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现状（1）贷款的行业集中定义及与不良贷款的相互关系第 1 页Mrkush(XX)认为商业银行贷款投向了少数行业方便了商业银行对贷款的管理，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运营成本，提高商业银行的收益，但是也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激增。James Gerhard(XX)通过对美国信贷市场的研究发现，把贷款按照贷款的规模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等级划分，并且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贷款规模等级越高，那么贷款行业就越集中。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Ray Giesecke与Stefan Webert(XX)两位学者将贷款的行业集中表达为一种将大量贷款集中于少数和商业银行合作密切行业的一种放贷方式。Tobias F. Rothelit (XX) 在他的研究中，创造性的运用行为金融学并通过美国四大大银行在1986年到1995年的贷款第 2 页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经典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方式，发现了商业银行经常相互模仿，即通常大家了解的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一种“羊群效应”。论文网源自(2)贷款行业过度集中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及自身风险国外经济学家针对贷款行业集中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与讨论。Kay Giesecke与Stefan Weber(XX)从违约相关性的角度发现商业银行贷款过度集中在某一行业，如果这某一个行业发展较差，并影响到了其他行业，会对银行甚至整个金融行业的信贷风险造成冲击。在XX年巴塞尔学术研讨会上，Stefan Weber再次以实际发生多次的房地产信贷导致商业银行危机的案例，证明了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行业过度集中对银行风险的影响。Groki Rossi(XX)认为银行的贷款行业集中风险可以借助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来表示，例如房地产行业贷款的集中程度。Loders Overbckt与Christia Bloom(XX)认为可以把银行的风险分为银行系统风险和银行非系统风险，并突出说明了银行系统风险是可以避免与防范的，而且可以通过降低银行放贷资产的集中程度来降低银行非系统风险进而降低银行总体的风险。第 3 页国内研究现状（1）贷款的行业集中定义及与不良贷款的相互关系王志华(XX)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创新性的指出贷款行业集中是将银行的贷款投向运行周期较长的行业。这是由银行为了降低不确定风险、发展和优势行业的客户合作关系而导致的。杨庆和(XX)通过研究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行业过度集中和不良贷款率的联系发现，商业银行的贷款越来越向制造业房地产业等有着“资金饥渴证”的大行业集中，贷款投向的过度集中并不适宜一些行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不仅仅影响着银行的发展也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虽然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在特定的行业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过度集中会导致银行商业系统风险的上。魏国雄认为银行信贷组合集中和银行业贷款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导致银行的不良资产的迅速增加，进而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而贷款的行业集中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是一种隐形的风险。陈国立(XX)将贷款集中定义为贷款管理权限和放贷资产的集中，而徐进前(XX)则认为贷款集中只是信贷资产在不均衡条件下的分配方式。任吉武(XX)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创造性的运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各国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的程度，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了贷款的行业集中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并得出了二者是正相关的结论。 : 以上是本章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贷款的行业集中的界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行业集中度的相互关第 4 页系即以及对商业银行行业集中度的监管。总结发现有两个特点:（1）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进行定性研究，用金融案例来提醒商业银行重视对行业集中度的调整控制，但是缺少对行业集中度的实证分析。(2)我国的商业银行对行业集中度的管理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可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大小型商业银行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各商业银行在面对银行业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机遇的同时更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挑战。目前，由于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主要经营收入的核心业务，而我国金融体系又以银行为主，因此，信贷风险成为了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商业风险。在这种形势的趋使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信贷风险的管理，这不仅关乎我国各银行的经营目标能否实现，更关系到我国能否构建稳定健康的经济体系这一伟大夙愿。在考虑到上述背景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风险的防范、识别最终化解风险有着重大的作用，而这也是每个商业银行当下首要的任务。这样不仅保障了信贷风险管理的正常运行、提高了信贷资产的质量，更加强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使得市场经济能够稳步发展。 研究意义一是从研究角度来看。通过本文的研究使我国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且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信贷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性。二是从研究现状来看。本文详细的分析并探讨了当前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和潜在风险，所以，银行业可以以此为参考进而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风险预警体系。三是从选题价值来看。本文的研究紧密结合当前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来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构想，希望能对我国经济及国际经融体系的稳步发展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国内外研究情况 国内研究情况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比较落后，刚开始我国只是处于对信贷风险的初步研究阶段。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渐发展，我国歌金融业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慢慢认识到信贷风险的重要性，才慢慢开始研究它。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定的研究，我国也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西京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例如，2003年马莉在《当代财经》上发表了《国有银行信贷风险成因及管理》，该学说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主要是受到社会外部各项因素及银行内部自身的管理经营这两大方面的影响。2010年陈宏在《会计之友》中发表了《基于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研究》，他认为银行要提高经营能力、增加经营利益其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完善的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制度。与此同时，王思也在《商场现代化》的《我国商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而我国跨国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此次危机。本文首先对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类分析，然后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两个密切关联的范畴进行了逻辑的统一，并借鉴国内外相关论述对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
一、引言
对全世界而言，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目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50%，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60—7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对一个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是我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使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已有2000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有万家。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继续蔓延加剧，但也远远没有结束，这导致世界经济剧烈的变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已经步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实施了全面风险管理，有30%实施了部分风险管理。虽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而言，其风险管理仍处于风险管理的策划实施阶段向部分风险管理阶段的过渡过程之中。“企业风险管理现状调查”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包括各类跨国公司的我国企业还处于风险管理建设的初级阶段：有71%的企业只是建立了一定的风险管理流程，但流程缺乏相互的约束机制;有的企业“已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体系尚未全面开始运作”;另外还有的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方法和制度，风险的防范只依赖于员工的责任心和个人行为”。面对此次危机的冲击，世界企业500强类跨国公司尚且力不从心;我国的跨国公司须减少其风险管理过程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此次危机。
二、中国跨国公司的风险分析
分析和识别风险的范围和类别，是跨国公司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我国跨国公司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所面临的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约束。从不同角度出发，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类法分析。本文以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风险分类法并结合Miller风险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框架来进行分类分析：即按照风险的可控程度，将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分为跨国公司自身几乎无法控制的一般环境风险(宏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虽然不能控制但可以施加影响以改变风险影响程度的行业环境风险(中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变量风险(微观环境风险)。
(一)宏观环境风险(一般环境风险)
宏观环境风险或一般环境风险是指那些影响各行业跨国经营环境的因素，包括一是政治风险，即指政治不稳定性与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变化相联系，其中的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性、意识形态等内容。二是政府政策风险，指影响商业环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无法预期的财政和货币改革、政府规章制度的变化以及收入汇出限制等。三是宏观经济风险，指包括经济活动水平、价格水平、汇率和利率水平的不确定性波动;四是社会风险，指当人们面对与他们自身价值观不相符的信仰和价值观时，可能会产生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可能是政治风险的前身，当然两种风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集团——社会和政府。五是自然条件风险，是指影响经济产出的自然现象。如地理位置因素对跨国公司国际化区位因素选择的影响。六是文化风险，学者何曼青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供应者、竞争者、顾客与跨国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方式和偏好，以及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战略、策略和技巧，同时还到跨国公司的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他环境因素如政治、法律、经济等发生作用。
(二)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
中观环境风险或行业环境风险是指各行业内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投入物市场风险，指围绕着获取充足数量和质量的投入物，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行业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技术、原材料品质、数量和价格等。二是产品市场风险，是指对行业产出需求无法预料的变化。这种改变可能因为消费者品味的变化，因替代品的可获取性的变化，因互补品供应的变化，或者因国内外政府政策对进口货物的不可预知性需求变化而变化。三是竞争风险，指由于无法预测产品市场中可获取的产品数量和类型，企业可能遭受来自同行业厂商的竞争压力，主要包括竞争者的价格、经营战略、其选择的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对本国和外国新进入者的威胁。四是技术风险，Miller认为技术创新影响着一个行业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同时也对这个行业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可能会使行业内已经建立起的竞争和协作模式产生混乱。学者许晖认为技术风险还应包括由于跨国公司在行业个某些方面的技术领先性，导致专有技术有可能遭到窃取和非法占有的可能性。
(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
微观环境风险或企业变量风险是指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生产风险，指跨国公司生产运营的不确定性，包括劳动力不确定性、公司投入物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生产不确定性。二是责任风险，指跨国公司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因担负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人身安全等责任而面临的风险。三是研发风险，Miller称研发行为的不确定性结果就是对当公司投资于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完成项目及项目产出特性的时间框架的不确定。四是信用风险，指企业面临的应收账款回收等涉及资金回收的问题。五是行为风险，指公司管理者或员工的本位主义行为，Miller在研究中认为，公司层面风险中的行为风险与公司内的代理关系有关。六是人力资源风险，或称劳动力不确定性，指员工生产率的变化、训练员工的有效性、员工和工会问题等风险。七是交易风险，指汇率风险对特定的、可识别的外币交易的现金流所产生的影响。八是投资风险，即跨国公司投资于东道国面临的经济状况、政治条件和政府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九是财务风险，指在跨国公司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内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财务系统运行偏离预期目标而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机会性或可能性。
三、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有5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各级管理层，有3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自企业员工，只有2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外部。因此，分析企业风险管理的问题必须从企业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入手。与我国跨国公司的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不同的是，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应该是微观环境——企业变量的核心因素，这同时也是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 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ICIF)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ERM)框架的内部问题都密切关联的核心因素——“内部环境”。
继美国发起机构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COSO于1992年发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之后，又于2004年9月发表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与ICIF相比，由于ERM是ICIF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和延伸，这暗示着现代企业管理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有密切的相关性。学术界对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二者的关系持两类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风险管理包含在内部控制中，理由是ICIF中将风险评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理由是ERM在借鉴ICIF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框架中明确指出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鉴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二者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学者还没有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进行逻辑统一并运用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企业组织。因此，可以将ERM框架与内部控制框架进行逻辑统一，然后再来分析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从COSO的ERM框架来看，企业风险管理包括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由于“内部环境”影响着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目标的制定、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体系以及监控措施的设计与运行，因此根据ERM框架，可以确定“内部环境”就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因素，它是所有其他构成要素的基础;从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内部控制框架的时间顺序来看，在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会计准则公告第55号》(SASNO，55)公告中，提出了内部控制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该公告首次将控制环境正式纳入内部控制范畴，凸显对环境控制的重要性认识。1992年美国COSO发表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CIF)在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提出的内部控制系统由五部分组成：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2007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中提出，内部环境是影响、制约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美国的SASNO，55和ICIF都始终把“控制环境”放在首位，说明其居于整个内部控制的核心地位;结合我国的基本规范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中强调的“控制环境”主要是指对企业内部环境的控制上，强调的是内部环境问题，这与ERM框架中强调的“内部环境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对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分析就应该从我国跨国公司“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人手。ERM框架、SASNO，55、ICIF和基本规范关于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的提法各有差别但是基本上一脉相承的，概括起来，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内部监督和管理方法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不利因素构成了其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缺乏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
