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对于散文翻译的研究现状如下。1、文学翻译学学科地位得以明显提升。2、文学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数量惊人，截止2022年12月5日每年发表各类论文成果万篇以上。
摘要:“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的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散文在翻译过程中，要求内容与风格并重。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散文时，灵活巧妙地运用翻译技巧，不仅译其形而且传其神。本文试图三个散文翻译的原则探讨张培基先生是如何在翻译散文中成功实现风格和韵味的移植的。 关键词：张培基；散文翻译；翻译原则 一、简介 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散文的概念也时有变化。广义的散文诗区别于韵文、骈文的，包含所有不押韵不排偶的散体文章。可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此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狭义的散文指除了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如今，现代意义的散文把除诗歌以外的文体都成为散文。 二、散文的特征 1、 散文的真 散文的真首先是在语言表达上，不假雕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全凭本色的真实和直接。它不像诗歌那样含蓄，不用讲究语言的韵律感、意象和象征等修辞手法，也不用像小说、戏剧一样讲究语言技巧。散文的真还体现在感情上，无论是抒情散文还是叙事散文，都有真情的渗入，蕴含动人的力量。有人曾说：“散文是最接近人类表达自己的一种形式。” 2、 散文的散 提起散文，总会想起一句话：“形散而神不散。”散文的散，从表层来看，主要体现在散文的选材范围无拘无束，表现的形式自由开放。在选材方面，一切都可以成为散文的写作内容；从形式上看，对于结构、韵律没有规范的要求，可以叙事、抒情、说理，一切放任自由。 3、 散文的美 认为普遍认为散文也可被称为“美文”。它的美主要体现在韵味和意境上。散文的语言质朴、平实、流畅、自然，但是一旦经过感情的渗透就可以在平淡中显现出品位。有这样一种比较：如果说诗歌是陌生化的语言，散文则是平民化的语言。（胡显耀、李力，2009:178） 三、散文翻译的原则 散文的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将散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文本。我们要再现原作的风格，就要识别原作的风格特征、领悟原作的精神风貌、行文气势和神韵等为基础。再现原散文的韵味不管局限在文字层面，还涉及原作所表现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在中文散文英译领域，影响最大的当属张培基了。他的译作涉及了现当代中国散文家几十人，并且对中英两种语言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善于抓住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注意忠实于原文却又不拘泥于原文，在传达意义和神韵上均能与原文保持一致，显示了其良好的英汉语言文学修养和精湛的译笔。 他的译文句子短小精炼、语言通俗易懂、语言逻辑清晰，并且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显得相当稳妥。他在翻译的时候大致用了一下三种原则： 1、 真实再现散文的意义 散文的核心在于传情达意，状物叙事和说理真切、直接，故而准确再现散文之意识散文翻译的前提。这要求译文在意义、形式、趣味、格调等方面力求与原文等质等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散文进行充分、细致的解读。对散文的解读不仅要落实到单个字词的意义、语音、拼写等微妙的细节上，也要设计对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比喻意义和象征意义，再到句子、语篇的主题意义等的理解。再现散文之意要兼顾散文的内容和形式。从语言层次上说，译文由微观到宏观，从字、词、句、篇到修辞、逻辑、文体、主题仔细把握，使用精确、恰当的词句来再现原意。从文化层次上说，译文必须结合原作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背景，准确地体现原作的意义。（胡显耀、李力，2009:182） 张先生充分掌握了英汉词汇的差异，翻译时他能根据根据上下文语境把握词语所代表的内涵意义，进而准确地做出相应转换。在翻译过程中，特别采用了增词、减词、变通等多种手段，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意和美感。例如： （1）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谈骨气》 There was quite a bit of luggage and bargain with the porter over the fee. 根据文章上下文，在这句话中的“小费” ，张先生把它翻译成“fee”而不是“tip”。因为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指给搬运工、侍者、出租车司机等的额外服务费用，而是指付给搬用工的搬用费，如此翻译体现了其翻译的准确性。 （2）一个人，哪怕他的脾气有如虎狼那么凶暴，我相信如果长住在海滨，一定会变得和羔羊一般驯服。———《海恋》 A person with a terrifying hot temper will become，I believe，as meek as a lamb after a long stay by the seashore. 这个句子中的“脾气有如虎狼那么凶暴”，如果直译为with a temperament as fierce as that of a tiger or wolf，会使读者认为这个人很凶残，那么就在翻译过程中错误的传达了作者的意思。将之意译成with a terrifying hot temper，则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总之，准确真实地再现散文之意是散文翻译的第一要务，但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散文的意义和形式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在把握原作意义的基础上，采用合适的译入语形式也是散文翻译的关键。 2、 恰当保存散文的形式 散文的选材自由，形式开放，但并不意味着散文就不注重形式。它只是不像诗歌讲究音韵格律，也不像小说虚构情节，采用特殊的叙事手段。散文的美除了体现在意境和情趣上，也体现在散文的形式上，包括散文的音韵节奏、遣词造句、修辞手段等。如果在翻译散文时忽略原作的形式，那必定会失去原作的美。散文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通过散文的词句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和风格。 （1）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匆匆》 If swallows go away, they will come back again. If willows wither, 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 If peach blossoms fade, they will flower again.
你好！恩，不知道你们外语专业的文献综述是不是跟我们中文的一样，根据个人理解文献综述可以是与翻译、散文翻译有关的研究，然后从中找出学者的研究重点与主要研究成果，以此找出尚未解决的尚待研究的点，引出你的研究方向。ps我也在写毕业论文，就不知道外语跟中文的差别在哪了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谢谢。
论文关键词： 散文；文体；界定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散文这一概念含混不清，时至今日，人们对其功能的认识依然扑朔迷离，一是无法将其与非文学散文区分，一是无法与小说、诗歌区分。要真正认识散文，必须在了解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从其基本功能和具体功能入手，重新审视、梳理和界定。
长期以来，散文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对散文概念的模糊认识，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文学的模糊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通行的、貌似简单的概念，重新审视、梳理，做出较为清晰的界定。
一、欧美对散文的界定
古希腊时代，人们把文字作品分为两大类：韵文与散文。韵文音韵优美，文采洋溢，常称为诗(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散文是无韵体散、缺乏上述特征的文字作品(历史、哲学、科学，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在《牛津英语辞典》中，散文(prose)意指区别于韵文的文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语中的“Prose”都是指：(1)散文、散文体，如Newspapers are written in prose(新闻是散文体)；(2)平凡，单调，无聊，如：escape from the prose of ex-istence(逃避平淡无奇的生活)；(3)乏味的话，无聊的议论，如：He delivered a long prose，(他发表了一篇冗长乏味的演讲)。散文明显地指平铺直叙、平凡单调，缺乏想象力的文体。古代欧洲人对这种枯燥乏味的文体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不少学者用韵文来撰写学术著作，最著名的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竟然是用六步句写成的万行长诗。威·佩·克尔分析这种现象时指出：“蒙昧的人对于去听任何不是用叙述的连续故事有自然的反感，沉闷乏味的一大堆诗体百科全书、带韵文的科学、历史和道德教科书，就足以证明人们是不愿意接受散文去做那种普通平凡的单调乏味的工作的。”尽管如此，古代西方仍然产生了一批不朽的散文作品，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著作，《圣经》基本上也是用散文写成的。当然，此处所指的散文，只是一种“散体文”，并非本文论述的文学散文。在西方，古人对散文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一种散体文的认识，并未区分散体文与文学散文。
文艺复兴时期，散文的一个分支开始进入文学领域，这就是小说，如薄迦丘《十日谈》、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等。当然，这也不是文学散文，而只是具有文学性的散体文。
法国人在文学散文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580年，蒙田出版《试笔》(又译为《随笔》)，突破了枯燥乏味的传统散文体式，开创了一种新型文学散文体式的最初尝试。其主要特征如下：不求哲学、史学等散体文的结构宏大、气象森严、逻辑缜密，舍弃抽象晦涩的论说和繁琐枯燥的推理，赋予文章以形象、智慧、理趣，行文生动活泼，轻松自然，情调亲切优美，诗意盎然。《试笔》成为一块里程碑，标志着一种新文体——文学散文在欧洲正式诞生。不久，《试笔》被译介到英国，立即在英国开花结果，培根《随笔集》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在蒙田、培根的影响下，文学散文风靡欧洲，孕育出了一大批文学散文名作。
不过，随笔仅为若干散文中的一种，又常常游离于学术论文的边缘，故西方文论中并未将它视为独立的文学文体，甚至对它是否属于文学也不置可否。西方将文学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似乎并无文学散文的明确位置，更无明确的文学散文定义。以《大英百科全书》2007年版为例，该书指出：“给非小说性散文下文学定义，是一项具有很大挑战性的任务”，“它的定义只能规定得很松弛，以它不是诗歌、小说、戏剧来表示”，并无明确的散文定义，只有“prose poem”(散文诗)：“短篇作品，可以具有抒情诗的各种特性，但形式上却是散文。”意大利出现过与文学有关的散文：“文学中的本土散文出现于13世纪，尽管拉丁语继续用于神学、哲学、法律和科学的写作”，“意大利语艺术散文风格的创始人波洛尼亚修辞教授吉多·费伯使用从拉丁文改编来的例子作为课堂例证。吉多·费伯最出名的追随者吉奥特恩，阿利罗，倾向于采用充满修辞格的华丽风格。和奥特恩风格迥然不同的是里斯托罗，阿利罗笔下清晰明了的科学散文《论世界的构成》(1282年)和朴实叙事风格的故事集《百篇老故事》(写于13世纪末，1525年出版)。13世纪散文的杰作是丹蒂的VitanHova。虽然没有完全自如地使用本土散文，丹蒂把简朴的文风融入极度的精致和诗体文中。这种诗歌的力量源于超越某些关键词语的神秘的深度。”可见欧美并未在文学散文上做出明确界定。
二、中国对散文的界定
中国古人最早运用“散文”这一概念，是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用周益公的话：“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不同。”这是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即散体文。清人罗惇融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散体文的发展变化历程：“文之既起，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淳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于东汉，骈散角逐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文终胜于骈，明末迄于国朝，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孔广森《答朱沧湄》也说：“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阔，一与散文同。”可见，中国古代凡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一概可称为“散文”，并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体文的区别，虽然也有了“散文”这一概念，却并非今天的文学散文。
“五四”前后，人们开始从功能角度重新界定散文。1921年，周作人以“美文”概念第一次清晰地界定和确立了文学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的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类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在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样的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
作为卓有成就的散文家，朱自清从文体和功能两方面给散文下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按诗与散文的分法，新文学里小说、戏剧(除掉少数诗剧和少数剧中的韵文外)、‘散文’，都是散文。——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这里得说明那引号里的散文。那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散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这散文所包甚狭，从‘抒情文’、‘小品文’两个名称就可知道。小品文对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义，但现在却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等意味，所以有‘小摆设’之目。近年来这种文体一时风行。我们普通说散文，其实只指的这个，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
