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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片导演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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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片导演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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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早是因为19世纪美国国家生活水平上升,紧接着大众需要的娱乐产物。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电影插曲与时代怀旧情怀的表达

一、《夏洛特烦恼》――一个时代,一首金曲

《夏洛特烦恼》作为2015年的一部票房黑马影片,不但吸引了时下的观影主流―90后群体,还吸引了更多曾经处在影片主体年代的80后、70后。影片的故事主线从90年代一直发展至今,围绕着男主人公夏洛的梦中人生进行叙述,然而,其中贯穿时间点的方法就是运用故事发生当年的流行歌曲,从描述剧中男女浮夸爱情表演的《一剪梅》到充满了文艺气息的《那些花儿》,再到1998年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由港台音乐天后王菲和内地音乐天后那英演唱的《相约九八》,再到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的经典名曲《冰雨》,以及成为80后、90初时代记忆的周杰伦早期的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向观影者展现了每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点,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的认识。这些歌曲勾起了各个年龄层对青春、逝去的岁月的追忆。

在观影过程中,当影片中响起《一剪梅》的前奏音乐时,不少观影的60、70后都坐直身体仔细聆听,对于部分80、90后来说,这仅仅是一首听起来有些耳熟的歌曲,看着片中人物的浮夸演技哈哈大笑,但是对于60、70后而言,《一剪梅》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伴随他们的青春追剧岁月的琼瑶剧时代。片中人物浮夸的表演方式,在琼瑶早期的电视剧中,曾经感动了很多当时还是青年男女的60后、70后、80后们,伴随着这首歌,让很多人开始追忆自己的似水年华。

本片中还有另一首歌曲让人印象深刻,是1985年由新加坡拍摄后被中国引进的同名电视剧中的主题曲《人在旅途》。由于当时社会逐渐开放,港台以及东南亚电视剧在中国大陆曾经风靡一时,以其鲜明的节奏感和歌手极具时代特征的演唱方式勾起了人们对港台剧、引进剧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故事情节的回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充满家族勾心斗角的家族伦理剧情以及现在依然在港台剧中常见的商战戏码。这首歌的歌词具有时代特点,突出了当时中国的新兴思想和新的精神追求,让观影者伴随着极具节奏感的音乐回想起了70、80、90年代的舞厅。

当然影片是不可能不照顾到80后、90后这些主流观影人群的怀旧情怀的。周杰伦,就是编剧和导演送给他们最大的怀旧大礼。周杰伦的歌曲随便哪个80 、90后都能唱上几首,那时的人们想到周杰伦,就是略带忧郁的眼神加上吐字不清的奇怪唱法。对于学生们而言,周杰伦是他们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刻满了他们懵懂时期对爱情、音乐的理解,嘻哈风格也成了当时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时尚潮流。当片中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伴随着影片的画面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回忆那些曾经在自己懵懂时期经过的他、她。

“夏洛”就这样以他独特的诠释,带着观影者一点点回忆他们的青春疯狂岁月,而徐峥导演、编剧的《港?濉吩蚴峭ü?直白的、大量的香港影视金曲带领大家走近那个曾经在很多人眼中十分神秘、令人向往的HongKong。

二、对香港影视金曲的致敬

很多看过本片的观众都认为,徐峥将整部影片的插曲都献给了香港经典影片中的歌曲,只要看过、钟情于香港电视剧、电影的人都可以在本片找到可以勾起回忆的歌曲,这些歌曲让观影者伴随着香港本地的画面和粤语,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四大天王、劲歌金曲的时代。在本片题目出现之前,男女主人公徐来和杨伊青涩的爱情中就插入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香港经典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两个人在剧中不停地换著香港影片的海报。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就成了两人大学爱情生活的主题曲,这首歌中的歌词和曲调是典型的香港80年代情歌模式,表现两个人浓烈的爱情,导演用这首歌配合著两位演员的表演,将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带回了他们的初恋时代。紧接着由于杨伊的离开,一直默默付出的蔡波出现在徐来的视线里,蔡波的付出感动了徐来,两个人结婚过起了正常但略感乏味的生活。在这部分,徐峥用了谭咏麟的《谁可改变》,这首歌就像是叙述徐来和蔡波的故事一样,日久生情、顺理成章、平平淡淡、白头偕老,非常形象的展示男主人公的初恋和婚姻,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一生爱情的写照,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不顾一切的爱情,然后在进入婚姻之后回归平淡。影片的片头部分则是用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的《饿狼传说》,这是非常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香港歌曲,配合香港街景,导演就这样引领观影人走进了香港。

影片中的另一首歌的出现让观影者回忆起了一个充满热血和兄弟情义的时代,这首歌就是陈小春演唱的《乱世巨星》,也许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歌名不熟悉,但是只要旋律响起,80、90后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经典系列影片《古惑仔》,这个系列作为香港电影的代表作,对很多热血青年们都有着很深的影响,里面的歌曲代表着香港电影的全盛时代,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对曾经共患难的朋友、兄弟、姐妹的情义。

影片很多影视金曲的应用是为了迎合影片突出节奏感,并制造环境的代入感,例如《拒绝再玩》《真的汉子》都是运用在长镜头或男主角的运动过程中,这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不仅仅可以让观影者回忆过去,还可以将观众通过音乐和香港老街的画面带入到剧情中,促使观众将自己融入剧情。

三、影视金曲――一个人一首金曲,一首金曲一段人生

其实很多电影导演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通过音乐来讲述所要表达的情感,例如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引用了多首90年代流行音乐,与《夏洛》和《泰?濉凡灰谎?的是,贾樟柯用观众看起来土的掉渣的画面和人物配合音乐向人们传递著对故乡、故人的爱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在影片中《go west》这首迪厅音乐出现过两次,分别在开头和结尾,影片开头一群年轻人伴随着这个音乐跳舞,影片结尾年老的女主人公一个人在老家跳起了当年的舞蹈,就像贾樟柯本人说的一样:“他是一段青春的记忆,有一些解读会过度的诠释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能代表时间和漂泊。”贾樟柯用诸如此类的插曲像人们展示了他对时间、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刻的触及观影者内心深处的那些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和感慨。

要说为什么这么多电影开始通过音乐怀旧,其实原因并不难猜测。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对时间流逝的注意,当人们放松思绪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那些在不经意间失去的时间和人,然而电影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追忆和安慰的作用,可是直观的画面和故事内容不能够叙述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和时间轨迹,然而影视金曲的加入就可以将画面和观影者融为一体,观影者听到熟悉的音乐就可以回忆起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如果说画面是在叙述故事,那么加入了这些音乐之后,观影者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将自身故事带入其中,毕竟歌曲相比较画面更加的宽泛,每个人都可以对一首歌做出自己的理解,这时候在结合画面去看就像是人生MV一样,那些有关友情、亲情、爱情的事情一点点浮现在他们的眼前,这些画面对于观影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情绪的抒发,是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让他们在这个高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寻找到内心的那一份感动和美好。

