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参考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其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扶植日本；第二，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摘 要】旧时的日本妇女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忍辱负重，必恭必敬的贤妻良母形象。传统的婚姻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过去的妇女将婚姻作为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身的职业，认为婚姻可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但近来日本传统的婚姻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从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婚姻生活观,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以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入手，详细分析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和发展。【关键词】择偶观,婚姻生活观；社会地位；产生的原因1． 日本女性的择偶观[三高]（日本女性择偶是对男性提出的三个要求：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其实都和男性的外在资质有关,其中的[高学历]和[高收入]两者相铺相成,可以说这两个[高]代表了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拥有高学历或是出身名牌大学,跨入政界或是进入大企业自然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在社会地位上也就高人一等；社会地位的高低随之带动的便是收入的高低。[高身材]代表着男性的外表,毕竟"潘安面前出情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时下日本女性择偶潮流似乎在朝[三低]的方向涌动。所谓的[三低]绝对不是[低][低收入][低身长]而是[低姿势][低リスク][低依存]。 [低姿势]是指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即[レディ-ファ-スト]；[低リスク]是指男性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就是要有稳定的收入,即[资格保持者や公务员など安定した职业]；[低依存]则是指男性婚后不会对女性过多的束缚,尊重对方的生活,给对方留有私人空间,即『束缚しない，お互いの生活を尊重』。 现代女性婚姻思想的改变,其中也有男性生存状况改变因素的作用。过去的日本社会,男性工作几年之后基本都能够拿到养活一家老小的薪水。但是如今薪水和工龄之间的紧密程度已经大不如从前,养活一家老小就成了问题,晚婚和少子化的情况凸现出来。或者女性择偶观的改变也能反映出女性对于男性的理解。由[三高]到[三低]还是一个很实在的举措，倘若男方虽然在社会上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肉，到家后却成了[高姿势][高依存]的人，夫妻天天吵吵闹闹的，也许会弄得得不偿失吧。 另据[（マッチ·ドット·コム）]（：全球最大的约会网站）的预测，可能今年日本女性的择偶观会由[三低]演变为[三手]。所谓的[三手]就是『手つだう（家事と育儿）』，『手を取り合うお互いの理解と协力』，『手をつなぐ（爱情）』。从[三手]来看，这是女性对男性内在资质更高的要求。三者都是安宁性内在的条件。 从[三高]到[三低]再到[三手]，是女性对男性由外在向内质要求的变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日本女性择偶观的成熟，也是对幸福的重新理解和把握。 2． 女性的婚姻生活观 生活观 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 在日常的生活中,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欲望和利益,必要时个人的欲望和利益应当屈从于集体利益。这种文化差异性,在劳动者对所属公司的忠诚心和归属感以及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近年来随着[リストラマ]的出现以及[终身雇佣制]的瓦解,日本的劳动观念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传统的劳动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日本人生活观念的改变,日本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夫妇和孩子的[核家族],由于丈夫一方工作繁忙,生活施加与家人各不相同,因此与家人各自吃饭,各自看电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由此导致与家人沟通减少,无法享受家庭所带来的幸福和放松感,这样一来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减少,母亲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增加,母亲成为了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随着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地位的提高 ,日本女性的家庭观 、婚姻观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愿过早结婚而选择独身的职业女性在不断增多 ,丁克家庭（丁克一词为英文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缩写DINK，意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也比过去增多 。 1992 年 、1997 年厚生省就结婚和生养孩子问题对已婚妻子进行了第10次 、第11 次全国性调查 ,结果显示,1992年赞成结婚后为了家庭牺牲一半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的人 %,5年后下降为。其次,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逐渐被不断拓展的服务性行业所取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使妇女的自我空间得以大幅扩展 。同时,志愿者团体 、妇女团体 、家长联谊会 、学习会等各类社团组织的兴起,扩大了妇女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为家庭主妇拓展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在家庭内部 ,夫妇双方共同当家作主已成为当今日本家庭的主要形式,妻子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权也越来越大 。2．2 婚姻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当代日本人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方式由恋爱结婚，相亲结婚（みあい结婚），国际婚姻，不办理手续的既成事实婚，（即成事实婚姻）以及双方不影响对方工作与生活的分居婚，到如今大城市兴起的“契约夫妻”（契约夫妇）的变化，可从中看到日本经济的繁荣，衰退，工作压力的增大，已对日本人的婚姻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日本传统的旧式婚姻方式，对日本的家庭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本人这种婚姻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与女性对于婚姻观的改变。战后的日本女性纷纷从旧式的、束缚自身发展的婚姻中走出,探求、构建起新型婚恋观,新的家庭模式,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巨大飞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在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当代日本女性才能在婚姻方面实现男女平等,提高 在 家 庭 中 的 地位。而且战后的日本政府还实施了新的国策,日本新宪法规定了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教育权。工作权,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大的提高,她们在很多方面以不逊于男性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日本社会的承认,使得她们在婚姻大事上有了自主权。决定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带来了日本人婚姻观的大改变。 离婚热 旧时的日本妇女把婚姻当成一生的归宿,并为之操劳一生,即使夫妻感情破裂了,也决不轻言离婚,为了子女或家人忍辱负重,将就着过一生。然而,随着女性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注重精神生活的充裕,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一旦感情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就渴望自由而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们注重婚姻的实质内容,不愿再像上辈人那样,在不幸的婚姻中“凑合”过一生,于是涌现出一股股离婚热潮 。 那么离婚率为什么会增加呢?这是因为女性参与社会的程度提高,由于经济理由而对离婚感到踌躇的女性减少,加上现在社会对离婚的消极印象也有很大的变化。日本政府从30年前起对女性参与社会进行民意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的询问对“如果对配偶感到不满意,随时可以离婚的观点”怎么看。根据日本厚生省1972年调查时的数据表现,当时，对这种观点持赞同意见或者表示从某种程度可以理解的人只不过20%,但是到1998年到达54%,特别是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人当中有59%的男性和67%的女性认为,当配偶不满意时可以离婚。从这一点看,女性对于离婚的顾虑反而减少了。 3． 社会地位 行业中的女性忌讳 在日本的很多行业中,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对女性的排斥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在日本制酒行业中就是如此，日本人对于“酒”近似于崇拜，认为酒是神灵所赐，是神圣的。所以，最初的“酒”是献给神灵的圣洁之物。日本的制酒现场早晚都灯火通明，这是他们在向神灵祈愿，祈祷制酒现场的平安，传统上制酒工必须紧欲，远离女色，害怕将女性的不洁传到制酒现场，会引起神灵的不快，以至酒会变酸。 另外，在日本的隧道施工当中，也还仍旧存在着女性禁忌。有一种说法认为，山神是女性，如果女性进入隧道工地，山神就会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同性侵犯而震怒，于是山林荒废，隧道崩塌，事故频发。同时，山神还守护着隧道工程中的作业人员，如果女性接近工地现场，山神会因妒忌而离开，不再去保护男人们，于是危险也会降临到工地。1980年，国会女议员和大使夫人欲视察[青函トンメル]（青函隧道）施工现场，被铁路建设公司以“女性进入施工中的隧道，会引起山神的震怒”为由拒绝。 隧道中的女性禁忌起源于人们对大山的信仰。日本人认为山为神灵所有，不容许侵犯。尽管现在有些山中的神社，寺院由于关心旅游收入而允许女性进入，可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虽然还有禁止女性进入的“圣地”，还有不允许女性参加的祭祀活动等，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性禁忌也在不断的变化。例如，2001年7月，京都的[纸园祭]就在相隔300年后的今天允许女性登上了祭祀活动中的山行彩车[山ぼこ]；在[青函トンメル]即将竣工的1985年，也允许了隧道施工人员的家属近200人通过了隧道。此与家人各自吃饭,各自看电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由此导致与家人沟通减少,无法享受家庭所带来的幸福和放松感,这样一来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减少,母亲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增加,母亲成为了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随着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地位的提高 ,日本女性的家庭观 、婚姻观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愿过早结婚而选择独身的职业女性在不断增多 ,丁克家庭（丁克一词为英文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缩写DINK，意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也比过去增多 。 