其后，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进一步界定了文学散文的四大特征：
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之扩大。从前散文被局限于尊君、卫道、孝亲，现代的散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可不谈。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书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辫花上说人情。
最后要说明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
1930年代，中国文坛上习惯于将散文称作小品文，并将源流推及古典与西方。周作人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的。”胡梦华称小品文是“散文中的散文”，主要特点是作者的人格融入其中：“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和那些非个人的、客观的批评文、议论文、叙事文、写景文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个人主观散漫地、琐碎地、随便地写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又从表面看来虽然平常，精细的观察一下，却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并有似是而非的反语，是非而是的逆论，还有冷嘲热讽，机锋和警句，而最足以动人的要算热情和诙谐了。”当时，围绕着小品文的功能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林语堂提出，小品文应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鲁迅则针锋相对，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此后，学术界、创作界在散文的界定问题上都几乎没有新的进展。
三、对散文的再界定
考察了散文概念与特征的发展历史，再界定散文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散文的文体功能性特征
时至今日，人们认识到，散文主要是作为文学概念来使用，文学散文的功能是审美而非实用的，这是散文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那么，要廓清文学散文概念的主要工作，首先应当从功能人手，而非从语言文字的排列形式和音韵节奏等人手。
如果将散体文的功能分为实用性与审美性两类，那么，古代那些浩如烟海的散体文如哲学、历史、科学以及学术著作则属前者，而抒发个人情感、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山水游记、私人书信、杂言随感则属后者。文学散文的功能是传达感情，感染读者，体现审美价值；非文学散体文的功能是传播知识、弘扬真理以及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事务。
当然，也应注意到，有一批散体文精品，产生在尚无文学散文的古代，其中多半是实用的散体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基本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初始的实用功能淡化乃至消失，文学审美功能凸显并逐步成为主要功能，这样，它们失去了实用文体的基本特征，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散文。如晋代李密的《陈情表》，本为奏章，是公文写作中的请示报告，有极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实用性，而在今天读来，其情真意切、婉曲动人的审美特点，实属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
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文学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情感性和审美性。
(二)散文的'文体兼容性及其尺度
界定文学散文还要从表现特征来考察，同具情感性和审美性的文学作品还有小说、诗歌、戏剧剧本等，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
先看小说。从语体看，小说与散文颇为接近。但小说的审美功能是通过虚构的人物、情节、场景来实现。尽管虚构，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进入、旁观、参与而又十分安全的虚幻空间，将人物及其生活遭遇、内心历程作为基本和主要的描写对象。散文则不然。第一，散文的基本写作手段是写实的：真人、真事、真景物、真情感。第二，散文不以人物、情节、场景为必备要素。第三，散文可以向读者展示虚幻的图画，但却并不像小说那样向读者提供虚幻的生活空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区别有多大，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就有多大。
再看诗歌，表面上看，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在形式上即已简单明了，但事实上，散文的语体比诗歌散漫、灵活、自由，不像诗歌那样注重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典型的散文没有格律，比诗歌更接近日常生活语言。诗歌与散文都讲究意境，但二者在营造意境上有所不同：诗歌营造意境的主要秘密是为读者安排若干心理空白，让读者的思维在这一块块信息“飞地”中自由驰骋；散文营造意境的方式则是通过展示外物完整真实的印象，诱发读者的生活经验，使读者对该外物的体验和认知泛化为对外物之外的体验和认知。试以某大学作家讲习班专业教师为学员布置的散文作业为例说明，韦应物《滁州西涧》中有这样两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学员依教师的要求将其改写成“散文”：
傍晚，春雨如注，春潮拍岸，荒野的渡口阒无人迹，只有一条小船孤零零地被江水冲荡着横在岸边。
教师指出，此段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散文，它只是将诗句散化，仍是原诗的“翻译”。学员再次将其改写：
到了傍晚时分，春雨下得更紧了，在沙沙的雨声中，隐隐听得到江水涨潮的声音，空气里充满了雨水、江水和荒野特有的泥土、草根、树叶混合的气味。再往前，就是渡口。江水在上涨，岸边水浅的地方，绿绿的野草从水中探出头来，疲惫地挣扎着。迷蒙的雨幕加厚了暮色，对岸的山和江岸线变得遥远、虚幻，若隐若现。一条小船就像一片掉到水中的树叶，横在岸边，随着江水动荡起伏……
此段并非佳作，但却展示了前景、背景和细节，是真正的散文。与原诗相比，它主要不是语体不同，而是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情境，传达了更加丰富的信息，缩短了读者与规定情境之间的心理距离，与诗歌已有了本质区别，
相对来说，散文与剧本在形式特征和功能特征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这里不予展开。
由此可知，通过对即文学散文与其他文学形式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考察，可以看到文学散文的文体特征。但问题是，在把握“散文文体兼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中的区别尺度。散文既然已经是文学家族中的一员，它与小说、诗歌等就必然具有共同的血缘和遗传基因——审美和怡情功能，拥有共同的表达符号——形象、生动、感人的语言，拥有共同的表达手段——形象化的描写和浓烈的抒情气氛，拥有共同的修辞方法——比喻、拟人、夸张、象征……它们常常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移植和交配。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总体功能的区别，而是具体功能的区别；不是精神形象的区别，而是具体表现形式的区别，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文学品类的区别。
(三)本文的散文观
综上所述，本文对散文的认识是：
其一，散文是一种与韵文相对的文学形式，无需像诗歌那样句式整齐、音韵优美，无需押韵。
其二，散文有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之分，非文学散文指与文学无关的散体文：论述文、应用文、哲学、历史、科学以及其他学术著作等；文学散文(本文简称散文)是与诗歌、小说、剧本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情感性和审美性来表现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感情和理趣。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是，散文取材随意，体制灵活，它通常不以虚构为基本或主要手段，而是常用真实的人、事、物、景为创作对象，从中发掘或注人情、理、趣、韵，构筑优美的意境，注重表现性灵、意气、智慧、情感之美。
其三，散文是一个动态文体，对文学散文的深入理解，我们既不能囿于散文字面上的意义，更要注意这一文学形式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1920年代的“美文”，1930年代的“小品文”，1990年代的“文化散文”，21世纪的“博客散文”，都是散文动态性表征的明显例子。散文家族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之中。
文学大师作品（其中包括英美文学）音乐作品（包括歌剧 戏剧）影视作品（包括电视剧 电影）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论文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日益密切。企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献。作为一种非文学翻译，科技翻译逐渐成为很多翻译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科学家钱三强先生也曾提出:“科技英语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代英语的一个专门的新领域。”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一些合资或外资公司甚至专门设有技术翻译(Technical Translation)的职位，可见科技翻译正在逐步占据着翻译市场。
二、功能对等理论与科技翻译的特点
从1953年里乌(. Rieu) 首次提出“对等”概念。到1965年，卡特福德(Catford)提出 “篇章对等”概念。即翻译的目的就在于在所有潜在的对等译语中寻找与原语最匹配的对等语。原语和译语只要在所涉情景中可以互换,就可以视为翻译对等。“对等”一直都作为一种重要理念存在于西方现代翻译界。对于翻译对等概念做出较为全面论述的是奈达(Eugene Nida)，他认为所谓译文与原文的对等，主要指的是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是修辞和语言风格上的对等。
无论是汽车英语还是机械英语，都具备着科技英语的普遍特点，即选词和翻译都需要极其准确和严密。科技英语的语言特点非常明显，英语科技文献中多充斥着大量的术语。句式多为长句，无主句或被动语态
因而，科技翻译的难点在于原文巨大的信息量，译者专业知识的限制以及一些专有名词的处理。“英汉两种语言的行文结构、行文习惯完全+—样。英文是形合结构(hypotaxis),汉语则是意合结构(parataxis),两者在句法层面上往往很难兼容。”(何刚强)要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对等，不仅要在句式和词汇上做必要的调整，一些必要的增删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都是在科技翻译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三、增词与减词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往往会反映在语言上。例如,有很多概念或事物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无需解释，但对外国人来讲就有必要加以说明。更重要的原因是，如同傅雷先生曾经说过，汉民族与西方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科技翻译中，运用增词和减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两种语言的差异。由于英文是形合结构，而汉语则是意合结构，翻译时需要补足一些词,或是删去一些词，才能更好的理解原文的意思。在增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对等。例如，
⑴ 原文: For successful customer negotiations
译文: 与客户进行价格谈判
⑵ 原文: Independent
译文: 独立性
例一中的 for successful 是修饰性词语，这在汉语的技术文献中是不必要的，所以译文中删减掉了这一意思而添加了“价格”一词，以实现译文的完整。例二的译文在独立后面加了“性”，用以使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实现表意上的对等。
四、专业术语的处理
专业术语是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另一个难点。专业术语指的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一些惯例性统一固定的词汇。有一些专业术语在国际上是通用的，即其译文是固定统一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能任意翻译。如：在科技领域中的“panel”通常表示“仪表板”的意思，而该词在法律领域则表示“陪审员”。又如同为机械领域， “Plant”在某些公司指下设工厂，而在另一些公司却指车间，所指范畴有大小的差异。要清楚文中专业词汇所属的学科领域以及在特定语境下的特殊含义，才能实现译文与原文在表意功能上的对等。
小型术语库的建立和平行文本的`使用，是实现专业术语翻译功能对等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根据原语言文本的来源，在同一领域搜集相关或相似的平行文本，建立小型术语库或进行平行文本的比对，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原文与译文的偏差，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
五、结语
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这样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反映在科技英语的翻译中。在严谨的科技文献中，如何在不影响原文的严谨性的前提下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对于译者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译者应遵循奈达与纽马克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了解隐藏在科技文本中的文化差异，并设法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使译入语与原语的主要信息和功能对等，消除文化差异，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译文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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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视角下进行的，而任何视角的选择都是围绕所认定的中心问题进行的。个人觉得往小了说没有特别的不同。“作用”、“影响”、“意义” 有共通之处,更有区别,提问者是个认真细致之人,没准能写出有影响的论文,并且论文的发表对其他人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多写论文对自己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好处——这里的好处是指好的作用、好的影响和正面的意义.
