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业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有关图书资料。那么，关于医学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
[1] 雷激，张明秋，黄承钰，白琳，何中虎. 用体外消化/Caco-2细胞模型观察维生素C和柠檬酸对铁生物利用的影响[J].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08(10)
[2] 邬向东，李平华，陈如圣，全炳昭，罗军荣. 牛初乳中乳铁蛋白的分离纯化及其抗菌活性研究[J]. 江西畜牧兽医杂志. 2011(01)
[3] 高东雁. 丹参酚酸磷脂复合物及其自乳化给药系统研究[D]. 复旦大学 2009
[4] 雷激，张明秋，张勇，黄承钰，白琳. 体外消化/Caco-2细胞模型评价面粉锌生物利用率[J]. 食品科学. 2011(01)
[5] 哈卓，赵丽丽，于晓旭，宗晓淋，毛雅元，张健，李一经，葛俊伟，乔薪瑗，唐丽杰. 重组猪乳铁蛋白N端的高效表达及抑菌活性检测[J]. 生物工程学报. 2010(04)
[6] 张明秋，王康宁，雷激，岳向峰，谢传晓，黄承钰. 体外消化/Caco-2细胞模型评价铁生物强化玉米铁生物利用率[J]. 营养学报. 2009(06)
[7] 陈历俊，姜铁民编着.乳铁蛋白生物功能及基因表达[M]. 科学出版社， 2007
[8] 缪明星，袁玉国，安礼友，赵俊辉，柏亚军，郭磊，成勇. 转基因小鼠乳汁中重组人乳铁蛋白的提取与抗菌活性分析[J].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2009(03)
[9] 杨鹏华，倪凤娥. 常乳中牛乳铁蛋白的纯化及抗菌活性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09(16)
[10] 雷激，黄承钰，张勇，张明秋，白琳. 体外消化/Caco-2细胞方法评价富铁小麦生物利用率[J]. 卫生研究. 2009(02)
[11] 胡宏伟. 国民健康公平程度测量、因素分析与保障体系研究[D]. 武汉大学 2010
[12] 崔淑霞. 长春西汀自微乳化给药系统及其固体化制剂的设计与评价[D]. 沈阳药科大学 2009
[1] 陈晓兰，刘文，张永萍，缪艳燕，刘毅. 开设相关选修课对中医药院校大学生饮食行为影响的调查报告[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4(04)
[2] 蓝蕾，邱霞，刘剑英. 军队在职干部营养KAP与健康状况调查及相关性分析[J]. 中国疗养医学. 2014(06)
[3] 周海秋.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的可行性研究[D]. 吉林大学 2009
[4] 牛洁. 不同山药营养成分分析及品质鉴定[D].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0
[5] 路宗志. 古代食物本草性能的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6] 卢化柱，蒋淼，朱红云. 几部重要食物本草文献概述[J]. 中药与临床. 2013(05)
[7] 刘旭辉，吴承艳，金泰慜. 清代石成金《食鉴本草》考略[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06)
[8] 王峥，孙皎，韩维嘉，白姣姣，贺敏霞，陈丽榕，李敏. 老年糖尿病肾病患者膳食知识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J]. 上海护理. 2014(03)
[9] 宋学岐，刘海青. 黑木耳对中老年疗养员高脂血症的干预效果[J]. 实用医药杂志. 2014(05)
[10] 聂翠芳. 1661名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及健康教育效果分析[D]. 青岛大学 2010
[11] 张迪. 对中医院肿瘤患者食疗行为及饮食知识需求的调查结果分析[J]. 当代医药论丛. 2014(02)
[12] 周巧玲. 西部农村养老问题及模式选择研究[D]. 兰州大学 2010
[13] 申润喜. 《太平圣惠方》食疗方剂的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14] 朱丽瑶. 《本草品汇精要》食物文献的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15] 王攀. 古代抗疲劳食物文献的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0
[16] 白克江. 古代本草中食物功效的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17] 闫雪. 中医药认知度现场调查及睡眠网络调查研究[D].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中医学术发展史一个国家民族的医药学能以其独特的传统绵亘发展了两千余年而历久不衰，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一种医药学能与其民族的历史、文化、科技、哲学等如此紧密地含有存结合，更是绝非偶然。中医药学是由生活在“九州”土地上的中华民族在东方哲学思想的启迪和指导下，并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前贤对于医学问题，始终从自己的背景和立场，由特定的视角进行观察认识，并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进行推理和论断，从而使中医药学发展为这种独特的模式。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是世界之瑰宝。中医学术发展史的撰写乃属于草创，编者的写作依据是历代的医学文献。这些学术资料大都为医学家所手著，应当说这是较为真实、可靠的。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目录（加*者为CSSCI期刊，加√者为权威期刊论文）1、近两年来汉赋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术信息》第74、75期合刊；*2、试述《文心雕龙.诠赋》篇的重大意义及理论成就，《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文心雕龙学综览》编委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摘编论点，第241页，上海书店1995年版；√3、古乐的沉浮与诗体的变迁--四言诗的音乐文学属性及兴衰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从混合到单一：四言诗的文体特征及衰落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5、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海外陈寅恪研究者多次引用；√6、玄学清谈与魏晋四言诗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又见于同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3年第4期；*7、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评张三夕博士的《批判史学的批判》，《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1993年书评卷；*8、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9、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兼论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摘译为英文；《文摘报》论点辑录。*10、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6年第6期；11、魏晋的书法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专辑；√12、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doctrine and new literary style,《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3、传统文化热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14、对承诺制的一点哲学思考，《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3期；15一切哲学都是实践性的--读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辑；*16、士族宗教信仰的分野与南北朝文学的差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8年第10期和《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学术月刊》摘编论点。