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读过水浒以后就会发现首先提出要接受招安的并不是宋江, 而是武松 (见 <水浒传> 第32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此时的宋江还不是梁山的大头领, 甚至还没有一丝 "落草为寇" 的想法, 尽管宋江有恩于水泊, 负案逃亡也没有动过上梁山的念头, 后来在梁山脚下, 他曾经以死明志, 严词拒绝了晁盖等人的邀请. 的确, 当武松对宋江说出倘若将来 "天可怜见, 异日不死, 受了招安, 那时再寻访哥哥未迟" 的话以后, 受到了宋江的首肯, 但是此时的宋江还是 "良民宋江" 无疑. 一种较普遍的说法是宋江的招安造成了梁山一百多位兄弟伤残死散, 这个说法是没错, 但要让宋江负这个责任恐怕不公平. 首先, 宋江接受招安不是错误, 招安是在北宋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做出的决定. 历史上的宋江, 方腊起义被北宋朝廷平息后不到五年北宋就被金灭亡了. <水浒传> 中尽管没有刻意突出民族矛盾如何尖锐, 但是宋江一再表示将来要到边庭为国效力. 其次, 就算是 (小说中) 梁山最辉煌的招安前夜的规模也不过10万人马, 比之刘邦, 项羽或者黄巢之流大大不如, 就是当时的方腊也有几十万的力量. 宋江号称 "自幼熟读经史",这点自知之明应该是有的. 再次, 梁山距离宋辽边界很近 (河北定县),边庭战事不可能不对梁山的首领们有所触动, 加上宋辽双方在边界驻有重兵, 军事压力也不可小视, 是战是和必须早下决断------这可能也是宋江没有把握好招安时机的原因之一. 宋江的招安中民族利益的影响, 在明清小说研究中有一席之地, 我个人比较信服此说. 读到小说中梁山百单八名兄弟的伤残死散是让人郁闷, 但是, 历史上普通老百姓反抗官府的斗争何止千万次? 结局大体如此, 刘邦成功了, 朱元璋成功了, 其他人都失败了, 这不是宋江的错, 也不是招安的错------历史上的瓦岗英雄们如果不投秦王大抵上也要走这条路. 而方腊没有被招安, 难道那些跟了方腊的就有好的结局吗? 宋江的接受招安说到底是为了梁山众兄弟找条出路, 这里当然也包括宋江自己, 大家都是吊在一根绳子上, 没有谁可以例外, 要说例外到是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方腊的手下是开膛破肚, 而他本人是被压回东京剐了的.
宋江：人民理想的忠义之士，起义军中最有威望的领袖。能团结兄弟，网罗人才；多谋善断，有军事，组织才能；性格即有反抗性，又有妥协性。还有其他的人物，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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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分析
【摘 要】 《水浒传》复杂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该书丰富的文化内涵，大体而言，儒文化和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基于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于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个体的心理结构呈现为一种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这是《水浒传》中儒、侠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关键词】 儒文化 侠文化 理性血性 心理结构 水浒传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二、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一百零八将中，论武功、韬略、相貌，宋江都排不上号。因此，历来有不少人对如下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并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为什么是宋江最终坐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或者说，宋江凭什么坐上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但是，他的事迹，文献记载十分简略。散见于《宋史》中的，不过是如下一些简短的语句或段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徽宗本纪》）“宋江寇东京，（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侯蒙列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张叔夜列传》）就是说，宋江的家庭出身、生平经历等情况，史书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水浒传》中坐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的宋江，实际上是施耐庵、罗贯中等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根据小说家塑造的文学形象探讨其人生的成功之道，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我认为，还不如思索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水浒传》作者为什么要把梁山泊老大宋江写成这样的一个人物？我初步思索的结果是：《水浒传》作者之所以把梁山泊老大宋江写成那样的一个人物，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宋朝是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王朝，社会观念比较容易认可由文职人员担任主要领导。这个现实，作家不能不加以尊重。主观原因是，作家通过塑造宋江这个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表现自己的理想情趣，展现自己的军政才能。换言之，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中，很可能有作家本人的影子。《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是何许人，历史文献中没有像样的记载，学术界也众说纷纭，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有一点大约是公认的：他们生前都不是飞黄腾达的成功人士，而是际遇坎坷、未能尽展抱负的落魄文人。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换言之，他们都有点像他们笔下的宋江。 宋江身上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忠义孝悌、慧眼识才等等优点，有可能是施耐庵、罗中等自身所具有的优点的文学夸张，也可能是他们理想中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些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有两处文字，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它们跟《水浒传》的行文风格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红楼梦》有点像室内剧的话，《水浒传》则更像动作片，其中的英雄好汉，因为被发配或畏罪逃亡，经常要作远距离的野外行旅。尽管如此，《水浒传》却不同于西方小说，也不同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基本上不对自然景物进行详细的描写。山林景色，往往只是“却早望见一座高山”、“好一座猛恶的林子”一类简短的交代。小说叙事的重点，是人物和故事情节，景物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跟人物的内心情绪、审美趣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无意欣赏山水景色的匆匆过客。那两处文字，出人意料地，把宋江写成了自然景物的观赏者。