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1．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1990年。2．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3．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以九江、芜湖、安庆三座沿江城市的文化景观演化与河道变迁关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4．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1993年。5．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国学研究》第二辑，1994年。6．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二辑，1994年。7．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形态的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8．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保护与误区，《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老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中法学术系列讲座报告），《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10．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11．清末《云南省城图》与昆明城市建设发展史，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城市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12．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试析，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96—536页。13．中国城市形制演变历史阶段之考察，载台湾大学《城市与设计学报》，第[一]十七期，2007年3月，页2—75。14．忆古道今——北京城市历史演变和传统文化风貌，载武晓峰主编《人文日新——清华文新论坛演讲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62—186。15. 甘、青地区考察所见古城址初识，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页527～556。 1．赤河考——关于宋代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论中国古代陂塘水利工程湮废的原因，《中国农史》1986年第三期。3．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5．历史上欧洲地域的界定，《欧洲的分与合》，1999年。6．迈向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第21—29页。7．历史时期农牧业接壤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8．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第30卷第2期，页1～6，2007年3月。9．古地图上的治河保运工程与淮安——兼倡议淮安市建立古地图与运河工程博物馆，载《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页48--66。10．偶然抑或必然——运河中的地理因素，载《华夏地理》2009年第3期，2009年，页68—69。 1．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三辑，1995年。2．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台湾东吴大学《东吴历史学报》第四期，台北，1998年。3．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舆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2000年。4．古地图和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历史地理》——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兼谈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之别，《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6．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地图与档案，载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页170～182。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载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007年，页151—178。9．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一）——中国王朝时代舆图的绘制与收存，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2期。10．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二）——中国古旧地图的流传与收藏，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3期，第8—13页。11．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三）——古地图的利用，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4期，第8—10页。12．黄、运河工水利舆图及其科学价值，载《水利学报》第39卷第8期，2008年，页947—954。13．古地图史料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扬州：《中国名城》杂志社，2008年，页37—39。14．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818页。15．古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474--482页。16. 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载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第80～87页。17. 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中华书局，2010年3月，第145～207页。18. 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第466～481页。19. 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载刘迎胜主编、杨晓春副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页164～184。 1．La Formation de reseaux urbains dans la Chine du XI siecle，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amouroux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TOME 82, Paris, ．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3．Father Matteo Ripa and the Complete Map of the Empire in the Emperor Kangxi Era: Dissemin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aps in Europe since the 16th Centur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XIX,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Atti del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Napoli, 11-12 febbraio cura di Michele Fatica e Francesco D'Arelli, Napoli, 1999, ．Geographical Space on the Chinese History Studies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 Dakeu, Korea, 20005．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ISBN：981-256-078-56． 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ortolan,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Map Society, Number 62, Spring 2005, pp. 37-44.（该文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地图学会杂志）7．The Chinese maps drawn by Korea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n Memory of the Late Dr. Chan Lee,Journal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 (Series ) April 30, 2004. ．Coastal Space and Coastal Maps in the Chinese History，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2,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6，—．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载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410—424页。10. Research Trends of Urban History in China,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No. 3 (2008) Published by The Toyo Bunko, pp. .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森部豊訳，载『都市と环境の歴史学 第2集特集 国际シンム东アジアの都市史と环境史——新しい世界へ』，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月。
