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维吾尔族大叔正在弹奏乐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邓浩/摄）“这里是我爷爷奶奶生活过的地方。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帮我建起了漂亮的房子。”老城居民帕尔哈提在自家内院对记者说。由于喀什老城处在地震多发地带，为保障老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10年国家正式批准启动老城改造项目。此项目由国家补助资金20亿元，自治区筹集资金10亿元，加上喀什地、市两级政府配套资金和老百姓自筹资金，项目总投资逾70亿元。项目一开始就把继承和发扬喀什古城文化摆在首要位置，提出“保护性改造古城，建设性打造景区”的工作思路，采取“注重风貌，修旧如旧，一户一设计”的原则，充分尊重民意和激发老百姓智慧，保留了喀什居住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所体现出的新疆巴扎文化的独特元素。在喀什的每一条街巷道几乎都能看到老茶馆。照片中的这座茶馆已有上百年历史。茶馆为忙碌之余喝茶消除疲惫的人们提供了舒适温馨的场所。（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邓浩/摄）帕尔哈提正是喀什老城改造项目的众多直接受益者之一。今年9月1日，他的房子改建成茶馆开始营业，有五名员工。“生意非常好，一天有一百多人来喝茶，能收入一两千。”帕尔哈提说，“老城改造后环境特别漂亮，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也特别多。”据悉，喀什古城景区总面积平方公里，居住着两万多户、六万多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喀什古城日益受到国内外旅游专家的重视和游客的青睐。喀什古城街道上，两位女店主正在聊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邓浩/摄）现在，古城已逐渐成为了“新疆名牌”、“喀什名片”。既是景区也是维吾尔族居民的生活区，是老城的一大特色。在这里，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居民家庭生活、民族风情、各类传统手工艺制作，还可以品尝到纯正的民族风味餐饮。改造老城，解决了当地居民的住房问题；建设景区，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如今，喀什古城景区在继承和延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打造出满足社区居民生活和游客基本需求的手工艺品街、民俗风貌街、特色餐饮街、金玉文化街、巴扎文化街、历史文化街、古董巴扎街等15条特色旅游街巷，商铺数量以及就业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喀什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旅游发展前景。
喀什噶尔古城，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疏勒国都改称“盘橐城”，前身即西汉时疏勒城。据近年来史学界考证，盘橐遗址就是今喀什市东南郊的艾斯克萨古城，位于克孜勒河与吐曼河交界的高埠之上，从地理位置上看，这种推测极有可能，不过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有市列”（《汉书·西域传》），这是2100余年前张骞对喀什古城的最早文字记录。疏勒城（今喀什市）的形成无疑还要提前一二百年。至于此城的方位面积，目前尚无可考。 主要景点 1、莫尔佛塔 位于喀什市东郊20余公里古玛塔格山中段的一座沙丘上，其南面隔恰克玛克河古河道与几公里外的汉诺依古城相忘望。这是我国西域古疏勒国都附近一处著名的佛寺遗址，是唐朝中晚期的建筑物。2001年莫尔佛塔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艾提尕尔清真寺 始建于公元1442年，坐落在景区中心的艾提尕尔广场西侧，约合16820平方米，占地面积亩，是中亚最大的清真寺之一，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香妃故园 阿帕霍加墓，座落在喀什市东北郊5公里处的浩罕村，占地面积30亩,始建于公元1640年前后，距今已350年,是一座典型的维吾尔式古陵墓建筑。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盘橐城 艾斯克萨古城，“艾斯克萨”维吾尔语为“破城子”之意。地处喀什市帕依纳甫路东侧，1954年，考古学家武伯纶曾来此考察，从种种迹象看，艾斯克萨古堡是公元74年-91年的17年间，班超曾经驻守过的疏勒国盘橐城。现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喀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大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世界文化史上两座永恒的丰碑，是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光辉时代。勤劳的古希腊和罗马人民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留给我们一个无论是文化史上还是艺术史上的维以超越的高度。其中古希腊文化又是罗马文化的源头，罗马文化在其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创新，创造了许许多多独树一帜的文化，艺术构想和杰作。因此本文主要是讨论了这两个文化的异同，找出“原希腊”的东西，区分罗马的创新，给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些粗浅的线索和脉络。经济发展模式希腊是由本土半岛和一些散落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些小岛组成的。它三面环海，只有北面与陆地相接，且多丘陵少平原，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它的农业难以发展，为了生存，希腊人学会了和其它地区进行农产品的交换，并逐渐形成了地中海地区繁荣的贸易往来。罗马的环境和希腊类似，它地处今意大利半岛，是一个多丘陵，多沼泽的地区。因此农业也不十分发达。但罗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像希腊一样通过自由贸易，物物交换。它使用的是一种血腥的方式——侵略和扩张。为了满足罗马帝国日渐庞大的粮食、财富的需求，罗马人选择了不断地侵略。依靠着强大的军队、武器，罗马从昔日台伯河边上一个卑微的小城一跃成为统治着200万平方英里的帝国的中心。同时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膨胀，使得对这些物资的消耗急剧增多，反过来这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继续扩张，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由始至终都伴随着罗马帝国。相比而言，为了抵御恶劣多变的海上环境，希腊发展起来的却是一种互相合作的良性竞争模式。并且，后者己渗入当代西方人的精神领域。除此之外，希腊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商人进行的海外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本土的农民耕种。希腊城邦中的奴隶数量比罗马少得多，罗马经年累月的征战，带来财富的同时还有大批大批的奴隶，这些奴隶广泛地分布在大部分的产业，比如采矿，冶金，驾船，铺路和大型建筑的建造。可以这样说，古罗马的伟大和成就很大一部分是由奴隶创造的。总的来说，希腊和罗马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只要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后世西方各国基本上都经由了这两个阶段，比如欧洲新帝国对非洲，美洲的海外扩张，奴隶贸易，俨然是罗马形式的另一版本，而同时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却又是希腊式的重现。政治与民主一谈到民主，我们就会想到当代西方的“人权”社会，但民主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希腊的民主政治，一方面给予几百人或几千人以民主，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奴隶与自由民参与政事的权力。当时希腊民主的要义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生活自由。虽然此时的民主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只是对于公民的民主，但在几千年前，这种观点己远远超越了它的那个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我认为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虽然当代西方政界口口声声说的是“人人平等，维护人权”，可是这种民主真实存在吗？