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1 浅析岩井俊二青春电影的美学特征 一、长镜头与交叉剪辑下意境的营造 从长镜头渲染下的青春纯爱电影《情书》、《四月物语》，到交叉剪辑镜头下表现成长历程和蜕变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风格和题材上都做了最极端的挑战，在其“青春片”所营造的意境中，爱情的唯美，生活的残酷，青少年心灵的困惑和压抑，都是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实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采用长镜头和快速交叉剪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身着白色衬衫的少年戴着耳机静静地伫立于青绿的麦田中，沉迷于莉莉周的音乐世界里。在电影片尾处莲见刺向星野的镜头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马的镜头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访中也坦率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但每个人对电影的出发角度不同造就了对电影理解上了差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声，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样是青春成长题材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采用的是一种压抑阴冷的含蓄表达，而《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强调形式上的动感，热情、夸张、充满爆发力”。 二、弱化情节强化情绪的主观表达 岩井俊二在中国内地的走红，直接联系着“青春文学”，这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当然，“岩井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导入了导演本身的价值观，相对于故事情节，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绪表达和心理变化。一方面，他带着怀旧的情绪追溯逝去的时代，影片中对童年世界的怀旧成为成年人对青春的缺失的一种幻想性解决途径。《情书》中没有强烈的冲突情节，在两条线索下的叙事时空中，通过两个素未谋面女孩的书信联系在一起，渡边博子在寄托哀思中无意探寻出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恋，女藤井树在书信的来往中才发觉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发芽，只是随男主角的离开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没有在叙事的策略上突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通过情绪的升华给予了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他通过社会的角度来表达对青年成长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观众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从而引发内心的思考。这也是“岩井文学”所衍生出来的弱化情节而强化情绪的“青春叙事”方式的建构。但是，此类情节弱、情绪浓的主观表达方式并不适用于任何题材的电影，对其后期电影主题的表达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 “意象，指对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觉上的体验。而电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导演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融合，它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写满藤井树名字的借书卡、刻在凤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运用极简的影像风格，将青春的热烈与生命的脆弱透过自然意象和虚拟意象表现出来，对青春期群体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 “《四月物语》中的落满樱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红色雨伞是岩井俊二对青春短暂和热烈的意象隐喻”。《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词贯穿于影片的始终，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词。同样，《燕尾蝶》中所营造的并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征着青春里欲望的深渊。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观存在里，这也是他对“青春”充满无限可能的另类阐释。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着两个女孩成长历程中的蜕变。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纹身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来过，以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姿态，带走了一只蝴蝶的脆弱和美丽;凤蝶，历经世间创伤却依然满怀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长大成人的专属记号。她们渴望飞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茧而出一刻陨落，岩井俊二采用这种独特的青春意象，表达了他对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沦或者毁灭因其阴暗而被电影避之不谈，但这却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试图将成长中的青年从喧哗虚幻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从而理解现实的残酷和真实世界的难能可贵。 岩井俊二是一个主观意识特别强的导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创作电影的理念是彻底极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强盗、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来展现大城市高速运转中一群病态而畸形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场景，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阴暗彻底的呈现，而是从他们苍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处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动荡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着内心的纯净。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2 浅析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古典文学 1.研究背景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迎来了其黄金期。以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为首，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年)，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年)等连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纵观日本电影的获奖史，日本的时代剧，也就是极具日本风格的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欢迎。但是，很少为人所知的是，日本电影不仅从自己的“日本风”中取材，同样也将外国文化作为素材，并加以改编。例如作为电影推广初期的明治、大正时期，那时的观众所最为熟悉的外国文化，则是中国的古典文化。 2.不同时代中的以中国古典题材的日本电影 尚处于日本电影草创期的1911年，吉泽商店制作了《西游记》。紧接着1912年，在西游记广受好评的情况下，再接再厉摄制了《三国志》。另外，还有很多例如《豹子头林冲》(1919年、日活向岛摄影所、小口忠导演)、《西厢记》(1920年、日活向岛摄影所、田中容散导演)等一系列以中国古典作为题材的电影被持续不断地搬上了日本大荧幕。 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电影主流也由无声进入了有声期。