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的爱情观（上）论点摘要：一、贾宝玉的“情痴”是自小积渐而成。二、贾宝玉青春觉醒，受到《西厢记》等爱情“传奇”的启发指导，寻求真爱，追求林黛玉；宝、黛爱情超越时代，具有先进性。三、贾宝玉的爱情观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他的婚姻观却仍留有封建残余。关键词：宝、黛爱情 超越时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读者们都知道他是个“情痴”情种。书中写他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说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这当然是曹雪芹所造神话。那么，贾宝玉的“情痴”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贾宝玉的爱情观念是否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呢？《红楼梦》书中有关描写、叙述，提供了大量素材，我们可以考察、研究。强巴不揣浅陋，以蠡测海，试图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嫡子”，又“衔玉而生”（“衔玉”神话，或指他出生即受某位大贵人青睐，指定了继承权，如强巴根据朱淡文先生论述而猜想的“曹頔出生后由祖母孙氏太夫人作主过继给曹寅，准备继承曹寅”；或由长辈特别钟爱，自幼即佩以美玉，而传说成天生），祖母史太君溺爱，带在身边（参见第四回）；自幼丫鬟环绕，“捧凤凰似的”，各方面悉心照料；服侍贾宝玉的这些丫鬟多由贾母史太君拣择派来，一个个聪明清俊。再加上“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从小就既推重、亲爱美丽少女，又身受丫鬟们的呵护照拂；所处环境耳濡目染而又身受好处、心向往之，也就学习浸染了少女的温柔细心。第九回说贾宝玉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缠绵”，说的就是他情痴、“意淫”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里说“天生成”，是作者有意神乎其说。而由以上情况，强巴看贾宝玉的情痴、“意淫”，应该是自小积渐而成。心理学认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感到的困扰，常常并不是身体成长和性冲动的本身，而是以为自己看起来不如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好，或者是能那么迎合别人的心意。宝玉赞叹袭人家“那个穿红的”女孩儿，说是她才“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十九回）；见到那“腼腆温柔、有女儿之风”的秦钟，就以为自己“竟成了泥猪癞狗”（第七回）；对比女孩儿，宝玉常自嘲为“须眉浊物”；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况。德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还认为，青年人随着自己心理能力的迅速扩展，为自己所面临的无数正反选择而感到不知所措；由于对自己是谁感到犹豫不定，就急迫地倾向于把自己同一于“自己人”（in groups）。我认为贾宝玉就正是由于厌弃当时社会的“复杂”（相对于“小宝玉”幼童和他身边的少女们）而又腐朽丑恶，这才推重、亲爱纯洁少女，把她们当作“自己人”，希望自己能同一于她们，“来世也变成个女孩儿”。贾宝玉的情痴、“意淫”，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第六回写贾宝玉梦中得到警幻秘授以后，说与袭人听，因“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授云雨之事”。这是贾宝玉爱情的开始吗？强巴认为，否，这仅代表贾宝玉生理上性成熟的开始。强巴认为：人类的爱情，应该是生理、心理（包括思想观念、感情情绪等等）的交融统一。“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各自把所梦想的对象特征储存于大脑之中，就像把数据储存于软盘中一样，称之为‘爱之图’。这张图最早由父母构画，并不断受到外界因素的修正与补充。年龄越大，图像越具体。男人和女人由于某种契机而第一次目光相触时，眼睛就捕捉对方的身高、体型、眼神、肤色、发型、风度以及服饰等信息，以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对方的特征与所储存的图像越是吻合，大脑发出的信息越是强烈。人脑内的‘化学工厂’便开足马力产生大量兴奋物质，在脑中形成一种幸福激素，引起诸如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等变化，心中激情涌荡，即‘一见钟情’”（杨建葆著《阅读生命》，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据瑞士的科学家们在作过大鼠的科学实验后对女大学生采用嗅Т恤衫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一见（一嗅）钟情”，主要是由于体内的基因不同，异性之间才互相吸引；也就是说，主要还是生物、生理原因。“一见钟情”要成长为人类真正的爱情，还必须经过男女双方相当时间的互相了解，能够接受对方的思想观念，接受或容忍对方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等等。贾宝玉面对袭人，书中没有写出他那时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等表现，没有“激情涌荡”，这时候连“钟情”都算不上；他们这初次的性行为，类似于儿童或少年之间一次“淘气”的出格游戏，强巴认为这并不代表爱情。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细看形容”，见到她那“与众各别”的美丽娇柔，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并且根据黛玉之名马上给她取字“颦颦”；这倒还有点儿“一见钟情”的味道。不过这仍然还不是爱情；由于当时双方年纪都还小，心中的“爱之图”都还朦胧模糊，还没有能够具体、定型。因此，心理上都还没有产生爱情欲求。贾宝玉心理上的爱情欲求产生于什么时候呢？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搬进大观园居住以后，“谁想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我以为这表现的就是贾宝玉青春发动，心理上开始产生爱情欲求。若单纯是生理上的性欲求，他已经和袭人做过，袭人天天侍候在侧，“温柔和顺”，他要满足很容易，又怎么会“只是闷闷的”不自在呢。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贵族公子，他已经知道，袭人这一类“丫鬟婢女”，他若喜爱，传统上是只能作为侍妾即小老婆的。那么，他的“匹配”、他的正妻，在何方呢，是个什么模样儿呢？虽然他的婚姻大事按照封建礼教必须取决于“父母之命”，但是，他的独立意识、他的青春冲动，都促使他去考虑、探索、寻寻觅觅。茗烟“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把那文理细密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于是，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共五本二十出，金圣叹评点谓第五本之四出“不知谁所续写”，只推赞前四本之十六出；书中写林黛玉从宝玉手中“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因而可知他们读的是金评本），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成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指南。