比如美国，它的政治还是掌握在少数有钱有权的大资本家手中，体现在表象上是一个由其资助的“民主”代言人——美国总统。处于中，下层的公民在很多时候仍是被政治家玩弄于“民主”的假象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民主和古希腊的民主是完全一致的。古罗马早期的政治体制是仿照希腊的，后期从奥古斯都?凯撒起，“民主”便不存在了，转为君主专制，直到它的灭亡。罗马人最大的贡献便是立法。在贵族和贫民之间的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中，产生了第一部成文法律《十二铜表法》，虽然此法律依旧维护的是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那个时期却又是文明的一大进步。之后陆续产生的《万民法》，《公民法》，《民权大法》更是奠定了西方法律体系的雏形。尤其是《民权大法》中规定的“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后世西方法律中永恒的主题。除此之外，在宗教`文学、雕塑、自然科学等方面，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也为后世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活力。以上只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给后世影响的一些方面做了简要的探讨，我也只能用我粗鄙的文字去叩响西方古典时期那厚重的大门。但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就足以看出，古希腊和古罗马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多么地深远。也许从这种透入骨髓的深刻中我们能学会反思自己的文化，找到其中的精髓，重新合理地给自己定位，从而更有动力地前进。
让皮埃尔·韦尔南指出，在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在他看来，城邦在公元前8~7世纪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壮举；它使地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后来的希腊人将充分体会到这种形态的独特性。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出现。而公共建筑就是城邦最重要的体现。
古希腊德尔菲圣地
浅析斯巴达教育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 斯巴达的教育以培养凶悍的军士著称于世。 斯巴达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建立的古希腊奴隶制最大城邦国之一，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异邦的侵袭，斯巴达把每个城邦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将通过长期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成为士兵。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批叫做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长达10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首诗中写道； 像驴子似地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 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 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 一半要送进主人的仓屋。 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再加上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2000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在斯巴达，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围绕这一宗旨，他们实行严酷的人种淘汰：斯巴达的男孩子在婴儿时要由烈酒验洗选拔出来，从小训练他们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爱哭、不急躁的性格。 男孩子七岁前，由双亲抚养。 男孩七岁后即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为了培养其吃苦精神，训练中让他们光头、赤脚、单衣、洗冷水澡、睡粗苇席；为培养其毅力，实行鞭打制度；为训练其敏捷与机智，让他们去行窃，如果行窃时没有被抓住，就会受到赞扬和奖励，否则会被看成是愚笨而受罚。斯巴达男子在18—20岁时接受正规的武装军事训练，参加实战演习，以培养其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20岁时成为正式军人，一直服役到60岁，在这期间结婚的男子只能偷偷地与妻子相会。他们平时整日在军营生活，丧失了个性的活泼与自由，把一生都献给了军营。常年累月的顽强训练，培养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国效忠的品质。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男孩到12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20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30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60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斯巴达女孩7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的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有5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斯巴达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加剧对希洛人的压迫和剥削。英勇的希洛人多次举行起义。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尽管斯巴达教育有着不足，但是就斯巴达的教育体系，就最切近的目标而言，它是非常成功的。几个世纪里，公民们都是富于服从、节俭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普鲁塔克说，他们象蜜蜂一样，只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渴望荣誉，行动中带有近乎疯狂的热情，除了他们的国家别无他念。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观念，对痛苦和艰辛无怨无忧地忍受，为整体生存不变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在许多希腊城邦丧失独立，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观念解体后很久，斯巴达人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许多年间。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即使置身于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希腊只是一个小国，除了人民的勤劳、海洋和太阳的光辉之外，没有什么出色之处，而出自地中海边这个岩石重叠的海角的文化成就，自亚历山大以后，已经散布得很远、很久了。 他说：“这种向国外的大规模传播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希腊文化被那些有时是有时不是希腊的人物加工、改造和复活了。就在那个时期，那些体现为今天奉为欧洲文明的形式的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如果“撇开它们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不谈”，塞菲里斯表达出一种迟疑：它们的希腊题材都是一种外层的、表面的东西。他说：“欧洲的希腊文化已经建立，那么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是什么呢？” 正是塞菲里斯提出的这个考题，更加深了我们在希腊旅行获得的那种不同一般的经验。希腊人在公元前6至前4世纪建立的城邦里展开的世俗生活如何转化出神圣的光华？希腊人曾经创造的伟大文明既然能如同太阳一般穿透千年在现代世界闪耀，而它的发生地何以并不因此闪耀得光芒刺目？希腊人是怎样与这智性的太阳保持着现实与象征的关系？ 