校大学生的安全问题。
(一)大学生安全现状分析
由于校园更加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量扩招、在校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大量社会人员进入高校从事服务产业，高校周边环境日益复杂。就高校校园来说，每年因各种矛盾、纠纷而报复、跳楼、自杀等案例并不鲜见。高校大学生独立面对社会生活、独立学习知识以增长技能，其前提是大学生须健康、平安。高校多采取的开放式管理，校园内部，可能充斥一些不良人员。高校四通八达的环境容易滋生一些偷盗等违法事件。而大学生多是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其思想单纯，有时容易受他人蛊惑做一些不良的事或损失自己的利益。如新生进校时，经常有些人以赚钱为诱饵，造成一些学生财产损失;学生安全意识不强，造成的一些意外伤害事故。同时，大学生心理没有完全成熟，因学业、情感而引发恶性行为等。
(二)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目前许多高校将安全教育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开设了大学生安全教育课。但一些高校仍然采取以教师为主的单向传统教学，这容易使学生对教学内容反感、厌恶，难以取得教学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讲授人员专职少，多为没有教学 经验 的高校保卫、后勤干部或职工，其教学能力水平差距大。而有的高校甚至将该课程与思政课合并共授。一些高校邀请社区民警或经验丰富的保卫工作人员在新生入学时开展安全教育。但因课时少，以讲座的形式面对大多学生。这只能是泛泛而谈安全知识，无法保证数千学生都能听进去，其安全教学效果和质量难以保障。另一方面是该课程极强的实践性决定了讲授该课须有特殊方法：即多实践，少理论。要合理分配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两个环节的比率，提高讲授人员的授课技巧、教学水平，特别是要掌握现代教学的各项方法和技能，从而保证教学效果。因一些高校缺乏的教学设施和实践基地，安全教育多是课堂教学而少实践教学，其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三、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及方法
在深入开展高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安全教育是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 文化 素质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2]。在高校推进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新时期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应重视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一)重视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
一是校内校外的安全。高校内外的安全环境是大学生安全学习生活的基础。在校内须教育大学生严格遵守校园及宿舍“安全用电”的相关制度，注意用电安全。教育大学生谨防火灾，当发生火灾后，须头脑冷静，理性逃生。平时谨防扒窃、入室盗窃、网络盗窃等。在校外应提高安全意识，注重安全。如公交车上注意安全、夜间行路注意安全、如晚上按时回宿舍等，确保大学生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心理的安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大学生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良好基础。中国教育网的研究 报告 表明，近年来大学生出现心理障碍率达到1/3。33%的人认为引起的大学生心理障碍是由于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而35%的人认为应试教育致使家长、学校的过度呵护，学生缺乏应对学习生活困难与挫折的心理承受力等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新形势下高校应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建立科学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管理体系。通过开设心理教育课程、专家讲座、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以及创造和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融洽的人际关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同时要求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合理饮食和加强身体锻炼，陶冶自己的情操，开阔自己的心胸，避免长时间处于紧张情绪之中。
三是大学生网络学习的安全。网络是当今大学生了解社会信息、学习知识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当代大学生的教育离不开 网络技术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也关系到高校大学生学习的安全考。为此，为防止不良的破坏性的网络行为发生，高校须强化网络安全责任感，引导高校大学生提高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同时要把安全知识、法规知识、有关法律等在网上公开宣传，进行网上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优越性以保障学生的网络学习的安全。