一方面，风险管理理念是风险管理价值观的核心要素，而我国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员工的风险管理理念都存在非科学性。COSO报告曾明确指出，企业里的每个人对企业风险管理都有责任。但是，我国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者的风险管理理念落后，导致其行为常常凌驾于风险管理规则之上，甚至有一些管理者还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这些跨国公司的员工工作时只凭领导意识办事，对风险管理的准则和制度也是一种选择性遵守。另一方面，我国跨国公司整体缺乏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近年来我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仍缺乏将风险管理意识上升为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我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风险管理价值观的不统一。母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认为整个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就是各个子公司各项制度、规章的统一和各方面资料、数据的汇总，忽视了研究子公司的业务营运风险及其与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的相关性;同时，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仅仅认为只要遵照母公司的规章制度即可，忽视了应与母公司形成互动式的风险管理。这种不统一的、非互动式的风险管理导致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管理能力长期低于应有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加深子公司对母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怀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的建设及有效运行，有赖于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我国跨国公司虽然形式上也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具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但远未达到内部权力相互制衡的效果，这是导致企业“一把手”的行为凌驾于风险管理制度之上的根本原因。问题最为突出的方面表现在：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作用严重弱化、监事会的权力虚置。
首先，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大多由国有企业股份化、集团化改造而成，政府在公司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占比重最大的国有跨国公司风险管理设计与实施的依据不明，不能充分代表全部产权人的利益，造成终极所有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其次，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国资委)和董事会的公司法地位很高，但实际上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任免权，均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代为行使，这使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管作用难以发挥。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在地位上被下置，充其量只有具体经营事项的部分决策价值和应付外部监管的形式价值。这使得公司管理当局长期处于一些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之下，董事会不可能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进行法律上的阻隔。因此，外部行政风险在这种董事会的构架下无法防范，从风险成因上来讲，这种权力缺陷是我国国有跨国公司各类风险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再次，我国跨国公司监事会的作用被严重弱化。2006年版《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但《公司法》却只规定了监事会的职权规定，却并没有明确它到底对谁负责，监事会地位尚不明确。在实践中，由于监事对董事会的依附性较强和缺乏监督手段，其主要职责限于事后的检查，基本不具备实时监控的职能，“监事会不监事”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从内部监督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不到位。
风险管理过程必须被施以恰当的监督。通常，企业的专项监督职能由内部审计来完成，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效果。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大多是应国家审计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对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在行政上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由于这种审计制度的建立带有明显的外部政府压力的倾向，会导致以下问题：监事会内部审计模式的低效，内部审计局限于财务职能，内审人员缺乏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
首先，我国跨国公司一般采取的是以监事会为中心的内部审计模式，而监事会往往只有监督权和建议权，对董事和经理并没有直接的制裁权，一般要通过股东大会才能执行，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监督效率。有实证研究表明，监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模式的公司规模最大，但公司业绩最差。其次，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仅是作为一个财务领域的职能部门，重点集中在检查会计报表等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上面，很少触及经营管理的其他领域，没有发挥出世界500强公司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做出整体的分析、评价以及建议。据调查，现阶段我国企业有的被调查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在风险管理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再次，世界500强公司实施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具体实施人员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精通于常规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还应该具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当前，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大都是财会人员出身，其中少有接受过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专业训练，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因此难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从管理方法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方法较为落后。
据ERM所述，企业风险管理各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方法来支持。首先，跨国公司是一个多分支的组织系统，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这可能会产生子公司提供不完全信息、虚假信息和延缓信息的提供等行为，而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由于我国多数跨国公司内部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滞后，导致其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共享与互换，甚至有的子公司的下属部门即便发现了风险也没有相应的渠道向母公司汇报。其次，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等先进计量方法进行风险管理相比，由于风险管理信息上的不完全等各种现实原因，我国多数跨国公司还仍是采用定性分析等较为落后的方法进行风险管理。这直接导致我国跨国公司不能准确地预测风险、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进而影响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对策
(一)培育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环境。
从本质上讲，企业风险管理是培育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统一认知和行为的模式。因此，我国跨国公司应将风险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贯穿企业文化建设始终，以培养和加强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并自觉地落实风险管理的各种准则和制度到日常各项工作中;要通过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将风险管理自然渗透到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各个业务单元、各个岗位和各个工作环节，使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在开展每项业务时都要考量上、下游风险及其相关性因素，以形成防范风险的互动式风险管理。在营造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环境方面，我国跨国公司可以依靠书面形式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可以举办针对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还可以在企业内部组织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风险管理工作内部评价，形成一个开放的风险管理文化环境，以发现更多的隐患。
(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
有研究表明，只有建立以科学的现代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权力产生和运行机制，才可以理顺企业内部的各种权力结构，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首先，在股东大会建设方面，要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机构就要完善征集股票表决权办法和分类表决制，并通过一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力。其次，在董事会建设方面，一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其在决策中监督，在管理中监督的作用，并使独立董事的收入不与所任职的企业直接相关，防止独立董事作用异化，最终达到防止大股东操纵董事会。二是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使董事会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与推动作用，来实现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三是针对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的问题，在现有组织人事管理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国有跨国公司应在治理结构上要利用权力整合与制衡原则，将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和国资委“设定”为两家不同的“股东”。组织人事部门以人事权力为基础享有“股东会”的部分权利，包括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和董事会高管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兼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的两名董事高管间接任命权(依公司法应通过国资委履行董事任命，因为国资委是法律上的唯一股东)：国资委以资产管理权为基础，经组织人事部门的授权，享有部分人事任免权利，包括任命董事总经理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这样就可以在董事会层面产生了权力的制衡效果，同时没有回避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干部管理权问题。最后，在监事会建设方面，必须保证监事会责权利的完整性，应从相关法规和制度上规定监事会履行职责的人员编制、资金来源，确保监事会责权利的落实。同时，强化监事会权力和责任，并通过相关的实施细则或条例、办法对监事会的职责予以细化，明确监事会失察的法律责任，使风险控制真正落到实处。如果能建立起监事会领导下的风险管理制度，通过事前介入、事中参与和事后监督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风险。
(三)强化内部审计。
鉴于我国跨国公司还处于建立风险管理流程的阶段，其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内部审计并没能在风险管理中真正发挥出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应定位于建议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主要通过管理咨询和建议、管理协调和管理监督途径来参与风险管理。首先，对于内部审计模式，由于监事会的非有效监督，以监事会主导的内部审计有职能缺陷。审计模式可以调整监事会领导内部审计为以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实践证明，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在发现问题及时性、信息传递速度方面的效率较高，对提高风险管理决策科学性和风险管理效率非常重要;其次，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由于我国会计标准的变化，现代企业的财务资料操作会越来越规范，企业所有者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如何有效防范风险。这就要求内部审计工作重点必须从传统财务领域的“查错防弊”扩展到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及效益服务等企业经济管理和业务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内部审计的职能也应从审查的监督向评价、咨询、建议和协调等方面拓展;最后，对于内审人员的素质，内审部门要努力按照国际内部注册审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的要求建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强化审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内审人员的业务素质。其途径的选择，包括多专业地选拔内审人员，优化内审人员的知识结构，注重对其综合能力(审计、风险管理等)的培养和考核，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后续教育和岗位培训，必要时可成立有关业务方面的专家小组，参与内审工作等等。
第四，建设先进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为了能降低我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等各级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首先，从信息流动方向来看，我国跨国公司应确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相反方向的信息流动均畅通;其次，从信息沟通渠道来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需要沟通的信息必须以一个有效设计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作为沟通渠道来传递这些信息。各级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和传递各个风险信息，整个跨国公司最高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沟通渠道中关键性的角色应将这些信息汇总并处理;最后，从风险管理系统的有效性来看，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在准确地对风险值做出计算的同时，还能够实现事前与事后相结合，对已经避免的风险进行追踪，对正在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等。具体来讲，母公司必须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一是建立覆盖整个跨国公司经营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固定化业务流程等，实现企业运营业务信息向风险信息的自动转换。二是建立涵盖整个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各个流程的风险预警分析系统，即采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模型计量等风险管理方法，量化风险指标、收集风险预警重要信息，预测企业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大小。
在 企业管理 中，风险管理是指如何在项目或者企业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减至最低的管理过程，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面是由我整理的风险管理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于案例的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研究》
摘要：本文以我国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联想并购IBM等并购案例中发生的财务风险带给我们的启示。最后，结合相关案例，从全面系统的并购战略设计、充分详实的尽职调查和灵活多样的交易架构设计等方面对规避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键词：跨国并购;财务风险;案例研究;风险管理
一.我国跨国并购的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基础上，国家积极鼓励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1]，即通过积极的并购(包括兼并与收购)等资本运作活动，以一种较为简洁的方式获得发达国家企业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所拥有的先进 经验 ，并通过上述关键竞争要素的获取推动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纵观我国跨国并购的主要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2002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高速发展期，以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联手收购香港康力投资有限公司为代表;第二阶段(2003年—2008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震荡推进期，这一阶段既有京东方成功并购韩国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从而介入国际高端 显示器 领域的成功经验，也有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政治力量和公共关系的阻碍下未能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失败案例;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是我国跨国并购的理性回归期，这一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期，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造成了很多国际知名企业估值的降低，也为推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企业在能源、汽车、机械等领域不乏成功案例。在积极推进跨国并购的同时，这一阶段的企业并购行为趋于理性，从简单的思考“走出去”逐渐向“并购的意义何在”、“并购的协同效应在哪里”、“如何实施并购后的跨 文化 管理”等跨国并购的现实问题转变。