17、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18、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19、试述《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道家思想，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范缜反佛说质疑，《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1、从阮籍诗文看阮氏信奉或倾向佛教之可能，《运城高专学报》2000年第2期；*22、魏晋的围棋和范汪的《棋品》，《文献》2000年第2期；*23、试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美育与素质教育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4、“即色游玄”的一代名僧--支遁，《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5、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 2001年第1期；*26、中国传统哲学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的现代转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共青团中央编《青年塑造未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2期辑录论点；*27、“言意之辨”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8、中国文学史上东西部文学的交融，《文学评论》编辑部、南京大学中文系编《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29、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真”范畴，《运城高专学报》2001年第4期；*30、陶渊明儒、释、道辨证统一的艺术人格，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1、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研究》2002年第5期，湖北辞书出版社《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32、梁代三家书论述略，《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33、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作者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34、《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35、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的几个源头，《闽南佛学》第一辑，岳麓书社2002年11月版；*36、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37、北凉王段业事迹考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8、对西晋末年道教西入凉州的历史文献学考查，《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39、论两晋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编《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3年1月版；*40、郭店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之比较--以三种《老子》中的仁义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3年第1期；*41、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郭店一号楚墓漆耳杯铭文考释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2、道家思想与汉赋创作，武汉大学中文系编《长江学术》第三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43、和谐与统一——中西方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哲学伦理学评论》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44、玄学的人格本体与魏晋的有无、本末之辩，《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45、何晏著述考，《文献》2003年第4期；46、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概述，《闽南佛学》第2辑，岳麓书社2003年版；*47、《九歌·山鬼》源于祀夔乐臆说，《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48、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魏晋风度二十讲》，骆玉明、肖能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49、论骚体的中国东西部文学交融性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0、出土文献二题（两篇），《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52、美义溯源——由楚简美字看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演变及其特点,《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53、中西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54、南北朝佛教僧侣的文学成就，《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55、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闽南佛学》2004年第1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56、“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2006年《中国学术年鉴》《中国文学年鉴》有摘编）；57、佛教与佛学的分与合，2005年12月厦门大学佛学中心编《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面面观》，刘泽亮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版；58、“心无义”与以玄对山水——论“心无义”的形成及其与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关系，香港浸会大学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9、《全辽文》与辽代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版；《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60、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61、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新，《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7版“文学遗产”副刊；*62、楚简文献与先秦的文艺发生论——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五至”说起，《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63、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64、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65、谢灵运的佛教著述，《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又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6、唐代的著名文僧南岳玄泰禅师及其《畲山谣》，《禅和之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版；*67、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68、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69、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国文学研究年鉴》2007年；*70、《孟子·尽心下》“二女果”试解，《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71、《天问》的写作时间及地点推测，《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又见莫砺锋编《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72、客观的总结和辨证地扬弃——韩非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诸子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73、“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74、由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75、韩非对儒、墨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76、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77、以德为本，实至名归——关于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思考，闽南佛学院编《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2月版；*78、“四书”进中学课堂刍议，《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国学版”（第12版）。