四是恋爱的安全。爱情是一个古老而常青的话题，爱情像一件高超的艺术作品，无论怎么研究也难穷尽其奥秘。处于青春期的高校大学生，其性生理、性心理日渐成熟。对于大学生而言，须树立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恋爱观，端正恋爱动机，发展适当的恋爱关系。具体有以下内容：建立志同道合的爱情;摆正爱情与事业的关系;懂得爱情是一种责任和奉献。由于校园里恋爱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大学生难免遇到如单恋、失恋、爱情挫折等，其中失恋是极严重的一种挫折。为此，应培养大学生一定的承受能力，使其受到挫折能够合理疏导情绪，将对自己伤害降到最低。
(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是建立、完善相应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大学生安全教育须结合大学生身心特点，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课程实施、评价考核等方面构建完整课程体系，使大学生安全教育规范化、制度化。教学大纲要遵循现代高等教育的规律和要求，符合高等教育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安全教育计划要考虑不同年级不同时段完成的教育内容及大学生整个在校期间应接受的安全知识。对于课堂教学，让安全教育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须针对不同时期学生的倾向性问题，安排课程实践活动。在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上，根据有限的教学资源、教学时间，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选择。在考核上，安全教育课在期末应同其他非专业课的考核一样，进行考试考评并将结果纳入学生综合成绩测评系统。高校应在科学设备等方面加大财力投入，针对不同时期大学生特点及高校内发现的一些心理不安全的个体建立心理安全防控机制。进行早发现、合理调控，合理干预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救助，如做好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为大学生的心理安全保驾护航。
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教学效果。在加强高校安全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中，须打造专职队伍团队。通过提高专职队伍的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正确对待国际国内的 热点 、焦点、难点问题。通过定期对安全教育队伍的业务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文化安全教育，网络技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防火防盗防身等知识。在大学生安全教育过程中，应让安全教育知识进网络、进社团、进宿舍。适当加大校园安全教育管理的科技化、网络化。立足影响大学生安全的不同因素，通过制定不同的安全教育途径、方式、方法，科学引导大学生安全教育学习。
三是建立并完善安全教育的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是实现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依据和保障，是校园安全防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高校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及自我服务的作用。完善校园秩序管理、危险品安全管理以及化学生物实验室管理等，不断完善安全教育制度。按照有关 规章制度 ，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落实责任人的相关责任，让人人关心安全问题。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安全管理，使学生切实感受安全的重要。在具体安全教育管理过程中，应依据社会治安形势变化发展，通过张贴 标语 或海报，警示学生，使学生警醒，提高安全意识。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安全防范技能，可应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可举办校园安全月等活动，积极营造校园安全文化，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创办与安全知识和防范技能有关的刊物，定期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向大学生宣传防范技能等安全知识，从而调动他们自觉参与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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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与前景》
[摘要]针对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故特别是失联事件频发，本文简要分析当下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并结合调查问卷研究结果，阐述个人观点，最后多角度提出亟待解决的各大安全因素，以供建议与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教育 失联事件 解决措施
如今，大学生话题成功冲出教育版面，以愈加娴熟的傲然姿态频繁登上社会版头条，短短几载，大学生救人献身事件、校园投毒事件、宿舍大意成灾事件接连不断，到当下愈演愈热的失联案件，一场场悲剧谁在导演?大学生安全教育话题被一只无形的手推举于风口浪尖，当这片池沼，淹没于层层阴霾，我们能否在社会迭出不穷的闪光下，拨开眼前的灰暗，找到孕育活水的源泉?