并购是一柄双刃剑，在给企业提供发展的难得机遇的同时，又形成了一系列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潜在危机。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并购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拓展了市场的范畴，同时带来了竞争的全球化，通过并购可以帮助企业尽快介入国际市场、实现全球布局，也是企业应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由之路;第二，通过并购可以获得目标企业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品牌效应、销售网络、研发团队等关键竞争要素，可以延伸收购企业的产业链条、缩短企业在培育上述能力方面的时间，尽快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三，通过跨国并购，可以拥有境外资源的所有权，从而为企业后续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但是，在积极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并购的过称也危机四伏。据统计，我国目前70%的跨国并购案例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政策风险、技术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外汇风险、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财务风险始终是是否能够成功实施跨国并购的关键，有效地识别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形成财务风险的集成管理体系是跨国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拟通过典型的跨国财务风险及其管理案例揭示跨国并购的主要财务风险点，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几点思考。
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我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过程中，诸如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联想并购IBM等典型并购的过程也是发生财务风险以及应对财务风险的过程，通过对上述并购案例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
(1) 吉利收购沃尔沃案例
北欧小国瑞典拥有以其安全性享誉世界的沃尔沃汽车，1999年，处于全盛时期的美国汽车FORT以64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沃尔沃，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福特拟出售沃尔沃的股权。彼时，2009年10月28日，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吉利汽车成为沃尔沃的首选竞购方。作为在中国市场处于中低端定位的吉利汽车，试图通过跨国并购成功运营沃尔沃这一世界知名品牌，这段跨国姻缘由于在企业匹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并不为业界看好。按照交易结构的设计，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价格为18亿美元，后续运营资金投入约9亿美元，而吉利的自由资金仅仅占到整个交易的25%左右，为了成功实施并购，吉利动用了5倍杠杆进行融资。此次并购为吉利带来了巨大的财务风险，其中吉利集团的负债总额由2008年86亿元人民币和2009年的160亿元人民币剧增到2010年的700多亿元人民币，相比吉利集团年均15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净利润水平，此次跨国姻缘给吉利集团带来的财务负担和财务风险可想而知，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案例是否能够成为跨国汽车并购除“雷诺——日产并购”案例后的第二例成功案例仍需要时日加以验证[2]。
(2) 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案例
2007年11月29日，中国平安 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平安人寿出于实现业务的全球布局以及学习世界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目的，决定启动对主营银行和保险业务的富通集团的股权收购工作。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荷兰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在关于富通集团股权处置以及资产分拆等环节的介入，中国平安人寿最初设计的通过并购富通集团股权实现其在资产管理、保险等业务领域的全球布局和业务互补的设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中国平安人寿的股权收购失败案例可以归结为美国次贷危机等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恶化，或者可以归结为政治力量在并购过程的介入，但是，在并购决策的过程中草率的尽职调查或许才是平安人寿并购失败的根源。在进行并购前的尽职调查环节，对富通集团的财务这一并购中的关键信息，中国平安人寿仅仅通过目标公司公开发表的数据分析并购的可行性，这一做法也导致富通集团得以成功隐瞒其高达57亿欧元的债务抵押债券。因此，缺乏详尽的尽职调查工作，无法有限识别目标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而导致错误的并购决策，才是中国平安人寿并购失败的最大教训。 (3) 联想并购IBM案例
联想集团是我国最大的IT服务供应商，IBM是世界知名的信息服务供应商。由于个人电脑事业部在IBM中持续亏损，IBM拟作价出售其个人电脑事业部。为了在与戴尔、惠普等竞争中占据优势，并获得IBM的品牌效应和技术实力，联想集团决定对IBM的个人事业部实施并购。联想并购IBM案例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的成功启示在于：第一，在并购战略的总体设计和尽职调查阶段，联想聘请了麦肯锡作为其并购的战略顾问，聘请高盛为其并购顾问，聘请安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其并购的财务和投资银行顾问;第二，为了规避并购的融资风险，联想集团采取了混合支付的形式，并通过引入泛大西洋等财务集团的形式有效化解了高负债率可能导致的财务风险;第三，为了规避并购的支付风险，联想集团采取了现金支付和股权支付相结合的支付方式，通过合理的现金和股权支付比例的确定，既规避了过度依赖现金支付导致的现金流风险，也规避了过度依赖股权支付导致的控制权稀释风险[3]。
三.规避跨国并购财务风险的策略性思考
通过上述跨国并购过程中主要财务风险的分析不难发现，全面识别并且有效防范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是并购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财务风险管理能力也是我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过程中亟待提升的核心能力之一。结合本文的研究成功，提出以下规避跨国并购过程中规避财务风险的策略性思考：
(1) 全面系统的并购战略设计。我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终极目标不在于通过控制权的获取成为目标企业的股东，而在于通过成功的并购运作掌握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品牌和 渠道 资源。因此，中国企业在实践“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并购的战略性设计，需要认真分析并购的战略协同效应、详细制定并购的整合运作方案。全面系统的并购战略设计的意义在于：第一，跨国并购的战略设计是并购方式遴选的重要依据。概括而言，跨国并购可以采取资产并购、股权并购和企业合并等主要形式，不同的并购形式为并购方带来的税务负担、连带责任等各不相同，例如基于关键技术获取的并购战略设计可以选择资产并购的方式，基于资源获取或者产业链整合目标的并购战略设计可以选择股权并购的方式。因此，并购方需要预先清晰界定并购的终极目标，从而选择合理的并购模式，规避因并购方式的不当导致的财务负担;第二，跨国并购的战略设计是确定融资安排的重要基础。现代并购由于交易标的较高，仅仅依靠自有资金往往难以满足交易需求，为此，并购方通常通过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形式募集资金。资金募集的方式和额度需要充分匹配并购的战略设计，在并购融资方面，既需要考虑交易的标的额，也需要根据并购战略的需要预测并购后的资金安排，从而充分评估企业自身融资能力与并购战略的匹配性，防止在成功实施并购后由于后续整合阶段资金无法保证而导致的并购失败。
(2) 充分详实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是指法律、会计、资产评估、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在目标企业的协助下，对目标企业的财务数据、运营状况、法律纠纷等进行独立、客观、公允的评判，在此基础上对目标企业目前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盈利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并对企业预期盈利水平进行预测，为跨国并购决策、并购的交易结构设计、并购相关协议关键条款的设计提供客观依据的过程。尽职调查是了解目标企业真实情况的重要环节，也是规避财务风险的关键。本文所述的中国平安并购富通集团的跨国并购案例中，恰恰是由于尽职调查工作的不充分，导致中国平安需要为草率的并购决策承担巨大的财务负担。为了有效规避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尽职调查工作首先需要关注目标企业内部的资产完整性、真实盈利能力、资产抵押和质押情况，从而为合理的交易价格的确定提供依据;其次，尽职调查工作需要关注目标国的劳动关系法律、养老法律、税务法律、环境保护法律等与企业运作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充分估计后续运营模式可能导致的资金需求;最后，财务尽职调查工作需要与技术评估等工作密切联系，从而有效识别企业潜在的或有负债，以预先实施财务安排。
(3) 灵活多样的交易架构设计。交易架构设计包括交易标的的决策、交易关键条款的设计、交易支付方式的确定等内容，合理的交易架构设计是有效规避跨国并购过程中财务风险的关键。在交易标的的决策环节，与国内通常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确定交易对价的方式不同，跨国并购的过程中通常根据目标企业的息税前利润(EBIT)和合理的市盈率确定交易对价，由于并购双方在市盈率倍数认识的差异，估值调整技术(或称为“对赌协议”)是解决并购双方价值差异的常用对策。为了降低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并购方可以在初始交易对价进行一定让步的基础上，通过设置较为苛刻的企业利润指标、市场占有率指标、企业盈利增长率指标等估值调整方案对初始投资进行调整，从而防止交易对价过高导致的财务风险;在交易支付方式的确定方面，可以考虑设计交易支付的关键节点，使得标的对价的分步骤支付与并购的战略意义相匹配，以此适当的延长交易对价的支付期限，通过支付期的设计，使得目标企业的真实状况进一步呈现，从而降低并购方的财务风险;在交易关键条款的设计方面，为了降低直接成为目标企业股东而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通过债转股等交易结构的设计，为并购方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债权人安排后拥有是否成为目标企业股东的选择权，从而在经过债权人期间对目标企业的了解和考察后进一步降低并购过程的信息非对称程度，降低并购的财务风险。(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兰 天，郭有钦，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J].现代 财经 ，2009，12：82-86
[2]杨 玲，叶 妮，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研究———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J].财会通讯，2013，3：121-122
[3]张琳若，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与管理——以联想并购案为例[J].知识经济，2012，19：124-124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问题》
一、引言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风险为业务的金融机构，风险贯穿于其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实质意义上来讲，商业银行自身就是以“经营风险”为业务类型的特殊单位，它以“经营风险”为特征，获得盈利为目的，没有风险商业银行也无从盈利。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及意愿，以及控制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将决定商业银行的经营成败。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现状
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万亿元，同比增长，负债总额万亿元，增长;不良贷款余额万亿元，不良贷款率。截至2014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较年初上升个百分点。从总体信贷状况来讲，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不高。例如，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由表1可分析得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不良贷款而言，第二季度的不良贷款有略微增长，第三季度与第四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相对于第一、第二季度增长幅度较大。总体来说，这给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
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度在2013年各季度逐渐增多，只有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在略微有些减少，而在第四季度不良贷款却也在逐渐的上升。各类商业银行中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最高，一直是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隐患。损失类的不良贷款处于上升的趋势，因此可见，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仍不容忽视。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1.信贷风险判断标准差异大。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分支的县级分公司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贷款审批权限。数以百计的贷款审批和决策机构，根据不同的风险判断标准，近千人在贷款审批和决策的权利，贷款决策过于分散。与此同时，由于总行缺乏对各个行业、不同地区、和各类客户信用分析的经验和技能。他们需要的信息不足以做出决定，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同样的一个银行分支机构做出的信贷决策差异很大，在不同的领域造成更大的差异，很难形成内部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和风险管理理念。
2.信用评级基础薄弱。在我国，商业银行缺乏良好的信用评级基础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客户的财务数据真实性有待提高，企业信用评级情况很难得到真实反映;另一方面，由于核心的信用评级结果没有影响到贷款决策和贷款定价;此外，一线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信用评级系统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了有关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完整的评级系统，很难正确地反映信用风险。
3.客户信息财务数据积累不足。一方面，贷款客户的最基本财务信息数据来源不充分。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信息取得渠道不畅通，导致银行进行客户评级、信贷数额确定等分析受到限制，分析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客户非金融信息以及非财务信息收集和其他定性信息收集渠道、收集方式等的标准不够完善，执行缺乏标准的规程。
三、西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经验借鉴
(一)信贷业务强调个人责任
为了明确责任，将信贷责任及风险承担明确到个人，国外商业银行创新采用了将信贷审批决策权限授权于个人的做法。于此同时，赋予个人相应的责任，“有权必有责”“权责对应”，这种 方法 有利于明确责任，达到了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实现了将“业务风险”与“个人风险”联系在一起，实现风险责任到人，大大降低了风险集中程度，增强了个人的风险意识，有利于风险的分散与控制。
(二)实施授权分类管理
国外商业银行分类授权的管理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国内商业银行在进行授权时应充分考察各分支机构所处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好坏、自身资产规模大小、盈利水平高低、资产质量状况以及风险管控能力的大小，再对各分支机构授权权限进行有依据得调整，过程中体现“分类管理”的原则。在对分支机构授权权限设置的过程中，参考分行绩效考核和风险监测结果，对授权权限实行动态调整。
(三)确立明确的风险管理目标
西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在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指导业务的开展。对于市场定位、业务规划、风险管理目标的设定应紧密围绕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各相关部门和分支机构应分解、细化、明确、落实，要发挥风险政策审查评议功能，避免各自为政、目标含糊不清甚至相互推脱责任的事情发生。
四、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加快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没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是不能科学的风险识别、计量、预警和预防，更不用说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为了建立信用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第一步是设计符合条件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就目前我国银行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现状来看，应该首先建立一个完整的风险数据库，数据库除现有商业银行数据外，还应该包括贷款、金融公司、零售和信贷业务的相关数据，各类金融机构还应该包括所有子系统或分支机构，整个数据相关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其次还应该建立相关风险数据库查询和相关技术，如早期预警和分析工具，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提高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进一步的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二)量化信贷风险管理
我国商业银行管理信贷风险以定量分析技术的合理性存在缺陷，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识别与衡量技术的关键是应用信贷风险计量模型。在借鉴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度量模型之外，我国要逐步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贷风险度量模型，并且完善信贷风险管理的配套 措施 。
(三)信贷风险预警机制
以影响借款人宏观经济状况、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主体非财务状况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相关计量及统计学方法建立风险预警模型。要建立较完善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必须从建立全面的预警数据库着手。这个数据库包括三个层面的信息：一是宏观经济层面的信息，如宏观经济发展、消费、进出口贸易政策信息;二是中观水平层面的经济信息，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产业结构、投资和经济发展数据的信息;三是微观层面的信息，如贷款企业的财务信息，现金流条件下，产品的市场供求信息等;四是商业银行信贷级别的信息，如行业及其改变信贷资产的库存数据等等。完善预警数据库建立之后，可以根据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运用分析模型等作技术分析，进行相应的预警分析。