1992 年 、1997 年厚生省就结婚和生养孩子问题对已婚妻子进行了第10次 、第11 次全国性调查 ,结果显示,1992年赞成结婚后为了家庭牺牲一半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的人 %,5年后下降为。其次,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逐渐被不断拓展的服务性行业所取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使妇女的自我空间得以大幅扩展 。同时,志愿者团体 、妇女团体 、家长联谊会 、学习会等各类社团组织的兴起,扩大了妇女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为家庭主妇拓展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在家庭内部 ,夫妇双方共同当家作主已成为当今日本家庭的主要形式,妻子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权也越来越大 。2．2 婚姻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当代日本人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方式由恋爱结婚，相亲结婚（みあい结婚），国际婚姻，不办理手续的既成事实婚，（即成事实婚姻）以及双方不影响对方工作与生活的分居婚，到如今大城市兴起的“契约夫妻”（契约夫妇）的变化，可从中看到日本经济的繁荣，衰退，工作压力的增大，已对日本人的婚姻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日本传统的旧式婚姻方式，对日本的家庭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本人这种婚姻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与女性对于婚姻观的改变。战后的日本女性纷纷从旧式的、束缚自身发展的婚姻中走出,探求、构建起新型婚恋观,新的家庭模式,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巨大飞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在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当代日本女性才能在婚姻方面实现男女平等,提高 在 家 庭 中 的 地位。而且战后的日本政府还实施了新的国策,日本新宪法规定了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教育权。工作权,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大的提高,她们在很多方面以不逊于男性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日本社会的承认,使得她们在婚姻大事上有了自主权。决定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带来了日本人婚姻观的大改变。 离婚热 旧时的日本妇女把婚姻当成一生的归宿,并为之操劳一生,即使夫妻感情破裂了,也决不轻言离婚,为了子女或家人忍辱负重,将就着过一生。然而,随着女性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注重精神生活的充裕,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一旦感情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就渴望自由而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们注重婚姻的实质内容,不愿再像上辈人那样,在不幸的婚姻中“凑合”过一生,于是涌现出一股股离婚热潮 。 那么离婚率为什么会增加呢?这是因为女性参与社会的程度提高,由于经济理由而对离婚感到踌躇的女性减少,加上现在社会对离婚的消极印象也有很大的变化。日本政府从30年前起对女性参与社会进行民意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的询问对“如果对配偶感到不满意,随时可以离婚的观点”怎么看。根据日本厚生省1972年调查时的数据表现,当时，对这种观点持赞同意见或者表示从某种程度可以理解的人只不过20%,但是到1998年到达54%,特别是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人当中有59%的男性和67%的女性认为,当配偶不满意时可以离婚。从这一点看,女性对于离婚的顾虑反而减少了。 3． 社会地位 行业中的女性忌讳 在日本的很多行业中,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对女性的排斥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在日本制酒行业中就是如此，日本人对于“酒”近似于崇拜，认为酒是神灵所赐，是神圣的。所以，最初的“酒”是献给神灵的圣洁之物。日本的制酒现场早晚都灯火通明，这是他们在向神灵祈愿，祈祷制酒现场的平安，传统上制酒工必须紧欲，远离女色，害怕将女性的不洁传到制酒现场，会引起神灵的不快，以至酒会变酸。 另外，在日本的隧道施工当中，也还仍旧存在着女性禁忌。有一种说法认为，山神是女性，如果女性进入隧道工地，山神就会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同性侵犯而震怒，于是山林荒废，隧道崩塌，事故频发。同时，山神还守护着隧道工程中的作业人员，如果女性接近工地现场，山神会因妒忌而离开，不再去保护男人们，于是危险也会降临到工地。1980年，国会女议员和大使夫人欲视察[青函トンメル]（青函隧道）施工现场，被铁路建设公司以“女性进入施工中的隧道，会引起山神的震怒”为由拒绝。 隧道中的女性禁忌起源于人们对大山的信仰。日本人认为山为神灵所有，不容许侵犯。尽管现在有些山中的神社，寺院由于关心旅游收入而允许女性进入，可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虽然还有禁止女性进入的“圣地”，还有不允许女性参加的祭祀活动等，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性禁忌也在不断的变化。例如，2001年7月，京都的[纸园祭]就在相隔300年后的今天允许女性登上了祭祀活动中的山行彩车[山ぼこ]；在[青函トンメル]即将竣工的1985年，也允许了隧道施工人员的家属近200人通过了隧道。
日本：日本人很注重文化的传承，在日常的饮食起居和与人交往方面有一套礼节规范，说话的语气措词、行动举止都要合乎各自的性别和地位的角色要求；在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中也都有共通的风俗习惯。日本的传统家庭教育重点在子女的社会化问题上，系统功课的学习基本委托给了学校，父母只做督促和支援。对于孩子自发的游戏，如攀树爬墙、猎奇探险等，一般也比较宽容，他们有句谚语：心爱的孩子要让他出外闯荡，这说明日本人是重视实际锻炼的。重视自立教育，日本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的精神，大部分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务劳动，包括吃饭前后的帮忙、烧饭；让孩子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及身边的东西；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等等。重视挫折教育，重视对孩子毅力的培养，日本的小孩子走路时摔跤，父母不是主动扶他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起来，大一点的孩子受到挫折，父母就鼓励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在日本，小学生在冬天都穿短裤，有的孩子的腿冻得都发紫了，父母并不心疼而是支持鼓励孩子那样做。重视创新教育，日本家庭教育从小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养，重视教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父母都要尽量解答。从小就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看法。家长经常带孩子到科技馆去参观，鼓励孩子到社区图书馆看书，借阅图书，并参加各种创新性游戏，发展孩子的想像力。日本父母很重视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给孩子买来组装玩具，鼓励孩子从不同的角度组装各种各样的模型，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孩子的溺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孩子早已忘了前辈们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懂得坐享父辈们创造的成果，造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不良习惯，而造成这一切的竟然是辛苦了多年的父辈，因为父辈们体验过生活的艰辛，他们不愿孩子再像他们一样吃苦，于是就将孩子像小皇帝一样高高的捧在手心，生怕他受到半点的伤害。有些家长从小就给孩子当保姆，管完小学管中学，管完中学管大学，大学毕业还帮着找对象，结婚时给孩子买齐各种家具、电器，甚至孩子生了子女，老家儿还得给看着，这保姆哪天才到头呢？什么时候老家儿死了才算完事，这样做的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代无能的人。现在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受到太多的呵护与钟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应该是一种理性行为，一旦重“情”轻“理”，家庭教育就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当今中小学生普遍“只知受爱，不知爱人”，依赖性强，心理素质差，学习怕吃苦，知难而退等现象相当严重。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也应该是教孩子“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一个孩子连起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谈何在社会上立足呢。对此，我们希望家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二.望子成龙心切.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那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一翻成就呢？据调查显示，90％左右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大学并成为有用人才，而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随着孩子不良表现的屡次出现，家长因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而逐渐变得“失望”。孩子小时候“众星捧月”，一旦大了，出现了问题，家长则大声训斥、批评，甚至采取更极端的教育行为。 他们只允许子女在家学习，不许他们参加课外活动，或盲目请家教，花高价“买”学上，这种教育方法严重影响了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望子成龙”中只注重学习成绩，有自来考试这根“指挥棒”的原因，也有来自家庭教育中成才观的偏误。人才的成长不但要开发智力提高智商，而且要有品德培育提升情商。面对新形势下的育才理念和人才需求，我们的家庭就不能只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还要重视子女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养，匡正自己的成才观念，这样才能让孩子更健康的成长。三.不尊重孩子的隐私和权利.很多父母抱著传统的观念，把父母摆在权威的角色。认为子女是属于父母的。这种不把孩子当一个拥有完整权利个体的错误观念，导致个人和社会的很多不良的后果。父母进入子女房间应该先敲门。移动或用孩子的东西应该得到他的允许。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不要随意翻看子女的日记或隐私。应该尊重孩子的所有权利，把他当一个成人一样尊重。这个尊重是从出生换尿片开始。换尿片前，先和颜悦色告诉他要换尿片了，向他道歉，请他忍耐一下。这种尊重的精神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导致社会缺乏服务和尊重的观念。不被尊重的人以后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也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我们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那样的话，只会使事情越来越糟。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孩子心理特点的基础上，想出巧妙的办法来引导、教育孩子，这样既使孩子容易接受，又能顺利解决问题。