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国内外研究现状，即文献综述，要以查阅文献为前提，所查阅的文献应与研究问题相关，但又不能过于局限。与问题无关则流散无穷；过于局限又违背了学科交叉、渗透原则，使视野狭隘，思维窒息。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要摒弃偏见，不引用与导师及本人观点相悖的观点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扩展资料：毕业论文的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设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
在写论文的研究意义的时候作者要根据自己的选题来写，如下：
1、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
2、前人有研究过，或者阐述过但阐述论证的不全面和有不足的地方，作者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
总之就是，所写论文研究的意义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的新意。次也要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是用什么理论证明此观点的，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
而且在做文献综述和国内外研究水平的评价等也要有详实的根据，这样才能衬托出作者的选题的意义所在。
当然，研究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所以要从现实的方面去进行论述，要写的具体点。这里，作者可以了解一下数学教学论文研究有什么意义。
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2、通过分析本地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论文作用
所谓撰写教育科研论文，就是在调查研究或实验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论证的深化认识过程，把研究成果文字化，形成论文或报告。
撰写教育科研论文是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在于：
⑴、显示研究的水平与价值
⑵、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水平
撰写科研论文，不仅是反映科研成果的问题，而且也是个深化科研成果和发展科研成果的问题，在撰写科研论文过程中，对实验研究过程所取得的大量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使研究活动得到深化，使人们的认识得到深化。
⑶、推广经验，交流认识
教育科研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精心探索而获得的直接经验不仅对直接参加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而且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和发展都是十分宝贵的。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全部思维内容起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加以扩展，以至把它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公式完全推翻了。
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564页）可见，为了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人们交流认识，承接认识成果，必须搞好论文撰写。
⑷、推动教育科研活动自身不断完善
教育科研活动是个探索未知领域的活动，并无既定模式和途径可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教育科研活动均属创造性活动。为了保证教育科研活动越发卓有成效，为了给进一步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提供可靠依据，在每一科研活动终端都撰写报告或论文是十分必要的。
如下：
第一、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重点在于表示明白论文选题的对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或者对实践具有哪些帮助和指导。
第二、在相关的选题相关领域进行搜索，明确当下该选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还有哪些部分是需要去修改和补充的。对选题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第三、进入实战的部分，简单讲述一下该课题的起源和发展情况，接着阐明选题需要重点去解决哪些问题，也就是讨论的范围。
第四、最后对你的选题进行价值性评估，说明这篇论文对理论产生哪些实质的推动作用，有什么指导的意义。
课题研究意义写作技巧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说明问题是如何发现的，即该研究的研究背景是什么，是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一般可以从有关国家政策及国内外关注的问题出发来提出研究问题。
其次，要说明该选题在理论上的创新性，主要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指出自己选题与各个主流观点的研究前提的差异性，从而突出自己选题在理论上的创新性。
最后，研究此项课题的现实意义，这需要对所研究问题的实际用处有所了解。
目的是重在阐述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要论述出什么东西。意义是重在表明论文选题对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或对实践具有哪些帮助和指导。
选题的创新性，可以指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也可以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或者应用领域的创新。往小处说，自己的研究至少应该有一处是区别于以往研究的。
选题注意事项
大小适中是课题研究的原则，同样是选题的原则。选题太大或太小，都是有问题的。其中，选题太大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也有的课题太小，比如"学生正确握笔姿势的研究"，这样的题目太细小，作为一般的日常研究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就显得小了。选题太大，无从下手;选题太小，研究意义不大。因此，选题要尽量做到大小适中。
pres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 on...)at present 一般用于学术论文发表
翻译方向的英语毕业论文可以探讨某种理论在英语翻译中运用。(选题越具体越好)但是要注意几个问题:1．该理论不能太老套、要能体现你的新意2．举例最好从名家翻译中选取、较为典型3．你可以从该理论本身着手：先论述该理论的提出与发展现状；然后重点探讨其于翻译的渊源；最后作一个总结。(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英美文学的英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下面，我为大家分享英美文学的英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一)课题研究来源
在考研过程中遇到类型相关的题目，本人很感兴趣，于是确定选择该题。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
本文通过对《呼啸山庄》中象征主义，来叙述《呼啸山庄》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
(三)课题研究的意义
艾米莉·勃朗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着名小说家和作家，是著名的勃朗特姐妹之一， 也是三姐妹中最具天赋的一个。她一生只写了一部小说《呼啸山庄》，但是这部伟大的作品却使她扬名于世。通过《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通过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族，三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充分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文明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怎样反映了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的偏爱。小说中自然和文明冲突不断，艾米莉·勃朗特在小说中多次运用对比和象征来表现此冲突，例如，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冲突，凯瑟琳两种不同的爱情观的冲突。这种冲突正是基于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异于常人的热爱和当时现代文明盛行的背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姐妹从小生活在荒原上，自然在她们心中是神圣之物，这点很像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观点。并且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沃兹沃斯和柯律利治等着名诗人影响，自然，情感和哥特式元素在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艾米莉·勃朗特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人们以自然之情为基础的生活受到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艾米莉·勃朗特看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罪恶，内心更加执着于对自然的喜爱。 因此，要想真正读懂这部伟大的着作，就必须要了解小说中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和文明的观点。只有了解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和文明的态度，才能真正明白在这爱恨情仇下有着更深刻的寓意-人类生活应该顺应自然和本性。通过《呼啸山庄》中自然和文明的从图矛盾，由此来叙述《呼啸山庄》中回归自然的观点。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陈茂林从艾米莉·勃朗特所受的自然的影响来分析，他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呼啸山庄>的生态批评》认为《呼啸山庄》是一部自然颂歌。小说中自然有着独特的作用，它使人精神放松，包容所有人，它似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分享着人的痛苦和换了。作品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深深热爱，同时也反映了自然和文明的冲突和矛盾。 叶利荣则在其《追寻自我的历程--<呼啸山庄>主题探析》一文中提出：艾米莉·勃朗特在小说中塑造的两个富于激情和叛逆的人物形象--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展示了他们在迷失之后寻找自我回归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处于自我冲突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充满抗争的一生是生命个体追寻自我历程的真实写照。
2. 王宏洁则在《自然与文明的冲击》中认为，自然和文明的冲突矛盾也就是《呼啸山庄》中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自然，要求人们生活需要顺从内心情感和自然本性，得到自然错给予的舒适和自得。而文明，则是不同于自然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生活遵从道德和理智。文明由此带来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以及追逐自身利益的人类，因此纯净自然之人被文明所污染。而自然不会随着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消失，自然会一直存在。所以自文明诞生开始，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就不断。
(二) 国外研究现状
1.英国着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 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2.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Arnold Kettle)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三、 课题研究内容及创新
(一)课题研究内容
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多次运用象征主义，例如，呼啸山庄和西斯科拉里夫与儿时的凯瑟琳代表自然，他们崇尚自由，顺应自然和暴风雨似的生活原则而与呼啸山庄对立存在的画眉山庄以及林顿家庭则代表文明，他们彬彬有礼，服从一切社会原则。自然和文明表面风平浪静一直到西斯克里夫和凯瑟琳偶然闯进画眉山庄，于是冲突不断。凯瑟琳的自然之情开始受到文明的真正挑战，她开始背叛自己的内心情感，越来越像淑女，最终她舍弃对西斯克里夫的真爱嫁给埃德加·林顿，表面上文明占取了绝对优势。但是婚后的凯瑟琳被内心的自然之情折磨致死。而西斯克里夫也因为凯瑟琳的背叛自然性扭曲到极端，他变成了复仇的恶魔。文明的侵犯使人性扭曲，约束人的真实自然之情，造成了悲剧。尽管文明带来了进步，但是文明却扼杀了人性。最终，艾米莉·勃朗特让西斯克里夫在死前打开阻碍之窗-文明，让两人的游魂在荒野间游荡。种种表明艾米莉·勃朗特对两人爱情的.同情以及要求人顺应人性，重返自然的思想。 本选题拟从三个部分加以阐述：
1. 自然和文明的定义
2. 自然和文明的较量： a.自然和文明的象征：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西斯克里夫和林顿及其哈的顿 b.自然和文明的斗争：凯瑟琳的爱情选择和西斯克里夫的疯狂报复导致人性的扭曲
3. 结论 人应该顺从自然，归顺自然。文明的侵犯使人性扭曲以及给人带来毁灭性的灾害。
(二)课题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通过对《呼啸山庄》中象征主义的运用，来解析自然和文明的冲突。艾米莉·勃朗特不仅塑造两个截然不同的庄园，分别代表自然和文明，还赋予住在两个山庄中类似他们山庄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比以及他们交织时所产生的矛盾分歧来说明自认和文明之间的对抗。
四、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选题拟采用多种研究手法，然后再结合定性分析研究法、综合查找法、归纳法、翻译法、文献综述法、文献检索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加以详述。主要包括： 1、定性分析法：根据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出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分析方法。 2、归纳法：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3、文献法：即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 4、文献综述法： 即针对某个研究主题，对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所负载的知识信息进行归纳鉴别，清理与分析，并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状况，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叙述，评论，建构与阐述。其中，确定一个研究主题，收集整理专题文献，阅读与挖掘文献内容，清理与记述专题研究状况，建构与阐明专题研究发展趋势。
五、 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一)研究计划
