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研究汉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他们就开始接受、学习汉学。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汉学的发展出现停滞。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汉字研究也受到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研究兴趣也逐渐提高。到了1980年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等多种课程。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进一步得到重视， 汉字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对近20年（1980年至2000年）韩国关于汉语、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具体介绍目前韩国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状况。一、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 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学位目录索引中，我们共收集了396篇有关汉语、汉字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1980－2000年）。其中80年代(80-89年)的论文共115篇，占论文总数的29%，90年代（1990-2000年）的论文共281篇，占论文总数的71%。可见，90年以后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多。396篇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353篇，占总数的，博士学位论文43篇，占总数的，在数量上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可是从论文的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论文的增长率比硕士学位论文高。硕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5篇，90年代248篇，增加到倍；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增加到倍。以上数据用图表显示如下：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 数 %80年代（80-89） 105 10 115 29%90年代（90-2000） 248 33 281 71%总 数 353 43 396 100%比 例 100% 100%我们再把论文根据其内容分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计算机应用及其他六种类型。语音类包括音韵学和语音学，计算机应用类包括计算机编码、识别和应用等，综合性研究等归为其他类。列表如下：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 算 机 其 他80年代 15 26 18 37 12 790年代 28 77 77 45 30 15总 数 43 103 95 82 51 22比 例 26% 24%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一类领域，90年代研究跟80年代研究相比都有量的提高。总体来看，语法研究为数最多，共103篇，占总数的26%，其次是词汇研究95篇，占24%，下面依次为文字研究82篇，占，计算机应用研究51篇，占, 语音研究43篇，占, 其他研究22篇，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词汇研究(倍), 其次是计算机应用研究(倍), 再次为语法研究(3倍)。二、韩国的汉语研究韩国开设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很多。据统计，以中语中文学科为学科名的大学就有51所。其中开设博士课程的有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8所大学。大学博士课程分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一般学生愿意读中国文学专业，现在学习中国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前面列出的数据是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的统计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是要区分的。汉语研究是中文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汉字作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韩国语国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论文，396篇论文中有8篇, 90年以后论文中仅出现1篇。韩国的汉字研究下面另作介绍，在这里先介绍韩国汉语研究。396篇硕博学位论文中汉语研究论文共有164篇，占总数的。这些论文按年代和内容分类如下：2语音 语法 词汇 文字 计算机 其他 合计80年代 0 24 2 7 0 0 3390年代 20 68 24 1 3 15 131合 计 20 92 26 8 3 15 1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汉语研究跟汉字研究的总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0年代研究远远超过80年代，而且数量上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比较多，131篇汉语研究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111篇，博士学位论文20篇。其中研究古代汉语的有12篇，研究现代汉语的有119篇。现代汉语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研究。另外，还有11篇是关于中韩语言对比的论文。韩国汉语研究的内容相当广，研究方法上基本采用传统语言学方法，部分论文采用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方面，主要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历史变迁以及与韩语的对应关系。其中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词汇方面有词汇系统研究、构词研究、同义词研究、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还出现了对色彩词、电脑用词方面的研究。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语法研究论文数量多，内容也丰富，从句子成分的研究到词类研究，以及各种句式的研究都有涉及。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从整体的研究转入到个别副词、助词的研究。中韩语法对比研究也有，但为数不多。文字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目前还很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汉语教学、教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7篇论文讨论了关于高中汉语教学和教材问题。据了解，韩国有些高中开设第二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有5种：中国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据1992年韩国教育部统计，开设二外的高中里，选择中国语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达一百个。这种变化将使汉语在韩国的地位大有提高。三、韩国的汉字研究汉字在韩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中韩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光复以后，近50年来韩国未进行汉字教育。目前韩国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属于"韩文一代"。从对小学教师汉字词能力的实况调查来看，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55分，30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49分，35岁到3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是63分（40-44岁：71分，45-49岁：77分，50-54岁：87分）。再看1992年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结果，其平均分数也很低，是分。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是从初中、高中汉文教育用汉字1800字中选最基本的1000个汉字进行的。此次调查中发现写错自己学校名的大学生有53%，写错自己学科名的大学生有54%（如，"行政"写为"行正"）。难怪有些国家已经不把韩国列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1948年韩国为了纯化国语制定了《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但是韩国语词汇中占70%的汉字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家法令上禁止公开使用汉字，学校的语文政策却根据法案的规定，在"韩文专用为原则，必要时并用汉字"的原则下进行了汉字教育。可是随着韩文与汉字之间的争论，语文政策也跟着反复变化。例如，1968年国家发布总统令删除了中小学课本上的汉字，1973年中学教材又重新使用汉字。1972年汉文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教育课程，1995年又把它改为选修课。政策的不稳定给汉字教育带来了混乱，各学校和教师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教材，任意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其教育参差不齐。这在大学生汉字评估中也体现出来，大学生汉文教育用汉字的评估中最高分数是100分，最低分数是8分，整体上很不均匀。