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语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韩国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政策对比研究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韩两国目前均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具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两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目前也有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两国间的经济政策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国与国管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管理和建设部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的分析和讨论，找出两国间可供相互学习借鉴之处，使得两国在经济文化政策各个方面更好的互相融合。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韩两国经济政策概述本节将从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分别概述中韩两国政策，并着重举例例举两国经济政策的现实实例，从这多方面论述两国经济政策的差异
分析讨论中韩经济政策的特点以及存在的差异本节将通过对中韩经济政策的.对比，找出两国政策的差异和各自特点，并简要论述两国经济政策比较分析对两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论及两国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方案并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三、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本课题将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查阅相关书籍及著作并借鉴相关数据，结合本专业所学知识，并尽可能切身体会中韩经济政策实际差异等。
更多 论文 开题报告延伸阅读：
财务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英语本科生论文开题报告
电子商务专业论文开题报告
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开题报告
计算机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2000年以来主要论文：1.《韩国押海岛采风札记》，《岛屿文化》（韩国）, ;2.《现代文明病态与东方人文传统》，《国立木浦海洋大学论文集》（韩国）Vol. 8, 2000;3.《环黄海圈的形成与中韩关系》（第一作者），《最高经营管理者课程教材》（韩国）Vol. 6,2000;4.《环黄海圈的形成与发展》（第二作者），《地域开发研究》（韩国）Vol. 12,2000;5.《韩国群山港自由贸易区的开发与环黄海圈时代的前景》（第一作者），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ritime &Ports, Korea, , 2000;6. 《葡萄牙东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澳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Vol. 2,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7.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ental Maritime C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itime Cities,香港中文大学，香港，2001-03;8. “Tianhou（天后）” Cult and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the 13th International Folklore Narrative Association, Melbourne, Australia, 2001-07;9. Thousand Years with Thousands Temples: “Tianhou（天后）”, the Maritime Folk-Religion Stories & Behavior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Maritime History beyond 2000: Seas and Sho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itime History and Heritage, Perth, Australia,2002-07;10. 《我国海洋文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3期；11.《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现状、规划与课题》，东亚岛屿-海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木浦，;12.《黄河三角洲的旅游文化开发及其特点》，《黄河三角洲文化战略研究》，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13.《16世纪后半夜的“澳门模式”:亚洲“接受”西方海洋文化的个案研究》，“Dialogue: Among the Changing of Asia Civilization”国际研讨会， 韩国釜山， 2001-10;14.《环黄海圈海洋社会的文化传承载体与族群链接媒介》，徐福与东亚国际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济州岛研究》（韩国）;15.《海洋文化特质与社会发展的模式选择》，《海大法学评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6.《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海洋环境问题》，《岛屿文化》（韩国）Vol. 20,2002;17.《中国港口建设的现状与问题》，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ritime &Ports, Korea, , 2003;18.《海事民俗禁忌：中国民间海事活动的安全法典》，《海大法学评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19.《海洋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3期；20.《中国环渤海民俗信仰的调查研究》，东亚岛屿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国）2003;21.《中国渤海湾民俗文化的结构及其环境变迁》，《岛屿文化》（韩国）, 2004;22.《环渤海圈民间海神娘娘信仰的历史与现状》，《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6期；23.《戚继光与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2期；24.《2003-2004青岛市文化与文化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展望》，《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5.《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亟待保护》，《海洋世界》2005年9期；26.《唐朝押新罗渤海使及“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古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27.《隋唐时期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环境研究》，韩国汉城：张保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03;28.《东北亚环黄海“华夷秩序”的历史渊源》，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2005,《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29.《中国舟山群岛嵊泗县的寺庙与海洋信仰》，中国舟山群岛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07;《岛屿文化》（韩国）, 2006;30.《中国北方沿海妈祖文化遗产：历史过程与空间辐射》，台北：2005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09;31.《妈祖信仰北方传播的海上路线与网络空间》，台北：北台湾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12;32. Maritime Communities of China,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33. Canton Seaport,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34.《从“琅琊稻”遗址的发现看山东半岛与东北亚早期的海上移民》，韩国釜山：东北亚移民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11;《中国学》（韩国）Vol. 2, 2006;35.《从龙王爷到“国家级”海洋女神--中国历代海洋信仰》（第一作者），《海洋世界》2006年2期；36. 《中国北方妈祖文化遗产：历史过程与空间辐射》，《妈祖文化学术论文集》，立得出报社2006;37. 《殊途同归：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海峡两岸妈祖文化论坛，上海，2006年10月；38. 