历史学家基托对寻找希腊文化的提示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悲剧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了希腊的精神，所以希腊之行可以从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尼索斯剧场遗址开始。 这座以酒神的名字命名的剧场是希腊最早的剧场，它沿着山势展开，20层的观众席背靠的峭壁之上就是卫城。 最早的悲剧竞赛发生在公元前534年，古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都曾在这里参加比赛，公元前4世纪，这里曾树立着他们的雕像。 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生前在这里获得过13次比赛的大奖，死后还获得过4次。公元前458年，他创作的最后一部三联剧《奥瑞斯忒斯》(《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不仅在这个剧场上演，而且似乎与这个城邦的精神理想有关。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谋杀后，他的儿子奥瑞斯忒斯在阿波罗的指示下，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个行为虽有阿波罗神的肯定，却为复仇女神所不容。在复仇女神的追杀中，奥瑞斯忒斯逃进了阿波罗神庙。于是，这个行为中所显示的是阿波罗与复仇女神的冲突：阿波罗捍卫的是城邦的秩序，妻子杀害丈夫的罪行如果不得到惩罚，就会威胁和瓦解这个秩序；而复仇女神所守护的是人类本性中最深层的本能，弑母则越出了这种深层人性，践踏了血缘关系的神圣性。奥瑞斯忒斯本身也是在矛盾心情下完成了报仇和犯罪这一双重性质的行为，最后雅典娜决定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审判奥瑞斯忒斯。这就是雅典城邦最高法庭的第一次集会，也是这个集会的精神来源。最终两边的票数相等，雅典娜出于以雅典为重的仁慈，释放了奥瑞斯忒斯。然而复仇女神所代表的古老使命并不因此被废除，而是得到了公共形式上的提升，从此复仇女神不仅惩罚家庭的暴力，而且惩罚城邦或破坏社会秩序中的暴力。在卫城下的剧场中，复仇女神进入雅典安家。但被阿伽门农祭神的女儿不能复活，妻子为报杀女之仇而杀死的阿伽门农、儿子为报杀父之仇而杀死的母亲都不能复活，而所有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又都有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合理性。 希腊悲剧与后来的莎士比亚悲剧有极大的区别，如同他们上演的剧场和观众之区别。英国历史学家狄金森比较说，莎剧可以将人的生命任意改造，他可以制造出“一报还一报”的愤世，可以制造“哈姆雷特”的失望，也可以制造“暴风雨”的豪爽，它们留下的是各领风骚的风景；而希腊悲剧的角色后面留下的是一幅人类命运的航海图，所以它不是为了表现生活之丰富，而是要给出一个解释——“这是希腊悲剧的普遍性质”。埃斯库罗斯在他最后的这部悲剧里所要解释的是：在城邦中，公共的正义高于私人的复仇，而秩序的主张也要与人性的本能相协调。最为严重的人类道德与社会纠缠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手段就是城邦。 这个剧场能容纳上万人，这几乎是当时雅典公民一半的数量。这个建筑的规模在今天的观感中通常以辉煌、壮丽来定音，但在古希腊来这里观看戏剧的不是观众，他们不用买票，而是公民，他们要投票选出上演戏剧的优胜者，标准则是它是否对人类生活有所警示，背靠着他们的卫城，检省他们的城邦生活。城邦对古希腊公民之重要，从这个剧场的规模可以想象。 古希腊人长期独自控制着东地中海地区，他们有充裕的余地做出类似实验室里的实验，验证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条件，人类的本性能够创造怎样的文明高度。这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 在城邦的空间化表达中，希腊人表达了作为统一体而存在的感受，在神的守护下，实现世俗的生活，这是一个生活的空间，也是希腊精神的空间。 如同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中所显示的，雅典娜作为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她平衡着城邦中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冲突，在统览雅典的卫城上雅典娜神庙似乎也是一种精神的守护。在卫城的南侧，有悲剧诗人们一年一度地解释城邦的生活；更远处是现代第一届奥运会的运动场，它是在2000多年前的泛雅典娜运动场废墟上建起的；卫城的西北侧，以Agora广场为中心展开日常的生活，召开公民大会。 拿一张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复原图，现在还能找到些遗迹。沿着卫城山门向西北走，乱石、树丛掩映着一条崎岖山路，这曾是泛雅典娜大道，想必是当年泛雅典娜节的时候，雅典人从这条路走上卫城去祭神。这条路还连接着与城邦生活本质相关的广场，广场周围曾有法院、监狱、议会、造币厂、工匠作坊聚集区，现在能比较完整地看到的只有广场和赫菲斯托斯神庙。这是希腊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遗址，虽然它的内部在拜占庭时期被改造过。赫菲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一，他天生腿跛，却是著名的能工巧匠，是他以二石相击制造了天火。 这里就是雅典城邦生活的中心区，所有的城邦公民都要参与城邦事务，希腊盛世时的执政官伯利克里说，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其为心情平和的人，在雅典则被称为废物。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极端：“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因此可以说，不理解城邦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就不能理解希腊文化。 城邦不是管理机器，是与生活的全部方面相关的事务。雅典人接受了梭伦针对公正和节制的改革，城邦里没有唯一性的最高首领，最高职位是9位联席执政官。梭伦时有400人的元老院，伯利克里时改为500人组成的议会，元老院成员是由抽签抽出来，而不是选出来的，这意味着不用竞选鼓噪，所有公民都可以进元老院。元老院主席是象征性的最高首领，但他由所有成员轮流担任，当值一天。这个城邦制度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权力在全体公民手中，因此城邦的生活是自由公开的，所有的世俗事务都可以被置于公共广场上讨论。每年要召开10次公民大会，此外还有数十次的普通公民会议，原则上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对城邦事务提出自己的方案，不同的意见在一起比较和争论。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希腊推入了一个“意见的世界”，各种冲突的意见相互检验，以节制任何偏激冒失的行动，得出公正的决议。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关注到广阔的人类生活，他没有忽视，一个人的荣耀给另一些人带来的伤悲，但节制的含义似乎还比较模糊。到赫拉克利特时，他更清晰地表达说：“即使是太阳神，也不会跨越他的界限，否则复仇女神，以及主持正义的神只们，会揭发他。”希腊的悲剧诗人们则年年在宣讲着类似的警示：正义之美好，野心之危险，暴力之愚蠢。 希腊人普遍接受一个假定，即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也能形成完整公正的生活。他们对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各种活动都有好的兴致，对观察人如何行事有无止境的喜好，那种万事皆空的观念，不为希腊人所持有。城邦的民主形式刺激并满足了人类的本能与才具，成为人们道德、理智、审美、技能等多层次生活的焦点。 在这种城邦的空间表达中，能想象古希腊有着活跃的户外生活，政治议题、戏剧、祭神、运动竞赛和重要的城邦事务都在户外进行。在希腊城邦，拥有一个剧场、神庙，一个体育场就像拥有广场一样，它们构成了城邦完整的空间，也塑造着身与心的人格整体。体育赛会是向神展示人的“卓越”的一种形式，是敬神，也是敬英雄，所以赛会是展示人所拥有的整体卓越，是力量、勇气、坚韧，而不是技巧。所以基托说，对现代高尔夫球这类比赛冠军显示出的技巧，希腊人会认为，一个奴隶如果没有别的可用之处，能掌握这种技巧也是值得赞赏的。希腊人认为，一个人能掌握这一类奇技淫巧，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民过高尚的生活。运动会上的冠军，会被当做英雄，诗人会为他们写颂歌。而当一个人成为金牌专业户的时候，欧里庇得斯会认为他过分沉溺于此，就写了一段尖刻的文字来讽刺他，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人应该会吹奏长笛，但不能过于精通。城邦对公民的要求，把关心城邦公共事务、心绪宁静、善于克制作为身心完整的标准。很难想象希腊人是一个狂热分子，虽然他们也有冲动的时候，但明智的平衡是他们的准则。 