战争时期，日本电影又制作了一系列如《孙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导演)、《水浒传》(1942年、冈田敬导演)、《鸦片战争》(1943年、牧野博导演)等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国策电影。 日本战败后的195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转型期，迈入了黄金时代。《杨贵妃》(1955年、沟口健二导演)、《白夫人的妖恋》(1956年、丰田四郎导演)、长篇漫画电影《西游记》(1960年、薮下泰司、手?V治虫、白川大作导演)等各种日本观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的电影，不但在日本上映，还进入了香港及东南亚等华语圈市场，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0年代，电视取代电影，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成为了时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电视局制作的系列连续剧《西游记1》和《西游记2》，不但在日本受到广大观众好评，甚至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另外，于2007年制作的电影版《西游记》(泽田镰作导演)，以亿日元的票房，位居当年日本本土电影收入第四位。 3.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日本电影 以《西游记》为首，《三国志》、《白蛇传》等以中国古典为原型的故事，经由日本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演绎，介绍给了日本的观众。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地方经过了改编，展现出了与原作颇为不同的风味。 将外国的古典作品翻拍成电影，将具有各种全新的可能性。并且，虽然原作是古典文学作品，但内容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一直产生着变化。例如《白蛇传》，最初冯梦龙主编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后的结局，都与如今我们耳熟能详地《白蛇传》颇有不同。而日本电影选择哪个版本的故事作为故事底稿，则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历史故事也同样，由于制作方所处国家和立场的不同，讲述出的故事也会具有情节上的差异。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版《鸦片战争》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类中国古典或历史故事电影与原版的异同，可以从中发现其政治意图及意识形态，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结论 因此，狭义上而言，本研究为日本电影研究，但广义上而言，其实为媒体以及大众文化研究。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历来未被传统研究所重视，因此，分析此类电影将可一窥日本电影的时代特征、对外来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电影交流史。更是对日本电影史的一种补充，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猜你喜欢： 1.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2. 有关微电影论文范文 3. 电影鉴赏论文 4. 关于大学生电影论文范文参考 5. 电影赏析论文范文
随着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电影已将触角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类论文3000字左右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电影类论文3000字左右篇1 浅析新女性主义下小妞电影的人物塑造 那么“小妞电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看准了消费者的观影需求，尤其是现代女性观众的内心需要，从年轻女性对爱情、都市时尚以及独立精神(这也和“小妞电影”中最主要的元素想吻合)的追求再到通过电影的自身特质的展现，不断迎合女性消费群体，找准市场定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符合年轻女性身份的“小妞”形象，也拍摄出多部口碑票房双赢的“小妞电影”。 “人物是电影叙事文本的基础和灵魂”，电影中的人物，是电影创作中的核心，也是作品的核心，更是是叙事的核心，是矛盾冲突的核心。电影中的人物是电影叙事的实现者，电影是通过人物性格的打磨以及画面和声音，进行对人物的塑造和对角色的诠释，使得电影的叙事具有生命力，能够让观众通过人物走进电影。上世纪女权主义的三次浪潮，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要在各方面与男性看齐，而不是再作为男性的依附者。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反射，小妞电影逐渐走红。小妞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是生活工作在大城市的现代女性，具有经济、情感上的独立性，电影设定的轨迹一般是女主人公经过重生获得了美好。 一、现代女性面对的生活压力 现代都市年轻女性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生活节奏加快，情感越来越匮乏，人们越来越孤独。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是身兼数种角色于一身，需要有工作、家庭两不误的奉献精神，因此她们面临着就业、竞争、感情和家庭等方面的多种压力，而20岁到30岁的女性在工作和感情上的问题比较多。“小妞电影”恰恰是以这一群体为创作对象和主要受众，很多刚刚步入社会和职场的年轻女性都会碰到工作和感情上的双重压力，因此她们和电影中的“小妞”们能够找到共同语言，能够在电影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同时也能够在幽默轻松的电影氛围里得到放松，她们也就会在做观影选择的时候偏向于选择“小妞电影”。“电影《欲望都市》在首映当天，女性观众的比例高达85%，而在25岁以上的观众群中，女性所占比例为80%。影片在上映首周便以5000万美元登顶北美票房榜，而3-4亿美元的总票房几乎全部由女性撑起。” 二、新女性主义下的寻找自我与成长 新女性主义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女性主义不仅要求变革法律制度、争取女性的合法权利，而且呼吁突破父权制思想的压迫，建构女性意识，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现代女性从内心更希望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渴望突破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获得自由，不再成为男性操纵的对象，强调男女性别平等。她们渴望进入社会，参与竞争，让自己以一个独立女性的身份在社会站稳，而不是作为男人的附庸，以男人为自己的生活中心。现代的新女性主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各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也探索出解决性别冲突的一系列手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文学和影视作品(这里对文学作品不做赘述)。 在杜拉拉的职场奋斗过程中，她始终信奉着自己的职业理想，将工作永远放在第一位。影片里有四处地方能够体现杜拉拉追求独立的精神： 一是杜拉拉在DB公司面试时回避说出离开之前公司是因为性骚扰的原因，而是强调要追求自己的职业理想; 二是杜拉拉在公司内部竞聘HR的时候，拒绝王伟一起出去散心的提议，而是说到“我还有我的职业理想”; 三是当王伟提出让拉拉和自己一起当背包客的时候，杜拉拉摇摇头，说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工作;四是在公司年中年会的上，王伟评价杜拉拉更在意自己的工作和公司对她的看法。显然，无论是从杜拉拉自己的口中还是从他人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杜拉拉对职业的追求和热爱，甚至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可撼动。 并且在好友海伦因为办公室恋情曝光，主动离开公司，甘心做DB员工家属的举动，也可以衬托出杜拉拉的独立个性，渴求和男人站在同一个高度。其实，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杜拉拉一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拥有新型婚恋观的新女性身上，她们认为“爱情不是依附，爱情是各自坚强独立，在努力走到一起”，就像《非常完美》里的苏菲在失恋时体会到的“女人只有找到自我，才能找到真爱”。都市里的年轻白领们接受了高等教育，独立个体的意识很强烈，反对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渴望成为职场精英，以至于成为“女强人”，在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时又失去了情感和家庭。