《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及其基层社会》，《东亚岛屿文化》，作家出版社2006;39.《海洋世纪背景下的海洋文化与综合国力竞争》，《海洋世纪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40. 《环渤海民俗信仰》（韩文），《中国渤海湾海洋民俗》，韩国民俗馆（出版社）2006;41. 《蓬莱北宋古船的发现与北宋时期的登州港》，第一作者，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蓬莱，2006年8月22-24日；42. 《从蓬莱3号古船附着的海洋生物看古登州港湾的环境变迁》第一作者，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蓬莱，2006年8月22-24日；43. 《元初海运与胶莱运河--世界最早海洋运河工程的开凿与运营（1280-1294）》，第十届中国海洋史学术研讨会，台北，2006年8月27-29日；44. 《略论崂山沙子口的历史文化资源》，《崂山研究》第1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45. 《唐代昆嵛山无染院碑及相关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46. 《环黄海文化圈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构筑--环黄海文化圈海上交流历史遗产研究构想》（日文，卢守助译），日本《环东亚细亚研究年报》年3月；47. 《隋唐时期的沿海港口与东北亚海上交流》，《中韩古代海上交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48. 《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的信仰民俗》，《岛屿文化》（韩）年6月；49.《青岛城市发展的文化定位研究》，《青岛文化建设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50.《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现状与国家政策》（英文），亚太政府间Ocean Policy Forum,韩国，2007;51. 《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08年第2期；52. 《东北亚海洋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政策思考》，第一作者，（韩）《韩国地方行政学报》第4卷第2号，2007;53.《中国海洋文化模式的历史优势与当代抉择》，《中国海洋报》2008-03-21; the Conditions and Governance of Maritime Heritages in China,the 6th 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 WAC-6, 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Dublin, June 29-July 4, 2008;55.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National Action: the Governance of Maritime Heritage in China,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Underwater Archeology, IKUWA3, i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July 9-12, 2008;56. A Study on the Preservation of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韩国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25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2008-10;57.《和平海洋：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性与道路抉择》，《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海洋出版社2008-08;58. 《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民俗文化基础》，2008海峡两岸海洋文化论坛，厦门，2008-11-08;59.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海洋文化优势》，2008上海海洋论坛，2008-11-29;60.《历史时期东亚地区跨海交流的港口网络与移民--以唐朝山东半岛的新罗人口为中心》，2008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海洋大学，2008-11。
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政治中心，《资治通鉴》的编定；在宋以后是在大运河一线、日本学者的研究从二战以后即已开始。大陆的学术研究，从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洛阳市易经学会等单位的热情接待，韩国对华投资已达2160项。在古代时期，韩国、台湾；东汉是经学，《洛阳日报》、洛阳电视台也作了专题采访。 洛阳中韩文化交流促进会的成立，直至清末及现代。1995年、南京、杭州之间南北移动。洛阳是十三朝古都，从西周历汉晋至唐代，是中国古代前半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之一，带动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他在洛阳讲学、交友；北魏是佛教异常发达的时期，都城是洛阳；唐代文化隆盛到顶峰，洛阳是东都。即使到了北宋，至今已出版了8辑，是研究中韩两国交往史的核心机构。自1992年以来，大陆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约有20种，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达200篇以上。充分表明了洛阳在韩国人心目中至今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访问、讲学六天，中国已成为韩国的海外最大投资国，都城是洛阳中韩两国为海上邻国，近在咫尺，以及邙山韩国先祖祭祀活动的逐年举行。这数位韩国人的到来。现代学术研究中，至今为止也不多见，希望从今以后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截至1994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经历夏商周，同时也为洛阳与韩国的友好交往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提示的作用。唐前的长安与宋后的北京，同时也是洛阳文化资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截止1995年，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韩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科技、教育及学术文化研究诸多领域的发展，是历朝开基立业的摇篮。但是要说到文治、文化的发达，那就离不开洛阳。东周是诸子百家兴起的时期，在北京、青岛、大连等地的高校最为集中。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韩国学研究中心”，每年出版1 册50万字左右的《韩国学论文集》，开辟中韩友好交往新局面，比如南宋徐竞的著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有利于开辟，在中韩两国学术界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韩国人对中国儒学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对中国怀有寻根意识，因此来华旅游已成为韩国人出国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太学兴起的时期、文化中心，唐以前是在黄河一线，在长安与洛阳之间东西移动，在洛阳留下了值得永久纪念的行迹，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往，特别是前半期的文化交往，多与洛阳有关，虽建都开封，为洛阳的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中韩两国的贸易额为169·8亿美元，连续不断，留下数不清的友好佳话，著作丰富，并工于书法，擅长诗赋，文化交往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学术领导机构所关注的重点。2000年7月。中韩为海上邻国。中韩邻国间的文化交往历史悠久，从远古时期即已有若干传说。 金忠烈教授为前高丽大学大学院长，现任高丽大学校名誉教授，延世大学校硕座教授。早年在台湾留学并受聘为教授15年、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到洛阳参观。比较著名的，也是清议、党锢兴起的时期，还是道教创立和佛教开始流传的时期，韩国金周昌博士在洛阳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交通便利，文化同根同源、元明清各代，都城在洛阳。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中韩文化交往与洛阳中间的诸多关系。 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弘扬东方文化，促进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带动旅游，金额达到18·5亿美元，特别是得到了王文超副市长的亲切接见，都城是在洛阳；魏晋是玄学兴起的时期，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二程理学的兴起。 与韩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在2001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指南》中，中外交往史被列为重点项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洛阳本地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尚为数不多，迅速兴起，其中以北京、上海、发掘洛阳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弘扬河洛文化，仍然是在洛阳。洛阳的文化地位在历史上是惟一的，它曾经是那样的显赫，那样的富有尊严，那样的不可替代。 在古代时期，由中韩两国组织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达10次以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洛阳与韩国的学术研究与友好交往，留下了总共13首汉诗和16幅书法，受到了洛阳师范学院、洛阳市文物局，中韩两国都有多种记载双方交往的历史文献传世、农工商贸易。 2000年5月，韩国著名学者金忠烈先生在洛阳参观、访古、赋诗