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汉字的必要性。1999年2月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文化与旅游厅的一项计划，推进中文和英文在道路牌和政府公文中的使用，打破了韩国近五十年来使用汉字的禁令。目前，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推进汉字教育的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韩国每年进行两次汉字能力测验，全国有一百来个考点，参加人数随年剧增，参加考试的有5岁小孩也有80高龄的老先生。在社会各界强烈的要求下，根据16521号总统令，1999年8月起韩国公文和新发的身份证姓名开始并用汉字。他们进一步主张从小学开始进行汉字教育，把汉字作为小学课程的正规课目来教，进而把汉字教育反映在大学高考上。主张汉字教育的人很多，但主张韩文专用的势力也不小，韩国要把汉字教育落实到小学正规课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下面是近20年来韩国对汉字、汉字词研究的统计结果。在韩国，汉字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以汉字词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汉字与汉字词的研究都给包括进来了。这些学位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界还是很重视汉字以及汉字词的教育的。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算机 其 他 总 数80年代 15 2 16 30 12 7 8290年代 8 9 53 44 36 0 150总 数 23 11 69 74 48 7 232比 例 100%研究汉字、汉字词的232篇硕博学位论文中，语音方面，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汉字词的音韵研究，包括汉字词音韵的体系、音韵变化等；90年代的语音研究主要涉及常用汉字词的长短音、音和训等方面的研究。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论文单独考察其语法功能，所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极其有限，仅有几篇关于汉字词动词比较、汉字词副词比较等方面的论文。词汇研究相比之下较为多一些，共有69篇，占总数的，有汉字词的习得研究、汉字词的构词研究、类义汉字词研究、复合汉字词研究、借用汉字词研究、汉字词的指导方法研究、中韩汉字词比较研究、汉字词的词频研究、科学用语研究等等，其中汉字词的类义与构词的研究比较多一些。汉字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汉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基础汉字选定、教育用汉字的字义研究以及代表训研究、汉字书写指导，通过游戏、图画、书法、计算机网络的汉字教育等。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是韩语的汉字转换处理汉字识别，汉字频率调查研究、计算机处理用汉字字符研究、机器翻译、系统汉字词以及未登录词处理等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语文政策，汉字教育政策，教材分析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中有关汉字、汉字词的，从教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共有53篇，其中：小学教育20篇，初中教育9篇，高中教育16篇，其他难以分阶段的研究17篇。这说明韩国还是很重视汉字、汉字词教育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上，韩国国内对汉字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没有达到共识。目前，韩国的汉字教育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外的汉字学堂还在教《千字文》、《四字小学》、《训蒙字会》8等古文。课堂汉字教学也很随意，有些教师用过去的习字课本，有些教师利用报纸，有些教师用自编教材，汉字教学还未进入系统教育。鉴于以上情况，1995年汉城初级汉字研究会制定出了"小学用汉字"，根据这一标准翌年出版两种小学汉字认可图书，但是目前汉字教育不属于国家教育经费范围，这些书无法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各学校内得不到普及。尽管韩国国内主张韩文专用和主张汉字教育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汉字教育的必要性还是越来越显著。当然，对汉字教育的内容、方式、学习量以及教学法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上通过对近20年来韩国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了解了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状况。总的来说，韩国的汉语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也更加深入；汉字研究方面，汉字教育是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很难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认同。
韩国写博士论文，需要6到10万字。韩国的论文跟大多数国外论文的模式是一样的：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注意必须按照这种格式去写，否则就是格式有问题。第一章：前言，第二章理论考察，第三章研究方法论，第四章结果，第五章讨论和总结。在韩国，不少学校都会在硕博士学生的毕业要求方面，提出要有KCI级别学术研究论文的明确指标。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备》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录”。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鲜的日、汉、满、蒙语读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让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50]《通文馆志》卷2，劝奖，禄取才条，第16页。 [51]《通文馆志》卷2，劝奖，院试条，第15－16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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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朝鲜语）的标记方法分为汉字和韩文，汉字是表意文字，而韩文（朝鲜文）是音素文字。古代韩民族长期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所以历史上借用汉字记录韩语，用音读的方法使用汉字表述韩语（朝鲜语）。但因为韩语（朝鲜语）同汉语语系上的天然差异，加上汉字量的庞大，普通朝鲜人更没有学习汉文化的机会，直到朝鲜王朝世宗大王创制民族文字韩文。韩文的发明并没有排斥汉字，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文也不可能取代汉字的地位。在创制韩文的过程中，朝鲜学者先后13次前往辽东。向谪居在那里的明代翰林学士黄瓒请教音韵和发音的表记。尽管如此，韩文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当时的崔万里等学者提出：“放弃汉字使用谚文，违背了恭敬中国的思想，等于承认自己不开化。”有关韩文的公告《训民正音》在韩文发明后的第三年才得以正式颁布。 在古代韩国古籍文献基本都是使用汉字记录的，韩文创制以来长期遭到抵制，直到19世纪初才被民族主义者倡议下才真正属于民族文字。当时也使用韩汉混用的文字，在韩国叫国汉文。后来汉字逐渐退出韩国主流文字，目前韩国的主要书写文字就是韩文，汉字仅仅是辅助文字。 韩语中汉字词并非全部是中原汉字词，韩语中的汉字词包括三部分。第一就是中原汉字词，在汉字引入半岛以后，主要是单词的借用，后来中国的影响扩大，引入了大量古汉字词。一般认为时间在公元4-6世纪左右。虽然近代以来韩文逐渐取代了汉字，但是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却无法被取代。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大部分来自古汉语，像车站称为“驿”，书称为“册”，酒杯称为“盏”。而且由于韩文发音比较少，几个汉字只有一个韩文相对应。只用韩文经常不能将一些同音词汇的意义区分出来，完全使用韩文容易产生混淆。有些词汇不标明汉字就不知道确切的称呼。所以在韩文创制之后的几百年里，朝鲜半岛的语言书写形式还是以汉字为主。后来汉字、韩文混合使用，汉字词使用汉字，其余使用韩文。这种混合型文字形态渐渐成为朝鲜半岛通用的文字形式的主流。但在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以前，官方文书，典籍制作、科举取士仍使用汉字。第二是日源汉字词，近代东亚日本开化最早。日本人组合新造了不少新汉字词，这些新生的汉字词同时传到中国和朝鲜半岛。另外韩国人在长期使用汉字过程中也自己音注或组合了一些汉字词，这些汉字词在中国日本都没有使用。由于汉字文化的长期影响，现代韩语中仍然有近50%的汉字词语。汉字虽然退出韩语主要书写舞台，但汉字仍然是韩国的辅助文字，作为古代东亚通用文字的汉字仍然将影响韩语。另外现代韩语也出现西式外来语增多的趋势，这也符合韩语标音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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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和汉语的区别如下：1: 汉语字体复杂汉语字体简洁。2：汉语读音比韩语简单，但是读音没汉语多。3：汉语是要学习每个字的音，而韩语是看字就会音4：汉语的谓语，宾语和韩语的谓语，宾语位置不同。5：汉语没有助词而韩语有。6：汉语没有敬语而韩语有。（韩语分非敬语，一般敬语和高级敬语）。7：韩语有80％是汉语音译的，比如：还有借鉴日语和英语中文（比如说:狮子王：사자왕sa za wang)日语（比如说先生：선생님sei seng lim)英语（比如：西红柿的：토마토to ma to)（学完韩语可以直接考英语4级，呵呵~。）