一、大学生当前安全问题现状
成都高校周边整治黑车，大学新生入学季重庆交警执法部门开展黑车专项整治，南京多部门联手整治仙林大学城黑车现象，长沙交警对大学城黑车展开突击整治・・・・・・全国各地部门高校作风一致，甚至纷纷效仿，黑车整治活动起伏不断。大学生安全事件频繁跃居搜索榜首与媒体头条，一一回顾，多地女大学生失联案件历历在目，事实不争，众人共睹，诱因何为?为此，笔者发起了一项问卷调查。
二、症结所在
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失联案件频发并非独角戏，始作俑者并非一支独军。内外元素兼具，构成了案件频发的导火索。就大学生而言，作为受害的主体，或许承担着很大一部分责任。
(一)自我意识薄弱
首先，当代大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尤其是女生，面对计划缜密的犯罪，无力应对，力不从心，犯罪分子固然猖獗，沦为枪靶绝为无稽之谈。至于大学生变成犯罪分子的集中犯罪对象，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集中的观点――独生子女对父母过度依赖，离开了学校和家长的保护，自我保护意识未免太过薄弱。大学生们似乎拥有着与年龄并不匹配的心智，反被自命不凡的傲然姿态拉进社会的熔炉。
谈及安全教育，那什么是安全教育呢?安全教育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安全成长，及早地教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安全常识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注意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及良好的应急心态。凌驾于意识之上，既已如此，何谈能力?学生们都或多或少有相对的自我保护意识，却又大都止步于意识层面，面对真正的危机却无力抗拒。耳提面命式的安全教育在学生接受的教育方法中占据半壁江山，分析众说纷纭，句句在理，也大抵纸上谈兵。
再有，抛去自我保护意识不谈，大学生的维权意识也相当薄弱。案发事后，大学生往往选择自我沉沦，在反击的黄金时刻写一纸投降书，更有甚者与犯罪集团同流合污，不以自我为例，反将痛苦强加给更多的同龄兄弟姐妹。
(二)高校教育单薄
问卷调查中，不少大学生反映，学校的针对性教育不足是安全事故频发的致命毒药。交通安全、日常生活安全、活动安全。社会安全教育、意外事故处理教育、自然灾害中的自我保护教育……高校的安全教育十分丰富，覆盖层层面面。而当理论脱离实践，终究逃不过一汪死水的最终局面。高校的安全教育仅仅停留在卑微的理论知识层面，脱离实践的展示，在偌大的安全危机前显得毫无生机。
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将受害人群体扩大至女大学生之外的群体，害人者或许会假借“助人为乐”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降低受害人的戒备心。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频发的偶然也意味着若不及时检讨、补缺，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悲剧频繁上演，我们要问的是，心智相对成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样的成年团体，在关键时刻都会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那么中小学生的抗哄能力究竟又能有多强呢?在2007年教育部特别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我国中小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实施途径、保障机制等旨在加强小学生面临突发安全事件自救自护的应变能力就有过一一介绍，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安全教育还有很多的不足，比如当下还没有一套系统的教材供学校使用，而大部分学校也没有开设专门的安全教育课等。而众学校以及各部门单位“临时抱佛脚”、“引以为戒”式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显然难以让安全教育深入人心立竿见影。
(三)社会因素纷繁
复杂的社会因素为各种不安因素提供了孳生繁衍的温床。随着近些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接触的文化也越来越多元化，网络环境也日渐复杂。利欲熏心、迷失自我的刽子手们无情地将刀刃架上大学生的脖颈，以嗜血的快感满足无限蔓延的欲壑。
调查数据里出现了不可忽视的亮点――遇害事件频发，引发社会信任危机，这是十分值得令人深思的。不久前，扶老年人反被诬陷、大学生扶孕妇遇害，诸如此类的信任危机事件丛生，仿佛形成一条粗壮的锁链，带动着社会这个充满磁力的巨大齿轮，向前滚进，吸引着更多的动荡因素，聚集，聚集。这种由微乎其微而逐渐茁壮起来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于无形中指挥着频发的安全事件，它又在酝酿怎样的下一个危机?