请看：其一，宋江跟武松分别之后，去清风寨找小李广花荣，路过清风山，“宋江看了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树木稠密，心中欢喜，观之不足，贪走了几程，不曾问的宿头。”（“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其二，宋江在江州跟戴宗、李逵、张顺会面后，因为吃了太多的鱼，“破腹泻倒在床”。经过五七日休养，病愈之后，想去寻找戴宗、李逵、张顺。不巧，一个也没寻到。“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栏举目看时，端的好座酒楼。”（“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这两处在《水浒传》中显得有些游离另类的情景交融的文字，可以用来佐证前人关于《水浒传》也是作者发愤之作的论断，可以用来证明我关于宋江乃作家本人人生理想之化身的猜测。它们是作者自身性情爱好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从艺术规律上讲，这两处文字中的人物，更像陶渊明孟浩然一类的山水派诗人。一直忙着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是如此闲适、诗意的。
读完《水浒传》，觉得很奇怪，以梁山好汉之众，为什么偏偏让宋江当上了头领？论才智，他比吴用差远了；论武艺，他赶不上林冲、武松等人；论出身，那柴进也算是龙子龙孙。 这位不能文、不能武的黑三郎，当上了梁山头领，甚至让李逵这样的好汉被他灌了毒酒，也不生怨言，还愿死后再做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他凭的是哪一样？细细品味，其实宋江确实具备政治家的各项素质。 宋江有政治谋略，先看他化解梁山英雄排座次矛盾的妙计。这些人个性强、上山先后不一，怎样把座次划分得让人心服口服呢？只有宋江想得出主意。他让公孙胜等人祈天，等到天生一雷，顺雷电方向或陨石落的方向，挖出一碣，碣上的'字是无人认识的蝌蚪文，排出了36天罡，72地煞，他名列第一为天魁星。这办法够绝，巩固了自己老大的位置。再看他逼死晁盖，晁盖实力强，但政治主张与宋江不同。宋江在江州被救，不是急于上梁山，而是打无为军，收降众多兄弟上梁山，他要在实力上超过晁盖。以后每次打仗，他都带兵出征，立下不少战功，日渐形成他的权力中心。 宋江有政治思想。梁山好汉大部分是旧军官，宋江清楚，既然夺了江山，就不能长期做山贼草寇，必须找出一条出路，实现人生价值。为此，他赚卢俊义，上山扩大影响力，打“替天行道”大旗，干出轰轰烈烈大事。 宋江有政治品德。宋江母亲早丧，极其孝顺父亲。上梁山后，首先是接父亲上山，听父亲教诲，忠君爱国。不仅如此，还力所能及地接众兄弟父母上山。他忠生孝义，是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颇受人尊重。 你说，有这三条还不能当首领？
宋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而且读的书也非常多，说的话非常的有道理，人格魅力非常的高，所以才会当上老大。
宋江因为脸皮黑、手段狠、心里阴、口才好才当上老大的。
水火不能相容 忠义难以两全《水浒传》全称《忠义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以宋江为首的各路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动地演绎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表达了对社会安宁、国泰民安的向往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爱国、除暴安良的理想图画。因此，正如小说题目所昭示的，忠义思想就是这部小说的主旨。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应该说这个形象在第70回之前是比较真实的，而第70回之后则显得虚假不实。为什么说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存在虚假成分呢？这要从宋江性格矛盾说起。尽管《水浒传》取材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毕竟又加上了许多理想成分，将这个人物理想化了。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铺垫。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描写宋江的“义”。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础，所以，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为他定下了义的基调。小说第18回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因此，天下不论识与不识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称赞，也无不以结识宋江为荣。宋江也正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这一时期，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从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义”和“忠”毕竟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这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作出抉择。顾及了对晁盖的义，就不可能顾及对封建王朝的忠。“忠”和“义”的矛盾本来就潜在着，只不过在第一个时期没有明朗化罢了。总的来看，侠义英雄时期的宋江，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是一个心怀忠义、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表现在他身上的“义”，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向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相扶助的一种道德追求。怒杀阎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了逃避朝廷的惩处，他不得不亡命江湖，四处流浪。作者写他亡命江湖的目的，还是在于展示一个“义”字。比如小旋风柴进对他的礼遇，清风山劫匪王矮虎前后不同的态度等，都从侧面烘托了他的“义”。宋江的义，不仅使他侠名远扬，而且像一块护身符一样多次助他化险为夷，遇难呈祥。各路英雄对宋江的顶礼膜拜，正是对他的“义举”的回报。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将众多好汉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也才能够稳坐帅位，说一不二，具有那么高的威信！显然，“义”是他日后统率梁山的资本。不仅如此，亡命江湖还给了宋江展示其组织才能。领导才能的机会。亡命清风寨时，为报刘高之妻害已之仇，他与花荣合谋定计，大败官军。此后，为了粉碎官军的追剿，他又用计智赚秦明入伙，使秦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宋江以他的“义”和智慧，在清风山初步集结起一支造反队伍。为了躲避大队官军的追捕，他又积极献计献策，要亲率这支造反队伍上梁山入伙。宋江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大蔑视与践踏。当此之时，他可曾想到对皇帝的忠？秦明本无反心，他却逼其造反，这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吗？计赚秦明，致使秦明家少数人被杀，这是在维护封建王法吗？秦明无辜而被反名，其家人无罪而就地死，这是义还是非义？只是，宋江这种反抗思想的萌芽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书所扼杀。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的等人邀其上山入伙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愿意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这种骨子里对封建王朝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使他的洁身自好与造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忠”对“义”的主导任用，又使宋江的入伙梁山充满了曲折性和戏剧性。