4月15日-4月18日：指定论文指导教师，学生选定题目; 4月19日-4月25日：完成任务书部分和开题报告; 4月26日-5月12日：完成论文第一稿; 5月13日-5月22日：完成并上交论文第二稿; 5月23日-5月31日完成论文三稿(5月31日上午11点之前上交，以便答辩老师阅读)，指导教师分组阅读论文，师生做好答辩准备; 6月1日-6月9日：论文答辩(答辩后，学生对教师提出的意见要及时修改，以便装订论文终稿)。 6月10日-6月12日：二次答辩及论文装订、成绩评定。
(二)预期成果
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进度提交一份具有一定的理论或应用价值的，字数在5000英文 单词左右、英美文学方向的的学术论文。
六、 参考文献：
[1] Bronte Emily. Wuthering Heights [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Cecil, Victorian Novelists: Essays in Revaluation. . 1934
[3]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着，方平译。呼啸山庄[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4]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着，宋兆霖译。勃朗特两姐妹全集[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5] 陈茂林。 --回归自然 返璞归真《呼啸山庄》的生态批评 [J]. 外语教学。 2007(01)：69-73
[6] 栗华。 “野孩子”的爱与恨--对《呼啸山庄》意象和主题的一种阐释[J]. 北方论丛。 2001(6)：80-83
[7] 裴双。 --人类应有的前行姿态论《呼啸山庄》对野性与文明的取舍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4)：80-85
[8] 邵旭东。 何以写出《呼啸山庄》?--也谈艾米丽·勃朗特创作源泉问题[J]. 外国文学研究。1996(04)：77-81
七、指导教师评语：
英美文学作品是英语语言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良好的英语语言水平离不开英美文学作品阅读的训练。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英美文学的论文5000字左右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英美文学中浪漫主义情怀的比较
一、英美文学浪漫情怀的相同之处
(一)文学作品的时间及其历史背景
“Romanticim”(浪漫主义)这一形式的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英国。(frequently shared certai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moral enthusiasm，faith in the value of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ve perception，and a presumption that the natural world was a source of goodness and man’s societies a source of corruption.)浪漫主义之间大部分是相通的，都注重道德，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直觉感受，并且认为自然是美的源头，人类社会是腐败之源。随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有所发展和创新。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而同一时期的作品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时间上来说，这次浪漫主义在英美两国都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与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是发生于动荡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表达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渴望革命和对新生活的追求。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经受了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大革命，而美国是“西部扩张”，然后浪漫主义的文学代表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二)浪漫主义情怀的定义与主题
从某种程度上看，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该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是开山鼻祖，而美国等其他国家则是在其基础上取其精华，再根据本国的社会现状以及基本国情做出相应的创新发展，以激起国民对于革命的爆发和对新生活的追求。所以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很容易看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子。英国木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以及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司各特的对以往时代的缅怀，都充分表露出浪漫主义的主色调就是反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肮脏以及统治者的不满，而追求大自然、追求正义讲究实际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与此同时，看看美国的作家：欧文(Irving)、库柏(Cooper)、坡(POE)、布雷思特(Bryant)，则反对传统的 文化 思想，反对旧的封建殖民主义的思想，追求浪漫主义情怀，在这点上看来，英美文学在浪漫主义的情怀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浪漫主义情怀相同的特色
对美国的文学做深入的了解，就会很容易发现，英国的文学对于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很多美国作家跟英国作家都处于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以有着很多相似的优秀文化传统道德。毋庸置疑，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起源于新英格兰的(transcendentalism)超验主义，表露的是不讲逻辑，不讲系统，只强调超越理性的感受，超越法律和世俗束缚的个人表达;呼吁文化复兴，反对美国社会的拜金主义;相信精神上的超越，相信无所不能的善的力量，强调善为万物之源。这个超验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是爱默生(Emeroson)的人性本善(believed that man was a part of absolute good)和梭罗(Thoreau)的自然才是神圣的“洁白无瑕”(beheld divinity in the “unspotted innocence” of nature)。他们的代表作对美国文学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超验主义认为，“人类具有本能了解式认识真理的能力，能够获取知识。”这一时期的美国代表作品如库柏的《皮袜子的 故事 》(?Leather stocking tales?)。马克·吐温的《哈里贝里·芬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等说明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露了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对于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严重的抵触，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革命的渴望之情，其中就有英国文学的影子。爱默生曾说过，“只有人的心灵的尊严才是最神圣的。”这一点在美国文学中也有所体现。
二、英美文学浪漫情怀的不同之处
英国的浪漫情怀起源于诗歌。英国诗人彭斯和布莱克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后来诗歌中的浪漫主义逐渐融入文学作品中。美国的文学史上浪漫情怀最重要的阶段就是18世纪末到南北战争爆发。而且美国的浪漫情怀受国外影响甚大，虽然英美文化传统在很多方面都一样，因而文学中的浪漫情怀也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国家背景、社会发展现状和地域差异等各种因素导致英美文学中的浪漫情怀的不同点多于相似点。
(一)出现的时间、历史背景不同
英国浪漫情怀起源于1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诗人对当时社会工业革命的真实反映。作者所抒发的浪漫情感与社会紧密相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世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英国转变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农业时代被工业时代所取代，机器高速生产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成为世界生产领域的龙头老大。与此同时，产品也面临各国的需求，由于英国本土能源有限，所以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短缺状况。社会最底层而且人口数量最大的工人们开始了大面积的能源开采以满足生产需要。工人们的辛苦劳动与获得的价值不成正比。统治者不顾人民群众的需要，把剥削压榨工人们而来的资本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殖民扩张，在国外开拓无境的领地，在国内，政府用严酷的刑法对付人民群众，最后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日趋高涨，最终导致了宪章运动和议会的改革。浪漫诗人们对这样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感受，形之于诗，因而表现出空前尖锐的浪漫主义情怀诞生了。
美国的浪漫主义情怀起源于18世纪末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英、美两国许多传统相似，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深刻影响。但由于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美国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动乱，地方运动此起彼伏，所以这一时期兴起了写美国本土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又强调自然对人的作用。人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人必须充分相信和依靠自己，具有多样化特点的美国浪漫情怀诞生了。 (二)英美浪漫情怀的流派不同
英国的浪漫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以赞美美丽自然风景为主，具有田园气息的消极“湖畔派”，与之对应的是充满时代气息和对现实社会不满想要破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希望革命带来和平新生活的积极浪漫主义。不同流派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消极的浪漫情怀充满对社会的各种失望，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幻想创造了一种太平天国中理想的太平社会，他们逃避现实。积极的浪漫主义则是面对现实社会有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社会上存在着很多的不公平和黑暗，但是仍然能够以“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乐观主义态度面对人生的挫折以及社会和家庭赋予自己的压力。
相对于英国的两个流派而言，美国的浪漫主义情怀更多的是强调对人物性格特征的表达，超验主义中这样说道：人是神圣的，必须强调人真实的感受，超自然的心态。每个人必须充分依靠自己和相信自己，这样人类才能够团结在一起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事业而奋斗。
(三)英美浪漫情怀的定义和主题不同
英国的浪漫情怀主要指的是反对现实，追求浪漫，这是当时英国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因为现实过于悲催，所以更多的浪漫主义诗人寄情于虚幻的情感和自己创造的不真实世界中，以此来获得心灵上的最大安慰。这也必然决定了英国浪漫情怀的主题是充满忧郁和苦难的。而美国浪漫主义情怀则是反对传统，强调人的作用。很多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表现出了极为敏感的人性特征。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赞扬个人和普通人，这几乎成了美国这一时期的文学信仰。美国浪漫情怀既有对英国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的继承，又添加了许多新的元素。它的主题表达的是美国人民乐观的情感和对社会发展相对满意的心态。
(四)英美浪漫情怀的特点不同
英国浪漫主义所创造的是一种自然、想象的环境，反对古典主义，多以抒情为主，托物言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而且还强调音乐美，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忘记烦恼与痛苦，并且还夹杂着不少哥特式的成分。而美国的浪漫主义情怀则是派生的，具有派教主义的特点，反对道德上的约束，大力提倡通过教义使人思想开放，信仰加尔文教。
(五)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内容的不同之处
美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如：美国第一位浪漫主义 散文 文体作家(Washington Irving)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Sketch Book?(《见闻札记》)，它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和美国第一部伟大的青少年文学读物，重振了没落的哥特式浪漫主义小说，随后他在此基础上把心理学的一些知识融入了这种体裁，还有?Legends of the Conquest of Spain?(《西班牙征服记》)。此外，另一代表人物就是(James Fenimore Cooper)詹姆?斯·芬?尼?莫·库?珀开创了两种流传极广的小说体裁，边疆传奇小说和海上传奇小说。“?Leatherstocking Tales?”(《皮袜子故事集》)包括?The Deerslayer?(《杀鹿者》)、?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Pathfinder?(《探路人》)、?The Pioneers?(《拓荒者》)、?The Prairie?(《大草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接近史诗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流露出强烈的自然感情，反对这个黑暗的社会，讨厌现实社会的制度和对统治者的不满，渴望回归自然。然而英国的代表人物有雪莱，雪莱诗歌的特色是充满对反动统治和黑暗社会的揭露与反抗、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空灵飘逸，激情乐观，没有阴郁色彩;采用象征手法，用浪漫主义的幻想来描绘理想世界。还有华兹华斯(1770—1850)，他是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位大诗人，也是欧洲的大诗人。因为他喜欢歌颂自然美，被誉为“自然诗人”。他认为大自然有一种使人提高精神境界与道德价值的力量，所以他把自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歌颂。让自然陶冶自己并激发灵感，自然是取之不尽的素材来源。代表作《丁登寺》表达了他对自然的感情。
[参考文献]
[1] 毛娟.“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D].四川大学，2007.