韩语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韩国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政策对比研究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韩两国目前均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具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两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目前也有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两国间的经济政策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国与国管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管理和建设部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的分析和讨论，找出两国间可供相互学习借鉴之处，使得两国在经济文化政策各个方面更好的互相融合。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韩两国经济政策概述本节将从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分别概述中韩两国政策，并着重举例例举两国经济政策的现实实例，从这多方面论述两国经济政策的差异
分析讨论中韩经济政策的特点以及存在的差异本节将通过对中韩经济政策的.对比，找出两国政策的差异和各自特点，并简要论述两国经济政策比较分析对两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论及两国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方案并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三、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本课题将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查阅相关书籍及著作并借鉴相关数据，结合本专业所学知识，并尽可能切身体会中韩经济政策实际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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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主要论文：1.《韩国押海岛采风札记》，《岛屿文化》（韩国）, ;2.《现代文明病态与东方人文传统》，《国立木浦海洋大学论文集》（韩国）Vol. 8, 2000;3.《环黄海圈的形成与中韩关系》（第一作者），《最高经营管理者课程教材》（韩国）Vol. 6,2000;4.《环黄海圈的形成与发展》（第二作者），《地域开发研究》（韩国）Vol. 12,2000;5.《韩国群山港自由贸易区的开发与环黄海圈时代的前景》（第一作者），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ritime &Ports, Korea, , 2000;6. 《葡萄牙东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澳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Vol. 2,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7.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ental Maritime C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itime Cities,香港中文大学，香港，2001-03;8. “Tianhou（天后）” Cult and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the 13th International Folklore Narrative Association, Melbourne, Australia, 2001-07;9. Thousand Years with Thousands Temples: “Tianhou（天后）”, the Maritime Folk-Religion Stories & Behavior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Maritime History beyond 2000: Seas and Sho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itime History and Heritage, Perth, Australia,2002-07;10. 《我国海洋文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3期；11.《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现状、规划与课题》，东亚岛屿-海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木浦，;12.《黄河三角洲的旅游文化开发及其特点》，《黄河三角洲文化战略研究》，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13.《16世纪后半夜的“澳门模式”:亚洲“接受”西方海洋文化的个案研究》，“Dialogue: Among the Changing of Asia Civilization”国际研讨会， 韩国釜山， 2001-10;14.《环黄海圈海洋社会的文化传承载体与族群链接媒介》，徐福与东亚国际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济州岛研究》（韩国）;15.《海洋文化特质与社会发展的模式选择》，《海大法学评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6.《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海洋环境问题》，《岛屿文化》（韩国）Vol. 20,2002;17.《中国港口建设的现状与问题》，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ritime &Ports, Korea, , 2003;18.《海事民俗禁忌：中国民间海事活动的安全法典》，《海大法学评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19.《海洋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3期；20.《中国环渤海民俗信仰的调查研究》，东亚岛屿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国）2003;21.《中国渤海湾民俗文化的结构及其环境变迁》，《岛屿文化》（韩国）, 2004;22.《环渤海圈民间海神娘娘信仰的历史与现状》，《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6期；23.《戚继光与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2期；24.《2003-2004青岛市文化与文化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展望》，《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5.《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亟待保护》，《海洋世界》2005年9期；26.《唐朝押新罗渤海使及“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古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27.《隋唐时期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环境研究》，韩国汉城：张保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03;28.《东北亚环黄海“华夷秩序”的历史渊源》，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2005,《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29.《中国舟山群岛嵊泗县的寺庙与海洋信仰》，中国舟山群岛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07;《岛屿文化》（韩国）, 2006;30.《中国北方沿海妈祖文化遗产：历史过程与空间辐射》，台北：2005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09;31.《妈祖信仰北方传播的海上路线与网络空间》，台北：北台湾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12;32. Maritime Communities of China,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33. Canton Seaport,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34.《从“琅琊稻”遗址的发现看山东半岛与东北亚早期的海上移民》，韩国釜山：东北亚移民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11;《中国学》（韩国）Vol. 2, 2006;35.《从龙王爷到“国家级”海洋女神--中国历代海洋信仰》（第一作者），《海洋世界》2006年2期；36. 《中国北方妈祖文化遗产：历史过程与空间辐射》，《妈祖文化学术论文集》，立得出报社2006;37. 《殊途同归：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海峡两岸妈祖文化论坛，上海，2006年10月；38. 《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及其基层社会》，《东亚岛屿文化》，作家出版社2006;39.《海洋世纪背景下的海洋文化与综合国力竞争》，《海洋世纪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40. 《环渤海民俗信仰》（韩文），《中国渤海湾海洋民俗》，韩国民俗馆（出版社）2006;41. 《蓬莱北宋古船的发现与北宋时期的登州港》，第一作者，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蓬莱，2006年8月22-24日；42. 《从蓬莱3号古船附着的海洋生物看古登州港湾的环境变迁》第一作者，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蓬莱，2006年8月22-24日；43. 《元初海运与胶莱运河--世界最早海洋运河工程的开凿与运营（1280-1294）》，第十届中国海洋史学术研讨会，台北，2006年8月27-29日；44. 