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一篇我精心准备的法学论文，探究行政复议中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欢迎各位法学毕业的同学进来看看哦!
【摘要】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发源于德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紧接着便在民事诉讼、行政上诉等上诉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在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其他复审制度也蔓延起来，因而这一原则也成了复审制度中的普遍性通用的原则。我国也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先后在刑事诉讼、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中确立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尤其在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更加的值得讨论。
【关键词】 不理变更原则;行政处罚;行政复议
在复审制度中运用禁止不利变原则，是世界各国的趋势。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当事人不满原机关的处理结果，将相关案件提交复审机关，复审机关复审的结果，一方面不能增加复审申请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不能降低复审申请人的既得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原则上，相较于原机关的处理结果，复审机关的复审结果不能使当事人的处境更加的不利。
一、我国关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相关规定
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世界的发展趋势一样，我国在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中首先使用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上诉不加刑”原则。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从而在我国正式确立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第190条，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了同样的规定。199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虽然对禁止不利变更没作任何解释，但该《意见》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机关应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根据对该条规定的内涵的理解，它其实是隐含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精神的。至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规定得非常清晰明了，《解释》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对行政机关未予处罚的人直接给予行政处罚。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首次确立了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该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引入了这个原则。该条例第51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但实践中如何适用，却没有可以借鉴的。但是该条对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规定是比较抽象的，在具体的实践中是没有可以借鉴的意义的。
二、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内涵以及确立的依据
行政相对人不满具体行政行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审查的过程中，不能增加复议申请人的处罚结果或使其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样也不能减少复议申请人的已经得到的利益。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只适用于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的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如果行政复议是由行政处罚中的违法行为的被害人提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第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适用于撤销和变更的裁决。复议机关的复议结果，一般有维持、撤销和变更三种情况。但是较复议前相比，维持不会使当事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而撤销和变更则有可能将复议申请人置于较复议之前更为不利的境地。所以在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就是将范围限定在复议裁决撤销和变更内容。
为什么在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它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对于是否应当在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学理上存在截然不同的几种观点：(1)反对在行政复议中使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该学说认为，复议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的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的职权行为，不应该受到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的影响，所以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复议机关可以作出对当事人更加不利的决定。(2)支持在行政复议中使用禁止不利变更禁止。该学说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行政复议是行政救济的方式之一，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将复议申请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那么与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的本质是不符合的。(3)在行政复议中是否使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应该根据复议机关的性质不同而不同。[1]
笔者支持在行政复议中实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首先，行政复议不是完全的监督功能。行政复议是指行政复议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对相对人不服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除了不予受理外，复议机关是不能拒绝当事人的申请的。而根据宪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功能与行政复议机关的中立性是不同的。其次，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的启动是源于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也就是说，行政复议是一种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而应申请的行政行为的本质又是授予相对人某种利益，所以行政复议中应该使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再次，《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最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应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保证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稳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各自的义务，实现各自的.权利。不仅行政相对人应当尊重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得任意请求变更、撤销或废止受拘束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行政主体也必须尊重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得任意变更、撤销或废止所作的行政行为。 三、行政处罚中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
参照刑事诉讼“上诉不加刑”以及复审制度中禁止不利变更等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做法，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也有些原则性的通用的做法。
当行政机关对共同违法的数人作出行政处罚，行政机关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应当对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为作出全面的审查。经过审查，如果确实认为原裁定应当予以变更的，不仅不能加重提出复议申请的被处罚人的处罚，也不能加重未提出复议申请的其他被处罚人的处罚。前面的情况，如果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原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行政处罚确实较轻，根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精神，行政复议机关原则上应当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不能直接变更原处罚决定，加重对复议申请人的处罚。更重要的是，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处罚，责令原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行政机关也不能加重被申请人的处罚。但是如果原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其他合法权利，那么行政复议机关不应当受到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限制，而应该撤销原行政处罚或者合理的进行变更，这是行政应急性原则。[2]
