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鉴赏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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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往往激起人猜想。多数读者喜欢林黛玉、同情林黛玉；一些人因此而希望林黛玉和贾宝玉爱情成功，享受幸福。《红楼梦》面世流传以后的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出了好几部续书，都让黛玉和宝玉终成夫妻，强造大团圆结局。也有人说，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贾母史老太君一直疼爱黛玉，她老人家还说过宝玉和黛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俗语（第二十九回），逗人遐思，使宝玉黛玉“低头细嚼此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泣下”；第五十七回，紫鹃也由此而劝黛玉“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要黛玉去求贾母做主“搞定”和宝玉的婚姻大事。而后四十回疑为高鹗续写，其中写宝玉和宝钗成婚经过贾母同意，就大是谬误。如清朝裕瑞《枣窗闲笔》就说：“贾母王夫人皆极慈爱儿女之人，偏要写为贾母忙办宝玉宝钗姻事，遂忘黛玉重病至死，永不看问；且言‘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她了’云云。此岂雪芹所忍作者”。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似乎曹雪芹原作中，若非贾母早死，黛玉还有希望和宝玉成亲。 强巴不同意这种看法。 强巴认为，曹雪芹着意要“使闺阁昭传”，写出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现实主义地创作《红楼梦》；按他当时的社会现实，林黛玉的生活原型没有也不能实现如愿的爱情婚姻，《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和贾宝玉的爱情也只能是悲剧结局。强巴看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在《红楼梦》中就有三重表现。第一重是天生的悲剧。《红楼梦》第一回，由甄士隐遇到的僧人叙述：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棵绛珠仙草，因得到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修炼成女人形体。她“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在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于是对警幻仙子表示：神瑛侍者“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警幻仙子把她放入“薄命司”中的“十二金钗正册”。这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前世因缘。这当然是曹雪芹所造神话、美丽的无稽之谈。可是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在曹雪芹对于《红楼梦》创作的整体构思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仅止于爱花而以甘露灌溉、报德而用眼泪还恩，一开始就被预定成了悲剧结局。这就是强巴所谓的天生的悲剧。第二重是林黛玉本身的悲剧。她自幼生得“怯弱不胜”、“有不足之症”，一直靠药物保养。到贾府以后，她念父母、想家乡，忧郁压抑，常常悲愁流泪。青春觉醒，和宝玉恋爱，互相“试探”、考察；她又增添了诸般猜疑、嫉妒、生气、担忧，眼泪流得更多。第三十二回，她背后听到宝玉言谈，验证了宝玉“果然是个知己”，既喜又悲。悲的是父母早逝，无人为她主张婚事；再加上“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虽成知己，自己恐怕不能活到爱情结果的那一天，“奈我薄命何”；因此又伤心得“不禁滚下泪来”。第三十四回，宝玉送她旧手帕以作“定情”信物，“一时五内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余意绵缠”，感动激动，立即在那旧手帕上题诗三首；这一来她就“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由林黛玉得病的缘由——身体娇弱、多愁善感等等，病情症状——面如桃花、天天咳嗽以至吐血等，综合起来看，林黛玉得的应该是肺结核病。在现代的青霉素等抗生素还没有被发现应用以前，这种病在中国被称为“肺痨”，认为是“不治之症”，只能靠药物保养、安静休养；就像第三回林黛玉转述癞头和尚所说疗治方法，要依他而行“方可平安了此一世”。可是林黛玉既只能“寄养”在“外姓亲友”家，又多愁善感而常常伤心流泪，这病自然不但不能痊愈，而且还就一天重似一天了。第四十九回，林黛玉对宝玉说：“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似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可见她病情加重、身体衰弱的程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行酒令“掣花名”，林黛玉掣得“一枝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隐喻林黛玉十分恰切。“东风”，喻指相爱二人中男方的长辈，如陆游感叹自己和唐婉爱情不果的《钗头凤》词中“东风恶”所指。“莫怨东风”，强巴以为这里是指不能埋怨男方即宝玉的长辈们；而“当自嗟”，也就是黛玉曾经自悲“奈我薄命何”的意思。看到这枝花名签，“黛玉也自笑了”；如此描写，说明黛玉对这种命运也无可奈何，也只有认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黛玉《葬花词》）；悲愤之余，林黛玉也只能哀叹到死方休。第三重，那就是封建社会、封建制度造成的悲剧了。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嫡子，贾母贾政王夫人都希望靠他承家继业、耀祖光宗。