第二十九回有一段话很值得研究：“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林黛玉。这一段话，强巴以为至少包含下面几层意思：一、贾宝玉自幼生成情痴、“意淫”，为什么说这是“下流痴病”呢？盖传统意识形态，都认为，男子汉应该投身社会、建功立业；若只管混在女孩儿堆中温存体贴，“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世俗认作“下流痴病”，而贾宝玉仍然坚持如此，只管将心思精力都用于探索和追求爱情，所以他确实是情痴情种。二、这里“邪书僻传”是指《西厢记》、《牡丹亭》等爱情宝典，故意采用了封建礼教“卫道士”对它们的贬称；说是阅读这些爱情经典进一步启发了贾宝玉对爱情的追求。三、寻求的结果，贾宝玉认为自己所见众多闺中英秀，仍推林黛玉为群芳之冠；况且和林黛玉自幼相伴成长、亲密有加，感到两人性情投合；于是心中暗将林黛玉当作自己的婚姻“匹配”，决心要娶她为妻，这就是他的“早存了一段心事”。四、有心事却“只不好说出来”，是指他心中仍存顾虑：一方面自己还是少年，怎么好意思就公然谈婚论娶；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贾宝玉爱情观念进步、高尚的地方之一，他希望征求林黛玉的意见，要弄清林黛玉是不是也爱他，但是自小受礼教约束，又考虑黛玉极自尊、“面儿薄”，不能当面明确提出来。五、“变尽法子暗中试探”，就是指他（自以为是）“巧妙”地征求意见；既指他对林黛玉几次引用《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也指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所写他对黛玉的几次真情表白。至于“及如今稍明时事”一句，含义复杂，请容强巴在下面分析“梦兆绛芸轩”一节再作臆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他们受到《西厢记》、《牡丹亭》启发、指引，但是他们的爱情又超越了那种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模式；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超越时代的真正的爱情，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先进性。真正的爱情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人各有性格脾气，要互相了解就免不了冲突、碰撞。第五回写宝玉“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来”；这就很好地表现了他们二人相伴成长的过程。互相了解，由亲密接触而看到对方的缺点或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脾气、兴趣、习惯，等等，喜爱对方而希望能与自己“同一”，就不免“求全责备”，于是龃龉、争吵、甚至怄气；要继续交往，要做好朋友，就必须检点自己、宽容对方；怄气的时候必须有一方主动和解、“作小服低”。深入交往下去，发现对方在思想观念等大的方面和自己一致或者相容，其他方面也都相容、互补，或者自己能够宽容；这样的情况，若在同性之间，就能成为“知己”，甚至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若在异性之间，尤其在男未婚女未嫁之时，就能发展成真正的爱情。这样发展而成的爱情，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属于优秀的、美好的、高级的。《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口角怄气、探望赔情，“或喜或怒”、多方“试探”；很好地表现了他们二人互相了解、发现双方“心情相对”即性情投合、直到发展成美好爱情的这一整个过程。第三十二回，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就赶她离开，并称赏林黛玉从来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在思想观念上的志同道合，这是宝玉坚持只选择黛玉为妻的关键。接下来“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黛二人我给你拭泪，你给我拭汗；研讲“放心”这句话，“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这就形成了宝、黛爱情的高潮。宝玉黛玉相爱――― 但是还有个薛宝钗。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应该是当时社会的淑女典型。宝玉也曾爱慕宝钗的容貌美丽（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四回写宝玉挨贾政暴打后宝钗来探望慰问，宝玉听她说得“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她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这时的宝玉对宝钗不能说没有爱的感情。那么，第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为什么贾宝玉要坚决摈弃和薛宝钗的金玉姻缘，坚持成就和林黛玉的木石姻缘呢？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了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故事，隐喻宝玉和黛玉有“木石前盟”；这当然是神话。强巴认为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除了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的基础，至少还有以下两大重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宝钗可敬可畏而黛玉可爱可亲。“宝姐姐”比τ衲瓿ぃ 矣?amp;ldquo;品格端方”，常常教导、批评宝玉；如第八回教他不要吃冷酒，第十八回讥评他作诗忘了“绿蜡”典故，第二十二回听戏曲演唱时批评他“不知戏”，等等。这样，在和宝钗的交 校 τ褡苁歉械阶约翰缓谩⒂字桑 髁⒉黄鹱宰鸷湍凶雍浩 拧6?amp;ldquo;林妹妹”呢，她娇弱多病，宝玉经常去探望、呵护，甚至为她编讲小耗子“香芋”童话；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人讲话时常尖酸刻薄，这既符合宝玉表面自嘲“须眉浊物”其实内心孤傲（如批评“国贼禄鬼”、讨厌贾雨村一类“俗物”等等）的性格，又给宝玉规劝、帮助她提供了机会。自从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以来，几千年男权统治；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多数是男子主动，作养、疼爱、呵护自己的爱人、妻子，显示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而那些妻子成为了“女强人”的家庭，丈夫若各方面都被“妻管严”，老是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多数就都很容易发生婚变。贾宝玉虽然大力宣言“女清男浊”，重女轻男，心中和/或潜意识中仍然具备大丈夫气概。我们只看第三十四回，宝玉见到薛宝钗“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的少女风韵，“不觉心中大畅”，产生爱怜情意；就能够明白这一点。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玉姻缘代表富贵结合，木石姻缘代表贫贱夫妻；而贾宝玉“及如今稍明时事”，作出了重大选择。贾宝玉渐渐明白了的“时事”，指什么？若按《红楼梦》描写的社会中的“时事”世俗，“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人们纷纷攘攘都在图名求利；人生在世，自是有钱有势好；能够娶薛宝钗这样美貌而又出身富裕家庭的淑女为妻，既能日对美女“秀色可餐”（参见“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回中宝玉的“呆雁”表现），又有她带来的大笔嫁妆维持安乐生活，有什么不好？