浅谈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支持经营体系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不能完全采用纯商业保险的运作方式，在整个保险业迅速上升的同时农业保险严重滞后，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文章从政府、保险公司、农民和保险市场四个角度讨论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是农业灾害较重的国家。例如2002年全国农业受灾面积达47119千hm2，成灾面积达27319千hm2。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威胁农业生产，也损害了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一旦遭受自然灾害或发生意外事故，仅靠单家单户的力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目前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单户农民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生产规模小，分布分散，对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低下。但目前的状况，一方面，农业保险作为有效的风险转移管理办法，能够很好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提供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发展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不高，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单户的小规模生产使得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农民收入很难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少使得农民对相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洋兴叹，旺盛的需求在目前各种矛盾的冲突下却得不到满足，并导致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供给的不断萎缩，我国的农业保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途因”左”倾思想的误导，1985年被迫停办，1982年重新开始尝试。20多年来，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险种逐步增加，保险面不断扩大，保费收人大幅增长，显示了农业保险在抗灾救险、稳定经济中的补偿作用。然而在1996年以后，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化，加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传统的集体农业经营模式，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因为该业务亏损而逐渐淡出该领域，全国的农业保险大范围减少，保险业务发展陷入萎缩状态，见表1。资料显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情况一路下滑，无利可图，保险公司因为迫于政府的强制只能艰难支撑，牺牲农业保险的经营规模也就成了保险公司缓解亏损压力的唯一办法。此外，我国已经加入WTO，当前的农业保险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他产业都有保险保障，而农业方面只有一些临时的救济或捐助，并无很好的保证。我国的农业保险没有形成规模，与农业发展新阶段和WTO框架下的要求很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令人担忧。问题与原因分析1．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不足(1)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缺位。1982年我国农业保险恢复之初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保险的亏损由国家通过免征部分税收扶持才能艰难维持生存。1996年各保险公司向商业化改造，农业保险业务也由此转向商业化经营。商业化经营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业保险业务则因为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经营本身风险过高(见表2)。从表2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保险净赔付率非常高，平均高达87．4％，再加上经营成本，保险公司基本是在亏损经营，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逐渐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和2004年3月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2)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上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主要表现：①费率厘定难。费率的厘定是以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风险损失为基础的，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这方面的长期准确可靠的统计资料，给费率的厘定造成了困难。②责任确定难。保险经营的原则之一是风险的一致性，而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作物种类、灾害种类等都不相同，保险责任很难从技术上确定。③亏损理赔难。由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且在不断的变化中，很难准确预计该产品的未来市场价值和损失程度。(3)保险范围小，保险品种少。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的整个过程，包括农作物收割后储藏、加工并将农作物运输到最终市场，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财产即房屋、机器、设备和工具、加工厂等，以及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保险。而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由于我国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商业保险公司为降低损失已经取消经营风险较大的保险品种，保险品种已由最多时的6O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O个。目前主要有农产品险、家禽综合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等。2．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1)农民的保险意识薄弱。我国的农民因为长期受到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影响，加上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比较注重眼前的既得利益，而对事情的发展缺乏全盘的考虑，风险大的投保不起，风险小的认为没必要投保。同时金融保险业在农村渗透不深，如2002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8011．1亿元，其中金融保险业只占5．3亿元，农村社会对金融保险意识淡薄，对保险更是觉得可有可无，听天由命。(2)经济承受能力有限。我国农险费率较高，一些地区的农险费率高达9％1O％，而我国农民年收入原本就很低，各种开销又必不可少，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微乎其微，农民想保交不起钱。从下表的数据便可看出我国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限制了他们对保险的购买。3．政府政策倾斜力度不够鉴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保险。各国政府把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贷款、农产品价格保护等政策的一部分，来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包括政府出资建立初始资本、准备金、负担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的同时，还给予保费补贴，日本政府补贴水稻保费的50％"60％，麦类保费的50％~70％；法国对农业保费补贴为5O％8O％；韩国是5O％；瑞典是66％；美国补贴53％；菲律宾补贴56％~80％。(数据来源：王小平《对农业保险几个问题的认识》)另外还对农作物一切险的经营实行免税政策；凡在全国推行农业保险的国家，都是由政府或政府扶持的商业公司、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更是从2O世纪3O年代就开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验，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低费率、高补贴的政策。而在我国，由于国家财力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一直在8％附近徘徊，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严重不足，政府对农业保险除免交营业税外，同其他商业保险一样，无任何财政补贴和配套的政策予以支持。4．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不健全国外农业保险经营除了有政府的经济支持，还有完整的经营体系；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缺乏专业保险公司介入，资本结构单一，使得经营策略和具体业务受到局限。农业保险业务再保险更是一片空白，使保险公司的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和补偿。在这种不完整的经营体系下农业保险很难有发展的空间。5．农业保险缺少法律支持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和法律的支持，制定了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尤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保险立法的重视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其政府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开展农业保险的目的、性质、办法等作了规定。美国和日本早在1938年就制定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1994年制定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而我国只在适用于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中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并且《保险法》还规定保险公司只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不利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开展。对策研究1．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是政策性很强的险种，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按市场运作厘定费率农民买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鉴于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作用，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首先是财政资金支持，即按照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政策”，用财政资金补贴农业保险业务费率或直接补贴经营主体；其次是税收支持，如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的经营主体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三是给予一定的金融和费用支持，增加农业贷款，放宽农民贷款的条件等。需注意的是，政府补贴要量力而行，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对几种关系到国民生计的主要农作物提供一定的支持，使其优先形成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待时机成熟后循序渐进、逐步推进。2．构建合理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1)建立国家政策扶持的主体多元化的商业保险经营模式。根据各国经营农业保险的经验，农险的开展是要由财政支持的，当前国内多数人认为的主要经营模式一是政府扶持，商业性保险公司代理农险政策性业务；二是政策性保险公司；三是互助保险经营机构。鉴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中，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由政府补贴。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性大，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经营应立足于市场化经营，辅以国家政策扶持的主体多元化的商业保险经营模式。以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为主，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采用适合本地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对不同的地区和保险责任采取在社会范围内筹集农业保险基金实施农业灾害的预防和救助。(2)建立分散农业风险的再保险体系。再保险是保险人将承担自己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西方国家在推行农业保险业务时都利用行政手段建立多层次的再保险体系，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并且都对在保险费标准、管理费用、经营亏损进行全部或部分补贴。而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再保险的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是改变我国农业保险窘况的重要举措。因为农业再保险不仅是对农险业务的支持，更是使农业保险走向良性循环的制度安排。农业再保险通过扩大原保险人的承包能力、保障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增加原保险人的可运用资金等方面，对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可由国家出资建立农业再保险公司，与原保险人的再保险业务遵从商业规则，国家对再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补贴，以鼓励其对农业再保险的承保。3．提高农村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1)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要针对农民保险意识淡薄的实际，采取农民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向农民宣传农业保险的意义和作用，让他们了解农业保险、认识农业保险、购买农业保险、宣传农业保险，建立起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亲和感、信任感，使农民真正积极主动地参加农业保险。(2)科学制定保险费率，加快提高保险经营技术。在试点的基础上摸索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费率以及保费补贴测算方法，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此外，要加快提高包括监测技术、精算技术、理赔技术在内的各项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3)增加农民纯收入。增加农民纯收入是提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由于农业生产成本高，各种消费支出多，农民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显得很少，这必然影响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所以，目前必须为农民开辟增收的道路，如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进一步减少农业方面的税收，降低农业贷款利率等，从而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积极性。(4)合理确定保险险种。尽管农业风险高，但不是所有的农业险都需要政策性的经营，对多风险农作物，例如大米、小麦、水稻等给予政策性补贴。而一般的保险产品如冰雹灾害保 险、洪水险等可采用商业性经营。同时农险险种还要适合当地实际情况，我国是农村区域经济，比如，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优质早稻种植占全国面积的78％，东北三省的优质玉米和大豆分别占41％、63％，中原区是牛羊肉产业带，”三北”是奶业产业带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经营险种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4．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应认真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政策和财政上予以支持，建立起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涵盖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会计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与我国农业保险政策扶持相适应的方面，并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加以充实完善。5．引进具有农业保险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保险公司国外有很多保险公司具有丰富的农险经营经验。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在我国保险公司缩小农业保险业务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我国农险市场的巨大潜力，并通过努力已经获得了在中国组建财产险分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准许证。因此，我们要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这有利于我们接触掌握国外比较成功的行业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经营道路，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
我国存在着农业高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困境。农业风险表现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和资产风险等复杂性。然而, 农业风险管理却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农业保险存在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农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边界不清等问题。灾害救济是当前我国农业风险处理方式中最为普遍的形式, 但它存在事后性的局限。价格保护、农业补贴作为稳定农业发展、降低农业风险的措施正在逐渐被利用, 但其基本出发点不是应对农业风险。期货市场受效率水平、农业生产者的参与难度等因素影响,难以充分发挥其风险转移的作用。订单农业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措施, 也表现出直接或间接的缺陷。订单农业中,农户不履约或企业拒收、压级压价及拖欠贷款等造成信用风险, 而农业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则导致“敲竹竿”问题(当农户根据订单农业要求改变种植方式,从事一些投入较大、技术难度高的生产后, 将被迫依赖于订单发起人) ,使农业陷入更大的风险中。此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被尝试或研究, 如紧急贷款、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和推广新品种及多样化种植等, 但总体的效率不高。中国农业风险管理面临的困境的原因 在一定条件下, 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与农业风险防范可能会存在内在的排斥性, 甚至会放大某一风险对农业的冲击, 或者说农业风险管理方式自身也存在着风险, 即“农业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当面对自然风险而孤立采用灾害救济时, 很可能会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而改变农户的决策行为, 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上升; 为降低市场风险而采取的价格支持措施有可能会改变政府政策选择偏好, 带来制度变迁的不稳定, 如最低收购价可能会阻碍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稳定实施; 为降低技术风险而加大技术投资和推广力度, 有可能会带来农产品价格的更大不确定性以及农产品市场制度的不稳定。农业风险类型的关联性与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孤立性是导致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 认清这一根源是解决困境的前提。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 将从事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科研、推广以及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联合起来, 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程度, 增强市场竞争力, 保护和提升我国的农业产业。