情景再现，使女性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她们找到了一个“发声筒”，一个“反光镜”，所以这样一个能够充分找到共鸣的电影类型成为广大年轻女性观众的重点观影对象，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新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开始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小妞电影作为新女性主义文化的反光镜之一，用独特的视听语言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追求与向往。国产小妞电影起步较晚，存在着类型不明确、故事牵强等不足，目前小妞电影需要根据受众和市场需求，塑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小妞电影。 电影类论文3000字左右篇2 浅析电影《大追捕》对暴力场面的美学处理 随着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电影已将触角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一场90分钟的电影，可以是一场洗礼，洗尽观者一身铅华;可以是一台闹剧，缓释观者紧绷的神经;可以是一次穿越之旅，带领观者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电影银幕恰似一方神奇的所在，纯白幕布上跳跃的影像就如同电影导演这位“自由的画家”挥洒的不同风景，传递人生喜怒、世间伦常，带给观者心灵的感悟和视觉上的享受。电影就是这样直观的所在，即使于影像之外体悟到不同的思想内涵，那也是社会经历和文化背景的映射，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位优秀的导演就是有那样的能量，仅仅依靠视觉上的冲击，就带给观者心灵的震撼，因此在场景上大做文章是一部影片优秀与否的重要考量。 纵观世界电影发展历程，“暴力”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暴力场面在多种题材的影片中的展现长盛不衰，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导演在暴力场面的处理上逐渐归于一种“美学”呈现，弱化了暴力场面的血腥和冲突感，在表现上趋于柔和的观感和视觉的盛宴，影片《大追捕》在暴力场面的处理上就别具匠心。 一、打斗场面的美学处理 由周显扬执导的影片《大追捕》上映于2012年3月15日。该片围绕两宗相隔二十几年却被警方认定是同一凶手所为的凶案展开，通过警匪间扑朔迷离的故事将真相娓娓道来，其中暴力情节的存在一方面强化了影片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情节的发展。片中共有10处暴力场景的呈现，其中最为精彩的当属影片开端男主人公王远阳在狱中与人打斗的情景，四人搏命相争、刀拳相向，本为血腥气最为浓重的一场戏，却被导演打造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武舞大戏，堪称视觉佳宴。 (一)色彩情感的运用 色彩情感是一种色彩心理反应，当人在视觉上接收了不同的光信息后，会经由思维并融合过往的经历等而生发情感，感染人的情绪。影片导演周显扬很巧妙地利用了色彩情感对暴力场面进行了美化，在降低了打斗场面的血腥味的同时又完好地保留了暴力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该片主要采用了昏黄的色调对暴力场面进行了渲染。黄色是一种明亮的色彩，通常给人以灿烂、辉煌、积极向上的感觉，而当黄色被降低色度，虽然会瞬间失去光彩，却给人以沉重、肃穆的压迫感，而用在王远阳与人打斗的场景中，则一方面弱化了具象斗殴场面带给人的惊惧感，一方面加强了整个过程的恢宏气势，与浴室喷头潺潺而下的水帘相得益彰，在光影的作用下，充满暴戾气息的浴室瞬间化作一个炫目的舞台，成为王远阳四人的“斗舞场”，张扬而不牵强。 (二)形式化搏斗场面的打造 电影中音乐的运用能够在烘托气氛、美化视觉效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段低回婉转、舒缓悠长的乐曲是治愈忧伤的良方，渲染影片氛围，直抵观众心田;一段欢快优美、高亢悠远的歌声是快乐情绪的催化剂，促进观众情感的迸发，使其与影片人物同喜同乐。而在该片中，音乐始终贯穿于王远阳与三人的打斗过程中，弱化了喊叫声的呈现，其中咄咄紧逼的节奏更是增强了整个场景的紧张感，使武舞形式下打斗场面的戾气以更加温婉的气势直抵人心，引导人们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整个过程，从而削减了这个暴力场面的道德意识。 影片开头，水帘下王远阳一张扬起的脸像是一个亮相，预示着“好戏”即将开场，果真，镜头一转，映入眼帘的便是在王远阳的徒手撕扯下一张狰狞的脸，镜头中王远阳对对方的拳脚相向引来被打者的帮手，这些人的出现不是粗暴乱入，而是“踏水而来”，昏黄的灯光，溅起的水滴晶莹剔透，像是给那只脚穿上了水晶鞋，画面绚丽夺目，如果时间停留在那一刻，观众该会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吧!但是“好景不长”，几人厮打在一起，王远阳扭曲的脸庞尽收眼底，此时一个慢镜头的运用，道尽了他被打的痛苦，而少去了凶暴之气。王远阳挣扎之余用脚踹开了对面的人，此人倒地时还是一个慢镜头的处理，借着飞舞的水花，眼前又是一个优美的“舞蹈地面动作”，美轮美奂。与此景相同的处理还有被王远阳打到晕倒而撞墙的人物形象，撞向墙壁的瞬间，都在慢镜头的处理中，与周围晶莹的水线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整个过程中，几个人扭打的场景，都被呈现于全景镜头中，雾气缭绕，水声阵阵，健硕的身体线条，无一不为弱化场面的暴力气息发挥了作用，给观众呈现了一出优美而壮阔的舞蹈大戏。 二、暴力虐待场面的美学处理 影片中有两段对立且纠缠不清的关系，都与在音乐方面极负盛名的徐翰林有关，他是杀死养女徐依云并伪造现场掩盖真相最后嫁祸于人的凶手，又死在也有着他养女身份的徐雪的错手推搡下。徐翰林与两人的纠缠在于他看不得他的养女们与任何男人的交往，一旦发现，哪怕是眉眼间传情，都要被他侮辱和大骂。影片中徐翰林的第一次暴怒源于他在接徐雪放学时发现有一个男生对徐雪微笑，虽然当时他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反应，还友好地和徐雪就读学校的校长谈笑风生，但回到家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对徐雪大肆唾骂，骂她不要脸、不知廉耻，言语之间尽是变态与不堪，完全不是一位父亲应有的姿态。 面对徐翰林的质问，徐雪一句“没有”就遭到了他的暴打，显然这个回答并没有让他满意，但接下来的情形则充分显露了徐翰林的变态，他一方面对徐雪否认的回答产生质疑，逼她承认与那个男生有关系;一方面又阻止徐雪产生与其他男生在一起的想法，而且还摸徐雪的手，与她耳鬓厮磨，告诉她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徐翰林对徐雪第二次暴怒发生在发现徐雪将电话号码告诉了别人，在并未弄清这个电话到底源于哪里时，就对徐雪一顿暴打，不问青红皂白就辱骂徐雪太不要脸了。这两个场景的处理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徐翰林的暴打还是辱骂，徐雪都没有任何反抗，这无疑弱化了两者对抗间的冲突感。此外，这其中还穿插了4个徐太跪拜佛前的场景，这是对徐翰林罪恶的救赎，也化解了影像的戾气，缓和了观众的情绪。徐翰林与徐雪的第三次冲突其实是第二次冲突的续写，徐太的口供道出了徐翰林死亡的真相，而徐雪也第一次对好朋友吐露心声，承认是自己失手将徐翰林推下楼。第三个场景中，徐翰林的行径更加恶劣，其下手之狠戾透着杀气，徐雪被推向酒柜，酒瓶瞬间倒落，足以见得徐翰林推搡徐雪力气之大，而后徐翰林仍没有放过虚弱倒向沙发的徐雪，这时徐雪开始反抗了，她拿起棍子打向徐翰林的腿，但此时导演则采用了近镜头，镜头中徐翰林的腿和后背成为主体，弱化了整个争持场面的紧张气氛。 徐翰林与徐依云的冲突源于徐依云想要带着孩子离开家里，她打电话求助男朋友王远阳，没想到这一切被本来因为酒醉熟睡的徐翰林听到，他因此而暴怒，大力将徐依云推向墙壁和钢琴上，最后推到地上，徐依云被地上的尖锐物扎到，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消解徐翰林的怒气，他拽起徐依云倒在床上，嘴里说着让她说话，却狠狠地捂住她的口鼻，最终徐依云死在他的手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徐翰林撕碎徐依云的衣裙，制造了她被奸杀的伪证，并报了警，打开门想让王远阳替他背死罪，此时应徐依云要求来接她们母女的王远阳赶到徐依云的家，看到徐依云被害的场景，他惊呆了，警察赶到，王远阳成为这起谋杀案的嫌疑人。这一场景中，徐翰林对徐依云动手的整个过程中，除了眼泪的控诉徐依云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冲突感因此而大大减少，另外，雨帘下徐翰林残忍谋杀徐依云的情境被模糊化，削弱了血腥气的呈现，使徐翰林杀人的整个经过在情绪渲染上柔缓了些，更易于观众接受。 三、警匪暴力对峙场面的美学处理 影片中10个暴力场面中有5个是王远阳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对峙。第一个是王远阳接受审讯的过程，面对警方的暴力质问，王远阳一声未吭，被逼到忍无可忍，他的一句“不是我啊”却遭到警方暴打，一脚将他从凳子上踢下来，揪住他的头撞向桌角，但此时镜头并未直接对这一情景进行细致的刻画，而是通过晃动的桌腿展现出来的，削减了血腥感。整个过程中音乐元素再次被启用，肃穆低沉的乐曲似乎在为这个无辜青年鸣不平，银幕上大片的黑色一方面透出回忆的味道，同时也加强了压抑感，虽然视觉上观众并未看到更多王远阳被打的细节表达，但从心理上却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哀怨，这是导演对该场面的处理之美。 