像强巴这样的“俗物”，若进入《红楼梦》世界，就很可能选择了薛宝钗呢（或者是英豪阔大又很会做“女红”活的史湘云？）。因此，强巴认为这里说的“时事”，不是书中贾宝玉看到的时事，而应该是指作者曹雪芹所遭遇的“时事”。也就是说，曹雪芹创作至此，太上忘情，完全把自己代入贾宝玉，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深刻体会直白地写了出来。继承曹雪芹爷爷曹寅担任江宁织造的曹頫被革职抄家后，十三岁的曹雪芹（天佑）随家人一起到了北京，曹頫还被“枷号”追缴欠银，一家人的生活肯定不宽裕；乾隆五年受“弘皙案”政治风浪牵累，曹雪芹（天佑）被免去“现任州同”官职，虽曾多方奔走（“弹食客铗”、“扣富儿门”，见敦诚《四松堂集•寄怀曹雪芹》），却再也没能得到“起复”任用，于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贫苦。面对这样的“时事”，曹雪芹悲愤莫名，只有抛弃“金玉姻缘富贵结合”的幻想，选择定“木石姻缘贫贱夫妻”。我们看薛宝钗，她既出身富有，又曾经教宝玉讲求“仕途经济”、立身扬名（第三十二回）；而宝玉既厌弃当时虚伪腐败的封建“仕途经济”，作者曹雪芹身受和看到抄家、革职之苦，又看到政治风浪一来，连科举进士出身的正直官吏也横遭厄运的“时事”；“富”，既可由被抄家而落败，“贵”，又怎么追求、如何能保持呢？“富贵结合”只是幻想，薛宝钗就被排除在贾宝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作者曹雪芹）的婚姻选择之外。而林黛玉呢，她既从来不说要贾宝玉去追求“仕途经济”这一类“混账话”，就连贾宝玉珍重转赠北静王送的“圣上亲赐”鹡鸰香念珠，她也“掷而不取”，贬斥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就十分符合贾宝玉内心孤傲的思想性格，两人“心情相对”，志同道合。所以贾宝玉十分决绝地（就连睡梦中也要“喊骂”着表示）反抗世俗，选择“木石姻缘”林黛玉，准备着作一对贫贱夫妻。 --------------------------------------------------------------------------------贾宝玉如此选择婚姻配偶，不重门第和家境；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既注重两人之间的“心情相对”，志同道合，又一定要征求对方意见，看对方是否也相爱、钟情于我，确定了以后才明确追求。这样的爱情观，超越了他所处的封建时代，具有超前的先进性；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是优秀的、美好的、高级的。 贾宝玉“意淫”。强巴撰文分析过，他“意淫”的对象是美丽的少女们，“意淫”的内容是推重和喜爱、维护美丽少女，对她们“情切切、意绵绵”地用情过度、过甚；他甚至宣言，“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有人解释“意淫”，说它是“强调精神，蔑视肉体；推崇高尚，反对低俗”；是“把男女之爱寄托在纯情之内，置于一尘不染的神圣地位”。强巴认为这种说法，看似抬高，实际上却把曹雪芹等同于当代写“纯情小说”给初中生们读的作者一类，是贬低了伟大作家曹雪芹。人类的爱情、完美的爱情，应该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曹雪芹不是清教徒，他反对封建礼教把贞洁理想化，如他原作（己卯本、庚辰本等）中写尤三姐原来“淫荡”后来却能成为“殉情”、“殉理想”的烈女。曹雪芹倾尽全力塑造贾宝玉，贾宝玉“意淫”，是情痴、情种，却绝对是正常男人中的一员。我们看第六回宝玉“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虽然不能说那就是爱情，却可知道他已开始性成熟，是个能够进行正常性行为的正常男人。而第二十八回，应宝玉要求，宝钗要褪下红麝串子给宝玉看，“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如此地欣赏人体美以至动情，能说是“强调精神，蔑视肉体”吗！虽然羡慕欣赏薛宝钗的美丽，但是贾宝玉仍然选择定林黛玉；这是因为，林妹妹也自有“倾国倾城的貌”（第二十六回写黛玉睡醒，“宝玉见她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更可贵的是精神上和自己志趣相投。所以我说贾宝玉具有精神和肉体相结合的完美爱情观。 贾宝玉爱情观如此优秀完美，而他的婚姻观是否同一于他的爱情观，也和现代社会一样，推崇一夫一妻制呢？ 贾宝玉的爱情、婚姻观在《红楼梦》书中还有另外一条线索。 贾宝玉自幼年养成“意淫”，喜爱美丽少女。只要看见美丽少女，他就希望能够亲近。在自己家里除了疼爱贴身的俊美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他还赶着金钏儿、鸳鸯等秀美丫鬟，要吃她们嘴上的胭脂。给秦可卿送丧途中，遇见乡村少女二丫头，由于“此卿大有意趣”，宝玉竟“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在水月庵见到“模样儿越发出息了”的小尼姑智能儿，就和秦钟抢她端的茶喝。第十九回写宝玉在袭人家里看见“穿红的”少女，回来就对袭人赞叹，希望她能“生在这深堂大院里”，自己可以亲近。按贾宝玉那时的意愿，就是要美丽的少女们都“同看着我，守着我”，到死方休（第十九回）。 贾宝玉这种痴心幻想，直到第三十六回他想要调弄小女伶龄官，碰了个软钉子，目睹了龄官和贾蔷之间的“儿女真情”，他才“情悟梨香院”：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能“各人得各人眼泪”。 贾宝玉是否从此就完全改过了泛爱，而形成了现代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呢？否！他的婚姻观仍然是封建贵族做丈夫的一妻数妾制。你看，他对黛玉作爱情表白，说黛玉死了他“做和尚去”；不久，袭人怄了气说到死，他对袭人也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第七十八回，在看到“（大观）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情况下，宝玉悲感烦恼，就想“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他要和她们“同死同归”的这第三个人是谁呢？他十分疼爱的贴身丫鬟晴雯刚刚死去，强巴认为他这里指的是黛玉的贴身丫鬟紫鹃。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忙玉”，宝玉急病，紫鹃服侍；经过这一番折腾后，紫鹃在和宝玉交谈中表示自己“离不开”黛玉，宝玉就对紫鹃发誓：“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按照封建制度，贾宝玉若和黛玉结了婚，不但袭人，就连紫鹃也同服侍凤姐的平儿一样，成了“通房大丫头”，可以和男主人有性关系，再升格就成为妾亦即小老婆。由贾宝玉这个和“这两三个人……同死同归”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爱情婚姻观中仍然残余着这种“妻妾成群”的封建腐朽观念。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现实主义地描写塑造人物，倾尽全力创造出贾宝玉这个封建家族的“浪子”，封建社会的“奇人”；我们今天来看贾宝玉，他当然是正面形象，优秀的艺术典型。阅读《红楼梦》，我们可以学习贾宝玉对待他人的体贴、温情，可以学习宝玉黛玉之间先进的爱情观；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贾宝玉毕竟出身封建贵族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教育；他即使叛逆封建家庭，反抗封建礼教，仍然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封建贵族公子哥儿的诸多毛病。我们评价贾宝玉，不可过分抬高，应该客观公正。贾宝玉那种多情泛爱，见到美丽少女就要吃她“嘴上胭脂”的毛病；那种娶了妻还想要几个妾的封建婚姻观念，却应该批判，决不能欣赏羡慕。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人生观：『做』或『不做』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价值观：凡事皆有两面性。“好事”『不做』有积极性，“坏事”『做』了亦有积极性。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参考文献：[1]《红楼梦》，曹雪芹著。[2]《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3]《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4]《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沛著。
