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时代的女性———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地位及其启示摘要:荷马史诗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于那个英雄时代的女神与妇女等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女神还是女人,她们女性意识都还没有萌发,处于屈从和附庸的地位,女性用男性的标准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被缚在男性的尺度之上,成为了男性的“他者”。关键词:荷马史诗;女性形象;女性地位;女性意识;他者荷马史诗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是欧洲叙事诗的源头和典范,被誉为“希腊的圣经”。随着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发展的冲击与检验,尤其是19世纪后期德国业余考古学者施里曼在小亚细亚西北角以及希腊大陆等地发掘的证明,荷马史诗已成为研究古希腊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荷马史诗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包含了貌似尊重妇女的因素,但对妇女的歧视、压迫、束缚却是它的真实的底色。本文将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一步步来解开掩藏在英雄史诗背后带有永恒性的关于女性命运的疑团。一、女神:失去性别的神祗荷马史诗展示了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用繁密的笔触描绘了奥林匹斯山上众多的神祗,但其中并没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神祗们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具有超人的威力。在道德上,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而且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1]33。人类的英雄甚至敢和某些神祗作战,图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就刺伤了阿芙罗底特。神灵有种种的缺点和欲望,并在欲望的驱使下投身于神界和人界的纷争。众神的谱系中最多的是女神,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鲜明地体现了如下的特点:1、女神往往和一些不好的缺点联系在一起,例如“不和女神”、“复仇女神”的称谓,各有职司的女神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罪恶的品德。这些身上汇聚了种种缺点的女神成了祸事的端由。特洛伊战争起因于三位女神争夺金苹果的事件。在女神忒提斯和凡人帕琉斯的婚礼上,不和女神投放了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送给最美丽的人”。宙斯之妻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与美之神阿弗洛狄特,为了得到“最美丽的人”这一称号,开始争夺金苹果,并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作裁决。三位女神都纷纷向帕里斯许愿:赫拉许诺让他成为大地上最富有王国的统治者;雅典娜答应让他成为最有智慧和刚毅的人;而美神阿弗洛狄特允诺,如果她得到金苹果,那么帕里斯将得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妇人为妻。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美神,这不但引起了天后赫拉和雅典娜的不满,更为日后战争埋下了祸根。而阿弗洛狄特也实现自己的诺言让帕里斯拐走了希腊第一美女、斯巴达王后海伦。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向其兄迈锡尼国王申诉。阿伽门农利用当年海伦求婚者之间的誓言,组成了希腊联军横渡爱琴海讨伐特洛伊,特洛亚战争由此爆发。如果没有金苹果的争夺战,那么帕里斯便不会在阿弗洛狄特的帮助下抢夺了海伦和斯巴达的财产,那么这场惨烈的战争也就无从而起。而这场持续了十年的空前浩劫,缘由仅仅是三位女神之间虚荣心的争斗。在战争当中这三位女神也分别为各自的利益帮助双方,直接导致了血雨腥风的杀戮和劫荡。2、赫拉等一系列女神对于宙斯都处于屈从的地位。荷马史诗中,无论是特洛亚战争,还是奥德修斯的归国,一切事情的主宰都是天神宙斯。战事的延续或停止,以及战争双方的性命存亡,都是由天神宙斯一手主宰。无论是地位显赫的天后赫拉,还是富有智慧的女神雅典娜,她们都不得不屈从于宙斯。当天后赫拉得知宙斯与海神之女忒提斯商讨的事情而讥笑宙斯时,宙斯回驳说:“赫拉,不要妄想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尽管你是我的发妻,也不会理解只会使你难堪。……凡是我避开众神私下考虑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询问,也不要探听”[2]21-22。如此尊贵的赫拉,却连询问的资格都没有,当她听到宙斯的威胁时,她一生不吭地落座,克制自己的心跳,尽管她有不满但也不敢再多言。赫拉的儿子匠神赫菲斯托劝诫自己的母亲:“尽管母亲十分小心,我还是要奉劝她;主动地讨父亲的欢心,得到他的谅解;不要惹恼了闪电神。”[2]22宙斯成了神界的家长和族长,他靠无与伦比的力统治着神界。3、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女性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之所以比其他女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因为神界按照力量排座次,力量的标准绝对是男性的标准,是宙斯的标准,也是人间英雄的标准。故而有死的凡人也敢对没有强力的阿弗洛狄特下手。在这种标准下“荷马的神祗们乃是征服者的贵族阶级的神祗,而不是那些实际在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有用的丰产之神,正如吉尔伯特·穆莱所说的:‘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克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1]34。在征服世界这个目的下,女性神和男性神一样,靠力气和智谋角逐,失去了女性的特殊性,女神的女性自我意识被男性意识所取代。如上对女神的特点的解析,可以让我们在荷马史诗中明了,女性已经处于“第二性”的地位,她们屈从于男性的统治,在男性的眼光中定位自身,失去了女性的自身意识,作为男性的“他者”存在。二、女人:“被缚”的“纺织者”“在莫里斯看来,正是从荷马社会开始,中庸观念开始出现,房屋的建筑从原来的单一房间向多房间过渡,男人更多的与房子比较明亮、开放的地方联系起来,妇女则被隔离在比较阴暗私人的空间中,表明古典时代关于妇女的观念开始出现。”[3]希腊城邦以压迫妇女和外人为代价,树立了公民共同体的概念。“被缚”就是被束缚、限制、压迫,它的反面是自由,不仅包括行动的自由而且包括思想的自由。“纺织”在史诗中是一个隐喻,在不同的场景中,那些不同女性角色的纺织各有深意。在当时的古希腊,妇女们都处于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形”“神”都被束缚了。在荷马史诗中,这些“被缚”的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海伦;第二类,沦为奴隶、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俘;第三类,男人心目中妻子的楷模和道德理想,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1、倾城倾国的佳人海伦,希腊第一美女。美既是上天赐予她最好的礼物,同时也成为了她一生坎坷的祸根。她原是斯巴达的王后,墨涅拉奥斯的妻子,后被帕里斯拐走。因而,在众人的眼中,她是红颜祸水,正是为了她才引发了十年的浩劫。当她来到特洛亚的城门上时,特洛亚的老首领们这样评价她:“就是为了她,这个漂亮绝伦的女人;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干戈相向……她就像永生的女神,不过还是让她坐船离开吧;同时带走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痛苦。”在大家眼中她是干戈与痛苦的来源。她被她的美所“束缚”,美成了她的罪恶。当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本已实属可怜,更可悲的是她们屈从于那种男性统治地位的制度,却无所了解,认为那是理所应当。海伦的美本身是自然赋予的权利,本无对错。而在那时的荷马社会,美是她最大的负担、最大的过错,成为人们劫夺的对象。就连她自己也认为一切的痛苦与血腥皆是因她而起。她对赫克托尔这样说道:“亲爱的兄长,我是个无耻之人,是大家的祸根,我多么希望母亲生我的时候。一股恶邪之风把我吹入荒山野岭,或者卷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让海浪吞噬我的躯体,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2]129她的可悲之处,正是没有看清战争的根源并不在于她,她只是当时男性心目中的尤物,是男性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不断劫夺的玩偶。2、女俘在荷马史诗中,每当一场战争结束后,联军都会对战败的城邦进行劫掠。大笔的财富、无数的妇女都被当作战利品分配。女俘,那些在战争中被掳掠的妇女,她们一部分被出卖,大多数则被强迫成为主人的性奴隶。她们完全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主人任意处置,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可言。阿伽门农为了羞辱阿卡琉斯,夺走了他的女俘布里塞伊斯;后来为了平息阿卡琉斯的愤怒,又答应送给阿卡琉斯七位美丽的女俘。这些女浮,她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失去了支配了自己的命运的权利,这已是她们的悲哀。但是,对于被掳掠的女俘,她们最大的奢望,可能就是得到主人的青睐,嫁一个好丈夫。最好的结局,便是成为主人的合法妻子。当帕特洛克罗斯死后,布里塞伊斯哭称:“我曾亲眼目睹了我的丈夫死在铜抢之下,使我的父母将我嫁给了他。接着是我那三个兄弟他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和上了双眼。当捷足的阿卡琉斯杀死了我丈夫,攻陷了坚固的米涅斯城时,你让我节哀顺便,嫁给神一样的阿卡琉斯,作他的合法妻子。”[2]413可见,她们最大的悲哀之处,在于她们的身心和思想都成为真正的战俘。3、坚贞贤惠的楷模荷马史诗也塑造了一系列优秀的古希腊妇女形象,《奥德赛》中的女主角佩涅洛佩就是其中一个。她是足智多谋、具有冒险精神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而在众多的美女中,她脱颖而出的原因,不是她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更不是因为她拥有雅典娜那样的智慧。却是因为丈夫奥德修斯出征未还,杳无音信,儿子特勒马科斯没有能力保护家园,备受求婚者的骚扰。而在这种情况下,佩涅洛佩沉着应对,毫不动摇,一心一意等待丈夫的归来。她的心中只有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当她的女仆劝说她沐浴洗漱之后见客,她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沐浴,也不想抹上油膏。自从我的夫君远征而去,我就每天流泪,容颜早就憔悴不堪。”[2]835无论佩涅洛佩对丈夫的忠贞,对家庭的维护,乃至于用于她的“贞洁的”修饰性短语,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体现了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束缚。他们在把佩涅洛佩描绘成贤惠温柔的女性的同时,也将她视为男性心目中妻子的楷模与道德理想。史诗中这些妇女的命运,一方面为这个按“力”与“权”排位的社会所缚,她们不得不呆在家里,呆在织机旁,做女人能做的活计,或是城破国亡之后,她们不得不被作为战利品引往他乡;一方面为这个社会的价植观所缚,由男人的眼光罗织成的道德之网,限制了她们能从自己———一个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三、荷马史诗的昭示:女性,男性的他者?摩尔根认为,“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女子没有什么权力是男子必须尊重的。”[3]257驰骋于战场的男性将女俘视为自己战利品,是自己私人所有的财物,可以任凭他们处置。女性在婚姻中也没有自主的权利,“施特劳斯进一步认为: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通过交换女人,交换双方(男人)建立了亲属关系”。[4]134-138阿伽门农在没有征求妻女意见的情况下,许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阿卡琉斯以平息后者的愤怒。这尤其能看出女人作为礼物的本质。丈夫处于统治地位,是家庭的顶梁柱,财富的所有者和保护者。他们要求妻子忠贞、服从、在家里料理家务。赫克托尔离开安德洛马克时交待:“回去吧!好好料理家务,好好看管织机和沙杆。至于战争,男人来管。”但是,当丈夫离家不在时,儿子对于母亲同样具有干涉的权利。当奥德修斯离家时,佩涅洛佩的儿子特勒克马斯不但对于母亲的再嫁具有干涉权利。同时,佩涅洛涅也必须屈从于儿子。特勒马科斯对于和歌手交谈的母亲喝斥道:“回到你的屋中,做你的事吧。吩咐女人们要织好布,干好活。与别人交谈是男人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家中,现在我说了算。”