尽管在押赴江州途中，危险四伏，迭遇不测，使宋江饱受惊吓，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多次谢绝了各路好汉殷殷挽留的好意。刺配江州以后，宋江原本希望改过自新，再作良民，以上报朝廷，下安黎庶，但封建阶级并不买他的帐，最后因为一首所谓的“反诗”而要革掉他的命。宋江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的被逼与武松、林冲等人又是多么的判然不同啊！落草梁山以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乃至卢俊义蒙冤陷狱，宋江为救他又率兵远行，兵临城下。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皆无反心，是宋江逼人家造反。等到人家情愿归降后，宋江又以日后封妻荫子相安慰。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见有辄称“小吏”，称已不得已暂居水泊，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落草为寇时期的宋江，始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造反精神。正因如何他才能团结义军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为却把他自己置于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或许正因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他们又如何敢给这个造反英雄以高度信任呢？宋江的“义”表现出了与朝廷公然对立的性质。客观上讲，第七十回之前的宋江比较可信，但后期的不和谐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正当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为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一向标榜“替天行道”、“清君侧”的人不仅没有杀掉奸臣，反而恭恭敬敬地将其送下了山。为了招安，他甚至去找妓女疏通与皇帝的关系。因为在宋江看来，自己已完全具备了投降朝廷的条件。不是吗？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不正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吗？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招安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为统治者破大辽、平方腊，不是再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昏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得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任过宋江！正应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俗语，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自觉，反而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作了他“忠”的祭品。造过朝廷的反，是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让众弟兄因他而死，是为不义！而他偏偏以“忠义”相标榜！通过上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忠义思想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而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皆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然而，皇帝与“贼寇”之间毕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对残民以逞的皇帝绝对忠，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特别义。招安之后的残酷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明证。反之，对人民群众特别义就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遗憾的是，作者却让宋江将这对立的双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所谓第三条道路。首先，作者让宋江把皇帝与奸臣分开，把起义宗旨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上；其次，又把“义”放在“忠”的附属地位，忠义思想实质上变成了绝对的忠君思想，而“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梁山好汉的一种精神枷锁。试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么强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称诺，一味顺从，那怕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还甘愿做一名小鬼追随他。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正是在“义”的欺下，梁山兄弟才甘愿随宋江征辽寇，平方腊，一百单八将损折大半，最后连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义思想的牺牲品。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说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义”也没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连反贪官污吏这一目的也没能达到。宋江性格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这从小说和题目《忠义水浒传》上也不难看出。出于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考虑，作者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安排宋江的出路，以使之合乎忠君爱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大力鞭挞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使造反起义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造反英雄的歌颂。作者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不仅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使得宋江成为小说中最失败的人物，而且体现在小说的招安结局上，使得《水浒传》的主题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思想特性。作者既不想让宋江起义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那么，草寇生涯就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招安即投降朝廷才是青史留名的美事。宋江这个形象的失败，就在于他完全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以至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导致了宋江性格的分裂，最终使其缺少真实感。