三、对症下药
(一)内抓
无可非议，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亟待解决。追根溯源，解决安全隐患终究需要学生和高校社会的双重努力。自我保护意识也正是大学生在努力适应这个社会时的护身屏障。这样的挑战，造就了你的战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作为独生子女，更应该被灌输更多的危机意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学生们，不要让溺爱滋生下的肤浅藏匿起年轻人应有的气魄与胆识。大学生也应积极培养自我保护能力，战争永远少不了智慧与策略。
(二)外防
除了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从社会上来说，最近大学生遇害的问题爆发的比较频繁，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前也没有这些知识的普及，所以导致一出现问题就是爆发性的。种种迹象折射出学生应急安全教育的缺失。因而，针对性教育亟待加强。然而，这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学校和社会把行之有效的安全教育方式常态化施行，将安全教育上升到实践层面，冲破层层局限，整合资源、协调多方搞好学生安全教育实践。诸如开展 法律知识 讲座以增强法制观念，增加系统的安全教育讲座或者宣传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举办公开知识竞赛以确保学生落实掌握。目前我校湖南大学对应学生接受讲座后的实际情况开展奖惩制度，针对黑的的查处，通过一定形式的处罚，让学生心中树立正确是非观。
四、结论
大学生的安全教育一定是一项长期的必须坚持的工作，这也需要学生、学校、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共同努力。从意识、能力、行为等多方面强化教育、灌输，针对的应当不只是校内，触角还应逐渐伸到社会中可能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国各大高校的相关工作仍处于初始阶段，开展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不但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只有真的让安全意识走进学生的心里，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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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伤中的群伤事故现场急救程序的探讨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公路交通事进行现场急救，一般按照脱险、检伤分类、医疗处理、故频发，创伤在现代生活中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转送四步进行川。一大杀手。据统计，在现代创伤病人中交通伤、坠落成立现场指挥部在接到呼救电话时应大致伤、刀刺伤和意外事故是城市创伤的主要因素。尤了解现场情况，并派出医护人员赶赴现场，按有关规其是交通事故和意外事故，这种产生大量伤员的群定向领导汇报及通知其余人员到位，成立现场医疗伤事故的死亡率、伤残率居高不下。为此，我们对群救援指挥部，同时做好前往现场支援及院内抢救的伤事故的现场急救进行初步的总结和探讨，以期能准备。到达现场后，医疗救援指挥部应立即把了解降低其伤残率、死亡率，进而提高抢救成功率。到的现场情况向医院及相关部门汇报。在抢救工作1资料来派进行的同时配合相关部门保证抢救工作的正常进本组病例均来自我院120急救中心2《X旧年l月行，控制住现场局面，使医务人员的工作紧张有序，至2002年12月经我中心现场急救的有5个以上伤忙而不乱，这样能给伤员和现场人员一种安全感，有员的创伤事故，共47批500例。其中男性281例，女利于现场情况的稳定性219例;6岁以下27例，7一14岁35例，15一39岁脱险、检伤分类及现场救治最先到达事故现280例，40一59岁105例，60岁以上53例;年龄最小2场的急救人员首先是使伤员脱离受伤环境。这就需岁，最大70岁。要组织现场抢救人员，在医务人员的带领下，按常规2群伤事故的特点的医疗急救方法将伤员送离受伤现场，以免造成二病人多由于是群伤，故伤员少则5一6人，多次损伤。在搬运过程中，凡不明伤情者，均按重伤搬则数十人(本组病例中最少5人，最多者达31人)。运方法进行[2i。在使伤员脱离现场的同时，根据情病种多，重病人多，伤情不一由于伤员的受伤况按就近、安全及方便的原则成立高级医疗抢救区原因不一样，还有个体差异等原因造成了病种的多(AdvancedMedicalPo以，AMP)。在AMP人口处设置样性，致使伤员所受伤的伤情轻重不一致。在本组“伤员分类区”负责对伤员按“死亡、重、中、轻”进行病例中头部损伤62例，胸部损伤54例，腹部外伤48检伤分类。若伤员数量少，可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医例，骨折75例，内脏、神经损伤39例，严重多发伤46务人员对病人进行分检，其余人员按重、中、轻的顺例，四肢损伤74例，软组织损伤102例。由于事故突序来处理伤员;若伤员较多，则根据情况派数名医务然发生，伤员对此均无预防措施，在遭受各种打击时人员对其进行分检。其次，是在分检完毕后，现场总易造成严重损伤。指挥应向医院领导汇报现场情况以便及时派人增现场情况复杂创伤事故的发生不分时间、地援，避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在抢救过程中对病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可发生，尤其是交通事人的病情及处置均应详细记录，并密切观察病情变故，意外事故发生的现场，由于事故发生突然，伤员化，以便及时处理。对心跳、呼吸停止者，若医疗资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导致现场的混乱。源充足，伤员少，可立即对其进行处理。若医疗资源3现场急救少，伤员多则优先抢救生命垂危但有生存可能者。对于群伤事故中伤员的救治，其救治目的是尽转诊在经现场急救处理后，按重、中、轻的顺可能抢救更多的伤员。因此，应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序迅速将伤员转送至有条件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在转送途中，应有医务人员在旁监护，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随时做好抢救准备。