[2]543从儿子对于母亲的态度,可见当时女性的屈从地位。20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娃说过“一个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5]203。女人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被确定,作为男人的他者存在。男性被视为人类的标准,她们则被看作有缺陷的或不完整的男性。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的全部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5]203。波伏娃举例说,在早期农业社会中,正是因为她们与繁殖力具有联系,所以妇女被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些女神仍然是他者,在男人眼中她们所享受的声望也是被他们授予的,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都失去了女性意识而成为“力”的角逐者。一旦男人更独立于女性,女神就被废黜了,宙斯就带上了王冠。这也是在荷马史诗中宙斯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的深层根由。在英雄时代,男人凭力量追逐荣耀,而包括神和人在内的女性都因为男人的眼光而被赋予价值标尺,作为英雄们的他者而存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女性意识的诞生,女性意识具体包括: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它既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平等意识(即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这个时候的女性还处于附庸、屈从、以男人的标准为标准的时代。她们承担着战争的痛苦结果,按男人的要求活着,用男人的标尺看待自己,被缚在沉重的命运的车轮上。这个时代的女性,还没有成为能引导人类上升的永恒的女性。荷马史诗中所揭示出来的英雄时代女性的命运让我们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去考虑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与男性共同在世的生命过程中女性应具的地位。
荷马史诗是一部纯粹的英雄主义和神话主义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它的两部曲。伊利亚特把笔墨集中于众英雄齐心协力冲破万难攻下特洛伊城的经过，众英雄形象鲜明、气质各异，其叙事结构宏大，气势浩荡。奥德赛则集中叙述了主人公奥德赛回家的经过与他的儿子帖雷马科的寻找父亲以及二人报仇的经过。� 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从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时期的产物。史诗所着力刻画的英雄人物身上大部分既洋溢着氏族英雄的气概又显现着早期奴隶主的意识。� 阿基琉斯勇猛过人，锐不可挡；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毅然出战；他爱憎分明，因好友的阵亡而悲痛欲绝，杀死对手后又将其拖于战车后以泄愤。这些都体现了他英雄主义的本色。可是他因为个人利益蒙受了损失就拒绝参战，并且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地位而不愿和解，最终导致了希腊军队的重大伤亡，这种易怒与任性正显示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氏族贵族的个人意识。 相比之下，赫克托尔更具有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主义精神。他预感到城邦将被摧毁，自己将要阵亡，妻子将沦为奴隶。可是他毅然代父上阵，身先士卒，最后血洒疆场。《伊利昂纪》中对于赫克托尔辞别妻子出战和阵亡后全城为其举哀的场面的描写加重了这一形象的悲剧色彩。� 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中奴隶主特征最明显的一个人物。他是伊大卡王，又是希腊军中智勇双全的将领。他具有作为奴隶主的各种品质和才干。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勇毅，虽历尽磨难仍一心要返回家乡；他对爱情专一，抵制住了女神们的种种诱惑最终回到了妻子身边；他关心下属，同情奴隶，受人爱戴。同时，他也有虚伪狡诈的一面，对不忠的家奴也极其残忍。� 由此可以看出，史诗在竭力渲染各个英雄人物高贵品质的同时，并没有回避他们的缺点，有时甚至还是严厉的批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还把荷马史诗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躯。� 应该说，作为一部古希腊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时期形成的作品，史诗中的贵族化倾向是难以避免的。在当时，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贵族与平民日益分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个人财富不容侵犯逐渐被当作一种社会准则。贵族们为集团既得利益而奋勇作战更被看作是一种至高无尚的高德。史诗所着力刻画的一个个英雄形象也正是这些部落贵族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仅代表着一种积极乐观、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更代表着与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规范。�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它的两部曲。伊利亚特把笔墨集中于众英雄齐心协力冲破万难攻下特洛伊城的经过，众英雄形象鲜明、气质各异，其叙事结构宏大，气势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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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的格律“格律是指可以用脚打拍子的节奏”，是每个音步轻重音节排列的格式，也是朗读时轻重音的依据。而音步是由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构成的诗的分析单位。重读音节为扬（重），在音节上用“－”或“ˊ”标示，非重读音节为抑（轻），在音节上用“）”标示，音步之间可用“／”隔开。以下是五种常见格式：1．抑扬格（轻重格）Iambus：是最常见的一种格式，每个音步由一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构成。2．扬抑格（重轻格）Trochee：每个音步由一个重读音节加一个非重读音节构成。下例中为四音步扬抑格（少一个轻音节），可标示为：－）／－）／－）／－Tyger!/ Tyger!/ burning / brightIn the / forests / of the / nightWilliam Blake: The Tyger3．抑抑扬格（轻轻重格）Anapaestic foot: 每个音步由两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构成。4．扬抑抑格（重轻轻格）Dactylic foot:?每个音步由一个重读音节加两个非重读音节构成。5．抑扬抑格（轻重轻格）Amphibrach：每个音步由一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再加一个非重读音节构成。
腊多神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本质特征是它的感性主义。 希腊人的神是感性的神，希腊人的宗教是感性主义的宗教。这种感性主义与现实生活的融合就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生活观，即对美的事物的不懈追求，对现实生活的珍视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美的事物的热爱是希腊神话的灵魂。 著名的金苹果之争，帕里斯在财富、智慧和美这三者中最终选择了美，这是典型的希腊式的选择。将美凌驾于财富与智慧之上，显露出了希腊人强烈的爱美意识。他们在日常生活，如竞技、造型艺术、戏剧等方面将这种唯美意识发展到了极致。 希腊人比较重感觉，对肉体的崇拜更甚于对精神的关怀。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诸神并不是一些枯燥泛味的道德偶像，而是一大群相貌俊美，体魄健壮的有血有肉的神灵。诸神在精神或道德方面并没有超人之处，只是在肉体上比人更强壮、更健美，而且能够长生不死。这些极具感性色彩的神成为希腊人的生活理想对人的自然形体之美的崇拜使希腊出现了特有的运动形式裸体竞技。 希腊人为了取悦宙斯每四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克附近举行一次竞技会，参赛的每个运动员均须裸体出场。人们丝毫不以裸体为耻，相反倒是以拥有一副矫健的体魄而感到无上的荣耀。这就使得奥林匹克竞技会成为力与美的展示，得胜归来的运动员被当成英雄加以崇拜。裸体竞技使雕塑家得以观察人体在各种自然形式和姿态中的情况，于是体育和宗教的结合产生了造型艺术的美通常雕塑家关注的是人物外在形象是否健美，试图通过对美的形体的描绘表现出人物的内在意韵之美。如米隆的“掷铁饼者”和波里克波利特的“持矛者”。即或是取自宗教题材的神像雕刻，雕刻家仍然追求外在形体之美。 在希腊人观念中，美的心灵是寄托于美的肉体之中，健美的身躯应当包容着智慧、善良、美德。这种万物一体的观念是希腊精神中较为典型的特性。对美的不懈追求使希腊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更甚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描述了远征归来的特洛伊英雄奥德修途经地府遇见已死的阿喀琉斯的一段对话。阿喀琉斯说：“我宁愿活在世上作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死人的魂灵要好”阿喀琉斯对生命的留恋反映了古希腊奥林匹斯宗教的世俗精神，是希腊人生命观的体现。希腊人热爱生活但也不惧怕死亡。古希腊人相信人死后另有一个世界，人的死亡只是由生界到该世界的变迁，而非人体的消失。他们相信人死后魂灵同肉体共同幽居于地下墓中。苏格拉底就曾经说过，倘使死是由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而那另一个地方又是奥尔弗斯、赫西阿德、荷马所居住的，那么我将乐于在那里 由于这些死去的英雄都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因此希腊人能以平常之心对待死亡，进而使他们有勇气直面生命中的悲剧。古希腊民族具有浓烈的悲剧意识，对生命独特的理解使他们选择悲剧的艺术形式来观照生命本能世界。从《荷马史诗》中的命运难测到俄狄浦斯对命运的反抗，希腊人的命运观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希腊人对人的价值的再次肯定。人的生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然而在其深处，人的理性和自然感性生命永远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由此造成命运难测。而索福克勒斯则通过俄狄浦斯对命运的反抗试图表明，人类不甘心于此，宁愿以生命为代价抗争命运，揭开人生和社会之谜。 俄狄浦斯精神实质上就是希腊人勇于接受挑战，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这是希腊民族精神之魂。希腊人创造了这种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成为不断地推动希腊人乃至西方人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的精神源泉。