人们读《红楼梦》，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仿佛不是在读虚构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些曾经活过或还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与事迹的实录。何其芳同志在《论<红楼梦>》中，有一段话，真切地描述了《红楼梦》的读者与书中人物发生关系的这种情形。我们少年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很可能听到某些年纪较大的人谈论它。他们常常谈论得那样热烈。我们不能不吃惊了，他们对它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是那样熟悉，而且有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就如同在谈论他们的邻居或亲戚，一如同为了什么和他们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而争辩一样。这种情形颇为令人寻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本来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的创造物。然而有时候，文学艺术的创造物竟然与客观现实生活取得某种同一性或统一性，读者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生活中实有的、具有客观实在的认识价值的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这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在起作用。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造，都是凭借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而打动读者，达到艺术形象、实际生活、读者感受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与互相转化的。但我们还应再深入一步探究一下，现实主义形象的真实性，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形象的客观性。只有那些不带作者的主观随意性而具有客观的生活具体性的形象，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形象。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区别于非现实主义(例如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主要特点，就在形象的客观性上。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既主要表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又依存于形象的客观性。对于现实主义艺术创造来说，失去了形象的客观性，也就失去了形象的真实性。如果说形象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形象的客观性就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生命。因此，形象的客观性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的一个课题。《红楼梦》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份至为博大渊深的教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物质可感性、客观可信性上所达到的卓越成就，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是举世公认的。正是通过形象的客观性这个媒介，万万千千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同《红楼梦》中的人物发生这样那样的精神交感以致言行交通的关系，在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在读者的感受中实现了观念形态的这部作品与物质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统一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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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研究第一人胡适先生，后来就是红楼痴儒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无非是学术上的问题，为的是更好的还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原貌。因为在康熙年间红楼梦因为有许多思想太前卫，涉及许多皇帝的私事，故被作为禁书。然而却又禁止不住，故皇帝派高鹗等御用文人去整编红楼梦，增删一些内容，来掩饰一些与皇帝利益冲突的内容。但是曹雪芹也留了一手，他在第五回写出个人判词隐晦的揭示了一些本该有的内容。高鹗心中也不愿删改，只是君命难为，过在许多地方将改过之处以一个标题带过来给后人研究留下线索，所以红楼梦中许多在标题上出现的内容在文中之子未提，或只言片面。故此研究红楼梦的秘密在于还原这一部伟大的巨作，并且那些被删改之处才是全书思想精华之所在。o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红楼梦》中描写的建筑有贾府和大观园，又以大观园为主，可以说大观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之作，同时，大观园也是曹雪芹构建《红楼梦》一书的空间基础和出发点。大观园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园林，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描述的典范，小说主要通过贾政等人游览大观园来表现它的整体特征，共有八个景点，即大门、曲径通幽、沁芳亭、潇湘馆、稻香村、蘅芜院、大观楼、怡红院。纵观《红楼梦》中对建筑的描写，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曹雪芹如一个画师一般，将他生活的时代的建筑以文笔的方式呈现在了我们当代人的眼前，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品味古代的建筑时，会发现再也找不到当时那种精致典雅的人居环境了。