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也好,音乐也罢都是一种人类情感的表达,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对那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这些影视主题音乐、插曲以及每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都诉说著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时隔多年,也许这些画面、歌曲早已经被人们淡忘,当通过现代艺术形式再一次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于观影者而言,这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内心尘封了多年的箱子,让人们带着眼泪回忆曾经的种种,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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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外动漫发展 回眸中国动画八十年 中国动画曾无比地辉煌过,这也证明中国动画是有实力的,有适合它发展的艺术规律。对中国动画发展脉络有一个了解,对今天的动画创作是大有裨益的。既可从中借鉴吸收优良传统,又可发现总结中国动画的不足之处,找到一条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的发展道路。 要说中国动画,其实历史实在不短了,大伙都知道的米老鼠,第一次和世人见面,是在1928年,那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威利汽船》。而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是诞生在1926年,比世界第一部动画诞生的1906年只晚了20年,算到今天已经有80年的历程了。 1926年——1949年的中国动画 要说中国动画的起源,就必须提到万氏四兄弟,(万古蟾、万籁鸣、万超尘、万涤寰)嘿,要说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万氏兄弟都是从小热爱绘画。在1919年,他们看到了《大力水手》、《墨水瓶里跳出来》等几部美国动画,从此是一发而不可收,这兄弟四人一起投入了制作动画的尝试中。咱们开始提到的《大闹画室》,就是他们1926年制作的。在那之后,他们又制作了多部动画,其中还有一部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1935年我国第一部有声动画《骆驼献舞》。不过,这些动画都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真正在亚洲甚至世界都产生了影响的,是1941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这部动画光胶片就有9700英尺长,放映时间长达80分钟,天哪,一秒24帧,80分钟……,即使现在,做这么长的动画,要花费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当可观的,更何况是那个战乱的时期,唉,我们对万氏兄弟真是又崇拜,又感激啊——另外要说的就是,万氏兄弟的这些动画,都加入了咱们中国的美术元素,比如工笔画、水墨画,在我国,早期很少有人提到动画片,更多人说的都是“美术片”,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动画,都是通过剪纸、木偶、皮影、绘画等独特的手法制作的电影,具有浓厚的艺术美感——唉,其实,这动画片,从开始,就不是只做给孩子看的啊。总而言之,咱们中国动画的起步,其实一点也不晚,那时甚至在亚洲都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在亚洲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就连日本动画巨人手冢治虫,当年都是受到《铁扇公主》的影响才开始决定投身动画的! 1950年——1977年的中国动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动画片,也就是通常说的美术片,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可以说是黄金时期啊——除了万氏兄弟投入了新中国的动画制作,一大批技术和艺术方面的人才也在这个时候涌现出来。咱们先给大家说说咱们中国动画另外的几个第一:1953年,我们拍摄出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木偶片《小小英雄》,在1954年的木偶片《小梅的梦》里,真人和木偶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了一部片子里。而1956年的木偶片《神笔》,在国际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一等奖,这是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到1955年,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问世,1958年,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这为我国的美术片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之后,在1960年,令全世界惊叹的“水墨动画”横空出世啦。代表作品就是《小蝌蚪找妈妈》还有《牧笛》,这两部动画都在国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获得了多个国内外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小蝌蚪找妈妈》使用的可是齐白石大师的原画,而《牧笛》里的水牛,那也是李可染大师的作品,你想想,这样的两部动画,能不艺术吗?最后隆重介绍的,就是中国动画的巅峰之作——《大闹天宫》,这部动画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万氏兄弟中的万籁鸣导演的,片长长达120分钟,分上下两集。这部片子的制作,在当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那可真是要钱给钱,要人有人啊——这么下本儿,结果当然错不了,这部片子在伦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影片奖。现在已发行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看看,这优美凝练的人物造型,行云流水的动作设计,还有戏曲音乐的完美结合,充满浪漫想象的细节处理,啊,真不愧是中国动画的顶峰啊……另外,这个时期著名的动画还有《小鲤鱼跳龙门》,《骄傲的将军》,《渔童》、《孔雀公主》等等等等……估计大伙都记得“渔童”里那个大鼻子洋人吧?但是,文革的十年动乱,使黄金时期的中国动画落进了低谷,虽然后期也出了几部作品,但题材比较受限制。而且,这段时期对中国动画造成的最大冲击,是对人才的摧残,这场劫难使中国动画在未来的发展,整整缺失了一代人……甚至可以推测,现在动画的低潮状态,除了受外来动画的影响,也有那个时候造成的人才缺失的原因。 1977年——1985年的中国动画 文革之后,中国动画又迎来了一个复兴时期,被称为中国动画的白银时代。在这个新的创作高潮时期,我们的动画制作,不但数量上增加很快,而且形式和题材也不断的创新,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动画片《哪吒闹海》。《哪吒闹海》是一部大型的宽银幕动画,故事情节呢,众所周知,是根据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改编的。在动画里,哪吒不畏强权,勇斗龙王的气魄让人痛快,而结局处,哪吒看到生灵涂炭,引剑自刎的场面,让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除了它之外,像充满智慧的《阿凡提》,简洁幽默的《三个和尚》,还有水墨动画《鹿铃》,风格古雅的《南郭先生》,毛茸茸的剪纸片《猴子捞月》,水墨风格剪纸片《鹬蚌相争》,幽默有哲理的《崂山道士》,还有《孔雀的焰火》、《小熊猫学木匠》《假如我是武松》《天书奇谭》《除夕的故事》《水鹿》《女娲补天》,还有优美感人的《雪孩子》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85年——1995年的中国动画 时光机进入了85年,在85年到95年这十年间,也是80后接触国产动画最多的时间,这十年,应该说是咱们中国动画的一个转折时期,可惜不是好的转折。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国产动画也出现了一些好作品,这里面,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些动画系列片,比如《葫芦兄弟》,这部动画不论情节、色彩,还有明显的中国风格,都给80后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另外还有《邋遢大王奇遇记》、《舒克和贝塔》,到现在还是经典。这段时间的单集动画里值得一提的是《山水情》和《不射之射》,这些动画就不像刚才那些系列片普及面那么广了……这些非著名的优秀动画里,《山水情》在国内外获得了多项大奖,但是,它也被称为中国水墨动画的绝唱,因为这个时候,这种精工细作的电影动画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慢慢地开始走向了后来的学院派,而产业化模式制作的外国动画片已经开始冲击国产动画市场。从85年开始,有很多中外合资的动画公司进入了中国,大批动画人才都被这些公司挖角了。而相对的,还有很多外国动画却在这个时候低价卖入了中国市场。《变形金刚》、《花仙子》、《OZ国历险记》《铁臂阿童木》,这些动画大多题材新颖,想象奇特,色彩鲜明,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 1995年——1995年的中国动画 说起这95年以后的动画,唉,确实很难让人骄傲啊,这段时间里,国产动画开始有了粗制滥造,内容幼稚这些问题,而相比之下,进口动画可以说是势不可挡啊,什么圣斗士、忍者神龟、加上后来网络的发达,国外的动画几乎可以同步地进入国内——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形势下,我们的国产动画也开始了反思。这里有几部片子值得一提。首先是1999年的《宝莲灯》,制作这部动画用了4年,投资1200万,它的特点是制作方式与国际接轨,并且,大量的使用了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结合,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创举。另外它面向的观众年龄,也比同时期其它的动画提高了,比如邀请了徐帆、姜文、陈佩斯这些名人为动画配音,还有李玟、张信哲、刘欢为它演唱主题歌,制作非常大气,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收益。但这部动画也有缺点,比如有模仿美国动画的痕迹,还有,它内容的定位仍然有低龄的嫌疑。另外一部应该提到的动画就是2002年的《我为歌狂》,这部动画在当时可是被动漫迷们看成是中国动画的希望啊,因为它的定位是一部青春题材动画,不管人物设计,还是剧情设定,都非常时尚,甚至有点叛逆。但是,轰轰烈烈的前期宣传过后,好像却没什么动静了,这部片子没有真的大红大紫的原因,就是大家看到的动画成品,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水平,很多地方都显得很不精细,好多不该用Q版的地方莫名其妙地用了Q版人物,这让动漫迷们都非常失望。先别失望得太早,因为我们并没有停止尝试,这些年,动漫爱好者的热情、努力,加上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使得越来越多的动漫产业基地和动画公司在国内建立起来,这些公司也制作出了大量精美的动画片作品。而且这其中,仍然有很多人在坚持进行青少年动画的尝试,比如动画《隋唐英雄传》,电影动画《梁祝》、我们之前介绍的《雨石》、《风云决》也都是很优秀的作品。通过五天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动画虽然有低潮期,但还是复兴起来了,我们并不缺少技术,也不匮乏艺术,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世界一流水平。所以,让我们,动画制作者和动画爱好者,共同相信,中国动画一定会迎来它再一次的辉煌。 [编辑本段]一、艰难的创始期 谈到中国动画,不能不提及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他们可谓中国动画片的鼻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于1926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揭开了中国动画史的一页。紧接着在1930年又摄制出《纸人捣乱记》。此后,万氏兄弟便不辞劳苦、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万氏兄弟拍摄了大量的抗日作品如《血钱》、《航空救国》、《民族痛史》、《新潮》,和提倡国货的《国货年》、《漏洞》,以及一些儿童寓言片《鼠与蛙》、《飞来祸》、《龟兔赛跑》等20余部黑白动画短片。直至20世纪40年代,万氏兄弟创作了第一部中国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发行到东南亚和日本地区,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为中国动画走向国际作了很好的铺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氏兄弟被迫中断了动画创作。