一、先秦诗歌（一）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故又称《诗三百》，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的历史。全集分风、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子曰：《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如《关睢》，这是一首民间情歌，用起兴的艺术手法着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青年男子思恋少女，感情真挚大胆。由于此诗思想、艺术性都很强，且为《诗经》之首篇，故历来均受重视。 （二）屈原《离骚》《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首抒情诗，在我国诗史具有独特地位。《离骚》篇名之意，据汉代班固所释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全诗共373句，2490字。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鸿篇巨制，确为我国诗史上之骄傲啊。屈原的代表作除此外，还有《九歌》、《天问》等。 二、秦汉诗歌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汉魏之间，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主要是乐（yue）府诗、民间歌辞与文人五言诗。 （一）乐府：乐府原为秦时设置的音乐机关，后经汉武帝充实编改，其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等；魏晋六朝，乐府则是指带有音乐性的诗体，逐步转变为一种新的诗体的名称。唐时的乐府是相对于近体诗与一般五七言古诗而言的另一种比较活泼质朴的诗体，“感于衰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宋元之后，凡属合乐之，如词、散曲均可称为“乐府”。 （二）汉乐府诗：它主要包括四类作品：1、郊庙歌辞；2、相和歌辞；3、鼓吹曲辞；4、杂曲歌辞。乐府民歌是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诗经》有共同之处。可以说《诗经》又向前发展了。 三、魏晋南北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全盛时期，而且开始形成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诗体，主要有建安体、正始体、永嘉体、陶体、谢体、永明体等。在此不作详细论述，我们简略谈谈陶渊明。陶渊明（365-427）：东晋著名诗人，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寻阳柴桑人。其诗的内容尤为丰富，通过对农村田园生活之吟唱，表现躬耕田亩的种种体验与坚持崇高理想的斗争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并向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提出抗议。 他开创中国的田园诗，把田园看作是一片纯情的净土，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表现其自然天籁与美好。陶渊明具有敏锐的领悟力，生存在那与大自然距离很小的环境中，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出见一辙，对它歌颂咏唱，以至于复归自然。如他的《归园田居》“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表现一种深远的竟境。南北朝的诗歌形式，上承汉魏，下开唐宋，在民间歌辞的基础上，经过许多诗人的努力，逐步形成各种诗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诗体过渡时期。 四、唐代诗歌 唐代是我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各体诗歌全面成熟。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一）初唐时期——准备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二）盛唐时期——顶峰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三）中唐与晚唐时期——发展与成熟期 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中晚唐诗人较著名的还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五、宋代诗词 词起源于唐代。宋词是我国诗史上又一高峰。北宁著名的词家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苏轼（号东坡），北宋最有名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苏词题材广泛，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风格亦多样，但其主体风格是豪放的。他不仅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而且也用来表现爱国激情和反映农村生活，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情古》，表现诗人对理想之执着与追求，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颂和热爱以及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向往，感情奔放，联想丰富，笔力豪迈，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豪放派词家的典范作品。 南宋著名词人是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宋代著名诗人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文天祥，其中以陆游和苏东坡的成就最高。 陆游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他的不少诗篇洋溢爱国主义豪情，激越悲壮，雄浑豪放，在宋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代表作如《关山月》、《金错刀行》、《书愤》、《示儿》等，充分表达了他对南宋王朝忍辱苟安的愤恨和祖国命运的关怀。他的诗不论在当时或对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六、元曲、杂剧 元代是散曲和杂剧兴盛的时代。元代散曲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马致远是元代散曲之大家，很有影响，其作品多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或羁旅飘泊的痛苦，代表作如《双调·夜行船》（秋思）、《天净沙》（秋思）等。“枯藤老树皆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马致远的确善于摄取自然景物，融羁旅飘泊之情于萧瑟荒芜之景，强烈烘托出“断肠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绪，情调虽感伤，艺术手法却很高，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与王实甫，代表作分别为《窦娥冤》和《西厢记》。七、明清诗歌 明清两朝是戏曲和小说兴盛的时代。较有成就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戚继光、俞大猷、顾炎武、陈子龙、夏完淳、吴伟业、王士祯、纳兰性德、袁枚等人。 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对旧体诗词的借鉴。创作新诗应当全面继承和发展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诗词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优良传统，努力创造发扬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的民族形式。在此对我国诗史只作了一个简要介绍，理出一个基本脉络构想，还有待不断充实、完善。
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2.战国时期：屈原用楚国方言，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体。代表作是《离骚》。
3.两汉时期：汉代诗歌以“乐府”为代表，形式朴实自然，内容丰富多彩，语言通俗深刻。代表作品《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
4.魏晋南北朝时期：
(1)建安文学：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代表作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王粲《七哀诗》，蔡文姬《悲愤诗》
(2)田园诗：东晋陶渊明，代表作《归园田居》《桃花源记》，内容清新自然，风格朴实恬淡。
5.唐朝时期：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进入黄金时代。
(1)初唐：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2)盛唐：诗歌成就最大，诗人辈出。山水田园诗代表人物有王维、孟浩然，二人合成“王孟”;边塞诗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以及“七绝圣手”王昌龄。但众多诗人中当属“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成就最高。李白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蜀道难》《将进酒》《早发白帝城》。杜甫的代表作有三吏三别。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3)中唐：诗坛倡导诗歌要反映生活，代表人物白居易、刘禹锡。
(4)晚唐：杜牧、李商隐，别创新格，咏史诗感人至深，两人号称“小李杜”。
6.两宋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词”。
(1)豪放派：苏轼是豪放派的创始者，主要代表《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辛弃疾继承和发展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水平，作品经常流露出对祖国山河分裂的悲痛，散发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代表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陆游，其词不乏感慨国事的豪放之作，充满了国耻未雪、壮志难酬的悲愤激情。代表作《示儿》《游山西村》等。
(2)婉约派：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词主要反映市民的生活面貌，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代表作《雨霖铃》《望海潮》等。李清照亦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代表作有《一剪梅》、《声声慢》《如梦令》《醉花阴》等。
7.元朝时期：元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元曲”，在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并称。
元曲四大家为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四位元代杂剧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因此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其中，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马致远的《汉宫秋》为名篇代表。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貌似长征组歌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 则么办
英雄时代的女性———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地位及其启示 摘要:荷马史诗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于那个英雄时代的女神与妇女等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女神还是女人,她们女性意识都还没有萌发,处于屈从和附庸的地位,女性用男性的标准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被缚在男性的尺度之上,成为了男性的“他者”。 关键词:荷马史诗;女性形象;女性地位;女性意识;他者荷马史诗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是欧洲叙事诗的源头和典范,被誉为“希腊的圣经”。随着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发展的冲击与检验,尤其是19世纪后期德国业余考古学者施里曼在小亚细亚西北角以及希腊大陆等地发掘的证明,荷马史诗已成为研究古希腊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荷马史诗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包含了貌似尊重妇女的因素,但对妇女的歧视、压迫、束缚却是它的真实的底色。本文将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一步步来解开掩藏在英雄史诗背后带有永恒性的关于女性命运的疑团。一、女神:失去性别的神祗 荷马史诗展示了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用繁密的笔触描绘了奥林匹斯山上众多的神祗,但其中并没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神祗们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具有超人的威力。在道德上,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而且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1]33。人类的英雄甚至敢和某些神祗作战,图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就刺伤了阿芙罗底特。神灵有种种的缺点和欲望,并在欲望的驱使下投身于神界和人界的纷争。众神的谱系中最多的是女神,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鲜明地体现了如下的特点: 1、女神往往和一些不好的缺点联系在一起,例如“不和女神”、“复仇女神”的称谓,各有职司的女神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罪恶的品德。这些身上汇聚了种种缺点的女神成了祸事的端由。特洛伊战争起因于三位女神争夺金苹果的事件。