在该产业链中, 生产和加工(流通) 两大环节最为关键, 农户和加工(流通) 企业合作的紧密度决定了整个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具体而言, 在政府、协会以及各种农业合作组织的统一协调下,广大农户与农产品加工(流通) 企业通过合同或契约结成一体化组织, 农产品加工(流通) 企业向农户提供良种、化肥、农药和技术服务, 农户严格按照农产品加工(流通) 企业规定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要求进行生产, 并向其供应保质保量的农产品, 农产品加工(流通) 企业按照约定的价和量与农户进行交易, 这种合作越紧密, 组织化程度就越高, 市场竞争力就越强。然而, 这种合作的紧密性和持续性, 决定于是否建立起在公正、公平和对等原则基础上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有效制度和机制。而我国小规模农户极其脆弱的风险承受力和农产品加工(流通) 企业有限的抗风险能力, 加之农业产业高风险特征和中国农业产业有效风险管理工具的缺失, 使得农产品生产农户和加工(流通) 企业在遭遇较大风险冲击时为了自身生存和利益而常常违约,这种一体化组织变得相当脆弱, 农户和加工(流通)企业可以“利益共享”, 却很难“风险共担”。农业产业所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自然风险的有效管理工具是作物保险, 作物保险将生产者遇到的自然灾害风险分散予众多的投保者; 市场风险的有效管理工具是订单农业(营销合约) 和期货市场, 订单农业将生产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转移给购买产品的贸易商和加工企业, 而贸易商和加工企业又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将这些市场风险转移或分散给市场中的投机者, 期货市场中众多的投机者愿意在冒巨大风险的同时享有巨额利润。市场发达国家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保证了农业产业中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紧密及稳定的合作关系。而我国由于相关风险管理工具缺失且不规范, 农户在遭遇自然灾害风险后常常无力进行灾后重建, 在无保险情况下也很难得到安全性要求。面对市场风险, 近年来一些农户也利用订单农业方式试图将风险转移给贸易商或农产品加工企业,但由于国内农产品贸易商和加工企业普遍缺乏市场风险(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 管理意识和管理经验,无法利用期货市场这一现代市场风险管理工具转移和分散风险, 也没有行业性管理机构从产业链角度进行一体化风险管理的设计和指导, 当市场发生不利于自身的变动后, 农产品加工企业要么履约后蒙受巨大损失甚至破产, 要么只能通过拒收、压级压价、拖欠货款等方式将风险转嫁回广大农户, 违约而失信于农, 使双方关系破裂。因此, 在农业产业风险管理工具缺失和一体化风险管理体系缺乏状况下, 最终只能导致农户和农产品加工( 流通) 企业“风险自担, 利益独享”, 农户和加工( 流通) 企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组织, 农业风险管理自然会陷入“非不为也, 实不能也”的窘境中。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今,开办农业保险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仅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保费前10年增长迅速,后10年收入骤降,大致呈现倒“U”型曲线。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恢复试办期(1982年～1990年) 1982年,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国家和农民分忧的指导思想,人保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曾开办多项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农业保险按照“恢复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之年”的经营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整个8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取得很大发展。试办几十个农业保险险种。1988年保费收入达到亿元人民币。 (二)高峰期(1990年～1994年) 人保公司从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1994年,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财政兜底,因此对农业保险成本和盈利考虑较少,根据各地需要开办了不少农业险种。到1993年,农业保险险种总数近百个,保费收入达亿元,农业保险发展达历史最高峰。然而,与巨额保费相伴的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当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为116％,亏损率为56％。不过与1986年高达136％的赔付率相比,还不算最高的年份。 (三)持续萎缩期(1994年～2003年) 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要求人保公司全面向商业保险公司并轨,并对人保公司实行以上缴利税为主要目标的新的财务核算体制,一切与经济效益挂钩。此时人保公司开始考虑调整农业保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赔付率随即下降;但与此同时,农业保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太平洋、平安及后起的各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办理农业保险。1982年～2002年底,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83亿元,赔款支出亿元,平均赔付率近85％,再加上经营管理费用,使农业保险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这一期间,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险种由最多时的近百个下降至不足30个。人保自改制后农业保险业务已逐步停办,中华联合财险则勉强维持。2003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仅为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占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占总保费收入的％,农业保险深度低于％,农业保险的密度不足1元。 (四)改革期(2004年至今) 2003年6月,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获准在成都组建财险分公司,这是首家进人中国的外资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国内第1家专业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与国内原有农业保险业务运作的重大差异是,安信保险将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经营。公司除经营传统的种、养殖业保险,还经营涉农财险和责任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等,实行“以险养险”,一旦遇到巨灾,公司通过再保险仍无法承担时,政府通过特殊救灾政策给予扶持。此后,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农业保险经营体制改革业已启动。 2004年,保监会共在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积极推动商业保险公司自办、为政府代办和与政府联办农险业务。大多数试点都有不同形式的政府支持背景,但很不完善。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亿元,比2003年减少％。 应当肯定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23年间,为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对农民进行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在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形式、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保险业务的持续萎缩与当前国家农业政策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处境堪忧。一边是农民急需保险保障,另一边是保险公司不愿提供,农业保险发展极不充分,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极不相称。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困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农业总产值占GDP的20％左右,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的加速萎缩,突现了农业风险管理水平与日益严重的农业风险损失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逐年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与支付能力逐步提高,同时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打击也愈严重。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总体看来有效需求不足。 首先,农民经济收入普遍偏低,而一些地方农作物险种费率高达9％～10％,对目前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保费偏高和缴费困难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大部分农民投保意识不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费与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再次,农业保险险种单一。保险公司对其规模控制较严,条款内容陈旧,操作困难,赔偿偏低,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门槛较高。广大农民难以据自身需要选择适当险种,陷入无处投保的尴尬境地。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范围过窄,规模较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的要求,这就为农业保险供给的不稳定埋下伏笔。 (二)有效供给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近年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首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造成农业损失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其次,农业保险险种开发缺乏技术基础。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均衡,对农业保险缺乏损失统计数据和厘定费率的精算基础,导致险种结构调整滞后,各类风险难以分散。 再次,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追求经营利润的目标相背离。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在我国,长期以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基本上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策性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其他追求“利润增长型”经营战略的保险公司更是无暇顾及农业保险业务。 (三)政策支持乏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首先,政府重视不够。现阶段,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尚未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风险救助机制的范畴。 其次,少有对农业保险的政策倾斜。在我国,农业保险除免征营业税外,其他方面同商业保险一样。对这项涉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财政补贴的长期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发展。在国外,不少国家都将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信贷、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福利等政策的一部分,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和法律支持。比如美国从1995起,政府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险的19家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险保费的31％补贴。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赢利性低,仅靠商业保险公司苦心经营是难以壮大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的,必须对农业保险进行改革。 三、发展农业保险的建议 尽管目前农业保险新一轮试点正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却依赖于一系列政策环境、制度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和解决,以便农业保险健康顺利发展。 (一)抓紧农业保险立法,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 我国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长期缺位。现行的《保险法》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保险立法不可一蹴而就,可由保监会先制定《农业保险试行条例》,保护、扶持、规范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保险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颁布全国性的《农业保险法》,并结合实际不断修改与完善。 (二)建立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保障 传统农业保险(种、养殖业保险)属政策性业务,自身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益却十分明显。我国应建立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和其他技术支持发展农业保险。 (三)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组织保障 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极大,要发展农业保险,须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据国际经验,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纯商业化经营容易市场失灵。因此现阶段,应在政府主导下,鼓励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必须发展多种组织形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也突出政府在制度变迁诱导和财政有限支持方面的作用。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依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经营主体形式。首先,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业务,实行独立核算,地方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将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分离,成立政策性的地方乃至全国农业保险公司。其次,在经营农业保险基础好的地方设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例如上海安信)。 再次,选择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在合作制的基础上,探索相互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最后,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等具有先进经营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在介入农业保险业务时要明确定位。即商业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商业性农业保险业务,企图在商业性框架下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会重蹈原人保公司经营农险的覆辙。
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摘 要]分析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和21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指出企业财务管理应着重在知识和人才上进行积累，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层次、夯实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条件；企业财务管理；发展趋势 [b] 一、21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及其对财务管理的要求[/b] 对于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化，可从宏观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从宏观环境来看，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等。从微观环境分析，表现为公司内部的机构重组，公司之间的购并与重组，虚拟公司的兴起等。而每一方面都对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提出了挑战。 1.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扩大，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广泛应用，在21世纪可预见的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呈现出新特征：一是网络经济大行其道；二是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三是WTO等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的是金融全球化[1].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金融全球化对企业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企业筹资、投资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选择权是有价值的，所以说，金融全球化客观上提升了企业的价值。但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在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如何寻找机遇、规避风险，是财务管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更加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将极大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企业理财环境也将发生很大变化。从企业外部金融市场发展情况来看，WTO的加入，将使我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发展的速度将更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将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全面可兑换将指日可待。这是因为，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利率放开和外汇管制解除、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是为许多国家经验证明过了的一条必然发展道路。利率市场化和货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企业外部金融风险的加剧。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进许多先进的金融服务项目，包括各种新型金融工具。国际金融业竞争的加剧，是各种新型金融服务产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各种新型金融服务的出现，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企业将获得更方便、更全面、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满足企业理财活动的需要，这也意味着企业财务管理将面临更多选择。如何利用这些金融工具将成为我国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企业内部来看，WTO的加入，将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压力增大，对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将迫使企业调整和转变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WTO的加入，意味着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企业财务管理必须服从企业的这种战略发展，因此，财务管理也应从国际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其次，市场竞争的加剧、经营风险的加大，必然要求财务管理要谨慎控制财务风险、恰当选择资本结构、重视资产负债上的风险收益匹配管理，使企业财务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态势，以增强对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的抵御能力。