*79、让国学真正热起来，《光明日报》2008年5月26日“国学版”（第12版）；*80、《论语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第4—10页）。*81、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教影响探讨，《文史哲》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8年第11期；*82、丑义溯源，《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83、《郭店楚简的“道”与“ ”》，《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84、性、情论——由新出楚简中“性”“情”二字形义引发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85、繁钦《与魏文帝牋》的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86、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国的诸子学，《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87、庄子与颜渊，《诸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2.《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3.《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4.《〈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5.《〈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6.《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7.《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8.《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9.《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10.《〈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11.《〈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12.《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13.《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14.《〈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15.《〈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16.《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17.《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18.《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19.《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20.《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21.《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2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3.《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24.《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25.《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26.《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27.《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28.《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29.《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30.《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31.《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32.《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33.《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4.《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35.《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36.《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7.《〈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38.《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39.《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40.《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41.《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42.《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43.《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44.《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45.《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46.《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47.《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48.《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49.《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50.《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51.《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52.《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53.《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54.《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55.《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56.《〈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57.《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58.《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69.《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60.《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61.《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62.《〈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63.《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4.《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5.《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6.《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7.《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68.《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69.《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70.《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71.《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72.《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73.《〈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74.《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75.《〈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76.《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7.《〈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78.《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79.《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80.《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81.《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2.《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83.《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84.《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85.《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86.《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87.《〈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88.《“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89.《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0.《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1.《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92.《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93.《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94.《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95.《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96.《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97.《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98.《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9.《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100.《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101.《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102.《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3.《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104.《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105.《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6.《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107.《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108.《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109.《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110.《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111.《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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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内容摘要】：新课改倡导的探究性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但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学生问题意识的缺失。学生问题意识的缺失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制约了其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就历史教学中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问题意识缺失的原因以及解决对策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导致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教育目标的限制、教师知识权威的扼杀、传统教学方式的束缚、师生知识观念落后、学生提问技巧欠缺、教材的编写落后等。改变当前这种状况，需要倡导民主的、合作的、开放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旧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评价方式，进行问题思维训练，教材能有新的改进等。【关键词】：历史教学，问题意识，缺失，原因，解决对策一、历史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既是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情感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激发学生的探索积极性，这是对学生创新精神的肯定，只要长期坚持就可形成学生正确的价值态度和价值观，为学生的下一步历史学习打下基础。美国心理学家雨蒙认为，当一个人接受一项任务，但又不知道如何完成时，他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问题。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构建过程，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辅助条件，去构建新的思想和概念，而当学生已有知识不足以生成和构建新的知识和概念时，新旧知识之间将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就表现为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科学之门的钥匙，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的火花，没有问题，就没有学生学习探究的动力。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教育过程是一个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统一，双方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学生全程参与、内心体验、形成态度、构建价值观的教育全过程。而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可较好地形成学生的全程参与、内心体验、形成态度和构建价值观，这与是否形成学生的良好品德、健全人格的形成即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密切关系。所以，问题的生成和解决，是新课程学习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重要环节，是学生知识积累、能力发展的逻辑力量，是生发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的种子。在传统历史教学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由教师操纵，学生的求异思维长期得不到发展。因此，在新课程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培养。二、历史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1、传统教育目标限制。我国传统的教育是把知识的传授与掌握作为主要目标，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学生教得没问题了，即我们的着眼点在教“是什么”上，在解决问题上，以致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意识越薄弱。