在女神忒提斯和凡人帕琉斯的婚礼上,不和女神投放了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送给最美丽的人”。宙斯之妻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与美之神阿弗洛狄特,为了得到“最美丽的人”这一称号,开始争夺金苹果,并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作裁决。三位女神都纷纷向帕里斯许愿:赫拉许诺让他成为大地上最富有王国的统治者;雅典娜答应让他成为最有智慧和刚毅的人;而美神阿弗洛狄特允诺,如果她得到金苹果,那么帕里斯将得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妇人为妻。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美神,这不但引起了天后赫拉和雅典娜的不满,更为日后战争埋下了祸根。而阿弗洛狄特也实现自己的诺言让帕里斯拐走了希腊第一美女、斯巴达王后海伦。海伦的丈夫墨涅拉奥斯向其兄迈锡尼国王申诉。阿伽门农利用当年海伦求婚者之间的誓言,组成了希腊联军横渡爱琴海讨伐特洛伊,特洛亚战争由此爆发。如果没有金苹果的争夺战,那么帕里斯便不会在阿弗洛狄特的帮助下抢夺了海伦和斯巴达的财产,那么这场惨烈的战争也就无从而起。而这场持续了十年的空前浩劫,缘由仅仅是三位女神之间虚荣心的争斗。在战争当中这三位女神也分别为各自的利益帮助双方,直接导致了血雨腥风的杀戮和劫荡。 2、赫拉等一系列女神对于宙斯都处于屈从的地位。荷马史诗中,无论是特洛亚战争,还是奥德修斯的归国,一切事情的主宰都是天神宙斯。战事的延续或停止,以及战争双方的性命存亡,都是由天神宙斯一手主宰。无论是地位显赫的天后赫拉,还是富有智慧的女神雅典娜,她们都不得不屈从于宙斯。当天后赫拉得知宙斯与海神之女忒提斯商讨的事情而讥笑宙斯时,宙斯回驳说:“赫拉,不要妄想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尽管你是我的发妻,也不会理解只会使你难堪。……凡是我避开众神私下考虑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询问,也不要探听”[2]21-22。如此尊贵的赫拉,却连询问的资格都没有,当她听到宙斯的威胁时,她一生不吭地落座,克制自己的心跳,尽管她有不满但也不敢再多言。赫拉的儿子匠神赫菲斯托劝诫自己的母亲:“尽管母亲十分小心,我还是要奉劝她;主动地讨父亲的欢心,得到他的谅解;不要惹恼了闪电神。”[2]22宙斯成了神界的家长和族长,他靠无与伦比的力统治着神界。 3、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女性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之所以比其他女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因为神界按照力量排座次,力量的标准绝对是男性的标准,是宙斯的标准,也是人间英雄的标准。故而有死的凡人也敢对没有强力的阿弗洛狄特下手。在这种标准下“荷马的神祗们乃是征服者的贵族阶级的神祗,而不是那些实际在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有用的丰产之神,正如吉尔伯特·穆莱所说的:‘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克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1]34。在征服世界这个目的下,女性神和男性神一样,靠力气和智谋角逐,失去了女性的特殊性,女神的女性自我意识被男性意识所取代。 如上对女神的特点的解析,可以让我们在荷马史诗中明了,女性已经处于“第二性”的地位,她们屈从于男性的统治,在男性的眼光中定位自身,失去了女性的自身意识,作为男性的“他者”存在。二、女人:“被缚”的“纺织者” “在莫里斯看来,正是从荷马社会开始,中庸观念开始出现,房屋的建筑从原来的单一房间向多房间过渡,男人更多的与房子比较明亮、开放的地方联系起来,妇女则被隔离在比较阴暗私人的空间中,表明古典时代关于妇女的观念开始出现。”[3]希腊城邦以压迫妇女和外人为代价,树立了公民共同体的概念。“被缚”就是被束缚、限制、压迫,它的反面是自由,不仅包括行动的自由而且包括思想的自由。“纺织”在史诗中是一个隐喻,在不同的场景中,那些不同女性角色的纺织各有深意。在当时的古希腊,妇女们都处于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形”“神”都被束缚了。在荷马史诗中,这些“被缚”的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海伦;第二类,沦为奴隶、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俘;第三类,男人心目中妻子的楷模和道德理想,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 1、倾城倾国的佳人海伦,希腊第一美女。美既是上天赐予她最好的礼物,同时也成为了她一生坎坷的祸根。她原是斯巴达的王后,墨涅拉奥斯的妻子,后被帕里斯拐走。因而,在众人的眼中,她是红颜祸水,正是为了她才引发了十年的浩劫。当她来到特洛亚的城门上时,特洛亚的老首领们这样评价她:“就是为了她,这个漂亮绝伦的女人;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干戈相向……她就像永生的女神,不过还是让她坐船离开吧;同时带走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痛苦。”在大家眼中她是干戈与痛苦的来源。她被她的美所“束缚”,美成了她的罪恶。当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本已实属可怜,更可悲的是她们屈从于那种男性统治地位的制度,却无所了解,认为那是理所应当。海伦的美本身是自然赋予的权利,本无对错。而在那时的荷马社会,美她最大的负担、最大的过错,成为人们劫夺的对象。就连她自己也认为一切的痛苦与血腥皆是因她而起。她对赫克托尔这样说道:“亲爱的兄长,我是个无耻之人,是大家的祸根,我多么希望母亲生我的时候。一股恶邪之风把我吹入荒山野岭,或者卷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让海浪吞噬我的躯体,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2]129她的可悲之处,正是没有看清战争的根源并不在于她,她只是当时男性心目中的尤物,是男性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不断劫夺的玩偶。 2、女俘在荷马史诗中,每当一场战争结束后,联军都会对战败的城邦进行劫掠。大笔的财富、无数的妇女都被当作战利品分配。女俘,那些在战争中被掳掠的妇女,她们一部分被出卖,大多数则被强迫成为主人的性奴隶。她们完全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主人任意处置,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可言。阿伽门农为了羞辱阿卡琉斯,夺走了他的女俘布里塞伊斯;后来为了平息阿卡琉斯的愤怒,又答应送给阿卡琉斯七位美丽的女俘。这些女浮,她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失去了支配了自己的命运的权利,这已是她们的悲哀。但是,对于被掳掠的女俘,她们最大的奢望,可能就是得到主人的睐,嫁一个好丈夫。最好的结局,便是成为主人的合法妻子。当帕特洛克罗斯死后,布里塞伊斯哭称:“我曾亲眼目睹了我的丈夫死在铜抢之下,使我的父母将我嫁给了他。接着是我那三个兄弟他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和上了双眼。当捷足的阿卡琉斯杀死了我丈夫,攻陷了坚固的米涅斯城时,你让我节哀顺便,嫁给神一样的阿卡琉斯,作他的合法妻子。”[2]413可见,她们最大的悲哀之处,在于她们的身心和思想都成为真正的战俘。 3、坚贞贤惠的楷模荷马史诗也塑造了一系列优秀的古希腊妇女形象,《奥德赛》中的女主角佩涅洛佩就是其中一个。她是足智多谋、具有冒险精神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而在众多的美女中,她脱颖而出的原因,不是她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更不是因为她拥有雅典娜那样的智慧。却是因为丈夫奥德修斯出征未还,杳无音信,儿子特勒马科斯没有能力保护家园,备受求婚者的骚扰。而在这种情况下,佩涅洛佩沉着应对,毫不动摇,一心一意等待丈夫的归来。她的心中只有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当她的女仆劝说她沐浴洗漱之后见客,她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沐浴,也不想抹上油膏。自从我的夫君远征而去,我就每天流泪,容颜早就憔悴不堪。”[2]835无论佩涅洛佩对丈夫的忠贞,对家庭的维护,乃至于用于她的“贞洁的”修饰性短语,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体现了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束缚。他们在把佩涅洛佩描绘成贤惠温柔的女性的同时,也将她视为男性心目中妻子的楷模与道德理想。史诗中这些妇女的命运,一方面为这个按“力”与“权”排位的社会所缚,她们不得不呆在家里,呆在织机旁,做女人能做的活计,或是城破国亡之后,她们不得不被作为战利品引往他乡;一方面为这个社会的价植观所缚,由男人的眼光罗织成的道德之网,限制了她们能从自己———一个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三、荷马史诗的昭示:女性,男性的他者? 摩尔根认为,“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女子没有什么权力是男子必须尊重的。”[3]257驰骋于战场的男性将女俘视为自己战利品,是自己私人所有的财物,可以任凭他们处置。女性在婚姻中也没有自主的权利,“施特劳斯进一步认为: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通过交换女人,交换双方(男人)建立了亲属关系”。[4]134-138阿伽门农在没有征求妻女意见的情况下,许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阿卡琉斯以平息后者的愤怒。这尤其能看出女人作为礼物质。丈夫处于统治地位,是家庭的顶梁柱,财富的所有者和保护者。他们要求妻子忠贞、服从、在家里料理家务。赫克托尔离开安德洛马克时交待:“回去吧!好好料理家务,好好看管织机和沙杆。至于战争,男人来管。”但是,当丈夫离家不在时,儿子对于母亲同样具有干涉的权利。当奥德修斯离家时,佩涅洛佩的儿子特勒克马斯不但对于母亲的再嫁具有干涉权利。同时,佩涅洛涅也必须屈从于儿子。特勒马科斯对于和歌手交谈的母亲喝斥道:“回到你的屋中,做你的事吧。吩咐女人们要织好布,干好活。与别人交谈是男人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家中,现在我说了算。”[2]543从儿子对于母亲的态度,可见当时女性的屈从地位。20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娃说过“一个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5]203。女人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被确定,作为男人的他者存在。男性被视为人类的标准,她们则被看作有缺陷的或不完整的男性。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的全部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5]203。波伏娃举例说,在早期农业社会中,正是因为她们与繁殖力具有联系,所以妇女被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些女神仍然是他者,在男人眼中她们所享受的声望也是被他们授予的,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都失去了女性意识而成为“力”的角逐者。一旦男人更独立于女性,女神就被废黜了,宙斯就带上了王冠。这也是在荷马史诗中宙斯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的深层根由。在英雄时代,男人凭力量追逐荣耀,而包括神和人在内的女性都因为男人的眼光而被赋予价值标尺,作为英雄们的他者而存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女性意识的诞生,女性意识具体包括: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它既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平等意识(即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这个时候的女性还处于附庸、屈从、以男人的标准为标准的时代。她们承担着战争的痛苦结果,按男人的要求活着,用男人的标尺看待自己,被缚在沉重的命运的车轮上。这个时代的女性,还没有成为能引导人类上升的永恒的女性。荷马史诗中所揭示出来的英雄时代女性的命运让我们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去考虑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与男性共同在世的生命过程中女性应具的地位。参考文献:[1]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荷马.荷马史诗[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3]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王丽.女性、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J].中国文化研究,2000.[5]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李权华.“被缚”的女人浅析荷马史诗中的女人群像[J].云梦学刊,2002,23(6):71-73.