而以钱家骏为中心的当时的一批动画人也绘制了以抗日为内容的动画短片《农家乐》,随后又绘制两部短片。中国动画片在创作初期就时刻与时代气息紧密相联。同时最早一批的动画人也显示了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编辑本段]二、民族风格的探寻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动画片开始了它更为广阔的发展。早在1947年,人民艺术家陈波儿和日本动画专家方明(持永只仁)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捉鳖》。他们在人员不足、设备简陋的艰难条件下完成摄制工作,为新中国动画片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中国的动画片在此后的发展中便自觉开始了民族风格的道路的探寻,这是时代和世界环境使然。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建立,特伟任厂长,此时中国动画人已发展到两百多人。有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钱家骏、虞哲光、章超群、雷雨、金近、马国良、包蕾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家、文学家先后加入到这一行列当中,为中国的动画事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是中国动画片蹒跚学步的时期,中国动画人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动画技术和艺术,主要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动画技艺上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在动画风格上不免受到这些国家动画的影响,如《小猫钓鱼》(1952)、《小梅的梦》(1954)、《野外的遭遇》(1955)等影片便留有苏联动画的影子。特别是1956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国际动画节上获奖,令人沮丧的是与会者以为这部影片是苏联的影片。这个误会使中国动画人深刻意识到:“对他国动画亦步亦趋的模仿是不会利于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 只能导致中国动画的消减。“只有搞民族化,才是中国动画电影的出路。” 其实中国早期的动画电影也有这个倾向,万氏兄弟的《纸人捣乱记》便是模仿美国的动画制作,追求的是逗乐搞笑,仅是一部简单的噱头闹剧而已。事实上这也是动画娱乐本性体现,影片给人们以娱乐消遣,才会有观众,才会有市场。同时它在人物的造型设计上仍具有民族特点。 在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厂厂长特伟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从此开始了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建设。中国动画艺术家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当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力求表现出中国独有的风格,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当中,民族特色十足,将军的京剧脸谱化便借鉴了京戏人物造型,在动作的设计上也采取了京戏的风格。影片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地运用民乐,在将军彷徨无助时,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响起,画面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烘云托月的效果。这部仅30分钟的动画片充溢着浓郁的民族化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当时的民族化探索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中国的动画艺术家们积极地致力于新的动画艺术手法的探索和动画技艺的提高。在发展中国动画的一大片种木偶动画时,著名的木偶片导演靳夕、钱远达,曾在20世纪50年代远赴捷克学习,师从德恩卡。靳夕的第一部代表作《孔雀公主》,故事情节动人。后来,靳夕拍摄的《谁唱的最好》在技术上非常完美,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受到了局限。当时的文艺政策较为教条,由于过分强调了“政治挂帅”、“革命传统”、“主题至上”,限制了木偶片的进一步发展。钱家骏在1957年导演的《拔萝卜》和1958年导演的《古博士的新发现》就注意开掘动画片的童趣、童心。在1958年中国动画人研制了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为中国动画增添一个新品种且富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接着又拍摄了剪纸动画《渔童》(1959)、《济公斗蟋蟀》、《金色的海螺》(1963)等影片,吸收了中国皮影戏和民间窗花的艺术特色,将动画形象塑造得生动丰满,也使中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剪纸片技术日益成熟,在此基础上,美影厂又研制成功剪纸“拉毛”新工艺,拍出了水墨风格的剪纸片《鹬蚌相争》,该片荣获第十三届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银熊奖、南斯拉夫第六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特别奖、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动画电影节特别奖和文化部1984年度优秀美术片奖。1985年出品的《草人》也获得好评,在日本第二届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获儿童片一等奖和国内文化部1985年度优秀美术片奖、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美术片二等奖。这一片种在国际国内都得到认可,且受到广大观众欢迎。此外,在1960年又摄制了折纸动画《聪明的鸭子》,情趣盎然,活泼生动。同一时期又发明创造了水墨动画片,可谓是最具中国风格的动画片,它将中国的水墨画与动画电影相结合,使中国特有的笔墨情趣完美地再现于银幕,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震惊了整个世界影坛。《小蝌蚪找妈妈》(1960)、《牧笛》(1964)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富于韵律的画面、诗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动画艺术也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 此时的动画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中国动画的一个高潮。也是民族风格成熟的阶段。动画片《大闹天宫》上下集(1961、1964)在造型、设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庙堂艺术、民间年画的特色,又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融入,描述了家喻户晓的孙悟空,使这一形象跃然银幕,化无形为有形,“挖掘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国外评论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斯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即它完全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是动画片的真正杰作。” 中国动画片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不仅得到国际的首肯,而且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片深入到世界民众当中去。中国动画片因为它独到的民族特色而独立于世界动画之林,散发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动画片在海内外获得越来越高的声誉。 可是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的动画事业受到了阻碍,发展缓慢。“文革”结束后,百花开放,我国的动画事业也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中国的动画人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动画创作当中,秉承以往的“民族风格”的道路,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和制作技巧等方面,进行新的开拓,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同时由于实行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中国的动画业也更多地与国际接轨,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1979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问世,这部被誉为“色彩鲜艳、风格雅致、想像丰富”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好评。民族风格在它的身上的到了很好的延续。动画片《三个和尚》是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吸收了外国现代的表现手法,在发展民族风格中做了一次新的尝试。动画片《雪孩子》画面优美富有诗意;《南郭先生》表现了汉代的艺术风格、格调古雅;《火童》结合了装饰性造型和民族艺术特点。同一时期的影片中,还有《两只小孔雀》、《画廊一夜》、《狐狸打猎人》、《好猫咪咪》、《愚人买鞋》、《黑公鸡》、《小鸭呷呷》、《人参果》、《淘气的金丝猴》、《假如我是武松》、《蝴蝶泉》、《天书奇谭》、《兔送信》、《三十六个字》等也延续这一创作思想。1984年的大型动画片《金猴降妖》,又一次将孙悟空搬上了动画银幕,塑造了一个感人的孙悟空形象;在表现手法上通过将传统的民族风格和抽象绘画的手法和现代音乐融合,探索民族艺术的新发展。动画片《夹子救鹿》淡雅而抒情,具有敦煌壁画的古朴风格。剪纸片《草人》模拟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此外,《女娲补天》,《抢枕头》、《海力布》、《水鹿》、《大扫除》、《网》、《偷东西的驴》、《巫婆、鳄鱼和小姑娘》等,也都富于民族风情。 [编辑本段]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 在动画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动画创作相对于世界动画发展出现缓慢趋势。在美国动画和日本动画的冲击下,同时也由于缺乏市场化操作,动画的回收相对较慢,中国动画以往是纯国家投资,私人不愿投资,从而导致动画者的流失和中国动画业的发展缓慢。中国动画要改变以往的操作方式。为重振国产动画,美影厂历时四年摄制了动画片《宝莲灯》,这是中国迄今投资最大的一部影院动画长片,故事取材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在画面、人物造型上都精心设计,音乐制作极为考究,同时现代高科技的运用也为影片增色不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同时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马可波罗回香都》、《哎哟,妈妈》等一批优良的动画片诞生,给动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动画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综观中国动画这几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动画始终致力于一条本国特色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界动画的大潮中也未放弃这一宗旨。动画片中洋溢着活泼清新的气息,给人以美的启迪。同时又十分注重教化意义,在动画片的创作中秉承“寓教于乐”,使动画片不致流于肤浅的纯娱乐搞笑。中国动画片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营建了一个动画王国。 中国第一部剪纸片 1958年万古蟾导演我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为美术影片增添了一个新品种。 中国第一部动画片 1926年,万氏兄弟克服了资金、场地、资料等多方面的困难,终于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它也是中国美术片的开始。 国产动画步入21世纪所存在的问题: 国产动画得不到国人支持 原因 (一) 国产动画被国人认为“单纯”、“幼稚”、“无聊”,国产动画教育青少年怎么做人的,十分纯洁,相对适合低年龄儿童,定位过底,跟不上时代潮流。相比之下国外动漫更受到国人的欢迎。 (二)中国动画相对国外较为粗糙,一直被识为动画而不是动漫。配音缺少优秀的声优。 (三)国家对国产动画保护过严, 缺少真正的发展政策。 (四)国产动漫缺少创意,无法真正其到教育的作用。 (五)动画制作没有商业化、市场化,无法真正得到发展。