另外当今的高考、中考制度，使许多学校把追求高升学率作为奋斗目标，偏重于应试教育，偏重于通过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加重负担来赢得成功和声誉，从而忽视对问题意识的培养.2、教师知识权威扼杀。在发扬教学民主的今天，“师道尊严”仍蛰伏于很多人的思想深处，课堂上大多数教师仍是知识和身份上的绝对权威，教师是知识和资源的垄断者，提问是教师的专利。他们滴水不漏地对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概括，所谓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提问心理构成了威胁。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为了有力地控制课堂，学生的一切言行都得听他们的指令，必须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判断学生言行的对与错。做学生的失去了思维的自由，失去了言论的自由，只剩下对权威的盲从，轻而易举地扼杀了学生本来已经很弱的问题意识。3、传统教学方式束缚。传统的接受式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课本为中心”，教师独占讲台，唱“独角戏”。“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限定学生的行为，控制学生的思路，限制学生的学习自由，指定学生的学习任务。师生交往多由教师启动，教师主宰着师生、生生交往的内容和范围。”还有课堂上的时空、纪律等的限制，这些都使学生的思维和意识失去了一种自由的状态，参与的主动性受压制，学生的问题意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4、师生知识观念滞后。主要指知识观和学习观存在问题。在知识与学习的结构中，我们注重的更多的是显性知识的学习，即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而对于知识的另一种重要形式——缄默知识却缺乏关注。“缄默知识就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相当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也可称之为‘日用而不知’的知识。”缄默知识是镶嵌于实践活动中的，是情境性和个性化的，是不被充分注意的知识。在固有的知识观指导下，我们的学习偏重于向老师、书本、课堂学，偏重于传授和接受，而教学活动中大量缄默知识被师生忽视。师生对缄默知识的无知影响到教学中问题的探究和体验，无法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学生主体精神和能动性的弱化，问题意识、探究能力、创新思维因缺少开发训练而逐渐萎缩。5、学生提问技巧欠缺。陶行知先生在一首诗中曾说“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可见，提问并不容易。在课堂上学生不能质疑，不敢质疑，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知如何质疑。问题意识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则是一种能力。大多数学生课堂上都会有思维的困惑，但对提问的方式、方法，内容叙述的要求等没有掌握。有时即使对某种现象产生了疑问，但害怕提出的问题过于浅显或落俗而遭人讥笑，顾虑重重，于是乎选择了沉默。6．教材是制约学生问题意识发展的媒介因素。我们的教材在编写内容上（特别是高中历史教材）往往无法反映学科特点。历史教材过份强调理论，而缺少精彩详细的史实描写；过分地政治化，缺少生活化；过份地文字化，缺少图片的感官刺激；观点过份地固定化，缺少对立的史学观点及最新的史学趋势。学生在平淡与单一的模式下，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考，问题意识在逐渐淡化，创造力在不断消磨。三、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解决对策1．学会教学民主，创设提问环境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说“学生只有在紧密、融洽的师生关系中，才能对学习产生安全感，并能真实地表现自己，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课堂教学民主气氛是建立心理安全环境的基础。民主、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会使学生的情绪处于最佳状态，诱发学习欲望；而过于严肃、单调和呆板的课堂气氛则会影响学生的智力活动，抑制学生的主动性。可见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前提。为此，教师要俯下身子，去倾听学生的心声。哪怕学生提出的是琐碎而又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问题，或者是突发奇想的“怪论”，教师也不应当加以指责。有了良好的问题环境，学生才会敢“问”敢“答”，才会畅开言路。2、激励大胆质疑，善待提问行为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激励就是设法让客体积极参与的过程。激励一旦形成自励、他励、互励的统一，学生的主体精神就得到了弘扬。作为学生学习的主导和促进者，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地看，认真地听，设身处地地感受学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积极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允许出错，允许保留意见。对学生提出的意想不到的“高见”，要及时采纳并充分给予肯定。特别是学生提出的问题对权威如书本、教师等构成挑战时，我们应毫不含糊地肯定其敢于质疑的精神。只有当学生的提问行为受到保护时，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自由呈现。3、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进。特有的历史魅力、先进的教学手段是学生产生强烈问题意识的保证。在教学中，教师要示范以方法和手段，积极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从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向学生自己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转变，达到“无疑处生疑”，提高历史问题意识的学习功效。主体探索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历史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教师要善于挖掘历史学科中蕴含的美育因素，以历史学科本身特有的效力去吸引学生，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历史美、欣赏历史美、再现历史美，进而达到创造历史美的境界。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历史问题意识可以不断得以形成，并达到习惯化。4、教学评价方式、手段及内容的多元化。必须改变以往只重视基础知识与解题方法技巧的状况，改变只重视书面的状况，改变只重视结果的状况。在平常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布置一些这样的作业，如让学生阅读教材的某些章节，然后就这些章节提一些问题；或者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内必须提出一些富有创造性的问题等。甚至我们可以在平常的考试中出现让学生阅读了某段材料后进行提问的题目。5、问题思维的训练。问题意识的出现并非灵光乍现，而是脱胎于个的长期积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问题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大量的知识积累。对历史学科来说，知识储备的缺少必然会制约问题的产生，想要孕育一个创造性的问题需要的是广泛长期的准备。在平常的学习中应该鼓励学生广泛地阅读相关的课外书籍，广博地摄取不同的思想观点，在内心不断的碰撞、冲突与矛盾中共融与升华，这才能为创造性问题的产生提供基础，发展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的。为了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在重视知识的传授与基本史学能力培养的同时，可以设置一段时间或者一节课，鼓励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知识与联想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教师要尽量去欣赏与理解学生的问题。（2）在平常的学习中，在学生广泛阅读相关知识的同时，鼓励学生把自己在阅读中的问题记录下来，集中时间，教师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评比出“伟大的问题”，并且进行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享受问题提出与解决的乐趣。6．教材编写的改进。教学要促进学生思维就应当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教材编写应当引起学生产生问题。一般而言，问题往往产生于具体的情景、不平常的现象、奇异的事物、引起矛盾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中解决不了的事情中。