王远阳对警察实施暴力行为的第二个场景其实算不得一场真正的对峙，他来找阿萤并用衣服罩住她的头却并未给她造成致命的伤害，随着后来的情节推进可以知道，他去找阿莹的目的其实是想引导警察偏离真相，将罪责引到自己的身上，替亲生女儿徐雪顶罪。王远阳挟持阿萤走进房间，抵抗中的阿萤被王远阳抱起抡到地上，过程中阿萤的腿扫向桌上的酒瓶等玻璃容器，瓶子散落摔下，是两人冲突间力量的最好诠释。阿萤被迫躺在王远阳身上并挣扎时，镜头为观众呈现了阿萤的视角，一个被衣服盖住的白色空间，压迫感顿时倍增，加强了阿萤的情感诉说，无助而恐惧。 王远阳与警察的第三次对峙是与整个案件的推动者林正忠的对决。林正忠是个“死脑筋”的警察，执著而倔强，为了探求真相不惜付出一切。林正忠怀疑王远阳是徐翰林被杀案的凶手，意图套出口供将他逮捕。林正忠在惩教所等到来报道的王远阳，并将他带到大屿山，那个王远阳与徐依云曾经常常约会的地方。缆车上，林正忠对王远阳循循善诱，试图让他承认因为恨徐翰林不同意他跟徐依云在一起而起杀意，出狱后就杀了他，无奈20年牢狱中隐忍的生活已经让王远阳声带受损，他已经说不出任何话了，而他的手势林正忠也并不理解。而后王远阳猛然拿出刀子，与林正忠两人扭打在一起，这一切在林正忠掏出手枪后结束，然而这并不是结局，显然，此时王远阳在狱中的苦练显现出成效，林正忠并不是他的对手，林正忠头部被打后，变得晕晕乎乎，王远阳趁机对缆车底部开枪，并用力踩踏，最终他和林正忠掉下来摔倒在山林中，王远阳一瘸一拐地逃跑了。在这场冲突中，肢体语言的表达淋漓尽致，但导演却将场景选在了美丽的大屿山，绿意盎然、辽远开阔的视野带给观众非常美的观感，不失为一场视觉上的享受。 王远阳与警察对峙的第4个和第5个场景源于同一事件，王远阳面对的对立者同为警察，但他却有不同的目的。金钟大厦里面，黑暗中王远阳只身打伤了两名警察并拿走了他们的手枪，黑暗场景的设置，摒除了部分打斗过程的暴力感，而警察的喊叫声为这场争斗做了说明。之后，王远阳来到女儿身边，将带有徐雪母亲徐依云照片的项链戴在已经晕过去的徐雪身上后离开。而后，由林正忠带队的警察赶到，却是王远阳开枪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王远阳将他们引到天台，天台上在枪声中飞奔的王远阳矫健的身影，又一次为画面增色，添一抹美感。最后王远阳站到天台边上，林正忠赶过来，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丢掉手枪，屏退身后的同事，向王远阳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而他所叙述的王远阳和徐依云都是受害者，徐雪是杀死徐翰林的凶手这一线索的确就是真相所在，王远阳听完之后用已经坏掉的嗓子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然而他最终说出了什么，林正忠的理解对不对，都听不到正确的答案了，为了替女儿顶罪并把这件事做到天衣无缝，王远阳选择了投进身后的万劫不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意图换来女儿的新生。深沉的父爱掩盖了一切，包括暴力，包括隐忍，包括真相，这是导演的高明所在，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父爱的伟大和美好。 猜你喜欢： 1. 电影类的论文参考范文大全 2. 电影类型的论文 3. 关于科技论文3000字左右 4. 电影类的论文例文 5. 有关于电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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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影插曲与时代怀旧情怀的表达
一、《夏洛特烦恼》――一个时代，一首金曲
《夏洛特烦恼》作为2015年的一部票房黑马影片，不但吸引了时下的观影主流―90后群体，还吸引了更多曾经处在影片主体年代的80后、70后。影片的故事主线从90年代一直发展至今，围绕着男主人公夏洛的梦中人生进行叙述，然而，其中贯穿时间点的方法就是运用故事发生当年的流行歌曲，从描述剧中男女浮夸爱情表演的《一剪梅》到充满了文艺气息的《那些花儿》，再到1998年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由港台音乐天后王菲和内地音乐天后那英演唱的《相约九八》，再到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的经典名曲《冰雨》，以及成为80后、90初时代记忆的周杰伦早期的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向观影者展现了每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点，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的认识。这些歌曲勾起了各个年龄层对青春、逝去的岁月的追忆。
在观影过程中，当影片中响起《一剪梅》的前奏音乐时，不少观影的60、70后都坐直身体仔细聆听，对于部分80、90后来说，这仅仅是一首听起来有些耳熟的歌曲，看着片中人物的浮夸演技哈哈大笑，但是对于60、70后而言，《一剪梅》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伴随他们的青春追剧岁月的琼瑶剧时代。片中人物浮夸的表演方式，在琼瑶早期的电视剧中，曾经感动了很多当时还是青年男女的60后、70后、80后们，伴随着这首歌，让很多人开始追忆自己的似水年华。
本片中还有另一首歌曲让人印象深刻，是1985年由新加坡拍摄后被中国引进的同名电视剧中的主题曲《人在旅途》。由于当时社会逐渐开放，港台以及东南亚电视剧在中国大陆曾经风靡一时，以其鲜明的节奏感和歌手极具时代特征的演唱方式勾起了人们对港台剧、引进剧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故事情节的回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充满家族勾心斗角的家族伦理剧情以及现在依然在港台剧中常见的商战戏码。这首歌的歌词具有时代特点，突出了当时中国的新兴思想和新的精神追求，让观影者伴随着极具节奏感的音乐回想起了70、80、90年代的舞厅。
当然影片是不可能不照顾到80后、90后这些主流观影人群的怀旧情怀的。周杰伦，就是编剧和导演送给他们最大的怀旧大礼。周杰伦的歌曲随便哪个80 、90后都能唱上几首，那时的人们想到周杰伦，就是略带忧郁的眼神加上吐字不清的奇怪唱法。对于学生们而言，周杰伦是他们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刻满了他们懵懂时期对爱情、音乐的理解，嘻哈风格也成了当时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时尚潮流。当片中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伴随着影片的画面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回忆那些曾经在自己懵懂时期经过的他、她。
“夏洛”就这样以他独特的诠释，带着观影者一点点回忆他们的青春疯狂岁月，而徐峥导演、编剧的《港?濉吩蚴峭ü?直白的、大量的香港影视金曲带领大家走近那个曾经在很多人眼中十分神秘、令人向往的HongKong。
二、对香港影视金曲的致敬
很多看过本片的观众都认为，徐峥将整部影片的插曲都献给了香港经典影片中的歌曲，只要看过、钟情于香港电视剧、电影的人都可以在本片找到可以勾起回忆的歌曲，这些歌曲让观影者伴随着香港本地的画面和粤语，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四大天王、劲歌金曲的时代。在本片题目出现之前，男女主人公徐来和杨伊青涩的爱情中就插入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香港经典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两个人在剧中不停地换著香港影片的海报。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就成了两人大学爱情生活的主题曲，这首歌中的歌词和曲调是典型的香港80年代情歌模式，表现两个人浓烈的爱情，导演用这首歌配合著两位演员的表演，将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带回了他们的初恋时代。紧接着由于杨伊的离开，一直默默付出的蔡波出现在徐来的视线里，蔡波的付出感动了徐来，两个人结婚过起了正常但略感乏味的生活。在这部分，徐峥用了谭咏麟的《谁可改变》，这首歌就像是叙述徐来和蔡波的故事一样，日久生情、顺理成章、平平淡淡、白头偕老，非常形象的展示男主人公的初恋和婚姻，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一生爱情的写照，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不顾一切的爱情，然后在进入婚姻之后回归平淡。影片的片头部分则是用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的《饿狼传说》，这是非常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香港歌曲，配合香港街景，导演就这样引领观影人走进了香港。
影片中的另一首歌的出现让观影者回忆起了一个充满热血和兄弟情义的时代，这首歌就是陈小春演唱的《乱世巨星》，也许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歌名不熟悉，但是只要旋律响起，80、90后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经典系列影片《古惑仔》，这个系列作为香港电影的代表作，对很多热血青年们都有着很深的影响，里面的歌曲代表着香港电影的全盛时代，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对曾经共患难的朋友、兄弟、姐妹的情义。