一电影理论发展概况 80年代总结观点:经典和现代理论(20年代~75年左右); 经典:传统美学来表述电影,作品与社会背景分离。研究的主题都是——电影是艺术?电影与其它艺术的关系; 现代:符号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的混合;研究的主题都是——电影是不是语言?观众和影像的关系是什么; ※ 邵牧君的概括: 1、 30年代以前称为早期电影理论; 2、 30年代~二战前; 3、 二战后~60年代前; 4、 60年以后; (其实就是60年以前是经典,60年以后是现代) ※ 96年 鲍德威尔和卡罗尔提出把现代理论分为两种:(见《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 1、 60年~70年 主体位置理论;主要内容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 2、 80年~至今 文化主义理论;主要内容是法兰克福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 以上两种理论共称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他们认为真正的电影理论研究只开始了30年,即从60年到90年。 80年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一种“中间层面的研究”(middle level),反对宏大理论。即在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理论崛起时,另一种中间层面理论出现,坚持既要对理论从经验出发的研究,又不排除理论性。 ※ 结论: 1、 60年前,是小(低)理论,经验性强; 2、 60年~70年,宏大理论; 3、 80年~至今 中理论; 形成多姿多彩的别具一格的电影研究,如叙事电影研究、文体电影研究、文类电影研究、民族电影研究、后殖民电影等研究等。 二、 经典电影理论 在一战前后,对电影的艺术地位、特征、规律的研究; 著作: 1、 1911年,卡努杜《第七艺术宣言》 第一次论证了电影作为艺术,是在时空之间填补鸿沟的艺术;《第七艺术美学》“光与影的交响乐”。 2、 1915年,美国的林赛《活动画面的艺术》,他把“活动画面”看作电影的根本特征。 3、 1916年,美国的雨果·明斯特贝格《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探讨了电影手段的心理根源、艺术特征、美学特征。 概念: 1、“上镜头性”—— 是20年代法国流行的时髦词眼儿,卡努杜创造,先锋派重要用语。1920年,路易·德吕克在《上镜头性》一文中探讨电影的艺术特征,阐述其涵义:指适宜于用电影这一新表现手段所独有的方法来表现人或物的诗意状态; 视觉表现:布景、照明、节奏、化妆;通过照相来表现神采——上镜头性,通过上面四个手段。是早期电影特征概念。 2、 早期蒙太奇—— 爱森斯坦指出:电影与舞台不同,电影导演更主观,能选择不同时空的重点现实片段。 电影选择和组合这些片段,集中表现剧情。 把现实压缩具有特征的东西,展现经过压缩、重整、剪裁的电影的时空。 3、 爱森斯坦(1898~1948)和普多夫金在早期的不同—— 爱森斯坦讲究冲突,如“杂耍”、“理性蒙太奇”等手法;普多夫金强调连接作用。 爱森斯坦认为冲突是蒙太奇的特性,冲突后产生新的表象和概念。普多夫金强调连贯性,他认为蒙太奇意味着多个镜头组成一个场面,多个场面组成一个段落,多个段落组成一个部分,一个个片段间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人们不觉得中断和跳跃,得到一种无意的刺激。 爱森斯坦在晚期对蒙太奇有新的理解: 他认为蒙太奇应该表达一种连贯的、有条理的主题、情节、动作、行为,以及一种最大限度赋予感情的叙述。研究涉及到了声画蒙太奇和色彩的问题。 4、 库里肖夫效应—— 为控制蒙太奇表现力所做的试验。 5、 杂耍蒙太奇—— 爱森斯坦在1923年,从戏剧创作中总结的一个原则,“杂耍”构成一场演出独立的原始因素,是戏剧效果和任何戏剧的分子单位。杂耍和噱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杂耍更注重表现主题和思想。 ~ 是把一切因素汇到一起传达和表现思想的一种感染手段。不合乎剧情发展,甚至脱离剧情发展,实际是有内在联系的。 自由剪辑一起造成有目的的主题效果。产生奇迹性、超越叙事,展现真正要表达的主题。 6、 理性电影—— 爱森斯坦在20年代后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电影的艺术目的不仅在于形象表现之实,还要能表现概念,增加电影手段表现力,增加认识现实手段可能性。但在具体的创作中,这种想法与创作过于超前,结果不能成功,受到理论家的否定。 如匈牙利批评家巴拉兹指出这种“电影艺术征服纯观念”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爱森斯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代表作是1927年的《十月》和1929年的《总路线》(《新与旧》)。 爱森斯坦试图用蒙太奇表达从视觉形象达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他曾在30年在一所大学讲课时提出要把《资本论》拍成电影的想法,来实现他想象的又一步骤。 他认为理性电影是克服逻辑语言与形象活动不协调的唯一手段。在电影辨证法基础上,理性电影不是故事的、轶闻的电影,而是概念的电影,是思想体系、概念体系的直觉体现。 7、 电影眼睛派—— 由苏联记录片导演维尔托夫提出。 在1922年,列宁发表了《所有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最重要》《反映苏联现实,必须从新闻电影开始》的文章,维尔托夫响应创办了《电影真理报》杂志片。 他的主要观点:要出其不意的抓取生活,不让被拍者知道,运用蒙太奇技巧,将这些抓取的素材在意识形态上从新组接。 他于1924年的《电影——眼睛》中应用这一理论。 他认为摄影机是比人眼更完美、可靠的电影眼睛,反对剧本、演员、照明、布景、化妆等一切手段。 “电影眼睛”是电影中一种运动,画下来而不用演技,直面生活和真实,用偷拍记录各个生活事件,在现实中发掘戏剧性。 维尔托夫注重剪辑,他认为电影是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 8、《电影作为艺术》爱因汉姆—— 此书分别在1932、1957年分两部分完成。书中观点是技术主义倾向,或画面至上主义。 爱因汉姆认为电影在技术上的局限性是电影作为艺术的根源,这与他研究的格式塔心理学背景有关。(《艺术与视知觉》) 格式塔:视觉过程不是机械的摄录外在世界,而是用简单、规则、平衡等原则创造的组织感官材料。 电影不能完美再现现实的特性,成为它作为艺术的必要手段。 爱因汉姆认为电影的局限性包括: ⑴ 立体在平面上的投影; ⑵ 深度感减弱; ⑶ 照明与无色; ⑷ 画面界限与物体的距离; ⑸ 时空连续性不存在; ⑹ 没有声音,视觉以外其它感觉失去作用。 9、《电影美学》巴拉兹—— 1945年出德语版,也称《电影理论:新艺术特性与成长》,是《可见的人:电影文化》(24年出版)和《电影精神》(30年出版)两本书的合集。 1952年出英文版。 书中分析电影和戏剧在形式表现原则上的差别,分析电影艺术特征。 他认为戏剧表现原则: ⑴ 看到整个演出剧场; ⑵ 观众视距不发生变化; ⑶ 观众的视角不发生变化; 电影表现原则: ⑴ 被拍场景可被分割; ⑵ 被记录场景视距可变; ⑶ 观众视角纵深可变,观众与银幕的想象距离是可改变的。 他认为上面电影的表现原则是电影艺术的革命性创新。 10、摄影机自来水笔—— 由法国的阿斯特里克在1948年文章《新先锋派的诞生——摄影笔》中提出。 他认为电影迅速成为一种思想表达工具,保存时代形象的好方法,电影渐渐成为一种语言。艺术家掌握了这种语言后,表达自己的思想、抽象的概念就像写随笔、小说一样流畅自然。 让摄影机像笔一样自由可以表达自己个人思想,现代电影已成为一种同书面语言一样精细的思想表达方法。为5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电影作者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11、电影作者论—— 特吕弗等人提出,认为不是所有导演都能称为“作者”。具备电影作者论资格所拍的电影才是“作者电影”。 法国新浪潮主要人物: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 作者政策要求电影像小说、音乐、绘画一样是一个人的作品,电影作家的作品——即导演个人的作品。 此理论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作者资格条件如下: ⑴ 在一批影片中体现出导演个性和个人风格特征,把个人的东西带入题材,导演不是一个执行者。 ⑵ 影片应具有某种内在涵义,是后天形成而非先前存在的。 ⑶ 电影作者是对电影制作全面控制的人,无导演、编剧的区分。 戈达尔、特吕弗、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希区柯克等人是电影作者代表人物。 此理论确定美国一批导演的作者地位,其电影为作者电影。 作者论的实质:强调电影导演是主要创作人和最终定稿人。判定依据是导演对作品的控制。 作者电影与类型电影相对,也称艺术片。 12、巴赞、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和物象至上主义—— (与爱因汉姆的技术主义、画面至上相反) ※ 巴赞理论: 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是美国理论界对巴赞观点的非严格的概括(主要指巴赞对景深镜头的赞赏)。 # 长镜头: 单个镜头达到一定长度,也叫单长镜头。包括变焦、景深长镜头。 长镜头理论与蒙太奇理论是相对的理论。长镜头理论强调单个镜头内部的表现力(连接表现力),运动、景深、变焦。 # 蒙太奇禁用原则(属巴赞的影像本体论): 若一个事件主要内容要求两个和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被禁用。否则,蒙太奇远非电影的本性,而是对其的否定。 # 长镜头的本体论立场(客观的)、美学立场(倾向性)提出此理论的社会背景是因为: ⑴ 电影在技术上的一系列发展,胶片、镜头的改变,提高了单个镜头的内容质量和容量; ⑵ 移动摄影更加灵巧多变,大大丰富了单个镜头的镜头内变化。 长镜头理论贡献:开掘了一种新的审美表现手段,提高了人们对电影镜头内部空间的复杂构成的自觉性。 # 影像本体论: 由巴赞在1945年《摄影影像本体论》中提出。 他提出影像基本特征: 由机械作用产生的摄影影像与客观中的被摄物等同。摄影影像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它产生了被摄物体的本体,它就是被摄物的原形。 理论根据: ⑴ 摄影有不让人介入的特权; ⑵ 人具有用逼真模拟物代替外部世界的愿望,即排除人在外,单靠机械再现原物的需要。 影像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 木乃伊情节: 巴赞提出,借助精神分析,分析电影起源的尝试,雕刻、绘画艺术的起源,人具有永久保存自己躯体的冲动。最早的雕像是木乃伊,雕刻、绘画成了后来的替代品。同样起源于上面的冲动和愿望。用形式的永恒克服岁月的流逝的原始需求,但雕刻、绘画不能满足人的愿望。 摄影真正满足人们再现原物的需要。“摄影是对事件涂上香料,是自然造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影像的产生第一次映现了事物时间的延续——可变的木乃伊。 # 完整电影: 巴赞表达电影起源用语。 根本原因是心理的需要,称为“完整电影的神话”。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外部世界的幻景。 ※ 克拉考尔理论: # 《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 1960年出版 美学是一种实体的美,不是形式的美。克拉考尔阐述了“电影化的”这一概念。 电影,就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它跟周围的世界有明显的近亲性。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的时候,才是名副其实的影片。 近亲性: ⑴ 电影对于未经扮演的事物有一种近亲性。扮演能引起现实幻觉就是合理的。如果违反电影特性,任何扮演都是非电影化的。 ⑵ 喜欢偶然的事物(意外:相对于必然)。美国无声戏剧中,意外的事件代替了命运,强大的决定性的力量出现。一切不是注定而是恰好碰上。 ⑶ 喜欢再现外部世界的连续性(与巴赞相似)进入摄影机视野内一切都拍下来,无穷尽程度。要求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 ⑷ 偏爱含义模糊的事物。自然界现象多含义,这与无限心理和精神上的无限性相对应。银幕倾向反映这些含义模糊的东西,含义不能太确定。 ⑸ 生活流。指具体情境和世界,是指物质现象而非精神现象。经常提到街道,因为在街道上生活的原生形态经常出现、不是扮演,是偶然事件荟萃之所,任何断面都是不完整的。 # 电影不适合表现悲剧 这是克拉考尔对电影艺术特性的理解,是他基本观点的引申,指出悲剧是“非电影化的”。 他认为悲剧主题与舞台故事具有天然的近亲性: ⑴ 悲剧主题必然要求一个有目的的、整体的故事形式来展现,与电影特性相违背。 ⑵ 悲剧只关心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无生命物体只能是道具,对发展戏剧起支撑、调节作用。 ⑶ 悲剧要求对外部的东西进行安排,舞台剧的环境反映心境,舞台剧一定要有暴风雨。 ⑷ 悲剧要求有限、次序井然的世界。电影是以广阔世界为中心的艺术,电影中没有宇宙,只有一片土地、天空、街道。总之是广袤的物质,死亡的结局与这物质现实的广袤无相同点。 在悲剧世界中,命运排斥意外、偶然。 ⑸ 悲剧性内容在物质世界总无所表现。因为悲剧内容是纯精神世界。 悲剧可以出现在电影中,但电影的悲剧就不完全是电影化的了。 ※ 克拉考尔与巴赞理论观点异同 相同点:都强调电影对现实的记录功能; 不同点: ⑴ 身份不同。克拉考尔是理论家身份,巴赞是批评家身份。 ⑵ 体系不同。克拉考尔是演绎体系(理论化的),巴赞是批评体系、史学体系。 ⑶ 影响不同。克拉考尔对电影实践无多大影响,巴赞对电影实践产生重大世界性影响。 ⑷ 出发点不同。克拉考尔出发点单一(理论),巴赞出发点较复杂(精神分析、木乃伊等)。 ⑸ 克拉考尔缺乏历史意识,巴赞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13、《电影美学和心理学》米特里—— 分两卷,分别在53年和65年出版,是经典电影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 米特里在经典理论的两大流派——蒙太奇学派和长镜头学派——中取中间立场。关于对电影的表述、立场表现在三种模式:电影是画框(爱因汉姆)、窗户(巴赞)、镜子(克拉考尔)。 米特里被称作电影中的黑格尔,他的理论被称为经典电影理论的终结。 克拉考尔、巴赞对电影表现现实手段的肯定,但忽略了虚构。 麦茨在《想象的能指》中,不排斥复制现实,构造复制现实假象的能力。 14、《电影理论的两种类型》【美】汉德逊—— 经典理论研究材料丰富、系统完整,但电影材料缺乏、不充分、不完整。主要电影理论有两大类: 爱森斯坦和爱因汉姆一类,研究电影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的理论;代表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 克拉考尔和巴赞一类:研究电影与真实的关系的理论。代表是巴赞和克拉考尔。 代表人物四人中最有影响的是爱森斯坦和巴赞。 书中评价这两种理论共同的局限:只是对电影形式的研究,极限是段落,缺乏整体,整部影片是不存在的。 只有麦茨是以电影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句法到话语的进步。 电影文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概念。其艺术学的概念内涵,指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戏剧文学等传统文学类型并列的一种新兴文学类型。在电影艺术的发展道路上,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在汲取诸种艺术养料丰富自身综合特质方面,获得与文学的密切融合关系。文学各种样式对电影的渗透,电影对文学的叙事手法、抒情手法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艺术手段的借鉴,使电影艺术在增强自身的表现能力,形成新的综合艺术特质方面,发挥作用。电影文学作为电影的文学基础构成,是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方式来构思和写作的文学形式,兼有电影和文学的双重属性。电影文学,集中表现为电影的剧作基础,即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包括文学剧本、分镜头本和台本(工作台本、完成台本)三个部分。电影文学又指电影作品的文学性含义,包括电影剧作的文学价值、电影创作借鉴与融合的文学形式因素、电影剧作的文学个性等等。电影文学,还直接和经常反映在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方面。