中国的家庭教育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造成这种局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等等，要改变这中局面，不是单单靠家庭就能够做到的，更多的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教育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是无止境的。面对孩子，大人要做的事情确实还有很多很多。透过分析其他国家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优秀方法，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及引用。from: 2005年2月6日 13:51:33日本的家庭教育有如下突出特点：一、重视礼仪教育日本家庭教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礼仪教育。母亲做好了饭没告诉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饭前，必先说一声“那就不客气了”。孩子离家或归家都有一套礼仪规矩。孩子每次出门都要和母亲、父亲说一声“我走了”；每次回家进门都要说一声“我回来了”。日本孩子文明礼仪行为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二、重视对孩子的自立教育日本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的精神。大部分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务劳动，包括吃饭前后的帮忙、烧饭；让孩子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及身边的东西；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等等。三、重视孩子抗挫折的教育日本的小孩走路时摔跤，父母不是主动扶他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起来。大一点的孩子受到挫折，父母鼓励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在日本，小学生在冬天都穿短裤，有的孩子腿冻得都发紫了，父母并不“心疼”，而是支持鼓励孩子那样做。四、重视创新教育日本家庭教育从小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养，重视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父母都尽量解答，并从小就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看法。家长经常带孩子到科技馆去看书，借阅图书，玩各种创造性游戏，发展孩子的想象力。日本父母很重视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给孩子买来组装玩具，鼓励孩子从不同的角度组装各种各样的模型，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来源: 好孩子育儿网这里有一张表格应该也可以帮上你：这篇文章也不错，日本的家庭教育：论文加油！
这方面我不太懂，不过一位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败犬的远吠》应该可以帮你取得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1/18【题 名】我国商业银行学生贷款中的“惜贷”问题探讨——以美国联邦家庭教育贷款为参照【作 者】梁爱华【刊 名】高等教育研究（武昌）.2006,27(12).-50-542/18【题 名】美国联邦家庭教育贷款中担保机构的运作及其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作 者】陈浩[1] 沈红[2]【刊 名】比较教育研究.2006,27(10).-11-163/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点滴【作 者】楼必生【刊 名】小学青年教师.2006(04S).-48-484/18【题 名】跨文化／国婚姻父母与子女的经验和家庭教育——以台湾与美国为例【作 者】陈美莹【刊 名】中国家庭教育.2006(1).-24-305/18【题 名】尊重 理解 互动——美国家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作 者】张云裳【刊 名】北京教育.2006(2).-16-186/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点滴【作 者】楼必生【刊 名】早期教育：家教版.2006(1).-22-227/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贷款项目的运行机制【作 者】无【刊 名】世界教育信息.2005(12).-43-458/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风俗【作 者】无【刊 名】妇幼健康.2005(12).-82-829/18【题 名】素质教育要从家庭教育开始——读《世界一流的美国家庭教育——哈佛素质教育理念的成功实践》【作 者】陈慧敏（推荐者）【刊 名】上海教育.2005(12B).-61-6110/18【题 名】美国社会的家庭教育风格【作 者】詹华如【刊 名】家教指南.2005(12).-30-3011/18【题 名】家庭学校：家庭教育主体意识的回归——美国家庭学校的兴起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启示【作 者】颜雪梅【刊 名】当代教育论坛.2005(03X).-55-5712/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的启示【作 者】李盈【刊 名】教育实践与研究.2005(04S).-11-1313/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见闻【作 者】佚名【刊 名】时代教育.2005(1).-19-1914/18【题 名】美国的爱国、诚信与家庭教育【作 者】方宏【刊 名】教育与职业.2004(22).-27-2715/18【题 名】美国家庭教育的启示【作 者】李盈【刊 名】当代教育论坛.2004(10).-47-4816/18【题 名】“教学玩具”成为美国家庭教育新宠【作 者】杨秋艳【刊 名】家教指南.2003(5).-22-2317/18【题 名】把孩子培养成现实生活中的获胜者——推荐《家庭教育在美国》【作 者】章一【刊 名】少年儿童研究.2003(5).-52-5518/18【题 名】纵观美国的家庭教育【作 者】吴志远 邵荣【刊 名】新疆教育.2002(5).-37-371/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比较分析及对策研究【作 者】李子银【刊 名】当代教育论坛.2007(6).-138-1392/17【题 名】不同文化传统下中美家庭教育中的评价比较【作 者】唐梅【刊 名】世界教育信息.2007(4).-49-513/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与启示【作 者】李亚 周侠【刊 名】科教文汇.2007(02X).-10-104/17【题 名】浅谈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作 者】高维亮 王丽艳【刊 名】科学时代.2006(11).-184-1865/17【题 名】从文化视角看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作 者】栗新【刊 名】民族论坛.2006(12).-38-406/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方式大不同【作 者】刘艳【刊 名】家庭教育.2006(11X).-52-537/17【题 名】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的比较【作 者】李道顺【刊 名】世界教育信息.2006(8).-20-218/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的文化相似性研究【作 者】王毓【刊 名】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6(1).-77-809/17【题 名】论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作 者】曾芝兰【刊 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162-16310/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比较【作 者】王晓虹【刊 名】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23(1).-59-6011/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之比较【作 者】陈向党【刊 名】教育情报参考.2005(5).-18-1912/17【题 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美家庭教育比较【作 者】赵燕【刊 名】北京教育.2005(5).-62-6313/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之比较【作 者】陈向党【刊 名】中小学校长.2005(3).-48-4914/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作 者】黄河清【刊 名】中国家庭教育.2004(1).-78-7815/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比较【作 者】无【刊 名】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28-2816/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作 者】黄河清【刊 名】外国中小学教育.2003(11).-10-1517/17【题 名】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与启示【作 者】孙琼如【刊 名】教书育人：普教版.2002(14).-2-5
中美教子的不同之处： 横向激励与纵向发展 中国的儿童教育，表扬与批评为惯用的教育手段，教师喜欢采用横向比较法，如利用小红笔、小红旗、排名次表等方式鼓励孩子，看谁表现好。当纠正孩子不良行为时常常采取表扬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做榜样的方式。美国教师则不同，一般对孩子不表扬也不批评，理由是：批评了你的孩子会刺激你的孩子，表扬了你的孩子会刺激其他的孩子，他们注重儿童自身的纵向发展而避免对儿童进行相互比较。 集体精神与发展个体 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体要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美国人强调个性差异，教师总是根据孩子不同的个性与能力安排活动。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 稳重听话与活泼好动 中国人在评价孩子的性情时，“稳重听话”是一大优点，“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已在国人中形成共识。学校教育强调秩序井然，用各种规章来约束孩子的行为。美国人喜欢孩子富有孩子气，小学和幼儿园的课堂上允许孩子随便说话，甚至相互打闹，美国人总觉得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太死板，没有生气。 强调自制与突出自主 中国教师总是鼓励孩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专门做好某一件事，以期培养儿童的恒心、耐心，他们多强调儿童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步学会适应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而美国教师常常鼓励孩子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从事多项活动，以期培养孩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多注重儿童自我意识自然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肯定结果与重视过程 中国人重结果与技能的掌握；无论学习什么，为求学深学透，无论干什么，力求完美无缺。美国人重过程与能力的增减，他们注重孩子的参与意识，孩子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多，教师还极力鼓励孩子自由发挥、自由创造，以培养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概括地说，中国人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存在，创造环境使儿童学会怎样长大成人，儿童是被动的，富有可塑性的，重在成人的帮助指导下成长。美国人力图使儿童能真正作为孩子，儿童是主动的，富有创造的，自我实现是儿童自身的自然与发展，成人只需提供有利的条件即可。 