伯利克里骄傲地评价希腊公民：“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我们热爱艺术，但不做过度的炫耀。”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希腊的雕像无论是神或英雄，他们总是面部匀称、身体舒展，无论在吹笛还是在征战中，都没有微笑，表情一样的宁静严肃，这样的形象在那个时代，甚至到后来的希腊化时代都被视为典范。即使是酒神也绝无过度的神色，有一个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酒神雕塑，现藏在大英博物馆，他身体的平衡、宁静，至多显示出一种极为内在的享受感。虽然在斯巴达人的建筑和雕塑上更偏于峻峭，而伊奥尼亚的线条优雅，雅典则获得了一种调和，但他们的区别并没有超出平衡所要求的分寸。希腊的大量雕塑流散在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意大利的各美术馆，但只有在古希腊神殿遗址的相应位置上，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在城邦中，刻着雕像的神殿是理性精神的指向，而伯利克里所说的艺术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隘的艺术，它包含着雕塑、音乐、手工艺、农艺、医术、射箭、烹调等等所有需要专门技艺的行当。 将万物看做一个整体的直觉，是希腊生活明智的源泉。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米利都城邦的公民泰勒斯为了堵住饶舌汉的嘴，决心要找出唯一智慧的东西，他找到了“水”作为世界的唯一本源，给后世留下了整体地看待世界的第一条线索。他也是第一个用逻辑而不是用神话来表达对理性的坚定信仰的希腊人，虽然他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最重要的是，他实现了希腊人的一种精神：不顾及事物的外表，而寻找世界的统一的内在根基，简易的真理。对希腊人来说，这显然是一条令人激动的思想道路，赫拉克利特在这条道路上又论证了两种相反的张力之间的和谐。 当希腊城邦显出萎靡的时候，阿里斯托芬把它归结为希腊人聪明过头造成的后果。 雅典的城邦民主生活达到了逻辑的顶点，他们找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 论辩是城邦生活的最重要形式，任何知识、价值、思想都被带到广场来接受论辩和争议，当城邦的公共广场成为“意见的世界”时，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关于城邦未来的演说，对过去事情的诉讼，对现实成就的礼赞，都会集中到价值判断上。如果要公民大会认同一个判断，修辞术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也出现了专事辩论术的先生。有一则关于诡辩术的故事也许夸张了，希腊人可能是以这种夸张的故事来警示公民辩论的过度。故事说的是一个青年向一个智者普罗太哥拉求教辩论术和法律，他们签订了一个合同，学生结业后打赢第一次官司就还学费。但学生学完了却没去做律师，因此也不还钱。普罗太哥拉就状告到法庭上，学生辩护说：“如果我赢，根据胜诉判决，不用给钱；如果输，根据合同，我还没打赢官司，所以也不用给钱。”而普罗太哥拉论辩说：“如果我输，根据合同，弟子赢了官司就必须给钱；如果我赢，根据胜诉判决，弟子也必须给钱。”据说法官无法对付。 面对这样的局面，民主制度的有力支持者、军事家克里翁说这些人正在成为鉴赏家，而不是公民。而一向不满于民主制的苏格拉底抨击说，造个船坞砌个墙之类的小事，人们都会请教专家，而在处理道德和操行这类无比重大的事情时却听凭任何人发表无知的想法。苏格拉底发展了一种辩证法，与辩论术的叙述式滔滔之词不同，辩证法以对话问答的方式推进问题，为了使美德获得一个更牢靠的、无可争议的逻辑基础，而不再是未经检验的观念。苏格拉底确实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但几乎没有推论出一个正面的结论，唯一的结论还是来自阿波罗神庙的神谕：知道了自己一无所知。却又造成了哲学史上无解的“美诺悖论”，美诺问他：“你怎么能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它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寻找它呢？就算你碰上了它，你又怎么知道它是你正在找的那个东西呢？” 这个时期，希腊的喜剧非常活跃，而且主要是政治讽刺剧，所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常常被当做历史资料来发掘。与悲剧不同的是，喜剧关注的是人与人力量之间的关系，性格的乖戾、趣味的庸俗、情绪的烦恼与紧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纠葛困境，但这一切都尚在人类理智的把握中，是智慧使人摆脱困境。 今年2月底在北京演出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讲两个雅典公民，对诉讼不断的城邦生活感到厌倦，他们决定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安身立业。借助乌鸦和喜鹊，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鸟国，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城邦。这部戏公元前415年在雅典上演，当时使希腊损失惨重的雅典之战正在进行，剧中充满了微妙的忧郁之感也许是对城邦的政治决策的揶揄。《鸟》剧里，阿里斯托芬讽刺了当时的一大批人，包括苏格拉底。后来他还写了《云》专门讽刺苏格拉底。有个人嗜好马术成癖，父亲难以接受，为了改变他，父亲把他送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接受思想训练，结果，他学会了辩证法，向他父亲质问：“法律允许父亲打儿子，苏格拉底教给我，法律是人制定的规范，并非真理，那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个可以殴父的法律？” 阿里斯托芬倾慕雅典光荣的过去，热爱马拉松时代的民主政治。他抨击苏格拉底教唆青年人不敬神，怪罪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及辩论术的扰乱，动摇了人们对道德基础的信任，所以阿里斯托芬把城邦出现的萎靡气氛归结为希腊人聪明过头造成的后果。也许这是阿里斯托芬的气话，但其中所包含的对适度、平衡概念的坚守，哪怕在人类智性追求上，也反映出当时的希腊有另一种力量侵入。 城邦的生活理想来源于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一个高贵的概念“Arete”，对公民来说，这个词被当做包容一切美德、活力、智慧的概念。对“Arete”的追求从另一个层次指引着希腊人对生活整体性的尊重，这也是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力量和质朴的源泉，相伴而行的则是对专门化的厌恶之情，对效率的轻蔑，而来自另一种追求的力量必定要改进、发展，以求得高效、强大，这种力量必定无所不用其极。强烈的欲望、极端的手段、狂热的宗教对节制、平衡和和谐的破坏力也是注定的，在历史学家的分析中，这正是城邦崩溃的悲剧原因。 希腊精神“经受了一切生存之物所经历的变化，从来没有中断过”。塞菲里斯在现代希腊看到：“那些古代的亡人已逃脱了轮回并重新站起，流露出神秘安详的笑意。” 那些伟大光辉的成就在破坏性的力量冲击下早已成废墟，对于已经习惯于快速亢奋变化中的异乡人，在现代的希腊，常常感受到城市中有一种气息缓慢、听天由命的背景，其实兴许这恰恰是希腊人从先人继承而来的智慧。在希腊的一路上，我带着当代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的诗集，多少可以使这样的理解得到旁证。这两代诗人的诗句都一致地将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一再地写着光明和太阳，这明显秉承了他们先人的精神。埃利蒂斯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礼上，直截了当地表示“请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而塞菲里斯诗歌中温和的喜悦之情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背景中尤其显现出高贵的感染力。 他们同时找到了各自的诗歌之路，塞菲里斯在成名后，把对“我”的写作改为“我们”的写作，而埃利蒂斯曾在10年里不发表一首诗，最终“得以超越自我的艺术”。虽然在他们的诗句中难以找到古希腊时的伟大名字，甚至无休止地出现在各种语言中的希腊神话人物，在他们的诗句中也不占太多的笔墨，而视世界为一个整体的希腊传统使他们所有的意识在太阳的光明中得到发扬和净化。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城市是一部历史长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就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存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恰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和个性。 