故事片毕业论文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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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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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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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导演的工作职责是:

1、组织主要创作人员研究和分析剧本,为剧本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

2、与制片人和导演组其他成员携手遴选演员;

3、根据剧本和拍摄要求选择外景或指导搭建室内景;

4、指导道具组完成道具的准备和布置工作;

5、指挥现场拍摄工作;

6、与出片方商讨作品的宣传计划。导演是制作影视作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把影视文学剧本搬上银幕的总负责人,是用演员表达自己思想的人。

中国著名的导演

1、王晶:

王晶,1955年5月3日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浙江省绍兴市1976年,担任爱情剧《心有千千结》的编剧,从而开启了他的编剧生涯。1980年,担任爱情剧《京华春梦》的编剧。1981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千王斗千霸》,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

2、张艺谋:

张艺谋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1984年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中首次担任摄影师,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1986年主演第一部电影《老井》夺三座影帝。1987年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获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故事片论文参考文献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简爱与众不同的爱情观19世纪中期,英国伟大的女性存在主义先驱,著名的夏洛蒂·勃朗特创作了她的代表作《简爱》。在作品的序幕、发展、高潮和结尾中。女主人公的自由、叛逆、平等、自尊的个性都是各个章节的主旨。从小就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的简爱,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的遭遇。她要面对的是舅妈的毫无人性的虐待,表兄的凶暴专横和表姐的傲慢冷漠,尽管她尽力想“竭力赢得别人的好感”,但是事实告诉她,这都是白费力气的,因此她发出了“不公平啊!不公平啊!”的近乎绝望的呼喊。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生长环境,使得简爱从小就向往平等、自由和爱,这些愿望在她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表现无疑,而主旨则在主人公的与众不同的爱情观被展露的淋漓尽致。她犹如黑暗中的星星,照亮了未来女性们,追求爱情的道路。所以本书选择孤女的爱情故事。反映拉当时英国女性的追求平等权利的问题,通过一个普通妇女的爱情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体现新兴阶级的一个自尊自爱的女性形象。《简爱》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是夏洛蒂·勃郎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是姐妹。虽然生活在同一社会,同一家庭环境中的姐妹,性格却大不相同。夏洛蒂·勃朗特显的更加温柔,尽管他从小失去母爱,父爱也很少,加上他自身矮小,容貌不美,但也许就是因为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心作为内心深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外表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她和作者一样,有颗极强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的追求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爱,向往美满幸福的婚姻和爱情。简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爆力的专横的环境里。姨妈嫌弃她,表姐傲慢冷漠,表哥侮辱毒打。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践踏。尽管她想尽力嬴得别人的好感。但事实上告诉她,这些都是白费。因此,她发出拉“不公平啊!不公平的呼喊”,近似乎绝望的喊声,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切,使她从小就向往自由、平等、尊严和爱,这些愿望也在她的爱情观和她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的种种体现。简爱的爱情观,概括起来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尊严和爱。简爱的爱情理念在当代著名的女诗人舒婷的诗里,可以找到时代的烙印。走遍拉大半个地球的罗切斯特,在自己的庄园里找到拉他理想的爱人。一个与他过去的高大,漂亮,轻佻,浅薄的女人完全相反的 “小精灵”简爱的娇小,庄重,单纯的像一个小修女。简爱在他的粗暴专横面前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简爱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个性,成拉她一个不平凡的女孩的不平凡的亮点。像不可战胜的魔力,强烈的吸引着罗切斯特。在平时的谈话中,罗切斯特感觉到简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简爱重视的是友好和平等。并不是万贯家财和显赫的门第。而罗切斯特也把她放在平等地位,就像文中简爱说的那样:“他的态度随便,我也就不再痛苦的觉的拘束,他用来对待我的那种既不正直又热情的友好坦率,使我想就近她,有时候我觉得他仿佛是亲戚,而不是我的主人”简爱的想法,感受正反映在她渴望于人平等坦诚交流,简爱也同样直言不讳,在富有而傲慢的主人面前完全没有一点媚态,不恭维,不去阿谀奉承。简爱正是用她的坦诚和直率赢得了罗切斯特的心。简爱的独立的人格是强大的魅力,吸引是罗切斯特。当简爱发觉自己深深爱上了主人以后,在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她却敢于去爱,因为她坚信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一个穷教师斗胆爱上了一个上流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等级深严的社会观念看来,无异于乞丐奢望国王的爱情。所以这本身就是向社会及偏见的大胆的挑战,惟其如此,它也就意味着遭受嘲笑和侮辱。只有简爱这样并不把权贵放在心上的人,才能去坦坦荡荡的去爱在罗切斯特假装要娶英格拉姆小姐,从而试探简爱时,简对罗切斯特的表白本身就是平等的宣言:“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无足重轻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的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出我的杯子里倒掉吗?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拉!我的灵魂和你的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并不是通过我的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平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和你的精神在对话,就像两个都经过拉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的爱情观是非常明确和超前的现代爱情观。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敬爱,对待爱情,简爱重视的是平等!她渴望爱但她决不乞求爱,也决不因为爱情的来之不易而委屈求全。罗切斯特被他彻底征服了。这个强悍的男人被这个柔弱的小女子强大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基础只能是爱情,而真正的爱情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考虑,利害的支配,相反,他能冲破门第,财产,资力的种种障碍,达到男女双方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沟通,这就是她的爱情价值观。简爱宣布,婚姻不应该是商业的契约,而是,心灵的自由平等的结合。一个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争取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生活权利而斗争。当罗切斯特给她置办婚礼穿的衣服时,简爱说:“哦!先生,别去管他什么珍宝!我不喜欢听人家提到它。给简爱珍宝,听上去不自然而且还感觉怪怪的,我宁可不要,我是你的,不美的教徒似的家庭教师。我要你的一半田产有什么用途呢?你以为我是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吗,想在田地上找一个好的投资吗?我宁可要你完全跟我推心置腹的。”我只想要一颗舒坦的心,先生,一颗没有被大量的恩惠压倒的心。”简爱不在乎罗切斯特能给她买多少的礼物和多少的漂亮饰品,更没有把他当作跨入贵族社会的阶梯。作为罗切斯特的未婚妻,她依然保持这清醒的自我。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拒绝接受未婚夫的奢侈礼物。并且还要继续履行家庭教师的职责。从中可以看到简爱所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财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洁的爱情。不含半点虚假造作。她不想成为罗切斯特的附属品。渴望用诚实的劳动自食其力。以保持人格和经济上的独立。充分体现拉她追求平等的反叛信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简爱与罗切斯特在教堂上举行婚礼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实被揭露了出来。在婚礼上梅森揭发拉罗切斯特尚有发妻,无权再婚的隐情,这个妻子就是被锁在桑菲尔德庄园顶楼的疯女人。这个噩耗使来之不易的爱情瞬间被判了死刑。这个事实使简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得知这个事实后简陷入拉痛苦和绝望的境地,她非常痛苦,因为她受到了莫大大欺,自尊心受到了捉弄,因为她深深的爱着罗切斯特,哪个女人能够承受住被最亲的人最信任的人所欺呢?简承受住拉。而且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包围下,在美好的富裕的生活诱惑下,她依然坚持维护一个女人的尊严,最后,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要求简不要离开,他说:“这种违法并不伤害任何人,因为你既然没有亲戚又没有熟人,不用担心跟我同住会 触怒他们。”简说:“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今天早上还承认的事实。要是我向你希望的那样跟你在一起住,那么我就成了你的情人,不。我不要这样。这样就是诡辩......就是虚伪。我得离开阿戴勒和桑菲尔德。我得一辈子离开你 。我得在陌生的脸和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关心我自己,我越是孤独,越没有朋友,越没有支持,我就越尊重我自己。我将尊重上帝的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将坚持我的神志正常。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发疯时候所就手的原则,法律和原则并不是在没有诱惑的时候,而是用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肉体和灵魂不能违反,要是我自己方便的时候就可以打破他们,那么定法律还有什么价值呢?”她不愿意践踏自由的人格,爱情而做一个没有尊严的情妇。为了尊严她抛弃了爱情,简爱勇敢的跨出了桑菲尔德的大门。冲破拉世俗的樊笼,另人敬佩。在一个多世纪前,对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金钱的女子,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惊世骇俗的。而这也正是简爱独特的各心个性决定的。面对着忍辱偷生还是个人的尊严时,简爱毫不犹豫的选择拉后者。经过一夜的思考,简爱毅然离开。她知道,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爱她了。简爱每吐的一个字都像重拳一样敲打着我的心坎之上。这就是要求平等的呼声。一个自由女神的形象!圣约翰是一个知识渊博,长相英俊的传教士,他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年轻貌美的罗莎蒙德,同样,罗莎蒙德也十分爱慕地他,并且罗莎蒙德的父亲也十分的赞同这份亲事,尽管圣约翰不是很有钱,但是他的才华和出身可以弥补这样的缺陷。然而,圣约翰为了他的伟大事业—到东方印度传教十分痛苦地压抑了这份欲望。、他将简爱作为上帝服务的工具,向她求婚。虽然,简爱对他的献身与圣教的精神表示过敬佩。并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深怀情谊。但简爱和圣约翰对于爱情的观念截然不同。圣约翰认为工作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他同简爱的结合也是为拉工作,为了完成他的职务,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爱情和自己。他把简爱看作是完成他到异地工作的工具。他对简爱说:“上帝大自然让你做我的传教士的妻子......我有劝要求你不是为了我的快乐,而是为了我主的工作。”而简认为,夫妇结合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感情必须真实,否则不应该结合。而且婚姻必须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能以另一方为工具。去达到某种目的。圣约翰向简爱求婚,只是想取得忠实的共同传教的女伴,在这里表现的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简爱拒绝了。她说:“我蔑视你的爱情观,我瞧不起你的奉献,这种不真实的感情,由于他们在爱情观上有严重分歧,对简这样一位有丰富的内在情感,追求平等的女性来说,是根本不能够接受的。简爱就决绝了。此时她对于罗切斯特的思念让她决定回桑菲尔德看望他。再次来到桑菲尔德。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发生拉变化。由于疯女人纵火,桑菲尔德庄园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疯女人死了,切斯特也由一个富有的绅士变成了一个残疾人。简爱与罗切斯特在经济上,地位上,已经取得拉平等地位。然而,简却不顾一切的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她宁愿做他的胳膊和眼睛,在她看来,爱情不是以金钱,容貌,年龄来衡量的。她认为:“只要他没有丧失生活的理想和生活的勇气就不是一个残废人。”即使罗且色特一贫如洗,简爱也不认为自己做出了牺牲,在这样的条件下,简爱获得拉爱的同时也不失尊严。小说光明的结局告诉我们。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也要有自由、尊严、平等、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爱情观等于尊严加平等这道公式上。付之实现往往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的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和富有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爱一样,为拉爱情和人格抛弃所有。简爱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反朴归真,化繁为简的感觉。是一种不计较得失的简化感情。它犹如一杯白开水,净化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作者通过描述女主人公的平等、自由、尊严的爱情观。表达了争取美好,幸福生活努力追求自身在社会上的独立和尊严。作者大胆的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建立平等、独立、尊严基础上的爱情理想。抨击拉力一切世俗的陈规陋习,因而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那些与作者处于同一社会的女性深受鼓舞。指出拉妇女谋求自身幸福的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电脑技术制作的影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其中,尤以超级英雄电影的上座率以及票房回报率奇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 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字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字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排程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著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著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著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巨集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著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著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著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著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 *** 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著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溼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线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著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著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藉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薰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相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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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显杰.电影修辞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 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