再次，企业生存压力的加大，必然要求降低各项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同时，为争取顾客、扩大市场占有率，企业还可能运用多种财务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例如，企业向顾客提供各种信贷以促进产品销售。因此，如何充分运用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最后，为接受加入WTO后的挑战，企业必然加强内部各项管理，财务管理的计划、控制和评价工作必将大大加强[2]. 2.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以促使产业不断升级；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近10年来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主要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对企业财务管理来说，知识经济改变了企业资源配置结构，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那么，对知识资本如何进行确认、计量和管理又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3.电子商务。所谓电子商务，是指在技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企业主体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贸易伙伴间商业运作效率为目标，将交易过程中的数据、资料用电子方式实现，在商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实现交易无纸化和直接化的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也演化到网络财务时代。网络财务最显著的特点是实时报告（real-timereporting），企业进行在线管理。网络财务发展前景是诱人的，但它引起的安全问题同样让人担心。 [b] 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b]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知识经济与电子商务的冲击，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已经明显不能完全适应21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迁，在指导企业的财务管理实务方面捉襟见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工业经济、以有形资产管理为主的基础上，而目前全球正大步跨向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无形资产比重逐步上升，有的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已大大超过有形资产的价值。 2.当代财务管理的手段落后，随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财务势在必行。 3.当代财务管理中的风险管理范围狭窄，仅限于财务风险，而对于风险投资的管理很少论及。 4.现行财务制度呆板，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等、不相容。 5.现行财务评价体系主要限于可用货币计量的财务指标，而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知识资产等缺乏适当的指标加以考核评价。 另外，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还有两个显著问题。第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资金筹集方式更加多样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保险管理和税金管理等陆续出现。第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在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主要工作上比较薄弱，日常财务管理一直是以资金管理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与企业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有关外，可能与认为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是涉及企业经营发展的大事，单单依靠财务部门很难完成有关。另外，也可能与有些人把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混淆起来有关。 [b] 三、21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b] 针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困境，为了更好地满足21世纪财务管理的需要，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将以环境变迁为契机不断进行创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以预见财务管理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理论基础建立在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重的基础上，既重视有形的物质资本管理，即传统的筹资、投资和利润分配，又重视无形的知识资本管理，即知识资本的取得、使用以及对知识资本的所有者进行企业剩余分配。在工业经济时代，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企业拥有的物质资本，企业的物质资本越雄厚，其发展就越有优势，所以在企业里，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就占据统治地位，其利益高于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并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扩展了资本的范围，改变了资本的结构。在企业新的资本结构中，物质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知识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这一变化将引起财务管理呈现出一些新特征：（1）传统财务管理目标将从“股东财富最大化”发展为“企业价值最大化”。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股东、债权人、经理阶层、一般员工甚至政府等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利益制衡机制。如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仅仅归结为股东的目标，而忽视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必然导致矛盾冲突，最终损害企业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企业的财富比做一块蛋糕，这块蛋糕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属于企业契约关系的各方———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等等。那么，当企业财富总额一定时，各方的利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当企业的财富增加后，各种契约关系人的利益都会较好地得到满足。（2）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资本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所占主导地位的形成，必然导致企业资产结构的变化。在新的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的比重将大大提高，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最主要的投资对象。（3）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将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将和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一样分担企业的风险，同时也分享企业的税后利润。目前，国内外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对员工进行送“红股”，以及一些传统产业对企业经理实行“股票期权制”，都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形式，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url][/url]
意义：资金筹措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企业管理者必须拓展融资渠道，并权衡不同资金来源的可靠性、持续性、成本以及对公司经营风险的影响，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取得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才能够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提高企业发展潜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筹资风险的管理就成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和内容。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筹资活动越来越体现其重要性，当前，资金短缺是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企业能否健康良性地发展，筹资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筹资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资金的合理筹集和使用而获取一定的收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通过各种途径筹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以利于企业的发展，但是筹资又伴随着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风险，企业可以对筹资风险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以避免筹资失误对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筹资风险研究还不健全，尤其是在定量分析方面还是很薄弱，因此，正确分析企业筹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规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课题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来探析企业筹资风险的成因及控制策略。 （一）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产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扩大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许多以前的私营及合伙企业，由于其融资渠道的相对狭小，不能满足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需要，由此产生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把社会游闲散资金集合起来，拓宽了融资渠道，同时也给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理论带来许多崭新的研究内容。 美国的三位著名经济学家Markowitz、Sharpe和Miller先后对财务风险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2年，Markowitz发表的关于理智投资行为的论文，他指出投资者自行引导自己进行明智的决策，这种决策方式首先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即他们不愿意承担没有相应预期收益加以补偿的外加风险，随后，他又提出了证券组合的效率边界概念。60年代初，Sharpe继承并发展了Markowitz的理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米勒在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策划上，同Modigliani提出MM理论，MM理论论证了在不同的资本结构下，公司资本成本保持不变，从资本成本的角度论证了由于财务杠杆收益与财务杠杆风险同步涨落，公司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后来Stiglitz等学者引入市场均衡理论和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等因素，对MM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筹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可以指导决策行为。 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提出了“詹森—麦克林委托代理模型”，其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研究企业价值、股东风险偏好和管理者风险道德的财务规则。 Myers和Majluf在1984年提出，公司在为新项目融资时，应首先考虑内部融资，其次是举债，最后才是发行新股。同时，布瑞理和Myers指出，从1965到1982年，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筹资总量中，平均内部积累筹资占61%，债券筹资占23%，新股发行筹资占，显然，Myers和Majluf的融资次序理论和美国企业的经验统计相一致。 1987年Carl. M. Sandberg将财务战略研究的焦点放到了筹资决策中的财务杠杆使用度上，他指出杠杆决策即是选择公司的债务和资本总额的目标比率，也是财务和战略相结合的关键点。 1990年James E. Walter在研究财务战略关于筹资战略的制定中，研究了负债政策、通货膨胀的影响，也研究了财务杠杆的限度及其决定因素，同时还将租赁决策也纳入到筹资战略的决策内容中。 1998年Stephen指出风险管理与保险的研究应该从对纯粹风险的研究转向对投资风险的研究，从对人身和财产风险管理的研究转向对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 Janette Rutterford在2000年编辑的关于财务战略的文集中，有关筹资战略的内容主要由一篇关于最佳资本结构的研究文献和三个分别关于资本结构、项目筹资、股利分割的案例研究构成。 筹资风险作为财务风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随着财务风险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由财务风险理论的发展来看，初期国外对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险金融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应付及摆脱财务危机的策略主要研究方向在财务危机发生后，很少对事前财务风险进行控制和研究，现在财务风险理论逐渐转向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并涉及财务风险管理能够带来的价值。 （二）国内研究现状 当前中国财务学界对有关筹资风险理论达成共识，认为筹资风险是由于企业负债经营而产生的因不能还本付息，是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可能性。筹资风险的成因主要是投资收益不确定，即投资风险、利率变动和资本结构不合理等。 1987年郭仲伟编写了《风险分析与决策》一书，书中全面系统的研究了风险分析与决策的方法。1989年刘思录、汤古良第一次全面论述了财务风险的定义、特性及财务风险管理的步骤和方法。向德伟在1994年发表的《论财务风险》一文，全面细致的分析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基础，他认为财务风险是一种微观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并且明确指出了财务风险的重要性，为财务风险理论向更深一层推进奠定了基础。1995年张涛、侯红兵也先后发表了关于树立财务风险观念，加强财务风险管理的文章。1999年于川等人所写的《风险经济学导论》对经济风险尤其是我国所特有的经济风险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 庄仁敏在2000年论述了筹资风险的分类和衡量方法，结合航空工业企业的现状进行案例分析，最后针对国内企业筹资风险的现状提出筹资风险的防范原则和具体措施。盛连东也在2000年指出筹资风险的定性分析主要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本结构、资金分布和成长能力五个角度考虑，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杠杆系数法和概率分析法。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企业贷款筹资决策模型，针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和成因，给出了简单的优化策略。吴长煜在2002年以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为理论基石，围绕着企业风险及风险经营这一核心，把企业财务决策作为风险决策的选择过程加以研究，通过分析企业不同阶段的风险状况来科学的制定企业财务战略，拓宽和深化了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2007年马建威、卢秋实将筹资风险分为支付风险和财务杠杆风险，并提出筹资风险的综合影响因素：负债率。因为支付风险是负债率的函数，财务杠杆风险也是负债率的函数，所以他们得出这一结论：企业筹资风险是负债率的函数。用函数关系表示即为：σ=C*f(D/V)，式中，σ表示筹资风险；D/V 表示负债率；C 是一个常数，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对筹资风险的影响程度。2008年，王志忠、吴君民认为筹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是筹资风险控制不容忽视的三个重要环节，以这三个环节为核心建立筹资风险控制的模型，对筹资风险进行控制，是提高筹资控制策略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有效途径。2009年李兴刚将企业筹资风险分为三种即债务性资金风险、权益性资金风险、利润分配风险，针对这三种筹资风险类型，他提出利率风险规避措施和外汇风险规避；分析企业资金需求量，合理确定筹资规模，分析筹资成本，确定最佳资本结构；正确的收益分配政策是降低收益分配风险的关键所在，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一方面使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融资。 我国的风险理论和风险管理研究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传统财务理论将企业筹资风险定义为“由于负债而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认为筹资风险就是负债风险，但是这种认识存在误区，事实上，企业筹资风险既包括负债筹资风险，又包括权益筹资风险。对权益筹资风险的忽视，会导致权益资金的用资成本被人为降低，所有者获得红利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企业管理者不需为此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无偿地使用这些资金，而风险却最终由投资者承担。
近年来，中小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独特功能，如充当经济增长引擎、创造就业机会、填补大型企业的空白以及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等等为各界所认可。 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当前独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因素制约，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许多企业自身难以克服的经济、制度以及法律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些难题中，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小企业的筹资问题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企业筹资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既定目标下的企业筹资框架的选择,也即企业筹资行为合理与否是通过筹资结构来反映的。对于各企业而言,如何选择筹资方式;怎样把各种筹资方式组合成最适合企业的筹资框架;怎样去把握筹资的规模,这些问题都是在筹资之前就需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的。 一般来讲，企业的筹资方式有9种，即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银行借款、商业信用、发行债券、筹资租赁、内部积累、联营筹资、信托筹资。这9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但是，不管企业采取何种筹资方式。筹资风险这个因素是必须得考量的。 筹资风险指假使企业违约是否可能导致债券人或投资人采取法律措施以及是否可以引起企业破产等潜在风险。如何看待这些风险，本文将通过内因、外因把握这些筹资过程中的风险。更好的识别和防范筹资中的风险。