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 今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们知道，人才培养的首要阵地是家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的竞争是父母育儿能力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在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教育工程中，都很重视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虽然家庭教育在我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不少家庭的教育仍存在着误区，它甚至成为一种顽疾，严重地影响着青少年一代良好素质的形成。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在家庭教育中有价值的实践，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对我国家庭教育改革的启示。我们不能断言美国家庭培养的人就是理想中的现代人，但他们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合理成分；恰恰是我国家庭教育所缺乏的。因此，美国家庭教育的一些实践，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的改革提供借鉴。 一、中美家庭教育的结果比较 不同的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结果。我们可从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结果的比较中略见一斑： 一般而言，美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表现出以下特点：性格倾向积极，遇事镇定沉着，能与人和谐相处，开朗、胆大，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敢想、敢做，具有创新精神；自立能力强，社会活动能力强，有作为社会成员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18岁开始不依靠家庭，多数打工补贴自身的消费需用；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他们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学会一些推销、与顾客沟通的能力等“经营之道”，实践使他们深知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习惯。一句话，美国孩子的特点就是非智因素成熟，能力强，能较为顺利地适应社会。 而中国的儿童、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亚于美国孩子，但是往往在性格上表现出消极倾向：做事被动、胆怯，依赖性强，人际交往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不太会“当家理财”，独立生活能力差。一句话，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中国孩子的这些个性和特点，恐怕是与我国倾向于“学历教育”有很大关联，父母希望孩子躲在学校这座象牙塔里寒窗苦读，不让孩子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里摸爬滚打。 现代社会更能接纳哪一种教育结果呢?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要求人性的充分解放。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关怀人性的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所以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活力的、全面的人。显然，美国家庭教育更能培养个性张扬、有创造力、生存力的“人”，而中国家庭教育培养的是“守规矩”、“会读书”的所谓的“才”。这是中国家庭与学校“合作”进行“应试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的结果将严重影响我国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因此，中国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二、中美家庭教育的过程比较 从家庭教育的结果反观家庭教育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育虽然是非制度化的教育，父母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学校教育一样，也有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其中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家庭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归宿点，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都是依据目的确定的。 1、教育目的的比较 家庭教育目的制约了家庭教育的方向，决定其总体效果，所以家庭教育目的是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决定中美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家庭教育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一旦目的确定，教育内容、方式都据之选择。那么，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或者两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有什么差异呢?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这个目的的期望值不高。“社会人”不是一种飘渺的理想，而是一个平实、易操作而又宽泛的要求。所以美国父母能较为轻松地对待子女的教育，把子女个性中积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让子女实现自我价值，就算达到目的，也并不追求一些功利性的目标如高学历、好职业，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却产生许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天才产生在不经意中。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指引下，确实能培养子女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生存的能力。看看各个阶段的美国孩子：他们从小就独立睡；当会行走时，就自己玩耍，很少父母抱着玩；再大些时，就有自己的空间，房间内的摆设、布置和清理全由小孩负责；他们从小就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偿服务，如做清洁、帮人看小孩、送报纸等，到了高中或大学后就勒工俭学，换取生活费。 相比之下，我国的家庭教育目的是把孩子培养成“才”，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首先，这个目的的期望值高，而且功利性强，因为“有出息”、“好职业”、“顺境”不是一个一般的目的，较难实现。出于这个目的，中国父母特别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对孩子的唯一要求就是专心、安静地坐下来读书、学艺，却忽视孩子的天分，限制他们的创造力，结果为了培养所谓的“人才”反而扼杀了天才，产生许多“有心栽花花不发”的效应。而且由于很少考虑孩子的性格、社会适应能力、公民意识等问题，即使学业成绩好，将来也未必能顺利地立足社会，有时候，还会使父母的期望完全落空。 2、教育内容的比较 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 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学拉小提琴、学弹电子琴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相比之下，美国的家庭教育内容相对丰富和科学，而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容狭窄，不够科学。比如家庭教育中的体育，中国的父母往往比较在意孩子的体形、体态这些体育中低层次的内容，重视保证孩子的营养、注意疾病预防，却容易忽略体能锻炼，孩子的户外运动少，多呆在家里看电视，肥胖症增多。智能可以分为实能和潜能，实能即实际能力，即你知道什么，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我国家庭教育忽略的是技能，如动手能力、协调能力、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工作技能等等，而美国在社会性的培养上特别重视这些技能，在他们看来，这些技能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我国的家庭教育在智育上忽略了一部分实能的同时，更加忽略的是潜能，潜能分为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表面上我国父母很重视知识的学习，空际上只注重认知能力中的低层次部分，这部分可以应付考试，但始终不能构成未来社会的创造力量。《全国青少年创造培养系列社会调查》中问，如果发现孩子在拆装闹钟，家长会有什么反应。40％的家长对孩子“训斥”、“警告”，48％的家长以“不耐烦”、“不屑于”或“敷衍”的方式对待，可见我国父母对创造力培养的认识还需要提高。相比之下，美国家长在认知发展上就注意培养孩子的多方面兴趣爱好，重视对创新精神的培养，美国许多专家不主张过早地让孩子死记硬背一些他们并不理解的知识。孩子放学回家后，中国父母问孩子的第一句话多是：“老师教你的知识记住了吗?”，“今天得了多少分?”，而美国父母第一句则问：“今天你向老师提了什么问题?”，“今天的课有意思吗?”。这就反映了中美父母对智能的不同理解。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家庭教育方式是父母完成教育内容的具体措施和手段，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格习惯、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而且受教育目的制约。反过来，能不能恰当地选择并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关系到家庭教育目的的实现和内容的完成。 一般而言，美国家庭以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为主，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人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和平等的家庭成员相待，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而中国家庭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相对欠缺，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与父母平等的人来尊重。 美国家庭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里有发言权、参与权，美国父母鼓励孩子“保留意见”、“固执”、“不听话”，允许孩子“不听话”主要是指思维上的“不听话”，据美国心理学家托伦斯研究发现，创造力高的孩子特点之一就是淘气、处世固执。（2）美国孩子有选择权，美国父母在孩子的认知能力有了初步发展时，就很重视让孩子自己去进行选择，作出决定，他们可以选择游戏、图书，长大了自己选择朋友，自己选择职业、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结婚时间。美国父母不会代替孩子选择，他们主要是引导孩子怎样进行选择，或者站在孩子的身后，给孩子信心，鼓励孩子“用你的眼睛去观察”。（3）美国父母如朋友，他们可以平等的交流，关系比较密切。（4）美国父母尊重孩子的隐私。 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较少有发言权、参与权、中国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守规矩、服劝导、不要有异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小把他们训练得十分驯服，从小灌输要听大人的话的思想，不允许有独立见解，更不允许像爱因斯坦自称的‘离经叛道’，这种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守业型人才”，“但却失去了中国的达尔文和爱因斯坦”。（2）中国孩子的选择权、自主权较小，许多事情都按父母的意愿去办或由父母包办代替。（3）中国父母在家庭里往往以权威出现，因此与孩子的距离较远。（4）中国孩子的隐私常常受到侵害，书包被搜查，日记被偷看，行动被跟踪。 美国父母主张开放式教育：（1）重视实际锻炼，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孩子，而不是说教。美国人认为，凡是孩子的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去完成，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增强能力、培养兴趣特长，增强自信心和责任心。可以说，美国父母“给孩子开门的钥匙”而不是“替孩子开门”。（2）看重玩耍游戏，美国人认为玩才是孩子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事。