我有《红楼梦》的论文，“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赤瑕宫神瑛侍者，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绛珠仙草，这就是宝玉和黛玉的前身。只因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绛珠，日月长久，绛珠便吸天地之灵气而得道，修成女体，是为绛珠仙子。一日，侍者凡心偶痴，便欲往人间投胎做人，而绛珠为报其甘露之恩，在警幻的指引下亦下界为人，欲将其一生之泪还之，始成就木石前盟。 只因前世结孽缘，致使今生死别离。下凡的神瑛和绛珠注定不会一起共赴巫山，携手白头，因为绛珠是来还债的，而这债是他一生的眼泪。所以我们看到，人间的神瑛就是那身在温柔富贵乡的宝玉和出身书香世家的黛玉，机缘巧合下走到了一起，来到了同一个屋檐之下。此时的黛玉打破了她人生的一个预言，他天生有不足之症，而预言便是“他要一生不见除父母之外的任何外姓亲戚病才会好”，脂批更是指出“惟宝玉更不可见”。不幸的是黛玉来到了荣国府，见到了贾宝玉，开始了他多愁善感的生活。我们看到宝玉和黛玉真可谓三天一吵五天一闹，而此间的话题永远是那个束缚人的“金玉姻缘”，一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幻化来的玉石和一个癞头和尚相赠的金锁横在了宝黛之间。相信这一切都是由司人间风月之情的警幻仙子所安排，因为他要助绛珠还泪。由此便使得书中宝黛之间若即若离，忽而心有灵犀相敬如宾，忽而又变生不测起了角口，黛玉堕泪宝玉伤怀，一个对花独悲，一个望月空悔。正如判词有云“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他们之间的距离永远说不清远近。他们在人间懵懵懂懂，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因为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前身。然而人间红尘之中也会有人感知天机，荣国府的祖宗也就是宝玉的祖母黛玉的外祖，他说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可不是吗，他们不正是前生有债的冤家吗？最终，黛玉泪尽而亡魂归离恨，宝玉悬崖撒手遁入空门。还泪之事就此完结，浪漫的前世，不完美的今生…… 然而我要说的是俗世中的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的确确是相互欣赏，相互吸引的。而这种吸引力是来自世间两种至纯至真的力量：佛与诗。 我欣赏贾宝玉，他拥有一颗佛心一颗不为世俗所容的心。他是世俗中的惫懒人物，是家里的混世魔王，是女孩队里的“无事忙”，是一个“贯在女孩身上下功夫的人”，可见，俗世中理解他的认可谓寥寥。 无数的红学家在评论他时，都会说他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是一个社会激进主义者，对此我却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更是一个反社会世俗化的先驱，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蠢物，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不堪。”他珍惜美好的食物，保护青春美好的女儿，是一个绛洞花王。“自己被淋得水鸡似的，却提醒别人下雨了”，“自己被烫伤了，却还关心别人烫着了不曾？”这些都是宝玉的日常言行，然而，世俗中这却是一个又一个的笑话。她同情社会的底层人物，愿意与这些人交往，只因他们都抱有一颗可善良的心，从市井优伶到乡野游民，他都平等对待并且都投之以真情。他是一个充满佛性和诗情的人，“见了鱼便同鱼说话，见了鸟儿便同她讲话”，自然万物在他眼中都是平等的生命。我很感动，一个封建纨绔子弟居然能有如此情怀。同时他讨厌那些峨冠博带满口圣贤礼仪的人，那些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阴险狡诈的人，他称他们为“禄蠢”，真可谓骂尽天下世俗人。而这些人中除了男人，还有那些沾惹了男人气味儿的女人。“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他提出了疑问，可世俗之人却不通其意，反问他道“这样说，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如是，这样评价女儿和女人正是他对这种世俗生活的强烈否定。“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了珠光宝气，竟是一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洋来？”他困惑了…… 宝玉喜欢黛玉，为什么呢?别人都说是因为他们意趣相投，都有社会叛逆性。可我认为他们的结合是佛与诗的相互吸引。宝玉是有佛性的，妙玉说他是“些微有些知识的”,而黛玉十足是天上下凡的诗仙儿，她诗意的生活别人是无法读懂的。他每天都会与鹦哥儿对话，教它读自己的诗；每次出门都要嘱咐丫头们，将帘子拢起等待觅食的大燕子回来；而他选择潇湘馆为居所，自是因为喜爱那几杆幽竹……总之，他的一言一行都自然般充满了灵秀。春去夏初，落花满园，他便手执花锄，锦囊，进行自己独特的行为艺术——葬花，“花落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自己早已与花儿融为一体了，“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吟》的诗句和着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响彻了自然的每一处角落，鸟魂受惊，花魂陨落……诗意的绛珠是为宝玉而下凡的。 宝玉和黛玉，佛与诗……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面对一部煌煌《红楼梦》，每每陡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这部伟大的巨著不仅具有《圣经》意味，而且具有莎士比亚的丰富性，并且还具有卡夫卡那样的深度。就整个世界文化而言，此乃命运之作，而就其所属的民族文化而言，她则是该文化的一个精灵。人们过去虽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她之于中国历史的终结意味，但却很少领略她之于中国历史的开天辟地界分性质，也即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所谓之前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资治通鉴》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的历史；所谓之后的历史，则是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历史(此乃借用王国维所说)，或者于破败之中寻求新的生机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作为一个旷古的文化灵魂，她照亮了昔日的兴衰；作为一则《城堡》式的寓言，她启示了未来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在世界文化的横向座标上发现《红楼梦》的文化命运之意味一样，人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纵向座标上领略这部巨著的神灵所在。� 或许是为考据学或政治学的目光所囿，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集中在作者身世或当时社会背景之类的界域中理解《红楼梦》，从而将小说开宗明义所叙说的神话故事当作一段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忽略之。殊不知，恰恰是这几段有关石头故事的文字，蕴含了小说《圣经》般的深意。因为《红楼梦》的另一个题名就是《石头记》，此外，还叫《情僧录》，这三个题名分别揭示了解读该小说的三个关键眼点：梦、石、情；而所谓石者，灵也，那块宝玉不叫通石宝玉而叫通灵宝玉。以往所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王国维者，虽然成功地以悲剧说解说了小说的梦意和情境，但还没能进一步领略小说的灵性。至于其余的论者，更是等而下之。论说《红楼梦》一如鲁迅所言，弄不好就会钻进去成为一个角色。