关于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国内综述 早在1987年，清华大学郭仲伟教授就在《风险分析与决策》一书中，全面系统的研究了风险分析与决策的方法，借鉴国外风险理论，指导人们如何对风险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在1989年，北大商学院的刘思录、汤谷良发表“论财务风险管理”一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财务风险的定义、特性及财务风险管理的步骤与方法。 1994年，基于我国国情，北京大学于川等著《风险经济学导论》，对经济风险尤其是针对我国所特有的经济风险，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对我国财务管理方向树立了一个大体的风向标。于此同时，财政部向德伟博士发表“论财务风险”一文，全面细致的分析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基础，该文中的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他运用广义财务风险概念，将财务风险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收益分配风险四项。”文章明确指出了财务风险的重要性，为财务风险理论向更深一层推进奠定了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怯来法在1995年为财务风险下立定义，认为财务风险是“由公司的负债直接引起的，并由负债公司的股东承受的风险”，“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借入资本比例愈大，则公司没有剩余现金支付股息的可能性也愈大。普通股东承受的这种股息减少或没有股息的风险称为财务风险”。我国学者纪连贵在1998年也采用广义财务风险概念，将财务风险分为筹融资风险、使用资金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资金分配风险，并认为筹融资风险表现为:筹资数量不当风险、筹资时机不当风险和资本结构恶化风险。 在对财务风险进行控制方面，直到2002年，张延波、彭淑雄提出通过建立一系列财务报表监控指标来达到财务风险监测的目的。才使得财务风险能实体化，范围化。 在财务预警方面，早在1932年，菲兹帕特里克最早运用单变量进行企业财务风险以及财务困境预测研究，并得出结论，判断企业是否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两个财务比率为净利润/股东权益和股东权益/负债。然而相比之下，直到1996年，我国周首华等人所发表的《论财务危机的预警分析》中，以企业财务指标作为评价体系，提出了如何预测企业 陷入财务危机的F分数模式。但是到了2001年，余廉、胡华夏等人所著《企业预警管理实务》中，在实证考察和分析我国企业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由于管理失误等原因所导致的经营困境或破产倒闭等现象及其规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构建了初步的预测指标体系和数理分析模型，为我国财务风险管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04年，黄锦亮、白帆认为应紧紧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提出针对筹资、投资、资金回收和收益分配四个方面的风险建立起由“识别—评估—防范和控制”三个环节组成的财务风险管理机制，对其中狭义财务风险的控制主要还是通过指标分析法和财务杠杆系数法来进行。 关于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国外综述 国外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5年，Haynes在Risk as an Economic Factor一书中从经济学意义上提出了风险的概念。他认为：“风险一 词在经济学和其他领域中，并无任何技术上的内容，它意味着损害的可能性。某种行为能否产生有害的后果应以其不确定性界定，如果某种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时，其行为就反映了风险的负担。” 世界上第一个对风险进行理论探讨的经济学家是美国学者威雷特博士，1901 年他在其学位论文《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中给风险下了这样的定义：“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威雷特博士简明的定义却概述了风险的三层涵义：(1)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2)风险是客观存在的；(3) 风险被人们厌恶、不愿其发生。 美国小阿瑟·威廉姆斯和里查德·M·汉斯在他们合著的《风险管理与保险》一书中，把风险定义为“在给定的情况下和特定的时间内，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间的差异。如果肯定只有—个结果发生，则差异为零，风险为零；如果有多种可能结果，则有风险，且差异越大，风险越大。” 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他所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对风险的涵义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风险不是一般的不确定性，而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他明确指出，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风险和未来风险都可以借助数理统计分析来计量和测定。奈特的观点为后来风险的评估和测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一块基石。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所带来的汇率风险，引起人们 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关注。尽管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应该成为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务风险管理的发展并没有引起管理和经济学界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务风险管理终于在1998年的美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会引起了业界重视。美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会时任主席Stephen在大学的主 席演讲中特别指出：“风险管理与保险的研究应该从对纯粹风险的研究转向对投资风险的研究，从对人身和财产风险管理的研究转向对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而国际上从事财务风险管理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三位著名经济学家马可威茨、威廉·夏普和米勒对财务风险管理的深入研究。 早在1952年，马可威茨在《财务学》杂志上发表的《资产组合选择》一文，该文同时采用风险资产期望收益和均方差研究资产组合的收益和风险问题，被学界视为现在资产组合理论的起点。他提出了证券投资组合的效率边界概念，即在相同风险下，效率边界上的组合收益最高；在相同收益下，效率边界的组合风险最。 60年代初威廉·夏普继承并发展了马可威茨的理论，这就是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他提出的这一理论结论是：一种股票的风险包括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通过多元化可以消除非系统风险，为了承担风险，投资者必须得到补偿，风险越大要求的收益率也越大，他提供了计算股票系统风险的方法和通过系统风险计算股票预期收益的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米勒的贡献是在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策划上，1958年他和莫迪格利尼提出了MM理论，MM论严密验证了不同的资本结构下，公司资本成本保持不变，他们从资本成本的角度论证了由于财务杠杆收益与财务杠杆风险同步涨落，公司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 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发表了《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该文中的“詹森—麦克林委托代理模型”已成为经济学界研究企业价值、股东风险偏好和管理者风险道德的财务规则。从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先前主要集中于保险金融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处理方式主要研究财务危机发生后如何应付和如何摆脱危机的策略问题，而很少对财务风险的事前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后来研究逐渐转向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并对财务风险管理能够创造价值有所涉及。希望采纳
债券投资论文：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证券市场是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风险高度集中的市场，具有风险来源广、传导性强和社会危害巨大等特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与飞速发展的现实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出发，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一、公共利益论简述 公共利益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众利益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维护公众利益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行使。市场难免存在缺陷，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自然垄断与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还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经济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假设在社会理想的产出水平下，只有一个厂商从事生产，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时的市场就是自然垄断市场。处于该行业中的每个公司都会在利益驱动下争相兼并扩张，之后形成垄断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者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使商品价格超过边际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必然带来导致市场效率的丧失。"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未被交易双方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果社会利益或成本与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自由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私人之间可能通过协议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而市场监管却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分布往往不对称，一般而言生产者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生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按优质优价的原则来出售商品。这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销售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被迫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质量较差的生产者则乘机占领市场，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费者能够据此区分产品质量的高下，监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场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监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转贴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起诉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 ，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燕洪，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模型解析 特区经济 易宪容， 美国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演进世界经济，高西庆。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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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目前我国证券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并结合实际探讨了健全和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的一些构想。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已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和业内的普遍关注。2006年7月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来加强对证券公司风险的监管之后，市场各方都充分意识到健全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其风险管理制度，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券商风险对整个证券业规范、稳健、高效、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一、我国证券公司主要风险分析（一）国外证券公司冲击的风险1.资本方面。我国证券公司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尤其是在市场波动变化较大的调整时期，稍有不慎，将会面临破产倒闭的重大隐患。据证券业协会统计，截止2004年年末，全国114家券商资产总值亿元人民币，而同年，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的每一家总资产均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2.人才方面。国外证券公司大多采用鼓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制度，大部分采用了期权或持股计划。如果外国证券公司以这种优厚的收入待遇参与中国人才市场的竞争，国内证券公司将面临非常严峻的人才流失问题。3.市场占有率方面。国外证券公司逐步抢占境内股票、债券承销业务的市场份额，加之其对企业在国外上市推荐工作的垄断，使得他们能够处于极度有力的竞争地位。在经纪业务方面，国外证券公司早就采取网上交易，在系统维护与安全技术方面拥有比较成熟的技术，而网上交易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4.拓展业务范围方面。国外证券公司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使用日益广泛，能够最大限度的进行套利和规避风险。而我国券商的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仅限于一级市场的上市推荐与承销、二级市场的经纪与自营，对于项目融资、企业并购、理财服务、财务顾问等业务的开展都十分有限，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运用还没有深入涉及，在争夺客户上很难与国外证券公司竞争。5.二级市场方面。国外证券公司携其雄厚的国际资本而来，依托其资本、人才和成熟的市场经验及高超的资本市场运作技巧，无论是出于追逐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潜在利润还是出于全球性的风险规避，来则可能是泰山压顶，去则可能是釜底抽薪，或兴风作浪，或助涨助跌，将加剧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给二级市场的股价变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二）发行市场的风险在新的核准制下，发行风险有可能成为证券公司承销业务风险的主要来源。证券公司的发行风险可以细化为等待风险、定价风险和促销风险。等待风险主要由发行人承担，定价风险和促销风险完全由证券公司承担。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差价将进一步缩小，甚至会出现倒挂现象，证券公司承担的发行风险将会越来越大。（三）业务创新的风险业务创新必然导致风险的产生，风险始终伴随着业务创新的全过程，表现在政府、法律关系及技术的成熟度等不同方面。证券公司进行业务创新，一味扩大业务规模，往往有一些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在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危机。（四）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据证监会统计，2006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约为亿元，占沪、深两市2006年上半年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亿元（双边计算）的。网上交易的迅猛发展，对证券公司传统的经纪业务以及原有的风险防范手段提出了严峻考验，增加了客户对服务的选择余地，造成客户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涉及信息安全、知识产权、隐私权、数字签字和认证等许多法律问题。目前我国网上交易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远远落后于网上交易的技术水平，监管方式主要是事后监管，监管的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一旦发生事故和纠纷对证券公司会造成时间上和资金上的损失。 （一）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倡导“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理念，将风险管理意识贯穿到每一个员工、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在员工中营造“全员重视、积极参与、献计献策、齐抓共管”的风险管理文化。（二）实现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通过混业经营迅速做大做强、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已成为国内券商迅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它有利于金融机构取得规模经济优势；有利于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多方面的不断变换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三）建立合理的风险管理体制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公司法》的要求执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完整的决策机制和监督体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股东对公司经营领导层的监督作用，有效解决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问题。2.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人才和机制是辩证统一的，证券公司必须要下大力气改革激励机制，一般包括：改革用工制度，完善考核办法，设计合理的薪酬结构，拉开收入差距，建立岗位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定重要业务部门的特殊奖励办法，丰富激励方式等。3.健全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高层、中层和基层相互交叉、相互制衡的风险管理体系，主要包括：高层管理机构应由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及下设的有关部门组成；中层由有关业务管理部门和专门的风险管理小组组成；基层主要是指公司一线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确保公司对各种风险能够识别、监管和综合管理。（四）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根据国家新修订的相关规范文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一整套风险管理制度。主要应包括：横向业务管理类制度、纵向机构管理类制度和纵横决策管理类制度。很多证券公司的制度汇编成套，不可谓不全不齐，但风险案例仍层出不穷，关键原因就在于制度的落实和执行上，所以落实和执行制度比编制制度条文更重要。（五）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1.科学运用数学模型。通过研究运用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技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公司实际的风险控制模型。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风险管理数学模型是风险值模型，用于公司本身的内部风险衡量与管理。与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相比，风险值模型提供了更明确的数量与概率分析，并可定期提出风险报告。2.建立和完善实时风险监控系统。建立基于风险控制模型的风险管理系统，将所有分支机构联网，对各联网业务点的交易过程、交易结果的数据进行采集、处理、提炼，转化为各种风险信息。一方面可对所属部门出现的决策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操纵风险、自营风险等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可为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层提供多层次的风险揭示、风险报告及风险控制机制。仅供参考
股票市场财富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股票市场财富分析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参考文献：
[1] 唐国培.《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李学峰.《资本市场、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
[3]黄迪.《股市财富效应研究》.武汉金融..
[4] 谢永添.《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分析》.税务与经济..