在美国，孩子进行各项兴趣活动、体育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充裕，活动场所到处都有。父母经常利用节假日、周末带领孩子外出游玩，在玩的过程中开发智能如感知、想象、判断、推理和人的交际和情绪的调节等。 中国父母多是封闭式教育：（1）以说教为主，轻视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读书，连力所能及的自理活动都由父母包办，导致许多中国孩子学了许多知识都没用，走上社会后就什么也不会。（2）户外活动少，因为中国孩子从早到晚有学不完的功课做不完的作业，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即使想活动一下也很难找到好场地。 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宽松教育，优点很多：首先，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宽松是激发孩子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在高压下孩子的创造精神将受到压抑，只有在平和、愉悦的家庭氛围中才能激发孩子对知识的兴趣。而创造宽松的环境，必须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其次，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培养。孩子在家有发言权、参与权、选择权以后，主动性强、自主意识强、胆子大、有自信心和责任心。另外，亲情关系和睦使孩子愿意把秘密告诉父母，父母也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这能使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而专制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管束教育，压抑创造性，束缚了个性的发展。 三、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分析 同是现代社会，同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为什么美国家庭教育和中国家庭教育有以上的差异?综合来看，造成不同教育的原因是： 首先，历史背景的差异。 美国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移民国家，旧有的思想文化保留得很少，在多元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下，能够较快地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约束较少，因此，他们更多的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而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同时所受旧有的约束也较多，特别是封建小农意识长期的影响太深，文化价值观上多是比较内敛和保守的，缺少冒险精神和创造意识，顺从、听话教育被从小就灌输着，相对而言，在整体上也缺少一种接受新思想的环境。 其次，经济形态的差异。 美国生产力先进，商品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生存压力小，而且美国是个“能力社会”，用人机制健全，劳动力流通自由，跳槽机会多，所以美国人择业观开放，职业选择面宽。美国父母认为孩子将来只要能在社会上立足生存，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当然要合法）。另外，“商品经济使生产关系总处于躁动不安的变化之中”，职业更换不断，所以父母不企求子女一生顺境。因此，美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育“人”，更为宏观、宽泛，以不变应万变。而中国经济落后，生存压力大，是个“学历社会”，行业流动性差，所以中国人往往把一生的幸福都压在某种职业上，选择面窄。中国父母认为学业成绩好，找到好工作，求得一生安稳，是一个人最好的出路。因此，中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成“才”（“才”就是学业成绩优秀，能考上好学校，能获得高学历）。 再次，社会条件的差异。 美国经济条件好，社会养老保障健全。父母不认为养儿就是为了防老，自己老了可以进养老院，无后顾之忧。因而把孩子培养到18岁，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责任心和同情心的人就算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完成了养育孩子的任务，孩子将来的路如何走，全靠他自己去奋斗，将来能否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父母考虑并不多。而中国则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社会养老保障不健全和一些旧有的观念问题，对孩子的教育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得比较多，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要孩子知恩图报，因而在教养的方式和方法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少家长把打骂孩子看作是家庭内部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更谈不上法律约束了。 最后，文化传统的差异。 1、价值取向不同 美国人重个性，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为本的个体主义，注重个人利益，崇尚个人发展，实现自我，这是美国文化核心。美国一个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主的社会，每个公民习惯地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在家庭中，个人是本位，个体具有最高价值，不依赖他人存在，独立于家庭关系中。所以在美国家庭中，父母倾向于把自身与孩子看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包括父母自我和子女自我。首先，子女自我价值的实现显然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兴趣和爱好，因人而异，美国父母比较重个人生活享受，平时决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去听音乐会、看电影、跳舞或约会。 中国人讲共性，有整体至上的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国人认为人的确立方式是在“二人”对立关系中生成的。从古至今，“自我”这个概念总是与他人相伴而生，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得以体现。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丧失自我，也不尊重子女的自我，我国父母丧失自我的表现就是存在严重的“亲子一体感”，父母把孩子视为自身价值的延续，将孩子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和人生的希望，具有和孩子不可分割的一体化感觉。这样父母会以自己的意志替代孩子的兴趣，站在成人的角度设计孩子的未来，所以中国父母的期望相对于孩子的能力是过高的。 美国重个性，中国讲共性的价值取向是有其经济背景的。美国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过早排斥了自然经济，独占鳌头近百年。个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相对独立，个人只有提高自我、扩展自我，才能在商品经济竞争中立足和发展，所以养成了重视自我的传统。而中国自然经济延续数千年，中国人习惯性地束缚在土地上，个人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也未能让中国人摆脱依赖性。个人的发展常需要“走关系”，对个人的评价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进行的，所以喜欢融入集体，以免被孤立。 2、思维风格不同 美国人是理性主义，美国的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既然他们认为抚育子女是义务，也就不图养儿防老，不图回报，自己老了进养老院是一个人应有的归宿（当然，这些中国人视为不道德的做法源于美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和文化习惯）。 中国人是情意至上，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的私情。由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远胜于美国，往往把家庭教育目的功利化。 四、结语 本文是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作一般性的比较，两国家庭教育中肯定存在着个别的特殊性，而且，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过于放任造成儿童青少年诸多社会问题；过于理性，使孩子对赡养老人的责任感较为缺乏；过于重视“乐学”，使得儿童青少年学习水平下降等）。显然，本文并不是要全盘肯定美国的家庭教育，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的家庭教育。笔者试图通过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分析，引发对我国的家庭教育的改革思路： 1、教育目的——变“成才”教育为“成人”教育。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而言，美国家庭的教育目的，更能产生创新人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的家庭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现了误区，教育目的短期化、功利化，扼杀了不少天才。要改变现状，需要家庭内外的努力。宏观上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竞争的加强，人们择业观的开放，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这种综合素质事实上就是最基本的“成人”教育。将“成人”作为家庭教育的目的，就会使我国的家庭教育走出误区，使得青少年的成长更切合自身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育内容——变“片面”教育为“全面”教育，目前的家庭教育，由于教育目的是“成才”教育，造成在教育内容方面的误区就是智育压倒一切。这样的教育，会使孩子片面、畸形地发展，成为只会“死读书”人，这样的人将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因此，确立了“成人”教育的目的，在家庭中，父母应当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提高综合素质，就必然要变片面的教育为全面的教育，尤其不能忽略潜能、道德、性情的培育。 3、教育方式——变“管束”教育为“宽松”教育，变“封闭”教育为“开放”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往往权威大于民主，这样的教育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现代社会应该提倡“宽松”教育、“开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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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下西方家庭教育的特色与优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借鉴，从而思考我们国家的家庭教育，研究更科学的教育方法与手段。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家庭教育对比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西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
摘 要： 家庭是历史最久远的一个社会单位，是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因此，家庭自然是文化发源地之一，家庭中子女养育方式是文化形成原因之一，受不同文化影响。作为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普遍的教育模式，家庭教育在促进人全面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对个体成长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家庭教育呈现出不同特征。本文对中西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家庭教育，既要继承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又要放眼于世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先进理念。
关键词： 家庭教育 中西文化 跨文化比较