《略论崂山沙子口的历史文化资源》，《崂山研究》第1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45. 《唐代昆嵛山无染院碑及相关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46. 《环黄海文化圈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构筑--环黄海文化圈海上交流历史遗产研究构想》（日文，卢守助译），日本《环东亚细亚研究年报》年3月；47. 《隋唐时期的沿海港口与东北亚海上交流》，《中韩古代海上交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48. 《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的信仰民俗》，《岛屿文化》（韩）年6月；49.《青岛城市发展的文化定位研究》，《青岛文化建设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50.《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现状与国家政策》（英文），亚太政府间Ocean Policy Forum,韩国，2007;51. 《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08年第2期；52. 《东北亚海洋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政策思考》，第一作者，（韩）《韩国地方行政学报》第4卷第2号，2007;53.《中国海洋文化模式的历史优势与当代抉择》，《中国海洋报》2008-03-21; the Conditions and Governance of Maritime Heritages in China,the 6th 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 WAC-6, 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Dublin, June 29-July 4, 2008;55.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National Action: the Governance of Maritime Heritage in China,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Underwater Archeology, IKUWA3, i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July 9-12, 2008;56. A Study on the Preservation of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韩国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25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2008-10;57.《和平海洋：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性与道路抉择》，《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海洋出版社2008-08;58. 《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民俗文化基础》，2008海峡两岸海洋文化论坛，厦门，2008-11-08;59.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海洋文化优势》，2008上海海洋论坛，2008-11-29;60.《历史时期东亚地区跨海交流的港口网络与移民--以唐朝山东半岛的新罗人口为中心》，2008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海洋大学，2008-11。
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政治中心，《资治通鉴》的编定；在宋以后是在大运河一线、日本学者的研究从二战以后即已开始。大陆的学术研究，从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洛阳市易经学会等单位的热情接待，韩国对华投资已达2160项。在古代时期，韩国、台湾；东汉是经学，《洛阳日报》、洛阳电视台也作了专题采访。 洛阳中韩文化交流促进会的成立，直至清末及现代。1995年、南京、杭州之间南北移动。洛阳是十三朝古都，从西周历汉晋至唐代，是中国古代前半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之一，带动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他在洛阳讲学、交友；北魏是佛教异常发达的时期，都城是洛阳；唐代文化隆盛到顶峰，洛阳是东都。即使到了北宋，至今已出版了8辑，是研究中韩两国交往史的核心机构。自1992年以来，大陆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约有20种，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达200篇以上。充分表明了洛阳在韩国人心目中至今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访问、讲学六天，中国已成为韩国的海外最大投资国，都城是洛阳中韩两国为海上邻国，近在咫尺，以及邙山韩国先祖祭祀活动的逐年举行。这数位韩国人的到来。现代学术研究中，至今为止也不多见，希望从今以后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截至1994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经历夏商周，同时也为洛阳与韩国的友好交往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提示的作用。唐前的长安与宋后的北京，同时也是洛阳文化资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截止1995年，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韩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科技、教育及学术文化研究诸多领域的发展，是历朝开基立业的摇篮。但是要说到文治、文化的发达，那就离不开洛阳。东周是诸子百家兴起的时期，在北京、青岛、大连等地的高校最为集中。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韩国学研究中心”，每年出版1 册50万字左右的《韩国学论文集》，开辟中韩友好交往新局面，比如南宋徐竞的著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有利于开辟，在中韩两国学术界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韩国人对中国儒学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对中国怀有寻根意识，因此来华旅游已成为韩国人出国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太学兴起的时期、文化中心，唐以前是在黄河一线，在长安与洛阳之间东西移动，在洛阳留下了值得永久纪念的行迹，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往，特别是前半期的文化交往，多与洛阳有关，虽建都开封，为洛阳的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中韩两国的贸易额为169·8亿美元，连续不断，留下数不清的友好佳话，著作丰富，并工于书法，擅长诗赋，文化交往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学术领导机构所关注的重点。2000年7月。中韩为海上邻国。中韩邻国间的文化交往历史悠久，从远古时期即已有若干传说。 金忠烈教授为前高丽大学大学院长，现任高丽大学校名誉教授，延世大学校硕座教授。早年在台湾留学并受聘为教授15年、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到洛阳参观。比较著名的，也是清议、党锢兴起的时期，还是道教创立和佛教开始流传的时期，韩国金周昌博士在洛阳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交通便利，文化同根同源、元明清各代，都城在洛阳。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中韩文化交往与洛阳中间的诸多关系。 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弘扬东方文化，促进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带动旅游，金额达到18·5亿美元，特别是得到了王文超副市长的亲切接见，都城是在洛阳；魏晋是玄学兴起的时期，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二程理学的兴起。 与韩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在2001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指南》中，中外交往史被列为重点项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洛阳本地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尚为数不多，迅速兴起，其中以北京、上海、发掘洛阳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弘扬河洛文化，仍然是在洛阳。洛阳的文化地位在历史上是惟一的，它曾经是那样的显赫，那样的富有尊严，那样的不可替代。 在古代时期，由中韩两国组织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达10次以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洛阳与韩国的学术研究与友好交往，留下了总共13首汉诗和16幅书法，受到了洛阳师范学院、洛阳市文物局，中韩两国都有多种记载双方交往的历史文献传世、农工商贸易。 2000年5月，韩国著名学者金忠烈先生在洛阳参观、访古、赋诗
一般看《京乡新闻》或《韩民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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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看什么韩语，要给我们中国人看的话，先翻译成汉语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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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海外儒学概览·欧美·德国