其中，冷子兴式的考据者有之，刘姥姥式的阶级论有之，丫环佣人间的闲言碎语式的穿凿附会以换取红学家或红学教授之头衔者有之，如此等等。惟有一代学术宗师王国维，才具备了与作者对话的思想素养和审美境界。扎扎实实的考证固然不失为一种治学之道，但在《红楼梦》的阅读面前，研究者更需具备的乃是悟性和灵气。� 按照《红楼梦》开篇有关石头的叙说以及小说所展现的恢宏气势，其文化和历史的气脉不是出自二十四史，也不是缘自孔孟老庄，而是直承《山海经》所记载的远古传说，女娲补天，开辟鸿蒙。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文化精灵的话，那么其灵气则源自最为原始的混沌时代。这样一个灵魂所系的不是什么文化传统，而是人类起源和天地之初。它上通茫茫宇宙，下接浩浩尘世；吸纳天地之精气，沐浴四季之灵秀；兴衰际遇，世劫历历；从而为神灵之使，为上帝立言。� 按说《西游记》也由石头起笔，并由石猴而至美猴王，不无神灵之气。然同为石头，却彼此相去甚远；不仅习性不一，而且顽气迥异。石猴之石，志在功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圭臬，故历经称王、造反、齐天大圣、佛指之镇、唐僧招安，最后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成为西天取经马前卒。而宝玉之石，却崇尚无用，睥睨浊世；就其钟鸣鼎食之家而言是个孽障，痛恨经济仕途，立功扬名；而一旦面对比他更无用的女孩，他马上拜伏，悉心相向，极尽情种之致。同样的孩提时代，在贾宝玉是一片稚气，并且经久不改；而在石猴子却是一腔热血，一会儿美猴王，一会儿齐天大圣，最后又是孙悟空、孙行者。该行者悟是悟了，但却没有空，诚如《红楼梦》所言：云空未必空。因为《西游记》所承继的不是始源时代，而是孔孟老庄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或者修身养性，或者兼济治平。修养是道德的修养，治平是武力的治平。内圣外王，此何空之有?以往的历史似乎就是这么写下的，要么是《三国演义》中的帝王将相，乱世英雄；要么是《水浒传》中的聚啸山林，绿林好汉；成则为王败则寇，如同一张纸的两个面，翻过来是王，翻过去是寇。王者需要道德神话，寇者诉诸暴力行动。在此似乎什么都有，惟独少了灵魂，诸如人的尊严、人格的崇高和人性的美丽等等。也许正因如此，《红楼梦》才一反以往的记叙，不是从历史开始如《三国演义》，也不是从故事开始如《金瓶梅》，而直接从灵魂开始，从那块灵石开始，这种写张本身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 因为从灵魂开始，所以功名在此不再成为生存原则。以往的历史所看重的道德和暴力连同世故权术等等一起被弃之如泥。相反，孩提时代的童稚和纯真被奉如神明，就像通灵宝玉一样，一旦有失，便会使主人公丧魂落魄，眼也直了，人也呆了，如同死人一般。这是《西游记》中的石猴想都想不到的人生境界。那个石猴为了获取功名，扮演英雄，结果迷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交出了或者说出卖了他的童稚和纯真。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堂·吉诃德，他以牺牲本真自我的方式换取了一番英雄事业，博取了人们的道德认同。与那位西班牙骑士不同的是，他的身份是个行者，并且不是手执长矛而是身携金棒，不是骑着瘦马而是在马前马后奔波忙碌。他虽然与堂·吉诃德同样热情可爱，但一旦被作为某种道德楷模，却让人不寒而栗。相形之下，顽石形象让人想起的却不是昔日的荣耀，而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后的那个美国小男孩霍尔顿，《麦田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他和贾宝玉同样地拒绝成人世界，拒绝为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服务，从而守护着自身的灵魂。霍尔顿向往成为麦田守望者，守护着像他一样纯真的孩子们；而贾宝玉则作为神瑛侍者，守护着一群晶莹清澈的女孩子。如果可以将《红楼梦》比作一部史诗的话，那么其诗意就是这样闪现出来的——不是成就功名，而是守护灵魂。
关于红楼梦的论文，1500字要求：格式标准，原创
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 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 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 因此，可以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 二 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 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 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三 薛宝钗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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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往往激起人猜想。多数读者喜欢林黛玉、同情林黛玉；一些人因此而希望林黛玉和贾宝玉爱情成功，享受幸福。《红楼梦》面世流传以后的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出了好几部续书，都让黛玉和宝玉终成夫妻，强造大团圆结局。也有人说，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贾母史老太君一直疼爱黛玉，她老人家还说过宝玉和黛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俗语（第二十九回），逗人遐思，使宝玉黛玉“低头细嚼此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泣下”；第五十七回，紫鹃也由此而劝黛玉“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要黛玉去求贾母做主“搞定”和宝玉的婚姻大事。而后四十回疑为高鹗续写，其中写宝玉和宝钗成婚经过贾母同意，就大是谬误。如清朝裕瑞《枣窗闲笔》就说：“贾母王夫人皆极慈爱儿女之人，偏要写为贾母忙办宝玉宝钗姻事，遂忘黛玉重病至死，永不看问；且言‘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她了’云云。此岂雪芹所忍作者”。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似乎曹雪芹原作中，若非贾母早死，黛玉还有希望和宝玉成亲。 强巴不同意这种看法。 强巴认为，曹雪芹着意要“使闺阁昭传”，写出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现实主义地创作《红楼梦》；按他当时的社会现实，林黛玉的生活原型没有也不能实现如愿的爱情婚姻，《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和贾宝玉的爱情也只能是悲剧结局。强巴看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在《红楼梦》中就有三重表现。第一重是天生的悲剧。《红楼梦》第一回，由甄士隐遇到的僧人叙述：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棵绛珠仙草，因得到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修炼成女人形体。她“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在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于是对警幻仙子表示：神瑛侍者“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警幻仙子把她放入“薄命司”中的“十二金钗正册”。