拓展： 外国股票市场退出机制研究论文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断的完善，我国股票市场开始快速扩张。同时，上市企业由于经营状况参差不齐，很多经营不良的上市公司股票仍然在市场交易，股票退出机制的问题不断的出现。本文通过对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退出机制的研究，为我国股票市场退出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股票 市场 论文
一、股票退出机制的意义
退市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在成熟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机制，使发挥证券市场各项功能的必要途径。其建立和完善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可以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各项功能
股票的退出是证券市场重要的功能之一，通过退出机制才能有效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质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首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推动一国的产业调整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没有市场化的退出机制，资本市场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调整。在股票市场中，资金的流向表明了市场对股票，进而对相关产业的判断，从而影响的`对不同产业的不同投资。而股票退出机制的缺位直接导致了股票数量的持续上升和资金的相对稀缺。其次，股票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不仅提高了希望上市的优质企业的上市成本，同时很多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不及时的退出市场。影响了股票市场引导资金向高回报高发展潜能产业投资的功能。通过制定股票退出机制，能够解决缺乏竞争机制导致的种种问题，优化配置有限的市场资源。
（二）减少市场投机氛围，引导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观念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系统风险较高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市场没有完善有效的退出机制使市场中风险大，本应该退时的股票不能及时的退出。而完善的退市机制能够使得不能满足继续上市交易的公司推出市场，将系统性风险分解为非系统性风险，有效提高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优化市场投资环境。
（三）退市机制有利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在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违法等情况时，公司会不符合上市交易的条件，导致股票的退市。会保证企业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中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保证企业的合规经营。同时，缺乏退市机制将使市场缺乏法律约束，证券市场将难以长久发展。只有建立完善有效的退市机制，并严格实施退市制度，使证券市场真正的建立法律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使得投资者和企业更加成熟，才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
二、成熟股票市场退出机制——美国股市的借鉴
在制度完善的市场中，上市公司企业退市是股票运行周期中重要的一环。根据数据显示，仅2009年，纽交所就有212家公司退市，相对应的，该年度上市公司仅94家。同样的东京证券交易所有78家退市，德国证券交易所61家退市，伦敦证券交易所385家退市，其当年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23家、6家和73家。在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不仅仅是进入市场，同样重要的还有退出市场。此时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就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选择美国市场来进行研究。
（一）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的退市标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在其上市的公司提供了详尽的退市标准，这些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其上市公司是否满足退市条件的主要指标包括：股权分散程度、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以及资产规模等等。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将其退市标准分为了数量和非数量标准，在其上市的公司一旦无法继续满足其持续上市数量标准和非数量标准，交易所就会暂停或者终止该公司股票在交易所继续交易。
（二）纳斯达克市场退市程序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退市程序采用的是聆讯制。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裂导致了纳斯达克指数从一路下跌，仅6天就下跌将近9个百分点。最终导致了近80%的股票下跌达80%，近40%的股票退市。这使得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终止了程序化的退市机制。自2003年以来，纳斯达克市场平均退市率在8%左右。当一只股票不再满足继续上市交易的要求之后，交易所的主管部门将通知公司其股票将被退市，并告知其所拥有的权利，如果公司不认同交易所的决定，其可以选择向上申诉，直至美国证监会。
三、美国股票市场退出机制对我国的借鉴
以上我们选择了美国主要的两个股票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来进行研究，其分别代表了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制定的退市标准和退市条件较为严格，不仅仅提出了对公司持续经营的指标，同时还设置了反映市场变化的指标。这些退市程序安排使得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监管者能够更有效地工作，使市场能够公平、有效率地运行，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在退市程序执行过程中，美国证券交易所作为执行主体，将退市工作的执行作为其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股票符合退市条件时，证券交易所可自主决定停牌，并进入退市程序。只有当上市公司对交易所决定有异议时方才提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介入。这种安排使退市执行非常有效率，同时避免了行政过度干预。并且在美国证券市场为退市股票安排了场外交易市场或三板市场，股票退市后可继续交易，这种安排保证了股东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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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胜利.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5,2:210-211.
[3]刘乐乐.中美退市机制比较[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9:37-38.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研究在我国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也有所发展。首先，企业并购中存在的财务风险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以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关财务风险的研究多以财务交易状态与绩效、投资机会与风险测量等为研究重点。其次，国内学者致力于从企业的视角考虑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研究，这类研究通常以
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控制论文
摘要：
在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企业为实现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越来越依靠兼并、收购（以下简称并购）这一手段来进行企业整合，增强实力，实现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企业的外部增长目标。
然而，作为一项复杂的资本运作活动，企业并购蕴含着大量风险，它由多种风险组成，其中财务风险是核心。如何防范财务风险，提高企业并购的成功概率，几乎成为每个参与并购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对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控制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控制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企业并购活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健词：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风险控制
企业并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种方法能像并购那样迅速而神奇地改变企业的价值。在西方企业发展史上，并购至少己经历了四次高潮，而且至今为止依然热潮不退，第五次并购的高潮又方兴未艾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以前任何一次也无法比拟的。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企业并购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并购范围已从并购境内企业发展到并购境外企业，企业并购对并购企业的高速发展和技术提升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企业并购过程中的巨大风险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蕴藏巨大风险的投资业务。并购成功，能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源源动力，实现跨越式增长；但并购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一旦失败，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为最大限度减少并购风险，本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从目标企业选择的风险识别与控制，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控制、融资风险控制、支付风险控制等方面的风险识别与控制进行论述。
一、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风险与控制。
目标企业的选择即并购前的决策问题，目标企业的选择是一个科学、理智、严密谨慎的分析过程，是企业实施并购决策的首要问题。一旦对并购的目标企业选择不当或对自身能力评估失误，轻则造成并购效率低，使企业失去机会成本；重则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针对目标企业的选择进行风险控制，首先要判断目标企业是否符合公司的战略目标，这作为判断条件之一进行初步遴选，把不符合公司战略的初选企业淘汰掉；其次利用财务分析的方法对初步判断人围的目标企业进行筛选，根据初步调查的资料，可参考目标企业的历史财务状况，预测企业并购情况，判断并购的投入能否实现企业价值增值。进一步筛选出符合要求的目标企业作为并购目标；最后，对筛选出的目标企业进行深人的重点跟踪，同时评估自身状况，基于资源与能力对并购动因进行分析判断，对目标企业进行进一步取舍。总之，审慎地选择目标企业，科学合理的财务分析，可以控制公司并购风险，提高并购效率，节约并购成本。
二、目标企业并购评估风险控制。
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并购交易的主要活动，恰当的企业价值评估、合适的交易价格是衡量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但企业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的分析判断过程，企业价值评估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目标企业的估价取决于主体企业对其未来收益大小和时间的预期，以及实现未来收益可以承担的风险，即可接受并购项目的内部收益率。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风险主要体现在主体企业与目标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与实际产生较大偏差，支付的并购成本大于并购收益，形成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风险。目标企业的估值与评价直接关系到企业并购的成败，在确定目标企业后，并购双方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合理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作为成交的底价，这是并购成功的基础。
因此，控制企业价值评估风险，需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要避免企业价值评估风险，首先要加强尽职调查，以有效降低并购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诸多风险，为控制企业价值评估提供分析依据；其次应重视尽职调查，完善尽职调查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案；
第三，做好尽职调查，需审慎选择中介机构。从并购实践来看，做好尽职调查，仅依靠公司内部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借助外部中介机构的力量是弥补尽职调查内部力量不足的有效途径。但把尽职调查工作完全外包，这种做法也是不J哈当的，需审慎选择中介机构，利用好外部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并购决策。选择合适的中介机构，需考虑中介机构的专业胜任能力，如中介机构对目标企业所处行业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中介机构选派项目组成员与公虱尽职调查组人员在知识结构上是否具有互补性等等，选择合适的中介机构加入目标并购项目是尽职调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四，重视尽职调查资料的分析是控制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方法，通过外聘中介机构、行业专家与公司人员共同组建专业团队，从资产、负债、财务、经营、市场、战略与法律等多角度对目标企业进行一系列深人调查核实，取得详尽的调查资料是企业价值评估风险控制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对尽职调查取得的资料进一步甄别，分析判断，利用财务分析方法、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等，利用调查资料，根据不同的评估方法建立相应的估价模型，并根据并购后企业的发展对现有的估价模型进行完善。对同一目标，企业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可能会有不同的并购价格，主体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并购动机和对目标企业的基础分析评估资料选取合适的估价方法和模型。在价值评估的过程，企业价值估算涉及的因素，均应全面考虑，通过估算出的企业价值为支付对价和并购谈判提供决策依据。
三、企山乙并购的支付n险。
支付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不当所带来的风险，与并购资金使用风险、融资风险、债务风险有着密切联系。目前，并购的支付方式主要有三种：现金支付、股票支付、混合支付（现金十股票十债券），不同的支付方式带来了不同的支付风险。
1、现金支付可能导致的风险：
（1）受并购方现金流量和融资能力的约束。
（2）当并购与国际资本市场相联系时，并购方面临汇率风险。
（3）加重目标公司股东的税收负担。
2、股票支付可能导致的风险：
（1）稀释并购方的股东权益，损害股东价值，使并购交易流产。
（2）导致并购企业的控制权旁落，股权结构变化，甚至导致大股东变换。
（3）对并购后的企业带来较大的整合风险。
3、混合支付可能导致的风险：
（1）企业的资本结构确认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2）支付往往分多次完成，延迟了整个并购过程，给后期带来较大的整合风险支付风险的控制，要对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及资本结构进行准确评估，结合并购目标的情况，考虑并购动因，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
实践证明，基于并购动因，选择灵活的对价支付方式，是有效控制并购风险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例如A公司在2003年并购湖北某民爆企业时，由于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生产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选择现金支付，会带来较大的融资成本及风险。通过与并购目标企业谈判沟通后，在不丧失绝对控股地位的情况下，A公司选用股票支付方式。这样不但节约了并购资金的支付，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及其他的并购项目所需资金，也实现了并购方与被并购方股东双赢，减少了企业并购后的整合风险。
随后，A公司在并购湖南及重庆某企业的.过程，又采用“现金+承担部分债务”的方式，使并购交易成本达到最低，现金支付满足了被购企业原股东退出的要求，承担债务也减轻公司现金支付的规模。同样，在并购西南某矿业公司的民爆资产时选择股票支付方式。采用这一支付方式主要基于以后整合及矿产开采业务合作双方共赢的基础所做出的决策。综合分析并购参与双方的实际情况，选择灵活适合的支付方式，是有效避免支付风险的有效途径。
四、企业并购的融资J又L险。
融资风险是由于企业在收购过程中往往需要注入大量资金，而并购的资金需要主要取决于并购成本所产生的。对并购企业而言，并购的成交价并不等于并购的全部成本，并购成本一般由并购完成成本、整合与营运成本、机会成本等构成，企业融资额度的确定是由并购资金需要量决定的。由于目标企业的选择、交易成本和中间费用的不确定性，整合与营运成本所需投人的资金的不确定性，势必会增加并购完成成本确定的难度。同时，企业在筹资过程中所采取的筹资方式会导致自身的财务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引发财务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资金在时间和数量上是否可以保证需要，融资方式是否适合并购动机，现金支付是否会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国际并购中，是否考虑支付货币的选择以及汇率波动的风险。
对于融资风险的控制，必须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资金预算。具体而言，在进行融资决策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自有资金和债务资金的融资比例问题。如果债务融资所占比例太高，将会导致债务风险加大，最终无法清偿债务，加大并购企业融资风险；而如果负债融资比例太低，又会导致并购成本加大，失去财务杠杆作用。二是在并购融资决策中，需结合并购项目的特点及周期，预测利率周期的变化，并测算不同利率对融资成本造成的影响，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预算可接受利率变化的风险范围，对融资试点及时间周期进行决策。三是并购融资风险的控制决策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企业现有的资本结构状况和融资后的资本结构变化。现代企业财务理论表明，企业的一切财务风险最终表现为资本结构风险。这进一步说明了收购方在为企业并购融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企业现有的资本结构状况和融资后的资本结构变化。企业只有在最优资本结构条件下进行融资安排，才能有效发挥财务杠杆作用。如果只考虑企业能否融到资本，而不考虑融资的比例安排，不顾融资后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势必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并购企业在并购完成后陷人长期困境，甚至被并购拖跨。四是国际并购中需要结合货币支付与汇率波动来灵活安排，采取必要的套期保值操作。五是拓展融资渠道，保证融资结构合理化。积极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不同的融资渠道的组合，做到内外兼顾，达到控制风险、降低并购成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孙瑞娟、英艳华。2010。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技术与创新管理，2002。陈蓉平。2010。企业并购财务风险2乏其控制。现代经济信。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