德国汉学研究因其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而导致的东方殖民活动的落后等原因而较意法等国为迟，但儒家思想仍对德国的启蒙运动产生过影响，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界的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弗都对儒家学说给予很高的赞誉。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对孔子的思想非常倾慕。虽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具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孔子及其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显示出相当强的影响力量，并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使孔子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西方各国对儒学的研究，其目的已转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德国也不例外。此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想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侵略活动服务，为此，冷落了一段时间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又逐渐趋于活跃，并将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极力进行调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安和安保罗的研究活动最为突出。花之安著的《自西徂东》，1884年在香港出版，1888年在上海重印。全书共分五卷：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花之安虽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某些人伦道德观念还是可以与“耶稣道理同条共贯”的，因而进行说教时他运用了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继花之安之后的安保罗也鼓吹将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但他贬低孔子而抬高耶稣。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传教士们也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除去传教，还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与奴化思想相结合，并因此开设儒学课程。此外，1899年到青岛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对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著作也进行了研究译述工作。卫氏曾于民国初年将《论语》、《孟子》等书译为德文，还曾将《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成德文。1961年其子还发表了他的遗译《孔子家语》。他在中国开办了“礼贤书院”，书院中除讲授德文外，还讲援儒家经典。1933年德文版的《研究与进步》上便载有他的遗作《儒教伦理学中忠信之概念》。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第二年回德，前后留华达二十五年之久。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国学院，创办汉学杂志。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设汉学讲座，卫礼贤出任教授。卫氏在对比了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之后，感到孔子思想较之西方思想有许多优越性，同时对创儒家学说的孔子也十分敬仰。他的儿子受父亲的影响也从事儒学研究工作。
除传教士之外，也有一些学术界人士对儒学也有很大的兴趣。霍古达与艾维耐从事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霍古达专注于经书成书之前儒学散篇文章之研究，著有《初期儒教残篇断简之研究》。史淘思译《诗经》为德文。福吾康把胡适的《说儒》译成德文。佛尔克著有近百万言的中国哲学史，并把王充的《论衡》译成德文。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和柴赫是二战前德国最为著名的四位汉学家。另外也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也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分析和介绍。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贯穿儒家思想的文学作品如《列女传》、《唐诗》、《宋诗》、《文选》等也都有德译本。因此，二战以前德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还是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实行法西斯统治，儒学的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研究机构和图书设备遭到破坏，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原藏有汉籍五万六千册单行本和六千册丛书，战争期间几乎被损无余。
1960年以后，德国的儒学研究因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有了显著的进展。象其他国家一样，联邦德国的汉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传统汉学中的历史与经籍，而扩大到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并且后者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对儒学的研究仍很重视。施唐格1964年翻译了《论语》、大学选读课中也有《孟子》、《荀子》的书目。在儒学研究方面，也时有论文发表，如里昂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史旦宁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儒学这的论文。联邦德国的学者对儒学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也很有兴趣，著文探讨儒学对像日本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汉堡的傅吾康和慕尼黑的黑尔贝特是联邦德国现代汉学的创始人，两人都是研究中国封建时期历史的。他的学生中慕尼黑学派的沃尔夫冈·鲍尔和汉堡学派的蒂列曼·格林比较出色。格林有《明代儒教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一书出版。此外，慕尼黑大学的金德曼1963年出版了《儒教、孙文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教到共产主义》，显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意向。在汉堡、慕尼黑和科隆还有中国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根据当前的实际任务而定，如1976年召开的第25届国际汉学家大会，联邦德国的学者就写了《儒法斗争：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阶段》的报告。民主德国汉学研究的传统中心是柏林和莱比锡，在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也都成立了汉学家的组织，儒学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72年苏黎世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伟人》一书便载有贝尔津所著之《孔子》。两德统一后，由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德国研究中国的领域、内容都有巨大的扩展，而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在论及德国的汉学研究状况时，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值得认真加以关注，他一般并不被人们视为汉学家，但他有关儒教的论述却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他的三卷本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在前者中，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发展，而在后者中，韦伯以前者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背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韦伯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学术出版物目录（专著、译著、编著、论文、译文、报刊文章、短文、辞典）2011年学术成果编著西方汉学十六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09-01论文1 学术的尊严与功用 2011-08-01 读书 CSSCI2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交往 2011-11-01 现代哲学 CSSCI3 波恩的两处名胜 2011-12-01 万象4 中国人的奥地利寻梦 2011-05-01 文景5 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2011-05-01 万象6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2011-03-01 世界汉学7 德国汉学的发展 2011-09-01 西方汉学十六讲8 Корейският пътепис на Ото Франке от 1899 година2011-01-01 korea-bulgaria policy forum 20109 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 