source:透过天书看宋江在封建时代，迷信是威服民众、快速提升人气、聚集力量的有效途径。很多举事者利用迷信鼓动大众思想，树立个人威望，同时寻得举事的正义性合法性的依据。那种种神异就像一团团迷雾，纷纷扰扰，这纷纷扰扰在迷惑众人眼睛的同时，也折射出神异制造者的真相，《水浒传》也不例外。一、为自己加冕--童谣“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这首童谣首次出现是第三十九回 ，蔡知府后堂， 黄文炳道：“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知府道：“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随事体察驱除。’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因此，嘱付下官，紧守地方。”此时宋江还在大牢里，要说是宋江为抬高自己在粱山的地位而编出来的，那简直是诬蔑。莫慌，我们且慢慢理会一下。蔡、黄的对话是私下交谈，别人无从得知的，且他们的职责是断绝谣言，绝不会宣扬。蔡知府审问宋江时确未提及，从戴宗梁山泊初会众好汉一节可以看出，就是刑警队队长戴宗都一无所知，囚犯宋江怎会得知？倒是蔡知府的家信含糊提及谣言，吴用的假回书中揣度成童谣了，这为宋江的发挥作了伏笔。宋江是直到要被砍头时，看了犯由牌才知道自己还“忘造妖言”了（见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宋得救后，在华荣力挺下压过晁盖，破了无为军。杀黄时，宋江宣读的判决书里也没有提及童谣，只说“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回到梁山排坐次时宋江再次自作主张，让新旧头领，分列左右，得到众人附和。随后酒宴上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与众头领：“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自已，却在知府面前将那京师童谣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可见宋江被救后很快就知道了假书的内容，于是寻得机会好好的发挥一番。所谓黄文炳解童谣完全是宋江自说自画。宋江此番经营立刻见效，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41回）随后宋江又从玄女娘娘处得到了更为神秘的天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二宋江的政治主张与处世哲学天书、天言皆天机，与心机近也，常人不可揣测。《水浒传》中天书、天言（娘娘法旨）、词《满江红》相互照应，清晰的勾勒出宋江内心深不可测轻不示人的心机。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第四十二回 ）这实际是宋江的政治主张。宋江上山立足未稳，就打定了自己的算盘：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走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之路，去邪归正——招安，才能位列上卿，光耀祖宗。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读一读宋江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童谣，“耗国因家木……”首字“耗”已给自己定调，唯消耗而已。绝不同于方腊天书：“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所以当李逵鲁莽的叫：“……做大宋皇帝……做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践越了宋江的政治红线时，戴宗连忙喝道：“铁牛！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41回）再到第四十四回 戴宗对石秀道：“这般时节当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钱，换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戴宗这句话颇耐人寻味。一投奔的是宋公明，把老大晾到了一边。二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此时宋江还未对众人明言招安。第五十五回 宋江也只是含糊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直到第五十八回 宋江才对呼延灼明言招安。这说明宋江的先上山后招安的路线，戴宗很早就知晓，并认同这是很拿得出手的一面招牌，事实这一路线确实很得一部分人心，所以招安书一到“替天行道”马上变成了“顺天护国”。
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 《水浒传》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划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他的爱妻，并诱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作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划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划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急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没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水泊梁山就是山寨版的官场 水泊梁山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实权被宋江掌握。可是，宋江这个人骨子里与实际行动都是与当时的官场一模一样，无论是平时管理梁山好汉，还是后来带领弟兄们招安到朝廷，让自己及手下的兄弟们谋一个一官半职，都是一心维护宋朝这个封建王朝，一心维持封建制度，为宋朝效犬马之劳。说穿了，水泊梁山就是山寨版的官场。 梁山好汉中，有许多是被当时腐败透顶的官场逼上梁山去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林冲，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却也难逃受上司欺辱的命运，多次受辱被逼无奈上梁山。林冲武功高强，在梁山好汉中排在前五名，可是，他也受到宋江等人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先是王伦欺负林冲，使其施展不开抱负和本事，这由于林冲那宽广的胸怀也就没发生大的冲突，可是王伦变本加厉地对晁盖也实行像对待林冲一样的待遇，这个时候，林冲不能忍了，一挥刀把王伦杀了。为何呢？因为林冲大概是一位有道德洁癖的君子，他觉得，你王伦欺负我林冲可以，但是你要欺负晁盖大哥，那就不行。在林冲的心目中，山野中的人事肯定要比朝廷干净，就一心等着晁盖大哥带领众好汉“除奸安良，替天行道”，以实现理想。但是，宋江施展各种手段，把晁盖架空，把梁山智囊型人物吴用拉拢到自己手下，同时把林冲这个不会讨好他的实在人冷落在一边，让林冲空有一身好本事而难以用上几次。其他好汉的命运，就不需要多分析了，和林冲大同小异，就是有幸陪宋江一起当了官的好汉，也只不过是过了一把从山寨官场到宋王朝官场的瘾而已。
得多少字捏~