引言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认为家庭是个人的第一所学校，而家长是第一位老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家庭教育始终处于最基础地位。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艺术。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说它是艺术，是由于面对的客观条件和教育对象千差万别，实施教育必须具有随机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把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前提。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深入，西方教育思想不断传入我国，我们有必要对中西家庭教育从各个方面加以比较。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家庭教育的比较，了解中国家庭教育与西方家庭相比优势和不足在哪里，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借鉴意义究竟有哪些。
一、中西相同点
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首先我们看看中西家庭教育的诸多相似之处。
1.重视家庭教育中的品德教育。
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在著作《理想国》中，曾借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口强调这样的教育内容：年轻人看到年长者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还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总之，体态举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都要注意。
比柏拉图早出生100多年的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在他的弟子们编辑的言论集《论语》中早已表达了同样的教育思想。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则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意是孔子说，孩子们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恭敬长者，谨慎，讲信用，对所有人都关心，有爱心。这些事情都干好了，如果还有精力，就再来学习文化知识。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重视子女的品德教育，让孩子在起跑线上领先，才能为以后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积蓄能量。
2.重视家教，从小做起。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第一个提出学龄前社会教育思想，指出游戏在学龄前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精心选择童话材料，承认歌唱，讲故事的教育意义。一般认为，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是柏拉图。他重视教育的作用，提倡德智体和谐发展，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为以后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531年-约595年)同样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他认为家庭教育必须从婴孩教育抓起。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甚至要从胎教开始。也就是说在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强，对新事物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些与现代心理学中关于儿童的发展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3.父母在教育角色上的分工。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父亲被赋予“权威者”的角色，这在中西方各个国家都是如此。父亲被社会赋予了权力，父亲是家庭权力的行使者。现代社会中，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旧时代那个“威严的父亲”变成了“保持距离的父亲”。无论中西，在许多文化中母亲均被描绘成主要抚养者，父亲则起有限作用。父亲是孩子知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母亲则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物质保障、情感满足等，是孩子情感培育的主要承担者。
4.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1704年)，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著作《教育漫话》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中的名篇。他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关于绅士教育的理论。他认为良好的德行是所有品质中最重要的。他说：“我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是最不可缺少的;他要被人看重，被人喜爱，要使自己感到喜悦，或者还过得去，德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都得不到幸福。”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中要注意培养以下两个好习惯：热爱求知的习惯和实地观察、亲身体验的习惯。
古代的中国父母同样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引导幼儿从小习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激发其求知欲望。陈鹤琴(1892年～1982年)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他非常重视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并对此做了深入研究。陈鹤琴认为，人的动作大多数是受习惯支配的，幼年时期是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他说：“人类的动作十分之八九是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大部分在幼年养成，所以幼年时代应特别注意习惯养成。但是习惯不是一律的，有好有坏;习惯养得好，终身受其福，习惯养得不好，则终身受其累。”因此，帮助儿童养成良好习惯，应该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5.重视言传身教。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特别重视“言传”，强调“言而有信”。曾子杀猪和孟母买肉的故事曾流传千古。在重视言教的基础上，又重视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认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行于后者也”，所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此外，父母还要积极建设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信任关系，“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这样，才能构建良好积极向上的家庭关系。所以，不论中国家庭还是西方家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极其深远。在生活中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子女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都是活动中无意识接受的，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往往一个简单的动作要比上万句指令性灌输有效得多。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四五岁时是培养其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主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的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道德教育的启蒙者。德国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长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真诚的氛围。家长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做出榜样。
二、中西不同点
尽管我们了解了一些中西方家庭教育的相似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家庭教育的一些重要特征。但由于中西方在地域上相隔颇远，各自有着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使得中西传统家教在更多方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因此，我们更要剖析中西方家庭教育的不同处，有助于我们比较双方的优势和不足，以达到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的效果。中西家庭教育的不同之处概括如下：
1.家庭教育目的不同
进行中西学生素质对比时，常常发现：中国学生有三好――考试成绩好、书本知识掌握好、基本功好，西方学生有三强――创新能力强、动手实践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之所以有如此差异，与两种文化的家庭教育目的和定位有关。
与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听话”不同，西方父母希望把孩子锻炼成独立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孩子的教养采取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所谓放手，即从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设法给他们创造自我锻炼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各种环境中得到充分锻炼。
2.家庭教育价值观不同
中国家庭教育职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迫，几千年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教育被赋予直接的社会意义。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又将父母教育跟子女的个体成长与成就看做直接相关的因果。中国家长在教育上所持的价值是为升学而学习，他们只要求孩子用心学习，其余全不用过问。促进子女全面发展意识淡漠，使孩子诸多方面品质发展与提高都没有机会。中国家长最喜欢看到孩子坐在书桌前，或摇头晃脑地背诵，或趴在书桌上演习。眼睛不离书本，手不离书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西方家庭教育则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准备谋生，而是准备生存。西方父母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独立意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给孩子一次次经受锻炼的机会，使孩子敢闯、敢干、敢冒险、敢表现自己。杜威曾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实践中学习。
3.家庭教育主体与重点不同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表现为家庭内部的权威意识。强调服从和尊重，重视外部控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主要教育者是父母。因此，十分看重他们单方面塑造，影响孩子个性建构。注意自身形象，忽视孩子与成人的相互作用，忽视相互影响的过程和全面性，使幼儿处于被动地位，无视幼儿个体存在。
西方文明是以儿童为主体的，更强调个人奋斗，强调平等、民主并尊重个人权利。西方父母把孩子视为家庭中的平等成员，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尊严，让孩子独立思考、自由选择。尊重孩子的权利，不搞强迫教育。尊重孩子的自尊，主张孩子天性发展，自然发展。父母的责任只在于发现并激发孩子的兴趣，开发潜能。为孩子创造有利的环境，重视与孩子的交流，重视教育的相互性。西方家庭教育中父母不是孩子的主宰，而是孩子的朋友。