2011-09-01 从这里走向世界10 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2010-12-1 文化杂志11 Nur wer glaubt, wird selig. Wekgerechtigkeit im Denken von Martin Luther und Huineng2011-09-30 China heute12 佉论观塔——晚晴学者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2011-07-01 文化杂志13 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2011-03-01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14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在顾彬教授荣休之际 2011-03-16 中华读书报15 记通商大城谷郎—李凤苞对德国科隆的一段描写 2011-03-02 中华读书报16 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 2011-11-23 中华读书报17 半生识曲听其真—从书信看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交往（上） 中华读书报18“汉学”与“国学”(下)—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8-03 中华读书报19“汉学”与“国学”(上)—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7-20 中华读书报2010译著大哲学家（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1-15论语Gespraec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06-15佛像解说（第二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10-15论文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 2010-02-10科隆所见——戴鸿慈笔下的科隆 寻根 2010-02-10在五湖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范式创造者的孔子——雅斯贝尔斯与孔子的互动 读书 2010-05-01描述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对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的几点认识 光明日报 2010-06-27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上） 读书 2010-07-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上） 万象 2010-07-0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下） 读书 2010-08-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中） 万象 2010-08-01多元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 2010-08-28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下） 万象 2010-09-01儒家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景 2010-09-10耳闻、目见、足践——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散论 文景 2010-10-10论福兰阁1899年的朝鲜旅行日记 当代韩国 2010-10-20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在山东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文化杂志志 2010-12钱锺书研究与中西文化借镜——莫芝宜佳、李雪涛对谈 中华读书报 2010-12-01《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读书 2010-12-01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世界汉学 2011-03-01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2011-03-01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 万象 2011-05-011988年论文关于敦煌本《坛经》惠能得法偈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论文集》1988年刊短文“佛陀”的古音构拟《读书》1988年11期1989年短文“书字”并非“度语”《读书》1989年7、8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读书》1989年9期“彦悰”非“彦琮”《读书》1989年12期1990年论文歌德与中国诗《联邦德国研究》1990年2期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地名知识》1990年3期鲁迅先生与佛教人士之交往考《内明》217期 （1990年4月号）僧人译名杂谈《内明》219期 （1990年6月号）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几个问题《内明》220期 （1990年7月号）佛经汉译的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内明》221期 （1990年8月号）许地山先生的佛教生涯《内明》222期 （1990年9月号）支那（Cīna）研究纵横谈《内明》223期 （1990年10月号）Lu Xun und die deutsche KulturChina heute, (Beijing) 序《圆觉经略疏》《内明》225期 （1990年12月号）短文由一个译本想到的…《读书》1990年4期1991年论文Zhongguo Fojiao - chinesischer BuddismusCHINA HEUTE Information über Religion und Christentumim chinesischen Raum (Sankt Augustin) , (53),1991歌德与中国小说《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1期“三言”与佛教《内明》226期 （1991年1月号）胡适之先生的佛学研究《内明》227期 （1991年2月号）房山石经在佛教研究上的价值举隅《内明》228期 （1991年3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学士论文）《南亚研究》1991年3期歌德与中国戏剧《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3期海塞及其小说《悉达多》《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4期胡适佛学论著编年《内明》229期 （1991年4月号）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 （附：“斯那”非中国之谓）《内明》231期 （1991年6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上）《内明》232期 （1991年7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下）《内明》233期 （1991年8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修订稿）《内明》235期 （1991年10月号）《三论玄义》初探（上）《内明》237期 （1991年12月号）短文“绘事后素”《读书》1991年6期佛陀与耶酥的人生观《读书》1991年7期善恶报应《读书》1991年12期1992年论文慈寿寺与永安塔《佛教文化》1992年1、2期《三论玄义》初探（下）《内明》238期 （1992年1月号）从《大乘玄论》看三论宗之佛性主张《内明》239期 （1992年2月号）《二谛义》识小《内明》241期 （1992年4月号）德国伟大的佛教学者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1868-1945）的生平与著作《内明》243期 （1992年6月号）赞宁译学主张释例《内明》246期 （1992年9月号）知堂与佛教《内明》247期 （1992年10月号）从存在哲学大师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看佛教《内明》248期 （1992年11月号）1993年译文佛陀（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53、255、258三期 （1993年4、6、9月号）辞典《佛教文化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撰稿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共1326页。ISBN 7－201－01185－5/G·5401994年论文关于“玄奘译言考辨”的两个问题《内明》263期 （1994年2月号）译文佛教的界说（译自Walter Brugger: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中的“Buddhismus”条）《内明》262期 （1994年1月号）龙树（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67、270、271三期 （1994年6、9、10月号）1995年译文龙树菩萨传今译 （译自鸠摩罗什：龙树菩萨传）《内明》281期 （1995年8月号）1996年论文卐字漫谈《内明》292期 （1996年7月号）评吴汝钧《佛教哲学大辞典》《内明》294期 （1996年9月号），后《法音》1997年8月号转载1999年辞典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与Christoph Kleine和Michael Pye合著。德国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9 年，共324 页，ISBN 3-89129-692-42001年译文“北齐佛教造像及其艺术典范” 收入：《佛陀归来》， 苏黎世2001年ISBN 3-907077-01-62003年译著《佛像解说》（译自Helmut Uhlig: Das Bild des Buddha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ISBN 7-80149-849-6/B·136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 Die Kaiserliche Sammlung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peh（《天子之宝——台湾故宫博物院德国展目录》）联邦德国艺术博物馆出版，波恩2003年论文《佛像解说》译后记《法音》2003年3期“二拍”与佛教《普门学报》第18期（2003年11月），第343-363页报刊文章“那一瞬间一切都静止了”《北京晚报》2003年11月13日“五色土副刊”2004年译著《大哲学家》（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00万字。