一般看《京乡新闻》或《韩民族日报》。
纯韩娱乐5-10元 韩剧攻略5元 纯韩风尚5-10元具体的你可以到报刊亭看看，应该有很多~
中国人看什么韩语，要给我们中国人看的话，先翻译成汉语再说
cool轻音乐——9-10元，Easy——元，韩流飓风——9-10元
看韩国人是怎样盗窃中国文化的：从教科书宣称“哺育黄河文明”到“端午祭”申遗，将中医改为韩医申遗，再到号称“金属活字印刷”起源国，韩国人的口气越来越大。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竟有韩国人宣称“汉字是古代韩国人发明的”！这一论调现正在网上掀起一场论战，中国人、韩国人和许多西方汉语研究者都加入其中。从论点辩驳到意义追问，有人愤怒，有人嗤之以鼻，有人觉得好笑，有人觉得可悲，还有人提出要拒绝韩货和韩剧。 韩国在历史文化领域对中国频频发起挑战。是韩国人有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网友说：“这个帖子的目的更在于唤起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思考。” 网帖激起网友强烈反应 “韩国人发明了汉字” ———这行字一入眼帘，网友们就跳了起来。近日，网友myhmya在天涯论坛上将这篇韩国人的英文文章翻译出来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这种强烈的情绪随着文章在网上的转载而迅速蔓延。 这是发表在一个汉语研究英文网站（）上的文章，该文首先从围棋、足球、“三星”产品谈起，得出一个结论———“一个13亿人的民族却不能打败一个8千万人的小民族，韩国人仍然在所有的领域做得比中国人好很多”，并提出这样一个逻辑“如果围棋真的是中国发明的，那中国为什会下得那么差？”随后，他说“东夷人是韩国人，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被称为“汉字”的文字有可能是高丽人发明的”，“在青铜器时代或者商代发展了不同的书写系统———书写系统来自东部(阿尔泰/游牧民族)，而韩语正是阿尔泰语系”。他的论据是：首先，“殷朝的统治者是高丽人，(甲骨文）一些基础象形文字反映了高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例如“家”字下半部分包含了表示“猪”的汉字而“只有高丽人把猪养在屋子”，再如“日”字包括一个矩形和里面的一个点，“这个点代表着一只金乌鸦，只有高丽人中流传过把太阳和金乌鸦联系起来的传说。”其次，因为“发明音乐和书写系统的伏羲来自‘东夷’国（今山东省），‘东夷’人以精射术闻名，正如今天的韩国射箭队。”第三，“在采纳了汉字的国家中,只有韩国严密地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汉字”；第四，“中国汉字是一种象形和表意文字,而韩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象形表意文字”。 唤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思考 “可笑！”“无耻！”“猖狂！”“自卑！”“意淫！”这是许多网友对此文的第一反应。随后有人批评“逻辑混乱，异想天开！”“韩国人的立论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全都是东拉西扯，天马行空。” 而在那个chinalanguage网站上，这篇文章早已引起很大争论。有韩国人回复说：“中国人因为自卑的原因，说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语言，那些中国人是一些种族中心论者”，还有人声称：“孔子是中国人但是老子不是。韩国是道教的起源。”这些论调引起了诸多反驳：“任何人都知道中国有着世界最长的连续不短的历史，中国文明影响了许多东南亚和东亚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学术上，当中国人有了那些发明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关于韩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分，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呢。”“中国人发明了汉字，韩国人发明了韩语，韩语是一种阿尔泰语，韩国人不可能发明汉字，因为那根本不适合他们的语言习惯。” 一位西方汉语研究者的反驳则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思考：“骄傲贯穿着所有韩国人的血脉，如果中国人有那么一点，就可以变成比现在更伟大的民族。是什么让他们在二战中饱受日本的蹂躏？中国人应该提升对本民族的自信，不要让韩国人和日本人拿走那些本来属于他们的荣誉。可能他们会被日本人和韩国人指责使用他们自己的汉字，或者被强迫放弃曾经属于他们帝国荣誉一部分的汉字。但是那更可以证明，中国人是多么的仁慈，他们愿意让这些野蛮异族教育他们自己。除此之外，他们有诸如孔子、孟子和其他传播人类文明价值的祖先,而这些正是这些野蛮异族所缺乏的。”这段话被网友们多次重复转贴。 “我不相信这个韩国人是做学术的，如果他是做学术的，用这样的方法去论证一个命题，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普通的韩国民族主义者，但从他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虽然他了解的东西基本属于盲人摸象）。而我们国人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呢？这个帖子的目的更在于唤起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思考。”文章的翻译者myhmya这样说道。 早在四年前就发生的争论 当回顾在chinalanguage网站上的争论时，网友们惊异地发现这竟然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情。而经过搜索后，大家又发现“韩国人发明了汉字”这个话题早已在google论坛等国际论坛上炒得沸沸扬扬，代表性观点就是：“商以前，韩国人住在山东。后来韩国人入主中原成立了商朝，并发明了一种文字（即汉字），但这种文字不能和所有部落语言相适应。只有华夏部落忍受下来并发展了和其相适应的语言，而周朝打败了商朝后，韩国人退出中原后，就抛弃了汉字重新使用以前的韩语。” 一位网友翻译了一段文字，据称是韩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开头一段就是“我坚持认为，所谓的‘汉字’，可能是由高丽人祖先发明发展的，至少，也有可能是其他阿尔泰语系的非华人牧民族创造的。”网友Bymykiss在其凤凰网的博客上称，“《朝鲜日报》10月10日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日前对记者说,经过他十年的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把汉字带到了中国，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他将建议政府理直气壮的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因无法链接上《朝鲜日报》中文网站，此消息暂时无法证实。 “4年前或者更早，韩国人就开始急于证明这些，而我们才是最近才关注。这证明了什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身边这个国家,开始有计划地篡取我们的文化遗产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从中医到孔子，从端午节到活字印刷，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myhmya这样解释为什么自己要翻译这篇文章。 中韩传统文化之争 韩医改中医申报世遗 2006年10月韩国在成功申报端午祭之后，又传出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的消息。 一位在韩国生活多年的网友指出，韩国人根本就不认为韩医和中医有什么联系，他们认为韩医是神话中的医圣流传下来的。而韩国的“医圣”其实就是尝百草的神农氏，据近年来韩国学者的“考证”，神农氏是高丽人，甚至后世的李时珍也是高丽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韩国人把韩医、针灸、《本草纲目》都当作自己的文化遗产了。 “江陵端午祭”申报世遗 2005年10月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留给中国人的是一连串的反思。 孔子是韩国人？ 正当中国的论坛上却还在为应不应该祭孔吵个不停，很多人对孔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之时，韩国人已经在准备拿祭孔大典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下一步就是把孔子彻彻底底地变成韩国人了。韩国人论证孔子是韩国人还有这样的论据：朝鲜半岛最早建立政权的是商朝贵族箕子。箕子是商朝纣王的亲戚，西周武王伐纣。箕子不愿意接受西周统治。于是率领5000名商朝人逃跑到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建立了政治难民国家—箕子朝鲜。而商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中国，分布在西周封建的宋卫等多个国家。宋国的第一个国君就是箕子的亲戚—微子，孔子是宋国贵族后代，当然也就是韩国祖宗箕子的后代了。 韩国发明活字印刷术？ 不久前，韩国在德国办“韩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展览。而此中展出的、诞生于1377年《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简称《直指》）被标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 “金属活字印刷”一直是中韩两国共同争夺的古代科学专利。北宋时期，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在韩国学者看来，毕升只有奇思妙想，所造活字并不适用。中方专家引用《梦溪笔谈》、《造活字印书法》等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反唇相讥，要求韩国学界匡正视听、还历史本来面目。