宋江形象分析 一 胸怀大志 患得患失 作为郓城县刀笔小吏，宋江生逢末世，胸怀大志。《水浒传》第十八回对他出场的描写是：“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他为人排难解纷，济人贫困，周全人性命，注意收拢人心。这是乱世枭雄的首要特点。不过，宋江不以武艺称雄，也不以文采见长。他抑自身短处，扬自己长处，重点在做人上下功夫而不重于做事，深得征服人心的奥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及时甘雨四方称”。在豺狼当道，社会黑暗混乱的季世，宋江的早期活动突出表现了他处心积虑图谋天下的抱负。只是因为时机未到，才暂时守着刀笔小吏的岗位，上通官府，下结豪杰，只等时机来临，揭竿而起，聚积好汉，养成势力，摇动天下。正所谓“他年遂得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那时候，北宋王朝承平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徽宗荒淫无耻，重用蔡京、高俅、杨戬、童贯等“四贼”，政治腐败。他们公开卖官鬻爵，养拉私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英雄豪杰试图靠文才武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不可能的。即如蔡京以翰林学士出身，实非因才略见用。他凭着早年遭迹端王，当上老师，工书善画，投合端王；又凭着几十年的官场操练，练就一身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事，把小主子伺候得烫贴舒服。一朝端王登基，蔡京夤缘而上，成为当朝太师宰相。浑如明朝大奸臣严嵩以善写“青词”阿附世宗嘉靖皇帝的路数。其他像高俅、童贯、杨戬之流，斗筲之辈，亦皆因遭迹端王，迎合端王通熟浮浪子弟门风，里外帮闲，无非吹弹歌舞，踢球打弹，相朴玩耍，做低服小，委屈忍让，慢火煎鱼，持之以恒，把一个“捧”字做到十二万分。一旦功德圆满，遂篡庙堂高位，连亲结党，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扰乱天下。 另外，宋朝鉴于残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尽夺藩镇之权，世代谨守祖宗“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立国原则，事权分散，人浮于事，形成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徽宗让高俅、童贯这种无知奴才掌兵权，不必提防篡位之患，免蹈残唐五代皇帝形同傀儡之侮。奴才治国治军无方，维护自身权位却煞费苦心。如此逐层蔓延，形成一个腐败低效的官僚体系。国力日益衰弱，社会愈加黑暗。 尽管如此，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还没有导致大饥荒，大瘟疫等天下大乱，人口大量死亡的局面。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英雄豪杰难以借助社会潮流的力量称王争长，改朝换代。在这种形势下，宋江想成大器很难。他试图走一条造反之路，又不敢冒造反失败的风险，只好过早地放出“天子圣明，奸臣当道”，“替天行道，赦罪招安”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声音。例如《水浒传》第二十回里，宋江见了济洲府新太守宗府尹行下所属各县的文书，心内寻思道，“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迷天大罪，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月下别了刘唐后，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这体现了宋江衷心羡慕晁盖等走造反之路，势力迅速发展，初具割据基业的入伙念头，次日早晨即借故杀了阎婆惜。因为在实际上，当时宋江完全可以夺回晁盖回书，然后烧掉证据，而不是杀掉阎婆惜。第三十五回记叙清风山人马投梁山泊入伙时，宋江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上”。可见，怒杀阎婆惜掩盖着宋江处心积虑逼迫自己走上造反之路，断绝偷生念头的做秀心态。第二十三回里他逃到柴进庄上，结识武松，拜为兄弟，临别并未嘱咐话语。到第三十二回，离怒杀阎婆惜已经一年，宋江看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没有形成，推翻北宋王朝需要长期斗争，起义失败的风险很大，不敢冒造反失败的风险。他与武松分手时道“......入伙（二龙山）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按《水浒传》记年，第三十二回记公元1108年冬的事，第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是公元1120年夏的事，第一百二十回结束于公元1124年夏。宋江的这种腔调一直持续到最后，体现了他虽然胸怀大志，但面对现实又患得患失的衷肠。这块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自相矛盾的招牌，体现了宋江的政治动摇性，使天下多少英雄好汉望而止步，使多少梁山好汉心灰意泠，既大大削弱了自己在天下的政治号召力，又大大削弱了梁山义军的斗志，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这在第七十七回至第八十回里表现很多，朝廷派往征剿梁山泊的很多高级将领被梁山泊捉了又放，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斗志。特别是第七十九回里，李俊活捉统制官刘梦龙，张横活捉步军校尉牛邦喜，恐宋江再放，就地格杀。 二 仗义疏财 网罗豪杰 宋江试图以江湖领袖起家，早年就注意从生平小事起,仗义疏财，受人喜欢，日积月累，名闻遐迩。他不仅仅为结识江湖好汉而疏财。例如第二十回里，他一听说阎婆有难，当即写贴让阎婆去支取棺材，又另付十两银子做送葬费。第二十一回叙述他赍助唐牛儿，许给卖汤药的王公一具棺材及送终之资。在清风寨他厚待花荣手下；在江州牢城营买上买下，自管营至囚徒，无不欢喜他。正是因为他所到之处，善待凡夫俗子，才赢得在江湖上有最响亮的名气，令天下豪杰倾心向往，遇难时投奔他。而对他来说，网罗豪杰更重要，也更热心。《水浒传》第十八回道，“若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地是挥霍，视金似土......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 在这方面，宋江比柴进、晁盖更成功。按第九回，柴进作为一个大财主,“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他认识到家族危机，结交豪杰为留条后路， 无心做江湖领袖。“小旋风”比不得“及时雨”得了民心。按第十四回，晁盖作为本乡富户，“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他独霸村坊，江湖都闻他名字。凭着这种威望，刘唐、公孙胜牵头，推举他为首领，智取生辰纲，占据梁山泊。这对宋江是个极大的冲击！但是，晁盖生性耿介，脾气急躁，对下属未免严苛，不够圆通善变。按第四十七回里，晁盖听说时迁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引起争闹，立命斩其同伴杨雄、石秀。结果宋江、吴用、戴宗及以下众头领力劝，晁盖势不压众。大家也觉得受不了晁盖的气，逐渐心归宋江。 作为江湖领袖，容忍不良品性比善恶分明更重要。像宋江厚待花荣手下，在江州牢城营买上买下的做法，晁盖是学不会的。在收买人心方面，宋江更成功一些。他多立战功，又对众头领体贴关怀，安抚解劝，步步为营，慢火煎鱼，逐渐提高威信。等晁盖觉察，为时已晚。“托塔天王”称号是就一件事获取的，比不得“及时雨”生平普施恩惠，图谋天下。 仗义疏财的目的是网罗豪杰。有江湖声望而不去奔交,专等豪杰遇难投奔，结识的豪杰就很有限。在梁山好汉中，受柴进资助结交的有杜迁、王伦、林冲、武松、石勇、宋江兄弟；受晁盖资助结交的有白胜、刘唐、阮氏三雄。受宋江资助的有武松、李逵、薛永。而因奔走结交，被宋江网罗上梁山的先有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后有戴宗、李逵、李俊、李立、张横、张顺、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侯健等。到第四十一回宋江正式投托梁山泊时，40位头领中属宋江网罗上山的有25位，属晁盖网罗上山的仍是７个，甚至晁盖等一行８人也是宋江报信纵放上山的。于是晁盖对宋江谦让山寨第一把交椅。宋江虽推辞过去，坐了第二位，但是当即发号施令，让梁山泊新旧头领分左右两边坐下，属宋江网罗上山的新头领待日后出力多寡，再排座次。新旧头领的数目为27比９，明显地宋江占了极大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仗义疏财，宋江也非胡滥使钱。第三十八回里“及时雨会神行太保”，一文未花，也网罗一条好汉。可见疏财与否，完全服务于网罗豪杰的需要。 客观地说，宋江、晁盖、柴进等仗义疏财，结识的豪杰多是风尘中不安分之人。贪官污吏盈天下，“苛政猛于虎”，百姓就认强盗为义士。宋江以笼纳英雄自负，所过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揭阳岭、浔阳江，强梁豪杰皆望风下拜，敬服归心。朝廷上权奸当道，屈压俊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林冲、杨志、花荣、裴宣、宣赞、鲁达、薛永等正直耿介，落魄潦倒。