影片很多影视金曲的应用是为了迎合影片突出节奏感，并制造环境的代入感，例如《拒绝再玩》《真的汉子》都是运用在长镜头或男主角的运动过程中，这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不仅仅可以让观影者回忆过去，还可以将观众通过音乐和香港老街的画面带入到剧情中，促使观众将自己融入剧情。
三、影视金曲――一个人一首金曲，一首金曲一段人生
其实很多电影导演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通过音乐来讲述所要表达的情感，例如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引用了多首90年代流行音乐，与《夏洛》和《泰?濉凡灰谎?的是，贾樟柯用观众看起来土的掉渣的画面和人物配合音乐向人们传递著对故乡、故人的爱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在影片中《go west》这首迪厅音乐出现过两次，分别在开头和结尾，影片开头一群年轻人伴随着这个音乐跳舞，影片结尾年老的女主人公一个人在老家跳起了当年的舞蹈，就像贾樟柯本人说的一样：“他是一段青春的记忆，有一些解读会过度的诠释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能代表时间和漂泊。”贾樟柯用诸如此类的插曲像人们展示了他对时间、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刻的触及观影者内心深处的那些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和感慨。
要说为什么这么多电影开始通过音乐怀旧，其实原因并不难猜测。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对时间流逝的注意，当人们放松思绪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那些在不经意间失去的时间和人，然而电影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追忆和安慰的作用，可是直观的画面和故事内容不能够叙述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和时间轨迹，然而影视金曲的加入就可以将画面和观影者融为一体，观影者听到熟悉的音乐就可以回忆起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如果说画面是在叙述故事，那么加入了这些音乐之后，观影者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将自身故事带入其中，毕竟歌曲相比较画面更加的宽泛，每个人都可以对一首歌做出自己的理解，这时候在结合画面去看就像是人生MV一样，那些有关友情、亲情、爱情的事情一点点浮现在他们的眼前，这些画面对于观影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情绪的抒发，是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让他们在这个高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寻找到内心的那一份感动和美好。
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也好，音乐也罢都是一种人类情感的表达，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对那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这些影视主题音乐、插曲以及每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都诉说著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时隔多年，也许这些画面、歌曲早已经被人们淡忘，当通过现代艺术形式再一次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于观影者而言，这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内心尘封了多年的箱子，让人们带着眼泪回忆曾经的种种，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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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最爱的男女演员都属于黑白胶片时代，女的是演过《乱世佳人》、《魂断蓝桥》和《欲望号街车》的费雯丽；这个的主角，我很多都喜欢。中国喜剧电影发个的变迁的话具体也是不能怎么表达的，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
我经典这些电影很是经典：
《疯狂的外星人》2月5号
影片由宁浩导演执，沈腾、黄渤等知名影视剧演员出演，讲述了浑浑噩噩的两位主角因为外星人的出现，平静的生活被意外打破，而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在为数不多的观影体验中，最感动的那些片段里，有好几个来自于卓别林。比如《城市之光》的最后一幕场景，双眼失明的卖花女重获光明后，看见街边邋遢的卓别林，刚开始没认出来，便把他看作要饭的，后来《大话西游》里那句“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时提卓别林，对当下的中国电影很有启发。如今喜剧片很明显已成为市场最卖座的类型，首先破票房纪录的基本上是喜剧片，从一开始的《泰囧》，到后来的《捉妖记》，再到今年的《美人鱼》，其他还包括去年颇受好评的《夏洛特烦恼》，叫座不叫好的也有《煎饼侠》、《万万没想到》之流。
可是，如此之多的国产喜剧片，却没有产出哪怕一个具有鲜明识别度的人物形象，在社会影响力上也似乎缺少一部真正的扛鼎之作。特别是从影片的叙事逻辑来看，除了《夏洛特烦恼》等少数几部还能算是有一个完整故事结构，其他很多片子连故事都讲不全，然后就是各种“梗”的简单堆积，网络剧加长版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无怪乎马未都戏谑道，中国电影开创了一个新的类型，叫做“喜闹片”。说白了，合家欢，爆米花，整出的笑料全是硬挠你咯吱窝，所以只能称之为“梗”而不能叫做幽默桥段。
与“梗”相对应的词是“破梗”，也就是说这个“梗”一旦被破了，就立刻索然无味。但我们称之为搞笑桥段的那个东西，它不怕破，不管看多少遍都能get到笑点，就像郭德纲相声，同样的内容，听一次笑一次。
中国当下情景喜剧研究 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情景喜剧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成熟。多方面的理论指导与评析使得美国情景喜剧有丰富成功经验。它和情节系列剧、电影(包括电视电影)是美国晚间黄金时段的三大影视剧类型，收视率往往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自1994年我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问世以来，这一节目类型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十多年的成长并没有使得它具备一套完善的制播制度，在播出与收视方面也受到冷遇。尽管情景喜剧的拍摄技术日臻完善，情节、笑料、表演也更加成熟、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但它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说到底，情景喜剧就是一个30分钟的表演，演员们在人们熟悉的情境中娱乐观众。在整个电视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喜剧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情景喜剧的生命力之所在。 回首中国的情景喜剧之路，从1992年《我爱我家》火爆荧屏算起，15年里有过里程碑似的“创始期”，有过后劲不足的“思考期”，也经历了“高潮”和“平淡”。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棣所说：“中国的情景喜剧第一部作品就直接达到顶峰，其后却江河日下。”虽然随着《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优秀作品的热播，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了改观，情景喜剧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电视传媒格局中找到了位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但同时，这个剧种的发展又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一般采用栏目化播出，时间固定，各集故事相对独立，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大都在摄影棚里录制，基本不用外景；市民化，以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靠语言来取胜；流水线创作，多采用即制即播的模式，更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挤在这些已经基本上被格式化的框框里，不少作品情节夸张、笑料庸俗、编造痕迹过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和立得住的喜剧人物，尽管编导们做出种种努力，情景喜剧的创新之路却仍然越走越窄。