“历史的回音”——唐装之我见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 唐朝的服装 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 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 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 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 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 “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 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 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 “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 “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 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 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 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 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 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亚洲新加坡:以二次大战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印度尼西亚:印尼的汉语教学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欧洲芬兰:与中国的接触可上溯与十八世纪的中期格鲁吉亚:汉学家几乎都有自己或集体的研究课题。捷克:有系统的进行中国研究，二战后才开始瑞典:Jonas Locnæus是瑞典第一位专门研究汉学的学者斯洛伐克:国立科学研究院远东与非洲研究所出版学术出版品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具有悠久的汉学研究历史 大西洋洲澳大利亚:各大学中文课程大体上仍大同小异新西兰:其汉学研究亦于澳洲方面有密切关系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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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译为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是一门西方学者通过中国思想、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研究中国的学科，通常指的是西方学术，本文主要介绍西方汉学。
西方汉学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詹锳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詹锳先生也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
对于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和总结，特别是詹福瑞师、葛景春先生、杨明先生等前辈学者均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再加研习和整理，以表敬仰、感念之情，谫陋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毕生追求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师出名门，源流醇正。先生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十九岁转入北大中文系，随后因日本侵略辗转长沙、云南等地，在西南联大就读。这期间听课读书，所承俱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名家、大家。他曾从胡适学习《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先秦史，从罗常培学语音学、中国音韵学，从陈寅恪学“元白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朱自清学陶诗，从冯友兰学《中国哲学史》，从罗庸学杜诗，极一时之盛。
回顾先生的学术历程，李白研究是詹锳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从22岁大学毕业起，詹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时间跨度几乎长达一个甲子。先生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不久即正式开始李白研究。当时，先生一边给学生讲授大一国文，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课余之暇，由罗庸指导研究李白诗文。有时也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先生借与《唐诗大系》手稿”（《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先生的名作《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系年》一书实则于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即开始撰写，历时两年半，至1941年先生25岁时书稿即已完成（《詹锳年谱》）；《论丛》一书所收《李白集版本叙录》等多篇论文则大多是先生四十年代初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撰写、发表。因此，可以说詹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从大学期间奠定基础，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浙江大学任讲师期间正式开始并很快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其后，悠悠数十载，先生始终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不断开拓，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学界瞩目的重要成果。因此，回顾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不仅创获多多，成就斐然，实更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寄托，是先生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 研究成果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水平一流，价值恒久。詹锳先生关于李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论著作抑或论文，其学术价值放置于其问世的那一个时期可以说均达到学界一流水平。不仅如此，数十载光阴过去，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则愈加巩固，愈加恒久，始终是学界该领域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参考，绕不过去的一流成果。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成果，有些是当世闪耀文坛，众人瞩目，过后则如流星划过夜空，不见踪迹；有些是当世默默无闻，鲜有重视，过后却渐得关注，实至名归。以上这两种情况于研究界可谓并不罕见的现象。
詹锳先生的研究论著，代表作当以《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部为学界公认。前两部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当世李白研究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的力作；后一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长期以来作为权威著作的王琦注本的重大超越”（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詹先生关于李白的论文以两个时期的研究最为学界推崇，一个是民国时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个是拨乱反正以后新时期的系列论文。前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文月刊》《东方杂志》等处的《李白集版本叙录》《李白家世考异》《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李诗辨伪》等多篇文章；后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发表在《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的《评英国人阿瑟·韦利著〈李白之生平及其诗〉》、发表在《文献》的《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发表在《文学遗产》的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特点及其优越性》和《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探微》，以及发表在《李白学刊》等处的多篇论文。
在这些论文和论著中，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究，既对李白研究一些基础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开拓性贡献，也对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和阐发。这些成果，凝聚了詹锳先生毕生的心血，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李白诗文系年》一书是学界公认李白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是一部年谱与诗文系年相结合的论著，该书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的便利，一书在手，卷帙不繁却能有许多参考和启发。李白别集之外，《系年》一书是笔者在从事李白研究起步阶段所必须参考的少数几种论著之一，相信学界同仁进行李白研究时也不乏这样的经历。同清代王琦的《李白年谱》相比较，《系年》一书对三分之二以上的李白诗文进行了考证和系年，系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王琦的年谱，而且其中大部分结论准确可信，为学界接受和认可。换言之，此书之所以为学界所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詹先生在这部书中做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工作，解决或推进了李白研究的大量基础性问题，特别是李白诗文的创作时间、题旨以及作家的家室生平、事迹交游等问题。书中考证的一些问题，例如崔侍御与崔四侍御其人的辨析，假托李白救郭子仪之说的真伪，李白遇司马承祯的时间问题，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蜀道难》的创作题旨与系年问题，《江夏赠韦南陵冰》的真伪问题，《大鹏赋》系年及其与《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关系，天宝四、五载间的游踪与作品系年，等等，均在征引大量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而绵密的考辨、论析，进而得出理据充分的结论。这些考证结论，大部分为学界所认同，少数观点虽未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也为大家后续的研究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特别是解决问题过程中严谨笃实的论证方法，更得到学界的认同和尊重。《系年》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个时候，李白研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类似的著作，可以说该书为