贾政带宝玉拜见北静王；大官僚贾雨村来访，每次要宝玉去作陪；这就是“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第三十二回）。对宝玉去“上学”，贾政提出要求，“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第二十三回又借“娘娘”（元春）的话要求宝玉“读书写字”、“用心习学”。这里所谓“上学、读书”，把《四书》“讲明背熟”，说的都是准备科举应试，“读书做官”；因为科举考试八股文都从《四书》中出题目。这里说的“写字”，是指练习书写方正圆满的“馆阁体”毛笔字，考进士的“殿试”卷子就要凭字写得好才能取中在前列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贾政对待宝玉，虽然平日里疾言厉色，常常骂为“孽障”，其实心里对他期望值还蛮高。王夫人更甚；大儿子贾珠死了，她就剩下宝玉这一个亲生儿子，还指望下半辈子要依靠他呢，当然希望他有出息、“成正果”。封建制度规定，儿女的婚姻要凭“父母之命”；他们若为宝玉选择配偶，按照封建贵族标准，要看门第、看品貌，要身体好、脾气性格好。门第方面，讲究门当户对，要是富贵人家，如果在“护官符”上贾府以外的“史、王、薛”三大家族中有合适的淑女就更好。品貌方面，相貌要好，品行更要好，一定要符合封建淑女的言行规范。身体要健康，生育后代才保险，谁家会选个“病壳壳”做媳妇呢！脾气性格好，那是当然，封建礼教讲究“夫唱妇随”，妻子要温柔和顺才好，难道选个“母老虎”来欺负自己儿子？若要他们在宝钗和黛玉之间为宝玉选一个妻子，强巴敢说，百分之一百二十贾政和王夫人会选择薛宝钗。贾母又如何呢？她确实疼爱林黛玉；但是，正如凤姐所说，林黛玉“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说明在贾母等人的封建观念中，本来是孙女比外孙女亲。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对贾府“老祖宗”贾母来说，嫡亲的孙子贾宝玉就比任何孩子都亲！贾母由于爱女贾敏早逝而疼爱林黛玉，肯定想要为她找一门好亲事；然而是否会做主将她嫁给贾宝玉呢，那就不见得了。贾母这位封建贵族豪门贾府的“老祖宗”，封建礼教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十分强烈。林黛玉初进贾府，贾母问她“念何书”，黛玉回答念了《四书》，贾母心里肯定就有点不高兴了。按照封建礼教，“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认识字也没多大问题；要识字读书，读一点《女诫》、《女四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和男子一样学习《四书》？贾母对自己女儿去世后，女婿如此教育自己的外孙女不满意，所以贾母就借黛玉问姊妹们读何书，发表宣言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做睁眼的瞎子罢了”！以此推测，可见贾母对林黛玉很会赋诗填词的文学才华一定不以为然；若知道林黛玉读《西厢记》一类“邪书僻传”而思想感情大受影响，则更会生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四回，贾母借着批评“才子佳人”书，当众发表议论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贾母这番长篇议论，强巴看来，很有点借题发挥、影射批评、暗含警告的意味。“佳人才子”书，贾府不许说，不让女孩子们知道，但是贾母承认“这几年我老了，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她是懂这些书的。第四十回贾母大观园设宴，“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黛玉说出《牡丹亭》曲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西厢记》曲词“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薛宝钗听清了，后来并抓住这把柄教诫黛玉；贾母老太君当时应该也注意到了呢！第二十九回张老道士向贾母给宝玉提亲后，林黛玉就和宝玉怄了一场大气，那“金、玉姻缘”之说弄得宝玉砸玉，闹得沸沸扬扬，贾母闻讯以后“带出宝玉去”，急得“抱怨着也哭了”；贾母难道就一点儿也没有猜想到他二人吵架的原因吗！因此，“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便是满腹文章，也算不得是佳人了”，强巴以为贾母这番话含有警示教诫当时也在场的林黛玉之意。“响鼓不用重棰敲”；贾母疼爱林黛玉，知道黛玉聪慧灵巧，不必直言明说，只要旁敲侧击，黛玉就能够领会。如此借题发挥，既“治病救人”，提醒教诫了黛玉，又给她留了“面子”，多好。到这里就要说说贾母引用那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俗语了。那是第二十九回宝玉黛玉大怄气、宝玉砸玉以后，贾母“老人家急的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几时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又不咽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中国古代确有夫妻和/或情人是“欢喜冤家”这种说法，贾母这里说“冤家”却并不见得是这个意思；因为中国古代民间还有一种“讨债还债”因果报应的说法，说是你“前生”欠了人家的债，债主今生就“投生”做你儿子，故意连生重病或者做“败家子”，放肆花费你的钱财，来向“前生”欠债的你这个父亲讨还债务；这也叫做“冤家聚头”呢。贾母这里说“我这老冤家”和“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把她自己和宝玉黛玉相关联，应该就是采用的这个意思。而宝玉黛玉听说这话后“细嚼滋味”，却把它认做那种“欢喜冤家”的意思了。另一方面，还只是姑表兄妹呢，两人就常常怄气，闹得阖家不安，贾母也急得抱怨着哭；这样的双方将来若结合，最令人担心会是“怨偶”，又怎么会让他们结婚呢？再有，贾母说，要等她死了，“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她才不管；言下之意，她若在世，是不能让他们两个再这样“闹”了。结合本回书前面所述贾母向张老道士说的话，给宝玉找配偶，“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注重模样、性格；林黛玉生得“倾国倾城的貌”，模样儿好那是没的说，可是“性格儿”呢？林黛玉尖酸嫉妒、“小性儿”多，时常和宝玉争吵怄气；贾母会放心地把她许配给自己最疼爱的嫡孙贾宝玉吗！