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为数个违法行为的合并处理，复议机关在审理时，如果确实需要变更原处罚决定，那么当然也是要贯彻适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这点可以参照刑事诉讼中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但是如果是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警告等七种。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孰轻孰重如何来认定?原则上，行政复议机关不能改变原处罚决定，使复议申请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决定。比如不能将罚款变更为行政拘留。
根据《条例》第51条的规定，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限制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但是在行政复议中，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是要求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的，而不是限定在行政复议申请的范围内。问题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复议机关发现原行政行为仍然存在违法或不当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理?前文笔者已经指出，支持在行政复议中适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于行政复议对行政相对人来讲的救济性。但是在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之外的审查，在于行政机关的监督功能。因此，原则上笔者赞成在此情况下运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但是，如果第三人没有申请复议，行政复议机关是不能作出对他不利的决定的，而对于复议请求范围外存在的问题，则应该在行政复议之后，用其他方法来改变原行政决定的违法或不当之处。
参考文献：
[1]王锴 论行政复议中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昆明)，2009(03)：127
[2]胡肖华，张坤世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J] 法学论坛(济南)，2003(06)：80
论行政处罚原则帮帮忙
1.郭润生、宋功德：《论自由裁量权》，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1997 年第 3 期。2.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3.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4.袁曙宏：《行政处罚的罚没、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年版。5.傅国云：《公平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价值定位及其实现》，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 年第 2 期。6.毛光烈：《试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7.黄贤宏：《行政法与行政程序》，载《江汉论坛》，1999 年第 7 期。8.江必新：《用程序捍卫公平正义》，载《新华文摘》，1999 年第 10 期。9.马骏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载《法学评论》，1998 年第 6 期。10.皮纯协：《行政审判的困境与改革思路》，载《法学家》，1998 年第 2 期。11.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只要格式差不多就OK了怎么也要论述个五点七点一定要用三段论再看看相关的书这个是必须的基本每页都必须引几句相关著作的不要引用网络或者报纸的建议你看看师兄师姐的相关论文依葫芦画瓢即可
就用下边论文的格式[摘要][关键词]一、行政主体的概念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分析三、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四、我国行政主体的改革设想。[参考文献][1] 江永清．《行政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5-51页[2] 江永清．《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63-82页[3] 徐继敏．《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6年：109-133页[4] 马怀德．《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26-48页[5] 皮纯协．《行政处罚法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94-107页[6] 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94-106页[7]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92-117页[8] 雷新华．《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监督》载《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页[9] 庞京城．《论行政监督》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32-34页[10] 石东坡 《论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完善》载《云南行政学院报》．2001年，第1期：45-46页[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春萍老师的精心指导，刘老师从开题的论证直到最后论文的撰写都给予了特别细致、耐心的指导，使本人得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在次，我对刘老师在次论文撰写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呵呵，还得写个大概呢？你总得提供一个基本的写作方向吧！是民法、商法还是什么的。呵呵，如果写个论文的话，现金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还是自己多问问老师吧
1泛论,引出立意所在,2把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观点自网上抄下,罗列其中,3分析2中的利弊得失,4你的观点,泛论分析比较,5结论:自己总结加上立杆见影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行政处罚的公开原则包括以下内容的公开：一、行政处罚的依据要公开。也就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规章就要事先公布，让人民了解。二、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过程要公开。也就是给予什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是什么要公开。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公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法律分析：行政处罚必须公布。《行政处罚法》当中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同时还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法律分析：《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公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机制，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予以公开。
将会撤销学士学位证书，如果抄袭情节严重，那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根据教育部近日发布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每年进行一次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对于个人：
《办法》要求，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高校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对查实的应依法撤销已授予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
对于学校：
《办法》强调，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毕业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高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本省域内予以通报，减少其招生计划，并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对连续3年抽检存在问题较多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培养质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责令其暂停招生，或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权点。
抽检流程：
该负责人介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名单，抽检论文覆盖本地区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分初评和复评两环节。初评阶段，每篇论文送3位同行专家，3位专家中有2位以上（含2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毕业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
3位专家中有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将再送2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复评阶段，2位复评专家中有1位以上（含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将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