[2] 李顺春.论尤金·奥尼尔《琼斯皇》的表现主义手?法[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03).
[3] 《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员：聊城大学石兴泽，杨春忠.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处境尴尬[N].社会科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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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显示有兴趣在通过语言的方法翻译研究。与1949年和1989年，一个不完整的调查，作者发现，有大约只有30教科书通道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和翻译，包括方面的普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和机器翻译。从1990年至1994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增加了通道，看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几乎160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五年关心的翻译和普通语言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字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的条款，如话语分析，诠释学，动态等值，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背景，主题和述位，合作的原则，更遑论只是一个数，出现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趋势，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些年。 今天，我们在点质疑语言学是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近年来，一些学者，谁是在赞成的免费翻译，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公众，并呼吁结束了语言的方法翻译。一些坚信，翻译是一种艺术和语言学，因此，既不是有用的，亦无帮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看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科学的翻译那里的意思是僵化和限制，自由度是有限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赞赏。 但是，即使是在文学翻译，语言学，是难以负担。王宗炎指出， «如果一看到语言学作为一个机构的规则，规范的语言，翻译，最可能会哈欠与无聊。如果它标志使用的字和locutions以适合的场合，是没有任何停止译员从概括性的语言学» （王1991年： 38 ） 。争议«字面»银两«免费»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一边一国。举例来说，古代西方学者一样，伊拉斯谟，奥古斯丁，和其他人赞成，直译。其中中国早期翻译，鸠摩罗什是被视为免费的学校，而轩zuang似乎字面和灵活性。在当代中国，严复主张诠释学的翻译，而鲁迅的首选一拙劣的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但不精确。有没有错，在上述任何立场。当这些译员强调，免费翻译，他们从不否认的可能性直译，反之亦然。问题只出现时，讨论，轮流相当于翻译。 问题的等价性已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一个等价语文元素，独立设置他们在其中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假设，一些«字面»翻译试图分解一个文本到单一元素，希望找到等值在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jakobson （ 1971年： 262 ）指出， «等价在不同的是枢机主教的问题，语言和关键的关注语言学。 » ，他并不是指«等价» ，但«在等价的不同之处»为枢机主教的问题。奈达也误解了很多，他的概念«等价， »他走上表示«翻译组成，在复制，在受体的语言最接近自然相当于源语言讯息，首先是在条款的含义和在第二条款作风» （ 1969年： 12 ）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绝不可能» （ 1984年： 14 ） 。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认为，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免费或直译的方法是不确定的：一不适当«字面»翻译可能会尴尬，甚至费解的，而过分«免费»之一，可能会使原来的文本，分化和完全消失。对他们来说，等价之间的翻译和原创，只能在实现的经验，与会者（参见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1981 ： 216-217 ） 。卡特福德（ 1965年： 27 ）表达了同样的关注，相等于翻译只是«实证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 SL和铊的案文。 »在列举上述例子，我有绝对无意坚持对不可译。我的意思是，一个翻译者应该把他或她自己的经验和加工活动，到文本：解决问题，减少polyvalence解释，远离任何不一致或不连续性。语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待不同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始终与意识，有没有确切的等价但只有逼近。因此，功放和简化成为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同意的文本可以翻译，那么，以何种方式是否语言学的贡献翻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在接受西方语言学在中国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中文应运而生年底才在上个世纪，当马建忠出版了一本书的语法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于1898年，这是首次在中国了语法印支欧洲语言作为其模型。研究语言，反过来又影响，翻译研究在中国。在麻石wenton ，主要的重点是使用形态，这占用了6 - sevenths的这本书。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形态学研究，总之，被视为最低有意义的单位，和刑期，因此，合乎逻辑的组合的话，各种具体的类型。翻译，然后，主要是基于该单位的Word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翻译佛经并在中国。 直到十九世纪末做了一些语言学家来认识到判刑，不只是总结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所载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贡献的研究语法。根据该分析方法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一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主题和述位。主题是反对述位在类似方式之间的区别的话题和评论，并定义为一个组成部分，句，至少这有助于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述位，另一方面，是一个组成部分，一句是增加最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和具有最高程度的交际动力。这两个名词，帮助启发的过程中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语法达到高峰，与乔姆斯基的建立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的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的语言翻译的影响极大。奈达依赖于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他«分析- transfering -重建»模式的翻译。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在此期间，试图以提高语文研究，以更高的飞机。李进喜（ 1982年）扩大的作用句研究在他的书中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其中三分之二是专门讨论句子的形成或语法。他写道， «没有的话，可以发现除语境中的一个句子。 »研究当时的改善，其他grammarians ，包括吕叔湘，王力。 与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基础上，单位的一句是所提出的一些学者。这是林语堂谁首先运用理论对翻译在他的文章«对翻译的。 »他声称«翻译应该做的事的基础上一句[...]什么翻译应忠实，是不是个别的话，但意思转达他们» （林1984年为： r 3 ） 。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在理解句子，因此强调。超yuanren ，一个中国学者和哈佛大学教授，学者的批评和笔译谁往往忘记这一点，并采取语言为一些独立和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翻译句子，我们取决于它的背景;当我们解释1话语，我们依赖的背景下的讲话（参见超1967 ） 。当一个句子，是从文字，它通常变得含糊不清，由于缺乏背景。因此，翻译成为困难。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习语文的基础上的刑罚甚至没有足够的。一个完整的研究应该作出的全文。一个简单的句子一样， «乔治通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在不同背景下。如果背景是一个考试，这意味着没有乔治，以及对测试;在一个卡片游戏，它会表明，乔治拒绝他的机会，出价;在体育这将意味着球达成的另一个球员。没有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决定一个翻译？语言学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自那时起。范dijk是一个先驱在这一领域，和他的4卷版的手册，话语分析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哈利迪的凝聚力的中，英文介绍功能语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对文字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 1981 ）提供了一个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文本，这是有益的翻译研究。德beaugrande其实写了一本书所谓的因素，在一个理论的诗翻译在1978年。这本书并没有成为很受欢迎，因为它仅限于讨论诗歌的翻译。在同一时间内，书籍，语言学的方法，以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工程尤金奈达，彼得newmarks ， ， JC卡特福德，乔治mounin ，和其他人。这些书籍了很大的推动，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中国。 文本或discoursive的方式来研究翻译无法跟上发展的步伐篇章语言学。一些研究仍留在句法或语义层面上，虽然甚至有文本装置被聘用。在谈到翻译单位的Word和文字，奈达写道： ...一般人天真地认为，语言是换言之，共同默契的假设，结果翻译涉及更换一个字，语文与一个字，语文乙和更多«认真»这类翻译的是，更为尖锐。在其他换句话说，传统关注的焦点，在翻译上字。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单位，因此，重点转移到判刑。不过，专家，翻译和语言学家已能证明个人的句子，在反过来，是不够的。重点应放在该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的话语。 （奈达和tabber 1969 ： 152 ） 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奈达的问候话语，作为大于一个段落，作为一篇文章，与一个开始和结束。奈达自己从未申请篇章语言学翻译，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他的任期在我们的解释话语，因为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上，较大的语言结构。 一些中国学者没有作出努力申请文本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王秉勤的文章（ 1987年）是第一学术论文这一类的。他说，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发现规则的内部结构，文字在根据篇章语言学。他分析，许多例子使用的词句分析，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样品，他收集到的描述，风景或报价从书籍的伟大学者-没有对话，没有言外或成事部队在该语言。他未能提供了各种例子。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限于修辞文本在中国古代（参见王1981 ;罗1994年） 。 学者一样，他自然适用于pragamatics翻译。他的文章（ 1992 ）提出了两个新的条款， «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会经济语用学» ，在翻译，是指分别以«研究务实的武力或语言使用的观点，语言来源» ，并«务实的研究其中，研究条件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他讨论的可能性，运用务实的态度，翻译，以实现一个务实的等效之间的来源和目标文本，即是重现的讯息，进行源语言本身，以及含义进行了由源语言其背景和文化。在这方面的文章，他也试图区分«语用语言学»从«社会经济语用学» ，但最后也承认， «其实，一个清晰的线之间的语用语言学和社会经济语用学有时可能难以得出。 »他仍然坚持认为，应用该务实的态度，翻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柯莉（ 1992 ）认为，语义，而在广义相结合的语义和语用学的，应加以研究，以帮助理解，解释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翻译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审查了4语义条款-«意义和参考， » « h yponomy， » «变化的意义»和«背景» -让许多例子，i l lusrate的重要性，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和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语义的翻译。这篇文章中明确写道，读者可以很容易吸取灵感来自它。 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棚灯，对新标准的«信，达，雅»所界定的严复。中国学者开始批评含糊不清，这三个标准和努力给他们具体的意义，通过理论的西方语言学。结果是内容，这三个传统标准已大大丰富了，尤其是影响等值理论，在广义上是指目标语言应相等于源语言从语义，务实和文体点查看。但我们仍无法评价翻译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因此，中国学者一样，范守，徐shenghuan和万亩鲤鱼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翻译，用模糊集理论的数学在完成他们的分析。