世俗还以为他们头脑僵化，不合于世。他们被逼上梁山，是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宋江对他们也重加网罗，为其所用。 奔走结交是宋江网罗豪杰的鲜明特点。生平疏财买下江湖声名，时机成熟时他会积极摘取胜利果实。杀了阎婆惜后，阎婆大闹郓城县。第二十二回里，“朱仝义释宋公明”，与宋江商议投何处去好。宋江虽欲上梁山，却要先投托三个去处：一是沧州横海郡柴进庄上，二是青州清风寨花荣处，三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目的是结交多路豪杰，一块拉上梁山泊；免得单身投奔梁山，恰似走投无路。如此权威扫地，谈何施展人生抱负！宋江计划投托这三个去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沧州横海郡柴进庄上，“专一招接天下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宋江投奔柴进庄上，可以结识、网罗那儿的好汉，收为知已，一同投梁山泊。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宋江在柴进庄上结交了被柴进疏慢的武松，拜为兄弟，赠送盘费，尽情笼络。青州清风寨花荣处通三处恶山：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皆是强盗渊薮。宋江凭着江湖上声名远播，打进去收纳那儿的英雄好汉；拉出来同归梁山泊，自成体系。这也基本遂愿。他送别武松入伙二龙山后，冬夜独闯清风山收纳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等一伙；投清风寨抛头露面生出事故，迫使花荣造反并收降朝廷将领秦明、黄信；在对影山劝服吕方、郭盛一伙人。最后这三起人马都随他投梁山泊入伙时，与梁山泊旧有人马相差不多。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孔明孔亮兄弟也是一方豪杰，实力雄厚。到第五十七回造反时，能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宋江到白虎山孔太公庄上，联络加深感情。一旦有变，这方豪杰自会鼎力跟他同上梁山泊。 到第三十五回，宋江联合了几处人马同投梁山泊。因有事故，宋江回家。第三十六回断配江州途经梁山泊时，宋江完全能上山入伙。表面上宋江害怕不忠不义，以恪遵父训相辞，不愿上山落草；实际上他仍嫌此时上山实力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宋江在前面已犯下杀人落草、造反谋逆的大罪。后来在江州浔阳楼仗着酒醉掩盖，故意索借笔砚题下反诗，留下籍贯姓名并配军身份，掀起风浪，闹了两处州郡，仍到梁山泊落草。综观前后，可知他根本谈不上恪遵父训，害怕不忠不义。上山落草是他实现抱负的基本条件和一贯想法，不存在所谓父训，忠义的顾忌。最后连宋太公也随宋江落草梁山泊，谈什么不忠不孝，清白姓字？宋江胸怀大志，太公有所察觉，但父子天伦胜过愚忠观念，太公后来支持宋江落草梁山，公开造反。 所以，断配江州途经梁山泊，宋江嫌上梁山泊入伙的时机仍不成熟。因为他拉上梁山的头领和人马仍少于梁山泊旧有人马，他的威望仍不如晁盖。此时上梁山泊坐第二把交椅，今生今世难以施展平生抱负。要上梁山泊，必须拉更多的头领和人马，占有绝对优势，然后再通过自己的为人和战功，潜移默化，架空晁盖，初获基业。 断配江州路上，宋江料到凭自己在江湖上的声名，定能网罗一批豪杰。果然，在揭阳岭下他结识了李俊、李立、童威、童猛等好汉，在揭阳镇上他收买了好汉薛永，顶撞了镇上一霸穆春。抛头露面，招事惹非，目的是惊动江湖好汉，以便多加结识，广为罗致。有人要问，宋江顶撞揭阳镇一霸，有性命危险，非同儿戏，岂可如此做秀？以上是否在钻牛角尖呢？ 浅见认为，宋江敢弄风险，在于自恃江湖上声名，危急时可以再用当年夜闯清风山结识燕顺那一招。不过，以宋江的胆识心计，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自报大名，让人稍觉其做秀心机。像在揭阳岭下李立酒店，宋江敢于明知故犯去吃那下蒙汗药的酒，是算定李立搜取金银时会看公文获知自己大名而加以解救；像夜渡浔阳江，被逼得跳水前他几番求告，罗罗嗦嗦。若非巧遇李俊相救，或者仍将叹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故意卖弄大名以转危为安。总之，他反正都能成功地结识穆弘、穆春、张横，并为结识张顺打下基础。 到了江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是明明白白的设了个戏剧性场面。网罗李逵、张顺则是袖手旁观他二人水陆相斗，再用平衡术招纳二人。 断配江州，宋江收买或结识十二位好汉共三伙人马，再加上黄门山下收罗的欧鹏等四位好汉及一伙喽罗，极大地加强了宋江等新投梁山头领的阵容，形成梁山泊新旧头领人马成三比一的态势。而这些新头领几乎全部是宋江网罗上山的。宋江在梁山泊已具实力，只是坚持不肯即夺晁盖寨主之位。 相对于图谋天下的抱负，获取梁山泊的这点基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在漫长的奋斗历程中，网罗好汉仍是宋江的主要工作之一。 在梁山泊，宋江待各位头领十分温和，从不轻易发怒，对有本事的人才，小恩小惠，为其所用。在第四十七回里，晁盖一怒之下要斩杨雄、石秀。宋江力劝晁盖并抚谕二人，正面严厉与实际宽容结合得恰如其分，初步从感情上网罗了这两个刚入伙的好汉。其他头领也打心底里舒缓一口气。这种对不良品质的容忍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控制力，大家的心灵天平自然朝他倾斜，不敢不敬，无怨无悔追随他。三打祝家庄后，舍弃扈三娘，既还了当初对王矮虎所许的愿，又昭示自己坦荡无私，众好汉都称颂他仁德，他的威信日益提高。 收纳降将也是宋江网罗豪杰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俘虏的一般军官好汉，宋江亲释其缚，请入帐中，以礼陪话，好言抚慰，又自诉造反出于无奈，来日招安报国云云。于是，彭玑、凌振、韩滔、项充、李衮、樊瑞、索超、张清、龚旺、丁得孙等意气相投，愿意入伙做个头领。对于捉到的朝廷重要将领，宋江亲解其缚，扶入帐中，纳头便拜，以山寨第一把交椅相让，仍诉之以无奈上山，愿意异日招安报国等等。如此体面忠义，不由你不被感化，为他效犬马之劳。呼延灼、关胜、董平等皆因此回心转意，成为梁山泊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看出宋江胸怀大志，网罗好汉，一些梁山头领自动靠近他，成为其心腹臂膀；不能靠近他的未免受到冷落。孙立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本为师兄弟，到梁山泊后竟不如猎户出身的解珍，解宝地位高。朱武、樊瑞的才能稍逊吴用、公孙胜，在梁山泊都比上不戴宗、穆弘。同时都头出身，朱仝、雷横名列天罡之数；青眼虎李云沦入地煞之数且排名靠近最后，掌管起造修缉房舍事务，跟善使铁锹，庄家田户出身的九尾龟陶宗旺类聚工作。 最后，对宋江而言，吴用最难征服。吴用与晁盖自幼结交，亲密之至。宋江看到吴用一心想干大事，闹出名堂，以求青史留名。晁盖只管江湖义气，割据一方，富贵安乐，哪管青史留名。于是宋江与吴用多谈胸中大志，吴用也甘愿为其所用，疏晁亲宋。 三 童谣天书 神化自己 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刘邦斩白帝子起义，刘秀的谶纬理论，无不体现了图谋天下者利用封建迷信，故弄玄虚，从精神上统治人民，抬高自己的斗争策略。《水浒传》第三十九回里，蔡九知府对黄文炳说：“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随即体察剿除。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因此嘱咐下官，紧守地方”。黄父炳寻思了半晌，袖中取出宋江所吟反诗，呈与蔡九知府道，“事非偶然也”！结合宋江浔阳楼所题反诗与街市童谣，他指出：童谣应在宋江身上。 黄文炳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也不难作出这个判断。甚至可以说，宋江需要蔡九知府获得这个判断。这个判断以及后来事情的发展，是宋江刻意创设的剧本。分析如下： 京师童谣不是空穴来风。制造与传播童谣是那个时代图谋天下者的常用手段。如果觉得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安排同伙先向无知孩童散布这类谣言，以便向社会传播。断配江州路上，宋江结识了李俊所说的江州附近三霸，他们都能拉出一伙人马上山。如果网罗这八个头领三起人马同投梁山泊，宋江网罗入伙的头领就占了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此时宋江认为投托梁山泊的时机成熟了。但平白无故走出牢城营网罗好汉上山入伙，有违前时言行。