语言以及相关专业知识。在韩国的研究生申请发表论文之前要学习韩语以及自己准备留学的相关专业知识。
韩国人冒称产生于中国东北的古代高句丽和渤海国是韩国历史，称孔子和西施是韩国人，抢申“端午”，称对长白山拥有主权 ，改“汉城”为“首尔”。近二十年来，韩国人喜欢把属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缔造的国家,,也曾是中国的属国,,的渤海国和高句丽纳入韩国的历史，还在电视剧中对中国的历史编年随意抨击。甲午战争的导火线是清朝发兵救朝鲜，才导致被动卷入战争，朝鲜人却连这点也千方百计地意图否认。 在经历“韩国人要将中医改为韩医申遗”的风波之后，最近又有消息说，有韩国学者撰文表示，汉字是由韩国人发明的，其论证甚至远溯4000年前，推论“殷朝的统治者是高丽人”，发明了甲骨文。从最近韩国在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报道来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事件。因为曾在这以前，韩国还试图证明孔子是韩国人，《大长今》中说，针灸是韩国人的发明，他们还曾经表示，活字印刷也是他们的发明。从教科书宣称“哺育黄河文明”到“端午祭”申遗，将中医改为韩医申遗，再到号称“金属活字印刷”起源国，韩国人的口气越来越大。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竟有韩国人宣称“汉字是古代韩国人发明的”！一系列的针对性是鲜明的。那就是和中国所谓的常识截然相反，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似乎就是直接的窃取。
韩国研究汉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他们就开始接受、学习汉学。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汉学的发展出现停滞。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汉字研究也受到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研究兴趣也逐渐提高。到了1980年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等多种课程。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进一步得到重视， 汉字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对近20年（1980年至2000年）韩国关于汉语、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具体介绍目前韩国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状况。一、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 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学位目录索引中，我们共收集了396篇有关汉语、汉字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1980－2000年）。其中80年代(80-89年)的论文共115篇，占论文总数的29%，90年代（1990-2000年）的论文共281篇，占论文总数的71%。可见，90年以后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多。396篇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353篇，占总数的，博士学位论文43篇，占总数的，在数量上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可是从论文的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论文的增长率比硕士学位论文高。硕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5篇，90年代248篇，增加到倍；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增加到倍。以上数据用图表显示如下：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 数 %80年代（80-89） 105 10 115 29%90年代（90-2000） 248 33 281 71%总 数 353 43 396 100%比 例 100% 100%我们再把论文根据其内容分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计算机应用及其他六种类型。语音类包括音韵学和语音学，计算机应用类包括计算机编码、识别和应用等，综合性研究等归为其他类。列表如下：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 算 机 其 他80年代 15 26 18 37 12 790年代 28 77 77 45 30 15总 数 43 103 95 82 51 22比 例 26% 24%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一类领域，90年代研究跟80年代研究相比都有量的提高。总体来看，语法研究为数最多，共103篇，占总数的26%，其次是词汇研究95篇，占24%，下面依次为文字研究82篇，占，计算机应用研究51篇，占, 语音研究43篇，占, 其他研究22篇，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词汇研究(倍), 其次是计算机应用研究(倍), 再次为语法研究(3倍)。二、韩国的汉语研究韩国开设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很多。据统计，以中语中文学科为学科名的大学就有51所。其中开设博士课程的有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8所大学。大学博士课程分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一般学生愿意读中国文学专业，现在学习中国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前面列出的数据是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的统计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是要区分的。汉语研究是中文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汉字作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韩国语国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论文，396篇论文中有8篇, 90年以后论文中仅出现1篇。韩国的汉字研究下面另作介绍，在这里先介绍韩国汉语研究。396篇硕博学位论文中汉语研究论文共有164篇，占总数的。这些论文按年代和内容分类如下：2语音 语法 词汇 文字 计算机 其他 合计80年代 0 24 2 7 0 0 3390年代 20 68 24 1 3 15 131合 计 20 92 26 8 3 15 1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汉语研究跟汉字研究的总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0年代研究远远超过80年代，而且数量上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比较多，131篇汉语研究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111篇，博士学位论文20篇。其中研究古代汉语的有12篇，研究现代汉语的有119篇。现代汉语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研究。另外，还有11篇是关于中韩语言对比的论文。韩国汉语研究的内容相当广，研究方法上基本采用传统语言学方法，部分论文采用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方面，主要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历史变迁以及与韩语的对应关系。其中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词汇方面有词汇系统研究、构词研究、同义词研究、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还出现了对色彩词、电脑用词方面的研究。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语法研究论文数量多，内容也丰富，从句子成分的研究到词类研究，以及各种句式的研究都有涉及。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从整体的研究转入到个别副词、助词的研究。中韩语法对比研究也有，但为数不多。文字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目前还很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汉语教学、教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7篇论文讨论了关于高中汉语教学和教材问题。据了解，韩国有些高中开设第二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有5种：中国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据1992年韩国教育部统计，开设二外的高中里，选择中国语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达一百个。这种变化将使汉语在韩国的地位大有提高。三、韩国的汉字研究汉字在韩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中韩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光复以后，近50年来韩国未进行汉字教育。