范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1987年至1990年的文章评价翻译根据的数值数量的忠诚。徐的文章«的数学模型，评价一个翻译的质量»提出了一种正常的数学模型。他说，是很难产生一个绝对准确的评价翻译与这个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人的思考过程。作出这样的分析更准确和客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单位在翻译是很难啃的骨头。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翻译研究将以往任何时候都足够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都集中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奈达认为，股应判刑，并在一定意义上，话语。巴尔胡达罗夫（ 1993 ： 40 ） ，苏联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建议： 翻译是转变的过程中讲话的产品（或文字）产生的一种语言，成为一个讲话的产品（或文字）在另一种语言。 [ … … ]它如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译者谁进行的过程中转型，该理论家谁介绍或创建一个模型，这个过程中，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翻译单位，因为它是一般所谓，翻译单位，在源文本。 虽然他注意到的重要性，翻译单位在一个文本，并认为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单位，任何级别的语言，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文字，是和它如何可能来衡量翻译。 Halliday的概念，条文可能会显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条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单位。他区别的三项职能的条款：文本，人际和概念。据哈利迪，这些职能是不具备的词或短语。但他是不太成功的在分析之间的关系，第和文本（参见哈利迪1985年） 。在中国，有些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春（ 1987年： 10 ）更多或更少的股份bakhudarov的看法，认为翻译单位不能局限于只为服刑。在某些方面，音素，词，词组，句，段，或什至文本都可以充当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特殊的治疗文本翻译，除了有文本作为最高级别之间的翻译单位。这不是目的，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如果我们想申请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翻译，我们会要求考的做法。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对比其异同，对于英语翻译教学是很重要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翻译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汉语言的异同及其翻译策略
在英汉翻译中，两种语言在词汇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词的意义，词的顺序和词的搭配能力三个方面;从句法方面来说，英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句子顺序和其他一些表达方式上则有各自的特点。下面笔者就从词汇现象和句法现象两方面来探讨英汉的对应程度如何，以及根据这些对比，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应该运用哪些翻译技巧。
1、英汉语言的对比
英汉词汇现象的对比
首先，从词的意义方面来看。词汇作为语言的三要素之一，相比于语音和语法，它的变化最快。随着社会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在语言中一方面增加了新词，一方面旧词增添了新的意义。人类发明轮船以前，用的是帆船，英语“sail”一词原意为“帆”,短语“setsail”,就有张帆起航之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帆船逐渐被用煤，柴油，甚至是用核动力的轮船所代替。自从潜艇出现后，“sail”这个词又增添了“潜艇指挥塔”的新含义。这就是词义的发展变化，我们在对比英汉语言时，应该明确它们的对应情况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的。英语词汇在汉语里的对应程度，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况。第一，完全对应。英语中的词所表达的意义，可以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来表达。如“computational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美国国务院)。这主要是一些已有通用译名的专用名词，术语和生活中常见事物名称等。第二，部分对应。英语中有些词和汉语中的词汇在词义上只能部分对应，体现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morning”(上午，早晨)，“gun”(枪，炮)，一个英语单词相对应有较多的汉语意义.第三,无对应。
英语中有些词或汉语里有些词在对方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来表达。这主要是指一些新词以及反映社会特殊风俗和事物的词。如英语单词“beddo”(指的是一种多用途的床)，“plumber”(美国调查政府雇员泄密的特工)，“brunch”(为了休闲和放松,通常周日才吃的早午餐);汉语里如“八仙桌”,“太师椅”等在英语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最后，英语中很多词都是一词多义，分别与汉语中几个词对应。对于这些多义词的具体意义，要联系上下文来确定。比如“time”一词，在“havenotimetodosomething”中，它的意思是时间;在“Thetimesaredifferent.”中，意思为时代;在“Imetherseveraltimes.”一句中，它指的是次数。可见一个单词可能会有很多词义，意思随着不同的使用场合而不同。
其次，从词的搭配能力方面看。英语和汉语在词的搭配能力上有差异，一个英语单词往往可以搭配很多其他的单词，来表达不同的汉语意思。以单词“cut”为例，可以用于以下短语之中，如cutcake{切蛋糕},cutwheat(割麦子)，cutfingernails(剪指甲)。由此可见，cut的搭配能力很强，可以用于“cake,wheat,fingernails”,而汉语就需要分别用“切,割,剪”来搭配.在翻译时，要注意英汉语在搭配能力上的差异，译文选词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Sheworeapairofsunglassesandawhitedress.”一句中，wear分别搭配了两个名词“sunglasses”,和“dress”,应译为“戴太阳镜”和“穿连衣裙”.
最后，从词的顺序方面看。英汉句子中主要成分如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定语的位置和状语的顺序在英汉语中则有同有异，变化多样。例如，汉语句子“他们在教室里唱歌”,翻译成英语是“Theyaresingingintheclassroom.”,汉语中状语“在教室”是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而英语中状语“intheclassroom”,放在了谓语动词的后面。又如英语中时间或地点状语之间的排列顺序是从小到大，而汉语的顺序是从大到小。如“.”,译为“她出生于1990年10月1日上午8点。”另外，定语的位置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有差异，英语单词作定语时通常放在它所修饰的词的前面，但有时也后置，如“aninterestingstory”中，定语“interesting”是放在被修饰词“story”的前面;而“somethinginteresting”,当中定语“interesting”放在被修饰的词的后面。然而汉语的定语一般前置。
英汉句法现象的对比
在翻译中，英汉句子结构有时不需要转换，有时则要根据情况进行转换，这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英汉句法现象上的差异，主要就体现在句子结构和句子顺序两个方面。
句子结构的转换分以下几种情况，将英语简单句转换为汉语复合句，将英语复合句转换为汉语简单句，英语倒装句转换为汉语正装句，英语被动结构转换为汉语主动结构等。如“Shedoesn'tknowwhatlifemeanstoher.”这句话在译为中文时,可将英语中的主从复合句转换为汉语的简单句，译为“她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英语中，为了突出重点和上下文语气的需要，常常用倒装结构，而汉语一般不倒装，此时应将英语倒装句译为汉语正装句。
另外，英汉的句子顺序，这里指的是主句，从句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样。
现以英汉复合句中的时间顺序为例。英语主从复合句中，表时间的从句既可以放在主句之后，也可以放在主句之前，位置很灵活。而汉语则会按照比较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将先发生的事陈述，之后陈述后面发生的事。如“AfterIhadmydinner,IwatchedTV.”英语句中,不论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主从句位置可以互换。若将此句翻译为汉语句子，则应先说先发生的事：
“吃完晚饭后，我看电视”.表示因果的英语复合句也是一样，因果顺序较为灵活，而汉语的习惯表达是因在前，果在后。
2、英汉翻译技巧
通过以上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现象的对比，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各有特点，在翻译时根据这些特点，可以运用一些翻译方法和技巧来表达语言形式的思想内容。英汉翻译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很多，如词义的选择，引申，词类转译，增词法，省略法，正反表达法，分句合句法，各种从句的译法，习语，拟声词的译法等。现根据上文提到的英汉差异，从分析语言的特点入手，着重选择几种翻译技巧加以说明。
词义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都有一词多义，一词多类的现象，同一个词往往有几个不同的词义，属于几个不同的词类。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就要根据英汉词汇的对应情况，选择和确定关键词的意义，有时还需要对词进行引申和选择其褒贬意义。选择词义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根据词在句中的词类和联系上下文，看词在句中的搭配关系。如在“Likechargesrepel,unlikechargesat-tract.”一句中,根据分析词类,判断出“like”是形容词,汉语意思是“相同的”,全句翻译为“同性电荷相排斥，相异电荷相吸引”.
“like”除了作形容词外，还可以作动词和介词。如“Tomlikestoplayfootball.”中,“like”作动词“喜欢”讲.“Herhairisshininglikegoldinthesunbeam.”中,like作介词“像”讲.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要选择正确的词义，可以根据该词在句中的词类来确定。另一方面，英语中同一个词，同一词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往往也有不同的含义，必须结合上下文再根据词的搭配来确定某个词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如以下几句话中的“serve”一词，都作动词，但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它的词义是不同的。“.”中译为“任职”;在“Histwodaughtersandasonservedinthearmy.”中译为“服役”;在“Itisyourturntoserve.”中，译为“发球”.
英语中，常用一个表具体形象的词来表示一种概念或一种属性，而汉语常用抽象的概念。在翻译时，要注意到英汉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不能逐词死译，应根据上下文和逻辑关系将该词的意义作进一步的引申.如,“Everylifehasitsrosesandthorns”中的“rose”(玫瑰)和“thorn”(刺)这两个具体形象不能直译，而要引申为“甜”和“苦”.整句话译为“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苦与甜”.又如，“Ihavealittlemoneyputasideforarainyday.”此句中的“rainyday”不能译为“下雨天”,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指急需用钱之时。
转译法
在英汉翻译中，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就不能“一个萝卜一个坑”来死搬硬套，有些词在翻译时需要转换词类，这样才能使译文流畅自然。词类的转译法就是指将原文的词类转译为其他的词类，如英语名词转译为汉语动词，例句“.”中的“teacher”是名词“教师”,在翻译时可转译为动词“教”,本句译为“我想她会教得比我好”,如果译为“我想她会是比我好的教师”就显得死板生硬。形容词有时也可以转译为名词。英语中有些形容词加定冠词可以表示一类人，汉译时就要把形容词译为名词。如“Wewilldoourbesttohelpthesickandthewounded”中的形容词“thesickandthewounded”要译为名词“病人和伤员”.英语中还有一些形容词表感觉，情绪，如“angry,confident,afraid,aware,concerned,ashamed,thankful”等,这类形容词放在系动词后作表语用时，往往可以转译为汉语动词。
如“Heisawareofhismistakes.”此句中形容词aware应译为动词“知道”.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汉语中动词用得比较多。根据这一特点，英语中很多词类，尤其是名词，形容词，副词在汉译时往往可以转译成动词。
增词法
英汉两种语言，由于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翻译时，除了转换词类外，还可在词量上作增减。增词法就是根据意义和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词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为了使句子更加通顺流畅，在翻译时可以增加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如“Hewenthomeafterthebanquetsandconcerts.”如果直译为“在宴会和音乐会后，他回家了。”,意思似乎不够明确，但如果在名词前加上动词，译为“在参加完宴会和出席了音乐会之后”,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动宾词组，句子就更通顺了。又如“Thecrowdsmeltedaway,”(人群渐渐散开了)。本句中，在动词前增加了副词“渐渐地”,使译文的表达更加确切。再如“Youshouldwashbeforemeal.”(你应该饭前洗手)。该句的宾语“手”其实是隐含在动词“wash”之后的，所以在翻译时要把宾语表达出来，在这里增加了名词。另外，英语中的数词往往能直接与可数名词连用，而汉语往往要借助量词来表达其形状，特征。如，abike一(辆)自行车,abaddream一(场)恶梦,aredsun一(轮)红日.