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红色经典的史诗性是影响深远，对社会、人民有启迪的、体现时代特点的经典作品。“史诗性”应具备如下特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江南的春天，绿意已经染浓了烟柳。他，一个纵情游览山水的王孙贵族---笑梦轩，踏上了这个江南小镇。本以为，这只是他生命中普通的一站，却不想，成为他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这一日，他站在小桥上，欣赏着春的美景。恍然间，却似进入了梦幻的境界。远处，淡淡的轻烟，一个身穿白色罗裙的女子翩然而来，一颦一笑，恍若天上降下的仙子。一双美目，在江南春的气息里流连。转眼间，已和梦轩擦肩而过，悠然的坐上了乌篷船。乌篷船上，不时起了丝竹之乐，诗酒之醉。梦轩已经看的痴了。想想他，一个英俊 倜傥的美男子，又是皇亲，什么样的女子没有见过？却独独让这个女子夺了心去。看着船儿的远去，心失落了。于是，以后日日到桥上守望，却再未见到佳人香影。梦轩不禁黯然吟到：关 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转眼间，春日不再，梦轩已经决定离开了。打马纵于官道，想早些离开这个牵住他心的地方。却见前面一片竹林，偶尔有风吹过竹林的声音，隐约听见溪水流动的响声。梦轩叹道：隐居于此，不常为一件乐事。正欲起身离去，一阵琴音缭绕，如此景致，何人此处抚琴？不知不觉走进，却才发现，正是自己寻觅了已久的女子。女子轻轻抬头，报以一笑：小女子水含烟。完结局自己想像一下吧！
试论李商隐的爱情诗 南长荣 摘 要：晚唐诗人李商隐以“无题诗”为代表的爱情诗，风格独特，绮丽蕴藉。其诗意含蓄，朦胧，耐人寻味，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珍品。 关键词：李商隐 爱情诗 朦胧美 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写得形象美丽，深情绵邈，蕴藉含蓄，表现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刻骨铭心的追求。其独特的绮丽蕴藉的风格，不仅在晚唐的诗坛上独树一帜，放射出奇丽的光彩，而且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看他的《无题》一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此诗的第一联，“相见时难”，暗示了这一对恋人的爱情经历了许多坎坷波折；而“别亦难”，则写出这一次的分别，分明是后会难期，因此就更加难舍难分。他们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感情的悲哀是感人至深的。“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是感情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只此一句，写得色彩秾艳，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表现出李商隐诗歌的独特风格。 “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描绘出了“春蚕”这样一个美好的艺术形象：满腹情丝，生为尽吐，吐之既尽，命之随亡。从而大大加强了感情的强度，突出了它的忠贞不渝，借以写出了那种以一生相拼、刻骨铭心的爱，那种历尽磨难而愈加坚贞的爱情。“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用蜡烛比喻心情的痛苦，其着眼点，在取蜡烛受火煎而流泪之意。李商隐在使用这一形象时，用了两个字：“灰”与“干”。比喻人在痛苦中已经心灰泪尽，这就把“煎熬”的痛苦推向了极端，达到了绝望的程度。 上面的这两句诗，都有所本，有所借鉴，但作者又能自出机杼、融入新意，无论是塑造形象之新，还是表现感情之深，都大大超过了前人。 第三联是一种“拟想”，表现出对恋人细致入微的思念。这种从对面落笔的写法，更婉转地写出了自己思念的深沉，使得全诗呈现出一种动人的缠绵悱恻的韵致。结尾写彼此相隔并不遥远，作者表示会设法探听她的消息，也许会托人捎去一封信，总之会冲破千难万险，和她再一次相见。 分析这首诗，我认为，它虽是一首描写幽期密约、男女私情的诗，但却不同于韩渥“香奁体”格调低下。在这首诗里，作者着意写出的，是他那种铭心刻骨的爱情，一切具体的儿女情事都消溶得几乎不留痕迹，所以使人突出地感到多情而不轻薄，艳丽而不肤浅，既有风流华美的一面，又有蕴藉深沉的一面，体现出李商隐无题诗描写爱情的特有风格。 另外，还可从李商隐的七律《无题》二首中的“凤尾香罗薄几重”一诗，看出它所表现的内容，也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和相思无望的苦闷，同样是一种深藏在心底的爱情：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音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 这首诗的开始，描写的是一位闺中待嫁的姑娘，正在为自己缝制嫁妆。“夜深缝”，说明这罗帐凝聚着姑娘深厚的感情：夜深灯下，抽针引线，怀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深情地缝着。我们感觉她似乎不是在缝制一顶罗帐，而是在编织一个爱情幸福的彩色的梦。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音语未通”二句，有两重意义：一是描绘了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一个难忘的片段——“断无消息”之前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见。“扇裁”句写少女的感情，非常传神。一个“羞”字，不仅包含着惊喜、幸福之感，同时也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纯洁和天真，这个形象是旖旎多姿的。“车走’’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无限怅恨：车去匆匆，竟然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这种写法，无疑提高了感情表现的层次：这是至深的精神渴求——从目光的交流，到心灵的沟通。它写出的是爱情，而非“眼波见我无端艳，心火因君特地燃”的情欲。另外，它是以写往事来表现现在：正因为长期得不到对方的音信，所以回忆幸福的往事，那一次相遇的情景就愈加清晰地留在记忆里，慢慢地咀嚼、回味，就更增添了此时此刻的怅惘和伤情。 诗的第三联，写一种漫长的、几乎是无望的等待。夜深人静，灯烛将尽，女主人公伴着黯淡的残灯，不能成寐，心情也像这灯烛—样黯淡。以环境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在这里，作者正面描写的是烧成灰烬的金色烛芯，实际上却是在描写如醉如痴、久久凝视着这灯烛的女主人公，独自伴随着逐渐暗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从侧面把她那种孤独、痛苦、哀怨和期待的神情，生动地烘托了出来。“断无消息石榴红”一句，是说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暗示春光已逝，表现了感叹年华流逝、青春虚度之意，更加渲染出女主人公的惆怅和伤感。 最后两句，写在痛苦的相思中，在恍惚中产生幻觉和希望。她想象着恋人“系马垂杨岸”，渴望自己能化作一阵风，吹到恋人的身边，飞入恋人的怀抱。描写不但形象极其美丽，而且把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把她那种在痛苦中执著追求的精神，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上面这两首无题诗，都是十分优秀的爱情诗。写相思的痛苦，相会的难期，即使无望，也始终贯穿着一种执著不移的追求，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深挚、坚贞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是在痛苦的等待、期望中燃烧着，直至化成灰烬，以它巨大的悲剧力量来震撼读者的心灵。诗中的语言虽然绮丽华美，但它表现的，不是猥亵的色情细节，而是对于爱的深挚的精神渴求，是以生命相许而无怨无悔的忠贞，感情表现得含蓄蕴藉而又深挚动人。我们在这首诗中所感觉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情。这是他的爱情诗和那些缺乏深挚感情的艳体诗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这些诗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阶级烙印，却至今仍然能打动人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杰先生曾说：“我们读了这些诗，便知道李商隐写爱情诗手腕的高妙。他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肤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这两首诗，确实代表了李商隐无题诗的成熟的、独特的风格，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中的珍品。 但是，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理解曾有多种争议，一种认为他的诗多有“寄托”之意。原因是诗人当时被卷入“牛李”党争漩涡之中，是寄意于思公令狐楚之子令狐淘，表现忠贞感情、希望得到援引的诗。另一中认为这是一首真正的爱情诗。因为从诗的字面意思看，显然是在描述爱情的哀怨，而且也只有这样去认识它，诗里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才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假如把它说成是政治诗，这些句子简直一钱不值。 我认为，无论有无寄托，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数都是优秀的爱情诗；而且无论有无寄托，这些无题诗都具有一种动人的朦胧美。 从审美的角度看，“相见时难”、“凤尾香罗”这两首诗，首先都应当看成是成功的爱情诗，这是因为它们所塑造的爱情忠贞的形象，是完整的、丰满的、美丽动人的。即使把它们完全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决不会降低其艺术价值。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相见时难”、“凤尾香罗”这两首诗，与晚唐流行的大多数艳情诗又截然不同。诗人在描写男女情爱的时候，不仅不着眼于感官声色，甚至并未写出具体的儿女情事，而是用全副笔墨去写爱情本身，去表现一个“情”字。在这两首诗里，作者写出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灵的交流和相互间的精神渴求，写出了他们在漫长等待中的痛苦，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悲哀。在这些描写中，生活的原料经过严格的提炼，升华到只剩下一杯感情的醇酒，从而把我们引入了一个纯粹精神的、情感的境界。正因为这一境界是超越具体情事的、对爱情“化美为媚”的把握，所以它又是无限丰富的，具有多义性和暗示性，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联想。而这一点，正是李商隐的无题诗产生“朦胧美”的原因之一。 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在诗里，不仅没有“事”的叙述，连“情”的痕迹也不甚明显，作者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熔铸成一个个美丽的、动人的，有时又是超现实的意象，通过这一个个意象，在读者心中引发丰富的联想，从而构筑起一种奇特的审美境界。