这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前世因缘。这当然是曹雪芹所造神话、美丽的无稽之谈。可是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在曹雪芹对于《红楼梦》创作的整体构思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仅止于爱花而以甘露灌溉、报德而用眼泪还恩，一开始就被预定成了悲剧结局。这就是强巴所谓的天生的悲剧。第二重是林黛玉本身的悲剧。她自幼生得“怯弱不胜”、“有不足之症”，一直靠药物保养。到贾府以后，她念父母、想家乡，忧郁压抑，常常悲愁流泪。青春觉醒，和宝玉恋爱，互相“试探”、考察；她又增添了诸般猜疑、嫉妒、生气、担忧，眼泪流得更多。第三十二回，她背后听到宝玉言谈，验证了宝玉“果然是个知己”，既喜又悲。悲的是父母早逝，无人为她主张婚事；再加上“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虽成知己，自己恐怕不能活到爱情结果的那一天，“奈我薄命何”；因此又伤心得“不禁滚下泪来”。第三十四回，宝玉送她旧手帕以作“定情”信物，“一时五内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余意绵缠”，感动激动，立即在那旧手帕上题诗三首；这一来她就“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由林黛玉得病的缘由——身体娇弱、多愁善感等等，病情症状——面如桃花、天天咳嗽以至吐血等，综合起来看，林黛玉得的应该是肺结核病。在现代的青霉素等抗生素还没有被发现应用以前，这种病在中国被称为“肺痨”，认为是“不治之症”，只能靠药物保养、安静休养；就像第三回林黛玉转述癞头和尚所说疗治方法，要依他而行“方可平安了此一世”。可是林黛玉既只能“寄养”在“外姓亲友”家，又多愁善感而常常伤心流泪，这病自然不但不能痊愈，而且还就一天重似一天了。第四十九回，林黛玉对宝玉说：“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似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可见她病情加重、身体衰弱的程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行酒令“掣花名”，林黛玉掣得“一枝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隐喻林黛玉十分恰切。“东风”，喻指相爱二人中男方的长辈，如陆游感叹自己和唐婉爱情不果的《钗头凤》词中“东风恶”所指。“莫怨东风”，强巴以为这里是指不能埋怨男方即宝玉的长辈们；而“当自嗟”，也就是黛玉曾经自悲“奈我薄命何”的意思。看到这枝花名签，“黛玉也自笑了”；如此描写，说明黛玉对这种命运也无可奈何，也只有认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黛玉《葬花词》）；悲愤之余，林黛玉也只能哀叹到死方休。第三重，那就是封建社会、封建制度造成的悲剧了。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嫡子，贾母贾政王夫人都希望靠他承家继业、耀祖光宗。贾政带宝玉拜见北静王；大官僚贾雨村来访，每次要宝玉去作陪；这就是“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第三十二回）。对宝玉去“上学”，贾政提出要求，“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第二十三回又借“娘娘”（元春）的话要求宝玉“读书写字”、“用心习学”。这里所谓“上学、读书”，把《四书》“讲明背熟”，说的都是准备科举应试，“读书做官”；因为科举考试八股文都从《四书》中出题目。这里说的“写字”，是指练习书写方正圆满的“馆阁体”毛笔字，考进士的“殿试”卷子就要凭字写得好才能取中在前列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贾政对待宝玉，虽然平日里疾言厉色，常常骂为“孽障”，其实心里对他期望值还蛮高。王夫人更甚；大儿子贾珠死了，她就剩下宝玉这一个亲生儿子，还指望下半辈子要依靠他呢，当然希望他有出息、“成正果”。封建制度规定，儿女的婚姻要凭“父母之命”；他们若为宝玉选择配偶，按照封建贵族标准，要看门第、看品貌，要身体好、脾气性格好。门第方面，讲究门当户对，要是富贵人家，如果在“护官符”上贾府以外的“史、王、薛”三大家族中有合适的淑女就更好。品貌方面，相貌要好，品行更要好，一定要符合封建淑女的言行规范。身体要健康，生育后代才保险，谁家会选个“病壳壳”做媳妇呢！脾气性格好，那是当然，封建礼教讲究“夫唱妇随”，妻子要温柔和顺才好，难道选个“母老虎”来欺负自己儿子？若要他们在宝钗和黛玉之间为宝玉选一个妻子，强巴敢说，百分之一百二十贾政和王夫人会选择薛宝钗。贾母又如何呢？她确实疼爱林黛玉；但是，正如凤姐所说，林黛玉“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说明在贾母等人的封建观念中，本来是孙女比外孙女亲。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对贾府“老祖宗”贾母来说，嫡亲的孙子贾宝玉就比任何孩子都亲！贾母由于爱女贾敏早逝而疼爱林黛玉，肯定想要为她找一门好亲事；然而是否会做主将她嫁给贾宝玉呢，那就不见得了。贾母这位封建贵族豪门贾府的“老祖宗”，封建礼教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十分强烈。林黛玉初进贾府，贾母问她“念何书”，黛玉回答念了《四书》，贾母心里肯定就有点不高兴了。按照封建礼教，“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认识字也没多大问题；要识字读书，读一点《女诫》、《女四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和男子一样学习《四书》？贾母对自己女儿去世后，女婿如此教育自己的外孙女不满意，所以贾母就借黛玉问姊妹们读何书，发表宣言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做睁眼的瞎子罢了”！以此推测，可见贾母对林黛玉很会赋诗填词的文学才华一定不以为然；若知道林黛玉读《西厢记》一类“邪书僻传”而思想感情大受影响，则更会生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四回，贾母借着批评“才子佳人”书，当众发表议论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贾母这番长篇议论，强巴看来，很有点借题发挥、影射批评、暗含警告的意味。“佳人才子”书，贾府不许说，不让女孩子们知道，但是贾母承认“这几年我老了，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她是懂这些书的。第四十回贾母大观园设宴，“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黛玉说出《牡丹亭》曲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西厢记》曲词“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薛宝钗听清了，后来并抓住这把柄教诫黛玉；贾母老太君当时应该也注意到了呢！第二十九回张老道士向贾母给宝玉提亲后，林黛玉就和宝玉怄了一场大气，那“金、玉姻缘”之说弄得宝玉砸玉，闹得沸沸扬扬，贾母闻讯以后“带出宝玉去”，急得“抱怨着也哭了”；贾母难道就一点儿也没有猜想到他二人吵架的原因吗！因此，“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便是满腹文章，也算不得是佳人了”，强巴以为贾母这番话含有警示教诫当时也在场的林黛玉之意。“响鼓不用重棰敲”；贾母疼爱林黛玉，知道黛玉聪慧灵巧，不必直言明说，只要旁敲侧击，黛玉就能够领会。如此借题发挥，既“治病救人”，提醒教诫了黛玉，又给她留了“面子”，多好。到这里就要说说贾母引用那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俗语了。