一、城市规划编制中，应注重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纲和领，是城市建设中的法律性依据。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经历数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和文化现象，如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出现，会导致各个城市间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特色。在编制城市规划中，除了指导现阶段的城市经济建设活动外，更重要的是要收集，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寻求文化演变的过程，这些收集和调研工作就是寻找城市规划与城市传统文化的对接，突出该城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没有体现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规划，是不能指导城市正确建设的规划，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城市规划。按此规划建设的城市，将会导致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断层，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律性文件依据，在编制规划中首先就是收集城市过去发展的历史资料，其中文化历史资料是重要的收集和研究的对象，并在规划编制中予以重点的体现。如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旧城改造规划、传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点文物古迹保护规划等。由于这些专业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以及在规划实施中注意发扬城市传统文化，并对一些频临消失的历史文化(包括非物资文化)古迹实施了抢救性保护，城市建设少走了弯路。如襄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很多宝贵的名胜古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位于襄樊市区内的我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故里——米公祠，得到规划部门的有力保护。有一家大型工厂曾“虎视眈眈”的要把米公祠纳入该厂的生活区，并要求拆除米公祠建家属区。为了保护这一宋代名人故居，规划部门按《襄樊市城市总体规划》据理力争，顶住当时的压力，不仅不把米公祠划给该厂，而且还按规划要求，预留了米公祠规划发展用地的范围，米公祠不仅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在该厂生活区用地范围中内，划出一部分用地来，做为米公祠用地。米公祠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了尘封30年的大门迎接慕名前来参观游览的宾客，文物部门对规划部门所作的工作“感谢”不尽。又如襄阳古城墙的拆与留和我国最宽的护城河是填还是留的问题，当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根据城市规划，规划部门是极力保护，并与文物部门拿出保护性规划意见，呈述市政府，并向单位和市民宣传保护襄阳古城和护城河的重要意义和对襄樊城市今后发展的作用，襄阳古城墙和护城河得以保留。由于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化部门不断的努力下，1986年襄樊终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城市规划不仅要继承城市历史文化，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城市文化，突出城市个性和特色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昨天，是城市发展的足迹。城市还将继续发展与延续，历史文化也将延续和发展，在城市规划编制中，不仅要继承城市传统文化，还要凸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没有特色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城市规划的编制除继承历史文化外，还要根据城市今后的发展，而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光大，增强城市的亲和力，提高城市的特色，打造城市的品牌，提升城市的地位和竞争力。以襄樊城市建设为例，襄樊是三国文化之乡，著名的刘备三请诸葛亮之地就在襄阳城西三十里的隆中。1949年时，隆中诸葛亮故居除几组明清建筑外，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为了打造襄樊历史文化品牌，在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在隆中风景区规划用地和环境保护中，给予充分的用地保证，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上予以充分的考虑和作出规划的保障实施措施。除加强隆中风景区的建设外，在襄樊市区内分布的其他三国胜迹也予以重点保护和发展，如真武山下的“马跃檀溪”，刘备在岘山上的“濯汉亭”、“濯笔池”，襄阳城内的“荆州古治”，襄阳城东的诸葛亮“去梯问计”楼，樊城西北七里的“关羽水淹七军”之地等三国胜迹，均列入城市规划保护之中。在条件具备时，将逐步发展成为城市文物古迹游览点，并且在襄樊市区最大的广场竖立了14米高的诸葛亮铜像，此广场亦命名为诸葛亮广场，弘扬了襄樊的三国文化。 为了建设和谐襄樊、美丽襄樊，规划充分利用襄阳古城墙和宽阔的襄阳护城河资源，依墙、依护城河规划兴建成环城公园和“襄阳人家”休闲娱乐区，今天已成为襄樊市民和外地游人涉足之地，是襄樊城市建设的一大靓点。 三、城市规划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重 城市是一个大型群居地，是人们生产、工作、生活的共同空间。在这个大“家庭”中，也是和睦相处和矛盾共存的地带，除了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协调管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外，城市规划编制中，更应注重和谐城市建设意识，把不协调的因素消除在规划编制之中。我国已步入现代文明建设时期，人们对城市的生产、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一个高标准的协调和谐城市建设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勾画的社会主义城市轮廓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烟囱林立、高楼高耸”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城市“新景象”。当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 从今天来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实现了，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电视、电脑已普及，信息开始网络化。但市民对当时憧憬的“工业化”象征——“烟囱林立”的城市看法已不能认同了，而现在要把与城市市区不协调的林立的冒黑烟的烟囱“清”出市区，对保护城市环境尤为迫切。 就襄樊城市建设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编了一个顺口溜：“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说明当时城市规划建设失调，由于只重视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建设思路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城市环境条件越来越差。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城市规划部门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因此在襄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把调整城市不合理用地布置提到重要的规划内容上来，除了进行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外，还将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功能分区之中。 如20世纪建于前进路北的钛白粉厂(当时为郊区、今已成市区)规划迁至远郊的工业区，又如在距市区南15公里以外的余家湖规划化工建材工业开发区，将市区内的医药化工等一批有污染的化工工业迁至余家湖化工工业区。距市区东北远郊的油坊岗建立汽车工业区，将位于市区内零散分布的汽车配套工业企业逐步迁入汽车工业区。