[5] 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 色彩在电影《英雄》中人物设计的构成 》

[摘要]电影的发展和色彩艺术设计在电影中的应用是不断促进和渗透的。在电影的艺术设计过程和电影的传播发行过程中,电影的色彩艺术设计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的色彩设计对人物场景的策划和深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电影艺术的推行。此外,电影的色彩设计本身也对色彩设计艺术行业有很好的提升作用。本文主要以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为例,详细并深入地分析色彩艺术设计在电影人物场景中的构成。

[关键词]电影;色彩艺术;人物场景;关系;构成

电影是导演等电影创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表达一种自我的情感和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即“体物赋情”。电影语言和一般艺术的语言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电影中充斥着大量的画面,而在画面中色彩毫无疑问地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王国维曾经说过,“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色彩”。电影《英雄》中色彩在人物场景的应用上可谓是深谙此道,对电影色彩的运用可称之为大胆、奇妙。电影《英雄》灵活借助电影色彩这一“道具”,巧妙地完成电影的叙事、情感的表达激发观众的情感世界,冲击观众的视觉神经,色彩纷繁复杂但是又不失其纯真和主题,浓重的色彩却最典雅,尽情展现张艺谋式电影的华美艺术。

一、电影的定义和色彩设计的定义

电影的定义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作品,它是多种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结晶。电影,在我国的《现当代汉语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一种综合艺术,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真实活动的形象。1872年,电影初现端倪,进入了萌芽时期,并从此进一步发展,逐渐成熟而“一发不可收拾”。迄今为止,电影已经有137个年头了,而且在这期间电影的艺术内涵和艺术形式不断发展。

色彩设计的定义

色彩设计,从通俗意义上讲就是颜色的搭配。在大自然的世界中,色彩纷繁复杂,绚丽多彩,而色彩的设计就是将不同的颜色进行合理的搭配,以求得完美、更加漂亮的色彩。在色彩设计中,色彩的配色方案千奇百怪,千变万化,但我们用我们的视觉、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我们所处的环境,首先闯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色彩,这个大自然的魔术师,它产生著各种各样的视觉效果,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觉享受和视觉的盛宴,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认知、情绪的变化乃至生活状态和工作的波动、效率等。

二、电影《英雄》中的色彩在人物场景构成中分析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都由色彩组成,色彩也就成了电影的重要艺术形式。作为我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最闪亮的一颗星星——张艺谋,在他的电影中,色彩艺术的发挥可谓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诗来形容张艺谋对色彩的应用那就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这的确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的电影在色彩的应用方面正可谓是创造了一场壮丽的“色彩盛宴”。张艺谋运用极富创造性的色彩增强电影的艺术效果,构成了电影独特的色彩艺术。那么作为张艺谋色彩应用的极品之作——电影《英雄》在色彩的构成设计上,张艺谋又是如何运用其聪明才智和设计灵感的呢?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即电影中人物服装的色彩搭配、电影场景空间色彩配置、主要故事情节的色彩组合、全片时空段落色彩构成四个方面。我们仅就色彩艺术设计在电影《英雄》人物场景中的构成进行深入且详尽的分析,具体如下:

在电影《英雄》中色彩设计在人物场景中的构成和配置表现在镜头上的主要有两类,一个是,通过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的搭配,另一个是,纯天然的,取材于天然的空间环境的场景色彩的搭配和设定。

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的搭配

在电影《英雄》中,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的搭配主要有秦宫、棋馆、书馆、残剑居室以及藏书阁这五个空间场景。在这五个空间场景中,色彩的艺术设计正可谓是大胆且灵动。

秦宫的主色调是黑色,其寓意不言而喻,既象征著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无法接近的盛气凌人,又象征著秦始皇的残暴和凶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暗示著这部电影《英雄》的悲惨结局和对英雄的哀悼之情;但是在黑色之余又有星星点点的绿意在其中点缀,这种颜色的主要意义据笔者研究是象征著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不得民心,继这些赵国剑客刺秦之后的后继往来者、反抗者将绵延不绝。

棋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整部电影的基调——悲凉而成的。棋馆的主要颜色是黑色、白色和灰黑色,这种色彩的搭配既在很大意义上符合了棋馆本身的特征——黑白相间,体现了浩浩乾坤、苍茫大地本应和谐统一的八卦之意,又增加了这部电影的悲剧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一种意念上的搏杀意义。

书馆的主打色是鲜艳的红色。红色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有着生机勃勃之意、有着喜庆欢喜之感,但是在此时,在周围环境全部是暗色调、非黑即白的大环境下,突然出现的红色则是一反常态的。在电影《英雄》中,红色的寓意可谓是清晰明朗的,鲜红的色彩,鲜红的鲜血洒满书馆,给人一种极度的压抑和悲凉之感,预示电影的悲剧结局。

残剑居室和藏书阁是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搭配中最鲜艳的两个场景色彩搭配,它们分别是红色、绿色和红色、蓝色、白色。在中国的传统色彩搭配上,红色和绿色的搭配历来就是一种“禁忌”,而在这部电影《英雄》中,则大胆将红色和绿色巧妙地应用在一起,一起勾勒出残剑居室的色彩图景,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红色和绿色的不相容,而正是这种不相容则巧妙地向观众揭示了一种抗争和对抗,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局面;那么藏书阁红色、蓝色、白色三种颜色的运用在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搭配中可谓是最为复杂的,也昭示著电影中人物情节和人物心理的复杂和矛盾,同时,“黑”与“红、蓝、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国别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利用秦国所崇尚似铁的“黑色”来强调秦国恃强凌弱的吞噬之心和统一全国的野心,还有“红、蓝、白”三色中的红色尤其是要突出赵国剑客、剑侠誓死守卫家园、刻骨铭心的一洗国耻的国仇家恨,一种铁骨铮铮的誓言,一种决心刺杀秦王的坚定立场和信念。无名“功夫十年”,练就“十步一杀”的绝技,单身赴会,直面秦王,视死如归;长空、残剑、飞雪等侠肝义胆,皆愿割舍身家性命,助无名刺杀成功。 电影《英雄》中室外场景的颜色运用高度强化的单色配置,配置如此巨集大,设计如此缜密、冷静,信念如此坚定,心灵如此纯净。我们通过前面的几处室外场景色彩的设计,很容易发现人工搭建的以供电影场景应用的场景空间色彩基本上都是单一的纯色,根据笔者的理解,创作者应用一种纯色的色彩是文化观念层面上的冷静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设计上的升华。

纯天然的、取材于天然的空间环境的场景色彩的搭配和设定

纯天然的、取材于天然的空间环境的场景色彩的搭配和设定主要指的是外界的环境,如金黄和全红组成的胡杨树林;如白水、绿山组成的高山瀑布;如土黄沙地和湛蓝天空组成的漠北沙地;如青山蓝天组成的翠色平湖;再如金黄土地和蓝天组成的荒塬土丘,等等。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上,黄色是典型的大地之色,而黄土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所以,在电影《英雄》中黄色、黄土色的大面积、大程度应用使电影《英雄》在本身具有民族情感的同时更增加了它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文化特征。黄色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有一种“光芒四射”之隐涵,那么在电影《英雄》中则是寓意著英雄人物的性情之高尚、心境情感之深远。正如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中,黄是中央方位色彩,它对应的是人身体中最重要的部位——心脏,那么不约而同的,在“五气”中,“黄”又象征“和”,因此我们中华民族把大地之色——黄,看作是崇高无上的色彩。

绿色,绿色在西方多出现在结婚的礼服上,象征著后多生孩子之意,那么在中国绿色则象征重生、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意,在电影《英雄》中,黄色的“中”与“和”的寓意与残剑、飞雪绿色衣装的巧妙构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不谋而合的异曲同工之妙,是一种文化上的遥相呼应和对电影影片哲理的思索。

我们从绿色领域转接到蓝色的天空之中,看残剑本人由“誓杀”到“阻杀”秦王的表现,也是一种英雄的睿智和冷静的思考;沙漠飞雪与无名在秦军军阵中挑战博杀,皆功未成而身陨,死得其所,终以“小生命”个体、微小群体的毁灭换取并迎接“大生命”天下一统的即将诞生。

电影《英雄》的室内场景色彩多是原始自然,来源于大自然的写意色彩。《英雄》全片的色彩在总体上是形成了电影写意与写实的有机融合和巧妙结合,色彩在电影人物场景的构成方面既为画面的唯美摄取奠定了基础,又为人物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电影《英雄》而言,从导演张艺谋在不同场景空间使用不同的色彩配置和设计来看,我们很清晰地发现张艺谋色彩设计的创作思路:在室内场景空间色彩设计上,大多是纯主观的大写意色彩表现;而在室外的场景空间色彩设计上,多采用纯天然的自然设计,是借用一种鬼斧神工的原始自然色彩。所以,我们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色彩的运用上可谓是登峰造极,用笔不凡。