我们的历史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简单的史实叙述，大量的理论分析；大量的文字叙述，少量的其它史料等状况。在教材的编写中要注意创设造成问题的情景、说法、事例，可以充分利用历史学科本身的优势，如丰富的史料，不同的史学观点，史实中的相似事件等。参考文献：1.殷世东，伍德勤《新型课堂秩序及其重构策略》，《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学刊》出版社，2004年第8期，第37页2.石中英《关注缄默知识 深化教学改革》，《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刊社，2004年第3-4期，第38页3.肖川 《想· 思考 ·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刊社，2004年第17期，第13页·J·斯塔科著，刘晓陵、曾守锤译：创造能力教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钟启泉、崔允郭、张华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现在的中医，是中医西医化，说好听是「科学化」，实际上是西医化。怎么没本事让西医中医化呢？中国人可怜啊！【中医界急缺人才，中医的教育有很大问题，我们的中医药大学里，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正在教授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庸才。】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西医西药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不过这是标标准准的迷信。何谓科学主义？就是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都作为绝对的价值标准进行信仰，而不是将其看作只是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一种相对有效的途径，进而排斥任何其他非科学的认识自然事物的途径，并要求所有的非科学文化接受科学的阐释与改造。一句话，科学主义就是极端的科学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必然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即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以科学为标准怀疑和否定一切非科学的认知自然事物的途径，凡是那些不合符逻辑思维的、建构性实验研究的、概念性理论形态的都要被废弃，或者接受科学的改造。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不说，在当下与科学并存的非西方文化就会因这种信仰而遭殃。这就是中医为何会在中国不断地遭受来自中医学界内外的怀疑、异化、贬低和否定的原因。新生代的中医家队伍从小接受的就是学科学、讲科学和爱科学的科学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只有科学知识，虽然在大学学习阶段接受了与科学异质的中医理论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是处在边缘化的，是从属于科学知识的。科学主义的疫毒内陷于每一位中医先生的心中，使得他们只能以科学的标准去要求中医，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发展中医。在文化属性上，将中医纳入科学之中，但这种“科学”不是显在的，因为中医理论思维和形态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理论大异其趣；那么，这就要充分挖掘中医的“科学内涵”，证明其内在的“科学性”，改造其“自然哲学式的形态”，使其由隐性的具有“科学性”的医学转化为具有显性的“科学形态”的医学。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家队伍在科学价值的驱使下，不再是去研修中国古典文化强化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将中医理论及其诊疗形态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用西医和现代科技既有的逻辑思维、建构性实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性理论形态去让中医改头换面。从此，科学主义就像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树立在中医家队伍的自我意识与中医理论之间，使得他们只能游离在中医理论之外，成为一个外在中医的看客。要想拯救中医，就必须拯救中医家队伍；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除了要推动其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里固本筑基之外，还需要驱逐内陷于其心中的唯科学主义疫毒；要想驱逐唯科学主义的疫毒，就必须大力剖析科学认知自然事物的缺陷以及由之而来的弊端和危害性，彻底消除笼罩在科学之上的无暇的真理光环，将其打回低级地认始自然事物的原形。因此，我们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医，就必须和西方文化进行斗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进行斗争，根除中医家队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感染的现代化疫毒，将他们从科学的迷信中拉扯出来，重新树立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意识，进而推动中医的传播与发展。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而且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有称“综合医学”或“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理论层面有：中西医比较研究及发展史研究；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目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学科职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族结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特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知识构成；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探索；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践层面有：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保健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体系研究。方法论层面有：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研究；中西医结合技术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领域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研究；哲学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数理统计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却仍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绝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含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包括临床与基础)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保证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居国际领先地位。(五)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六)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七)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将更加普及，进一步形成“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的社会共识。(八)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你准备给我加多少分啊
就学了这么点东西，写什么论文。连中医皮毛的皮毛都没摸着呢