ISBN 7-80190-436-2论文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上）《普门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下）《普门学报》第22期（2004年7月）Wie Migration Glaube und Gottesbild verändert – Das Beispiel des chinesischen BuddhismusHerman Weber (Hrsg.) Religionen auf Wanderschaft – Chancen und Probleme der interreligiösen Begegnung im Zeichen globaler Migration, Jahresakademie 29. April – 2. Mai 2004. Katholischer Akademischer Ausländer-Dienst ., Bonn 2004. .（移民是如何改变信仰和上帝的形象的——以中国佛教为中心的研究赫尔曼·韦伯[主编]《移民中的宗教——在全球移民朝背景之下的各宗教间相遇的机会与问题》）德国天主教国外学术服务中心KAAD，2004年4月29-5月2日年会，波恩，2004。ISBN: 3-926288-24-8。第121-128页。）译文幻想与幻灭之间——二十年来汉语学习实践经验谈《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1期，第45-49页。报刊文章“我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年代中的经历”（德文）《儿科医生转与杂志päd》第10卷（2004年），德国汉堡。2005年编著《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1月。ISBN 7-5347-4021-5/K·174论文《孽海花》德文版译者序《国际汉学》第12辑（2005年04月）进入大师们的世界《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图像与文字——汉字是以何种方式而成为象征符号的《国际汉学》第13辑（2005年11月）报刊文章与大哲学家们共同体验真实的生存《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5月27日）犹有后人怀旧德，几滴秋雨祭宗师《中华读书报》（2005年06月29日）卫礼贤——中国文化西传者《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福兰克——德国汉学大家《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沙皖——法国文学巨擘《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7月22日）略论佛典汉译的译场组织《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03日）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背后——由孔拉迪对林语堂的博士论《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03日）莱布尼茨的中国观《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08月12日）奥尔登堡老文理中学前的沉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08月17日）为了照亮这个时代的历史《社会科学报》（2005年09月01日）纳粹铁蹄下的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的余生——记第三帝国期间在海德堡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中华读书报》（2005年09月07日）莱布尼茨与他理想化的中国——读《中国近事》《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9月23日）痛定思痛——雅斯贝尔斯对纳粹极权时期罪责问题的反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写在顾彬教授60华诞之际《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07日）极权主义：极端的恶抑或平庸的恶《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5年12月23日）辞典《佛教文化百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2005年05月）2006年译著《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第一译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05月。论文一位传教士记载的王锡侯《字贯》案《寻根》（2006年04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历史回顾——从创立至今的汉学发展《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利玛窦对中国佛教的认识《国际汉学》第14辑（2006年05月）他乡夫子的飨宴《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德语区汉学历史的回顾与前瞻《世界汉学》第3期（2006年05月）天职宁容袖手观感——雅斯贝尔斯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博览群书》第6期（2006年06月）Von Leibniz ueber Hegel zu Jaspers: Paradigmenwechsel der China-Rezeption bei deutschen DenkernIn: Einheit in der Vielfalt（2006年10月）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观——评社科文献新书《大哲学家》《西方学术界新动向——寻求新人道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报刊文章黑格尔：平庸化中国形象《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1月20日）大曲若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2月17日）中国停滞论的汉学遗产《中华读书报》（2006年02月22日）叙拉古情节：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世纪之迷《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03月03日）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03月17日）重新理解德国汉学的艰辛与魅力《社会科学报》（2006年04月20日）留德学人在德国汉学中的地位——由《另一种西学》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心理分析大师眼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24日）以学术为志业《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07月18日）2007年编著《出使四国日记》 （2007年01月01日）《欧洲十一国游记》 （2007年01月01日）《新大陆游记》 （2007年01月01日）《西洋杂志》 （2007年04月01日）《漫游随录》（2007年04月01日）译著《21世纪的十诫——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校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07月。《世界宗教寻踪》（译者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04月。论文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02月）前汉学：十九世纪以前德国的传教士汉学《文化杂志》（2007年03月）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纳粹专制前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现代哲学》（2007年03月）德国汉学的滥觞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国际汉学》（2007年04月）论莱布尼茨、黑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的认识－－德国思想家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文化杂志》（2007年06月）从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谈起《人文丛刊（第二辑）》（2007年06月）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法板吗？