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观察，情景喜剧创作“技”的成分越来越多，而“艺”的成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情景喜剧创作越来越重视‘制造’，而慢慢放弃了‘创造’”。更有网友尖锐指出，中国的情景喜剧已经进入了一个见好不收、照搬照抄的时代，十几岁的中国情景喜剧就已经开始写回忆录了。 有专家指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文化价值的流失等因素特别是创新意识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而如何贴近老百姓，是情景喜剧的生命线，也是目前情景喜剧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从《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剧的热播，可以看到中国情景喜剧的市场并未消退。一头是观众的旺盛需求，一头是观众的审美要求。情景喜剧有需求缺内容成了电视荧屏一个不小的“痛”。 从目前社会整体环境上看，情景喜剧的创作题材、讽刺力度等，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条条框框约束，只能在各剧种的边缘走来走去，讨一些彩儿。在尚敬看来，题材更开放，讽刺更有深度，制作更精良，应该是未来情景喜剧努力的方向。 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英达同样感叹，情景喜剧的创作环境很苛刻，“我们只能开拓，看看还有什么飞禽走兽可以吃。喜剧的百花齐放迟早会来到的，我们不会一味地歌功颂德，这不是喜剧的功能”。 我们的一些观众比较喜欢看别人受讽刺，但是不能看到自己或者与自己相近的这一类人受到讽刺。因为观众容易“火冒三丈”，情景喜剧的创作者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避免观众的这种激烈反应。结果造成情景喜剧创作上跟风、克隆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情景喜剧在题材上的原创性与开拓性。 然而失去讽刺，情景喜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想在夹缝中冒头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社会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电视观众要开得起玩笑，带着自嘲的心态来观看情景喜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面对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吧。 我国当下情景喜剧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沉重的生活态度的解构。这些针对“80后”而创作的情景喜剧目的绝非“恶搞”,而是在独特的形式下,包含着向善求真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内核,这恰是符合现代人的特别需要的。 以上回答纯属参考 回答者： mhsmhslove - 六级 2010-9-1 11:38 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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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hina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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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中国喜剧的发展历程 中国喜剧发展至今，沿用中华元素以及参考海外喜剧元素，汲取国内外精华，虽说没有达到喜剧的巅峰，成为万众挚爱，但是其发展历程将伴随中国电影事业的成长。中国喜剧无处不在，反映生活，来源生活，是人生的缩影，为的是给大众的生活增色添彩。这也是电影喜剧发展的动力以及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 一、 香港人看中国喜剧 ---- 简述中国喜剧的发展历程 由香港民间学者郑景鸿博士历经十多年艰辛研究，自费出版的《笑里沧桑80年——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本月在香港面世，获得了此间学者高度评价。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郑博士10月18日表示，他赶在庆祝国庆的日子，出版这书作为献给百年中国电影的“小小礼物”。 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导演及编剧系主任刘成汉评价该书表示：香港电影学者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大陆电影的著作可谓凤毛麟角，至于有关大陆喜剧电影的研究更前所未有，郑景鸿的研究是可喜和重要的突破。 《笑里沧桑80年——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一书，探索了自1909年中国出产第一部中国人拍摄的喜剧电影《偷烧鸭》，一直到1989年，80年间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过程，并旁及整体中国电影，以至中国近代文艺发展的一些情况。郑博士希望通过这个“十分有趣和别具意义的题目，能够填补中国电影研究空白的一角，以还中国喜剧电影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上应有的地位。”作为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民间电影研究人，郑博士研究中国喜剧电影的“缘份”早在数十年前结下： 郑博士说，60年代他小时候家住新界，能够听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如白求恩和雷锋及民间故事，因而对内地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兴趣。 70年代末，他留学美国期间参加了“美中友好协会”，在勤工俭学之余，帮助协会安排在大学放映优秀的中国电影。他还记得，当年放映的《小蝌蚪找妈妈》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动画片，美国观众都很喜欢看。 1988年郑博士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与会者包括老牌导演王为一等内地著名电影人。与会者，尤其是经历过多番政治风雨的老前辈，在回顾“新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史时，均认为中国喜剧所走过的是一条曲折沧桑的道路。研讨会研讨了中国喜剧电影面对困难如何提高。 郑博士深深地为那些“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充满热情”、“充满使命感”的中国电影人所感动。此后，郑博士利用假期和工余时间，频繁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深入电影制片厂，搜集了大量资料，观看了逾百部喜剧电影，采访了数十位老电影人，经过十多年的艰辛，终于出版了这部具文化历史价值的研究著作。学者认为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有两方面：以年代为经，制片单位为纬，经纬分明地，逐一年代探讨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历程；研究整理出80年间中国内地所出产的300多部喜剧电影目录，是现今最完整的。 二、国产喜剧突破 在《闲人马大姐》之后，中国的情境喜剧市场上沉寂了一些时日，除了一些方言情境喜剧例如《外地媳妇本地郎》、湖南经视的《一家老小向前冲》等在本地观众群中有不错的收视情况以外，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并没有出现一部能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情境喜剧作品。而到了2005年年末，这种情况终于被CCTV－8首播的一部古装情境喜剧《武林外传》打破。 按照该剧编剧宁财神的说法，《武林外传》是以郭芙蓉这个初入江湖的黄毛丫头的视角来看世界。出身名门的郭芙蓉一心向往投身武林，成为一代女侠，但是她一心助人却好心帮了倒忙，最后被同福客栈的老板娘点醒在客栈中当了个杂役。老板娘佟湘玉心地善良、风情万种，但却抠门至极，刚过门丈夫就去世了，于是担负起了抚养小姑子莫小贝的重任，她和小贝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姑嫂，还不如说更像母女。再加上和老板娘有些暧昧关系的跑堂白展堂，饱读诗书却又十分迂腐的账房先生吕秀才，厨师姜大嘴，这些人在每天人来人往的同富客栈中演绎各种各样的故事，俨然就成了一部中国式的《老友记》。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来看，《武林外传》都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中国式情境喜剧。