三、结语

电影是一门以视觉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艺术,因此对于一部好的电影来说,它的视觉美感一定要强烈,使观众从电影中得到享受,感觉舒服。对于画面的描摹,色彩占著很大的成分,而张艺谋对色彩的应用可谓是到了一种极致,“淡妆浓抹总相宜”,在他的影片色彩中,我们能感知色彩本身的意义和导演张艺谋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电影《英雄》作为张艺谋电影色彩应用的经典之作,是一场色彩的盛宴,他通过对民间色彩、色彩细节、单纯色彩的处理达到人物丰满、画面和谐、叙事完整、情感充沛的效果。电影《英雄》画面色彩绚丽多彩,意义深刻,意境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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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3)经济目标:在校期间兼职,年收入1万元左右;一年级:为试探期和定向期:首先要适应由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重新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要求;其次,要开始接触职业和职业生涯的概念,特别要重点了解自己未来所希望从事的职业或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业,进行初步的职业生涯设计;熟悉环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提高交际沟通能力,在职业认识方面可以向高年级学生尤其是大四的毕业生询问就业情况;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增加交流技巧;在学习方面,要巩固扎实专业基础知识,加强英语.计算机能力的培养,掌握现代职业者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技能;要初步了解职业,提高人际沟通能力。大一学习任务不重,应多参加学校活动,增加交流技巧,但不要盲目地参加。在定向期,应考虑未来是否深造或就业,通过参加学生会或社团等组织,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检验自己的知识技能;提高自己的责任感,主动性和受挫能力,并开始有选择地辅修其他专业的知识来填充自己。二年级:为准备期.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考取与目标职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应地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因为临近毕业,所以目标应锁定在提高求职技能、搜集公司信息上。参加与专业有关的暑期工作,和同学交流求职工作心得体会,学习写简历、求职信等求职技巧,了解搜集就业信息的渠道,并确定自己是否要升本或考研。要积极锻炼自己得到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积极常识并加入校友网络,了解往年的求职情况。三年级:为分化期(冲刺就业):目标应锁定在工作申请及成功就业上.这时可先对前两年的准备做一个总结:首先检验自己已确立的职业目标是否明确,前两年的准备是否充分;然后开始毕业后工作的申请,积极参加招聘活动,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积累和准备;最后,预习或模拟面试。积极利用学校提供的条件,强化求职技巧,进行模拟面试等训练,尽可能地做出充分准备。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可大胆提自己的见解,锻炼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另外,要重视实习机会,通过实习从宏观上了解单位的工作方式、运转模式、工作流程,从微观上明确个人在岗位上的职责要求及规范,为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四.目标分解与目标组合](大学三年)(1) 目标分解:目标可分解成两个大的目标—— 一个是顺利毕业,一个是成为一个有一家公司的 生化方面的 技术人员。对于第一个目标,又可分解为把专业课学好和把选修课学好,以便修完足够的学分,顺利毕业。接下来,还可以细分:在专业课程中,如何学好每一门课程(精通一两门自己喜欢的课,如有机化学);在选修课程中,需要选择哪些课程,如何学好…….对于第二目标,又可分解为接触社会阶段,了解市场阶段、熟悉公司运营阶段。接下来,还可以细分:在接触社会阶段,要采用什么办法,和哪些公司保持联系.如何锻炼自己…….(2) 目标组合:顺利毕业的前提是学好专业课程,而专业课程的学习则对职业目标(成为一个有一家公司的 生化方面的 技术人员)有促进作用。(1)自身现状英语水平可以,能流利沟通;生化专业扎实,略通经贸知识;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思维敏捷,表达较流畅;在大学期间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很强的学习。论文关于大学生目标的范文韩愈曾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的“预”可理解为一种预见性、计划性。以下几个小故事,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人生之旅从选定方向开始。没有方向的帆永远是逆风,没有方向的人生不过是在绕圈子。西撒哈拉沙漠中的旅游胜地——比赛尔,在很久以前,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贫瘠地方。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着感觉往前走,他只会走出许多大小不一的圆圈。后来,一位青年在北斗星的指引下,成功地走到了大漠边缘。这位青年成了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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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耶鲁大学对毕业生进行了一次有关人生目标的调查。当被问及是否有清楚明确的目标以及达成的书面计划时,结果只有3%的学生选择了肯定回答。20年后,通过跟踪调查发现,那3%有达成目标书面计划的学生,在财务状况上远高于其他97%的学生。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尤其在年轻的时候。许多人埋头苦干,却不知所为何来,到发现搭错了方向却为时已晚。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真正的目标,澄明思想,凝聚继续向前的力量。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中可行性分析是对技术的环境可行、经济可行、政策可行、技术可行进行分析,以此来判断方案的可行或不可行。并作出总结。您的开题报告有什么要求呢开题报告是需要多少字呢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帮到你,祝顺利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 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 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⑵ 通过分析本地(校) 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 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 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 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希望可以帮你。您的调查报告有什么要求呢调查报告是需要多少字呢调查报告准备往哪个方向写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帮到你,祝顺利怎么写开题报告呢? 首先要把在准备工作当中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包括课题名称、课题内容、课题的理论依据、参加人员、组织安排和分工、大概需要的时间、经费的估算等等。第一是标题的拟定。课题在准备工作中已经确立了,所以开题报告的标题是不成问题的,把你研究的课题直接写上就行了。比如我曾指导过一组同学对伦教的文化诸如“伦教糕”、伦教木工机械、伦教文物等进行研究,拟定的标题就是“伦教文化研究”。 第二就是内容的撰写。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所谓课题背景,主要指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有的课题干脆把这一部分称为“问题的提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这个课题。比如我曾指导的一个课题“伦教文化研究”,背景说明部分里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伦教作为珠江三角洲一角,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她的文化发展怎么样,有哪些成就,对居民有什么影响,有哪些还要改进的。当然背景所叙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既可以是社会背景,也可以是自然背景。关键在于我们所确定的课题是什么。 二、课题研究的内容。课题研究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课题要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我校黄姝老师的指导的课题“佛山新八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以佛山新八景为重点,考察佛山历史文化沉淀的昨天、今天、明天,结合佛山经济发展的趋势,拟定开发具有新佛山、新八景、新气象的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报告及开发方案。”三、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课题研究的目的,应该叙述自己在这次。热门推荐2021年这四大星座,桃花入命,恋爱上上签!在线排盘,详批你的人生12宫,据说非常准。占星师详解:解密你生肖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线排盘,详批你的人生12宫,据说非常准。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命运为什么安排他们相遇异性魅力评估,来看看你的异性魅力有多高?你和ta将会经历怎样的姻缘?最后的宿命又如何?你们关系结束了吗?塔罗说未必点灯招好运,祈福保平安,快来许愿点灯好运预定!2021-2025年你将迎来哪些好运?公司工会救助申请书范文2019-12-31阅读(31)纪录片策划书范文2019-12-31阅读(29)职业期望英文范文2019-12-31阅读(17)关水龙头看图说话范文2019-12-31阅读(480)社会调查报告穹顶之下谁治霾范文2019-12-31阅读(16)高速公路半年工作总结范文2019-12-31阅读(13)向市政府打报告范文2019-12-31阅读(54)社会保险人员增加表范文2019-12-31阅读(53)考试前调整心态的范文2019-12-31阅读(19)异常交易范文2019-12-31阅读(21)幼儿园收预交费的范文2019-12-31阅读(292)入党了以后怎么做范文2019-12-31阅读(18)药厂灯检岗位总结范文2019-12-31阅读(271)榆树市范文军2019-12-31阅读(80)Copyright ©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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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222·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妙,为人类造福。·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 所谓天才,那就是假话,勤奋的工作才是实在的。· 人生在世界是短暂的,对这短暂的人生,我们最好的报答就是工作。 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能够得到的333基本内容,,,,,,,,,,,,,,,,,,,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乡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评论: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窨有些什么具体设想?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靴搔痒”,也计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见秀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划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精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虔诚混合着狂热,惶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用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渗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呈论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喾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很难深下去了。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中央委员,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飞翔高档商品,写他们昨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当然不参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地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说,还应该展现得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王愚:也计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情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和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政党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王愚:对!这个问题题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得成功,主要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民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同加林批评一顿。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秀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辩不是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过,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翔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作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年轻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的不多,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时代发憎爱分明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很欣赏这个人物的。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的一种局限性。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必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间也没有更多的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旗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的导演五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内上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奶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小角色。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功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贴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化,是由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男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路遥:艺术作品高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有写充分。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演化,结合《人生0》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的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皙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1、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研究的目的; (2)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3)主要研究内容; (4)课题的准备情况; (5)工作进度计划; (6)参考文献。 2、开题报告的撰写应符合科技文献规范,且不少于2000字;参考文献应不少于15篇,(这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学校就是2000字和15篇)包括中外文科技期刊、教科书、专著等。 3、开题报告正文字体采用宋体小四号,倍行距。附页为A4纸型,左边距3cm,右边距2cm,上下边距为,字体采用宋体小四号,倍行距。 4、“课题来源”一栏可选项有:科学技术 、生产实践 、社会经济、经典、自拟、其它。 5、“成果形式”一栏可选项有: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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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二、 1、 2、 3、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1.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现状,意义;2.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3.创新点;4.技术路线;5课题的进程安排。我是学机械的。

第1章 绪论 概述 随着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微电子学和计算机等现代电子技术的成就给传统的电子测量与仪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革命性的影响。常规的测试仪器仪表和控制装置被更先进的智能仪器所取代,使得传统的电子测量仪器在远离、功能、精度及自动化水平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相应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智能仪器控制系统,使得科学实验和应用工程的自动化程度得以显著提高。 作为重量测量仪器,智能电子秤在各行各业开始显现其测量准确,测量速度快,易于实时测量和监控的巨大优点,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型的机械杠杆测量称,成为测量领域的主流产品。 本文设计的电子秤以单片机为主要部件,用汇编语言进行软件设计,硬件则以半桥传感器为主,测量0~500g电子秤,随时可改变上限阈值,并达到阈值报警的功能。称重传感器输出的电量是模拟量,数值比较小达不到A/D转换接收的电压范围。所以送A/D转换之前要对其进行前端放大、整形滤波等处理。然后,A/D转换的结果才能送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并显示。其数据显示部分采用LCD显示,成本低且能很好地实现所要求的功能。 本次课设完成的电子秤的主要优点是: 1、实时测量与监控。 2、阈值修改与重设功能。 3、超值报警功能。 4、测量精度高。 5、显示速度快、准确。 本文设计的电子秤虽然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智能仪器,但是通过它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智能仪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其优异的性能。 本文的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课题的产生背景和本文讲述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主要方案的论证,包括任务的分析实现、硬件和软件的方案设计;第三章详细介绍半桥电子秤的硬件设计;第四章讲述半桥电子秤的软件设计;第五章主要论述调试与分析过程。 看看和你要求一样吗237513901