以上几个例子中，在汉译时都增加了量词，这样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省略法
前面提到的增词法是指增加一些词来使译文更通顺，省略法则是指原文有些词不需要译出来，删除一些可有可无，有之反而累赘或违背译文语言习惯的词。但省略并不是摒弃原文的思想内容，而是译文中虽无其词但明其意。现从语法角度和修辞角度分别举例加以探讨。第一，从语法角度看，可以省略代词，it,连接词，冠词，前置词等。根据汉语的习惯，前一句话已经出现主语，而后一句若是相同主语，则不需要重复使用。然而英语通常每句话都有主语，在翻译时应考虑到英汉在表达上的差异。如“Hewasthinandhelookedmiserable.”(他很消瘦，看上去很可怜)，第二句话中的主语在翻译时已省略掉。英语中的物主代词在汉译时往往也可以省略。如“Heshruggedhisshouldersandshookhishead.”中的物主代词“his”不需要译出来,该句译为“他耸耸肩，摇了摇头”.在英语中，it也是一种代词，它常常作非人称用，此时，往往省略不译。如Sheglancedathiswatch;itwas7.(她一看表，是七点了)。另外，汉语词语之间的连接词不多，其逻辑联系常常是暗含的，英语则不然，连接词用得比较多，因此，英汉翻译时不需要把连接词译出来。第二，从修辞角度看，英语句子有些短语反复出现，英译汉时可作适当省略。“Appli-cantswhohadworkingexperiencewouldreceivepreferenceoverthosewhohadnot.”译为“应聘者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如果不作省略，译成“应聘者有工作经验的比没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就显得罗嗦。
英汉翻译还有很多方法和技巧，如重复法，正反表达法，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对比其异同，对于英语翻译教学是很重要的。本文对比研究了英语汉语在语言文字上最普遍最典型的特点和差异，提出几种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供教师在翻译课教学时参考。当然，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在翻译时应根据原文的具体思想内容加以灵活运用，不应生搬硬套。总之，翻译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活动，经过实践积累总结的翻译理论和技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指导和启发翻译实践，而翻译实践也是检验翻译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作为英语教师，在进行翻译课的教学时，应注意到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做到既重视翻译实践，也不忽视必要的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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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的“忠实”
摘要：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英文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中英文背景的巨大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写作角度、方法、用词等的不同使得我们在英语写作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很多的实例证明，英语的学习言语错误与汉语干扰有直接的关系，即负迁移，也就是汉语之间的差异对外语学习造成的干扰以及与所学外语的某些特点、某些规则造成的干扰有关。
关键词：英汉翻译 表达方式 忠实 1 英文对同一事物的表达方式的不同造成的错误
词性错误
很多同学在英文写作时只注意所选词的词义，而忽视了该词的词性，造成用词错误的发生。
(1)My friend doesn’t afraid of dogs.
(2)His father adviced him not to fight with anybody.
例句1)把形容词误用为动词，而例句2)把名词误用为动词。这是由于基础不牢，对一些常用词不认真考证，导致用词的错误。
词形错误
在英文写作中经常会出现遗漏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形态，还有关于名词单、复数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汉语中，汉语的名词一般不分单、复数，也无可数、不可数之分，主谓间也不存在数的关系，谓语没有第三人称单数的问题，由于中英文用词这明显的区别，在英文写作时会写出这样的句子：
(1)There are many sheeps on the grassland.
(2)She look after 3 children.
例句(1)中，sheep被当作可数名词，其实它不可数名词。例句2)中，look应为第三人称单数looks。
虚词错误
英语虚词包括冠词、介词和连词，冠词和介词在汉语中根本就不存在，用错的几率很频繁，而唯一在汉语中可以对上号儿的连词显然起到了很是深远的负迁移的作用：
(1)He arrived Beijing yesterday.
(2)I bought the dictionary in 1980s.
(3)Although it is raining， but I go to school all the same.
在例句1)中，arrive是不及物动词，其后一定要用前置词in或at，所以arrive后应加in。例句2)中，英语中“…年代”前必须用定冠词，所以应改为“in the 1980s”。例句3)中，由于受到汉语“虽然…但是…”结构的影响而出错，所不同的是在英语中although…but只能用一个。
语境不同所选词也应不同，这是又一个易出错的地方
语境不同，用词也应不同，语境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用词，因此在写作时必须要选用适合上下问的词语来选词，如不注意语境对选词的影响，就可能因用词不当而写出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句子。
May I open the gate?The are in the room is too close.
此句从上下文看，说话者gate指的是房门，应该用door才合理，而gate指的是“院落的大门”，不符合上下文的表达。
2 翻译界在翻译的标准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有两条标准是大家所公认的忠实、通畅
所谓“忠实”，首先是指译文必须准确如实的传达原文的内容，对原文的意思既不能随意歪曲，也不能任意增减。内容除了指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道理，描写的景物以外，也包括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忠实”还指对原文风格的如实传达。译者者不能随意改动原作的风格面貌，如原作是口语体，就不能译做书面体;原作是粗俗的文体，就不能译成高雅的格调，也就是说，译者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去代替原文的风格。
有些译者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形式，译文晦涩难懂，不知所云
汉英翻译中，“忠实原著”一向是第一要求，是多少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的中心。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呼吁想要告诉大家对翻译的仅仅“忠实”已经满足翻译要求。《外国语》1998年第3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文章作者据此及其他一些类似论点得出结论：“忠于原文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标准，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标准。”
译者可否选择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的忠实
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我们并没有“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的选择。
这时“忠实”就意味着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完完全全、不多不少的再现。但是我们无法把翻译与介绍绘画、音乐的类比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所使用的媒介不同。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
到这时“忠实”就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缺乏客观性就缺乏可操作性。
但是，翻译的“忠实”标准并不是如此就能被轻易否定的。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忠实”。事实上，―旦放弃对于忠实的主观追求，译者就没有理由停止在“百分之三十”，而会走向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少。对忠实的追求是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根纽带一旦被切断，也就无从被称之为译文，翻译也就随之不复存在。
3 结语
在翻译中，“忠实”固然重要，但只有忠实是远远不够的。翻译不是一字不落的复制，也不是不顾原著的表达肆意加上译者的思想随意篡改，翻译不仅要重现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所描述的景物更重要的还要重现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及风格。
英语翻译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英语使用能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加强英语翻译教学不仅关系着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更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语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翻译论文 范文 一：中西方 文化 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一、中西方文化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一)地理环境因素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和环境必然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农业大国，这就使我国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中国人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故在许多 成语 中都与土地有关，如“土豪劣绅”“、土生土长”和“土崩瓦解”等。而英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岛国，其四面被海水环绕，故其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也促使其所形成的文化中都与水或航海有一定的联系，如在比喻一个人挥霍金钱的时候，会用“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来加以描述;在形容一个人的形体单薄、虚弱的时候则用“asweakaswater”(弱不禁风)来加以描述;而在告别友人的时候则会用“haveagoodsailing”(一路顺风)来加以描述等。因此，只有掌握了中西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够正确对语句进行理解和翻译。
(二)宗教信仰因素
宗教文化也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也会因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宗教门派众多，但是主要的可以分为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义，如中国道家主张人和神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佛教则主张佛祖则是至高无上的神，其法力无边，这也可以从我国古代语言中明显看出。汉语中有“天命不可违”、“借花献佛”和“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的语言表达。而西方则主要以基督教为主，他们只承认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其无所不能，这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iswhereHewas”(上帝无所不在)和“Heavenisaboveall”(上帝高于一切)等。因此，为了达到翻译忠实原意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性。
二、提高高校英语翻译质量的策略
(一)导入异国文化
中西翻译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翻译的认识度和理解度，教师需要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们导入到量的异国文化。通过将英语翻译与文化学习二者进行有机地结合来提高学生们英语翻译的水平。但是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教师在导入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本着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则。此外，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外，还需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习俗的来源。例如，英语中有“raincatsanddogs”的习语，这句话用汉语可以表述为“倾盆大雨”，但是如果按照直白的翻译就会理解为“下猫跟狗”，这样就明显偏离了翻译的本意。这句习语主要来源于北欧的神话 传说 ，传说猫跟狗对于风和雨等天气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又如“asstrongasahorse”(壮如牛)，但是如果单纯的按照意思来理解则成了“壮如马”了等。如果学生对于这个文化背景不了解，则会出现上述可笑的误译现象。
(二)介绍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
英语结构区别于汉语结构，其重视主题句和主体结构的构成以及 句子 结构连接过渡词的作用，并且侧重用介词和连词来表示句子和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则很少用或几乎不用。另外，英语表述中特别忌讳重复，如果出现重复的问题，通常用省略、替换或代词的形式来加以表示，但是我们汉语中常用重复来表示强调。
(三)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
在学生掌握了上述英语翻译的基本知识之后，教师需要为学生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从而让学生们学会如何通过删减或增加词语来使语句变得更加通顺。常用的翻译技巧主要包括词类转换、增删词语以及拆分语句等手段。首先，词类转换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手段，其主要是将那些由动词转化来的名词或具有动作意义类型的名词后接of的形式按照汉语中动宾 短语 来进行翻译即可。其次，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结构表述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增加或删减词汇才能够使意思更加忠实原文的含义。
三、结语