新中国成立
后的李白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和标志性的贡献。
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一文的评价或许最能恰切说明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恒久与不凡。杨先生说，詹锳先生关于李白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今日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研习的学者，没有谁能不参考詹先生的成果。在笔者看来，不仅今天是这样，而且未来也是如此”（《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对詹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 学术品格
无征不信，可以说是詹锳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学术品格，自然也是他数十年从事李白研究所坚持的学风与品格。做学问要牢记“无征不信”的原则，当年读书期间，从入学到毕业，笔者多次得到詹福瑞师、刘崇德师这样的叮嘱与教诲，并且时常强调这是詹锳先生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也是詹门后学所应时刻牢记的准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品格，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是从文献入手，从版本的搜集、考辨为出发点逐次展开。如上所述，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一书，虽然卷帙、篇幅并不太大，却成为后世李白研究的必读书目，
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无疑，正是因为先生秉持这样的学术品格，研究过程往往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使得研究论断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多实证笃论而无空疏之言。葛景春先生论曰：“这种建立在无征不信的原则上的求实之风，是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研究风气，即‘实学’研究学风。一扫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空疏’习气，建立起实事求是科学研究严谨学风。”（葛景春《爱国情怀与求实学风——略论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可以说，葛先生的这一评价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基本特点。
与此同时，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也是詹锳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基本原则。詹锳先生于1948年赴美留学，先在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教育心理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心理学，并学习过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文理兼通、多学科的学术经历使得詹先生的研究既有乾嘉学派的文献考证的特点，又不乏现代自然
科学的方法、逻辑严密而又客观理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先生能够将二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而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视野宏阔，论证细实。“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惟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詹锳先生在他的《自传》（《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曾说到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学术视野与格局，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闪耀着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光芒，和科学而严谨的求实精神。比如，詹先生对《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下简称《集评》）一书的编著就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点。该书是先生晚年李白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共计三百四十余万字，可谓篇章宏富，卷帙浩博，尽管如此，诸篇诗文的整理、校勘却没有丝毫的马虎，题解、校勘、注释、串讲、集评、备考、附录等各部分内容均精细严谨，言必有据。通观全书，我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詹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在该书底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即有清晰的呈现。众所周知，古籍整理一事，底本的择取是首要而关键的问题。该书选择现存静嘉堂文库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而没有选取王琦的注本，或者杨齐贤、萧士赟的注本，这是科学而理性选择的结果。王琦注对后世的研究贡献多多，但其底本的选择却并不十分理想，王琦注取代前人注本通行于世后，学界后来的研究整理，版本方面却往往沿用王琦注本而未见超越，詹先生《集评》一书则率先选取宋本为底本，这是一个不凡的、首创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该书以元明清各代十六种李白别集以及多种总集、类书等相关文献为校本开展整理，合计参校本多达三十余种，从而为全书的校注工作奠定了一个牢固、坚实的基础。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的艰苦岁月，先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他不辞艰辛，
广为搜求，搜集了大量珍贵版本，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积累，才最终完成这部超越王琦注本的李白研究“划时代的著作”（松浦友久《李白研究划时代的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原载日本《东方》第205号，宋红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9期）。在《集评》的书后，附录了詹先生所著长文《李白集版本源流考》，这篇考证文章几近十万字，对有关这方面版本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并绘制出版本源流图表，对李白集版本的源流变迁、各本的优劣等问题都有客观而中允的梳理和评介。无疑，该书的这些成绩正是先生科学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不仅如此，詹先生的学术品格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系年的过程中，先生在每一篇目的脚下注一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即该诗（文）见于王琦注本的卷数，这一做法既反映了先生严谨求实、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又非常便于读者阅读和参考原文，体现着先生忠于前人而又顾及后学的君子之风。詹锳先生常说，文学不是科学，但文学研究却是一门科学；又常说，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一点，在作品的理解、阐释方面也有诸多体现。我们的传统诗学受“诗教说”“比兴说”观念的影响，前人解诗常常好牵连，好比附，有时不乏确论，有时则不免穿凿，甚至失之千里。詹先生对于李白诗文的注解、阐释则采用了冷静和客观的方法，不随意发挥，不随意引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充足证据的问题宁肯放弃也不随意附会。无疑，这一切都体现着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
此外，这里需要提到的是，2016年时逢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詹锳全集》，这是对先生一生学术贡献与学术成就最好的总结和纪念。
四、 提携后进
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所取得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培养学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在恪守严谨求实学风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卓越贡献。詹锳先生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当年曾受到先生教诲的一些后学现在已大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专家，这些学生当中，成为当今学界李白研究领域大家、名家者亦不在少数。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刘崇德、张瑞君、阮堂明等多位先生的李白研究，都能继承詹锳先生的衣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研究所长，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令学界瞩目的突出成绩。特别是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张瑞君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同仁、后学从事研究的重要参考。这些同样是詹锳先生对于李白研究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杰出贡献。