由于部分分散在市区内的有污染的工厂外迁，改善了市区的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及居住用地条件，城市用地混乱局面得到控制，人居环境得到很大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强化城市生产经济，因为那时生产低下，生活条件较差，当时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居住环境还没有提到重要的建设议程之上，而且在发展生产中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奋斗”口号。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国力和市民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对所居住城市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得以认同。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中也走向人性化的建设理念。在规划中除重视城市传统文化的传承，突出城市特色外，重要的是通过规划手法达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城市建设的目标。 过去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要强调城市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缺失了和谐的人性化建设氛围。如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是欠账最多的一块；总是挤占城市公共设施这一块的投入而去“发展”工业这一块；城市开发，往往迁就开发商利益；牺牲市民利益，城市公共绿地被挤占，城市“三废”无力治理、环境恶化、市民身心受到影响。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的新途径——以江苏省灌南县为例江苏省灌南县位于连云港市的南大门，濒临黄海，四县交界。县域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人口73万,其中县城区12万。2003年灌南城区按照“38平方公里、30万人口”的新城市规划，形成了目前的老城区、新城区、开发区三位一体、功能分区的新格局。灌南作为全省14个扶贫县中的重点扶贫县之一，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发展相对滞后，是苏北洼地的“锅底”。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城管经费十分困难，城管执法难度相当大。对此，灌南县城管局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的新途径，使一个昔日“脏、乱、差”的苏北小县城迅速提升了形象。去年，灌南县分别荣获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称号和政府创新、中小城市和谐发展五十强称号。城管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同许多欠发达地区一样，灌南的城市管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空间太小、失业人员太多、市民文明意识太差、管理体制不顺、城管装备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主要集中在“四多”、“五难”上。“四多”：一是乱停乱放车辆多。从灌南城区来看，主次干道14条，其中繁华商业区4条，总长不到20公里，因没有一个固定的停车场，每天在街道两侧停留的自行车、机动三轮车、人力车达5万多辆次，汽车、摩托车达1万多辆次，节假日要增加一倍多。二是乱倒垃圾、抛撒滴漏渣土多。街道两侧有零散型住宅楼、沿街住家户2800户，加之其他个体经商户，每天产生近百吨废物。每天沿街乱倒垃圾不少于200起。三是流动摊点、店外店、占道经营多。由于经济相对滞后，就业岗位少，摆摊设点自谋职业人员相当多。每条街道上每天都有30多个流动摊点出现。四是乱贴乱画的“牛皮癣”多。“牛皮癣”整治难、回潮快。每天均有上百条“牛皮癣”出现。“五难”：一是经营业主管理难。城管主要对象是广大经营业主。在这个群体中，处于弱势的人员较多。一些经营业主自恃有经济实力、有关系，藐视城管队员，工作不予配合，还有一些外地客商，把自己作为政府引进的“上帝”，既不服从管理，违规后又给政府部门施压。二是齐抓共管形成难。城市管理只有全社会齐抓共管，各部门密切配合才能搞好。而实质上城管工作仍然是多头管理，多头执法，有利的事争着管，无利的事无人管，有麻烦的事推诿扯皮，存在管理空档，综合部门的协调缺乏必要的手段。三是基础设施配套难。在城市14条主次干道两侧裸露的地面颇多，路面破损严重，城区无一座星级公厕，无一座压缩式垃圾中转站。这些问题引发了乱洒、乱倒、乱停放、乱张贴等管理中的突出矛盾，让管理者无可奈何。四是城管处罚兑现难。实施处罚必然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一部分违章业主对行政处罚软拖硬抗，还辱骂执法队员，更有甚者，竟无中生有地到政府、纪检监察等部门诬告执法队员，使执法工作处于两难境地。五是执法水平提高难。城管执法人员绝大多数是退伍军人安置，还有的是其他单位调入的，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过系统的法律、法规培训，很难掌握执法程序，处于干中学、学中干的状态。抓好城管采取的相应对策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治本之策是提高市民的素质，创新工作机制，突破管理瓶颈。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灌南县城管局在认真分析影响城管根源的同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创新机制入手，开拓进取、谋求突破，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一）创新管理载体，营造执法氛围。一是强化部门协调，实行齐抓共管。由“孤军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由政府牵头、领导挂钩，将城管任务按区域、路段、场所分解落实到部、委、办、局及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乡镇政府、社区，分工负责，逐层逐级地明确目标责任，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近年来，灌南县政府在城市管理齐抓共管方面共下发了8个红头文件，每年年初将城管工作纳入各单位全年目标考核，每月发一期督查简报。二是加强城管法规宣传，增强市民城管意识。利用电台、电视、简报、标语、广播、竖警示牌等形式广泛宣传，以提高市民城管意识。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化解管与被管之间的矛盾，使其自觉服从管理。对严重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和屡教不改的违法违章者，及时曝光，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先后有12名被管理者因不服从管理，抗拒、阻碍城管执法而依法被行政拘留，其中6名被逮捕。三是强化社会监督，转变工作作风。经常邀请执法对象的代表、社区、相关部门及人大、政协、信访、纪检、监察等部门代表，召开座谈会，宣传城管工作思路，介绍城管工作情况，广泛征求意见，虚心听取建议，改进管理方法，转变工作作风，从而为城管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管理平台。（二）创新环卫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一是在用人机制上变依赖型为竞争型。近几年，在环卫行业的改革中，先后有23名正式工待岗、轮岗，2名被辞退。二是在经营机制上变福利型为经营型。应用市场化运作的新路子，大力提倡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充分利用环卫行业优势，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对垃圾清扫、清运、渣土抛洒滴漏等项目进行有偿服务改革，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人人有事干，个个把钱赚”的浓烈创收氛围。三是在作业机制上变供给型为市场型，打破常规，强力推进环卫工作改革。1.把城区的14条主干道共计97万平方米的清扫面积分为9个标段，对道路清扫保洁权进行公开招标拍卖，以点带面，逐步推广。2.对城区居民、沿街店面和有偿服务单位的卫生费用以60万元实行总承包，同时成立渣土管理办公室，把渣土管理从环卫管理中剥离出来，统一扎口管理，每年创收10多万元。3.按照“以事定岗、以岗定薪”的原则，改变分配方式，每半年开展一次“市民满意的清扫保洁员”和“红旗路段”评选活动；搞好市场运作，不断增添环卫基础设施。近年来，通过市场化运作配套设备，增加环卫硬性投入200多万元，新购置1台吸尘车和两辆垃圾清运车、四只集装式垃圾斗，建立新公厕，改造旧公厕，使其达到水冲式标准，对一些主要道路新装了600只垃圾筒，减少垃圾乱弃现象。（三）创新城管理念，转变管理模式。一是实行定路段、定责任、定时间、定人员、定效果的管理。