从形式上来看，美国情境喜剧例如《老友记》、《辛菲尔德》都是用20多分钟的篇幅同时进行3～4条情节线，其中的故事往往非常简单，有时甚至不成其为故事，而只是一个生活中意味深长的小感悟、小片段。而以往我国的情境喜剧则是用一至两集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武林外传》从形式上寻求了突破，它既不同于外国经典的情境喜剧，也不同于之前的中国情境喜剧，而是借鉴了我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一个回合讲两个主要故事的样式，在一集40分钟的时间里讲两个有一定关联的小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十分完整的，也有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断。连每集的名称都借用了章回体小说的样式，例如《入丐帮老邢丢公职，升捕头小六打官腔》。 以往的情境喜剧都是带观众笑声的，不论是现场录制的观众笑声还是“罐装笑声”。英达甚至认为有无观众笑声是判断一部电视剧是否是情境喜剧的最重要的标准。《武林外传》的录制现场有20名观众，根据观众的反应随时调整台词、剧情和演员的表演，但是和通常的情境喜剧不同的是，这部剧从头至尾都没有带观众的笑声，而是替之以生动的具有民族器乐元素的音乐。这对于一直借鉴国外情境喜剧的中国情境喜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武林外传》选取了中国特有的武侠作为题材，这在中国情境喜剧的发展历程上是绝无仅有的。虽说是一部武侠题材的情境喜剧，其实它不过是借了武侠这个外壳来看社会。同福客栈虽说武侠云集，既有传说中的“盗圣”，又有衡山派掌门，还有关中大侠，但他们其实只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说到底同福客栈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同福客栈里的众多故事其实是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投射，在这里既有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考学压力，又有家庭暴力问题，连商业恶性竞争在其中都有所反映。 无厘头风格的台词是这部情境喜剧区别于国外情境喜剧及以往中国情境喜剧的一个重要特色。以往的情境喜剧都是从传统的相声艺术中吸取营养，这部剧则反其道而行之，大胆跟随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发展脉搏，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年轻观众极力追捧它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吕秀才的经典台词“子曾经曰过”、佟湘玉带有陕西口音的“额滴神”（我的神）、“我化个妆先”，还有郭芙蓉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都让熟悉流行用语的中国年轻观众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另外，强烈的拼贴感也是成就这部后现代风格情境喜剧的重要因素。在这部剧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幽默与温情、后现代风格的解构和现实主义的教诲、对武侠的反讽与对侠义精神的弘扬都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还掺杂着网络语言、流行歌曲、广告段落、综艺节目、时事新闻、时尚资讯等等，所有这些元素融为一体，就拼贴成了这部“中国式情境喜剧”。 中国情境喜剧从引进至今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在这十几年里，中国的情境喜剧经历了诞生时的辉煌、探索时期的平淡以及最近几年的重新崛起。随着播放平台的增多，一些优秀的创作人才逐渐加入到情境喜剧的创作队伍中来，情境喜剧不再是英氏一枝独秀，作品总体水平也呈不断上升趋势。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加入现代时尚元素,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喜剧电影文化的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侠五义也在现代人的颠覆中.变得更加的无厘头. 三：喜剧电影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心理健康指标，第一点就是有幸福感。它是一种综合心理素质的一种表现。现代社会，人们自我的心理压力日趋严重，找回真正的幸福感是目前不少都市人都渴望的。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以此文献给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愿辛苦的人们别再“心苦”。 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梦想着获得幸福，但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似乎都不在身边，所拥有的条件似乎都不足以让我们感到充分幸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滑坡，虽然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还配了这样一个例句：“随着喜剧电影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可事实并非如此，面对着我们失去的这5个百分点，人们如何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该笑就笑，笑也是保持心脏健康的一剂灵丹妙药。研究发现，看15分钟喜剧电影,可以给人带来45分钟的外周血管松弛和血通量增加,这样对促进心脏功能很有好处.研究人员建议,人们每天应该大笑15分钟. 美国医学杂志《心脏》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观看喜剧片能够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产生非常积极地影响。 试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共挑选了两组年轻健康的志愿者。试验期间，第一组志愿者观看的节目被限定为严肃和惊险题材的电影(其中也包括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而第二组则以观看喜剧片为主。测试期间，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不得饮用酒精饮料、开展体育运动或是服用维生素类药物--也就是说，完全排除了其他因素可能对被测试者血液循环系统的影响。研究人员在志愿者们观看影片前后分别测量了他们的血压。结果显示，在观看严肃题材电影的20名志愿者中，有14人的血液循环速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弱现象。而在观看喜剧影片的志愿者中，则有19人的血液循环出现了明显的增强现象。测试的组织者们认为，在观看喜剧影片的过程中，人们无意识地增加了对氧气的摄入量，从而促进了血液循环系统的运转。 喜剧电影往往给人一种幸福感,幸福感是持久的,延续不断的.就如回忆起喜剧电影里头某些桥段,一些无厘头的搞笑片段,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起来.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喜剧电影往往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在巨大反差和强烈冲突中将传统与现代、正规与反常、高雅与庸俗、新奇与陈旧等多个对立项捣毁成“痕迹”的碎片，导致了常规期待的落空和阵阵笑声的爆发。 追问： 非常感谢，只是……问题的前提是以 大众娱乐作背景 ，且未问 情景喜剧 啊.... 回答： 你可以加点自己想要的元素进去呀，把这篇文章修改和补充一下，变成自己的，再加以参考和运用。不是更符合自己想要的效果吗。 追问： 谢谢
漫画PATTY确实不错，好好学生都给取了昵称“漫P”；但还是有些的，如漫迷、知音*漫客、幽默PATTY、喜剧世界等都是很不错的。
停刊了。根据查询《喜剧世界》杂志相关信息得知，该杂志停刊了。《喜剧世界》杂志，于198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是我国大众化幽默喜剧类杂志，现已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期刊和市场占有率较高地位，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幽默类刊物。
笑话大全，讽刺与笑话，讽刺与漫画。