即使过去她曾经有过某些想法，经过林黛玉和宝玉几次大怄气、闹得阖家不安以后，我想贾母也会重新作出决定来呢。还要提一下另外两点。一是第二十五回，凤姐儿给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就要“给我们家作媳妇”，要她许嫁给宝玉；二是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爱语慰痴颦”，薛姨妈安慰黛玉，说要为她做媒许配贾宝玉。《红楼梦》中这两处如此写有什么用意？强巴以为，除了表现贾府内人际往来关系、见出凤姐儿和薛姨妈性格以外，若归结到宝、黛爱情方面，那就是伟大作家曹雪芹“故弄狡狯”，使用“间色法”，是“雾雨云龙”，是“背面傅粉”。“文似看山不喜平”，曹雪芹当然深通此道；就因为后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没有结果，他才故意如此写来，以造成文势的曲折跌宕呢。通观曹雪芹《红楼梦》，是一出中国古代封建家族、封建社会衰败没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巨大悲剧；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只是贯串其中一支主要的咏叹调对唱，却也是注定的不可逆转的人生悲剧。由伟大作家曹雪芹栽培和浇灌，宝玉黛玉的爱情之花，在《红楼梦》中萌芽、盛开、凋谢，吸引和感动着几百年来亿万读者。像林黛玉一样的爱情悲剧，若再有女孩子身体性格都像林黛玉，强巴以为还将存在下去，即使形式和过程略有变化。因而，《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就具有一种永远的凄艳之美。

史湘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之一。她在“金陵十二钗”中名列前茅，在《红楼梦》复杂的形象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形象，对于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广泛地表现作品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对湘云的判词写着：“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概括了湘云生于富贵，长于忧患，自幼失去父母，且又遭逢未杨，只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苦痛一生的悲惨遭遇。由于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因此她的性格也随生活境遇的转变而有所变化。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高墙深院内，被禁锢在侯们似海的封建记邸中，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一整套陈腐传统的思想观念。在第三十一回写的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阴阳的一段话中：史湘云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当翠缕提出：“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时，史湘云就说她“糊涂”，骂她“放屁”，接着又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上步说明：“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史湘云的这一篇宏论，突出地表现了她受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荼毒之深。暴露出了其封建阶级的本质。在这一湘云与宝钗是同一思想体系的。在她第一次正面出场贾府时，还是与林黛玉同榻而眠，而到了三十七回应邀入诗社时，就被薛宝钗拉去蘅芜苑同住了。在第二十一回，她见到贾宝玉要吃胭脂，就一巴掌把胭脂打落，同时骂他“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过。”从这就开始展露出这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封建道学气。接着她又操着薛宝钗的腔调，来劝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之流，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一番薛宝钗式的言论，惹得宝玉大为光火，立即象过去对薛宝钗一样，斥之为“混帐话”，给她难堪，赶她到别屋去坐。由此可见，在史湘云骨子里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但随着她寄食依人的不幸遭遇和四大家族的衰落破败以及大观园的动荡不安，在最后一次诗会上的《柳絮词》明显地表现了她不愿封建阶级的“春光别去”及对将彻底失去天堂的无限依恋和哀悼。不过湘云性格的最大转换是在七十六回，那年仲秋节的日明之夜，贾母带领全家在大观园里开宴赏月。他们虽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又是击鼓传花，又是饮酒赋诗，又是说笑话，但一派肃杀破败的气氛却紧紧围绕着他们。再加上一阵阵传来的呜咽凄清的笛声，敏感多愁的黛玉自然对写感怀，俯栏垂泪。当更定夜阑，席散人归时，只剩下同病相怜的史湘云来宽慰林黛玉。说着说着，她也不禁对宝钗有所鬼抱怨“可恨宝姐姐，天天说亲道地热，早已说今年仲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亲历贾府重大变故，受到宝钗冷落，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湘云终于对封建势力有所隔绝了。她与黛玉共同唱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贵族阶级覆灭前颓丧绝望的哀歌。另外在史湘云身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豪阔大”“需月风光”的品格和豪放杰出的才华等一系列的正面形象。 史湘云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她辩证的人物思想性格对揭示作品本身所表现的社会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