这是李商隐无题诗的神奇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它产生“朦胧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他的《无题四首》之二：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幽锁深闺的女子对爱情幸福的渴望，以及梦想幻灭时的痛苦和悲哀。但诗中不仅没有写任何具体的情事，而且除了最后一联，没有任何直接的抒情。作者只是描写了一连串优美的物象，从而构成了一种富于暗示性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幽邃神奇的艺术境界。东风细雨，莲塘轻雷，这些意象都似乎与爱情有关，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但却又不能作过实的理解，只是以其娓婉回旋的美妙旋律，逗引着我们的奇思遐想。 下面的意象，就更加奇妙。金蟾，是一种蟾状的香炉；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的辘轳。这些事物，在诗词中也经常与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如南朝乐府《杨叛儿》中，有“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这样动情的描写，牛峤的《菩萨蛮》中，也有“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的句子。但它们在李商隐的诗中，含义却远没有这样清晰。它们不是直接的抒情，而是一种深隐的暗示，是以意象的色彩而给我们一种感情的指向。它不是向我们诉说着什么，而只是引发着我们对美好爱情的联想。接下来的“贾氏窥帘”、“宓妃留枕”两个典故，其审美意义也应当作如是观。 总之，这首诗中的种种美丽而奇特的意象，意义不在叙述或简单地抒情，而是在为自己的心灵世界寻找一种直接的物化形式。即“以假想之事物，表现心灵之锐敏”这就是李商隐爱情诗艺术上的特点。 李商隐这种以假想之事物熔铸意象、表现心灵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锦瑟》一诗。这首诗是他最负盛名的一首，它所表现出的诗意也最朦胧：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虽然以“锦瑟”为题，但只是截取开头二字而已，并非咏瑟之作，实际上相当于一首无题诗。它是李商隐晚年的作品，这首诗的开头，是以对锦瑟的描写，引出自己哀怨的人生回顾。时人弹奏之瑟，皆二十五弦，而此古瑟为五十弦。弹奏起来，繁音促节，使人绪乱。这是促使诗人情不自禁，回忆起青年时代万千往事的原因。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序曲，此诗便展开了它的主题旋律。 “庄生”一联，出现了两组意象。一是用《庄子》中的一则寓言典故，似乎是比喻自己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磨难之后，理想破灭迷失，往事如同一场虚幻的梦。下句又用了望帝死后魂魄化为杜鹃的形象，来表明自己满腔悲愤、无法言说，只好在诗中托辞寄慨，正像杜鹃的啼血哀鸣。在这里，作者虽然使用了两个典故，但目的却不是为了“用事”，而是创造出这样两组幽怨哀婉、凄美动人的形象，来传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悲凉。“沧海”一句，化用了几个典故。同样不是为了用事说理，而是使大海、圆月和明珠这些带有诗人强烈感情色彩的物象融汇在一起，构成一幅悲怆而美丽的图画，从而暗示了自己不为世用、如同沧海遗珠般的悲剧命运，以及像明珠泣泪一样的痛苦和悲哀。“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他似乎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人之内美，终必外现，尽管自己一生遭遇种种打击和挫折，但文采才华如蓝田之玉，终会升腾烟雾、进射异彩，而不掩其光辉。 最后，“此情”二句，与首联的“思华年”相呼应，并总揽了中间四句的回忆，似乎是说：这种恃才自傲的心情，直到追忆平。生往事时，才更加明显；而在年轻的时候，却始终不能释然，总觉得十分惆怅和悲哀。这两句，是对全诗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一生的诗意的概括。 李商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闪耀着艺术光辉的一生。当他在将近“知命”之年回顾平生时，他因政治上遭到的打击和失败而感到痛苦悲愤，也因自己诗歌创作的卓异才华而自负和欣慰。但是，《锦瑟》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并没有具体地叙述往事，也没有直接的抒情。而是创造出一系列幽怨凄美的形象，以此直接诉诸读者的心灵。诗人着重提取了回味身世时的种种情绪体验，把它们熔铸于一个个表面不相连属的审美意象之中，其间可能包含有年华消逝的感怆，理想幻灭的悲哀，国运沦替的忧愤，爱情生活的隐痛以及漫长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遗恨。这一切，一并交织成这样一支和谐而多变的奏鸣曲，拨动着人的心弦。 李商隐的《锦瑟》一诗，确实像一支凄婉悲哀的交响曲。它不像一般诗歌那样，着眼于具体事实的叙述、描写，而是以心象融铸物象，使用像音乐语言那样艺术化的、表情性极强的语言，努力传达内心的感受、表现内心世界的幽深曲奥，力图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事实上，所有的艺术都渴望能达到音乐的境界。在李商隐的《锦瑟》中，我们便看到了这种趋向于音乐的境界——从具体的意义上，这首诗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从感情的旋律、色彩和流动的方向上，它却分明向我们诉说着一切。过去人们常常谈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美”，而这首诗的“朦胧”，大概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 朦胧，是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的一种特殊的境界。朦胧的诗，它所创造的意境不是十分清晰，表达的思想内容也不是十分明确，如同隔雾看花。但是同时，它却能强烈地激发读者的感情，唤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具有无比的生动性、丰富性和独特性，直指读者的心灵。它所创造的意境是朦胧的，同时又是深邃的、优美的、动人的，就是它具有朦胧美。 诗的朦胧美，与含蓄有着重要的联系。一首具有朦胧美的诗，必然也同时具有含蓄美。失去了含蓄所包容的思想感情的深刻性，所谓的“朦胧”，就会变成掩盖内容苍白的假装神秘和故弄玄虚。但含蓄又不等同于朦胧，诗歌的含蓄并不影响意境的明晰，而朦胧的意境却在“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之间。朦胧又不能流人晦涩。隔雾看花，毕竟知道雾中是花；诗歌的朦胧美，必须具有美的形态、具有感情的指向性、能够引起积极的审美联想等等。如果连雾中是什么也说不清，那就谈不到“朦胧美”了。 李商隐是我国古代诗歌朦胧美的开拓者，他的作品代表了古典诗歌朦胧美的最高水平。从晚唐韩渥等人到现代郭沫若等诗的风格上无不受其影响。 参考资料： 1、《唐诗鉴赏辞典》。 2、《唐诗鉴赏集》。 3、《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 参考资料：
南长荣 摘 要：晚唐诗人李商隐以“无题诗”为代表的爱情诗，风格独特，绮丽蕴藉。其诗意含蓄，朦胧，耐人寻味，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珍品。 关键词：李商隐 爱情诗 朦胧美 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写得形象美丽，深情绵邈，蕴藉含蓄，表现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刻骨铭心的追求。其独特的绮丽蕴藉的风格，不仅在晚唐的诗坛上独树一帜，放射出奇丽的光彩，而且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看他的《无题》一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此诗的第一联，“相见时难”，暗示了这一对恋人的爱情经历了许多坎坷波折；而“别亦难”，则写出这一次的分别，分明是后会难期，因此就更加难舍难分。他们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感情的悲哀是感人至深的。“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是感情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只此一句，写得色彩秾艳，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表现出李商隐诗歌的独特风格。 “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描绘出了“春蚕”这样一个美好的艺术形象：满腹情丝，生为尽吐，吐之既尽，命之随亡。从而大大加强了感情的强度，突出了它的忠贞不渝，借以写出了那种以一生相拼、刻骨铭心的爱，那种历尽磨难而愈加坚贞的爱情。“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用蜡烛比喻心情的痛苦，其着眼点，在取蜡烛受火煎而流泪之意。李商隐在使用这一形象时，用了两个字：“灰”与“干”。比喻人在痛苦中已经心灰泪尽，这就把“煎熬”的痛苦推向了极端，达到了绝望的程度。 上面的这两句诗，都有所本，有所借鉴，但作者又能自出机杼、融入新意，无论是塑造形象之新，还是表现感情之深，都大大超过了前人。 第三联是一种“拟想”，表现出对恋人细致入微的思念。这种从对面落笔的写法，更婉转地写出了自己思念的深沉，使得全诗呈现出一种动人的缠绵悱恻的韵致。结尾写彼此相隔并不遥远，作者表示会设法探听她的消息，也许会托人捎去一封信，总之会冲破千难万险，和她再一次相见。 分析这首诗，我认为，它虽是一首描写幽期密约、男女私情的诗，但却不同于韩渥“香奁体”格调低下。在这首诗里，作者着意写出的，是他那种铭心刻骨的爱情，一切具体的儿女情事都消溶得几乎不留痕迹，所以使人突出地感到多情而不轻薄，艳丽而不肤浅，既有风流华美的一面，又有蕴藉深沉的一面，体现出李商隐无题诗描写爱情的特有风格。 另外，还可从李商隐的七律《无题》二首中的“凤尾香罗薄几重”一诗，看出它所表现的内容，也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和相思无望的苦闷，同样是一种深藏在心底的爱情：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音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 这首诗的开始，描写的是一位闺中待嫁的姑娘，正在为自己缝制嫁妆。“夜深缝”，说明这罗帐凝聚着姑娘深厚的感情：夜深灯下，抽针引线，怀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深情地缝着。我们感觉她似乎不是在缝制一顶罗帐，而是在编织一个爱情幸福的彩色的梦。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音语未通”二句，有两重意义：一是描绘了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一个难忘的片段——“断无消息”之前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见。“扇裁”句写少女的感情，非常传神。一个“羞”字，不仅包含着惊喜、幸福之感，同时也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纯洁和天真，这个形象是旖旎多姿的。“车走’’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无限怅恨：车去匆匆，竟然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这种写法，无疑提高了感情表现的层次：这是至深的精神渴求——从目光的交流，到心灵的沟通。