其余都为合格论文。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教育部启动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每年一次
收到学校的处罚通知之后千万别盲目做决定，别立即买机票回国，如果学校给你处罚了签证上是会有不良记录的，下次你再想入境澳洲申请签证很大概率会被拒绝。首先要质疑学校的质控是否属实，切忌盲目解释，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和方案，往往是说多错多，越描越黑。找到你的国际辅导员和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进行沟通，只要有机会解释，就争取尽量申诉，让学校通过你的论文。
学生涉嫌学术不端给予留校察看一年，起到了预防学生在学术论文方面作弊的警示作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5月30日发布了一篇通告，具体内容就是说他们学校有两个学生，在做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的时候作弊了。
西电在通告中，说我们学校收到了有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雷某某和卢某某，存在学术不端正的问题，然后经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当然了本文中，西电并没有详细说明，到底是谁去向学校反应的关于这两名学生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造假的事情，也许是出于对举报人的保护，其实关于学术不端的事情，各大高校相继爆出不少。
在西电的通报中，明确指出，雷某某和卢某某两名学生，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代码，并通过购买的代码完成了毕业论文，和部分的实验结果，显然，这其中存在一条很大的利益链条，通报中并未过多提及。
最后在通报中，学校研究决定给予雷某某、卢某某两名学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期间不得申请学位，同时取消卢某某研究生推免资格。
在处理决定这 一句话中，可以看出，卢某某和雷某某，虽然在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上作弊，但是也受到了很严厉的处罚，首先说【留校察看一年】这就意味着，推迟一年毕业，而且毕业档案上也会记录，对个人的前途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第二个处分【取消卢某某研究生推免资格】，这是什么意思呢，【研究生推免】：意思就是指不参加研究生考试而直接读研的一种形式。这个意思用直白的话来说，本来这个学生卢某某，可以不用参加研究生考试，而直接被学校保送研究生，结果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取消了卢某某的保送研究生资格。
根据国家规定，建议免试的研究生，应按照国家教育部关于推荐部分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研究生，而学生卢某某就是属于这种保送研究生，如果不出这个事情，卢某某在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被保送研究生。
最后在通报中，学校表示以后会加强关于毕业生在论文和毕业设计上的管理，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说对很多大学毕业生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
西电事件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有哪些警示作用
一、震慑
学术不端的事情，一经被查实，对于学生的打击是很大的，首先档案上留下了污点，已经取得的毕业证或者是研究生资格、博士学位、硕士学位，都会被取消，所以严厉打击学术不端，可以震慑那些想要在论文和毕业设计上面作弊的人，也让所有学子们引以为戒！
二、学术把关不严的追责对学校的警示
学生在毕业论文和设计上作弊，如果审核老师没发现，通过了，之后被查出来，比如【翟天临】事件，不但已经取得的学位被取消，就连他的导师都被取消了博导资格。相关的学校方面责任人都受到了处罚，所以打击学术不端，对学校相关的老师也是一个震慑和警示。
三、各大高校屡次爆出学术不端事件对教育部门规范和加强监管的警示
这些年，关于学术不端的事情屡屡发生【厦门大学、天津大学两硕士论文雷同事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术不端事件】、【科技部通报24起部分高校医学科研诚信案件】、【影视明星翟天临论文造假事件】、【清华大学博士生学术不端被撤销学位事件】、【中科院女博士黄凌琳学术造假被撤销博士学位事件】等等关于学术不端的事件相继被爆出，那么这也对教育部门关于这方面监管漏洞的警示！
学生涉嫌学术不端给予留校察看一年，起到了对学生在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方面不能作弊的警示，也给负责毕业论文审核的老师一个警示，如果故意放水，那么一旦查出来，就会饭碗不保！
论我国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钟华燊 【摘要】： 累犯制度由来已久,世界各国刑法对其都作了规定。在我国,该制度的最早渊源,参见《尚书》中有关“怙终贼刑”之规定。从此,在我国各朝代的法典中,累犯制度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的累犯制度,发端于古罗马法中所确立的,对重新犯罪的行为人予以加重处罚的规定。就累犯制度的基本类型而言,有普通累犯制、特殊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我国采第三种方式,即累犯包括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 我国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作了规定,这是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认定特殊累犯并对符合其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从严处罚的法条依据,也是我们研习特殊累犯制度的法律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不足之处也渐趋明显,主要表现为法律规定的严重滞后、无法充分实现特殊累犯制度设置的目的等方面。本文从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入手,在对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作了简要介绍后,重点分析了该制度的几个不足之处,并就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约2万字。 第一部分是我国刑法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在分析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过程中,结合特殊累犯的构成要件,阐述了该制度在实现刑法打击和预防犯罪目的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写作主题——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缺陷,应当予以改进和完善,为第二部分的进一步探讨埋下伏笔。 第二部分是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在前一部分介绍了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特殊累犯制度的相关规定之后,本部分具体分析了该制度的几个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可以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过于狭窄;(二)规定特殊累犯(甚至是普通累犯)不得假释,缺乏合理性;(三)条文用语不够严谨、周密;(四)将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没有科学性等四个方面。 第三部分是完善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几点建议。在分析了我国特殊累犯制度的几个不足之处后,笔者大胆地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些拙劣的完善建议:(一)扩大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二)应明确特殊累犯亦可以假释,但条件可以适当从严;(三)将《刑法》第65条中的“刑罚执行完毕”改为“主刑执行完毕”;(四)扩大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范围,明确单位可以成为特殊累犯的犯罪主体。 第四部分是小结。在分析了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后,结合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笔者在这一部分对我国刑法规定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有关条文表明了整体的修改意向,以求能够为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起到一定的作用。【关键词】：特殊累犯 危害国家安全罪 毒品犯罪 有组织犯罪 多次累犯 单位累犯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0【分类号】：【DOI】：CNKI:CDMD:【目录】： 内容摘要6-8Abstract8-11引言11-12一、我国刑法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12-13（一） 前罪和后罪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12-13（二） 必须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再犯罪13二、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13-18（一） 可以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过于狭窄13-14（二） 规定特殊累犯（甚至是普通累犯）不得假释，缺乏合理性14-16（三） 条文用语不够严谨、周密16（四） 将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没有科学性16-18三、完善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几点建议18-33（一） 扩大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18-281. 为何要扩大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18-192. 成立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应如何扩大19-28（二） 应明确特殊累犯亦可以假释，但条件可以适当从严28-29（三） 将《刑法》第65 条中的“刑罚执行完毕”改为“主刑执行完毕”29（四） 扩大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范围，明确单位可以成为特殊累犯的犯罪主体29-33四、小结33-35致谢35-36参考文献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