总之，中西文化差异性对于英语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教师必须要在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充分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学生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并要在基础上教授给学生英语翻译的一些技巧，从而达到提高高校翻译教学质量的目的。
英语翻译论文范文二：生物 医学英语 翻译得体性原则
1得体性原则及在翻译中的适用性
“得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如下:“(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如其分。”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大体相类。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解释。难以确切理解其内涵，不大好把握，运用起来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从修辞学理论的高度来衡量，离规范性、科学性相距甚远。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则指出: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他说:“修辞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1]王先生的定义简洁、明确，认为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聂炎[2]在《得体性原则两题》一文中对语言表达如何适应语体进行了 总结 :“每一种语体一般来说都有表现自己本身特点的不同的语料和表达手段，即常常有自己的专用词语、专用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等，这是该语体区别于彼语体的重要之点。言语思维主体在选词 造句 时只有同语体和谐一致，即得语体之“体”，才可能有良好的表达效果。”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翻译过程可以定义为理解原文并创造性地运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即语言使用的过程。[3]而得体又是语用的最高原则。因此，得体性语用原则在翻译中的适用性不言而喻。翻译的语用问题，归根到底，强调的是语言信息所采取的形式，必须由使用该语言的环境来决定，其根本是语言表达切合语境的得体性。[4]
2生物医学英语的特征及得体性翻译原则的具体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得体性语用原则适用于一切译作，但是，根据原作的文体不同，在具体要求上就各有侧重。生物医学英语属于科技文体的范畴。典型的科技英语是“专家与专家”交流的涉及学科的研究和发展的书面性英语。[5]其功能主要是述说事理、描写现象、推导公式、论证规律，其特点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行文规范、用词准确，技术术语正确，修辞手段较少。[6]针对这些特点，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得体表现为忠实和通顺。所谓忠实，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同时还需保持原文风格。这是对科技翻译的首要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是客观存在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客观存在原封不动地传达给非原文读者。翻译虽然是语言的一种再创作，但毕竟和纯粹的创作有着本质的区别。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决不可自作主张，对原作进行随意的篡改、增删。所谓通顺，对科技翻译来说，虽然不像翻译文学小说那样要求雅致优美、姿态横生，也不像翻译诗歌那样要求抑扬顿挫、押韵合辙，但至少应保证译文语言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和修辞习惯，文从字顺、明白流畅，而不能生造一些不伦不类的词句，或对原作拘泥太过，以致译文出现文理不通、结构混乱和拖泥带水的现象。在翻译实践中，若“忠实”和“通顺”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前者，即忠实、准确、规范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因为科学的灵魂是“真”，科技翻译的灵魂是“准确”。在医学文献翻译中，一字之差就可能断送病人性命;在工程技术翻译中，一个数据之误可能导致重大的技术事故。因此，“忠实”是科技翻译的根本和前提，而“通顺”是实施科技翻译达到完美的一种手段和途径。[7]
3得体性翻译原则在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要实现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篇章译文得体，就必须在词、词组、句子、段落等各语言平面上对译入语可能有的几个同义而结构不尽相同的语言形式精心选择，选择除了涉及语言结构因素(如词性、词语搭配、上下文)之外，还与文体有关。选择的目的是使译文得体，得语言和文体之体。以下通过辨析不同译文以具体说明如何实现生物医学英语各语言平面翻译的得体。
词的得体
表达规范
《现代汉语》指出:科技语体讲究论证的逻辑性，要求语言规范。[8]例1Electroporationisusedtomakesmall，temporaryholesinthemembranesoDNAcanpassin.译1: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小的獉獉、暂时的孔洞獉獉獉獉獉从而使DNA通过。译2: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瞬时微獉獉獉孔獉从而使DNA通过。例2Thesefindingssuggestthatoralim-munemodulationmayrepresentanattractivether-apeuticapproachtoatherosclerosis.译1: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了一种诱人的獉獉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 方法 。译2: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獉獉獉獉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法。以上两例中的“小的、暂时的孔洞”以及“诱人的”用语不正式，且读来疲软。而译2中的“瞬时微孔”及“引人注目的”用语平稳、凝重、冷穆，符合科技英语的特征。
用词准确
例3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isamolecularbiologicalmethodforamplifyingDNAwithoutusingalivingorganism，.译1: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大獉獉DNA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译2: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增獉獉DNA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译文1把amplify译成“扩大”，但根据生物学知识判断，这里的amplify是“creatingmultiplecopies(产生多个克隆)”的意思，所以译成“扩增”更准确。
词组得体
精炼、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例4Theabilityofmonoclonalantibody(mAb)，treatmentwithmAba-lonehasonlyachievedverylimitedsuccessintheclinic.译1: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译2: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治疗在临床上收效甚微獉獉獉獉。例5Asimmunologybecomesbettercharac-terized，immunomodulatorhasprovenasoneofthemostprevalentareasinthedevelopmentofnewpharmaceuticals.译1:随着免疫学变得更富特征獉獉獉獉獉獉，免疫调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最流行的领域獉獉獉獉獉獉。译2:随着免疫学的进一步发展獉獉獉獉獉，免疫调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 热点 獉獉。以上两例中译2优于译1之处在于:译2表达正式规范有力，且更符合汉语习惯。由于英汉词组的构成和功能差异较大，所以总的要求是在“信”的前提下，既要充分表达原意，又要符合译入语语言形式上和修辞的和谐。科技英语中存在大量惯用和非惯用的四字词组，如asshowninfigure(如图所示)，withoutlossoftime(不失时机)，convertwastesintousefulmaterials(废物利用)等。合理使用这些四字词组，能起到精确紧凑，简洁明晰的效果，为译文增色不少。
专业规范
例6Thespleenmayaddbloodtothegen-eralcirculationtomakeupforwhathasbeenlostinthebody.译1:脾脏能给总循环獉獉獉增加血液，以补偿獉獉獉身体的损失獉獉獉獉獉。译2:脾脏能给周身循环獉獉獉獉增加血液，以补獉獉偿身体所失去的血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在医学中，“总循环”不如“周身循环”专业规范，而且“补偿身体的损失”过于笼统，所指不明。所以译2更得体。
句子得体
句子是语言平面中上下运转的轴心，也是翻译过程的主要着力点。句子同义手段的选择应该做到对应题旨要求，适应行文递接，切合语体特点以及依从声韵协调。[9]具体到生物医学英语的句子翻译，应该做到:
体现信息中心
每一句话、每一句群和每一语段都有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或意旨需要得到强调突出，以利于接受主体准确地把握其语意焦点，了解其着意传输的信息，此语意焦点成为信息中心。[9]应尽量把原语的信息中心译成汉语的信息中心，使两者相对应。例7Nucleicacid，originallyisolatedbyJohannMiescherin1871，wasidentifiedasaprimeconstituentofchromosomesthroughtheuseofthered-stainingmethoddevelopedbyFeulgenintheearly1900s.译1:核酸最初是由JohannMiescher在1871年分离成功，并被证实为是染色体组最基本的组成，这是由Feulgen在20世纪初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的。译2:核酸最初是由JohannMiescher在1871年分离成功，并在20世纪初由Feulgen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为染色体组最基本的组成。译1采取直译的方法，虽然把原文的意思表述清楚了，但是把信息中心置于句中，未予突出。而原文中的isolated和identified为本句的信息中心，译成“分离”和“证实”。译2通过语序颠倒使信息中心突出，自然流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英汉表达方式不同，许多汉语句子往往把信息中心置于句尾，来突出重点;而多数英语句子则经常将信息中心置于句首，以突出主题。这就形成了“信息中心首位”(beginningfocus)，其他信息后置的句式结构。汉译英时要注意把英语句法结构的这个规律运用到翻译中去。而出于汉语表达的需要，译者要反复推敲，甚至可以跳出原文的框框，合理使用翻译技巧，对原文句子成分、结构形式进行必要的调整，按照汉语的习惯组织译文。
体现逻辑关系
例8Lamivudine(Epivir-HBV)isapotentantiviralagentwithminimalimmunemodulatorca-pacity.译1: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有獉着最低獉獉獉的免疫调节能力。译2: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却獉很少有獉獉獉免疫调节能力。译1中没有反映前后两句内含的转折关系，读来有句子堆砌之感，而译2通过“却”一词使语段内含的转折关系得以彰显。
语段得体
语段是比句子高一级的语法单位，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的语义整体。衔接是语段的重要特征，衔接的优劣，关系到话语题旨或信息是否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10]，译文若不能正确反映原文中的衔接关系，就反映不出生物医学英语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例9ThebiosynthesisofRNA，calledtran-scription，proceedsinmuchthesamefashionasthereplicationofDNAandalsofollowsthebasepairingprinciple.(5)Again，asectionofDNAdoublehelixisuncoiledandonlyoneoftheDNAstrandsservesasatemplateforRNApolymeraseenzymetoguidethesynthesisofRNA.(6)Afterthesynthesisiscomplete，theRNAseparatesfromtheDNAandtheDNArecoilsintoitshelix.译1: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以獉和獉DNA复制的相同的模式进行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同样也遵循碱基 配对 原理。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只有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DNA再次形成双螺旋结构。译2: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和獉DNA复制的模式大致相同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同样也遵循碱基配对原理。同上所述獉獉獉獉，首先獉獉，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其中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同时獉獉，DNA重新形成双螺旋结构。译2通过许多连接词(如同上所述、首先、同时)清晰流畅地讲述了DNA转录的过程，较之译1更富有条理性和整体感。
4结束语
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与文学翻译在语言的运用上，在修辞手段的选择上，是有区别的。文学作品个人风格明显，感情色彩较强，翻译时多注重形象思维，讲究语言上的形象和表达上的生动;而生物医学英语个人风格较少，感情色彩罕见，翻译上注重 逻辑思维 ，讲究语言上的规范和表达上的准确，在选择译文语言时，译者的游刃余地是不大的。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但在不同文体中侧重不同，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得体性表现为忠实于源语的内容和风格，同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也同 其它 文体的翻译一样，是一种既具艺术性，又具创造性的艰苦的脑力劳动。它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中外文两种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靠大量的实践和不断的探索，别无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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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