那是第二十九回宝玉黛玉大怄气、宝玉砸玉以后，贾母“老人家急的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几时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又不咽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中国古代确有夫妻和/或情人是“欢喜冤家”这种说法，贾母这里说“冤家”却并不见得是这个意思；因为中国古代民间还有一种“讨债还债”因果报应的说法，说是你“前生”欠了人家的债，债主今生就“投生”做你儿子，故意连生重病或者做“败家子”，放肆花费你的钱财，来向“前生”欠债的你这个父亲讨还债务；这也叫做“冤家聚头”呢。贾母这里说“我这老冤家”和“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把她自己和宝玉黛玉相关联，应该就是采用的这个意思。而宝玉黛玉听说这话后“细嚼滋味”，却把它认做那种“欢喜冤家”的意思了。另一方面，还只是姑表兄妹呢，两人就常常怄气，闹得阖家不安，贾母也急得抱怨着哭；这样的双方将来若结合，最令人担心会是“怨偶”，又怎么会让他们结婚呢？再有，贾母说，要等她死了，“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她才不管；言下之意，她若在世，是不能让他们两个再这样“闹”了。结合本回书前面所述贾母向张老道士说的话，给宝玉找配偶，“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注重模样、性格；林黛玉生得“倾国倾城的貌”，模样儿好那是没的说，可是“性格儿”呢？林黛玉尖酸嫉妒、“小性儿”多，时常和宝玉争吵怄气；贾母会放心地把她许配给自己最疼爱的嫡孙贾宝玉吗！即使过去她曾经有过某些想法，经过林黛玉和宝玉几次大怄气、闹得阖家不安以后，我想贾母也会重新作出决定来呢。还要提一下另外两点。一是第二十五回，凤姐儿给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就要“给我们家作媳妇”，要她许嫁给宝玉；二是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爱语慰痴颦”，薛姨妈安慰黛玉，说要为她做媒许配贾宝玉。《红楼梦》中这两处如此写有什么用意？强巴以为，除了表现贾府内人际往来关系、见出凤姐儿和薛姨妈性格以外，若归结到宝、黛爱情方面，那就是伟大作家曹雪芹“故弄狡狯”，使用“间色法”，是“雾雨云龙”，是“背面傅粉”。“文似看山不喜平”，曹雪芹当然深通此道；就因为后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没有结果，他才故意如此写来，以造成文势的曲折跌宕呢。通观曹雪芹《红楼梦》，是一出中国古代封建家族、封建社会衰败没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巨大悲剧；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只是贯串其中一支主要的咏叹调对唱，却也是注定的不可逆转的人生悲剧。由伟大作家曹雪芹栽培和浇灌，宝玉黛玉的爱情之花，在《红楼梦》中萌芽、盛开、凋谢，吸引和感动着几百年来亿万读者。像林黛玉一样的爱情悲剧，若再有女孩子身体性格都像林黛玉，强巴以为还将存在下去，即使形式和过程略有变化。因而，《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就具有一种永远的凄艳之美。
史湘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之一。她在“金陵十二钗”中名列前茅，在《红楼梦》复杂的形象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形象，对于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广泛地表现作品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对湘云的判词写着：“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概括了湘云生于富贵，长于忧患，自幼失去父母，且又遭逢未杨，只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苦痛一生的悲惨遭遇。由于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因此她的性格也随生活境遇的转变而有所变化。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高墙深院内，被禁锢在侯们似海的封建记邸中，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一整套陈腐传统的思想观念。在第三十一回写的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阴阳的一段话中：史湘云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当翠缕提出：“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时，史湘云就说她“糊涂”，骂她“放屁”，接着又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上步说明：“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史湘云的这一篇宏论，突出地表现了她受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荼毒之深。暴露出了其封建阶级的本质。在这一湘云与宝钗是同一思想体系的。在她第一次正面出场贾府时，还是与林黛玉同榻而眠，而到了三十七回应邀入诗社时，就被薛宝钗拉去蘅芜苑同住了。在第二十一回，她见到贾宝玉要吃胭脂，就一巴掌把胭脂打落，同时骂他“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过。”从这就开始展露出这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封建道学气。接着她又操着薛宝钗的腔调，来劝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之流，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一番薛宝钗式的言论，惹得宝玉大为光火，立即象过去对薛宝钗一样，斥之为“混帐话”，给她难堪，赶她到别屋去坐。由此可见，在史湘云骨子里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但随着她寄食依人的不幸遭遇和四大家族的衰落破败以及大观园的动荡不安，在最后一次诗会上的《柳絮词》明显地表现了她不愿封建阶级的“春光别去”及对将彻底失去天堂的无限依恋和哀悼。不过湘云性格的最大转换是在七十六回，那年仲秋节的日明之夜，贾母带领全家在大观园里开宴赏月。他们虽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又是击鼓传花，又是饮酒赋诗，又是说笑话，但一派肃杀破败的气氛却紧紧围绕着他们。再加上一阵阵传来的呜咽凄清的笛声，敏感多愁的黛玉自然对写感怀，俯栏垂泪。当更定夜阑，席散人归时，只剩下同病相怜的史湘云来宽慰林黛玉。说着说着，她也不禁对宝钗有所鬼抱怨“可恨宝姐姐，天天说亲道地热，早已说今年仲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亲历贾府重大变故，受到宝钗冷落，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湘云终于对封建势力有所隔绝了。她与黛玉共同唱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贵族阶级覆灭前颓丧绝望的哀歌。另外在史湘云身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豪阔大”“需月风光”的品格和豪放杰出的才华等一系列的正面形象。 史湘云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她辩证的人物思想性格对揭示作品本身所表现的社会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