它写出的是爱情，而非“眼波见我无端艳，心火因君特地燃”的情欲。另外，它是以写往事来表现现在：正因为长期得不到对方的音信，所以回忆幸福的往事，那一次相遇的情景就愈加清晰地留在记忆里，慢慢地咀嚼、回味，就更增添了此时此刻的怅惘和伤情。 诗的第三联，写一种漫长的、几乎是无望的等待。夜深人静，灯烛将尽，女主人公伴着黯淡的残灯，不能成寐，心情也像这灯烛—样黯淡。以环境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在这里，作者正面描写的是烧成灰烬的金色烛芯，实际上却是在描写如醉如痴、久久凝视着这灯烛的女主人公，独自伴随着逐渐暗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从侧面把她那种孤独、痛苦、哀怨和期待的神情，生动地烘托了出来。“断无消息石榴红”一句，是说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暗示春光已逝，表现了感叹年华流逝、青春虚度之意，更加渲染出女主人公的惆怅和伤感。 最后两句，写在痛苦的相思中，在恍惚中产生幻觉和希望。她想象着恋人“系马垂杨岸”，渴望自己能化作一阵风，吹到恋人的身边，飞入恋人的怀抱。描写不但形象极其美丽，而且把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把她那种在痛苦中执著追求的精神，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上面这两首无题诗，都是十分优秀的爱情诗。写相思的痛苦，相会的难期，即使无望，也始终贯穿着一种执著不移的追求，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深挚、坚贞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是在痛苦的等待、期望中燃烧着，直至化成灰烬，以它巨大的悲剧力量来震撼读者的心灵。诗中的语言虽然绮丽华美，但它表现的，不是猥亵的色情细节，而是对于爱的深挚的精神渴求，是以生命相许而无怨无悔的忠贞，感情表现得含蓄蕴藉而又深挚动人。我们在这首诗中所感觉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情。这是他的爱情诗和那些缺乏深挚感情的艳体诗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这些诗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阶级烙印，却至今仍然能打动人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杰先生曾说：“我们读了这些诗，便知道李商隐写爱情诗手腕的高妙。他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肤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这两首诗，确实代表了李商隐无题诗的成熟的、独特的风格，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中的珍品。 但是，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理解曾有多种争议，一种认为他的诗多有“寄托”之意。原因是诗人当时被卷入“牛李”党争漩涡之中，是寄意于思公令狐楚之子令狐淘，表现忠贞感情、希望得到援引的诗。另一中认为这是一首真正的爱情诗。因为从诗的字面意思看，显然是在描述爱情的哀怨，而且也只有这样去认识它，诗里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才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假如把它说成是政治诗，这些句子简直一钱不值。 我认为，无论有无寄托，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数都是优秀的爱情诗；而且无论有无寄托，这些无题诗都具有一种动人的朦胧美。 从审美的角度看，“相见时难”、“凤尾香罗”这两首诗，首先都应当看成是成功的爱情诗，这是因为它们所塑造的爱情忠贞的形象，是完整的、丰满的、美丽动人的。即使把它们完全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决不会降低其艺术价值。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相见时难”、“凤尾香罗”这两首诗，与晚唐流行的大多数艳情诗又截然不同。诗人在描写男女情爱的时候，不仅不着眼于感官声色，甚至并未写出具体的儿女情事，而是用全副笔墨去写爱情本身，去表现一个“情”字。在这两首诗里，作者写出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灵的交流和相互间的精神渴求，写出了他们在漫长等待中的痛苦，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悲哀。在这些描写中，生活的原料经过严格的提炼，升华到只剩下一杯感情的醇酒，从而把我们引入了一个纯粹精神的、情感的境界。正因为这一境界是超越具体情事的、对爱情“化美为媚”的把握，所以它又是无限丰富的，具有多义性和暗示性，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联想。而这一点，正是李商隐的无题诗产生“朦胧美”的原因之一。 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在诗里，不仅没有“事”的叙述，连“情”的痕迹也不甚明显，作者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熔铸成一个个美丽的、动人的，有时又是超现实的意象，通过这一个个意象，在读者心中引发丰富的联想，从而构筑起一种奇特的审美境界。这是李商隐无题诗的神奇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它产生“朦胧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他的《无题四首》之二：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试论李商隐的爱情诗南长荣摘 要：晚唐诗人李商隐以“无题诗”为代表的爱情诗，风格独特，绮丽蕴藉。其诗意含蓄，朦胧，耐人寻味，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珍品。关键词：李商隐 爱情诗 朦胧美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写得形象美丽，深情绵邈，蕴藉含蓄，表现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刻骨铭心的追求。其独特的绮丽蕴藉的风格，不仅在晚唐的诗坛上独树一帜，放射出奇丽的光彩，而且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先来看他的《无题》一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此诗的第一联，“相见时难”，暗示了这一对恋人的爱情经历了许多坎坷波折；而“别亦难”，则写出这一次的分别，分明是后会难期，因此就更加难舍难分。他们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感情的悲哀是感人至深的。“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是感情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只此一句，写得色彩秾艳，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表现出李商隐诗歌的独特风格。“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描绘出了“春蚕”这样一个美好的艺术形象：满腹情丝，生为尽吐，吐之既尽，命之随亡。从而大大加强了感情的强度，突出了它的忠贞不渝，借以写出了那种以一生相拼、刻骨铭心的爱，那种历尽磨难而愈加坚贞的爱情。“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用蜡烛比喻心情的痛苦，其着眼点，在取蜡烛受火煎而流泪之意。李商隐在使用这一形象时，用了两个字：“灰”与“干”。比喻人在痛苦中已经心灰泪尽，这就把“煎熬”的痛苦推向了极端，达到了绝望的程度。上面的这两句诗，都有所本，有所借鉴，但作者又能自出机杼、融入新意，无论是塑造形象之新，还是表现感情之深，都大大超过了前人。第三联是一种“拟想”，表现出对恋人细致入微的思念。这种从对面落笔的写法，更婉转地写出了自己思念的深沉，使得全诗呈现出一种动人的缠绵悱恻的韵致。结尾写彼此相隔并不遥远，作者表示会设法探听她的消息，也许会托人捎去一封信，总之会冲破千难万险，和她再一次相见。分析这首诗，我认为，它虽是一首描写幽期密约、男女私情的诗，但却不同于韩渥“香奁体”格调低下。在这首诗里，作者着意写出的，是他那种铭心刻骨的爱情，一切具体的儿女情事都消溶得几乎不留痕迹，所以使人突出地感到多情而不轻薄，艳丽而不肤浅，既有风流华美的一面，又有蕴藉深沉的一面，体现出李商隐无题诗描写爱情的特有风格。另外，还可从李商隐的七律《无题》二首中的“凤尾香罗薄几重”一诗，看出它所表现的内容，也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和相思无望的苦闷，同样是一种深藏在心底的爱情：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音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这首诗的开始，描写的是一位闺中待嫁的姑娘，正在为自己缝制嫁妆。“夜深缝”，说明这罗帐凝聚着姑娘深厚的感情：夜深灯下，抽针引线，怀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深情地缝着。我们感觉她似乎不是在缝制一顶罗帐，而是在编织一个爱情幸福的彩色的梦。“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音语未通”二句，有两重意义：一是描绘了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一个难忘的片段——“断无消息”之前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见。“扇裁”句写少女的感情，非常传神。一个“羞”字，不仅包含着惊喜、幸福之感，同时也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纯洁和天真，这个形象是旖旎多姿的。“车走’’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无限怅恨：车去匆匆，竟然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这种写法，无疑提高了感情表现的层次：这是至深的精神渴求——从目光的交流，到心灵的沟通。它写出的是爱情，而非“眼波见我无端艳，心火因君特地燃”的情欲。另外，它是以写往事来表现现在：正因为长期得不到对方的音信，所以回忆幸福的往事，那一次相遇的情景就愈加清晰地留在记忆里，慢慢地咀嚼、回味，就更增添了此时此刻的怅惘和伤情。诗的第三联，写一种漫长的、几乎是无望的等待。夜深人静，灯烛将尽，女主人公伴着黯淡的残灯，不能成寐，心情也像这灯烛—样黯淡。以环境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在这里，作者正面描写的是烧成灰烬的金色烛芯，实际上却是在描写如醉如痴、久久凝视着这灯烛的女主人公，独自伴随着逐渐暗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从侧面把她那种孤独、痛苦、哀怨和期待的神情，生动地烘托了出来。“断无消息石榴红”一句，是说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暗示春光已逝，表现了感叹年华流逝、青春虚度之意，更加渲染出女主人公的惆怅和伤感。最后两句，写在痛苦的相思中，在恍惚中产生幻觉和希望。