怎么写开题报告呢? 首先要把在准备工作当中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包括课题名称、课题内容、课题的理论依据、参加人员、组织安排和分工、大概需要的时间、经费的估算等等。 第一是标题的拟定。课题在准备工作中已经确立了,所以开题报告的标题是不成问题的,把你研究的课题直接写上就行了。比如我曾指导过一组同学对伦教的文化诸如“伦教糕”、伦教木工机械、伦教文物等进行研究,拟定的标题就是“伦教文化研究”。 第二就是内容的撰写。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所谓课题背景,主要指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有的课题干脆把这一部分称为“问题的提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这个课题。比如我曾指导的一个课题“伦教文化研究”,背景说明部分里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伦教作为珠江三角洲一角,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她的文化发展怎么样,有哪些成就,对居民有什么影响,有哪些还要改进的。当然背景所叙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既可以是社会背景,也可以是自然背景。关键在于我们所确定的课题是什么。 二、课题研究的内容。课题研究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课题要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我校黄姝老师的指导的课题“佛山新八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以佛山新八景为重点,考察佛山历史文化沉淀的昨天、今天、明天,结合佛山经济发展的趋势,拟定开发具有新佛山、新八景、新气象的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报告及开发方案。”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课题研究的目的,应该叙述自己在这次研究中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想要得到的结果。比如我校叶少珍老师指导的“重走长征路”研究课题,在其研究目标一栏中就是这样叙述的: 1、通过再现长征历程,追忆红军战士的丰功伟绩,对长征概况、长征途中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什么是长征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2、通过小组同学间的分工合作、交流、展示、解说,培养合作参与精神和自我展示能力。 3、通过本次活动,使同学的信息技术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信息素养。 四、课题研究的方法。 在“课题研究的方法”这一部分,应该提出本课题组关于解决本课题问题的门路或者说程序等。一般来说,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研究方法有:实地调查考察法(通过组织学生到所研究的处所实地调查,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情况和自己要了解的内容设置一些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向相关人员调查的方法)、人物采访法(直接向有关人员采访,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方法)、文献法(通过查阅各类资料、图表等,分析、比较得出结论)等等。在课题研究中,应该根据自己课题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课题研究方法,不一定面面俱到,只要实用就行。 五、课题研究的步骤。 课题研究的步骤,当然就是说本课题准备通过哪几步程序来达到研究的目的。所以在这一部分里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课题大概准备分几步来完成。一般来说课题研究的基本步骤不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查阅资料阶段、实地考察阶段、问卷调查阶段、采访阶段、资料的分析整理阶段、对本课题的总结与反思阶段等。 六、课题参与人员及组织分工。 这属于对本课题研究的管理范畴,但也不可忽视。因为管理不到位,学生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有时就会偷懒或者互相推诿,有时就会做重复劳动。因此课题参与人员的组织分工是不可少的。最好是把所有的参与研究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出小组长,由小组长负责本小组的任务分派和落实。然后根据本课题的情况,把相关的研究任务分割成几大部分,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部分。最后由小组长组织人员汇总和整理。 七、课题的经费估算。 一个课题要开展,必然需要一些经费来启动,所以最后还应该大概地估算一下本课题所需要 的资金是多少,比如搜集资料需要多少钱,实地调查的外出经费,问卷调查的印刷和分发的费用,课题组所要占用的场地费,有些课题还需要购买一些相关的材料,结题报告等资料的印刷费等等。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资金作后盾,课题研究势必举步维艰,捉襟见肘,甚至于半途而废。因此,课题的经费也必须在开题之初就估算好,未雨绸缪,才能真正把本课题的研究做到最好。

毕业设计开题报告 1、课题背景介绍 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素有“山东南大门”之称,下辖3区9县,面积1。7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临沂城水资源丰富,纵贯南北的沂河、柳青河、青龙河和横穿东西的祊河、涑河等5条河流在中心城区交汇,位于临沂城区段的沂河橡胶坝长1248米,为世界之最,已被列入世界吉尼斯记录,上游形成的沂蒙湖水面130万平方米,湖水碧波荡漾,面积相当于两个杭州西湖,2001年被国家水利部评定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过去由于只注重工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工作被忽略,市区滨河地段杂草丛生,1片荒芜;挖沙船到处挖沙,使河边变得坑坑洼洼,脏乱不堪;1些不法单位拉来建筑垃圾倾倒在沂河及涑河沿岸的堤坝上,许多工厂将废水也排放到河里,使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污染严重,无法饮用。不少居民也将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使河边变成了垃圾场,1到夏天,熏人的气味扑面而来,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城市形象。 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合理利用充足的水资源,同时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临沂市 *** 决定投入巨沂资规划建设临市区内的滨河区域。 2、课题拟设计研究的主要内容、实验方案 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我这次所报的毕业设计课题为“临沂市沂河沿岸(局部)景观设计”,所以滨水空间的规划、绿化和景观设计是这次课题设计研究的主要内容。 水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因素,自古以来就被赋予多种属性,被当作理想人格的的1种象征,使得其在性、情、景、意交融中充满了生命的灵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水逐渐成为1种根源性的隐喻,是代表自然与城市“合1”的最好模型。可以说水是古代除了封建礼制以外,对城市规划特色形成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从饮用、灌溉、运输发展到现在的提供活动、景观的载体,故滨水空间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当前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建设也陷入了不断趋同、特色危机重重的窘境;在工业化时期几近湮灭的水的特性再次成为 *** 城市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这次设计中应充分利用城市与水的“骨架”与“血肉”关系,因地制宜,融合水与空间、文化的时空联系,塑造出城市的特色与个性,使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景观更加秀丽宜人,市区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改善,最终形成“水在城中游,城在水中立,水体与绿地相互依托并融为1体的丰富多彩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滨水生态城市”而贡献1份力量。 实验方案: 通过对课题所涉及的地区进行实地测量考察,以及搜集查阅相关资料,对设计的方案进行综合严密的验证。从设计理念、设计原则、风水分析、构图分析、植物配置几大方面展开工作,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出合理的方案。 设计理念:沂河贯穿临沂市区,是离城市公共密集地区较近的生态系统之1,是 城市向乡村延伸,乡村向城市渗透的区域,这种渗透体现的是1种人与自然的对话,在本方案中,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1为设计理念。 设计原则:A、生态原则:维持沂河生态环境是进行城市建设的基本门槛。 B、适应自然和社会运动周期的原则:关注人的活动周期和季节 变化,创造出适应季节变化的景观。 C、经济原则:通过设计对环境的改造,创造更舒适的生活环 境,实现其使用价值,同时也带动周围的土地升值。 风水分析:风水上讲究,曲生吉,直生煞,在本方案中,以曲线(主路)来化解直线带来的煞气。 构图分析:本方案设计设计地段位于沂河和其最大支流枋河交汇处,河道比较弯曲,因此在设计中,以北斗7星为主构图元素,根据人文和地理将其分为3个区域: A区:古文化区,临沂市是1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古称琅琊,距今已有2400年历史。闻名中外的汉代帛画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等,就出土在临沂市银雀山下。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春秋时期的曾子、子路,战国时期的荀况,东汉珠算发明家刘洪,西汉经学家匡衡,3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东晋书圣王羲之,南北朝文艺批评家刘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等,有的出生于此,有的在这里生活过,都留下了难以湮灭的印迹。 B区:自然生态区,以沂河自然风光为主题,以生态亲水公园为中心,形成适合休闲娱乐的场所。 C区:沂蒙革命精神区,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为抗击外来侵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3万沂蒙的优秀儿女献身疆场。车轮滚滚的支前队伍、送子送郎参军的动人场面、红嫂的感人故事、名垂青史的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记下了这1段光荣的革命业绩。 植物配置:从人性化、乡土性、生态原则3方面进行植物配置。 3、相关文献综述 中国建材出版社出版,汤振宁编著的《城市河道景观设计》1书,以大量实景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北京,上海,韩国等地的1些优秀河道景观设计,本书内1些优秀设计作品的作者分别为具有丰富施工经验和设计经验的专业人士,使该书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同时该书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前瞻性,给我这次所做的课题提供了很多的参考。 上林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滨水区域景观规划》1书,挑选了如“广州市番禹区桥河——河两岸城市设计”,“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生活服务区设计”等34个典型滨水区域,对照其不同的设计思路历程,阐述了滨水景观规划的设计着眼点。从不同角度,不同细节的解析,使我对滨水景观设计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比如该书中强调的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等要素,因此在这次设计中、使我深入地去了解人们的生理特点、行为心理和视觉感受等方面对景观的设计要求,以便于做出更好的设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沈蔚、李竹等编著《室外环境艺术设计》1书介绍了环境艺术设计这门涉及生态、园林、建筑、结构、材料、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它的实质是以现实条件和自然环境为基础,人性化地对环境进行科学和艺术改善及创造,使之更适应于人们生活、工作和休闲等各种社会生活和人文交流,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阅读该书使我了解了景观设计的元素、手法、进行的基本程序、表达的方法,以及设计的实施,尽可能实现它的功能性、艺术观赏性、科学合理性、经济性。通过学习和研究此书,使我对景观设计有了更专业的认识。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卢新海、杨祖达编著的《园林规划设计》介绍了园林设计的要素、方法、步骤等具体的内容。内容包括中外园林、园林设计的基本理论、园林设计的原则与依据、园林设计的依据,园林设计的依据、构成要素的规划与设计及各类绿地的规划设计。其中我国古典园林创作的优秀手法,布局形式,依据与原则等给我的设计带来很大的启发。 4、预期成果 实施这1工程将使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景观更加秀丽宜人,很好地改善市区人们生活环境现状,整体上提升临沂市的城市品位与城市形象,同时通过设计重塑环境,关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建设1个概念明确的公共滨水地带,完成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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