只有生出事故，轰轰烈烈上梁山，才是英雄作为。从作别穆太公庄到浔阳楼吟反诗的一个月时间，宋江设计、指导和实践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显然，京师童谣的制造和传播只能是宋江幕后操纵的。这为他投身起义事业作了社会舆论准备，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警惕。牢城营内外结识戴宗、李逵、张顺后，宋江完成了造反的准备工作。浔阳楼公开吟留反诗是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他一方面将生死置之度外，另一方面又心中有数，充满必胜信心，梁山泊和江州好汉定会仗义相救。 众所周知，蔡九知府与京师蔡太师息息相通，京师童谣很快就会传到江州府。宋江揣摩好时机，开始发难。选择了客流量最大的江州浔阳楼，他仗着酒醉掩盖，向酒家索借笔砚题反诗，公开留下的籍贯姓名并配军身份与京师童谣恰相对应。如此一来，往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注定的：反诗必能传到蔡九知府手里，蔡九知府查拿宋江易如翻掌，各方好汉定会仗义相救，最后必然同投梁山泊。 第四十一回里梁山泊重新聚义庆筵时，宋江大谈特谈京师童谣，故意宣扬神化自己，这就初步从众好汉的精神信仰上潜越了寨主晁盖。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超越晁盖，刚上梁山的宋江还策划了个天书奇谭。在第四十二回里，宋江于还道村得梁山众头领接应脱险后，装鬼弄神，故作玄虚，在马上以手加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佑之力。这自然就引出九天玄女娘娘传授天书三卷的说法，似幻亦真。天书只与天机星同观，真耶假耶，只有吴用明白。而吴用一心想干大事，闹出个名堂来。九天玄女传书，宋江得天之助，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冠冕堂皇，巍然屹立，扭转了被封建道德视为“逆贼”的污蔑。别说吴用巴不得有此一说，就是其他粗直的梁山好汉听说后也心安理得，乐意接受。这比托塔天王晁盖移塔镇鬼要高明很多，宋江进一步成为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天命所系。 但是，天书神术罕见施展。惟有第五十二回里，天书秘咒稍有展示。宋江临阵用功，背诵了第三卷回风返火的咒语并秘决，才赢片刻，又被高廉妖术所败。原说天书可助宋江辅国安民，替天行道，未料尚不能胜区区妖法；原说要宋江善观熟玩，未料宋江临阵用功。难怪他道行不高，诚可悯也！ 通过一打东平，两打东昌，宋江依约成为梁山泊主，计点大小头领，恰好一百零八员。排定座次，澄清名份，刻不容缓。而功劳大小，座次先后，容易引起内部不满和纷争。为此，宋江与吴用等又弄出个石碣天文的玄招。在第七十一回里，梁山泊建罗天大醮，做七昼夜好事。到第七日三更时分，只听天上一声响，原来竟是千年一遇的天眼开，卷落出一块天火，引导众人挖出一个石碣，上面竟有众头领姓名星宿的蝌蚪文字。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一场虚惊，安然化解。大家都是星宿，自然受命于天。谁若反对，自讨难堪。既然受命于天，所做所为，即是替天行道。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如此大义，岂容非议。谁敢反对，公论难违！ 不过，晁盖有知，定然心痛。当初谋取生辰纲，晁盖梦北斗七星坠在屋脊，公孙胜应七星聚义。这北斗之首天魁星应指晁盖无疑，如何石碣天文没有晁盖姓名，天魁星成了黑三郎宋江？看来，天地鬼神也得由宋江摆布。 四 义气道德掩盖着无限心机 智取生辰纲成功，晁盖投梁山泊做了寨主占了先。这对宋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经过大闹清风寨，断配江州路，虽然他网罗的大批好汉上梁山占有绝对优势，但在道德义气的表皮下他仍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在以后漫长的奋斗历程中，他只有仁义和气，做好人情，多立战功，潜移默化，才能架空晁盖，控制梁山。第四十一回里，宋江刚坐上第二把交椅，就宣布“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守”。左边九人是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其中跟随晁盖上梁山的是刘唐，三阮、白胜等五人。 晁盖不注意抓梁山泊人事大权。第五十一回里，他让吴用与宋江商议决定山寨职事。宋江凭着自己网罗上山的好汉占绝对优势，安排心腹头领牢牢地控制了梁山泊各方面大权，初步具备了架空晁盖的基础。 在晁盖去世前的历次征战中，跟随晁盖上山的旧头领一般被安排同晁盖一块守山。初打祝家庄，晁盖与刘唐、三阮、吕方、郭盛守寨，只有白胜随宋江等出征。三打祝家庄，三阮虽与吕方、郭盛下山救应，但征战中几乎未安排三阮，而吕方、郭盛杀祝虎立了功。远征高唐州，晁盖要下山征战，被宋江劝阻。结果宋江挂帅出征，又是晁盖与刘唐、三阮等留守山寨，白胜随军出征。惟有大破连环马，刘唐与三阮随主帅宋江出征。其中，刘唐、阮小二擒将立了功。仗义打青州，晁盖道“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还是由宋江挂帅出征，又无刘唐、三阮、白胜等随军出战。闹西岳华山，宋江点起三队人马，十六位头领，仍无刘唐、三阮、白胜等。上述五次征战，出征四次以上的梁山头领有花荣、秦明、李俊、张顺、杨雄、石秀、林冲、朱仝、欧鹏。除林冲外，皆是宋江至交或心腹。 然而，道德义气的表皮还是要有的。本来，以宋江、吴用和梁山人马，打破曾头市，活捉史文恭是完全办得到的。那样，梁山泊不拘那位头领活捉了史文恭，按晁盖遗嘱就会成为梁山寨主。对宋江而言，这成何体统！思前想后他引出卢俊义这位山外之人来活捉史文恭，纵使成功，也难坐梁山寨主之位。 抱负远大的宋江与兄弟们亲热的同时能保持适当的距离，留着一层虚假的孝义表皮。第三十六回里，断配江州途经梁山泊，花荣道“如何不与兄长开枷？”宋江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第三十七回里，宋江与两个公人投托穆太公庄上，晚饭后两个公人道：“押司，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觉，明日早行。”宋江道“说得是。”当时去了行枷。以后闻风出逃，夜渡浔阳江，再返揭阳镇住四五日他都未带行枷。以花荣与宋江之亲密，尚不得看破这点恭敬守法的虚伪表皮，宋江隐私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还是第三十六回里，宋江途经梁山泊，上山少叙。晁盖等苦劝宋江留下。宋江嫌时机不成熟，又不好推托，一下子急哭了，“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中忠不孝的人...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 ”这一哭，谁敢强留？这哭还真有学问呢！晁盖临终未传位于宋江，“宋江见晁盖死了，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如此义气，谁还怀疑他的无限心机呢？ 五 致命的误区 尽管宋江具有起义农民的英魂气概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误区。他看到天下大乱的局面没有出现，全国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没有爆发，推翻北宋王朝需要长期艰难的斗争，对割据梁山泊的前途严重信心不足，不敢冒起义失败的风险。当初“敢笑黄巢不丈夫”以起义失败为耻的豪情壮志被招安归化、青史留名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取代。政治动摇性造成了他的误区。这样，他开始一步步走入陷阱，走向死亡。 在宋徽宗心中，宋江等永远是“贼寇”，危及江山，必须斩尽杀绝。宿元景不自觉地扮演着帮凶的角色，把宋江哄得团团转。利用宿元景的奔波，宋徽宗以暂时的退却、妥协、合作代替了围剿的狰狞面孔。宋江、吴用竟未能参透宿元景与蔡京等“四贼”目标一致，方法不同。他们心存侥幸，用昔日兄弟的血躯染红自己冠冕官袍。结果他们的下场与方腊一样，甚至不如方腊：兄弟们为宋徽宗以下的“四贼”出完力后仍被“四贼”收捕戕害。“四贼”最后挨骂仅仅是徽宗为掩人耳目罢了，这种假慈悲真是可憎！ 参考文献：