将任务层层分解、全面铺开，采取全天候“拉网式”不间断的巡查监控。二是采取集中式管理。每周一次组织100多人，开展声势浩大的“兵团式作战”，针对“钉子户”、“难缠户”等有影响的违章户，在摸底调查、说服教育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三是采取服务式管理。把文明执法和热情服务寓于管理之中，变单纯的“驱赶式”管理为“服务式”管理，这样既达到管理效果，又树立了队伍良好形象。仅今年，就先后无偿制作了手推式流动摊点车26辆，摊点群5处120多个摊位，广告信息栏15个，自行车、摩托车停车挡栏1000多米。既改变了户外摊位乱摆乱放、阻碍交通、影响市容问题，又解决了600多名下岗职工、弱残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四是采取占领式管理。在违章户未出摊前就提前到位占领阵地，使其无空可钻。五是采取示范式管理。在主干道上先画好停车线，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设置停车栏，人力车统一发证挂牌、统一装修，机动三轮车、人力车禁止在城区主干道行驶。六是采取曝光式管理。严格制定了“日巡、周查、月考”制度，局督察组和各路段长每天都有路段管理情况记录本，采取记录在案的办法，对违章者记录在案；违章一次，予以警告，违章两次书面检查保证，违章三次电视曝光，违章四次依法扣压其违章物品并处罚。七是采取市场化管理。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以广告位价抵冲方式，对主次干道整治“牛皮癣”工作实行承包管理。对承包管理路段，保证人员到位，管理到位，责任到位，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四）创新队伍建设，树立城管形象。一是严格制度整顿作风。对全体城管人员实行军事化、人性化管理。每年城管队伍都要自觉接受一个月的思想作风整顿，查找问题，认真整改、建章立制，出台了执法公示制、错案追究制、禁酒令、文明执法等10多个红头文件，用良好的形象、优质的服务赢得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用制度规范队员行为，使每个队员都能爱岗敬业、文明执法、遵纪守法，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二是文明执法树新风。围绕“教育为主、文明执法、严管重罚、强行入轨”的工作方针，要求每一位队员文明执法、礼貌纠章、以理服人、以法服人、以情感人，以自己的文明行为和服务态度感化人、教育人、树形象。三是练好内功强素质。按照“治队先治人”的要求，结合行风评议、民主测评，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每年请法制办人员集中授课培训不少于4次，集中考试不少于2次，从而使灌南城管局从成立到现在无一例违法执法案件发生。对所有队员实行末位淘汰制，高标准、严要求，以工作实效来衡量每个队员，对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无实效、业务不精通、同行不认可，考核得分排到末位的实行一次警告、二次待岗、三次辞退。五是服务群众树形象。面对城管信访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矛盾突出、问题处理难的特点，需要认真受理、文明接待、诚信服务，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使每月结案率和满意率达到100%。（五）创新融资渠道、提升城市档次。灌南长期控、管理和引导。合理调整城中村用地布局，加强对城中村内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处，坚决遏止乱搭乱建行为。同时，努力改善城中村的公共服务，积极探索对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改造措施，为空间形态改造营造良好的政策和舆论氛围，为远期实现城中村全面改造奠定基础。三是围绕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对城中村积累的巨大财富实施有效开发，针对不同的建筑状况采取不同的改造措施，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贯彻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要求，努力实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经济的目标。四是对于一些改造难度巨大，而对城市规划的实施影响不大的村庄，通过完善市政设施、打通消防通道、实施村庄改制等措施，将其纳入城市的统一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改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状况，解决人们关心的“城中村”问题。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建设局村镇办戴着扶贫“帽子”，去年的财政收入不到3亿元，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城管的投入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创新运作方式，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加大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采取市场化运作，以广告位抵冲隔离栏造价、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等方法，先后融资6000万元，对县城的主次干道的2万多米隔离栏、防护栏进行了更换，新建25座跨路灯桥、新建雕塑一座，新添垃圾筒600只、新建公厕3座。还在人民广场、人民桥以及主次干道两侧安装大型户外广告和轮廓灯等，实现了“白天见景，晚上见灯”的美化亮化。资料来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同国际形势相接轨，我国在新的会计准则中引进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先讨***允价值的涵义及其特征，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分析，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允价值；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准则 1公允价值涵义及其特征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描述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确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结算的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公允价值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条件下(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对当前资产(或负债)的购置(或发生)或出售(或清偿)金额”。而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允价值的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尽管在形式上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在其本质上却有共同之处。从其涵义上看，以公允价值交易的双方必须是无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否则交易方很可能利用公允价值为其操纵企业利润；公允价值的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在强迫交易或者***进行资产清算时，公允价值也就失往了其意义；公允价值必须是双方熟悉情况的，这要以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专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因而我国在引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中也充分考虑到了公允价值的三个应用层次，即存在活跃市场报价的(如证券交易市场)，按市场报价作为公允价值；没有活跃市场报价的，参照最近的交易价格或同质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不符合以上两种情况的，采用专业的估值技术来确定公允价值。 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中有历史本钱、重置本钱、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五种计量属性。会计的计量属性要求能够正确反映会计信息的正确性，进步会计质量，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而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会计原则的重中之重。