4讨论时间对于处理群伤事故显得非常重要，在创伤发生的1小时为“黄金1小时”，而黄金1小时的前10分钟又是决定性的时间，被称为“白金10分钟”「2」。这就要求急救中心对创伤急救的反应时间必须尽量短，所谓反应时间是指从接到呼救电话至急救车到达事故现场所需时间。在本组病例中，我中心对创伤事故的反应时间为10一60分钟，这是由于急救网络不健全及交通状况、路程远近等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应不断健全急救网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伤者以救治。在到达事故现场后最紧要的任务是对现场救治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指挥。若组织协调不当，不仅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还会导致伤员伤情的加重，甚至死亡。本组病例中有5次事故是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现场混乱抢救人员未能协调统一，最后虽所有伤员均安全送至医院，但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耽搁了时间。因此，我们呼吁广大医务人员应有协作精神，树立以病人为重的观念，把伤者放在首位。同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常规组织模拟演习，让广大医务工作者熟悉创伤事故的现场组织、救护，达到实战要求L，}。在事故现场对伤员的处理要本着先救命后治伤，先治重伤后治轻伤的原则，对创伤病人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措施是保持呼吸道通畅和积极抗休克川3]，按现在的观念，对创伤病人的院前急救，在现场就要达到高级生命支持的水平，这就对急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医务人员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医德医风。相互间的配合要默契，各项急救技术要娴熟、各种仪器设备的使用要熟悉，对病人诊断处理要正确及时。不仅要熟悉各种创伤疾病的特点，以迅速、及时、正确地对伤员进行处置，还必须熟练掌握初级生命支持的各项技术，尤其是创伤急救的四大技术，不仅是医务人员要掌握，凡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均应掌握，同时还应对之进行普及和推广，以利于现场急救工作的进行，以利于降低创伤事故的伤残率、死亡率。总之，群伤事故现场急救只有组织协调得力，医疗措施得当，才能降低死亡率及伤残率。提高对创伤事故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医疗救援水平，是群伤事故院前抢救成功率的关键。参考文献【l]李宗浩主编.现代救援医学.第l版.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293【2]王一检.急诊外科学.第1版.北京:学范出版社，21】】).976一984〔3〕张荣，王伯良，仲月霞，等.328例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救治分析中国急救医学，一望月，19(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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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研究摘要 3-4 ABSTRACT 4-5 1 绪论 8-16 研究背景和意义 8-12 主要研究内容 12-13 研究方法和结构体系 13-16 2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概论 16-32 建筑安全生产的特点 16-18 安全生产和建筑施工安全管理 18-20 我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状况 20-27 发达国家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概述 27-30 小结 30-32 3 建筑施工安全文化管理 32-42 建筑施工安全文化概述 32-33 建筑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33-38 企业职工安全生产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38-40 小结 40-42 4 建筑施工意外事故和安全隐患分析 42-48 安全意外事故性质和基本要素 42-43 常见施工安全意外事故及伤害形式 43-44 建筑施工安全隐患和事故征兆 44-45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教育 45-47 小结 47-48 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与防护对策 48-56 施工安全技术与防护对策概述 48-49 施工安全技术与防护对策基本措施 49-51 安全管理和文明施工措施 51-56 6 建筑施工安全保证体系 56-62 思想保证体系 56-57 组织保证体系 57 制度保证体系 57-58 技术保证体系 58-59 信息保证体系 59-60 小结 60-62 7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 62-70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概念及理解 62-63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的发展 63-66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职能和作用 66-68 小结 68-70 8 全员参与的施工项目安全管理 70-76 承包商（施工单位）与施工安全管理 70-71 建设单位与施工安全管理 71-72 设计（咨询）单位与施工安全管理 72 勘察单位与施工安全管理 72 监理单位与施工安全管理 72-73 监督机构与施工安全管理 73-74 群众监督与施工安全管理 74-75 小结 75-76 9 结论、建议及展望 76-82 研究结论 76-77 建议 77-79 后续研究展望 这个是大纲,感兴趣与我索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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