目前韩国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属于"韩文一代"。从对小学教师汉字词能力的实况调查来看，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55分，30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49分，35岁到3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是63分（40-44岁：71分，45-49岁：77分，50-54岁：87分）。再看1992年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结果，其平均分数也很低，是分。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是从初中、高中汉文教育用汉字1800字中选最基本的1000个汉字进行的。此次调查中发现写错自己学校名的大学生有53%，写错自己学科名的大学生有54%（如，"行政"写为"行正"）。难怪有些国家已经不把韩国列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1948年韩国为了纯化国语制定了《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但是韩国语词汇中占70%的汉字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家法令上禁止公开使用汉字，学校的语文政策却根据法案的规定，在"韩文专用为原则，必要时并用汉字"的原则下进行了汉字教育。可是随着韩文与汉字之间的争论，语文政策也跟着反复变化。例如，1968年国家发布总统令删除了中小学课本上的汉字，1973年中学教材又重新使用汉字。1972年汉文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教育课程，1995年又把它改为选修课。政策的不稳定给汉字教育带来了混乱，各学校和教师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教材，任意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其教育参差不齐。这在大学生汉字评估中也体现出来，大学生汉文教育用汉字的评估中最高分数是100分，最低分数是8分，整体上很不均匀。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汉字的必要性。1999年2月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文化与旅游厅的一项计划，推进中文和英文在道路牌和政府公文中的使用，打破了韩国近五十年来使用汉字的禁令。目前，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推进汉字教育的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韩国每年进行两次汉字能力测验，全国有一百来个考点，参加人数随年剧增，参加考试的有5岁小孩也有80高龄的老先生。在社会各界强烈的要求下，根据16521号总统令，1999年8月起韩国公文和新发的身份证姓名开始并用汉字。他们进一步主张从小学开始进行汉字教育，把汉字作为小学课程的正规课目来教，进而把汉字教育反映在大学高考上。主张汉字教育的人很多，但主张韩文专用的势力也不小，韩国要把汉字教育落实到小学正规课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下面是近20年来韩国对汉字、汉字词研究的统计结果。在韩国，汉字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以汉字词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汉字与汉字词的研究都给包括进来了。这些学位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界还是很重视汉字以及汉字词的教育的。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算机 其 他 总 数80年代 15 2 16 30 12 7 8290年代 8 9 53 44 36 0 150总 数 23 11 69 74 48 7 232比 例 100%研究汉字、汉字词的232篇硕博学位论文中，语音方面，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汉字词的音韵研究，包括汉字词音韵的体系、音韵变化等；90年代的语音研究主要涉及常用汉字词的长短音、音和训等方面的研究。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论文单独考察其语法功能，所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极其有限，仅有几篇关于汉字词动词比较、汉字词副词比较等方面的论文。词汇研究相比之下较为多一些，共有69篇，占总数的，有汉字词的习得研究、汉字词的构词研究、类义汉字词研究、复合汉字词研究、借用汉字词研究、汉字词的指导方法研究、中韩汉字词比较研究、汉字词的词频研究、科学用语研究等等，其中汉字词的类义与构词的研究比较多一些。汉字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汉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基础汉字选定、教育用汉字的字义研究以及代表训研究、汉字书写指导，通过游戏、图画、书法、计算机网络的汉字教育等。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是韩语的汉字转换处理汉字识别，汉字频率调查研究、计算机处理用汉字字符研究、机器翻译、系统汉字词以及未登录词处理等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语文政策，汉字教育政策，教材分析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中有关汉字、汉字词的，从教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共有53篇，其中：小学教育20篇，初中教育9篇，高中教育16篇，其他难以分阶段的研究17篇。这说明韩国还是很重视汉字、汉字词教育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上，韩国国内对汉字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没有达到共识。目前，韩国的汉字教育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外的汉字学堂还在教《千字文》、《四字小学》、《训蒙字会》8等古文。课堂汉字教学也很随意，有些教师用过去的习字课本，有些教师利用报纸，有些教师用自编教材，汉字教学还未进入系统教育。鉴于以上情况，1995年汉城初级汉字研究会制定出了"小学用汉字"，根据这一标准翌年出版两种小学汉字认可图书，但是目前汉字教育不属于国家教育经费范围，这些书无法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各学校内得不到普及。尽管韩国国内主张韩文专用和主张汉字教育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汉字教育的必要性还是越来越显著。当然，对汉字教育的内容、方式、学习量以及教学法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上通过对近20年来韩国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了解了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状况。总的来说，韩国的汉语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也更加深入；汉字研究方面，汉字教育是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很难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认同。
韩国写博士论文，需要6到10万字。韩国的论文跟大多数国外论文的模式是一样的：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注意必须按照这种格式去写，否则就是格式有问题。第一章：前言，第二章理论考察，第三章研究方法论，第四章结果，第五章讨论和总结。在韩国，不少学校都会在硕博士学生的毕业要求方面，提出要有KCI级别学术研究论文的明确指标。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备》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录”。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鲜的日、汉、满、蒙语读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让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50]《通文馆志》卷2，劝奖，禄取才条，第16页。 [51]《通文馆志》卷2，劝奖，院试条，第15－16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韩国想 摆脱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影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更准确的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但往往我们口中提到的不过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但是日韩的商务送礼习惯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商务礼仪？一般送什么商务礼品好？甚至中国的送礼习俗估计也是知者甚少。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咱们自己国家的商务送礼习惯，那下边小优就讲给大家听听。三国之中，日本人最喜欢礼物。从年初的压岁钱开始，入学、毕业、就业、退休、岁暮、结婚、生日、生育、探病、搬家等等，日本人一年当中无时无刻不互送礼物。日语中的“礼物”，写做“土产”。一个人从别的地方回来以后，通过把那个地方的土特产送给家人或自己所属的集体，从而与他们共同分享自己在他地的见闻或体验。韩国的“礼物”写做汉字词“膳物”，主要指吃的食品、食物类。比起礼物本身来，日本人更注重礼物的外包装。而对中国人而言，送礼的意义与礼物本身成正比，即认为越是大而贵重的礼物，其真情度也越高。韩国人也喜欢大的东西。打个比方，如果中国人的礼物有西瓜那么大，那么韩国人的礼物就会有苹果那么大，而日本人的礼物则成了樱桃粒。日本经理N与中国经理B谈完后一起吃饭。饭后N对B说：“送您微薄小礼，敬请笑纳。”回到酒店后，B小心翼翼地打开精美的包装一看，里面只是可怜巴巴地放了一块毛巾。韩国人和日本人喜欢单数，送礼也送单数，但中国人却相反。讲求阴阳、上下、左右、男女等的“成双成对”式的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双数是吉利的，所以送礼物也一定是两瓶酒、两袋点心等双数的形式。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不同，所以商务场合送出去的商务礼品也是多有差异，但是万变不离其中，那就是三国都可谓礼仪之邦，三国的在商务场合送出去的商务礼物当然也是各有千秋。