4.情感教育与体罚
中国家庭通常信奉“玉不雕，不成器”、“不打不成才”。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含蓄的缘故，中国家庭不善于表达爱，情感教育很薄弱。中国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中国家庭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不”、“不能”、“不行”、“不要”，除了用否定词指导孩子的行为外，还习惯对孩子说“应该”。这都是家长权力色彩的体现。
西方家庭中经常用鼓励性语言表达父母对子女的赞赏。西方父母更注重个人素质与情感沟通。家庭主要围绕情感构建与培育展开。他们会挤出时间与子女交流，倾听孩子的心声，强调心灵沟通。西方国家体罚是触犯法律的。另外，西方父母很高兴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5.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注重个人职责与义务。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如下特点：(1)家庭的教育功能强化。中国传统社会，家庭肩负多种社会职能，具有家国同构的鲜明特性。子女教育是家庭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达到“家教持久”的目的。它是维持发展家庭社会政治地位，保存弘扬家庭文化的重要工具。(2)教育以家庭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传统中国家庭中，“光宗耀祖”、“光耀门第”是读书人的追求与目标。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是融为一体的。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在教育上表现为将受教育者放在突出地位，强调个性培养。个人本位与西方家庭变革密切相关。这种教育传统历经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及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等思潮而确定。卢梭倡导自然和自由教育。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个人是掌握自身经验建构的主体。但是个体本位并不等于个人主义，更不等同于以孩子为中心，家庭呼唤有丰富个性的个人，是能驾驭自我、控制自我、超越自我的，拥有完美人格和健全个性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个人，而不是自私自利、依赖性强的功利化个人。
6.科学教育与宗教思想
西方的宗教传统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仍保留着强大的势力，渗透到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西方教育内在精神价值。西方的教会学校因此曾一度盛行。家庭教育中父母很重视宗教这种精神信仰。如就餐前要感谢上帝，周末家庭全体成员要去教堂做弥撒，以永远保持心灵的净土。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异同。当然分析是次要的，学习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汲取西方家庭教育的精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改革。首先是家庭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摒弃陈旧教育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树立新的家庭教育理念，利用亲情教育的优势，开展个性化教育，发展孩子个性，为国家培养各种有用之才;采取鼓励、引导、宽容的科学方法，耐心教育，不断提高孩子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紧跟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宽家庭教育思路，增强开放意识，提高家庭教育的适应性;促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教育的有机结合，教育孩子学会学习和求知;父母要不断学习新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既要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家教传统，又要不断借鉴西方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先进教育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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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方式的改变 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确立，竞争越来越激烈，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了。家庭成员往往是各忙各的；家长们为了生计，忙于充电、赚钱和工作；孩子们忙于学习和各种考试，使一些人的家庭观念淡漠了许多。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感情交流却越来越少，相互理解也更差。 2、迅猛发达的网络的冲击 当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以始料未及的速度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在家庭中，过去那种家长是青少年儿童道德的主要教化者的地位发生了动摇。通过网络，孩子们可以迅速了解社会的各类信息，扩大了其知识面，他们开始对家长们“老生常谈”的东西不感兴趣，以致产生抵触情绪；同时网络能给孩子们提供丰富的社会环境，并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适应社会的指导。而这些是家长难以做到的。然而，青少年儿童从电子媒介中也学会了许多他们这个年龄段无需懂得的东西。在新兴的网络面前，青少年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道德自律行为和意识淡薄，容易产生网络特别自由为所欲为的感觉和冲动，进而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多数家长们自身教育水平和能力的偏低，对网络冲击感到手足无措，岂料网上一些不健康暴力色情网站毒害了青少年，侵蚀着他们的孩子们的心灵。独生子女本来伙伴就少，又没有兄弟姊妹，孩子们感到心灵受到伤害或心理压抑时，对于没有时间、地域、年龄、背景等诸多方面限制的网络来说几乎成了孩子们的一个主要且他们认为很好的宣泄渠道。为了有效地控制孩子，对待孩子上网的问题多数家长采取的是禁止和打压模式，结果常常适得其反。 三、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对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世界已进入开放时代、信息时代。中国也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新的历史时期。因此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的文化修养，道德个性、行为习惯，家庭生活环境等，无不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应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心理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重新认识自己的教育对象，及时调整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适应孩子的成长需求。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树立全新的育人观 1、提高认识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终身教师，其作用至关重要。其一，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家长素质较高，往往可以采用较为正确的家教观念和思想，有较为主动教育子女的自觉性，选择较为恰当的教育方法，运用较高的教育艺术，妥善解决和处理教育孩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二，高素质家长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对孩子具有示范作用。 2、更新观念 每个人一生的成长应该独立经历和面对很多风雨和挫折。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生活的强者，成为有所作为且能独立面对纷杂社会的人。如果家长们永远让孩子躲藏在家长的羽翼下，孩子就不可能象雄鹰一样搏击蓝天。所以家长们应该懂得孩子是什么样的种子，就应该让它长成什么样子。家长们不能强迫孩子个个长成参天大树，也不能将其打造成千篇一律的盆景，就如森林里应该有千姿百态的各种树木才符合自然环境的发展规律一样。 新时期家长的角色要由对孩子遮风避雨的保护角色改变为培育孩子的辅助角色和助力的提供者，使家长们自己现有的知识、能力、家庭环境成为培育孩子的肥沃土壤，可以让孩子们在这片土壤中自由呼吸、良性发展、快乐地健康成长。家长要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社会，融入社会；要努力让他们参与家庭活动，使他们感觉是家中平等的一份子。家长还可积极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演讲合唱等文体活动等，使他们在活动中锻炼成长。 （二）家庭教育全面关心独生子女，使孩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1、偏重智育转向教育孩子成人 综合性素质高、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在二十一世纪将倍受欢迎。任何一种只注重侧面的教育都是片面的，是和社会、时代发展相违背的。家庭作为孩子进入社会前的“演习场”，其首要任务就是对孩子进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教育，即“学会做人”的教育，使孩子将来能够更好地去适应社会。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即使有再多的学问，也难以成才。因此家长们应该在重视开发智力的同时，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如：爱心教育、文明礼貌教育、劳动教育、孝敬父母、明辨是非教育等等；要教会独生子女们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合作、学会竞争，要将关注孩子的分数转到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上来，让孩子树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心。变革中的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家庭教育内容的更新。这要求家长们在弘扬传统道德精华的基础上，更要关注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品质的培育。如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合作精神、创新精神的培养等；同时家长要指导独生子女通过接触社会、通过各类传媒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领悟传统道德的精华，学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社会道德规范，以提高其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的能力。再者在家庭思想教育中，加强养成教育，把一向做人的品德和思想逐步内化为孩子的信念。 2、既关心物质生活也关心精神生活 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还应该有精神上的富有才是完整的生活。因为纯粹的物质生活的优越是不能替代精神生活的。物质生活固然必要，但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会使孩子以为美好生活得来轻而易举，易丧失对未来的追求和人生奋斗目标的斗志；同时过于富足的生活，令人终饱思淫，可能养成浪费的习惯，丢掉勤俭节约的美德，造成空虚状态。青少年儿童时期是独生子女的一生中处在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父母要关心孩子的精神需求，要按孩子的求知兴趣因势利导。家长要经常关心孩子的思想动态，爱孩子并尊重孩子，帮助孩子扬长避短，认真思考、分析、处理现代社会给孩子带来的困惑及错误理想观，帮助孩子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如何与人竞争与交往。在不伤害孩子心灵的前提下，鼓励孩子们多锻炼自己的意志，教导孩子学会关心、爱护他人。