《21世纪十诫》后记（2007年07月）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简介《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07月）Das Konfuzius-Institut Düsseldorf an der Heinrich-Heine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 - Gründung, Programm und Perspektiven （第二作者）《杜塞尔多夫大学年鉴》 Jahrbuch der HHU Duesseldorf（2007年12月）一位瑞士汉学家眼中的德国汉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访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冯鉄教授《国际汉学》（2007年12月）译文：欧洲近代初期的日本与中国观——对东亚陌生文化不同理解管道之比较《文化杂志》（2007年09月）论汉学及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文化杂志》（2007年12月）报刊文章清末学者赴欧看到了什么《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02月06日）斯人虽已没，后世有馀情－－写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去世之际《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2008年专著《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 （2008年06月）论文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02月）谈笑有鸿儒，交久道益新《文景》（2008年04月）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关于《华裔学志》的几点历史思考《寻根》（2008年04月）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互动之理论基础《人文丛刊（第3辑）》（2008年06月）心火灭已，身得清凉——追思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教授《文景》（2008年08月）雅斯贝尔斯对孔子思想的认识《中德文化对话》（2008年09月）“学者不仁，以孔子为刍狗”《文景》（2008年10月）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现代哲学》（2008年11月）事如芳草，人似浮云——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笔下的杨丙辰和杨宗翰《寻根》（2008年12月）试论隋唐以前对西域来华佛教僧侣的汉语教学《或问》（2008年12月）报刊文章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石板吗？《中华读书报》（2008年01月23日）李零的“真孔子”：不时，不遇，不得志《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09月23日）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08日）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对谈中国文学史《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1月11日）接续自己的文化传统《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2月19日）2009年专著《世界汉语教育史》（编者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编著Dein Bild in meinem Auge.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im 20. Jahrhundert（《我眼中的你——20世纪中国人眼中的德意志》 德文版），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09月论文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东ァズァ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2009年03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景》（2009年07月15日）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崇祯皇帝的末日、山海关之战以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文化杂志》（2009年08月15日）佛像之美《文景》（2009年09月10日）隋唐以前来华佛教认识的汉语学习小史《跨文化研究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雅利安人熊伟？——与熊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几个问题《文景》（2009年11月10日）报刊文章由“东海西海”说起《中华读书报》（2009年09月30日）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顾彬对谈）《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9年12月02日）2010年编著《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主编之一），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01月论文对谈《万象》（2010年02月01日）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1591─1666年）和基尔彻（，1601─1680年）。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1623年1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年），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年）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
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年）在1864年到达香港，1886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1873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1879年又出版了英文版。1884年和1885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年）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1892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
格鲁伯（Grube，1855─1908），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完成的。
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Groot，1854─1921年）。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1892年至1910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1903年至190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
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Franke，1863─1946年）。弗兰克在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1890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19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1900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1909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1910年和1915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1945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
弗兰克之后，福克（Forke，1867─1944年）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1903年至1923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1924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1939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1873─1930年）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Weber，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不过，马克斯．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
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1948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著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Erkes）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Franke），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1937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WernerEichhorn），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JosephThiel），以研究元史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Bauer），即鲍吾刚，著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Hans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于世。19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1979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1985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30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1984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Grube,《ReligionundKulturderChinesen》（1910） Groot,6vols,《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1892-19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