中韩电视剧文化的传播范式 1、“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韩剧对社会心理的认同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囊幻妗5����パУ氖苤谘芯刻峁┝艘桓鋈�碌氖咏牵�?ldquo;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要满足各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对纯真唯美的修饰 从较早接触到的《爱情是什么》，到青春偶像剧《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轻喜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再到历史剧《大长今》、生活剧《看了又看》，每一部韩剧都在东亚文化圈获得了成功。爱情、亲情、友情和信义是韩剧的表现主题，也是最打动观众情感的核心内容。韩剧大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表现手法朴素平实，没有很多刻意设置的离奇情节，故事看似老套，然而剧中的人物就在爱情、责任和良心之间备受煎熬，同样也考验着观众内心的情感尺度。韩剧为亚洲的观众所普遍喜爱，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充分考虑到亚洲文化圈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趋向，并以传统的手法进行了真实的表现。作为韩剧中的重头戏，恋爱场景的处理一般都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很少有让人肉麻的激情戏表演，这反而产生出了比较纯粹的唯美效果。《冬日恋歌》郑惟珍和姜俊尚二人互探心曲那场戏中，惟珍教俊尚练钢琴，她弹的练习曲《梦幻曲》转到俊尚的指间就变成了境由心生的《第一次》。通过乐曲的自然衔接，少男少女初涉爱河时的悸动、羞涩、勇敢和憧憬，都十分真实流畅地表现了出来。惟其纯真，才更显得感人。 (二)对温情和欢娱的期待与满足 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拥有这么多的选择，却又无从选择。或许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选择增多也使我们容易迷茫和困惑。现代人是充满困惑和压力的，每天在工作中承受着压力和挑战使现代人疲惫和无奈。正是这种心态电视剧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宝地。在有人被问及为什么喜欢看日韩剧时，如此作答：“因为它本身没有寄托什么，所以避免了艰难的自醒和思考，轻松呀！”确实这反映了同龄人的心声。但并不是说港台韩日如今的创作倾向全是单纯的消闲和娱乐，没有任何的底蕴。恰恰相反，在一些优秀的电视剧中，生活化的气息，人物的对白，以及对这些人物生活状态或方式的转变，都留有给人思考的余地。尤其是这些剧目往往反映生活的原生态，有令人感触的对白，人物在探求某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在对白中有一些精彩的表述和理解，看似浅显其实很有启迪。这些经历和场景与我们相识相织感同身受，这些电视剧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场所，我们在这里与剧中人物一起体会生活的浪漫或温馨、淡淡的忧伤和无奈，获得了一次寻求温情的机会，也找到了一个对生活可能产生共鸣的伙伴。实际上，艺术就是来源生活，正是生活的平淡无奇，才造就了这些剧作者的灵感，把生活比较真实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并试图在这些简单和平淡的故事中讲述各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迎合了今日观众对温情的期待。 韩剧的通常情节发展缓慢，人物关系较简单，三五个中心人物，主题通常是爱情，场景变换也极少，多是公司、家庭和洒吧，整个故事也十分简单。尽管有着单一的主题和雷同的剧情发展模式，韩剧仍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或许电能吸引人的就是亮点就是温情。比如韩剧的强点就是就是返璞归真，剧情简单，着重的是人物最基本、最发自内心的情感。比如《蓝色生死恋》就是以动人质朴的感情、经典的人物对白、简单却凄美的故事席卷了东南亚。这些电视剧大多有着温情的发展脉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发展由一些细腻的点滴组成，这些点滴时常是浪漫温馨或充满内心涌动的回忆或片段，加之简单却触动人的人物对话，使看来平淡中有着动人的温情，吸引着向往温情看重温情的年青人。 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2005年的春天，韩剧也一改冬日里的悲凄，在忧伤冷酷的《对不起，我爱你》后，18集的爱情喜剧《豪杰春香》接档，尽展阳光般的明媚，说尽恋爱的美好。由于《豪杰春香》改编自古典名著，在韩国开播之初受到不少舆论的苛责，不过轻快搞笑的剧情和原著正好相反的角色设定，让本剧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大结局更达到了的超高收视率，成为今年初韩国最具人气的电视剧之一。三)对中国电视剧创作方向的再思考 诚然，综上分析韩剧的风行还有时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明星阵营，画面的精致，或者时尚元素。但是，我们在这些获得广泛观众的电视剧中应该可以获得一些值得思考的触点，共同来分析和借鉴。我们最应该受到启发的或许就是这些电视剧的创作对现代人心理走向的良好把握上。创作者反映的是都市人的生活，他们没有试图给电视剧贴上什么标签，他们并不想便电视剧变得沉重或有太强的教化意义，也不想对社会问题做深入探讨，他们只是想换取某个角度，把生活轻松化、温情化，本身就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种心理感受，这些轻松但不低俗温情并不滥情的电视剧给年轻受众打开了另一个天窗。可以说这些电视剧创作是成功的，他们有着与国内许多电视剧不一样的面孔，于是给自己迎来了大量的口味多元化的观众。这也应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中以受众为本位的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创作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需要对观众有分析和理解，从韩剧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尤其是言情剧的制作，内地的制作越来越同质化，整个人物的爱恨情仇全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渲染婚外情的创作实在太多。反映现实不等于重复描写现实中的某些现象，这样所起的不良导向作用也是难以预料的。韩剧的成功说明对于温馨和平实的东西观众还是认可的。此外电视剧创作也不该走向瓶颈状态，国内一窝风现象尤其严重，古装秘史、清宫戏说泛滥不说，都到了要扫皇打妃辫子满天飞的地步。电视观众本是个大群体，电视创作也该有自己的市场定位，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题材选择的丰富与现实创作的贫发窘境不能不让人忧心。为什么不能真正把脉观众喜欢的，真正了解与观众心理走向呢，创作出不同分格的电视剧来丰富观众的视野。 黑格尔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且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艺术家的心里。实际上在电视剧创作中，心灵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对观众的心理渴求的理解和感知，对整个作品可能对观众产生的心灵的感受，创作者应该有宏观的了解和分析，只有懂得了观众才能创作好的作品，给人以享受。2、“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审美客体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立足民族传统，依托东亚文化，面向世界性主题，在不断开放中走向成熟。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最初模仿日剧和港剧，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情感为主线的电视剧继承了日剧温馨浪漫的风格，但又比日剧更唯美，也显得更日常化、平民化。韩剧中处处渗透着本民族的观念，观众可以通过作品进入到普通韩国家庭的真实生活，感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家庭观念和协作意识与新生活观念的冲撞，这不仅使韩剧的故事内容充满了民族色彩，而且也触及到东亚传统文化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的精神重建问题，因而受到了亚洲观众的欢迎。 立足民族，洋为韩用，是韩剧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则。韩剧拿捏民族性和世界性元素的分寸非常适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的情感体验恰恰是包孕在世界文化的关怀之中。韩剧所表现出的世界性气质不仅仅是借鉴了现代意识和影像表现手法，也在于通过民族文化的表达，容纳并且丰富了我们对共同面临着的世界性文化命题的审美理解。爱情、道德、忠诚、伦理和人性，这些都是古往今来所有艺术样式反复咏唱、孜孜以求的主题。