历史本钱能够可靠地计量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但历史本钱是一种过往时态，适用在初始计量和各期进行摊销或折旧，但不能反映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性，也就难以达到相关性原则的要求了。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价格信息为基础，能够反映物价、利率、汇率变动及科技进步引起的贬值等因素对资产负债价值的影响，可以说公允价值是对资产负债价值的动态反映。公允价值有时又不是一种单一的计量模式，以其他模式为参照基础，例如采用估值技术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可变现净值现值等折现方法往往又成为确定公允价值的参照价格。因此公允价值是基于市场的一种对资产或负债确定的综合计量属性。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公允价值计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公允价值究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罪魁还是帮手不做深进的研究。分析公允价值如何在会计准则中得到应用以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公允价值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我国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资产减值以及债务重组。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主要体现在商誉、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营业外收进(支出)、资产减值等方面得到体现。 (1)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计量的影响。 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时得到的应用最广，由于证券市场上存在活跃的市场报价，以公允价值计量能够使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公司财务信息的把握和风险的控制，能够很好地反映金融工具的市值对净利润或净资产的影响。但随着金融工具按不同种类的划分，具体的影响也就不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进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负债(与套期保值有关的除外)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进当期损益。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进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相关的交易用度确定为当期损益，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应收未收的现金股利或债券利息单独确定为应收项目。在出售或处置该金融资产或负债时，出售或处置的公允价值与初始进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以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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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的影响研究论文
1、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
使用公允价值可增加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如果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相关性就会丧失意义。公允价值所体现的对市场相关资产和负债现实价值的客观评价，只有在真实交易发生时才能确定。会计本身就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可靠并不等于精确。所以若公允价值的可靠性不可靠，其本质问题还是估计结果不够可靠。公允价值无法提供绝对可靠的一致的信息。公允价值并不否认历史成本会计下初始交易所形成的账面价值，只是考虑不同时期资本市场的实际状况，更能够显示当下资产的'实际假账。因此，公允价值能够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
2、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谨慎性的影响
公允价值增强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质量，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的谨慎性产生一定制约。一是公允价值计量与会计谨慎性可能不符。公允价值强调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会提前确认企业为实现收益，这一做法与会计谨慎性确认可能损失、不确认可能收益的做法不符。二是公允价值波动可能降低会计信息的谨慎性。市场报价即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由于报价受投资者预期、资金供求、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从而使公允价值的记录也存在很大的波动性。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及损益调整会因为市场出现非理性涨跌而扩大或缩小。因此，当外部经济环境剧烈动荡时，公允价值的波动性很可能会降低会计信息的谨慎性。
3、完善公允价值运用的措施
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我国有必要及时调整公允价值，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
建立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应当加强对公允价值理论及实践应用的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对公允价值可靠性的监督，从而减少企业或个人操纵利润的可能性。加大监管力度可以从两方面做起。一方面，提高企业自身监管水平，创新监管手段，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另一方面，发挥社会监管机制的作用，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监督管理。
科学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手段
提升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可操作性，使之在具体实务运用中便于操作，能较好地解决具体问题。在此方面，除了应加强改变外部环境之外，还应在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及有关法律规章方面制定明确的操作规范。操作规范制定得越详细，就越能为应用公允价值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
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判断能力
新准则对信息披露有着更高的要求。信息质量的标准包括全面、实质、可靠、可比、及时，信息内容的标准包括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风险管理策略以及公司经营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这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准则需要会计人员做出更多的职业判断。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在与国际趋同后是原则导向的，大量工作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这将直接增加企业业务核算的难度，出现相同的会计处理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的现象。因此，公允价值的准确确定，需要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一批具有公允价值观念、职业道德高尚、懂理论精实务的会计人员。
老师给了你们多少时间啊？你的第一稿“肥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