《喜剧世界》杂志创刊于2004年，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出版地：陕西省 西安市，语种：中文，大16开本，黑白正文，彩色插页。本刊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主办，陕西省文化厅主管，全文中国知网收录。国际联系出版号：ISSN1003-4676，国内统一刊号：CN61-1067。本刊物出版周期为：旬刊 。喜剧世界收录情况/影响因子: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整刊收录。《喜剧世界》杂志荣誉：本刊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相信自己是一种信念，它不是繁花如梦似锦，却如青松雪压不倒。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我们才会坚持到底，自信永远。听取意见是一种气度，它不是高天辽阔无际，却如大海容纳百川。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气度，我们才会集思广益，从善如流。不是吗？相信自己不意味固执己见；听取意见也不代表亦步亦趋。唐太宗自由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他不怀疑自己的才能，但同时也接纳了魏征的“十思”，而不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齐王也有管四方，理朝政的能耐，他也不会怀疑自己的才能，但他同时也接受了邹忌的“纳谏”，而使“燕、赵、韩、魏皆朝于齐”。谁都不会轻易怀疑自己，可谁又能像前人那样善于纳谏，听取别人的意见呢？总以为“相信自己”和“听取别人的意见”势不两立，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或总以为别人无往而不胜，何必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相信自己，满怀自信的同时打开那一个个布满友爱之心的劝烟箱呢？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相信明天大地飞歌，相信未来有我们开拓。相信别人，尊重别人，相信别人为你着想，尊重别人理想的选择。是的，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总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它们如同玫瑰，刺痛了你我的手，但是，心灵的创伤要靠我们自己修补，手上的伤口还得让别人为我们包扎。我们相信自己会战胜困难，但我们从不否定他人的帮助，没有谁能独自生活而没有他人的帮助。所以，不要固执，偏激，不要一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有时别人的劝言犹如良药，虽然苦，却能根治你的病痛。也有时，别人的劝言犹如毒药，它的外表也许是鲜美的，但却能要了你的命。所以，我们让需相信自己，有选择地，理性地，明智地对待别人的意见。好的，拿过来就是；不好的，任它去吧，春风吹了又吹，花儿开了又谢，我们管得了那么多吗？相信自己，你做到了吗？听取别人的意见，你会吗？
一说到钱钟书便会想到围城，一说到围城就会想到钱钟书，围城与钱钟书在人们眼里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提及其中一个便很自然的想到另一个。我也如此，因为围城而认识了钱钟书。在读围城之前我并不了解钱钟书，潜意识里他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严肃的人物，在读围城的时候便应证了我的这一判断，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围城以及查阅到的关于围城的评论，就更令我深信不已。那些错中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些纠结不清的真假面孔，那些背负虚伪面具而丢失本性的扭曲人生，那些看似平凡简单却隐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人生哲学的语句，都令我震撼。震撼这本书的价值，更震撼这本书的作者，那时钱钟书先生种在我心中的形象有点类似于鲁迅，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世间的一切；有着刚毅而棱角分明的轮廓，如同崖壁上的雕像一般，冷酷而无情、不苟言笑；有着非常严密、严谨的逻辑思维。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孤独者。然而前几天在读他的妻子杨绛写的《写的钱钟书》一文时，却让我了解到一个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的钱钟书，让我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一遍又一遍的翻看首页的作者反复确认是否真的是他的妻子杨绛。因为在杨绛的笔下，钱钟书先生是一个憨傻、搞笑、顽皮，充满孩子气和痴气的大小孩，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很有爱心，似乎永远都没有烦恼，整天乐呵呵的！完全跟你读围城时想象的钱钟书判若两人。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儿可多了，据杨绛女士回忆，当他们还在牛津学习时，一天中午钱钟书先生午睡，她临帖，一个人写着写着字就睡着了，他醒来见她睡了，就饱蘸浓墨，给她画个花脸，添上了眼镜和八字胡。还有一个大热天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女儿还是娃娃的时候），他在女儿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大猪头，被他母亲发现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他不敢再画。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和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所以他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方可安心入睡，可是第二天他又藏东西进去。就这样他们一个藏，一个找，倒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在别人看来无聊至极，他却玩的不亦乐乎。钟书先生的这种痴傻气，不仅体现在亲人身上，还体现在动物身上。杨绛女士写道在解放后，他们在清华养过一只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善良的钟书先生就奋不顾身地上树救猫。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先生就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到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很让人无语对吧！这哪儿是一个成年人啊，还是一个有着那么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成年人，根本就是一顽皮的小破孩儿！这是那个写《围城》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看破人世丑态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一针见血揪出社会弊端的钱钟书吗？不是说走在人类精神前言的引领者都是孤独而绝望的吗？像鲁迅、像艾青、像闻一多、像海子，可是为什么还会存在着这样的钱钟书呢？由此看来，人生过得有趣与否，并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态。如果你有幸成为一位智者，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弊端，思索常人思索不了的问题，你时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渴望自己能变成一把钢刀立马刺破所有的黑暗，挽救社会，挽救人类。可是你总感到周围的人愚蠢麻木至极，不但不能帮助你扭转乾坤，反而时刻阻碍牵绊着你。于是你无比绝望，无比孤独，你愤世忌俗，憎恶一切，你觉得自己没有同行者，你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累。你认为这是先知者的悲哀，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清醒者就注定终生孤独痛苦。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可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只是你认为！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也是先知者，但他的人生却是那般的有趣而快乐。这就在于他的心态，超级无敌好的心态，尽管他也看到了许多的社会黑暗，尽管他也像所有的先知者一样想要挽救，但当他知道不能办到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办到的时候，他选择了暂时接受。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欲速则不达，既然弊端已然存在，那么就一定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它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形成，当然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破灭。是问题就总会有解决的时候，只是长短问题，就像脓疮，除了动手术切除以外还可以用中药慢慢化疗，这样还可以避免流血。他以一种幽默坦然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所有，明明知晓一切，却不为一切烦恼，更不让这不好的一切来引领自己的人生。人们常说，人生难得糊涂！而我认为人生难得清醒却依旧快乐！
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散文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