浪漫唯美的情感故事，积极多元的产业运营，再加上对于普通人群、普遍情感的关注与表现，“韩流”从东亚社会到国际世界的文化震荡，再次证明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共通的。韩剧的成功提示我们，只有保持不断开放的文化姿态，相互吸纳，相互融合，才能够推陈出新，在民族形式、当代生活和世界情感之间搭建起通向艺术美的桥梁。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韩国电视人深谙此道。 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很多时尚因素，打动人心的剧情、时尚的服饰以及烘托剧情的音乐。近来CCTV-8热播的韩剧无一例外关注的是生活，在关注主角的同时，不会赋予主角太过完美的个性，都是普通人的的欢喜悲伤。韩剧还关注更多人的内心世界，父辈和奶奶辈的对话也时有出现，人人性格各异却有十足个性。演员表演细腻而轻松，对白幽默，感情含蓄深沉。 这样的韩剧也比较适合一家三代同乐的家庭化观赏特征，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结构是由漫长的农耕经济决定的，是延续了最长历史时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和细胞的社会构造方式。它一直没有生长出西方那种大工业生产方式为主、以纯粹个体直接参与社会的构造关系，既使在当今已经起步的市场经济时代真正的个体意识还是十分薄弱的，家庭关系和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观念的发展中一直具有核心性的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包括儒家文化历来注重家的稳定与和谐。中国人对于人生最高幸福的理解也首先是家庭的完整与美满。就如同全家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应景式的欢度春节的电视节目，它实际上已经在人们的潜意识被生长和固定成一种仪式。电视剧家庭化的“小众”观赏特征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必须考虑到“家庭立场和家庭视角”。具体说就是在思想文化观念上要与传统相吻合，或者相契合；艺术形式上体现大众化、通俗化与艺术风格上符合民族化特征的中合、平和、温和。总之，就是强调艺术整体上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相比韩剧近乎全民皆兵似的热潮，国产电视的受众面就显得窄小了许多。 当然韩剧并非十全十美，还有很多硬伤，如剧情太过模式化，许多韩剧也十分催泪，剧中女主角和男主角经过千辛万苦在一起后，编剧再费尽心机地让祸从天降，赚取人们眼泪。还有，不少韩剧的台词也十分“琼瑶化”，此外，韩剧过分拖沓，动辄200多集，让人长吁短叹，往往一集已经结束了，剧情还丝毫未见长进，说韩剧的配乐不错也是相对的，与日剧相比，韩剧的配乐算不上经典。尽管硬伤尤在，韩剧在最短的时间内崛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电视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近些年来韩剧成为出口大户，占据了国内电视半壁江山的现象，的确值得中国电视人反思。《看了又看》170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80集、《明成皇后》132集，《人鱼小姐》据说有190集。长篇电视剧最考验观众的耐心，但这些韩剧剧集长却后劲十足，让观众欲罢不能。韩国电视剧能打动中国观众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上与中国观众找到了共鸣，相比西方电视剧，韩剧很东方，场景很现代，但骨子里却很传统。韩剧具有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惟美的情调，体现许多东方式的伦理观念，如年轻人应该孝顺父母、朋友之间以信义为本，做人要诚实，对家庭亲情要珍惜。这些都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韩国影视剧是以韩国人为首要对象拍摄制作， 其次博得亚洲人的共鸣， 这里包含的方向就是应该以韩国人自身的具体问题为基础，扩大到亚洲人的普遍问题，全人类的普遍问题， 经确立的普遍性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 也难得地使观众成为参与者，从而开创出开放的文化氛围。韩国的大众文化并不是通向西欧文化的桥梁，其自身才是目的地。 这种目的地换句话说就是中国透过韩国的大众文化这面镜子去寻找的自身的文化。3、“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作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式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 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内外市场。前面数据已是明证在此不必赘文。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则不容乐观。据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 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2005年全国电视剧题规划会上，有关部门透露，2004年我国电视剧海外销售总额是1亿人民币，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历史剧和古装剧。据《环球》刊发的《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困惑》一文中，列举了国家广电总局对中国电视剧为何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做了三点分析：第一，政府主导作用不够显著，各种行政手段和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第二，管理部门、制作机构和创作人员的外宣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海外推广力度不够。而文化评论家、《北京日报》文体部主任记者彭俐则从电视剧创作本身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早在2002年他就公开发表论文，呼吁中国电视剧要树立全球意识。中国电视剧当前的市场环境还相当孱弱，一些政经“瓶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味要求走出去，从某总意义上只能是一厢情愿。当前，中国电视剧市场环境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新政策使电视剧市场进入新的调整期。新世纪伊始，国家广电总局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出台了港台剧退出黄金档的规定，这一措施使国内电视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内，有利的政策可能是促进国产电视剧制作单位进一步抓好电视剧生产的动力，也可能滋生“惟我独尊”、“奇货可居”的惰性，甚至可能使假国产和买壳入市的现象再度浮起。二、社会文化转型使国产电视剧生产面对新的消费环境，近年来通俗影视剧的兴起是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大众文化类型致力于世俗梦想的表达，娱乐游戏至上、消费至上，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这一类节目的崛起并占据主流无疑表征了观众娱乐需求的增长以及转向平民化、市井化的文化消费趋向。三、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现实性课题。对于国产电视剧来说，当前最具可行性的市场是华语区，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观念具有相似性。如果我们在电视剧创作中抓住中华民族传统故事文化的精髓，并掌握华语区大众文化的共同特点，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原中央电视台台长、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表示，电视剧要走出去，关键是要提高电视质量，避免制作上的粗制滥造；还应当建立常年的电视节目交易市场，在为内地电视制作公司提供公平竞争平台的同时，也能向海外购买电视剧的机构提供一个展示平台。 除此以外，观念转变也很重要，我们的所谓文化交流更多的打扮好了给人看，但这并不是文化交流，不是呈现只是展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推动文化交流实不可取，既便是以文化的方式推动交流也可能使预期目的流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采取市场的手段，适应市场需求，也制造市场需求。所以电视剧走出去，应该在观念上弱化行政诉求，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杠杆自然而然地来完成。何况地方性电视剧对本国更有吸引力，一部电视剧在他国受欢迎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而我们总喜欢把偶然虔诚地当做必然来供奉着。 笔者认为中国电视剧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有要树立全球意识外，练好内功是首要的。让一些有代表性的类型剧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据最近一期《环球时报》 载文说，中国电视剧让邻国观众着迷表明中国电视剧仍有不少潜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在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审美价值观念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中国电视剧还是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红楼梦》、《西游记》、《努尔哈赤》、《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电视剧就曾在香港、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播出。