她想象着恋人“系马垂杨岸”，渴望自己能化作一阵风，吹到恋人的身边，飞入恋人的怀抱。描写不但形象极其美丽，而且把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把她那种在痛苦中执著追求的精神，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上面这两首无题诗，都是十分优秀的爱情诗。写相思的痛苦，相会的难期，即使无望，也始终贯穿着一种执著不移的追求，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深挚、坚贞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是在痛苦的等待、期望中燃烧着，直至化成灰烬，以它巨大的悲剧力量来震撼读者的心灵。诗中的语言虽然绮丽华美，但它表现的，不是猥亵的色情细节，而是对于爱的深挚的精神渴求，是以生命相许而无怨无悔的忠贞，感情表现得含蓄蕴藉而又深挚动人。我们在这首诗中所感觉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情。这是他的爱情诗和那些缺乏深挚感情的艳体诗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这些诗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阶级烙印，却至今仍然能打动人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杰先生曾说：“我们读了这些诗，便知道李商隐写爱情诗手腕的高妙。他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肤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这两首诗，确实代表了李商隐无题诗的成熟的、独特的风格，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中的珍品。但是，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理解曾有多种争议，一种认为他的诗多有“寄托”之意。原因是诗人当时被卷入“牛李”党争漩涡之中，是寄意于思公令狐楚之子令狐淘，表现忠贞感情、希望得到援引的诗。另一中认为这是一首真正的爱情诗。因为从诗的字面意思看，显然是在描述爱情的哀怨，而且也只有这样去认识它，诗里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才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假如把它说成是政治诗，这些句子简直一钱不值。我认为，无论有无寄托，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数都是优秀的爱情诗；而且无论有无寄托，这些无题诗都具有一种动人的朦胧美。从审美的角度看，“相见时难”、“凤尾香罗”这两首诗，首先都应当看成是成功的爱情诗，这是因为它们所塑造的爱情忠贞的形象，是完整的、丰满的、美丽动人的。即使把它们完全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决不会降低其艺术价值。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相见时难”、“凤尾香罗”这两首诗，与晚唐流行的大多数艳情诗又截然不同。诗人在描写男女情爱的时候，不仅不着眼于感官声色，甚至并未写出具体的儿女情事，而是用全副笔墨去写爱情本身，去表现一个“情”字。在这两首诗里，作者写出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灵的交流和相互间的精神渴求，写出了他们在漫长等待中的痛苦，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悲哀。在这些描写中，生活的原料经过严格的提炼，升华到只剩下一杯感情的醇酒，从而把我们引入了一个纯粹精神的、情感的境界。正因为这一境界是超越具体情事的、对爱情“化美为媚”的把握，所以它又是无限丰富的，具有多义性和暗示性，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联想。而这一点，正是李商隐的无题诗产生“朦胧美”的原因之一。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在诗里，不仅没有“事”的叙述，连“情”的痕迹也不甚明显，作者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熔铸成一个个美丽的、动人的，有时又是超现实的意象，通过这一个个意象，在读者心中引发丰富的联想，从而构筑起一种奇特的审美境界。这是李商隐无题诗的神奇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它产生“朦胧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他的《无题四首》之二：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幽锁深闺的女子对爱情幸福的渴望，以及梦想幻灭时的痛苦和悲哀。但诗中不仅没有写任何具体的情事，而且除了最后一联，没有任何直接的抒情。作者只是描写了一连串优美的物象，从而构成了一种富于暗示性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幽邃神奇的艺术境界。东风细雨，莲塘轻雷，这些意象都似乎与爱情有关，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但却又不能作过实的理解，只是以其娓婉回旋的美妙旋律，逗引着我们的奇思遐想。下面的意象，就更加奇妙。金蟾，是一种蟾状的香炉；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的辘轳。这些事物，在诗词中也经常与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如南朝乐府《杨叛儿》中，有“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这样动情的描写，牛峤的《菩萨蛮》中，也有“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的句子。但它们在李商隐的诗中，含义却远没有这样清晰。它们不是直接的抒情，而是一种深隐的暗示，是以意象的色彩而给我们一种感情的指向。它不是向我们诉说着什么，而只是引发着我们对美好爱情的联想。接下来的“贾氏窥帘”、“宓妃留枕”两个典故，其审美意义也应当作如是观。总之，这首诗中的种种美丽而奇特的意象，意义不在叙述或简单地抒情，而是在为自己的心灵世界寻找一种直接的物化形式。即“以假想之事物，表现心灵之锐敏”这就是李商隐爱情诗艺术上的特点。李商隐这种以假想之事物熔铸意象、表现心灵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锦瑟》一诗。这首诗是他最负盛名的一首，它所表现出的诗意也最朦胧：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虽然以“锦瑟”为题，但只是截取开头二字而已，并非咏瑟之作，实际上相当于一首无题诗。它是李商隐晚年的作品，这首诗的开头，是以对锦瑟的描写，引出自己哀怨的人生回顾。时人弹奏之瑟，皆二十五弦，而此古瑟为五十弦。弹奏起来，繁音促节，使人绪乱。这是促使诗人情不自禁，回忆起青年时代万千往事的原因。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序曲，此诗便展开了它的主题旋律。“庄生”一联，出现了两组意象。一是用《庄子》中的一则寓言典故，似乎是比喻自己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磨难之后，理想破灭迷失，往事如同一场虚幻的梦。下句又用了望帝死后魂魄化为杜鹃的形象，来表明自己满腔悲愤、无法言说，只好在诗中托辞寄慨，正像杜鹃的啼血哀鸣。在这里，作者虽然使用了两个典故，但目的却不是为了“用事”，而是创造出这样两组幽怨哀婉、凄美动人的形象，来传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悲凉。“沧海”一句，化用了几个典故。同样不是为了用事说理，而是使大海、圆月和明珠这些带有诗人强烈感情色彩的物象融汇在一起，构成一幅悲怆而美丽的图画，从而暗示了自己不为世用、如同沧海遗珠般的悲剧命运，以及像明珠泣泪一样的痛苦和悲哀。“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他似乎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人之内美，终必外现，尽管自己一生遭遇种种打击和挫折，但文采才华如蓝田之玉，终会升腾烟雾、进射异彩，而不掩其光辉。最后，“此情”二句，与首联的“思华年”相呼应，并总揽了中间四句的回忆，似乎是说：这种恃才自傲的心情，直到追忆平。生往事时，才更加明显；而在年轻的时候，却始终不能释然，总觉得十分惆怅和悲哀。这两句，是对全诗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一生的诗意的概括。李商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闪耀着艺术光辉的一生。当他在将近“知命”之年回顾平生时，他因政治上遭到的打击和失败而感到痛苦悲愤，也因自己诗歌创作的卓异才华而自负和欣慰。但是，《锦瑟》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并没有具体地叙述往事，也没有直接的抒情。而是创造出一系列幽怨凄美的形象，以此直接诉诸读者的心灵。诗人着重提取了回味身世时的种种情绪体验，把它们熔铸于一个个表面不相连属的审美意象之中，其间可能包含有年华消逝的感怆，理想幻灭的悲哀，国运沦替的忧愤，爱情生活的隐痛以及漫长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遗恨。这一切，一并交织成这样一支和谐而多变的奏鸣曲，拨动着人的心弦。李商隐的《锦瑟》一诗，确实像一支凄婉悲哀的交响曲。它不像一般诗歌那样，着眼于具体事实的叙述、描写，而是以心象融铸物象，使用像音乐语言那样艺术化的、表情性极强的语言，努力传达内心的感受、表现内心世界的幽深曲奥，力图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事实上，所有的艺术都渴望能达到音乐的境界。在李商隐的《锦瑟》中，我们便看到了这种趋向于音乐的境界——从具体的意义上，这首诗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从感情的旋律、色彩和流动的方向上，它却分明向我们诉说着一切。过去人们常常谈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美”，而这首诗的“朦胧”，大概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朦胧，是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的一种特殊的境界。朦胧的诗，它所创造的意境不是十分清晰，表达的思想内容也不是十分明确，如同隔雾看花。但是同时，它却能强烈地激发读者的感情，唤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具有无比的生动性、丰富性和独特性，直指读者的心灵。它所创造的意境是朦胧的，同时又是深邃的、优美的、动人的，就是它具有朦胧美。诗的朦胧美，与含蓄有着重要的联系。一首具有朦胧美的诗，必然也同时具有含蓄美。失去了含蓄所包容的思想感情的深刻性，所谓的“朦胧”，就会变成掩盖内容苍白的假装神秘和故弄玄虚。但含蓄又不等同于朦胧，诗歌的含蓄并不影响意境的明晰，而朦胧的意境却在“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之间。朦胧又不能流人晦涩。隔雾看花，毕竟知道雾中是花；诗歌的朦胧美，必须具有美的形态、具有感情的指向性、能够引起积极的审美联想等等。如果连雾中是什么也说不清，那就谈不到“朦胧美”了。李商隐是我国古代诗歌朦胧美的开拓者，他的作品代表了古典诗歌朦胧美的最高水平。从晚唐韩渥等人到现代郭沫若等诗的风格上无不受其影响。参考资料：1、《唐诗鉴赏辞典》。2、《唐诗鉴赏集》。3、《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