詹锳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样遵循无征不信的原则，具体到方法方面，则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詹锳先生1980年起指导四位硕士研究生，其间先后指导他们在天津市图书馆校勘《李白全集》，又于1982年带领他们到南京、上海的图书馆进行校勘实习，随后“转往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又在该处记录了《李白集》的多种善本”（林大志整理《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此后，詹锳先生承担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他组织了弟子、后学多人共同参与，葛景春、刘崇德、詹福瑞、张瑞君、陶新民等八位先生分工编撰。可以说，这部三百四十余万言的巨著既是“詹锳先生晚年倾注全部心力完成的著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詹锳全集》第六卷
），也是助力参与编撰的诸位先生成为李白研究领域重要成员的助推器，是奠定诸位先生在李白研究界学术地位的重要基石。如今，詹锳先生的这些弟子大多已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绩，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在李白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们在教学、科研一线已然又培养出一大批李白研究的后继之才，这部分后学虽然还没有取得太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界与他们同时代的这一辈中青年学者必然将成为今后李白研究薪火相传的接续者和继承人。无疑，诸上所及詹先生的弟子、后学们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李白研究代代相传的明证，更是詹锳先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事业代代相传的明证。
五、 共创学会
中国李白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至今已满三十载。三十年，如果对一个人而言，这正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对一个学会而言，则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之年。
站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起点，我们既当眺望远方，谋划未来，亦当总结过去，缅怀前贤。这之中，詹锳先生对学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回眸学会发展历程之时应当感念和铭记的。三十年前，学会在安徽马鞍山市成立，詹锳先生担任首任会长，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无不凝聚着先生的付出与辛劳。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学会会刊《李白学刊》（现名《中国李白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91年7月5日，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马鞍山市召开，詹先生致开幕词。7月7日，经理事会选举，先生当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王运熙、朱金城、安旗、郁贤皓、罗宗强、裴斐、张成德等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应该说，早在1985年召开的中日学者李白讨论会期间，先生就已经开始和诸位前贤商议和谋划这件事情。这次会议，先生被推举为中方首席代表，宣读了李白研究的有关论文。随后，1987年秋，学界又在马鞍山组织召开了李白逝世1225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同时也是李白学会成立的筹备会。由詹锳先生主持，多位学者联署、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李白学会。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注册，学会宣告正式成立。1994年8月，经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会选举通过，詹锳先生当选为第二届会长。至1997年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举，詹先生改任名誉会长。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马鞍山市的贡献，上述1985年、1987年、1991年关涉李白研究、李白研究会的三个重要事件，发生地均在安徽马鞍山市。此后，学会的常设机构一直设在马鞍山，学会的日常工作也多由马鞍山的同仁们负责操办。这些往事，学会的老一辈学者们一定更了解前后的始末和细节。我们应该向马鞍山的历任领导和学会工作者致敬。
2017年，恰逢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学会举办了第十八届年会暨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回首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几多感慨。三十多年前，正是詹锳先生与诸位学界前贤以及马鞍山市的诸位先生共同创立了学会，才有学会这个李白研究同仁共同切磋研习的平台，才有李白研究不断深入与进步的今天。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
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
叹何益？
（李白《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爱沙尼亚著名诗人扬·卡普林斯基、拉脱维亚著名诗人乌·贝尔津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学术秘书波波娃和文学博士列·缅希科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文学硕士聂阿怒
很多同学在写国内外研究现状时，都会很纠结国外部分怎么写，一个原因是找不到权威的外文文献，另一个也是因为看不懂外文文献。这里有两个方法，帮你顺利完成国外研究现状撰写，不会写的宝子们赶紧来看～
1、从中文文献中总结中文文献一般都有国内外研究现状或文献综述，多看几篇，把其中那些常见的、意义重大的、学术大牛研究的、以及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内容综合整理出来。
从中文文献的参考文献中寻找外文文献中文文献的参考文献中都 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找到之后在知网或其他论文网站搜索下载，浏览时重点查看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这几个部分，基本都能在摘要和引言中找到。这种方法需要借助翻译软件—— CNKI 翻译助手与其他翻译软件相比，它对专业名词的翻译更加准确，可以通过选中知网页面上的外文内容，点击 CNKI 在线翻译，直接跳转翻译页面。
2、查找研究领域的综述类文献述类文献和开题报告、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都需要重点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但综述类文献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涉及文献众多，参考资料非常丰富，并有作者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果能找到几篇研究领域内的综述类文献，那不管是写国内研究现状还是国外研究现状都会非常方便书写。
国内外研究现状是科研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旨在了解当前相关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下面是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写作方法：
1.阅读相关文献：在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之前，首先需要阅读相关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通过阅读文献，可以了解当前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研究进展和研究难点。
2.整理文献资料：阅读文献的过程中，需要将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可以按照时间、主题、方法等方面进行分类，以便于后续的整理和分析。
3.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过程中，需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格式进行。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撰写：
（1）研究背景和意义：介绍研究领域的背景和意义，说明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介绍国内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现状、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3）国外研究现状：介绍国外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现状、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4）研究趋势和展望：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当前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总之，国内外研究现状是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需要认真仔细，结构清晰、内容丰富。
国外行李车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1.许多国外行李车采用折叠式设计，以符合旅行者的便携需求，能够更轻松地进行携带和存放。2.许多国外行李车都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耐水性和耐磨性，能够抵抗恶劣的外部环境，使用寿命更长。3.许多国外行李车还配备有可拆卸式把手，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进行调节，更加舒适方便。4.许多行李车还配有抗震和抗摇晃功能，以减少行李携带时的不必要损坏。5.许多国外行李车都采用高端材料和高科技设计，使得行李携带更加轻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