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凝聚着为中华文化所珍视的审美传统和艺术精神的电视剧，在亚太地区成功发行，表明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的深刻影响，而这些电视剧传统的叙事类型、传统的审美规范和传统的文化内容，作为全世界华人文化圈的心理共鸣点，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文化基础。但是，当流行文化和大众作为一种蓬勃生长的新的文化类型，也在不断地引导人们对传统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电视剧也要求传统文化得到现实的言说。特别是在电视竞争激烈跨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如何争取华语电视的话语权，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如何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世界里发出强音，是每一个电视人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等电视剧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渗透当代生活、当代意识对传统的反思和大众文化的轻松通俗，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有力尝试，从而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方需要走出去，借鉴新鲜模式和表达手段，营造更加宽松的媒介生态；更重要的是努力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保持中国电视剧本身的叙事机制与民族叙事审美传统从而找到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兴奋点以及西方的审美习惯和接受方式。借鉴与反思 “韩流”涌动不仅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继汽车之后赚取外汇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了国际间的友好交往。韩剧热播连锁引发的文化放大效应，也给中国的观众和影视从业者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韩流”涌动的强大后劲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支持 (1)选材贴切：韩国电视剧大都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的精神风貌。电视剧所表现的生活状态，或者轻松幽默，或者焦虑伤感，但是都真实而亲切，使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在自己的身边。 (2)制作精良：韩剧制作质量比较精良，目前名列亚洲电视传媒之首。许多优秀的电视剧都是按照电影的技术要求精雕细琢而成。韩剧力求诗化的画面风格，像薄雨、雪原、浓雾、湖滨、村庄、枫林等，自然的美在镜头中得到了精致的呈现，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而音乐旋律也根据剧情的需要不断转换，音画相配，与剧中人物的情感遭遇形成了完美的共振，在音乐合成方面表现出精准的技术。 (3)生产模式灵活：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和《冬季恋歌》的导演尹锡湖在介绍韩国电视剧的制作时曾说：“韩国电视剧是在流水线上完成的艺术作品，是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的。”尹锡湖对韩国目前的电视剧生产环境相当满意，他认为现在从事电视剧生产的所有人员都非常专业，他们大都受过专业教育，对工作十分敬业。韩剧在后期制作上追求尽善尽美，完全按照电影镜头的标准精雕细琢，使每个镜头都充满美感。正是整个行业人员在每个环节上的共同努力，才使得韩剧在亚洲久盛不衰。韩剧在制作方式上有别于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中国电视剧需要编剧先构思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要把这个故事编写成剧本，最后导演与编剧对剧本进行完善之后，才进入拍摄阶段。而韩国电视剧不是这样。韩剧在制作之初，并不知道剧情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将拍摄多少集，更不知道人物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它是在拍摄过程中，在观众反馈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 如在韩国播出两个多月的SBS电视剧《爱在哈佛》，在进入完结篇时，在众多fans的极力争取下，剧组居然更改了事先预定的结局：金泰熙在《爱在哈佛》中免于一死，并且与金来沅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礼堂。
本周二，朝鲜方面同意重返六方会谈，而仅仅三个星期前，在上个月的10月9号，朝鲜进行了首次的核试验，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强烈谴责。虽然这次核试验在技术上被认为是失败的，但是朝鲜毕竟跨过了核门槛，对此国际社会进行紧急磋商，拟对金正日政权实施惩罚性制裁。中，美，日，韩四国基于各自需要，在对朝鲜制裁问题上大致分成了两派。一方是美日，另一方是中韩。美日两国，对朝鲜核试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去年9月美国对朝鲜实施的金融制裁实质上宣告了六方会谈的破灭，同年年底，朝鲜方面在其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宣布无限期抵制六方会谈。美国和朝鲜是破六方会谈僵局关键所在，然而美国方面始终回避与朝鲜展开双边会谈。朝鲜核试验后，美国更是展开穿梭外交，积极推动其拟定的对朝鲜的制裁。日本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禁止朝鲜的所有船舶、进口商品和绝大多数朝鲜国民进入日本，并宣称有可能动用7年前通过的紧急事态法律，向美国军队提供支援，同时加快推进自身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同时表示根据事态，很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单边措施。中韩是仅有的两个对朝鲜有经济影响力的国家，而且均与朝鲜接壤。在地缘政治上，朝鲜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最需要的是朝鲜保持现状，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过早的统一，从而失去这个缓冲带。同时也不希望朝鲜有过火的举动，引起地区动荡，破坏苦心孤诣营造的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此，中国称，“惩罚行动”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必须适当，同时竭力把朝鲜拉回谈判桌。韩国，在朝鲜7月份进行导弹试射后，中断了对朝鲜提供的救援物资，但其一直在培育与朝鲜间的商业、政治和文化联系，旨在半岛的稳定和掌管未来半岛的统一，因此不希望任何严厉的制裁引起岛内的动荡。在美国要求其与朝鲜停止经济往来时，依然明确表示，韩国政府可以“改进“阳光政策”，但绝不会暂停与朝鲜共同开发的旅游和商业项目”。朝鲜，六方会谈的中心人物，在这两派之间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笔者认为朝鲜进行核试验的目的在于要求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自上世纪90年代饥荒以来，朝鲜一直依靠外界援助来养活其三分之一的人口，但由于朝鲜在六方会谈中不尽人意的表现，对朝的援助出现直线下降。中国作为朝鲜的最大援助国，去年向朝鲜提供了大约52万吨的食品援助，然而自去年年底，朝鲜方面宣布无限期抵制六方会谈后，今年对朝鲜的援助数量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今年7月，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后，韩国政府也随即中断了向朝鲜提供的救援物资，并承诺取消其它援助，也就在7月，朝鲜发生了洪灾，据称农作物至少减产10万吨，朝鲜面临着饥荒的威胁。朝鲜方面也已意识到，六方会谈的无限期延迟，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朝鲜需要新的行动来唤起国际社会的“支持”，在主动宣布无限期抵制六方会谈的情况下，需要的是别人将自己请回谈判桌，而核试验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为自己重回谈判桌增加了相当分量的砝码，同时核武器的确可以为朝鲜赢得安全保障。 中韩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都不会切断与朝鲜的往来，朝鲜似乎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任何制裁只要中韩两国不实质参与，尤其是中国，对朝鲜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因此，朝鲜可以用核计划来要求与美国谈判平等的地位。但是现在聪明的美国人却让中国和他一起来接这个球，美国一方面表示同意在下轮会谈中讨论去年对朝鲜的金融制裁问题，并可能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但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却在盛赞小布什的策略，即让对朝鲜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对朝鲜施压，而不是寻求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朝鲜核问题。狡猾的美国人还是在避免双边谈判，所有事情放在六方中谈，让中国向朝鲜施压。美国在重返和谈的同时仍在寻求对朝鲜的制裁。因此，这轮会谈对中国来说，无疑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实在想不出中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