1. 期刊论文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现状及发展策略 - 致富时代（下半月）2010(12) 2. 期刊论文 我国医药行业实施电子商务现状及对策研究 -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2(6) 3. 学位论文 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2006 4. 期刊论文 浅析电子商务在医药行业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 中国科技博览2010(1) 5. 学位论文 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 2006 6. 期刊论文 我国医药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 中国药房2003, 14(3) 7. 学位论文 WTO与我国医药行业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2001 8. 学位论文 中国医药行业并购绩效研究 2006 9. 学位论文 天津市中医药行业信息服务发展策略的实证分析 2007 10. 期刊论文 医药行业OTC新产品的终端现状及策略原则 - 中国集希望能帮到你~我也在写O(∩_∩)O~
中国医学论文参考文献一、中国医学论文期刊参考文献[1].引用习惯对中文期刊零被引率的影响分析——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10年载文为例.《科技与出版》.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6期.孔朝霞.陈璐.[2].《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10年发表中国医学科研论文分析与思考.《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5期.李晶.[4].应当慎重对待零被引论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3期.孔朝霞.陈璐.[7].互联网+医学教育开启“人卫开放大学”之门中国医学数字教材与慕课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出版》.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16期.王运平.[8].中国医学、法医学与解剖学关系之探析.《医学与哲学》.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23期.陈琦.[9].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在京成立.《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年9期.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员部.[10].中国医学中的信息、系统和复杂性思想.《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4期.邬焜.二、中国医学论文参考文献学位论文类[1].基于LibQUAL+®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被引次数：1作者：周琴.情报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2013（学位年度）[2].国内医学文摘系列刊物发展对策研究.作者：魏民.情报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2010（学位年度）[3].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分卷方剂学数据库建立的研究.作者：陈桂卿.中西医结合基础内蒙古民族大学2012（学位年度）[4].近代日本汉洋医学之争探析——兼论日本岛国文化的特点.作者：邹小凤.世界历史四川师范大学2012（学位年度）[5].德贞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被引次数：2作者：高晞.专门史复旦大学2008（学位年度）[6].中国医学作者撰写的英文研究性论文前言部分的体裁分析.被引次数：4作者：梁少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第四军医大学2005（学位年度）[7].《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医观念中的人文世界》英译实践及译后总结.作者：楼佳伊.英语笔译浙江师范大学2015（学位年度）[8].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干细胞移植中心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被引次数：1作者：宋阿霞.内科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2010（学位年度）[9].五行学说与《黄帝内经》——论五行学说是怎样与古代中国医学合流的.被引次数：2作者：罗曼.中国哲学上海师范大学2009（学位年度）[10].当代中国医学 精神的模式构建及其实践意义.作者：许启彬. 学东南大学2008（学位年度）三、相关中国医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1].《Scientometrics:AnInternationalJournalforAllQuantitativeAspectsoftheScienceofSciencePolicy》,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2]Adynamicmultiplereactionmonitoringmethodforthemultiplecomponentsquantificationofcomplex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preparations:.《Journalofchromatography,A:Includingelectrophoresisandotherseparationmethods》,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3]Identificationofrawcuscutaesemenanditsprocessedproductsbyhighperformanceliquidchromatography/diodearraydetection/.《Journalofliquidchromatographyandrelatedtechnologies》,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4]Quickdetec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tractylodisMacrocephalaeRhizoma'《LaserPhysics:AnInternationalJournaldevotedtoTheoreticalandExperimentalLaserResearchandApplication》,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5].《TrAC:TrendsinAnalyticalChemistry》,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6]《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rmophysics》,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7].《Journalofthermalanalysisandcalorimetry》,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8]Determinationofxanthatinbyultrahighperformanceliquidchromatographycoupledwithtriplequadrupolemassspectrometry:《Journalofchromatography,》,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9]Acombinationofpharmacophoremodeling,.《Biomedicalmaterialsandengineering》,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10]《Journalofappliedstatistics》,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四、中国医学论文专著参考文献[1]《中国医学大成》研究.曹丽娟，2011中国庆阳2011歧黄文化暨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学术会[2]《中国医学文摘中医》2011年度摘录基金文章统计.魏民.王梓宁.李琳.庞玉萍，201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2011年学术年会[3]曹炳章与《中国医学大成》.曹丽娟，2010“医家传记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4]中文医学影像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以《中国医学影像技术》为例.杜艳霞.史晓娟.孙超.赵娜，2015第十三届(2015)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5]从文献计量角度聚焦中国医学科技发展现状——中国医学科技国际论文计量分析.王敏.张玢.李海存.刘晓婷.许培扬，2009第九届全国科技评价学术研讨会[6]曹炳章与《中国医学大成》.曹丽娟，2010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第十三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7]《中图法》四版“中国医学”类目设置质疑.任书俊，2009安徽省高校图工委文献信息委员会2009学术年会[8]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