精神富足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强，他们大多心胸开阔，性格开朗，不易被生活工作的挫折和困难吓倒，不至于因为一些打击做出过极的事情，甚至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三）提高家长素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1、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而家长要教育孩子从完善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多看修身养性的书籍，端其行正其身。 2、培养文化科学素养和艺术修养 家长应多读些书，多掌握一些尤其是科技方面的知识，以自己的学习习惯，学习精神，知识内涵来影响孩子的。同时，家长要求独生子女全面发展，自己也就在努力培养自己全面发展的兴趣和爱好，通过学习了解艺术方面的书籍，收听和观看艺术方面的节目、收集文艺方面的资料，在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不断交流、沟通。孩子不仅可以开阔视野，而且能培养艺术素质，家长就能更容易地诱导孩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结束语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实行，将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在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上的研究也将会更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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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孩子的品质、性格养成主要依靠的是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家庭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议当今家庭教育》
摘 要：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演进，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亿万家庭的热门话题，家庭教育也越来越被家长们所重视，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一所永不会毕业的学校，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而当今的许多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缺乏艺术，使家庭教育非但不能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还使孩子在家庭教育中失去了应有的自然成长。家庭和教育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因此家庭教育在我国的教育发展中会愈来愈重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孩子提供一片成长的肥土，让孩子去发现生活的光点、人性的亮点、生命的真谛。本文从对子女影响的角度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根据实际情况列举出了现有家庭中的几种亲子关系，并分别研究了其对子女的影响，最后，就怎样让孩子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提出建议，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重视家庭教育，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关键词：家庭教育;子女;影响;健康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162-01
一、当代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家庭是孩子的天然学习环境，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这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又能实现多少呢?显然是有差别的。因为有些家长甚至还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家庭教育，因此造成我国目前家庭教育问题重重。
1、对孩子过分溺爱。当今的中国家庭，多数都是“421”组合，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妻生下一个小孩，当成宝样心疼，“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凡事都包办代替，爱子如命，处处呵护，事事顺从，他们将自己的子女视若掌上明珠，孩子要吃的，玩的，样样都是百依百顺，该孩子做的事情父母都一一代劳，甚而有些祖父母代替孩子去参加学校劳动，逐渐发展成为溺爱。这实际是剥夺了孩子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在逆境中锻炼意志的机会。使得孩子变得没有了勤俭和爱惜的品格，没有了自理、自立的能力，更没有了责任感、上进心。家长的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对孩子没有任何期望值的表现，放弃了教育的主动权，没有尽到教养责任。
2、过分注重智力的发展。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的不合理。这是普遍存在于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现象。它导致了家长对孩子在教育上的“太过”和“不及”。望子成才的心态与迫切的心理，使得很多家长把希望或者自己不能实现的目标寄托于自己的孩子，这虽然是人之常情，是父母对子女爱心的体现，然而他们的期望值过高，使其陷入苦恼的误区。有的家长教育观念陈旧，以孩子上重点大学为唯一出路，只注重孩子智力的发展，以孩子成绩的优劣来评判孩子，不注意孩子在“德、体、美、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孩子个性的发展。促使一些孩子出现“智高德差、智高体弱”，或由于思想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障碍。一个朋友的孩子，以前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名，但由于一次考试他考了第二名，他不能接受自己是第二名的现实，便从此患上了忧郁症而无法继续再上学。由此可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仅要注意孩子在智力方面的发育，更应注意孩子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才能促进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
3、家庭氛围差，家长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有的家长对孩子采取高压政策，认为孩子应该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面对孩子的错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孩子犯了错或成绩不好，不问青红皂白的揍一顿，稍有不丛便发火、训斥。长此以往，使孩子产生“最多打一顿”的消极想法或是抵触的情绪。久而久之，孩子在家长面前便不敢敞开心扉，家长与孩子之间出现了沟通问题，使孩子的心情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类情况还有很多，不一一说了。
二、让孩子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建议
1、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作为家庭的主要经营者――父母，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面对孩子不溺爱，不推卸责任，漠不关心，把握好对孩子的爱的距离，在美国的家庭教育法则中就有一个20码法则，父母与孩子的距离相距20码，这样能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在不纵容孩子的基础上，面对孩子的错误应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2、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俗话说：“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父母们应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有句名言：“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要是渴望被赏识。”所谓赏识，其实是一种激励，它要求家长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加以肯定与赞赏，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不断培养孩子的自尊和自信，激发孩子的内驱力，从而使其不仅有勇于进取的信心，也能有不断进取的动力。詹姆斯还发现，一个没有受过激励的人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当他受到激励后，其能力是激励之前的3～4倍。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优秀的一面，都有闪光的地方，作为父母应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有赏识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孩子，让孩子在父母这里得到鼓励和努力的动力，让孩子朝着个性的方向发展。
3、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1]父母自身具备的人格修养会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来到世界上，首先是从父母那里开始学会认识世界的，父母的言行举止、家庭的生活氛围，每时每刻都会给子女的情感、行为、道德、个性产生着丝丝缕缕的影响。家长要坚持言教和身教并施，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这是家庭教育中的大前提。所谓言教，就是父母对子女进行语言的教育、劝戒、开导、鼓励、批评等，也包括用文字、书信、立家规等形式。在家庭教育中，言教是了解孩子诸方面的情况，交流感情，沟通思想，进行指导，传授知识，进行鼓励、劝戒批评等的方法和渠道。
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品德的发展;良好的家庭民主氛围增强家庭的内聚力和相互间的沟通、交流，维护家庭成员之间温馨和谐的关系，促进孩子个性和社会性能力的发展;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启迪孩子的智慧，扩大文化视野，提高审美情趣，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良好的家庭秩序氛围培养孩子独立自理生活习惯，认真有序的学习习惯和能自制、负责任的行为习惯。由此可见，良好的家庭氛围确是塑造幸福人生、保证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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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文忠.家庭教育手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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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课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考生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考生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题。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恒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考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工作岗位如何，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选择那些能结合自己工作、发挥自己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大有益处。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18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服饰变化论 通常胡虚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