宋江的人物分析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一直对宋江的评价褒贬不一。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经得起琢磨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水浒传》里边的每一个英雄好汉，基本上只有一个绰号。宋江却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而他每一个绰号，都表现了他在这个方面的特点，也表现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水浒传》第18回：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住，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 呼保义 ?第四个绰号就是“呼保义”。呼保义这个词，一直到今天，大家都无法把它解释清楚。有一种解释说，保义是南宋时候武官的一个称呼，叫保义郎。另外一种解释，说“保”，就是保持的保；“义”就是忠义的义，“保义”即保持忠义，呼的意思，就是大家都那样叫他。大体上说，呼保义这个词实际上讲的是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 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在县衙里边当一个押司。所以从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这是我们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他是世代务农，世世代代种地，守一些田园过活。自幼攻读经史，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更主要的一点 对宋江的第二个角度的理解： 第二，宋江到底是仗义的英雄？还是国家的忠臣？我们可以从他上梁山之前和上梁山之后的几件事来分析一下。上梁山之前，他为了自己的心腹兄弟，私放晁盖。并且为了怕事情暴露，杀死阎婆惜。从这些事情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江是一个仗义的英雄。那么上梁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义军的首领，他领导梁山兄弟的几次战役，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和组织才能。而在受招安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忠臣。他把梁山的堂名由原来的“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忠臣才有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我们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都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宋江成为梁山老大经历了一系列周密的部署。看过《水浒传》的读者，应该都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表现过武功的宋江，为什么会迅速成为梁山老大。许多人对此有过许多的讨论，但归纳起来无外乎就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仗义疏才，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被人称为及时雨，多震河北、山东一带；二是会笼络人心；三是忠于国家，讲孝道，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其实，以上原因虽然可以算是宋江成为梁山老大的原因，但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原因，不是根本原因，一方面梁山好汉中仗义疏才的人有不少，甚至远远超过宋江，如柴进，那是梁山好汉中仗义疏才方面没人能够相比，就连宋江都资助过宋江。如鲁智深，同样如此，如在资助金父方面，不但给钱，而且替其除敌。二是在笼络人心方面，至少柴进远远要超越宋江。三是忠于国家，讲孝道方面，完全是一些人牵强附会，梁山好汉中许多都是亡命之徒，忠于国家是无从谈起，但是，包括林冲、杨志在内的原朝廷将领在忠君方面没有谁比宋江差，而孝道方面几乎没有人比宋江要差，就连李逵都要接老娘上梁山，而公孙胜在孝道方面远远要超越宋江，为了孝敬老娘更是连事业都不要。所以，宋江成为梁山老大，如果以这些方面为理由，似乎并不充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一是宋江为晁盖通风报信，这是宋江能够成为梁山老大最根本的原因。宋江刚上梁山，就坐上梁山第二把交椅，完全得益于宋江曾经为晁盖通风报信过。当年，晁盖劫了生辰纲，因白胜泄密，供出晁盖等人，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等人最终顺利上得梁山，而且晁盖上梁山之后，林冲火并王伦，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并且当时梁山的十一个头领，晁盖方面占据七席加上林冲，成为梁山头领的绝大多数，而且都占据着前面的位置，原梁山头领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后来，宋江上梁山，根本就没有谦让，直接坐在右首第一席，实际上就是梁山第二把交椅，而且是带着新头领坐右边，也不要求排名
字数可能没你要的那么多，但全是我自己的观点，无一句复制，纯手打水浒传里的宋江，是一个全书最复杂的形象，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是一个孝子，是一个仗义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畸形人生观的封建王权奴隶。宋江不惜背负血海官司也要救晁盖一伙人，这就为他日后的兴风作浪打下了基础，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亲切，为什么他会被成为及时雨？毕竟是古代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百姓穷苦，时常有吃不上饭的人，即使是现在社会，你给一个穷哥们借几百块钱他都会感激不尽，更何况古代有太多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宋江颇有家资，接济穷人已成习惯，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全国很多地方都知道有个爱接济别人的山东宋江，因此他到哪里都会有绿林好汉开道，有人不服了，那柴进也好接济，甚至接济的还更多，为啥比较宋江柴进就不被称及时雨呢？这就是宋江比柴进高明的地方，首先柴进是皇族后裔，万贯家财，地位崇高，宋江只不过一个小吏，如此相比，加之宋江无可挑剔的为人处世，你说那些好汉们更记谁的好呢？这就是宋江的做人，无可挑剔。宋江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梁山除去王伦，实际上只有两个首领，晁盖和宋江。晁盖生平只讲一个义，只要占山为王，兄弟都在身边，他就知足了，没有为梁山弟兄谋一个深远的战略目标，典型的农民起义者思想。而宋江不一样，宋江自己也瞧不上晁盖，刚上山时，晁盖就要让位，宋江却说，哥哥年长我十岁，我坐此位，岂不羞煞我？意思大家都知道，除了比我年长，你都不如我，吴用够聪明，他判断了晁盖宋江后立刻转投宋江这边，事实也证明，宋江的领导能力远胜于晁盖。而宋江掌权(或者说夺权）后，立刻制定战略目标——招安，这一战略也为梁山的覆灭打下基础。我们面对宋江这种极其复杂的角色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正义还是邪恶，除非你是小孩子或者很幼稚才会这么评价，宋江是一个为人处世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君子，但他跪倒在的封建王权价值观却最终导致革命失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真正革命，而是想借另一种极端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很显然，他不是个虚伪的人，相反是个很真实的人，他的招安大计的的确确是为了自己和其他所有梁山好汉着想，他的确是想为自己的兄弟们某一条他自己认为最佳的出路，但他有点脱离实际，像武松林冲这种被官僚和现实打击到绝望的人，已经不可能在走他定的这条路了，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计划，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